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我的生平（1932）
第十一章 留德二
正确观点的绝对必要——“岂天本为蚊蚋生人？”——屈费尔与达尔文的观点的比较——新唯物论的学说——产业革命前的英国状况——纺纱机与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世界史上最可怕的大惨剧——政治上的变迁——法律上的变迁——无产阶级在文学上和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在经济学上和文学上的代言人——胡适博士的错误——历史中决定一切的最后的要素——多元论与新唯物论的两个图解——“矛盾逻辑”——“历史不外抄袭旧文”——形式逻辑的公式，例子及其批评——“一切流动”——人类发展的过程——奴隶制与社会主义——“依照概念去规正对象”——“奶媳妇”的故事——袁枚与胡适博士的笼统话——“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一个“劳工代表”的话和胡博士的“祖孙方法”——野生牛马和岛类的关系——猫和继母花及红刍的关系——测量人类一切忧患，缺乏和满足的标准——“天下之至动”——老子，庄子，列子，孔子的宇宙观及其批评——矛盾是否存在的问题——正反合的发展——反和反之反的真意义——“斯须变幻为苍狗”——塞住了他的喉咙——“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渐变与突变——大胆的“真理”的制造者——妄乞灵于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与突变说——新近发见的大批突变的事实——轰动一时的曼德尔主义——善选突变物种的柏班克——多甫里斯的突然变异说——新近对于生物作突变试验的几个学者——自然真太糊涂了！——数量变化引起性质变化的化学分子式——协作中新的力的产生——拿破仑的骑兵和曼麦琉克人打仗的故事——性质变化引起数量变化的例子——《吕氏春秋》的谬论——胡适博士个人主义的批评——马赫的言不顾行——胡博士的言不顾言——“我比长安远九千”——一秒钟走十万八千哩——光小姐从星球下嫁与太阳先生中途勾引的秘闻——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眼法——是非善恶的问题——墨子对儒家的攻击——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三种道德——相对与绝对——胡博士的相对论——相对论的流弊——胡博士相对论的根据及其批评——三种几何学说与假设的问题——把胡博士装成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由相对的真理进为绝对的真理——“两位大师”和一个弟子都看不见相对的真理——胡博士新近的错误——黑格尔和卡尔的“矛盾逻辑”不同之点——“拿破仑威而不廉！”——好一个指点迷途的大教主！——还是先面壁十年罢！——故意造出一个恶名词——用方法“牵着”人们的“鼻子走”——实验主义的总评价——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口乱骂——实验主义与“矛盾逻辑”“联合战线”的问题——实验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比较观——革命的“矛盾逻辑”和反革命的实验主义——唯物的一元的“矛盾逻辑”和唯心的多元的实验主义——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矛盾逻辑”的实在论——实验主义的实在论——胡博士对于实在的大批例子及其批评——“对于自由意志有本能的信仰”——“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借着脑子去发见客观的真理——把有用和真理看做同一物——实验主义怎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呢？”——实验主义者所谓有用与否的标准——“玄学方法”的徽号还是收回自用罢？——我劝你首先把逻辑来研究”
我既从读书中找出一个读书方法，复利用这种方法选择一种正确的观点，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观点不正确，即看不见一切事物的真相，虽有天大的真理也会熟视无睹。《列子·说符篇》载：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这一段话表见田氏和食客千人反不能像一个十二岁的童子一样发见真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前者从人类得天独厚的观点出发，而后者则从万物与人类并生的观点出发，故结果一则谬误，一则真切。可见正确的观点是探求真理的基本条件。
又如著名的动物比校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创始者居维叶（Georges Cuyler 1769—1832）虽明知变成化石的的动物和现今存在的动物种属全然不同，即各地层的种属也彼此各异，但却极力反对拉马克（Lamarck 1741—1920）的动物进化说，因为他是从上帝创造动物种属固定不变的观点出发，故遇着动物极显著的变异，而视为相互间毫无关系。迨达尔文出，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使生物学上起一大革命，因为他是从自然淘汰的观点出发，故将生物变异的原因与进化的真相和盘托出来了。居达两氏对于生物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但因观点不同，一则成为谬说，一则被认作定论（近来虽有反对论出现，并没有推翻达氏的学说）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是一般学者应当引为深戒的。
慎择一种正确的观点既是治学的先务，现在要问我的观点是什么？就是历史的唯物论。它的内容怎样，特介绍于下。
“人类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加入于一定的，必然的，并非自己意见所能左右的关系里面，即加入于生产关系里面，后者是和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此等生产关系的全体构成社会的经济组织，这是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物所根据的真实基础，并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符合。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进程，人类的意识并不决定自己的生存，反之，他们在社会中的生存却决定自己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阶段，即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如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就是和财产关系——这些生产力向来是在它们的中间发育的——发生冲突。此等财产关系从生产力的发展形态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于是进于社会革命的时代。经济的基础一经变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物也或迟或速地跟着变革了。观察这些变革，必须将经济的生产条件中物质的和可由自然科学证实的变革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总说一句，精神文化的诸形态分别清楚，人类对于这种冲突是在此等形态中认识并决定胜负的。我们要评判一个人，既不能以他自己所想像的作标准，我们要评判一个这样的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作标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现有的冲突中去说明这种意识。当一种社会形态尚能充分容许一切生产力发展时，决不会颠覆，当较高的新生产力还没有在旧社会的胎中孕育其物质生存条件时，决不会出现。所以人类所提出的问题，当只限于自己所能够解决的，因为详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要等到解决问题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至少已经在发达的进程中，它自身才会出现。就大体讲，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递嬗时期中经济的社会形态。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进程中最后的对敌的形态，这并不是指各个人的对敌，而是指由各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所发生的对敌，不过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怀中所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造成解决这种对敌的物质条件。人类社会的前史即以这种社会形态为结局。”
大家看了上面一大段话和其中的术语，恐怕有些莫明其妙，今特将其主旨加以概括地说明。它的大意不外是说：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其他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是上层建筑物，当基础一轻变动，全部上层建筑物就会或迟或速地跟着变动。再详细些说：经济中最重要的元素为生产力，所谓生产力即社会生产进程中所用的一切力，如自然力，人类劳动力、兽类劳动力和技术力是。“人类一经获得新的生产力，即改变自己的生产方法，维持生活的生产方法一经改变，即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磨机产生一种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磨机产生一种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这些依照自己物质的生产方法形成社会关系的人类又依照他们的社会关系去形成各种原则，观念与范畴。此等观念与范畴并非永久不变，恰和产生它们的关系一样，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和过渡的产物。”
这一段话虽十分简单明了，但多数人未必完全领略，即领略，也不见得就相信这种学说是一种确切不易的真理。现在为使大家深切了解并表明它的真实起见，特拿近世生产力首先发达的英国的社会状况来做一个例证。
英国在产业革命之前，农业仍占国中的主要位置，即一般纺纱织布的手工业者也大都住在乡间或附近城市的地方。就普通情形讲，纺纱与织布是一种家庭工业，大概是家中的主妇及其女儿从事纺绩，家长则用她们所纺的纱织成布匹。此等织工于本业之外，还租有一块小土地，兼事耕种，即使一旦失业，尚可靠农产物维持生活。他们并不是无产者，因为至少有“一根棍插在自己祖国的地面上。”
可是至一七三八年，凯伊（Kay）发明一种飞梭，使织工的生产力增加一倍。向来三个女工所纺的纱供给一个织工，常不敷用。至飞梭应用后，棉纱更呈供不应求之势。至一七六四年，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一架纺纱机，忽使纺工的生产力增加八位。于是棉纱供过于求，织工的需要至为迫切，而工资也跟着上升。他们此时因大利所在，争先恐后地抛弃从前兼营农业，专门织布，一时的收入虽较为丰裕，但纯粹靠工资过活，即变成无产者。由是农业的织工阶级逐渐消灭，而无产阶级出现于世了。
还有一层，当时的纺纱机十分粗笨，作工时需要很大的气力，男子也因此担任纺纱，整个的家庭都以此为生。同时大批的家庭妇女因敌不住新式机器的竞争，将旧有的纺纱车抛弃不用，如果没有力量购买新式纺纱机，便专靠家长织布维持生活，所以原米合在一起的纺纱织布至此分离独立，为以后精密分工的起点。
然这一架粗笨而不完全的纺纱机不独是直接造成一个工业的无产阶级，并且还间接产出一个农业的无产阶级。自一般织工抛弃农地后，这一大批土地转入新兴的大佃农阶级的手中，他们用大规模的和改良的耕种方法，获得多量的产物，以廉价出售于市场。于是向来居人口中重要成分的所谓自由民（Yoomen 即小地主），因墨守旧法，受不住他们竞争的压迫，流于破产，将自己的土地出卖，另谋他业，或直接去做他们的雇佣劳动者——农业中的无产者——以图生存。此等自由民在一八一五年以前大半都消灭了。至于旧式小佃农除掉感受自由民的同一压迫外，还因大佃农的租地每年可由地主自由收回，破坏了他们相习成风的世袭租地制，使之无以自存，而流为农业中纯粹的工资劳动者。农业的无产阶级也由此出现了。又加以自一七六○年以来，夺取农民公共土地的圈地之举盛极一时（当十四，五，六世世时，此举即已出现，在一七一○至一七六○年之间被圈之地不过三十三万英亩，然以后六十年中竟骤增至五百七十万英亩），使他们不得不加入纯粹工资劳动者的队伍中，而工业的，尤其是农业的无产阶级的数量因以扩大。
在另一方面，工业的运动仍是日进无已。一般资本家在河流的地方建筑工厂，利用水力驱策纺纱机，因此节省不少的人力，能以廉价出售所纺的纱，而那些用手转动纺纱机的工人又大受打击。阿克莱特（Arkwright）一七六八年利用别人的设计和自己的水力机结合起来，使之专门适合于有水力或蒸汽作发动力的工场，而不能应用于普通的农村中，于是确立工厂制度的坚固基础，使一般散在家庭中的纺纱者不得不渐归于淘汰。旋又有克伦普登克隆普顿（Crompton）发明“骡机”（Mule）使纺纱业的生产力愈加增大。此外如羊毛业和麻业等也相继采用这种机器而略加以改良。纺纱业的机器既这样雄飞突进，织布业方面也有卡特赖特（Cartwright）在一七八七年所完成的水力织布机与之后先辉映。英国八十万手工棉业织工渐浙地被这种机器扫荡而廓清，为世界史上一种最可怕的大惨剧。此等纺纱帜布业和其他各业所用的机器后来更利用瓦特所发明的蒸汽机作发动机，使产业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自工厂制度发生后，凡工厂所在之地逐渐变为新兴的城市，英国的人口遂由南方迁至北方，由乡村迁至城市。又机器的应用日见推广，各项手工业均被次第推倒，而铁的需要也愈多，铁工业便跟着发达了。机器制造的商品价格低廉，销行极广，旧式的运输方法如驿马车，驮马，货车和帆船等等不能任重致远，更不能行驶迅速，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需要，于是有铁路与汽船的发明，使此等商品得满布国内，并走遍全球，造成庞大的国内和世界市场；因这些市场的出现，复促进产业的发达。
英国人既获得新的生产力，即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法，因此又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关于经济方面的事实已如上述，现在要指出跟着这种基础变动而变动的上层建筑物的现象。
在政治方面，因大工业的兴起与发达而有向外发展的必要，遂促进了殖民事业和商业战争，今试列举其重要的如下。
（甲）关于殖民方面的：
一七八八年殖民于澳洲。
一七九六年占领马六甲和斯里兰卡
一八二九年拓殖西澳洲。
一八三六年拓殖南澳洲。
一八四○年拓殖塔斯马尼亚。
一八五八年收回东印度公司有印度的统治权。
一八八六年并吞缅甸。
一八九○年与德法分别划定非洲政治区域。
（乙）关于战争方面的：
一七九三年与法国开战。
一七九五年与荷兰开战，夺取好望角。
一八○一年与丹麦开战。
一八○三年复与法国开战，至一八一五年才告终结。
一八一二年与美国开战。
一八二四年侵略缅甸。
一八三八年与阿富汗开战。
一八四○年与中国开战。
此外，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逐渐能与地主阶级抗衡（在十八世纪以前商人和制造家被人轻视，绝不如地主的高贵），而一八三二年的国会改革更使它取得政权。
在法律方面，也同样因大工业的发展，近世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势力的增长，使各自获得种种利益。例如：
一八○八年修正刑法。
一八一九年规定工厂取缔条例。
一八二四年撤销禁止劳动联合的法律。
一八三二年通过国会改革条例。
一八三三年规定工厂条例。
一八三四年修改救贫法。
一八四六年撤废谷物条例。
一八四七年规定十点钟工作法。
一八六七年通过第二次国会改革条例。
一八七一年制定工联条例。
一八七六年修改教育条例，实行强迫教育。
一八七八年规定工厂和作场条例。
一八八○年通过雇主责任条例。
一九○六年通过工联和职工争议条例，以及工人赔偿条例。
一九○八年通过老年赡养条例。
一九○九年通过职工局条例，和劳动交易所条例。
一九一一年通过国办保险条例。
一九一三年通过工联条例。
在学术方面，因大工业初起之时，工资颇高，工作也多，还没有发生机器驱逐新式产业工人的事，所以当时表同情于他们的作家虽为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抽鼓舞，然态度却十分和平，如葛德文（William Golwin）：一于一七九三年所刊布“《政治正义的研究》（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ol Justios）一书，主张以理性劝导和讨论为社会改革的唯一工具。与葛氏具有同感的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希望社会的改造以自由正义为基础，戏剧家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ldgs）和骚塞（Robert Southey）则赞美葛氏，欢迎人类自由平等的曙光。不过他们三人旋因对于法国大革命幻象的消灭和失望，趋于保守，提倡社会正义与爱民，变成托利民主派（The Democracy）和基督教社会改革的先声。
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之初，工人的状况逐渐变坏，而此时代表他们的作家的态度便不相同。荷尔（Charles Hall）一八○五年刊布他的《文明的影响》，（Effects of Civllization）阐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利害相反的学说，虽其中不免有反对工业进步的弊病，要不失为表现新兴的劳动的第一声。
不独散文方面发现这种声调，即诗歌方面也有一种更激烈的弹劾。雪莱（Shelley）的诗道：
“英国人啊，你们受地主的蹂躏，
为何反替他们耕种？
你们受强豪的压迫，
为何反替他们纺绩？？
* * * *
“英阔蜜蜂啊，你们采花酿蜜，
岂不耗尽气力？
不工不作的雄蜂，
怎能消耗你们的收益？”
* * * *
“你们播种，他人收获；
你们生财，他人剥削；
你们织布，他人穿着；
你们造戈，他人夺掠。”
此外，还有英国十九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的中心人物欧文（Robert Owen）及协作派的社会主义缪狄（George Mudie），科谟（Abram Combe），格雷（John Gray），汤卜逊（William Thompson），摩尔根（John Minter Morgan），爱德蒙慈（Thomas Rowe Edmonds），布来（John Francis Bray），和反资本主义的作家累汾斯吞（Piercy Ravenstone），霍德斯琴（Thomas Hodgshin）等等纷纷著书立说，攻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其经济学说。他们的主张虽各不相同——前一派以社会主义为依据，后一派要求返到资本主义的前期——然都是反映资产阶级的举起与困苦，并非无病呻吟。
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有它的代言人。第一个先驱要算亚当·斯密（Adam Smith）。亚氏十年心血的名著《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发表于一七七六年，当时正是机器工业发轫之际，他代表私有财产的利益，阐明分工的效能自利的原则和经济的自由，替工业资产阶级开辟一条大路。
其次就是边岑（Jeremias Bentham）。他倡导功利主义（Utititarism），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力排寡头政治为这种幸福的障碍，须代以民主主义的改良，而私有财产则为社会生活唯一可能的基础，他所主张的财产分配的平等如与这种财产发生冲突，便当牺牲平等。所以他在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二年的英国改革运动发生很大的影响。
再其次为李嘉图。上述协作派社会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两派虽从李氏的价值说抽出结论，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然他本人却认资本为文明，进步和社会中一切有益事业的创造者，资本家为生产与价值的真正的创造势力。他是代表这个阶级向地主阶级进攻，以为后者不独对于文明的发展无所禆益，并且违反全社会的利益，当资本家的活动日益发展，人口日益增加，农业上便扩充到劣等土地的耕种，于是地租上升，五谷的价格增长，工资也增涨，而利润则随之下降。所以文明进步的结果是地主阶级坐享大利，资产阶级反受其害，而工人阶级也毫无利益，因为它所得的工资虽较高，对于生活品所付的代价也较多，出入相抵，仍旧是妙手空空。然这并不是经济生活的自然趋势，而是阶级立法——即限制外国粮食入口的谷物条例——造成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后来对于国会改革和撤销谷物条例的煽动在理论上的根据。
以上三人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对于工人还表示很大的友谊。迄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态度便不相同了。他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兼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主张工农业均衡发展），向资产阶级进攻。他发明一种人口律，说：“现今的人数如为一亿，则人类依1，2，4，8，16，32，64，128，256的数目而蕃殖，食料依1，2，3，4，5，6，7，8，9的数目而增加。在二百年中，人口与食料的比例为256∶9，在三百年中为4096∶13，在二千年中两者的差异几乎算不清楚了。”
马氏倡此谬说，把一切贫困，一切罪恶都归在人口过剩上面，因此替统治阶级和现制度洗刷得干干净净，而贫民恰为过剩的人口。富人既没有能力予他们以工作和生计，他们自己也没有权利作此项要求。还有一层，施舍是一种罪恶，因为它维持了过剩人口的蕃殖，所以无产阶级除掉极力限制婚嫁，缩小蕃殖子孙外，实在别无办法。这真是进攻无产阶级的一种露骨的表示。
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学上有它的最著名的代言人，即在诗歌上也有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为之发扬新兴的自由主义的情绪，向地主阶级进攻。我们试看下面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诗：
“看这些可耻的辛辛那提（Cincinnati）群集着。
这些战争的土豪，这些农场的狄克推多（Dictator）；
傭兵的刀剑变成他们的犁铁。
别人的鲜血润泽他们的农业；
这些萨宾（Sabine）农夫，仓廪充足，
送出自己的骨肉赴战场，为的是地租。
年复一年，仙（Cent）复一仙，千百万金钱被抽收。
血滴滴，汗淋淋，泪涔涔，为的是地租。
他们大声疫呼，他们既饮且食，立誓为国捐躯不畏缩，但怎样仍旧生存，为的是地租！”
此外，如卡莱尔，拉斯金和莫里斯（William Morrls）等等鉴于一八三○和一八四○年代工人阶级的民权运动（Chartism）的兴起，而有保守的改革言论。即一八八三年资产阶级第一流智识分子所创设的费边会（Fabian Society）虽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仍不外眼见工人阶级势力的不可侮，借此麻醉工人，替资产阶级保镳的一种玩意儿。
关于英国经济的基础变动后，所有政治，法律，学术等等变化的事实，我已经说得不少，举一反三，读者必能领悟，用不着再辞费了。不独英国的历史可以作为历史的唯物论的真凭实据，即德，法，意，美，日本，中国以及其他一切文明国家的历史无不如此。像这样能以事实证明的真理真没有唯心派先生们鼓唇摇舌的余地了。
不过此处有一点是必须郑重声明的：上述的事实只是举期总的趋势，并仅就经济对于政治，法律，学术等等的影响而言，至于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未尝涉及。难道它们丝毫不发生作用么？不然，大大地不然。例如英国于一八二五年取消一七一九年的欺诈条例（Bubble Act）,使资本得以组织股份公司，开始广大的和集合的企业，因此促成商业与运输的革命，这就是政治影响经济的明证。总之，政治，法律，学术等等都可以影响经济，同时并互相影响，不过追根到底，它们都以经济为依归。
然这种道理不独普通一班人不能了解，即号称知识充足的学者也同样莫明其妙，而鼎鼎大名的胡适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中驳某先生道：
“其实他也只承认‘经济史观（按这个名词是西洋资产阶级自作聪明的学者私改的，我们应称之为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他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宣传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
这一段话表现胡博士对于唯物史观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因为他硬认这种学说仅视经济为人类社会中发生积极作用的唯一要素，而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等都是消极的，都是不发生丝毫作用，专待经济去推进的，这岂不是荒谬绝伦么？！
其实这种学说的开创者之一（共二人）弗里德里希已经明白告诉我们说：
“依照唯物史观讲，历史中决定一切的最后的要素为实际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卡尔固然没有超乎此的主张，我亦复如此。现在如有人强认经济的要素为决定一切的唯一的东西，那他就把那句话变成一句空洞的抽象的和荒谬的话。经济的状况是基础，然上层建筑物的各种要素，如阶级争斗的政治形态及这种争斗的结果，如胜利阶级于战胜后所定的宪法等等，如法律形态，如参加争斗者的脑袋中对于这些实现争斗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学说，如各种宗教观及其发展成为固执的体系，对于历史的争斗的经过也都有影响，在许多场所，多半决定此等争斗的形态。所有这些要素互相影响，经济的运动终久经过这一切无穷尽的偶然（就是诸事件内在的联系十分辽远，或不能证明，我们可以视这种联系为不存在，不予以注意）而必然贯彻起来，否则学说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应用当比分解一次方程式还要容易。”
这一段话在一方面表明上层建筑物如政治，法律，宗教，哲学，文学，学术等等对于历史的争斗的经过都有影响，在另一方面表明经济的基础是决定一切的最后的要素。例如上面所举英国一八二五年取消欺诈条例使商业与运输发生革命，虽为政治影响经济的明证，然没有十八世纪下半期的经济革命，使大规模的企业成为当务之急，即不会有取消这种条例的事实出现。所以经济成为“决定一切最后的要素”，是确切不移的。在唯物史观论者与多元论者间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今为使读者易于了解起见，特图解于下。
上列两表的箭头是表示一种要素对另一种的影响，第一表中的实线是表示它们们相互的影响，无分轩轾，第二表中的虚线与实线是表示它们中间的影响原有轻重之分。两相比较，读者当能充分了解唯物史观的学说了。
这种学说的名称不一，除上述历史的唯物论或唯物史观外，又名近世唯物论，新唯物论，或辩证法唯物论。前两个名称是指“正确应用并扩充唯物论于社会现象的方面”，第三四个名称是别于十八世纪哲学的或机械的唯物论而言，第五个名称是指应用“辩证法于自然和历史的唯物观上”，这是一个总名，因为它的对象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方面。这些，我们现在不去讨论，单问辩证法是什么？是近世唯物论的方法，——和弗里德里希所说的一样——是“最革命的思想方法”，是“思想最高的形态”，是“我们最优良的工作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不用说，辩证法也是我此后的思想方法，所以我必须详细说一说。
近世唯物论的创造者卡尔晚年拟著一部关于辩证法的书，未能如愿以偿，而弗里德里希在《杜林的科学革命》（Herrn Euger Dǔhring's Umwätzung der Wissenschaft）一书中对于辩证法虽说得不少，但杂在争辩之中，没有条分缕析地发挥出来。此外许多学者虽替辩证法作出一些规律，或一，二条，或三，四条不等，然都是各就己意分出项目，并无一致的公例。我现在也是就自己所认为重要的分举数条如下。
一 在运动中看察对象
西洋从前有句俗话，哗做”太阳底下没有新事件”。中国向来也有句俗话，叫做“历史不外抄袭旧文”。这都是把世事看做“一成不变”，“万古如斯”的。更确切些说，这种观点对于世事的发展不外乌里扬诺夫（Uljanow）所说的一句话，即“视为变小和变大，视为重演”。（Als Verkleindrung und Vergrösserung，als Wiederholung）
孟子谓：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更是百分之百的唯心论与宿命论，因为它将一切的一切归之于天，为之于预定。殊不知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是因经过困苦的奋斗，将自己优越的聪明才智锻炼一番，才能够起来担负大任，并没有什么天意存于其间，更非由于预定。
然荀子的话比孟子说得还要笨拙死板：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
与这种静止的世界观相适应的思想方法是形式逻辑，它的三大律为：
（一）同一律，其式为：甲等于甲或甲为甲，如“彻者彻也”，“孔子悟为孔子”，”人为万物之灵。”
（二）矛盾体，其式为：甲不是非甲，或甲为乙，即不得云甲非乙。这就是说，两种互相矛盾的事物不能并立。如“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你要读书，休要卖柴；你要卖柴，便休读书。”
（三）不容间位律，其式为：甲或乙，或为非乙。或不是“甲是乙”，就是“甲不是乙”。如“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像这种法式是孤独，呆笨，死板,固执，同一律以一个孤独的个体去说明自身，只有对于寻常日用品是最为明了，如说：
柴是柴（不是米），
米是米（不是油），
油是油（不是盐），
盐是盐（不是酱），
酱是酱（不县醋），
醋址醋（不是茶），
茶是茶（不是柴）。
像这样的“开门七件事”，就是乡下的愚夫愚妇也能懂得。所以狄慈根（J. Dietzgen）称这条思想律为很适合于家常日用的事物。可是一经用于抽象的或非日常经验所能完全接触到的事物，便令人有些莫名其妙，并且也不能表现事物的真相。如“彻者彻也”一句话，在行彻法的当日，意义固甚明了，但现在即无从一望而知。
又如“孔子恒为孔子”的话，丝毫没有表现孔子的真相。他尝为委吏，尝为乘田，更作司寇，且周游列国。他自己也说过：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可见他在一生的发达中，变化正多，“恒为孔子”的说明语简直将这些事实完全掩蔽了。
“至于人为万物之灵”一语，同样没有说出人的内容，关于这一点，留在下面再讲。
矛盾律过于呆板，常只有片面的真实，不能说明较高的理论和复杂的关系。像此律上面所举的第一个固然说得过去，第二例已经有些勉强，但如换一个理论较高的例子，便不可通了，如说：
“圆系由曲线而成，即不得云圆非由曲线而成。”
这句话不独深合于矛盾律，并且也和日常经验相符，然据数学家说，即最圆的圆也是由无限的直线成立的。又如说：
“孔子既为师，即不得云孔子非师。”
孔子有弟子数千，在事实上，确为人之师，不过相传他在这个时期中曾问礼于老子，同时便是弟子了，所以这个方式不能说明孔子为师而又为弟子的复杂关系。
不容间位律也非常固执，不是探讨真理的利器，如孟子下面解答陈臻的一段话即可以表观它的疏漏：
“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总括上述各点，可见逻辑的思想方式，缺点甚多，在应用上不能使我们感觉满意。返观辩证法便不相同。它具有一种动的观点，所萌“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正是它对万事万物的看法。本来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例如月球只要在一秒钟内停止不动，就会一直跌到地球上来，把我们毁灭个干净。可是此处所谓运动不单指位置上的移动，一切变化都包括在内，如一张桌子虽长年累月地站着不动，但它的质料一天一天地朽坏，终至于变成废物。不复可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总之，一切事物都要经过一种发生，发达和没落的过程，并不是天造地设，自始至终，毫无变动的。所以希腊古代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一切流动，绝不长存”，弗里德里希也说：“运动乃物质的生存方法。从未曾有过不动的物质，也不能有这样的物质”，故“不把世界看做已经完成的万事万物的集合体，而视为诸进程的集合体。”辩证法挟着一个动的观点，处处追随它的对象，一步也不放松，故能随时随地地捉住后者的真相。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要研究人类，当观察采取果实充饥的原始人情形怎样，游猎人与畜牧人情形怎样，农业发展后的人群情形又怎样，手工业和手工机械业时代的人群情况又怎样，大工业时代的人群情形又怎样。这样追踪他们发展的过程，才能够知道他们在各时期中的特点，对他们有一种确切的认识。如不注意他们的发展，闭着眼睛说：“人为万物之灵，自古至今，莫不皆然”，那就一点也没有说明人类的真相，因为它丝毫没有表现一点发达的观念。
又如研究奴隶制，我们追溯它的起源，首先要问一问在游猎人中何以不蓄养奴隶，一到农业经济与土著时期，这种制度即开始出现？细心考察一下，便发见这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游猎时代，一个人所生产的物品只能供一己的需要，当时蓄养奴隶没有丝毫利益，所以游猎人对于战争中所获得的俘虏加以杀戮，作为食品，或神的祭品。迨劳动一经进步，农业，牧畜和初步手工业部门的分工一经发达，一个人所生产的物品超过一己的需要，可供他人的剥削，俘虏才被当作奴隶，而不直接当作食品。此事对于俘虏自身，也是一种较优的待遇。弗里德里希说：
“有了奴隶制，农业与工业间较大规模的分工才是可能的，因此造成古代世界的繁荣，因此造成希腊的文物。没有奴隶制，即没有希腊的国家，没有希腊的艺术与科学；没有奴隶制，即没有罗马的国家。没有希腊文物与罗马国家的基础，也不会有近世的欧洲。奴隶制对于一种状况是必要的，并且也是普遍承认的，大家永不要忘记，我们全部经济的，政治的和智识的发达系以这种状况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便没有近世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创造者对于初期奴隶制的评价。
在这个时期中，对于奴隶的待遇尚十分良好。可是当他们被用在大营业中，为主人获取余钱而服务时，即逐渐感受残酷的压迫。迨奴隶制充分发扬时，手工业，农业和每种体力的劳动都成为可鄙的贱业，为一般自由人所不屑从事，于是不独统治阶级要靠奴隶劳动养活，即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这种劳动被驱策到绝顶，而被压得不能动弹的奴隶便将自己的仇恨与报复的感情一齐发泄在劳动畜牲和劳动工具上面。主人们为防止损失计，予以最笨重的，最不易损坏的，自然也是最退化的工具，因此使奴隶劳动和生产物同样进化，而奴隶制便不能不倾覆了。
我们要这样跟着奴隶制的进程去考察奴隶制，才能看出它在历史中的作用。不然的话，徒打起道德的高调，忿怒填膺地说道：“奴隶制是一种最古的剥削形态，是一种‘始作俑者’的剥削形态，是一桩逆着文化的大错误，是一种罪大恶极的制度，是文明进步的障碍，是社会主义的死敌！……”这只是发泄主观心情，不能算做对于奴隶制客观的评价。
以上两例表见辩证法观察一种对象是何等深刻而切实，绝非形式逻辑所能企及，因为它是冲破了这种逻辑狭隘的地平线，才能有此。既是这样。辩证法完全排斥形式逻辑么？却又不然。普列汉诺夫说得对：“静止既系运动中的一部分，形成逻辑的思想方法也是辩证法思想方式中的一部分。”我们在前面说万事万物川流不息地运动，这自然是它们的常态，但也有暂时静止的可能，因此我们并不将逻辑完全除外，不过要指出它的缺点，不恃它为主要的武器罢了。
二 在实质中考察对象
辫子先生常说：“从前有一个名士以善咏花草著名，如芍药呀，海棠呀，玫瑰呀，蔷薇呀，芝兰呀，牡丹呀，以及其它奇花异卉呀，经他形容出来，以是入神入化，惟妙惟肖。可是如果拿这些花卉去请他鉴别，他却茫无所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对于花卉的知识是从书本子上得来的，书上说某花如何秀丽，某花如何秾艳，某花如何清幽，某花如何香郁，他便依样葫芦地造成诗歌，形诸咏叹。至于某花的实质真正怎样，他从不过问，如花的本质与他所咏的不同，他恐怕要否认此花的其实。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所谓：
“不就对象的自身去认识对象的本质，但从对象的概念去找对象的本质。起初是从对象形成对象的概念；后来却掉转枪来，依这种概念去测量对象。现在是要依照概念去规正对象，不是要依照对象去规定概念。”
上面所说的情形是世人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终日坐在书房中的一般饱学先生不能幸免，因为“闭户造车，出而合辙”，是他们的惯技。辩证法是要从实质去考察对象则不受概念的拘束，这是第一义。
我们乡间有一个十几岁的奶媳妇（即童养媳），一日因炒丝瓜没有刨皮，受其姑的鞭责，翌日因炒茄子刨了皮，又被痛打，她于是带着埋怨的口吻诉苦道：
“丝瓜不刨皮也打，茄子刨皮也打，到底要我如何哪？”
左邻右舍的人虽责备她的婆婆不应随便打人，但同时也无不笑她的愚蠢无知，竟至不能辨别丝瓜的应刨皮与茄子的不应刨皮！此事遂成为一个笑柄，而这奶媳妇口中的话也被人传诵，垂诸不朽了。
可是一班文人学士说出许多愚蠢无知的话，我们号称智识分子的人不独不能像我乡人对那“奶媳妇”一样加以嘲笑，反信以为真，这不是咄咄怪事么？我少年时代读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遇着下列两句话：
“秦废井田，民怨；王莽复井田，民又怨。”
当时我总不懂得这种人民何以那样的神秘，既怨秦不该废井田，又怨王莽不该复井田？！后来自己能运用思想，才知道怨秦废井田的民是耕田种地的农夫，怨王莽复井田的民是田连阡陌的地主，这是两个利害不同的集团。袁枚竟混称之为民，不加区别，试问他的智识此那个对于丝瓜与茄子一律看待的“奶媳妇”要高多少？！
又如素来善于替美国资本主义宣传德意的胡适博士在一九二八年所作的一篇“《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的大文里面说：
“安诺德先生的第二表里又有这点事实：
美国人每人有二十五个机械奴隶。
中国人每人只有大半个机械奴隶。
去年三月份的《大西洋月报》里，有个美国工程专家说：
美国人每人有三十个机械奴隶。
中国人每人只有一个机械奴隶。
安诺德先生说：美国人有了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机械奴隶，便可以增进个人的生产能力；故从实业及经济的观点上说，美国一百十兆的人民便可以有二十五倍至三十倍人口的经济效能了。”
当我见着这个消息，不禁大吃一惊，惊的并不是“美国一百十兆的人民便可以有二十五倍至三十倍人口的经济效能”，他们比我们富得多，——这是胡博士的真意所在——而是我的“大半个机械奴隶”或“一个机械奴隶”到那里去了？举首四顾，家徒四壁，机械奴隶，连影子也没有！我于失望之余，口中犹喃喃自语，不断地念着“大半个呀，一个呀！怎么失踪了？！”
胡博士倘若看见这种情形、也许先骂一句“蠢才”，然后解释道：”他们所谓中国人每人有大半个或一个机械奴隶，是指平均数而言，你虽是中国人，自然不限定真正有这种奴隶。”啊，原来我在实际上没有机械奴隶，在名义上可以被派给大半个或一个！幸而他们举出中国人的机械奴隶数目作比较，我从实际生活上可以确切知道自己没有机械奴隶，这是一个骗局。假如他们单说：“美国人每人有二十五个或三十个机械奴隶”，以他们那种“商务参赞”和“工程专家”的资格，又经我们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用“《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这样严厉的题目，很郑重地介绍出来，未尝加上“平均”字样，没有到过太平洋彼岸的我和一般脑筋简单的青年怎能不羡慕美国人个个有二十五个以至三十个机械奴隶呢？又怎熊不羡慕美国人个个那样享幸福，因而崇拜他们如天帝，景仰美国为我们理想中的国家呢？即退一万步说，又怎能不想像美国至少是没有穷人，无不家给人足呢？胡博士，你这样不知限制不加说明地人云亦云，是你一时粗了心，没有经过你那实验主义的实验，还是你的实验方法破了产，找不到真理来！
然问题的中心不在怪胡博士没有加上“平均”两字，而是怪他不应当介铅这些笼统的话来欺骗中国人。美国明明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家每人有几千几万，以至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的机械奴隶，至于普通工人呢，不独没有机械奴隶，自己还是资本家的奴隶，还是资本家的机械奴隶的奴隶。像这样在实际上做机械奴隶的奴隶的人在名义上竟被派给二十五个以至三十个机械奴隶，岂不是过于开玩笑？！那位安先生和工程先生不说美国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每人平均有多少机械奴隶，偏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说“美国人有二十五个或三十个机械奴隶”，而我们的胡博士也扳起面孔，引用出来，要中国当作镜子照，试问他们的智识又比那个对于丝瓜与茄子一律看待的“奶媳妇”要高多少？！
其实这样笼统的说法是形式逻辑和实验主义必然的结论，因为前者的公式为“是，是；非，非，”（辩证法的公式则为“是非，非是”），对于凡百事物以为是则是，非则非，是中不会有非，非中也不会有是，故只看见事物的表面。不能深刻认识其内容；后者具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观点，持论更比形式逻辑为死板，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略加说明，借以表见它和辩证法的差异。
胡博士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一文中自己明白承认：
“凡是个人主义者，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只认个人，一方面却也认那空荡荡的“大我”“人类”；他们只否认那介于“人类”与“我”之间的种种关系，如家庭，国家之类。”
此处所说的“种种关系”，当然包括阶级在内。胡博士不说美国资产阶级有多少机械奴隶，偏说美国人有多少机械奴隶，这并不是他不知道有阶级的存在，实因他为方法所限制，为本阶级的利益所束缚，不得不说一句笼统话，自欺欺人。我这种推论是有真凭实据，并非妄相揣测，例如他明知“大我”是“空荡荡的”，竟在一篇《不巧》的大文中大谈其不着边际的“大我”，美其名曰“社会的不朽论”。这种妙论更是极笼统话的能事，而为实验主义的充分应用。
至于辩证法是要从实质中去考察对象，找出其中个别的差异，而不为一个笼统的名词所蒙蔽，这是第二义。
胡博士在一九二七年一篇《漫游的感想》中第二项首先引伦敦《晚报》（Evening Standard）一一九二六年八月的统计说：
“美国每六人有车（指摩托车）一辆。”
旋又引纽约《国民周报》（The Natio）一九二七年一月的统计说：
“美国人口平均每五人有车一辆。”
他于引文的旁边特别加圈（此外如全世界人，加拿大人，澳洲人等等的车数旁边没有这种特惠）之后，隔一段又说道：
“今年三月里我到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个朋友请我到乡间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车往乡间去，到了一处，只见那边停者一二百辆摩托车。我说：‘这里开汽车赛会吗？’他用手指道：‘那边不在造房子吗？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来做工的汽车。’
这真是一个摩托车的国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这，农家出的鸡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车送上火车或直接进城。”
他在第三项中引出一恫“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头发苍白了”的“劳工代表”的话，说：
“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
依照以上所征引的各点，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如下：美国的工人差不多都有摩托车，至少是大多数人都有摩托车，他们全体都富足，都满意，并且几乎都是资本家，或都要变成资本家了。
我想从那样的证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胡博士不能怪我太过火，因为他自己在那篇大文的第三项中固已明言：“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
可是鲁宾斯坦（M．Rubinstein）在一九二四年再版的《资本的集中与工人阶级的任务》（Die Konzontration des Kapitals und del Aufgaben der Arbeiterklasse）一书中叙述美国许多产业区域的工人状况说：
“工人常是受生活的压迫，全家在工厂中作工，密集于筚门圭窦之中，（原文为：inelenden Baracdken）度其非人的生活，他们的住所比牛栏马厩还要简陋而不适于卫生。……此等产业区域的工资制度本来很刻薄，又有一种特定的小商业与之朋比为奸，遂使每个工人对于公司立在债务的关系中，直接变为奴隶，除掉重病外，不能一刻离开他的主人。托拉斯的警察到处搜索，驱策每个工人去作工。”（详情可参看南强书局出版的“《世界大战后的资本集中》三四至三五页。）
一九三○年十二月八日《申报》的电报栏也说：
“目下美国已有五百万人不能觅得职业，而据美国劳工联合会推料，若照日下之率，继长增高，则至明年二月间将超过七百万人。”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申报》的国外要电栏复说：
“美国各处求食者日见增多，纽约各街有无业无食之游民数十万人。”“参议员希夫林今日在参议院提出美国农区失业与困苦之问题，谓时局危迫，如不早为补救，将起革命；阿堪萨斯州近已有大批农民攻击城市，大呼速给我食，以救我饥。”
我虽十分抱歉，因手边没有参考书，不能拿胡博士游美当年的工人状况来作反证，但这前后三年的事实当然不致相差甚远。像这样的事实绝不能允许我们作出“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和“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的结论，难道胡博士说谎么？绝对不是。他的最大的错误是在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将片面的事实拿来作整个事实的代表。至于辩证法是要从实质中去考察对象，拿住对象的全体而不为片面的事实所淆惑，这是第三义。
三 在联系中考察对象
“夫秋蝉登高树，长吟悲鸣，自以为安，不知螳螂超枝缘条而稷其形。夫螳螂志在有利，不知黄雀徘徊枝阴，欲啄螳螂。夫黄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挟弹危掷而集共背。夫臣但虚心志在黄雀，不知空陷其旁，陷于深井。”
太子友这一段话是不注意四周联系的一个好例子，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胡博士在上述一文中引出那个“劳工代表”赞颂我们这个时代为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以后，接着又说道：
“这是他的主义。以下他一条一条地举例来说明这个主旨。他先说科学的进步，尤其注重医学的发明；次说工业的进步；次说美术的新贡献，特别注重近年的新音乐与新建筑。最后他叙述社会的进步，列举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十二分钟之内描写世界人类各方面的大进步，证明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我听了他的演说，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上面的叙述和批评一定是胡博士生平最得意的杰作之一，这不独可以由他的特别的介绍（其余五人对于现代的评价，他都略去不提）和字旁着重的符号表现出来，并且还因这是最切合于他的实验主义中所谓“祖孙方法”的一个例子。“祖孙方法”是什么？据他说，就是：
“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它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它自己发生的效果；上面有他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它再也逃不出去了。”
试看那“劳工代表”的话，从科学的进步一直到幸福的增加，不是祖父也有，子孙也有么？好了，我现在要开始分作两方面来批评了。
在一方面，一个“劳工代表”能穿着晚礼服，硬衬衫，与俄国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的交通总长，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言人胡博士，“痛骂这个物质文明时代”（引号内的话系胡博士原文中的，下仿此）的印度人，“有名的‘效率工程师’，‘老女士’，‘有名的牧师’分庭抗礼，讨论‘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无论他是真正的工人也好，冒充的工人也好，我们可以断定他一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资产阶级社会意识的支配，他的话决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意志，这是第一点。
第二，他说现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他拿以前各时代作比较，空空洞洞来这样一句，自然可以说得过去。但除掉乱离时代外，这句空泛的话无论对于那个时代都能应用。因为世界的进化是后胜于前，初期农业时代的人可以这样对游猎时代的人自夸，初期工商业时代的人又可以这样对初期农业时代的人自夸，手工机械业时代的人又可以这样对初期工商业时代的人自夸，大工业时代的人自然又可以这样对手工机械业时代的人自夸。
胡博士看到这里，一定有些不服气，以为以前各时代对于更前的时代只能用比较级的形容词，决不能像现代一样，配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殊不知人类对于超过寻常比例的事物，即喜欢应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表示心中的惊异。当游猎时代人类谋生的技术非常拙劣，共同生活的人群至多不过四五十，一到初期农业时代，技术进步，共同生活的人群即扩充至四五百，这不是很可惊异么？一到初期工商业时代，技术更进步，共同生活的人群扩充至数千，这不是很可惊异么？一到手工机械业时代，技术更进步，共同生活的人群扩充至数万，这不是很可惊异么？既是这样，谁能说每个时代的人不配说出那个“劳工代表”那样冠冕堂皇的话？
第三，他以人类一分子的资格说现代是最好的时代，自然不算错，但他以“劳工代表“的资格，说出这样的话，而以“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为佐证之一，那就大错了。因为他只注意纵的联系而不注意横的联系，这就是说，他只知道拿从前的工人状况作比较，而不知道拿现在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作比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他有意或无意背叛本阶级——如是他真正是个工人的话——的行为！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对德国莱比锡（Leipaig）一个工人委员会所说的几段话正好借来作此事的解释。他说：
“当你们讲工人状况及其改善时，你们所指的是将他们的状况和现代其他国民的状况作个比铰，将同时代生活习惯的标准作个比较。
有人戏弄你们，把你们的状况和几百年前的工人状况来作比较！
你们现在的状况是否比八十年前，二百年前，或三百年前的工人好些——这个问题对于你们有什么价值，它能使你们满意么？你们现在比博托确德人（Dle Botokuden）和吃人肉的生番好些，这种完全确定的事实于你们有什么快意。
每种人类的满足总以一个时代通常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的满足方法的状况为转移，或以——也是一样——一个时代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最低限度以上的满足方法的剩余为转移。一种高涨的最小限度的最低级生活必需品也有忧患和缺乏，这在早前的时代是从不知道的。当一个博托确德人买不到肥皂，他感觉什么缺乏呢？当一个吃人肉的生番没有适当的衣服穿，他感觉什么缺乏呢？在发见美洲以前的工人没有烟吃，在发明印刷术以前的工人不能获得一本有用的书，他们感觉什么缺乏呢？
人类一切忧患和缺乏仅以当时已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舒适的满足方法的状况为转移。要测量人类一切忧患，缺乏，和一切满足，要调查人类每种状况，只有和同时代的人对于通常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的状况作个比较。一个阶级，每种状况只有由同时代另一个阶级的状况去测量。”
拉萨尔这些话真是湿合于辩证法中联系的规律。我们试拿美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状况来比较一下。这个阶级的主要代表为摩尔根（Morgar）和洛克斐勒（Rockerfeller）。摩氏的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占有美国开矿业三分之二，和煤炭生产三分之二弱。“伊利海（Eriesee）岸有居民十万的城市为他所有，并且为对这个托拉斯的经理表示敬意起见，此城特名为加利（Garry）。即匹兹堡（Pittsburg）区的许多工业城镇也是它的真正的世袭区域。”“它每年的纯利润达数万万美元。”（引鲁滨斯泰语）洛氏的美孚煤油公司（Stardard Oil）占有美国煤油产场百分之九十（美国这种产场又占世界煤油生产四分之三），每年获得巨大的利润。
至于工人阶级，除少数工人贵族外，普通工人所得工资大半不够生活（失业的工人更不必多讲），即退一步，假定能够出入相坻，然与资产阶级相形之下，未免太可怜了。卡尔说得对：
“一栋屋子无论其为大为小，只要四邻的屋子和它一样大小，那它在居住上可以满足一切社会的要求。可是小屋子旁边如果建筑一座皇宫，它便相形见拙，小得不像样子了，这小屋子现在所表现的是，它的主人没有体面，或很少体面；在文明进步之中，它固然可以造得高耸天空，但当它旁边的皇宫依前此的比例，或更大的比例向天空升起时，那么，这比较矮小的屋子的居民总是感觉不舒服，不满足，总是感觉局促不安。……我们的欲望与享乐是由社会中发生出来的。”
住的屋子既须以四周的屋子为标准而决定是否舒适和满足，对于其他衣食与享乐，又何独不然？
我现在总括起来说，美国的工人阶级即使像胡博士所描写的一样，个个都能坐汽车去做工，然他们所得的工资与资本家不劳而和的利润相较，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近世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他们破剥削的程度比以前各时朋的劳动者不知大几千几万甚至于几十万倍。所以那个“劳工代表”如真有阶级觉悟，而又懂得辩证法的联系律，注意阶级间的关系，便应当说：
“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最伟大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劳动者最被剥削的时代。”
他不知道这样直说，一味作资产阶级的应声虫，颂扬现代，真是一个可怜虫，有什么称道的价值？！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胡博士不独不肯发丝毫怜悯之心，让他这种优点消灭下去，偏要视为奇货，掠夺过来，形成另一种结论，就是形成“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结论。那个”劳工代表”的话虽与“祖孙的方法”适合，胡博士以为“捉住两头，它再也逃不出去”，其实它是从“中段”溜跑了（即不注意与资产阶级的联系）！胡博士，你把那“劳工代表”的傻话当作金科玉律，作出自己的结论，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故意恶作剧，还是你的“祖孙方法”破了产，找不出真理来？
然辩证法恰能免去上面两个例子的毛病，因为它知道世间绝没有孤立的事物，必须在联系中去考察对象，才不致顾此失彼，所以它的眼光四射，注意纵横两方面和对象的一切关系，详加审定，方才推出结论。我们知道达尔文的思想方法深合于辩证法，而他在《物种起源》中所举的许多事实尤为注意联系的好例，譬如他说：
“南美洲各处都有成群的野生牛马，独巴拉圭（Paraguay）没有。据阿塔刺（Azarae）和棱格（Rengger）的调查，系因此处有一种蝇类产卵于初生牛马的脐下，把它们弄死了。然寄生它们身上的其他昆虫当能杀死此蝇，如巴拉圭的食虫鸟类减少，则昆虫必增加，使此蝇类减少，而野生的牛马可以蕃殖起来。不过野生牛马一经蕃殖，将使植物大受蹂躏，植物凋残，则昆虫减少，蝇类增殖，而野生牛马又被歼灭了。
又英国的土蜂全属如归消灭或甚稀少，则需要它为媒介而传播花粉的继母花和红刍也将消灭或甚稀少。这种土蜂是田鼠的食料，而田鼠又是猫的食料，所以英国的猎如减少，鼠就会蕃殖，鼠多则土蜂少，土蜂少而继母花和红刍将大受影响。”
以上两事给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要考察一种事实，明白它的真相，必须注意各种各样的联系，如野生的牛马和鸟类有关系，猫和继母花及红刍有关系是。这就叫做辩证法的看法。
四 在矛盾中考察对象
俗语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又说：“宇宙之间，森罗万象。”的确，我们试打开眼睛“仰观天象”，只见昼夜寒暑，风雨晦明在那里彼来此往，互相代谢；低下头来“俯察地形”，便有山川河岳，飞潜动植在那里纵横排列，栖息孳乳；再抬起头来考察人事，又遇着一些智愚贤暴，贵贱贫富的人或是致孜孜不倦工作，或是泄汇沓沓地享乐，或是栖栖皇皇地奔走，或是轰轰烈烈地争斗，或凭喜怒哀乐的感情，发为是非利害的言论，或据善恶邪正的观念，穷究治乱兴衰的遗迹，或持刚柔强弱的学说决定胜败存亡的命运。总而言之，这是一些纷纭错杂的现象，这是《周易·系辞》上所谓“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动”。
为什么演成这样的“至赜”与“至动”呢？这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古代的哲人对此问题曾有种种的说法。
老子告诉我们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是什么？他们就闪烁其词地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为什么生一，一为什么生二，二为什么生三，三为什么生万物？他便解答不出来了。
其次，《庄子·天下篇》说：“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说之。”《天运篇》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只有牛头不对马嘴的答案。《秋水篇》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但为什么自化呢？又没有下文了。
再其次，《列子·天瑞篇》说出一批“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话，也一样不能解答是为什么。我们试听他说道：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声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像这样说得天花乱坠，终是神秘而不可捉摸。
可是孔子的看法却有些近真理了。《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为什么这样的“生”呢？《系辞》上回答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可见孔子所谓运动，所谓变化，不是什么神秘的，而是因物的自身具有刚柔两种性质相摩相荡产生出来的。这比较仅知万物的运动与变化而不明其所以然的道理的上列各说算是进步多了。
不过孔子所谓易，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等等还不能脱离神秘的色采，还陷在唯心论的深坑中，而他所谓刚柔，所谓阴阳，不独不能完全说明万事万物运动与变化的内容和真相，就此等名词的本身讲，有时也是迷离恍惚的。
其实万事万物的运动与变化是起于内外的矛盾，起于内外的对抗。我们在第一条规律中说明运动为物质的生存方法，然“运动自身就是一种矛盾”（引弗里德里希语）。试回顾上文我所举的昼夜寒暑，风雨晦明，山川河岳，飞潜动植，智愚贤达，贵贱贫富，喜怒哀乐，是非利害，善恶邪正，治乱兴衰，刚柔强弱，胜败存亡，《庄子》上所举的天地，日月，云雨，《列子》上所举的阴阳刚柔，长短圆方，生死暑凉，浮沉宫商，出没玄黄，甘苦羶香等等不都是些矛盾，不都是些对抗么，它们不独彼此互相矛盾，互相对抗，而自身也含有矛盾与对抗（所谓彼此矛盾，是指物的自身与环境的矛盾，并不是说某物仅和另一物互相矛盾，与其他一切物丝毫没有关系：如上面所举天地日月云雨之类，只是取其为对峙的名词，简单明了，容易为人所领略，并不是说天仅和地互相矛盾，与其他星球没有关系）。所以天地间无论怎样“森罗万象”，无论怎样“无奇不有”，并不神秘，都有线索可寻。整个的世界不外是一个矛盾与对抗的世界。
然一班圣人之徒会引出他们老祖宗的话来反驳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对抗？！就是怕闻“矛盾”与“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也曾和杜林同声说道：
“关于生存的逻辑上基本特质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就在乎排除矛盾。矛盾这个范畴仅属诸思想的结合，并不隶于实在界中。在事物中没有矛盾，换句话来说，真正设定的矛盾自身是毫无意识的。……从相反的方向互相争持的各种力的对抗确是世界及属于世界事物的生存一切行动的基本形态。可是这种元素和个体的力的方向互相冲突，与矛盾不合理的思想丝毫没有关系。”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真正没有矛盾，没有对抗么？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唯唯否否。怎样讲呢？请听弗里德里希说：
“我们考察事物，如认其为静止的，无生命的，分离的和个别而不相联系的，那便没有遇着矛盾。我们虽看见一些有时共同的，有时个别的质素互相对抗，然在这个场合，是隶属于各种事物，它们自身并没有包含矛盾。如以这个考察的领域为满足，即可同意于通常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可是如果在事物的运动中，变化中，生命中，相互的影响中去考察事物，便完全不相同了。我们马上就遇着矛盾。运动自身是一种矛盾；即单纯的机械的位置移动也要一种物体于一刹那间在一个位置上，同时又在另一个位置上，在同一位置上，又不在同一位置上，才能够办得到。这种矛盾不断的发生，同时又解决，就是运动。”
“单纯的机械的位置移动既已经包含一种矛盾，那么，物质的高等运动形态，特别是有机体的生命及其发展当包含更多的矛盾。我们在上面看见，生命之为物尤其是在乎于每一转瞬间既为同一物而又为另一物。所以生命也一样是一种出现于事物中，当自发生，当自解决的矛盾；迨矛盾一经停止，生命也就停止，而死亡出现了。我们又看见，在思想的领域中不能避去矛盾，而人类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及其受拘束并认识有限的人身上实际的存在，其间的矛盾是在人类无限的继续中，无限的进步中解决的。”
所以我们用动的观点去考察事物，便发见它们自身和相互间充满了矛盾。无论自然界，无论人类社会，一律表现这种现象，而每种科学也证明这种现象。乌里扬诺夫在他的有名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us und Empirokritizismus）中曾举出几个例子说：
“在数学中为正数与负数，微分与积分。
在机械学中为作用与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为阳电气与阴电气。
在化学中为原子的化合与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为阶级争斗。”
即此可以表现所谓矛盾并不是没有意识的纷乱，而是按照一定规律的展进。孟子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昔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一治一乱”，循环不已的学说，而不是辩证法的进化论。后者大概是循着下列的方式进行的：
正（Tbese）
反（Antithese）
合（Synthese）
上列括符中的文字出源于拉丁文，在德文中尚有三个常用的名词，除一，二两名词外，第三个名词的译法应当稍异，即
正（Positive）
反（Negation）
反之反（Negation der Negation）
事物的发展系循着正反合的公式进行，何以见得呢？我们再将弗里德里希在《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中所举的例子介绍出来，就可以知道了。
“请以大麦为例。千万石大麦会被磨成粉末，煮而食之。但一粒大麦如果在经常的条件之下，落在适宜的土地上，因受温度与湿气的影响，而发生一种特有的变化，它发了芽，大麦经过这种变化达到反的局面，由它所发生的植物是它的反。这种植物经常的生活进程是什么？它发育，开花，结实，最后又产出麦粒，当这种麦粒一经成熟，麦杆即形枯槁而入于反。这种反之反的结果又是初始的麦粒，但不复是一粒，而是十粒，二十粒以至三十粒，五谷的变化在外表上甚为迟缓，所以现在的大麦和百年前的大概相似。试以一种供人赏玩的植物——如天竺牡丹或芝兰——为例：如果依照园艺去培植种子和植物，则这种反之反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更多的种子，并且获得更好的种子，开得更美丽的花朵，这种进程每重演一次，即每一次新的反之反又会提高它们的完善状态。——大麦所演的进程在大多数昆虫中也是如此，例如蝴蝶是。它们因卵子的反，从卵子中孵化出来，经过变化，因性的成熟而交尾，又达到反，当交尾的进程一经完毕，雌蛾已经产出卵子，便会死去。至于其他动植物的进程没有这样简单，在它们死去之前，不仅产生一次种子，卵子或幼儿，并且要产生许多次，然此处不必论及；我们于此只须指出反这反在有机世界的动植两界中是实实在在出现的。”
在动植两界的情形既是这样，在人类史中又何独不然，所以弗里德里希又说：
“一切有文化的民族最初都是土地公有。当某种原始的阶段一经越过，这种公有财产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生产变成一种桎梏。它要被勾消，达到反面，于经过或长或短的中间阶段后，变为私有财产。但因私有土地自身所引起的更高的农业发达阶段又使私有财产成为生产的桎梏——像现今的小地产和大地产的例子一样。对于这种私产转入反——即再变为公有财产——的要求必然会出现。然这种要求不是指恢复原始的公有财产，而是指形成一种更高和更发达的公有财产形态，不独使生产不致受丝毫拘束，并且还要首先解放生产，使它能够充分利用化学上的发见和机械上的发明。”
在大麦，芝兰或蝴蝶的生命简单的过程中，我们只能寻出它们单纯的正反合的发展，但在复杂的人事社会中，对于正反合的每个局面中又常能寻出正反合来。所以卡尔说：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生出来的资本家占有方法——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建筑在一己劳动上面的个人私有财产的第一次反。可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依一种自然进程的必然性，产生它自己的反。这是反之反。这种反之反不再对工人恢复私有财产，但恢复基于资本主义时代所获——即基于协业以及土地和劳动自身所生产的生产工具的公有——的个人财产。”
这就是弗里德里希上面所举反的局面中的正反合。
统观上列的事实，可知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并且还是自然与历史的运动律和发展律。凡百事物从正起经过反而达到合，总是量的增加与质的改善，故这种方法表现发达的观念。
不过我们在此还要附带说明一点。在日本和中国有好些人把德文的Positive译为“肯定”，Negation译为“否定”，Negation der Negation译为“否定的否定”，我以为这不免有些语病，因为反对辩证法的人总是把“反”和“反之反”看作简单的否定，有人曾说；
中国人是中国人（肯定）
中国人非中国人（否定）
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否定的否定）
他们于是振振有词地说，像这样的“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只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地开玩笑，有什么发达的观念可言，怪不得捷克的马萨里克（T．G．Masaryk）要说：“辩证法简直是戏法”，更怪不得头脑冬烘的郭任远博士要说：“辩证法是哲学家在安适椅上和人家喧嚷吵闹的方法。”
其实弗里德里希早已明白说过：
“辩证法中的反不是指简单的否定，也不是宣布一种事物的不存在，也不是随意破坏一种事物。斯宾诺莎（Spinoza）曾说：每种限制或同时就是一个反。（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还有一层，反的方法第一是由进程的一般性质决定的，第二是由进程的特别性质决定的。我不仅当弄出反来，并且当再消灭反。我所造成的第一次反必须使第二次反有出现的可能。怎样讲呢？这全以每个场所特别的性质为转移。如果磨碎一粒大麦，或杀死一条虫，第一幕固然成功，但第二幕却不可能了。每种事物各有其特有的方法，在变成反之后，必须表见一种发达才对，即每种概念和观念也是如此，”
所以辩证法的反不是否定。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他的《逻辑》（Wissenschaft der Loglk）中说得对：
“反同样是积极的（Positive也可以译作正的），矛盾不是消灭于零中，不是消灭于抽象的虚无缥缈中，大概只是使它的特别的内容进于反，像这样的一种反不是全反，而是自身解体的特定事项的反，即特定的反；所以结局其中所产生的结果是被保存着。……这种反是一种新的意象，比较从前的意象更高并更丰富；因为它在旧意象的反或对抗中变成更丰富，它包含后者，且多于后者，它是后者和对抗的统一。”
反既比正更高更丰富，反之反，不用说，比反又更高更丰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不断地经过正反合的局面，便不断地向前展进，而它们的原动力就是矛盾。因此辩证法考察事物细大不捐，尤其是对于最简单之点，予以充分的注意，以便寻出其矛盾的所在，表现其运动和争斗的所由来。所以卡尔在他的生平唯一杰作中“首先分析那最简单，最平常，最基本，最丰多，最普通见过千百万次的资产阶级商品社会的关系，即商品交换。分析这种最简单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细胞），发见近世社会的一切矛盾（各为一切矛盾的胚胎）。以后的陈述向我们指出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其主要成分的总数中从头至尾——的发展（如发生和运动）。（引乌里扬诺夫语）宇宙间既是充满了矛盾，万事万物的运动与变化既是起因于矛盾，故辩证法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矛盾中考察对象，寻出对象所包含的矛盾及其向前发展的出路，而它自身也遂被称为“矛盾逻辑”。
五 突变说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这是天上的突变。“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是地上的突变。“国之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政治上的突变。“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是军事上的突变。“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这是植物的突变。“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这是美人生活上的突变。总之，整个的宇宙不独充满了矛盾，并且还充满了突变。其实这也是极寻常而自然的事，因为当矛盾达到顶点，即有突变出现。
可是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的学者一致否认突变的学说（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时候，它的学者们都承认此说，在自然科学中，如地质学和生物学都是如此），尤其是不承认政治方面的突变说，例如德国修正派的领袖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站在小资产阶级折衷主义的观点上，攻击辩证法，说革命已成为过去的事迹，此后决不会再现，但一九一八年德国的革命突然爆发，便塞住了他的喉咙。
又如我们的胡适博士也一样反对突变说，所以他说：
“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有革命。如所得税的实行不过是十四年来的事，然而现在所得税已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巨富的家私有纳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这种“社会化”的现象随地都可以看见。”
这真是一个“玄之又玄”的妙论，简直令人莫明其妙！因为革命的经过无论怎样和平，期间无论怎样长久（如产业革命是），总是一种突变，现在竟有胡博士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发见美国的社会革命是“渐进的”，倒也别致！他所谓“渐进”，不用说，是指渐变，这是与突变相反的。我们且来领教美国怎样渐进或渐变法。不幸我们仅遇着所得税一项，像这样征收私有财产的税金去维持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经过一万年也不会推翻这种制度，而实现一种社会革命。至于“社会化”，不能与社会革命混为一谈，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自工厂制度出现以来就是社会化的，随地看见这种或那种社会化的现象有什么稀奇？
在实际上，胡博士所谓“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只是指“美国天天在社会进化之中”，因为只有进化才是渐进成渐变的。渐变与突变既是相反，难道进化与革命也互相对抗而不相相容么？不然，渐变是突变的前提，而突变是渐变的结果。试举一例为证，我们拿一壶冷水置诸火炉上，则见壶水的热度逐渐增高，及达到镊氏一百度，便登时沸腾起来。热度的逐渐增高可称为进化，因为它是徐徐变化的，及至沸腾，可称是革命，因为它是突然爆发的。现在胡博士只承认渐变而不承认突变，无疑只承认水的热度可以逐渐增高至摄氏一百度或一百度以上，而永不会表见沸腾的现象，这是何等滑稽荒谬？！
胡博士在上句说“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在下句马上又说：“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实验主义的议论真是神秘得很，既说不会有社会革命，又说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啊，我知道了。他的上句所谓社会革命是突变的，下句所谓社会革命是渐变的，他最怕的是突变，所以敢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但对于这个具有号召力的社会革命的时髦名词又不能割爱，于是用“指鹿为马”的办法，硬说美国的社会进化是社会革命，于此可见资产阶级的学者进退失据的态度了。
但胡博士从前说：“真理是人造的，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以‘真理’的美名的。”我们试看他怎样替进化和革命的界说造“真理”：
“顺着自然变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产婴儿，这是演进。在演进的某一阶段上，加上人工的促进，产生急骤的变化；因为急骤的变化，表面上好像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故叫做革命。其实革命也都有变化演进的背景，都有历史的基础。”
胡博士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将这种意思发挥得更加尽致。
“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虽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
胡博士这种说法简直视进化和革命，渐变和突变为同一物，至多不过是在程度上有个缓急之分，在意识上有个不自觉与自觉之别。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远于事实的曲说。步骤的缓急和人工的有无，绝对不是两者区别的所在，因为改良是进化中一个或然出现的阶段，其步骤的急促和人工的督进，有时和革命没有两样，如以此为标准，则革命与改良丝毫没有区别。“打开天窗说亮话”，胡博士此处所谓革命只是改良，这用不着我来辩驳，他自己已经“露出狐狸尾巴”来了。他说“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在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既说“很像一个革命”，可见还不是真正的革命。那是什么呢？就是实验主义者所主张的改良。哼，认改良为革命，未免鱼目混珠罢！
步骤的缓急和人工的有无既不是进化与革命的区别所在。标准到底在那里呢？就胡博士所举的例子来讲，瓜的结实和婴儿的结胎都是进化（即他所谓演进）或渐变，迨瓜熟蒂落和胎足生产，才是革命或突变；至于他所谓“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正等于瓜和胎儿在生长的过程中吸收一种适于发育的特别养料，催促它们很顺利地早日达到成熟期。这是一种改良或改进，并不是革命或突变自身。怎样见得呢？瓜和胎儿在没有成熟的时期中，体积虽日日增加，但性质没有显著的变化。瓜总是苦涩而不可口，胎儿总是蜷伏于胎盘内，举凡血液的循环，养料的摄取，废物的排除，都惟胎盘是赖，它只是母体的一部分。迨瓜熟蒂落，胎足生产，不独两者的体积充分发育，而性质也突然一变，向来苦涩之味一变为甘甜，向来专恃胎盘为营养排泄机关的，现在自己的五脏六腑，五官四肢都能应用了。这是数量的变化引起性质的变化，这是革命或突变的特征。总之，进化或渐变是数量或性质发展的过程，而革命或突变乃是数量变化引起性质变化，或性质变化引起数量变化的过程，这是两者根本不同之点。胡博士不懂得这种客观的真理。惟仗着实验主义的法宝，本着阶级的意识，硬替进化和革命制造一种界说，因为这界说对于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大有用处”，便给以“‘真理’的美名”。他这样勇于作为，真不愧为一个大胆的“真理”的制造者！
但就是他自己在理论上所倡导的和演进没有根本区别的革命，即不打断历史延续性，仅“有意的加了一鞭”的革命，一到应用上，他也干干净净地推翻了，所以他说，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这句话靠得住么？据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载美国去年公司破产的达二万一千七百十二个，损失额达十万六千万美元，同月二十二日复称美国去年银行倒闭的有一千三百二十六家，四月二十日又载美国失业人数已达七百万，且有有增无减之虞。像这样的现象自然不能算作社会革命，不能算作很大的突变，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兆端已见，胡博士等着实验罢。即使这一次没有机会，以后也是会遇着的。
不过胡博士否认突变，一方面固仗着实验主义“本店自造”的“真理”，另一方面却以达尔文主义为护符，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序文中说：
“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张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
胡博士这样解释达尔文主义，完全是诬蔑达尔文主义，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我们知道，达氏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当明白承认古代博物学史“自然界无跟进之事”的格言（但旋申明，就当日的生物讲，此格言并不尽然），并宣言自然淘汰的作用，惟聚集轻微，继续有益的变异，而不能产出巨大成突起的变异，可是他不独没有因此否认突变，且屡屡说及突变的事实，今试征引数节如下：
“同一巢的小刍，同一果壳内的子实有时表现甚为显著的差异。”（Strongly-marked Differences）
“桃树的新苞发生杏实，寻常玫瑰的新苞发生苔玫瑰。”（Moss-roses）
“许多植物学家都相信刺篦（Fuller’s teasel）一物具有刺钩，为任何机槭设计所不及，这不过是野生刺篦（Dipsacus）的一变种；而其变化系突然起于种子之中。脱司辟狗（Turspit dog）大约是这样；据说安孔羊（Ancon Sheep）也是这样。”
“一大属中的植物有数种开蓝花，有数种开红花，开蓝花的一种变开红花，或开红花的变开蓝花。”
“凡相信迟缓和逐渐进化的人自然也承认有突然和巨大的特别变化，如自然界甚至于家养中所起的单独变异是。但家养物种既比在自然状况中的更多变异，这样巨大和突然的变异大概常出现于自然界，而偶然起于家养中，在此等家养变异中有些可归其原因于复化（Revereion）。这样再现的特质在许多场所，也许最初是逐渐得来的。大多数的变异必须称为畸形，如六指人，箭猪人（Porcupine men）安孔羊，尼亚塔牛（Niata cattle）等等是……”
达尔文于《物种起源》出版十二年之后，复刊布他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名著“《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en and Selection in Reiation to Sex 1871）一书，内中表现他对于突变的注意愈加增强，对于突变的事实也搜集愈多。例如他在第八章说：
“自然界中的动物，按不同的时季，呈现各种特性，其例多至不可胜数。我们看见鹿头的角就是这样。又如北极动物的毛在冬季中即变厚变白。有许多鸟只在蕃殖时季获得鲜明的颜色和其他装饰。拍拉斯（Pallas）说西伯利亚的家养牛马当冬季颜色变淡；我曾亲见亲闻相类似的显著的颜色变异，即英国几种马由褐白色或赤褐色变为完全白色。”
不仅是这样，到了十四章，达氏在“有进突然的变异”（Variations Sometimes abrupt）这个题目之下，又举出一大批突变的事实。他说：
“突然和显著的变异颇为稀少，……今将我所搜集的少数例子列举出来，它们的要点是在颜色上，至于全变白色和全变黑色的除去不计。世人都知道谷尔德（Gould）不承认少数变种的存在，因为他视轻微变异为特例；可是他说波加他（Bogata）附近属于息南吐司（Conathus）的蝶鸟分为二三族或二三变种，它们尾上的颜色彼此不同——‘有些全部羽毛为蓝色，有些仅中间八羽作美丽的绿色。’在这个例和以下诸例中都没有发见中间阶级。澳洲产的鹦哥的一种，只有雄类的‘腿毛有些作殷红色’，‘有些作草绿色’。同洲另一种小鹦哥‘有些横过翼盖的条纹作艳黄色，有些作红色’，美国所产绯红雀少数雄类‘横过小翼盖的条纹作华丽的红色。’……孟加拉（Bergal）所产蜜鹰或具发育不良的小毛冠，或不具此冠；这种轻微差异所以值得注意，是由于在南印度的同种‘具有十分显著的后头部毛冠，由几种羽毛构成。”
就许多方面看，下列一例更饶趣味。乌鸦黑白相杂的一种变种，其头部，胸部，腹部以及翼和尾的一部分都作白色，此变种只限于飞洛（Feroe）岛。岛上这个变种不少，因为格列巴（Graba）在此看见八至十只。这个变种的各项特性虽不十分固定，但几个著名鸟学家已定其名为一异种。这种黑白相杂的鸟为岛上其他乌鸦追逐迫害，声音十分喧嚣，遂使布日尼施（Brüinnich）断定为一异种；现在却知道这是一种错误。前面所说全变白色的鸟为同类所拒，不与配偶，和这个例子很相类似。
北海许多部分都发见寻常海鸬鹚的一显著变种，扰格列巴说，飞洛岛每五鸟中有这样一个变种。它的眼旁具有一纯白色圈，圈后有一狭的白曲线，长一英寸半。这种特性使好些鸟学家认此鸟为一异种，定其学名为U．Lacymans，但现在已经知道这不过是一变种。它常和普通海鸬鹚配合，然绝没有看见中间阶级；这也不足惊异，因为我在他处已经指明过，凡突然出现的各种变异（Variaiioas which appear Suddenly）或遗传不变或竟不遗传。”
此外，在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中还有谈及生物界突变事实的，但我们这里所征引的例子已经够用，不必再词费了。现在要问胡博士，这一切的一切是达氏在讲“一点一滴的变异”，还是在讲突然的变异？恐怕虽有百喙，也不能说他不是谈突变罢！胡博士，你要反对突变。不妨本实验主义的方法，凭着脑袋，自我作古地制造“真理”，何必仿托古改制的办法，死死地抱住达尔文，来曲解他的学说呢？！你要知道这是最愚蠢最行不通的把戏，因为他在《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1803）和其他著作中明明承认有渐变，也有突变，能读此等书的不止你一人（你是否读过，是否细心读过，似乎是一个疑问），你又焉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俄国伟大的和极有权威的自然科学家季米里亚捷夫（K．A．Timiriazov）在《十九世纪生物学发展史上的特点》上说：
“达尔文也承认有剧烈的变化——即突变——存在，并且还多于一般的渐进的变化，故后者不独没有唯一的意义。而且没有优先的意义。”
胡博士。你知道这么一回事么？
还有一层，在生物学上，注意动植物的变异性，广搜事实，切实研究的开山之祖差不多要算达尔文，他在草创时代，见闻有限，所以对于突变的事实说得不多。自此以后注意这一点的人日多，而所搜罗的事实也几乎是应有尽有了。今试先将日本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亚东图书馆有译本）中所举的例子择要介绍如下：
“美国一个叫做赛斯·莱特的农夫所蓄养的羊忽于一七九一年产一只身长腿短的羔儿，和其牡羔羊的形状大不相同，并传种至今。
南美洲巴位格哇伊国现在的无角牛是一七七○年突然产生的一只没有角的牡牛的子孙。
纽西兰中央岛的山地里有一种叫做“列斯托”（Nestor）的鹦鹉本本和别种鹦鹉一样，以花的蜜和果实为养科。自西洋人移住以后，它偶然在所晒的牛羊皮上啄了一下，忽喜肉食。从一八六八年起专好啄牧场中羊的脊背，吃羊的肉，尤喜欢吃肾脏。
卡墨列（Dr．Paul Kammerecr）在《遗传之谜》（DasRätsel der Vererbung 1925）中说：
“一只本来生白壳蛋的母鸡如由一只交趾支那雄鸡——这种鸡的母鸡是生黄蛋壳的——与之交尾，则此寻常母鸡的蛋也变成黄壳。截马克（Tschermak）使各种各样的野莺类（Finken rtan）与金丝雀雌类杂交，则野种的蛋壳上所具有的斑点时常表现在是金丝雀的蛋壳上。”
卡氏复介绍服洛诺夫（Voronoff）的实验道：
“我取欧洲种的牡羊一只，其毛长五生的米突（Centimeter）；替它安上一根更大的精腺。几个月之后，此牡羊的毛长达到三十生的米突，这就是说，比澳洲最好的羊毛长达到五个生的米突。”
当唐继尧的时候，云南有两个阉鸡的人对于鸡也善于行服洛诺夫这种手术。一只平常的鸡经过他们的手术之后，即能长到三十斤以上（据说唐氏因他们的手术秘而不宣，特招致署中，强其公开传授）。除掉这些事实外，我们还可从德人赫各莫腊透所《金鱼养育法》（商务印书馆有译本）中找着一点材料；
金鱼生后全系黑色，自六星期至八星期，即为通常变色的时期，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鱼身颜色有一变再变的，如初变红色，迟几点钟后变晶白色，也有由白变红的，也有鱼身斑点忽现忽退的。”
顾复编的《农作物改良法》（商务印书馆出版）更供给我们两个最显著的突变的例子：
“日本的稻作中，栽培而积最广的为神力。此稻系由兵库县揖保郡里会岛的丸尾重次郎于明治十年在有芒的程吉种中所发见的三本无芒稻选出。
美国长线维陆地棉中的米德种是美农部米德（Rowland M．Meade）于一九一二年在德克萨斯（Texas）的克拉克斯微尔（Clarksvills）附近考察田场时从一田中异于寻常的优良棉本中选择出来的。”
其实日本稻中除神力外，尚有竹成和雄町为突然变成的优良品种，美国棉中除米德外，尚有隆斯塔（Lone Star）为突然变成的优良品种。此外花卉中突然变成的优良品种尤触目皆是，如去年（一九三○年）上海三友实业社所陈列的名菊，有号“鹤立鸡群”的，有号“双峰插云”的，也有号“太真出浴”的，像这样好听的名目多至十几个，这都是因同一本菊花中有半朵，一朶，或二三朵花的颜色和其余花的颜色绝异，故获此佳名。又生物学上有“变形”（Hoteromorphosen）一项更告诉我们种种奇具的突变，如下等动物失去一只眼睛，在原处生出一个触角。失去一条腿，在原处生出一个翅膀，失去一个下颚，在原处生出一只 是。
现在又要请问胡博士，以上所举形形色色的事实是“一点一滴的变异”，还是突然的变异？以“捉妖”“打鬼”自命的博士如不认此为妖魔与怪而一律加以捉打，恐怕无法排斥突变说罢！
不仅如此，奥国孟德尔（Gregor Manlel 1822—1884）在布纶（Brürn）寺院试验植物品种间的杂种至许多年之久，在一八六五年布纶博物学会席上发表他所研究的结果，后来且将演稿登在学会的会报上。他这种报告造成“孟德尔法则”（Mendelisches Gesetz）或“孟德尔主义”（Mendelismus），在最近三十年来，这种法则或主义竟轰动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了。兹举其所示的例子一二如下：
“将紫茉莉开白花的品种和开红花的品种的花粉杂交起来，第一代的种子会开出玫瑰红的花。再将玫瑰红花的种子纯粹的培植起来，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开白花，百分之二十五开红花，百分之五十开玫瑰红的花。
将豆子开白花的品种和开红花的品种的花粉杂交起来，第一代的种子不是开玫瑰红的花，而是开红花。但再将这种开红花的种子纯粹的培植起来，便有百分之二十五开白花，百分之七十五开红花。而这百分之七十五开红花的种子再栽培下去，有三分之一总是开红花，其余三分之二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开白花，百分之七十五开红花。”
美国伯班克（Luther Burbank 1849—1926）所以驰名于世界，就在鉴识植物的性质非常精绝，能选出优良的突变种子，加以培植，不独“伯班克薯”（Burbank Ptato）久已有名于世，即其它花卉果木也多有他所选出的佳种。
再次，我还要介绍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即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Amsterdam University）的植物学教授德弗里斯（Hogo de Vries,1848）。他于一八八六年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荒原薯地上发见一种月见草（Nachtkcrzo），便移植于大学植物园里，培养至若干万株。这种草竟呈出各种各样的突变，如叶子光滑的，雌蕊特别短的，茎粗而节短的，叶脉红色的，叶色薄的，全体矮小的等等。多氏经过十五年的研究，于一九○○年至一九○三年刊布两卷书，名为《突然变异说》（Die Mutition theorie）。书中的材料丰富，证据确凿，使著者立享盛名。他后来发表好些有价值的著作，如一九○五年的《物种与变异》（Arton und Varietäten），和一九一二年的《遗传学上的突变》（Die Mutationen in der Erblidhkeitslere）等是。当他被邀到美国演讲时，美国的报纸恭维他了不得，甚至于说他的突然变异说已经推翻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说了。
至于现今一般生物学者借助于外界的影响，试验生物的突变而获得成功的，也大有人在，如伍尔克（vandoWolk）对于槭树的试验，伍尔夫（F．Wolf）和柏蓝（H．Braun）对于微菌的试验，罕森（Hansen）对于酵菌的试验，曾尼斯（Jonunings）对于滴虫的试验，陶厄（Tower）对于薯叶甲虫的试验，马克杜加尔（Mac Doagal）对于显花植物的试验，都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也供给一种同样的事实，就是：
“美国纽约达芬倍奚博士曾将X光照诸鸡蛋之上，作极有趣味之试验。此种试验影响于鸡蛋之孵化与刍鸡颇大。将多数之鸡蛋曝于X光下，有仅数分钟者，有至数小时者，各有不同之效果，仅曝数分钟者，所孵化之刍鸡百分之九十以上为雌性，与普通雌雄性之比例相差极远。经过数小时者，尤发现一种奇妙之现象：所孵化之刍鸡非为现代所有，身体之结构上有突异之进步。据一般科学家推测，如此之进步尚需经过数百年之进化程序，而今经X光之一照，竟突飞改变至数百年后之现象，斯亦奇矣！”
在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研究中既有一种突然变异说发生，并有堆积如山的突变的事实出现，主张“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的胡博士，侈谈进化论的胡博士，总应该知道一二罢。现在不要讲生物学，即就农科而论，凡最初浅的栽培学或作物学等等论及种子，无不有“突然变异选出法”一项，在美国学过农科的胡博士尤应当知道这一点。而退一步，假定达氏没有承认过突然的变异，胡博士为着真理（这是客观存在的真理，不是他所谓“人造出来的”真理）的缘故，也不应当利用达氏的学说来造成自己“一点一滴的”进化论，何况达氏本承认突变，他竟一概抹杀，借便私图，未免有伤忠厚。
“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既是这样，一般实验主义者对于服洛诺夫行过手术的长毛牡羊，云南行过手术的三十斤以上的鸡，日本稻中的神力，竹成和雄町，美国陆地棉中的隆重斯榙和米德，三友实业社的名菊，以及伯班克薯等等优良品种都不能认为“真实可靠的进化”，因为它们不是由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而来，乃是由突然的变异而来。从前武三思说：“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现在胡博士既否认突变为“真实可靠”，势必也要说：“于我有用的为真理，于我无用的非真理”，因为他本着实验主义的方法，对于任何事物要“大有用处”，“才给它们以 ‘真理’的美名”，而突变对于握有政治权和经济权的资产阶级不独丝毫没有用处，并且还是一个大祸害，所以代表这个阶级说话的他不得不加以否认和排斥。
以上所举大批的事实攻击胡博士“生物进化……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的臆说，算是体无完肤，现在还要介绍黑格尔在《逻辑》一书中所举一个人人能够实验的例子把他的“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的谬论打个粉碎。
“水在寒冷的天气中结冰并非渐次进行，先变成稀薄的浆，然后结为坚固的冰，而是一跳即成为固体。”
自实验主义的信徒胡博士看来，水不肯“一点一滴的”逐渐由液体而“演进”为浆状物，再由浆状物而“一分一毫的长成”固体，竟这样一步跳而为冰，实在不成其为真理，因为和他的学说不相符合，对于他没有用处。唉，自然这样不称我们博士的意，真太糊涂了！
现在总括起来说，德国一九一八年的革命，美国现状的不安事，自然界种种突然的变异和一般生物学家的突变的理论与试验这些残酷的事实既给予伯恩斯坦和胡博士一班人以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对于突变说似乎可见就此收场，不必往下说了。不过一般盲目否认突变的人也许反借我所举的例子——尤其是关于生物学上的例子——做口实。另形成一种曲说，说这虽是事实，究竟为偶而不常的例外，试看千千万万的物种中仅呈出这少之又少的突变，不是一个明证么？其实我这里所举生物学上的突变，多就达尔文所指突然的变种而言，故其例颇为稀少；至于辩证法所谓突变，绝不止此，如本章第四项（在矛盾中考察对象）所说的“反”和“反之反”，第五项（突变说）第一节所举的六事，和胡博士所谓“瓜熟蒂自落”，“九月胎足而产婴儿”等都是突变。所以每一事物都要经过数次或无数次的突变。这是一种经常的现象，无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出证据来的。这个问题实在过于严重，我们若不能用极充分的证据，从多方面证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除渐变外，随时随地都有突变，并非偶然现象，则辩证法根本要塌台，实验主义可以屹立不动。此事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胡博士可以仍旧洋洋得意地大唱其“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换句话说，大唱其改良论，而我们从此却不配再主张整个的改造——根本的改造，换句话说，不配再主张革命论。这是辩证法和实验主义，我们和他们的生死关头，故不能不郑重说明，再三说明。
〔附注〕上段“ ”中语见胡博士《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他在此文中将“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和“笼统的改造”对立起来，使人家看见，自然而然地不倾向那“笼统的改造”——因为那是一个不好的名词——真是会玩把戏。其实它们是应当和我这里所指的“整个的改造——根本的改造”对立的。胡博士的目的是在保持现制度，仅零零碎碎地修补。恰和东一块，西一块补旧衣，补旧马路一样；我们的目的是在推翻现制度，从根本上再来一个整个的新制度，恰和弃去旧衣，裁制新衣，破坏旧马路，翻造新马路一样。至于制新衣服要从一针一线做起，造新马路要从一寸一寸筑起，这是方法上的问题，不能与目的浑为一谈。可是我们的大博士本着实验主义的训练，偏要再玩把戏，大做其浑淆的工作，所以接着又说：“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唉。作伪心劳，胡博士可以休矣。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所谓突变不仅是由一种数量突然转变为另一种数量，由一种性质突然转变为另一种性质，而是数量上的变化突然引起性质上的变化，性质上的变化突然引起数量上的变化。今先将弗里德里希对于前者在化学上所举的例子介绍出来：
“如以C代表一原子量炭素，H代表一原子量水素，O代表一原子量酸素，N代表每种结合中所含炭素原子量之数，便可以表现这些级次的分子式如下：
CnH2n＋2——通常白蜡一类
CnH2n＋2 O，第一酒精一类
CnH2nO2 一杯基的脂肪一类
我们如果以最后的一个分子式为例，顺次假定n＝1，n＝2，n＝3，……便得到以下的结果（同分异性的除外）：
CnH2O2——蚁 酸——沸腾点100° 溶解点 1°
C2H4O ——醋 酸——沸腾点118° 溶解点 17°
C3H6O2——
——沸腾点110° 溶解点——
C4H8O2——牛 酪 酸——沸腾点162° 溶解点——
C5H10O2——
——沸腾点175° 溶解点——
如此类推下去，一直到C30H60O2麦里息酸（Melissinsäuer）为止，此酸段至八十度才能溶解，并且没有沸腾点，因为它一达到气化时，即行分解。”
其次再看人事界中的例子。如初期的工厂手工业与行会的手工业不同之点只在同一资本同时雇用比较多数的劳动者，当时不过把行会主人的工场扩大一些，这是数量上的变化。卡尔告诉我们说：
“多数力融合为一种集合力，便发生一种新的力，抛开这一点不讲，大多数的生产工人单是社会的接触，即产生一种竞争和一种特殊的精神的兴奋，能提高各个人服务的能力，所以十二个人同时在一个一百四十四点钟的工作日中所供给的总生产物，比十二个劳动者各自单独作十二点钟的工或一个劳动者连接作十二日的工所供给的要多得多。这正是因为人在性质上虽不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所说的一样，是一种政治的动物，然却是一种社会的动物。”
又弗里德里希所引拿破仑的有训练而不善骑马的骑兵与善于人自为战而没有训练的曼麦琉克人（Mamelukes）的战争故事更是一个显例。
“两个曼麦琉克人对三个法兰西人是无条件地占优势；一百个曼麦琉克人对一百个法兰西人便不分优劣；三百个法兰西人对三百个曼麦琉克人通常是占优势，一千个法兰西人对一千五百个曼麦琉克人每次都要打个胜仗。”
在另一方面，一块冰如遇热溶解为水，则其所占的容积必比固体时为大，如遇大热而尽蒸化为汽，则其占的容积必比液体时更大，同为凡物遇冷便收缩。收缩则小。遇热便膨胀，膨胀则大，这就是性质上的变化引起数量上的变化的例子。
在物理上既多这样的例子，在社会中更是随在都有。如当手工业时代，工人用手车纺耖，每人每日至多不能超过半斤，一到了大工业时代，每人照顾一架机器纺秒，即增至数十百倍，这也是性质上的变化引起数量上的变化的明证。
总而言之，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事物的演进达到某种程度，必定发生一种突变，使向来渐进的发展忽然中断（并不像胡博士所说的“表面上好像打断了历史的连读性”那样轻松），面另换一个新方向和新局面，我们固不像资产阶级的学者和实验主义的信徒一样，因畏惧突变而否认突变。但也不像一般夸张突变的人一样，以为世间只有突变，没有渐变，所谓“渐变”不过是一些小的突变；我们承认有渐变，也有突变，两者正是相反而相成，并不像冰炭的不相容，方圆的不相入。这是辩证法的看法，这是宇宙间的定律，这是确切不移的真理。
六 理论与实际的一致
“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因为它是实行的指南针，是实行的灯塔，没有它，实行便找不出方向，便要在暗中摸索。然理论非凭空发生，乃是经验和思潮的产物，它要去指导实行，必须与当前局势和将来的发展的实际情形切合，否则就变成空论或胡说。而不成其为理论。可是自古至今的所谓理论多不合实际，只是一些空论与胡说。
《吕氏春秋·君恃篇》说：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犹且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
这一段话把人类的宰制万物归之于“君道立”，与实际情形相去十万八千里。殊不知人类所以达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己生有一只优越卓绝的手能够制器作工，有一个组织精巧的脑袋能够思想计划。纽曼（Karl V．Neumannn）说：
“曾有人对于人类的文化史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叫做人的脑与手的历史。……在太古之世，这双手将火石做成斧与刀，并且在突然的岩石洞壁上刻出动物的形象，后来它们又造成米罗（Miro）的维纳斯（Venus，按这是司美丽与爱情的女神），画出西斯廷的麦当娜（Sixtinische Madonna，按此即马丽圣母之象），这同一的手更建筑城市与华丽的皇宫，制造巨大的汽船与铁路，汽球与飞机。”
《周易·系辞》上也说：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吕氏春秋》不从人的手与脑去追求“载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的原因，而笼统归功于阶级制中的君主，真可谓信口开河。
其次胡适博士本着实验主义的观点，许多年来极力提倡个人主义，在一九一八年《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征引易氏致友人的信道：
“我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他在一九二五年《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重申斯义，并劝学生死心塌地读书，不问时事，因作一极妙的诗规劝道：
“救国千万事。
何一不当为？
而我性所适，
仅有一二宜。”
他在一九一九年《不朽》一文中更高唱“社会的不朽论”，说：
“……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代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做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他在一九三○年《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序言中复将《不朽》的要点撮出，说道：
“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古人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即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个人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遗万年，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么？”
西洋资产阶级的学者自资本主义的曙光时代起即提倡个人主义，去适应这个阶级的利益，胡博士既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本着实验主义一味追求效果的方法，极力颂扬他自认为“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以冀适应本阶级的利益。我们自然不能责备他，不过要用辩证法的眼光，分别考察他的话是否适合于实际，是否可作一般青年的指路碑，而配称为一种理论。
第一，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一切生养教育都直接间接有赖于社会，当社会或国家需要个人牺牲时，即不当退避，尤其是比一般平民享有求知的优先权的智识分子应当奋不顾身，尽一己先知先觉的义务，切不可存“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的心理，专谋一己的私利。现在抛开这种大道理不谈，专讲在当日情势之下是否需要胡博士那样的“理论”。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五年的学生倘若跟着他跑，即不会有轰轰烈烈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出现。而资产阶级的革命无由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所以他的呼声不独为其他阶级的人所非笑，并被本阶级的青年当做耳边风。为什么呢？因为易卜生生在小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环境中，走入个人主义，完全是因这个阶级没有争斗的能力，使他不得不着重个人的反抗，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已有争斗的力量，正需要联合或各自集体地干起来，对于他稗贩来的个人反抗主义，都知道效力甚小，无稗实用，故置之不理。胡博士说：“突变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对于他自己所侈谈的易卜生主义，恰是一语破的！像这样不切实际的空谈那里配为理论呢？
第二，他的“小我”“大我”的说法，真是乱七糟八，一塌糊涂，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个人与全体的利害一致，说说“小我”“大我”，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在阶级制明明存在并且对抗非常厉害的现代，个人的利害只能与某个阶级一致，绝不能与全体人类一致，当然谈不到“小我”之外就是“大我”，更谈不到“‘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除掉“‘小我’是会消灭的”外，“大我”中的一整个集团也是会消灭的（此处本不能再用“大我”这个名词，不过为便于反驳胡博士起见，姑妄用之），如法国大革命（ 一七八九年）后贵族阀的消灭，俄国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后资产阶级的消灭是，我们的大博士闭着眼睛不看事实，一味高唱他自己所认为“空荡荡的‘大我’”，而“否认那介于‘人类’与‘我’之间的”阶级，他如真不知道，就是不智，如有心作伪，就是不诚，二者必居一于此，
还有一层，他说，过去，现在，将来种种“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像这样说得花天乱坠，真令我如坠五里雾中！可是莫忙，我要问大博士。“一点加一滴”怎样解法？据我想，具体地说，总不外人加人，物加物，意志加意志，感情加感情，凡属“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都相加起来，就等于“大我”的现象，换句话说，就等于社会现象。我们为求简单明了起见，不笼统讨论这一切的一切，仅提出意志一项来说。因为这个问题与下面要讲的“个人造成历史”一事大有关系的缘故。
我上面解释胡博士的说法如果不算武断，则他明明承认社会现象是各个人意志总和的产物（观于他说：“个人造成历史”，益足证明这一点）。这是真的么？待我举出最近国际间的糖业状况来作考验的资料。前数月的《申报》中载古巴因糖价低落，故意焚烧大量的糖类，今日（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一日），又载古巴，爪哇，德，比，匈，波兰，捷克七国代表签订国际糖业协定，限制各关系国过量的糖的输出，以免产糖者的破产，各国糖业资本家从事于糖的生产本来是想获取利润，他们拼命扩充这种生产，本来是想获取更多的利润，社会现象如为各个人意志总和的产物，则他们应当如愿相偿，各得厚利。但结果不独达不到这种目的，并且因生产过剩，大破其产，大焚其糖，大限制其输出。可见在这无组织的社会中，社会现象不是各个人意志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交互错综交相牵制的结果，因此往往违反各个人的意志，胡博士的“一点加一滴……，便是‘大我’”的说法，完全与实际相反。
末了，我对于他这篇《不朽》论中所谓“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的高见还要批评一下，这是从向来流行的“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两句臭调变来的，为形式逻辑与实验主义得意的理论。尤其是后者必然如此，因为它反对辩证法的有定论（Diterminism）而高唱自由意志论，认个人可随意造成历史，造成社会。可是上面糖业状况的事实已经明白告诉我们，个人的意志在这个无组织的社会中绝不能造成历史，造成社会。自然历史和社会也不是人类以外的东西造成的，各个人的确都有力量错杂其中，不过不像实验主义者那样笼统的主张一样。怎样讲呢？卡尔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Der achl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说得对：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非出于自由创造，非出于独立选择，而是在已有和现成的局势之下进行的。”
弗里德里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把这种意思发挥得更为详尽。
“……社会史上的行动者是具有意识，思索，情感和一定目的的人类；每一件事的出现都有意志，都有目标。但这种区别对历史的探讨——尤其是对各个时期和事件的探讨——虽十分重要。而于历史的进程受内部普遍的规律的支配这种事实，却不能有所改变。不管一切个人所怀抱的目的怎样，在表面上这里大概是像受偶然的支配。凡所志所愿的事物仅有少数出现，至于多数目的交互错综，互为牵制，不是起初即不能实现，就是方法没有效验。所以无数单个意志与行动在历史上的冲突所表现的状况，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大致相似。行动的目的固所心愿，但由此等行动所发生的结果却非心愿，或者初时似乎和目的相符，终久背道而驰。就大体讲，历史的事件好像同样受偶然的支配。可是在表面上偶然即表现力量，它仍是受看不见的内部规律的支配，所以应将这种规律找出来。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管历史的出现怎样，每个人是依照自己自觉的目的去做的，这些在各方面动作的意志及其对于世界的许多影响所发生的结果，就构成历史。因此要看无数个人所志所愿的是什么。意志是由情感或思考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情感或思考的动力，种类甚多。有一部分是外界的状况，有一部分是理想的动机，如野心，“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仇怨，或纯粹个人各种各样的幻想。但在一方面，我们已经看见，在历史中动作的无数个人的意志所产生的结果，时常不是自己所愿意的，有时且恰恰相反，个人意志的动力对于总的结果只占次要的位置。在另一方面要问有什么原动力站在此等动力的后面，有什么历史的原因能在行动者的头脑中变成此等动力？”
本章起首所介绍的唯物史观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读者覆按一下，即可以知道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个人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怎样。胡博士对于这一点完全不懂，惟高唱“个人造成历史”，“个人造成社会”；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当热不复迷信所谓全知全能的上帝，可是却迷信个人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像这样和实际背道而驰的议论也够得上一种理论的资格么？
第三，我说个人是胡博士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即他的新偶像，并没有冤枉他。试看他在最近一篇序言中仍是怎样“极力拾高个人的重要”，不独个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并且起一个念头“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因此像煞有介事地奉劝个人“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其实他还应当说：“起一个念头而不敢忘这个念头的社会影响。”否则恐怕“引起几十年的血战”，并且说不定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啊，个人，个人，你真是伟大，真是神秘！但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慎子说得对：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能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夫弩弱面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
所以个人绝对不是万能的。他在社会中等于沧海的一粟，而他的作用也不过是一粟。要在某种状态之下，代表某种势力，应某种潮流，个人才能表现得十分重要。像胡博士那样的说法只是他自己所谓“一股夸大狂的空气”！
胡博士看到这里，一定要强辩道：“我所说的毁灭一村一族，引起几十年的血战和兴邦丧邦等等上面，不明明有‘也许’两个字么？你自己不看清文意，怎样好怪我鼓吹个人万能呢？！”
如果你不是鼓吹个人万能，在一方面你应当加上“在某种状况之下……”等字样，在另一方面决不致流露“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等语。至于“也许”两字是你故作较狯，常玩的一种把戏，绝不能减轻你鼓吹个人万能的错误。怎样讲呢？
譬如你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篇二千一百多字的文中极力描写”突变好听的‘主义’”是怎样的容易，“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怎样的没有用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怎样多危险，讥笑“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警戒人家莫谈主义，“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复于这样痛快淋漓畅论一番之后，安上一张后门说：“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迨人家提出反驳，说没有一种主义做标准，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绝不能蔑视主义，你便从后门里跑出来，说你已经在劝人研究主义（当时的人正苦于没有一种主义做解决问题的标准，故先从研究主义下手，这原是对的，你劝人家莫谈主义，这又是你的理论不切合实际的明证，还有一层，你当时正在“空谈外来进口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更是自相矛盾）。可是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于叙述欧洲人所谓科学破产以后，何尝没有声明他“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你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却不因此饶恕他，说“谣言这件东西就和野火一样，是易放而难收的。……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粱任公这样说的’”。其实你所谓“也许”，所谓“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也正等于梁氏的声明，有什么用处？因为你这种说法与全篇文字的分量和语气太不相称，绝不能引起人家的注意。他们只知道喊着：“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个人造成历史。个人造成社会。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胡适博士这样说的！”这么一来，一切卑鄙龌龊，自私自利。狼子野心，不顾公益的人都找着“理论”上的根据了。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背离，不足以为实行的指导，故对于实际不是不发生影响，就是发生很坏的影响。至于辩证法是要细心考察实际情形，使理论能与之切合，为实际所需要，因而指导实行，改造世界。如乌里扬诺夫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提出土地归贫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及以后的对德国媾和等等理论都切合实际，为当时的环境最迫切的要求，故一经见诸实行，即收得绝大的效果。这是辩证法的观察法。这是辩证法理论与实际一致的第一义。
奥地利有名的物理学家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信徒马赫（Mach 1838—1916）于一九○五年著《认识与错误》（Erkenntnis und Irrtum）一书，宣言：
“‘有定论’或‘无定论’论旨的正确无从证明。……但当研究中，每个思想家在理论上必须为有定论者。……每种新发见暴露了我们见解的缺点，表见了向来未曾察觉的关联的其余一部。……所以就是那些在理论上代表极端有定论的人在实际上也必须为无定论者。”
乌里扬诺夫在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评道：
“将纯粹的理论故意和实际分开，将有定论限于‘研究’方面，使道德方面，社会活动方面以及‘研究’以外的其他一切方面都陷在‘主观’评价的问题中，这不是愚昧么？这个饱学自炫的人说，在我的工作室中，我是一个有定论者；但对于一个哲学家应注意的一种包括理论与实际，并建筑在有定论上的统一的世界观，可不必提及。马赫说出这点小事，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对于依照自然与必然的关系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清楚。
※ ※ ※
一个可爱的对照：在理论上是教授，在实际上是神学家。或者在理论上是客观论（即‘羞答答的’唯物论），在实际上是‘社会学上的主观方法’。”
“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看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他的一切行为，——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
“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他的一切行为——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这不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有定论么？为什么会出于高唱“自由意志”（即无定论）的实验主义信徒的口中呢？啊，这也只是一种偶然的说法，终久还是要显露他那真面目来的，所以他接着又说；
“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甚至于因果律的笼罩一切，也并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因为因果律的作用使他以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释过去，预测将来；一方面又使他可以运用他的智慧，创造新因以求新果。”
胡博士在上面明白承认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人的一切生活，他的自由真是有限的，在此处忽说笼罩一切的因果律并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这就是说，并不见得支配着他的一切生活，而其所持的唯一理由是“因果律的作用……使他可以运用他的智譬，创造新因以求新果”。这种微妙的理论真有些令人莫测高深！一切行为刚才还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类，此刻因制造新因去求新果，即可脱离它的羁绊，使之无从笼罩，天下神奇的事宁有过于此举么？但我们细心考究一下，人类并没有魔术棍子打破因果律的藩篱，突然冲出，他们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举动，在此作怪的不过是胡博士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罢了。
怎样见得呢？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生哲学》”（Ethik）中批评那些主张自由意志说的哲学家道：
“他们显然认人在自然界和国家中的一个国家一样，因为他们相信人破坏自然界的秩序比服从这种秩序为多；而人对于自己的运动具有一种无条件的权力，除掉自己以外，不受任何事物的决定。”
胡博士在实际上也是这种哲学家之一，不过他对于明目张胆高唱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和单一性的人生观的张君劢一班人既奉送了一个“玄学鬼”的徽号，自己自然不能不勉强承认因果律对于人类一切生活的支配权。但他终为实验主义的方法所限，便绕一个圈儿来摆脱这种律的束缚。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深文周内，故意罗织，还有其他事实，可作旁证。譬如他在《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中对于“‘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是什么？”回答道：
“这个不消说得，自然是怎样使人能有那种‘创造的智慧’，自然是怎样使人能根据现有的需要，悬想一个新鲜的将来，还要能创造方法工具，好使那个悬想的将来真能实现。”
他在《詹姆士论实验主义》中又说：
“‘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人本主义）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正在修改之中，将来改成怎样便怎样。……实验主义的宇宙是还在冒险进行的。”
此处所谓“创造的智慧”，“悬想一个新鲜的将来”，雕刻大理石一般地改造实在，修改未完的草稿，“将来改成怎样便怎样”和冒险进行的宇宙等等，无一不是胡博士这一班实验主义者本着“自由意志”所要干的勾当。所以他不独在实际上是一个无定论者，在理论上也毕竟是一个无定论者（他和张君劢一班“玄学鬼”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不过有时又高兴做一个有定论者，如和他的远祖马赫相较，岂止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并且还是言不顾言，像这样矛盾百出，难道是“一代不如一代”么？！
至于辩证法是要理论与实际紧接一起，并且连贯一气，如在理论上为有定论，在实际上也必然为有定论，绝不能自相矛盾，这是辩证法理论与实际一致的第二义。
七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认识
“人家说是长安远，我比长安远九千”，这是我们家乡一个出远门的人写信回来说的。我小时候，总是把它当做歌儿唱，以为那里真是远得不得了。后来在中学学习地理，才知道长安不算远，比长安远九千里的地方也不算远，只有许多学生前往欧美留学，算是到了“地之角”，那才真是远。但出国前偶阅哈洛（B．Harrow）《从牛顿到爱因斯坦》（From Newton to Dinstain）一书，发见下面一段话：
“你如果设想乘坐快车，每点钟的速度平均为三十哩。你从纽约出发，在四天之内当达到旧金山。如以同一速度旅行全球，可在三十五日之内蒇事。倘仍能以同一速度腾空而起，向月球进发，在三百五十日之内便可达到目的。一到月球，旅行一周，需时八日，在地球时旅行一周却需三十五日。你如果不去月球旅行，而收拾行李，向太阳出发，那你，不如说，你的后裔在三百五十年之内当可入太阳境，再加上十年，即能绕行太阳一周。”
把地球和月球的距离比较一下，固觉得欧美犹如此邻，但把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比较一下，岂不觉得月球是“望宇对衡”么，由此看来，太阳真是极远极远，真是“天之涯”了，可是奠忙，再听哈洛说罢：
“此等距离雄极大，然以地球和各星球的距离相较；又不算一回事。光的运行不是每点钟三十哩，而是每秒钟十八万六千哩，光从太阳达到地球，约需八分钟，从最近的星球达到地球，豹需四年多一点。有些星球的光即运行几百年也不能达到地球。”
啊哎，太阳先生离我们真不算远，因为光小姐仅走八分钟就到了，只有那最近的星球劳它走四年多路。不能不称为十分远。还有好些星球劳她走几百年。尚不能和我们见面，不能不称为最远。但据一九二一年三月三日《申报》电；
“世界各国的大天文台最近关于星的扩大现象，均有精密的观测。据观测的结果，各天体由其中心（即太阳）逐渐离开，而宇宙的范围渐次扩大。此仍以分光摄影的光学的研究，得其判断。这种现象打破从来的宇宙衰老说，而证明宇宙尚在进化的路程中。”
既是这样，世界上如再出一个新的牛顿或一个新的爱因斯坦用窥天仪发见新的星球，要劳光小姐跑几千年甚至于几万年，才得和我们打个照面，那这里所谓“十分远”和“最远”的星球不是又变成“最近”和“十分近”么？
我上面这几段谈天说地的话并不是随便开玩笑，替大家解闷气，而是要证明世间所谓真理是有时间和空间性的，在一个时候和一个地方所谓“真”，到了别个时候和刖个地方也许不真了。这不独关于路程的真理如此，即其他一切的真理也大半如此。再拿光小姐来说，在物理学上极有权威的牛顿说她的行动是直线的，从不走弯曲路。凡能用仪器实行试验的物理学家，谁也相信这是毫无疑义的真理。可是迄爱因斯坦出，竟发现光虽是寻着直线进行，但在途中如与具有吸引力球球体接近，她便不能再走直线，试以下图说明其理：
假定甲为一星球，当它的光线向地球射来时，它的光捉恰恰掠太阳而过。光线的途径如不受太阳的影响而为笔直的，当为甲乙，我们都知道，太阳先生平日的为人十分磊落，且板起一副威风凛凛的面孔，正经得了不得，但一看见这位光明美丽的小姐在前面经过，便心花怒发，忘其所以，竟使出自己吸引力的大本领，拼命地向她勾引。光小姐本是大家闺秀，岂肯违反礼教，随意私奔，不过她毕竟六根未净，抵不住太阳先生那样如火如荼的热情的挑战，遂炙脉脉含情，心心相印。她虽知道娘家与婆家的监视甚严，不容自己有外遇，然实在有些舍不得太阳先生，在前进中不断地向他暗送秋波，以致自己误入歧途，而她的真正的行径遂改为甲乙。在地球上盼望这位仙子下嫁并偷偷地窥测她的芳踪的婆家满堂宾客不独没有看出她的不正当的行径，反以为送她出来的娘家是甲非甲，她的路线是正直的。但古语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她的不正当的举动虽一时瞒住了那些宾客，甚至于瞒住了精明的牛郞，终于被目光炯炯向她进攻的爱哥发觉，并向朋友们宣布出来。因此我们现在便不认牛郎对她的看法是完全靠得住，而相信爱哥的观察为廉得期情了。
诸位看官，精勿怪我以游戏的笔墨来描写这天大的真理为太不郑重，我无非是怕此事过于干燥，引不起你们的注重，故这样哥儿姐儿来一大段。现在我要作古正经地发议论了。
爱因斯坦对于光的路线的新发见并没有推翻牛顿所说的光循着直线进行的真理，而是限制了这种真理的应用。就是，当光从太阳射到地球而不受其他球体的吸引力的影响时，它的行径便是直线的，当光从其他星球射到地球而受太阳的吸引力的影响时，它的行径便是曲线的。所以这种真理也一样要受时间和空间性的限制。
在天文，地理和物理学上的真理既大半要受时间和空间性的限制，在阶级制底下出现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等等的真理更不待言。尤其是关于是非，得失，善恶，邪正诸端，很少永久的标准和一成不变的真理。我们乡下有句俗话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的成语也说：“春雨如丝，农夫爱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爱其皎洁，盗贼恶其光明。”这正是因为各人的立场不同，以致是非好恶背道而驰。
又如儒家讲道德，重礼乐，信天命，自以为他们的道是永久的真理，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悖。可是墨子却攻击他们体无完肤。《公孟篇》说：
“儒之道足必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槨，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庄子看见儒墨之争各有是非，所以说道：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可见关于人事方面的是非原是相对的，要在这一方面去求抽象的真理便十分困难。善恶也是如此，所以弗里德里希在《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书中说；
“从一种人民到另一种人民，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善恶的观念甚为分歧，常是彼此互相矛盾。——然有人会反对道：善毕竟不是恶，而恶也毕竟不是善；如果善恶不分，则一切道德扫地，各人可以随意行动。……可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了结的。要是这样简单，当没有善恶之争，各个人都知道善是什么，恶是什么。现在怎样呢？对我们宣传的是何种道德？第一是从前信仰时代传来的基督和封建的道德，计分为旧教与新教的两部分，又再分为耶稣旧教的道德，正宗新教的道德，和界限不分明的道德等等。此外有近世资产阶级的道德，又有无产阶级将来的道德，所以在欧洲最进步的诸国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供给三大系道德学说，同时并存，比肩而立。那一种是真实的道德呢？就绝对的永存的意义讲，没有一种是真实的；不过那种代表现在的改革和将来的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的确具有富于继续性的最多的真理元素。”
以上这些例子都表现一切真理是相对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具体的真理而非抽象的真理。可是这里有一个应注意之点值得郑重提出，就是，这些虽是相对的真理，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一定的立场内，却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我小时以长安为标准，觉得比长安远九千的地方最远，后来以中国为标准，觉得欧美最远，以地球为标准，觉得月球最远，以月球为标准，觉得太阳最远，以太阳为标准，觉得最近的星球为最远，以最近的星球为标准，觉得最远的星球为最远，就我的标准继续改变讲，所谓“最远”的真理是相对的。但就标准未曾改变讲，它便是绝对的。其余各例可以类推。所以辩证法所谓相对同时就含有绝对，自它看来，相对和绝对间自身的差异也不过是相对的，两者的中间并没有彼此隔绝的鸿沟，也没有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但实验主义却恰恰相反。它站在相对论上（辩证法自然也含有相对认，不过不限于相对论），排斥绝对，它的相对就只是相对。并没有绝对的元素在内。所以胡博士在《实验主义》的论文中说：
“知道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方才可以起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它：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这一类‘这个真理’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因为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它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它能对付，便是真理：所以说它是可以证实的。”
天下有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应从真的本身着眼，它如果真是永久不变的，真是绝对的，便不应为着“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和“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的缘故，而盲目地加以排斥。实验主义者不懂这个道理，先定下一个主观的标准，然后来谈真理，其流弊必然达到乌里扬诺夫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作的结论，就是：
“把相对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不陷入绝对的怀疑论，存疑论和诡辩，便陷入主观论，这是免不了的。以相对论为认识论的基础，其意义不仅承认我们认识的相对性，并且否认我们的相对认识所接近的任何种不依赖人类的客观标准。一个人从赤条条的相对论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每种诡辩为正当，可以把拿破仑是否死于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一事作为‘有条件的’，可以为着个人或人类便利的缘故，于科学的意识形态（Ideology，在一方面这确是‘便利’的）之外，又让一种宗教的意识形态（在另一方面这确是‘方便’的）。并行不悖。
实验主义者从赤条条的相对论出发，果然发生了乌氏最后这几句话所指出的现象。如詹姆士恐怕人们“没有兴趣，没有刺激，没有激励，转入正途”，特决定拥护宗教，胡博士硬认“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这是一种诡辩，理由详后），就是一些显明的证据。
然胡博士把真理完全看做相对的，也自然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作根据，例如说：
“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它，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看王充《论衡·说日篇》）。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遣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绕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有哥白尼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月球是绕地而行，此处应系一种错误）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刻卜勒，如牛顿，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得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它，因此它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解释来代它了。”
胡博士用大气力来描写古今人对于日球三种不同的假设，意在指摘一，二两种的错误，借此陪衬第三种也不过尔尔，再明白些说，不过是相对的真理罢了。其实这种推论丝毫没有道理，因为真理是还绝对正确，应从它的本身下批评，不能因一二两种假设的错误，遂疑及第三种假设所成立的真理也有些靠不住（即不过是相对的）。这种议论是完全不相信人类能从相对的错误中找出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可算是“十足的……武断思想”。弗里德里希在《杜林的科学革命》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认识的产物是否具有至上的妥当性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他的答案是：
“思想的至上性是在一批绝非至上的思想家中实现出来的；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批相对的错误中实现出来的；两者只能在人类无限的生存中充分实现，别无它道。
此处和上面一样，又有同一矛盾发生于人类思想必然绝对表现的特质和这种思想在极受限制的单个思想家的实现中，这种矛盾只能在无限的进步中——对于我们至少是人类无限的连续中——去解决。就这种意义讲，人的思想是至上的，又是非至上的，他的认识能力是无限制的，又是有限制的。依资质，功用，能力和历史的目标讲，它是至上的，无限制的；就单个的表现和每次的现实讲，它是非至上的，有限制的。
永久的真理也是如此，人类若单从事于永久真理和思想结果——这是具有至上的妥当性和无条件的真理权的——的探讨，一定可以达到知识界的无限性现实与可能实现的境界，因此无数有名的奇迹便当完成了。”
这正是一种辩证法的看法，它指出人害在搜求真理的进程中免不了要表现一批相对的错误，但并不像实验主义一样，因此一口咬定宇宙间没有永久的绝对的真理，这是何等的切合实际情形。
此外，胡博士还有一种更进一步的说法作为真理仅为相对的证据，他说：
“就是平常人景信仰，最推祟为永久不磨的数学定理，也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我们学过平常的几何学的，都知道一个三角形内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又知道一条直线外的一点上只可作一条线与那条直线平行。这不是几何学上的天经地义吗？但是近来有两派新几何学出现，一派是罗贝邱司基（Lobatschwsky）的几何，说三角形内的三只角加起来小于两直角，又说在一点上可作无数线和一条直线平行；还有一派是利曼（Riemann）的几何，说三角形内的三角之和大于两直角，又说一点上所作的线没有一条和点外的直线平行。这两派新几何学（我现在不能细说），都不是疯子说疯话，都有可成立的理由。于是平常人和古代哲学家所同声尊为天经地义的几何学定理，也不能不看作一些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了
关于几何学上这三派的差异问题，胡博士这样很不正确有头无尾颠倒错乱地说几句，实足以引起绝大的误会。我最初看见，很学奇怪，所谓定理（Theorem）明明是由公理（Axiom）中推出，能够证明的，它所根据的公理如没有被推翻，它自身即是“永永不磨的”“天经地义”，为什么只能算作“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最适用的假设”！？其实胡博士所要说的是公理而不是定理，因为公理是假设的，是不能证明的。讲到罗利两氏的几何学，我因不明其内容。特就质于一位数学专家的友人C君，据说这只是他们所假设的公理的不同，故所推出的定理也不同。因为三角形内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是根据一条直线外的一点只有一条平行线这个根本公理证明的，这是平常的几何学，称为欧氏几何学（Enklidsche Geometrie）；或抛物线几何学；迨罗氏出，继许多学者之后，企图证明欧氏的平行线定理，但因这定理实在是一种公理，无法证明，终归失败，于是反过来，去掉欧氏的平行线公理，易于一直线外的一点可作无数平行线的公理，于是三角形内三角之和即小于二直角，这是罗氏的非欧几何学（Nichl-Enklidsche Geometrie），又称为双曲线几何学；后来利氏又换一条直线外的一点没有平行线的公理，于是三角形内三角之和即大于二直角。这是利氏的非欧几何学，又称为椭圆几何学。所以胡博士所说的两个问题只是一个问题，而罗利两氏的非欧几何学并没有重大的意义，并没有推翻欧氏几何学，不过是证明欧氏的平行线定理是一个公理，是不能证明的，即去掉也不致发生矛盾罢了。
这三个几何学说在各自假定的公理之中，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到底谁是谁非，此处用不着加以讨论，因为这样一来，便超出我和胡博士争辩的范围之外了。我现在要说的只有一点：无论这三种几何学说都真也好，都假也好，或一真两假也好，两真一假也好，断不能因此推出“假设是人们随便矫揉造作的玩意儿”的结论。胡博士自然没有这样明白说出来，不过他一则曰“平常人和古代哲学家所同声尊为天经地义的几何学定理，也不能不看作一些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再则曰“我们所假设的律例不过是记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速记法’”，三则曰“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窥其用意，无非是认假设为由人随意造成的，真理乃完全相对的，主观的。这是一种天大的错误，叫人家无从原谅，特详述其理由如下：
费尔巴哈说得对：“我的感觉是主观的，但感觉的根据是客观的。”我现在也同样地说，人们的假设是主观的。但假设的根据是客观的，所以假设不是搓汤圆，可以随便大一点，小一点，圆一点，扁一点；假设也不是“记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速记法’”，可以随便简一点，略一点，漏一点，补一点；假设乃是客观实在的摹本，乃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印象。因此假设不能马马虎虎，必须正正确确，否则不成其为科学的假设，只是不负责任的的信口开河！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实在的问题，以后当详加讨论，不过此处因它和假设有最密切的关系，不能不先说几句。胡博士认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涂抹，装扮，这些话简直是在开玩笑，没有回驳的价值。他或读者如果要求我回驳，那我也有权利，用开玩笑的方法来遵命。实在这个女孩子果真是百依百顺地让我们涂抹打扮，弄得花枝招展，媚态横生，对于我们确是爽心悦目，一见销魂，但这不是她的本色，不复能称为实在了。大家如嫌这种说法过于空洞，我可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胡博士是一个实在，如果替这个实在作一个摹本，就他的尊容讲，所表现是一个眉清目秀，瓜子脸儿，并蓄有八字须的四十许的男性。但我们的大博士如果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取下博士帽，拔掉八字须，剃去眉毛，画上两道上海最时髦的又细又长的柳叶眉，脸儿敷着雪花膏，扑上三花粉，配以鲜艳的胭脂（两唇也在内），再将头发烫得蓬松松的，装成一个娇滴滴的十六岁小姑娘的样子，就扮相讲，固然较前美丽得多。无奈已非“庐山真面目”了！在素识胡博士的人看来，一定要说：“像这样‘冠而雌’‘老而少’的打扮和本来面目实在差得太远了？！”在素来不识胡博士的人看来，也许一时信以为真，并且赞美道：“像这样才学超群，容颜绝世的佳人真是千载难逢，罗兰夫人不能专美于前矣！”可是迨他们慕名造访，一定相对骇然，大骂造像的人故意恶作剧，不赤赤条地作成一个摹本，要这样那样矫揉造作，以伪乱真。
胡博士，请勿怪我轻薄，亵渎了你的尊严，我的用意不过是就近取譬，使人易于明了罢了。“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们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实在是要客观的实在，不能任意涂抹装扮，假设是要正确的假设，不能随便省略增补，否则八字须的四十许的胡博士就会变成娇艳欲绝的十六岁小姑娘了。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断定：前面三种几何学说如果都真，必定各有特别适用的场所，牛顿和爱因斯坦对于光的学说可以并存一样，如果都假，那就是摹本走了样，应当再用心作出正确的摹本，如果一真二假，或二真一假，那就是有的系正确的摹本，有的系走了样的摹本。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因三者的并存并废，或一存二废，或二存一废，而推出“真理仅系相对的，实非绝对的”的结论。再进一步，假定从这三种几何学说中证明其中所含的真理确系相对的，然也不能因此断定它不曾进于绝对的真理，因为相对的真理本是跟着宇宙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向绝对真理方面进行的。怎样讲呢？乌里扬诺夫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说得很明白：
“从近世唯物论……的观点看来，只有我们接近客观的绝对真理的认识界限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但这种真理自身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接近它，也是无条件的，一张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但这张图画表现一种客观存在的模样是没有条件的。什么时候，在何种状况之中，我们对于事物性质的认识，达到发见煤焦油（Kohlenteer）中的茜素（Alizarin）颜料，或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但每种这样的发见系一种‘无条件的客观认识’的进步，这是没有条件的。总而言之，每种意识形态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每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别于宗教的意识形态），符合一种客观的真理，一种绝对的性质，这是没有条件的，你们〔指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将说：相对和绝对真理间这样的区别是无定的。我的答案是：要防止一种科学变成一种固执的教义，即变成一种死板，僵硬的东西，这种区别固然是“无定的”，但要自别于信仰主义（Fideismus），存疑论，哲学的唯心论。康德和休谟（Hume）门徒的诡辩，这其中最决切的和最不可救药的成分，这种区别同时便是‘有定的’。这里是你们没有发觉的一条分水岭，因为你们没有发觉，遂堕入反动哲学的构渠中。这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和相对论中间的一个分水线。
中国的马赫主义者胡博士啊，你也是同样没有发觉这条分水线，遂堕入反动哲学的沟渠中，并且因阶级立场和方法的关系，将愈堕愈深，不能自拔了。
胡博士在最近一篇序言中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倡存疑主义的赫胥黎和实验主义的杜威自己既各有所蔽，说出话来自然也尽是毛病。不过单就赫氏的“拿证据来”，和杜氏的“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讲，是搜求真理者所应有的态度。无奈我们承受师传的大博士恰和那“两位大师”一样，只能在存疑主义与实验主义所限制的范围以内找证据并顾到当前的问题，一出这个范围，虽有最明显的证据和日日接触的当前问题，他和一切实验主义者，存疑主义者就熟视无睹了，总是依照自己的方法，闭着眼睛乱喊宇宙间没有永久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绝不知道在当前的问题上先找一找证据，实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到处都有永久的绝对的真理，试看一加一等于二，二减二等于零，三乘三等于九，四除四等于一，这不是永久的绝对的真理么？胡博士如能用一种假设证明一加一等于三，二减二等于一，三乘三等于十，四除四等于二，那我就相信假设可以随便做，真理没有永久的，绝对的。又试看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发生一种空前的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这不是永久的绝对的真理么？胡博士如能用一种假设证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没有起义，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没有发生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旦三十日上海也没有发生学生运动，那我就相情假设可以随便做，真理没有永久的绝对的。像这样的证据，这样的当前的问题，真是多至不胜枚举。现在要问胡博士，这一类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证据的，是不能证实的”？还“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如果说它们仍不出前一列的说明，请将上面的绝对真理一律加以反驳，如果说它们的确也和后一列的说明相符，请赶快取消你那前一列的妙论，免闹笑话！
至于辩证法是完全根据客观的实在，判断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自己绝没有何种武断的固执的教条，套在客观真理的身上，加以矫揉造作。它在一方面，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动不居，真理也跟着变化，因此真理是相对的，在另一方面它承认宇宙有些客观的实在于形成真理之后，即具有永住性，不因时间空间的变迁而受影响，这种真理是绝对的；还有一层，它承认相对的真理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具有绝对的意义，并且因宇宙的展进而向着绝对的真理方面展进。所以辩证法既不像机械唯物论的代表杜林一样，认一切真理为终极的绝对的，也不像实验主义的代表胡博士一样，认一切真理为暂时的相对的，绝不含有绝对性，它完全以客观真理自身的是否变化为评价的标准，故免去两者的偏执了。
结论
我对于辩证法定出七条规律，并很详细地举例说明，一则借此阐发留德时对于这种方法的心得，二则以便初学者的易于应用。不过在这七条规律中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或可称为附属的：如一，二，三，七条系基本律，四，五，两条是由第一条推出，第六条的前半截不过是第二条的反面。次要诸条所以分门别户，独树一帜，意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在实际上应用最广，如让其包含在主要各条中，隐而不显，即不免有埋没之虞。
辩证法的规律既经明了，我们现在要进而指出卡尔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之点。此事最为重要，因为资产阶级的学者对于这种区别多半不懂，在那里乱发议论，淆惑听闻。德国哲学家杜林曾犯了这种毛病于前，我们的哲学博士胡适复继起于后，真所谓无独有偶（其实何止他们两人，这里不过是举个例子罢了）。他在一九三○年“《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序言中说；
“从前CDS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它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康苗立士特〔应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黑格尔更顽固了。”
当我初次看见这一段话时，几乎不相信自己是在读胡博士的大作，以为梁启超复活，这是出于梁氏的手笔。因为在资产阶级影响最大的两大学者中，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承认梁氏完全是一个玄学的头脑，“笔锋常带感情”，遇事信口开河，而胡博士则受过科学的洗礼（但梁氏的才具却超过胡博士），能应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实验主义来讨论一切问题，虽因方法不善，常是求不出真理（如本书前面所举的各例是），但他总算是小心翼翼地搜求证据不肯完全抹杀事实。现在拿上面这一段话来看，我简直不敢恭维他的的头脑胜过梁氏，他们两人真是半斤与八两，彼此相等。
我们完全暴露胡博士上面一段话的严重错误，须分作四项来讨论：
（一）他完全不懂辩证法的发展史及其内容。
（二）他不懂或曲解达尔文主义。
（三）他丝毫不懂卡尔的政治学说。
（四）实验主义的的总评价及其与辩证法“联合战线”的问题。
关于第二项，我在突变说中已经尽情说过，兹不再赘，关于第三项，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说，此处专讲一四两项。我们要想知道黑格尔和卡尔两人辩证法的异点，最好先听一听卡尔自己的一部名著第二版的跋文中所说的两段话。
“就根本上讲，我的辩证方法不独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并且还是它的正反对。黑氏以为思想的进程——他甚至于在意象的名称之下，将这种进程变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真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真实世界只是这种进程的外表的现象。反之，我以为理想不过是反映在人的脑袋中的物质罢了。
差不多在三十年前，我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神秘的方面，就加以批评。……辩证法在黑氏的手中虽弄成神秘化，但绝不因此妨碍他在宏大和有觉悟的方法中，首先写出辩证方法一般的运动形态。辩证法在黑氏手中是头在下的逆立着。我们要从这神秘的外壳去发见合理的核心，必须将头在底下的辩证法颠倒过来。”
这两段话虽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卡尔的辩证法中间一个绝大的异点，但不详细，我们可再听弗里德里希说：
“自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意象独立发展，绝对意象不仅永久存在——不知道在何处？——并且还是现存整个世界真正的活灵魂。绝对意象自行发展，经过一切初步——这些初步在〔黑氏的〕《逻辑》一书中讨论十分详细，且都包含在绝对意象中——于是‘自我化生’，转变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于不知不觉之中因自然的必要，经过新的发展，后来在人类中复达到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现在在历史上又从粗糙中发育出来，及至最后，绝对意象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才完全复活。自黑氏看来，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出现的辩证法的发展，这就是说，经过一切曲折运动和暂时退步而贯彻的自低至高的进步的因果关系，不过是意象从永久——不知在何处，但和每个有思想的人的脑袋没有关系——出来的自发运动的影子。这种意识上的颠倒错乱必须加以铲除，我们不把真实事物看做绝对意象发展到这个或那个阶段的反映，却从唯物史观的见地，将我们脑袋中的意象看做真实事物的反映。因此辩证法变成了真实世界和人类思想一般运动规律的科学——这两种规律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在表词上是相异的，因为人的脑袋能够有意识的运用它们〔指规律〕，而在自然界，一直到现在，甚至在人类史中，他们是在无意识的形态中，在外界必然的形态中，经过无限的偶然，才贯彻出来。可是意象辩证法自身却因此成为真实世界辩证法运动自觉的反映，而头站在地上的黑格尔辩证法复将脚站在地上。”
上面这几段话明白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的，卡尔的辩证法是唯物的，前者将思想的进程看做因，真实世界的发展看做果，后者将真实事物看做因，将脑袋中的意象看做果。所以前者是一种玄学方法，而后者是一种科学方法，胡博士不懂辩证法发展的历史，看见它是“出于黑格尔的哲学”，便一口咬定它“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这是何等武断！
中国人具有一种望文生义的大本领，为任何国人所不及。譬如前清时代的乡试中有一次的搭截题为：
“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
像这样上下句“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可算是难做极了。但我们的八股先生中居然有人做出：
“夫人不如鸟，可耻孰甚？如耻之，莫若师文王。”的妙文来，把题中的上下句接得天衣无缝，令我不能不叫一声“天才”！后来“洋八股”代兴，有一个试题为：
“拿破仑，华盛顿，威廉论。”
可是有一个人只知道前六个字是两个人名，不知道后两个字也是人名，即振笔直书，作成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大文，他的最得意的结论是：
“夫拿破仑威而不廉，华盛顿廉而不威，欲求威廉并著之完人，诚忧忧乎其难矣！”
我一看见这种大文，不能不叫一声“更高级的天才”！现在我们的胡博士决切地断定黑格尔以后的辩证法（即唯物的辩证法）为“玄学方法”，可见他的望文生义的本领比上面两个做老八股与“洋八股”的人更大，令我不能不叫一声：“最高级的天才”！
我为什么要说这许多废话来和胡博士开玩笑呢？因为他好摆出学者的架子，像煞有介事地教训世人。他最近在《胡适文选》一篇长序的末段说：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叫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看啊，好一个指点迷途的大教主！“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我们慈悲为怀的“胡圣人”（这是上海中国公学学生们替他上的尊号），当然是看不过意的。当齐宣王时，“有牵牛而过堂下者，……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我们的教主或圣人也无非是“不忍其……无罪而就死地”，故不惜“千言万语”，现身说法。可是俗语说：”对牛弹琴，牛耳不闻”，你所要拯救的对象既只是一些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试问你的苦口婆心有什么用处？！难道你真正想演竺道生顽石点头的奇迹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要想真正教人，确是一桩大不容易的事。自己对于一种学说，要先弄得清清楚楚，至少也要知道个大概，不致厚诬这种学说本来的面目，才配开口或动笔，否则不是“教人”，而是“误人”。你对于达尔文的学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卡尔的政治学说和辩证法毫无所知，怎好“教人”呢？不怕贻误你的少年朋友么？你如果真要教人的话，还是学学达摩，先面壁十年罢！
第三，你“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这就是替人们指出一条路，如用你的话来说，就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一个人如真正相信一种学说或方法，为之阐扬。引起人们的注意，采用，这只是替他们指出一条路，本来不能说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但胡博士一方面看不起读者，另一方面又愤自己的学说无人附和，兼妒忌别人的指导，故意造出这个恶名词，想借此挑拨读者的恶感，所以我在此用他的语法加以诘责，至于自己绝不敢把读者当牛看待）。你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
“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种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你现在也许借口于对特别问题没有特别主张（其实从个人主义，“好人政府”起，至“人权论”止，是很多的），只给你的少年朋友一个哲学方法，不算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可是一种方法要胜过千千万万的特别主张，如果不信，可听我说一个故事。西洋小说中，曾述及某国王遇着一位擅点金术的仙人，此人的手头所指，无论何物立即变为黄金，尽以奉献国王，但他辞而不受，要求教点金术。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学会了点金术，不愁没有黄金。同样你教会了你的少年朋友一个方法，不愁他们不作出和你相同的或大同小异的特别主张。关于这一点，你看得非常清楚，并且明白承认：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
所以你用方法去“牵着”人们的“鼻子走”，比任何特别主张还要牢固得多，厉害得多。你说：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我现在要问：
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就算“高明”，被杜威“牵着鼻子走”，就算“好汉”么？！
第四，你既以哲学方法相号召，我便要概括地批评你这种法宝。你所谓哲学方法，不用说，就是前面领教过的实验主义，这种主义和耶布郞斯基（Jablonsgi）几句简单明了的话所描写的一样，是：
“独立战争后美国资产阶级庞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即这个阶级庞大的蒸蒸日上的权力意识和企业精神的一种表现，它（指资产阶级）在实行上既不受一切封建残余的妨害，在理论上又不受一切形而上学成见的羁绊，便把它的福音：‘无顾忌的蓄积’补入实践中。“
“庞大的蒸蒸日上的权力意识和企业精神”所要求的，自然是实际的利用和实际的利益，所以实验主义处处以“有用”和“效果”为实验真理的标准。这种主义只看见宇宙间个别的事物，而不见全体的统一。它的出发点既经错误，所以什么“祖孙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什么“实验的方法”都只能助成它找出一些似是而非或完全荒谬的结论，我在上面所指胡博士等的错误，就是最显明的证据。
第五，胡博士，你的实验主义既是一种极不正确的方法，偏要拿来教人，美其名曰“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叫人当作“防身的本领”，不是“江湖术士，左道惑人”么？还有一层，依照贵方法讲，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并不含有绝对性，既是这样，贵方法即使正确，也不过是相对的，你那有贵格来排斥最切实用的辩证法而让你的法宝独占江山呢？你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说：
“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
于是气愤地大叫：
“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
像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口乱骂，不独连你的老子一起骂在里面（因为据我所知，他老先生确是圣人之徒），不独连你自己也必然骂在里面（因为侈谈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学说的人既是马，克两氏的奴隶，侈谈易卜生个人主义和杜威实验主义的你就享有特权，不能算作易，杜两氏的奴隶么），并且和你的主张与方法完全矛盾！怎样见得呢？“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是你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提出的两个重要目标，你一面“输入学理”，一面“研究问题”，这表见你的能力大，本领高，能够兼筹并顾，人家只能“输入学理”，不能“研究问题”，这是由于他们的能力小，本领低，无法两全其美，——你的工作倘若说得上是相对的真理，那么，他们的工作正是事同一律。即再退一步，假定你的双方兼顾是完全正确，他们的偏于一面是完全错误，依照贵方法讲，正确是相对的，错误也是相对的，有什么了不得，值得你那样大动肝火，一律赠以“奴隶”的头衔？！何况你的主张与方法谬误百出，不值识者一粲，乃竟持一种入主出奴之见，视自己的主张与方法为天经地义，目他人为“‘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其实你如果肯平心静气地考虑我在上面及下面所指出的你和实验主义的一大批错误，至少可以看出你自诩为“十几年前……所预料的种种危险”（即此处所征引的目的热，方法盲等等），是你自己和他人共同躬蹈的，从此不要勇于责人而怯于责已，从此不要以教主自命，以为可以“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否则逃不了“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讥了！
本章各处对于实验主义的错误既多所指摘，这里复有一种总的批评，大家当能明白它的真相。至于它和辩证法“联合战线”的问题，实在没有讨论的价值。它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有了实验主义即没有辩证法，有了辩证法即没有实验主义。胡博士以为它们“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实则达氏虽未尝提及辩证法的名称，却应用了这种方法（因为辩证法是自然界，历史与思想上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发达律），所以卡尔于《物种起源》出版的异年，写信给弗里德里希说：“此书雎是用粗疏的英文发挥出来的，却含有我们见解的自然史的基础。”实验主义虽自称为从达尔文主义出发，却只袭取了它一点皮毛，而忘其神髓，结果弄得和它背道而驰！今举其最主要的几点如下：
（一）达尔文主义根据生物界的事实：承认有渐变，也有突变，而实验主义则抛弃突变说，专采取“一点一滴的变异”说，因此形成一种“改良主义”（詹姆士的）和点滴改造论或零星改造论（胡博士的）。
（二）达尔文主义承认自然界的规律和客观的真理，它是一种辩证法的唯物论，是一种一元的宇宙观；实验主义否认宇宙间的规律和客观的真理，只有以有用和效果为标准的“本店自造”的规律与真理，它是一种唯心论，是一种多元的宇宙观。
（三）达尔文主义否认有自由意志，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存在，观于达尔文的各种著作用全力证明特种的变异，否认它们的分离创造，就可以知道，达氏晚年虽自称为“存疑论者”（Agosticist）这不过一种避免攻击的说法，非出于他的本心。胡博士说：“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在那宗教的权威不曾打破的时代，明明是无神论者也不得不挂一个‘存疑’的招牌。”这句话正好说明达氏的曲衷。至于实验主义只要有用，只要有效果（冥冥中有一个主宰，可以保障道德的秩序，对于资产阶级最有效用），便承认造物主的存在，所以它的创造者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在《实验主义》（Pragmatism 1907）一书中公然宣言：
“上帝的观念……在实际上至少有一点胜过旁的观念的地方：这个观念许给我们一种理想的宇宙，永久保存，不致毁灭。……世界有个上帝在里面作主，我们便觉得一切悲剧都不过是暂时的，都不过是局部的，一切灾难毁坏都不是绝对没有翻身的。
依实验主义的道理看来，如果‘上帝’那个假设有满意的功用，那假设便是真的。
我们照宗教经验的证据看来，也很可相信比人类更高的神力是实有的，并且这些神力也朝着人类理想中的万向努力拯救这个世界。”
像这种迷信达到十二万分的说法，对于中国受过科学洗礼，智识分子自然是十分刺耳。于是眼明手快的胡博士就说詹姆士“富有宗教性”，“有时不免有点偏见”，遂“引了旁人（以杜威为最多）批评他的话来纠正他的议论”。可是无论我们的大博士怎样苦心孤诣地“纠正”，无论他自己怎样明白宣布：“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不坊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但他毕竟为实验主义的方法所限制，总不敢死心塌地的站在唯物论方面，不得不说：“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这句话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错误，实则这是存疑论者的一种腔调，如果有人认我的看法过于武断，我可再引他在《不朽》一文中一段最明显的话来作证据和补充。他于叙述唯心派人一口咬住灵魂不是近世唯物论得所说的神经作用的总名，而另是一种神秘玄妙的事物之后，即批评道；
“既是‘神秘玄妙’，自然不能用科学试验来证明它，也不能用科学试验来驳倒它。既然如此，我们只好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看这种学说的实际效果如何，以为评判的标准。依此标准看来，信神不灭论的固然也有好人，信神灭论的也未必全是坏人。即如司马光，范缜，赫胥黎一类的人，说不信灵魂不灭的话，何尝没有高尚的道德？更进一层说，有些人因为迷信天堂，天国，地狱，末日裁判，方才修德行善，这种修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算不得真正道德。总而言之，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
胡博士对于科学已经证明的一切体质活动的和谐——即所谓灵魂或精神——竟依照实验主义的方法，作出这样的批评，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存疑论么？！存疑论是一种遮遮掩掩的唯心论，所以实验主义终久是一种不脱神秘色彩的唯心论。总之，达尔文主义是将科学从宗教的分类观解放出来，将神的创造说打得粉碎，实验主义是迷信宗教日趋神秘，不独詹姆士有明目张胆拥护上帝的宗教，即我们的胡博士也有极端唯心的和个人主义的宗教（参看他的《不朽》论），一则是孟子所谓“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一则是“下乔木而入幽谷”，两者的趋向恰恰完全相反。
我们试将上列三项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实验主义不独和达尔文主义没有共同之点，并且还是它的蟊贼。像这样浅薄无聊的主义，胡博士竟在中国大吹大擂，自诩为“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一方面借达尔文主义为护身符，另一方面对唯物的辩证法妄施攻击，未免太胡闹了！
然辩证法和实验主义根本不相容之点究竟在那里？概括起来说，约有以下数端：
（一）辩证法是革命的，实验主义是反革命的。前者承认一切流动，绝不长存，渐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即发生突变。后者只承认渐变，不承认突变。只承认进化，不承认革命（即使在表面上袭用革命字眼，究其实际不过是改良，如上面所举胡博士所说的“革命”是）。据詹姆士自己说，实验主义的人生观为“改良主义”（Meliorism），我们的胡博士也说：“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才是真进化。”可见革命与突变所做到的进步在实验主义的目光中不算“真进化”，那就是假进化或真退化了。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天天供给我们以突变或革命的事实，实验主义既盲目不见，仅从事于零零碎碎和枝枝节节的改良，便绝对赶不上历史的发展，不得不落伍，不得不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
（二）辩证法是唯物的和一元的，实验主义是唯心的和多元的。唯物论与唯心论是哲学思想中的两大主要潮流，前者从客观出发，认主观隶属于客观，意识隶属于实在，精神隶属于自然界；后者从主观出发，认客观隶属地主观，实在隶属于意识，自然界隶属于精神。此外，还有一种摇摆于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的折衷论，时而靠近唯心论，时而又靠近唯物论，这是狄慈根所目为“最讨厌的中间派”的勾当。卡尔的辩证法是以物质为出发点，认物质世界为真实世界，而意象或观念只是这个世界的反映，它是一种整齐划一的一元的唯物论。实验主义本来是一种折衷论，不过就全体看，它总是站在唯心论一方面，即偶然接近唯物论，也不出乌里扬诺夫批评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的一句话，就是：“效颦唯物论，在伪唯物论的术语之后隐藏着唯心论。”因此我把它直截了当地列入唯心论。詹姆士说：“事物中到底有多少统一与分离，须从经验上决定，在没有决定以前，实验主义必须自附于多元论的一方面。”所以这种主义不仅是唯心论，并且还是多元论。
（三）辩证法承认有不依赖主观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Reality），实验主义仅认有依赖主观存在的实在。乌里扬诺夫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说得对：
“认识论上真正重要的问题——这是哲学派别分歧所在——不在乎我们对于有原因的联系的描写已经达到怎样正确的程度或此等结果能否在一种正确的数学方式中表现出来，而是在我们认识这些联系的泉源为一种自然的客观规律性，或为我们的精神特质认识一定的先天的真理等等。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存疑主义耆（休谟主义者）马赫，阿微纳利阿斯（Azenarias）必然分离的所在。”
不用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从辩证法和实验主义分离的所在。辩证法对于此事的态度怎样呢？请再听乌里扬诺夫说罢：
“（一）事物是离我们的意识，离我们的知觉而存在，是在我们以外，因为茜素颜料昨日也存在煤焦油中，这是不用争执的，我们昨日不知道它的存在，遂没有茜素的知觉，这也是不用争执的。
（二）在现象与‘自在之物’（Ding an sich）中间决没有原则上的差异，也不能有这样的差异。所有差异只在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之间。……
（三）在认识论中和在其他一切科学方面一样，必须具有辩证法的思想，这就是说，我们的认识不是完成的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力求怎样从无知中生出知识，怎样使不完全不正确的知识变为完全的正确的知识。”
上列三项明白指出辩证法承认有不依赖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对象和物体，初不因我们的是否认识而有所改变，至于我们的感觉只是外界的印象或摹本，换句话来说，只是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对于我们感官所起的影响的结果。
然实验主义的认识论恰与此相反。朱兆萃所著《实验主义与教育》（见商务的《万有文库》）一书举有一个浅显明白的例子可以说明它的态度，今特征引如下：
“依实验主义者之言，客观的事物事实虽属于物质世界，属于实在，诘其究竟，不过是各主观的情意的结果，如离开人的行为，其自身即不能存在。……如通常所谓客观的存在的某种星球，在某种意义而言，从天文学者装置望远镜，探索无限的空间，偶然发见于望远镜时，始认其为特殊的星球的存在，天文学者不发见此以前，是不能形成天文学者经验的一部及宇宙的一部，由此偶然的发见而始存在也。所以有人设问，彼海王星等非由望远镜之力发见以前，其位置形状非已确定乎？实验主义者对此，则有断然的肯定，谓其初虽非由于望远镜的观察而确定其位置形状。而天文数学计算的结果已确认之也。于是论者更进而问之，然则海王星非数学的发见时，海王星是否存在？实验主义答称为否。此实以人格的行为为客观物存在所不可缺的要素。”
这样将客观事物的存在与客观事物的被发见并作一谈，殊属可笑。海王星当未被发见以前，在我们的知觉中确是不存在，然却不能因此否认它自身客观的存在，否则我们便永远无从发见。这个道理本来十分明白，可是实验主义者从唯心论出发，否认客观的实在是人类感觉的泉源，所以詹姆士不承认实在为绝对的，仅认为由人们自觉精神的活动所产生，而杜威也不承认意识世界以外有世界，像这样认外部世界仅依赖我们的感觉然后存在，它自身并不存在的认识论必然要达到纯粹的唯我论（Solipsism），即全世界只是我的一种概念，除我以外再也没有他人的存在。这种唯我论者就是叔本华（Schopenhauer）认为尖进疯人院的。然不管怎样，普列汉诺夫下面的几句话总不能说是偏陂了。
“唯心论以为：没有主观即没有客观。地球的历史却指出客观的存在比主观的出现要早得多，就是，比具有一种显著程度的意识的有机体出现要早得多。……全部发展史证明了唯物论的真理。”
实验主义者既认实在不过为人类自觉精神的活动所产生，则实在便不止一个，因为不独各个人的精神作用各不相同，即一个人的精神作用往往也前后互异，故不能不表现种种实在。胡博士说：
“我们各有特别的兴趣，兴趣不同，所留意的感觉也不同。因为我们所注意的部分不同，所以各人心目中的实在也就不同。一个诗人和一个植物学者同走出门游玩，那诗人眼里只见得日朗风轻，花开鸟媚；那植物学者只见得道旁长的是什么草，篱上开的是什么花，河边栽的是什么树。这两个人的宇宙大不相同的。
……一样的满天星斗，在诗人的眼里和在天文学者的眼里，便有种种不同的关系。一样的两件事，你只见得时间的先后，我却见得因果的关系。一样的一篇演说，你觉得这人声调高低得宜，我觉得这人理论完密。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
……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夫的。‘无论知识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我们都是创造的。实在的名的一部分和实的一部分，都有我们增加的分子’。”
胡博士代表实验主义对于实在所说的这三段话完全不能成立，今试一一反驳于下：
第一，人们的智识各有不同，对于事物的认识自然有程度的差异，可是客观的实在绝不因此而有所改变。无论诗人和植物学者所注意的部分怎样不同，那日呀，风呀，花呀，鸟呀，草呀，木呀，始终各只是一个实在，断不因他们认识的不同而分作两个实在。否则如有诗人而兼植物学者的第三人出来，日风花鸟草木岂不又将由两个实在而合为一个实在？！幸而这里只举出两个人。它们须变成两个实在，倘若举出八个十个人，岂不应当变成八个十个实在？！如有一个人能兼这八个十个人之长，岂不又要由八个十个实在而合为一个实在？！像这样疲于奔命地变戏法，真难乎其为实在了！其实胡博士所谓“各人心目中的实在也就不同”，只能指对于实在所认识的深浅和多少的差异讲，只能指对于实在所认识的部分的不同讲，绝不能说客观的实在自身是因人而异，否则这不是在描写实在，而是在说神话了。
第二，这一点一经清楚，所谓一样的满天星斗，诗人与天文学者所见的关系不同，一样的两件事，一样的一篇演说，你我所见的关系不同，也当然是认识上的程度问题，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自身在那里变幻。这和上一段所说的，事同一律，不必多讲。惟有一点应特别是出来讨论，就是胡博士所谓：
“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
这几句话充分暴露了他对于实在的问题是何等纷乱，何等不清楚！此处要问的是：这一百个大钱是以两座五十个的形态而存在，还是以四座二十五个的形态而存在，还是以十座十个的形态而存在，它如为两座，则诗人见了是两座，植物学者见了是两座；天文学者见了是两座，你见了是两座，我见了也是两座，只要不是疯子，总不会说它是四座或十座。它如为四座，则普天下的人都会看见是四座，决不说它是两座或十座。它如为十座，则普天下的人都会看见是十座，决不会说它是两座或四座。这一点可以表见：凡人人能够完全认识的客观实在，其对于此实在的感觉必然相同，绝无差异。即此又可以证明独一无二的客观实在的存在，否则各人所见便不能完全相同了。胡博士自己举出一个这样显明的例子，竟无法变把戏，于是不得不从“你可以摆成”五个字下手，跟着就来一套“两座”的，一套“四座”的，一套“十座”的。心计固然也不错，可惜他忘记了：这里是要观察实在，不是要动脚动手“摆成”实在，一百个大钱自身表现为两座四座或十座是一事，“你可以摆成” 两座四座或十座又是一事。这样将两者浑为一谈，实在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上面所谓“实在也就不同”，不过是诗人，植物学者，天文学者，和你我“所注意的部分不同”，所看见的关系不同，此处竟说“你可以摆成”两座四座十座，那就不复是“注意”，不复是“看见”。而是“做作”！这个破绽把实验主义的所谓实在论打得粉粹了！
第三，胡博士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句话不知他怎样解释？指上面日风花鸟草木满天星斗，两件事，一篇演说的例子讲么？他自己也声明实在的不同只是因各人的注意点不同，并没有说是由他们故意加以改造的结果。指“你可以摆成”两座四座十座讲么？那是自己在变把戏，与借感官去认识实在一事无关。指先认识一种实在，然硅依“有用”“效果”或其他主观标准加以改造讲么（依胡博士“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它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的话看来，我这种推测似乎很有根据）？那胡博士自身就会被人改造成为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更要闹大笑话！我想来想去，想不出这种名句是什么意思。无已，惟有一种事实可以作它的似是而非的佐证，就是地球是一个实在，我们替它加上一些经纬线，星球是一些实在，我们替它分成星座，这难道不是“我们改造过的实在”？其实经纬线的设置和星座的划分，为的是便于记忆或计算，使人们对于客观的实在认识愈加清楚，并且人人都知道那是人为的假设，非实在所固有，这与实验主义者所谓之“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没有丝毫共同之点。因为我们如果像雕大理石像一样去改造星球和地球，那站在“有用“和”效果”的观点上，恐怕首先要去掉火星，免得那上面的怪物将来和我们捣乱，其次要去掉日本和英格兰这几个小岛，免得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此事如果可能，就请胡博士一班实验主义者大显神通，赶快去做，如不可能，就请他们少谈些像雕大理石那样自由的改造实在，以免自欺欺人。
末了，我们要问实验主义者为什么会弄出这种重大的错误？詹姆士在他的《实验主义》第三章中说：
“自由意志是一个要素，加给人的一个积极的能力或德性，有了它，人的尊严就莫名其妙地增高了。信仰自由意志的人应当为了这种理由去信仰。那否认它的有定论者说，个人自己不能创造什么，只能将全部过去的宇宙推动，传给将来；他们这样说是减小人生的。人去了一个创造的要素，没有以前的可欣羡了。我想诸君中总有半数人和我一样，对于自由意志有本领的信仰，且羡慕它是一个尊严的要素，于我们的忠信很有关系的。”
他在第七章又说：
“这个世界实在是可锻炼的，等我们的手去给它最后的修饰。古人说，天国是听人造作的。世界也是如此，服服帖帖地听人铸造。人把真理产生到世界上来。
这样一个概念使我们思想家的尊严和责任都因之加重了。有人觉得这是最能鼓舞人的观念。意大利实验主义的领袖巴比尼君对于人类这种神圣创造的机能，更具一腔狂热。”
大家看啊，实验主义者主张人类具有自由意志，可以随便改造实在。这并不是由于考察实在得来的，而是因为“对于自由意志有本能的信仰”，以为“有了它，人的尊严就奠明其妙地增高了”，以为“这是最能鼓舞人的观念”，遂对之“具一腔狂热”！资产阶级养尊处优，席丰履厚的学者和教授们要求“一个尊严的要素”，需要“这种神圣创造的机能”，原无足怪，可惜这个原则只是一种幻想，把这个原则套在实在上面，想随意加以改造，更是幻想中的幻想。弗里德里希说得对：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后的结果；原则不是强加在自然和人类史上的，而是从它们中间抽出来的；自然和人类世界不是依照原则布置的。原则要和自然及历史一致，才是对的。”
所以我们要改造世界决不能从“自由意志”这个原则出发，以为它可以“服服帖帖听人铸造”，“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它涂抹……装扮”。在实际上，世界改造的途径是由许多客观的原因和一定的规律（这不是指空洞的原则）决定的，不是由几个人甚至于一大部分人的什么自由意志决定的。因为在这个没有组织的社会中，一切社会现象成于一切个人意志，感情，和行动等等的互相交错，故不独不能表现单独个人的意志，且常与此意志相反。例如胡博士的“自由意志”是好人政府，个人主义和人权等等，而事实上所表现的是坏人政府，反个人主义和军权之类，就是一个明证。然这犹可以借口于我们的大博士手舞斧柯，不能有所作为，但他主持北京大学文科和中国公学全校的时候，不是大权在握么，请他扪心自问，这两个学校是否“百依百顺”，“服服帖帖”地听他改造，听他实现他的“自由意志”？！总而言之，世界是一个倔强的世界，实在是一种倔强的实在，我们要能找出它们的规律性，依照它们的趋势做去，才可以支配它们戚改造它们，如对于星球可以连成星座，对于地球可以加上经纬线，对于大工业正在发展，需要普及教育的中国可以提倡白话文，对于博学多能并主张“要肯认错”的胡博士可以尽量指出他的错误，使之自行认识改正是。如不看清这一点，惟闭着眼睛说，世界是一个服服帖帖听人铸造的世界。实在是百依百顺听人涂抹的实在，于是本着“自由意志”，随便改造，那就等于在星球中去掉火星，在地球上去掉日本与英格兰诸岛，在现今的中国由宣统废帝复辟，在胡博士的脸上拔去八字胡，涂上脂粉，我可保证永远会成功。
辩证法和实验主义的实在论及其异同得失既经明了，当进而叙述它们的真理论。
（四）辩证法承认客观的相对和绝对的真理，实验主义只有以有用为标准的相对的真理。辩证法既承认有不依赖主观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自然也承认有客观的真理，因为真理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不过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作用和相互关系等等的因果法则罢了。所以相信辩证法的人用不着像实验主义者一样，凭丰脑子去发见真理。只须借着脑子去发见真理。相对和绝对的真理一经认识清楚，即可使之供人类的运用，去达到人类的目的，所以真理对于人类大概总是有用的；例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渐变与突变，进行与革命的真理一经明白认识，我们即可根据他们的规律，着手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如有人嫌我这几句话说得过于简略，请再看一看弗里德里希所举的一个极明显的例子；
“我们对于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诸种力如不认识，并加以考虑，则它们的作用便完全和自然力一样，是盲目的，暴烈的，破坏的，可是一旦认识它们，知道它们的活动，方向和效果，便可以使它们愈加屈服于我们的意志之下，并借它们去达到我们的目的。此事对于现今暴烈的生产力特别是这样。我们如果一味执拗，不求理解它们的性质和特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其拥护者不肯从事于这种理解——它们就发生反抗我们的作用，并宰制我们，像上面详细述及的一样。但一经知道它们的性质，它们在联合生产者的手中即转变为恶魔支配者手中那样顺从的奴隶了。这就是雷雨闪光中电气的破坏力和电报机及电弧驯服的电气中间的差异；也就是失火焚烧的火和供人使用的火中间的差异。依照现今生产力被认识的性质去处置它们，便有一种按全体及个人需要有计划社会生产规律来代替社会生产的纷乱，因此由一种基于近世生产工具性质的生产物占有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占有方法，——在这种生产方法中生产物首先奴役生产者，其次也奴役占有者——在一方面直接社会的占有作为维持并扩充生产的手段，在另一方面，直接个人的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手段。”
但在另一方面，实验主义完全否认有客观真理的存在，认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并且认有用和真理为同一物，所以詹姆士在《实验主义》第六章说；
“你可以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你也可以说：‘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两句话的意思恰是一样。”
像这样的真理可说是荒谬绝伦，就是德国新康德主义派的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也觉得这是可笑的，他在《哲学概论》（Einleiting in die Philosophie 1914）中说道：
“依照〔指实验主义〕的说法，一切‘真理’只是在人的需要上创造出来的，只是一种人的价值，如此就表现，相对论这种近世的形态在原则上不出古代诡辩派简单明了构成的一句话的范围，即：人是一切事物的准则。（Der Mensch sei das Mass aller Dinge）
对于事物的观察和真理的判断，不从它们的本身着眼，惟用人作准则。惟以对于人有用与否为前提，必然要弄出极端错误的结论，今试详述其理由并举例证明如下：
我在上面明白承认，凡属客观的真理对于人类大概总是有用的，但绝不是像实验主义者一样，因此一口咬定，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因为有用与否纯系主观的，并没有一定标准，不独一个人视为有用的，别个人未必视为有用，一个阶级视为有用的，别个阶级未必视为有用，即同一个人，同一阶级对于有用与否的标准也往往前后互异，如以此作测量真理的尺度，那真理将极变幻无定的能事。试以实验主义者所表现的各种事实来作证据。
（甲）詹姆士站在资产阶级的观点上，觉得有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替本阶级保镖，保证道德的秩序，最为有用，于是承认上帝的存在为真理。他说：
“或然的真理的唯一试验是引导我们，什么应用得最好，什么应用能把生活的各部和总体的要求配合得最妥贴。若神学的观念能够这样，若上帝的观念能够这样，实验主义怎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呢？一个观念在实用上这么胜利，而说它是‘不真’，这是实验主义认为不可的，除了这种具体的实在的符合，还有什么别的真理？”
可是胡博士认上帝的存在为没有用处，不是真理，而吞吞吐吐的存疑论大有用处，便是真理，于是自认为存疑论者了。
（乙）我们在前面已经举出几十个例子证明突变与革命是客观真理，即前此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明白承认这种真理，但到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发生摇动的现代，它的学者们，尤其是实验主义者，认渐变与改良为“有用”，遂宣布为唯一无二的真理；至于突变与革命对于这个阶级已经不复有用，遂被视为非真理了。
（丙）实验主义者不独以阶级的利害为有用与否的标准，有时并且随一时的高兴和方便以为有用与否的标准。例如胡博士在做《科学与人生观序》时，慨于中国“遍地的乩坛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大呼中国人“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因此他当然认破除迷信的宣传为有用，为真理。但他在做《不朽》时，却说：“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由此看来，中国三万九千九百万人（假定中国有四四万人口，内中至多不过一百万人不信神鬼之说）所迷信的鬼神论“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对于破除迷信的宣传不复有用，也不复是真理了。
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实验主义者所谓有用与否是怎样漫无标准，他们把有用和真理视作两两相等，是何等滑稽！所以我们很决切地说：凡属真理总是有用的，但凡属有用的，不限定就是真理。
在另一方面，我们要郑重声明，真理对于人类所以有用，是因人类能够认识它的真相，因势利导，收为己用，并不是它必须具有有用的条件，才成为真理，既是这样，它只要自身成为真理的条件没有消灭，自然不管对于人类是否有用，终不失其为真理。还有一层，在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往往极端相反，有些真理对于一阶级为有用，对于另一阶级便不免有害；如突变与革命的真理对于从前方兴的资产阶级和现今的无产阶级是有用的，对于从前衰微的贵族和现今的资产阶级却是有害的。所以有用绝不是真理的标准，否则突变与革命的真理一时为真，一时又为为非真。岂非神秘，岂非玄之又玄？！即此一端，已可证明实验主义把有用看做真理的标准，实“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胡博士从没有机会和博大精深，最切实用，最革命的唯物辩证法相接触，丝毫不知道它的历史和内容，妄加以玄学方法的徽号，现在看见我对于这两种方法的比较分析，他为实事求是，名副其实起见，应不客气，将这个徽号收回自用！
辩证法的规律，沿革，及其与形式逻辑，实验主义的比较等等都已详述于上，现在当作一个结束。大家对于我草的这几万字试细心思索一下，或复按一遍，当能确切相信辩证法不是什么“武断思想”，更不是什么“玄学方法”，而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上普遍运动律与发达律的科学”。凡真心探讨真理的人如用它作武器，当可避去平常最容易犯的许多错误，否则为劣等方法所贻误，必至动辄得咎，和实验主义者一样陷在纷乱的泥坑中，而无以自拔！
末了，我还要附带声明对于历史的唯物论为什么要另开专章来讨论，特别是对于辩证法为什么要长篇阔论呢？因为这是我的立脚点所关，我的方法所在，不得不明白而又详尽地表示出来，以为以后一切学业的张本。还有一层，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乃是一般智识青年和学术家，事业家等等急待解决的共同问题。凡须运用思想的人总希望获得一种最有效的思想方法，以为己助。唯物的辩证法虽是一种最优良的和唯一无二的思想方法，但在德，英，法，俄，意，日以及其他任何种文字中，据我的调查所及，绝少研究这方法的专书，或专章，即偶有一二，也非详尽则通俗的作品，至于方法论素称幼稚的中国，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不得不忘却自己的谫陋草成此章，贡献给全国运用思想的朋友们（因时间和才力的关系，自不免有疏漏或错误之处，尚望随时赐教，以便日后修正），并借歌德有名的诗进一忠告道：
“我劝你，亲爱的朋友，
首先把逻辑来研究。
你的精神受着良好的训练，
如在西班牙的长靴里一样紧衬，
它将小心谨慎地前进，
寻着思想轨道，多么方便，
即使邪途歧路满眼前，
它也不会东奔西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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