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留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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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留德一

赴德——做手势——权利义务的分明——德国大学生的欧战谈——产业竞争的大决斗——“你蔑视他人的程度还不够”——“哀哀欲绝地喊救命”——“后来居上”——阶级教育——击剑打球与阶级争斗——五个月的德文补习——“教授步法”——照例将马克思大骂一顿——犹太人与中国人的脑袋——大可取法的讲师制——敲开学问之门的先决条件——大学生的顿足和擦足——“烂羊头”的博士——小小书城中的生活——经验中的读书方法——读书口号——哥白尼与“非圣无法”——达尔文与无神论——第二个口——养成批评能力的五个要点——学问家的要素。

　　留德的方针既定，即开始觅伴同行。此次乘博图斯号来欧的，除留法生和我外，本还有上海同济大学的几位留德学生。不过他们坐的是三等舱，我们是四等舱，无形中有些形格势禁，彼此均不接谈。他们此时都在巴黎，我托人介绍，乃得与S君等两人同赴德国的法兰克福。
　　由法至德一路经过好些战区，但偏在夜间，无从视察，因此减少我一种凭吊的资科。抵法兰克福城后，即托此间同学在城内法兰克福大学附近租下一间房子，以便补习德文，作为入大学的准备。
　　我的房东是一个机器工人，他的老婆系一个洗衣妇，都只受过国民教育，自然不懂外国语，因此我初时向他们打交涉，简直和哑巴一样，只能做手势，真是非常困难。此地虽有几个中国老留学生，但既非素稔，又带有几分看不起新留学生的气味，且其住所和我的相距甚远，故难得其帮助，一切均由我自己去办。
　　我于到后两三日内，在餐馆中遇着一个懂英语的德国大学生H君，和他攀谈后，即领我到他的住所，介绍同学G君做我补习德文的教师，言定每日教课两点钟，G君因此获得一种意外的收入，非常高兴，登时邀我同到书店买一本粗浅的德文书，回去即从字母教起。他教了一点钟遽尔停止，我初以为是要休息几分钟，后经H君的说明，才知道已将买书的时间计算在内。我不觉暗自好笑，西洋人的权利义务真是分得太清楚了。
　　我在G君处每日虽只学习德文两点钟，然我的全部时间却都花在这上面，因此获得迅速的进步。S君在来德的途中曾对我说：“我们在国内学了七八年德文，才能够看书说话，你要想进大学，非专门预备三四年不可！”我以学习第二种外国文的经验看来，虽知道这是一种故意作难的话，但预计总要一年才可以看书说话，不意此次实地练习的结果，到了三个月，即能说几句普通话，并翻阅浅近的书籍。
　　和我往来的几个德国大学生都是参加过欧战的（G君除外），一谈及战事，便津津有味，他们告诉我：怎样坐飞机在法国的天空掷弹，怎样远隔二百里用大炮轰击巴黎，怎样用几百尊大炮同时射击，将法军背后的阵地打成一条大沟，使之无从退却，怎样冲锋陷阵，死伤枕籍，怎样身入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怎样被敌击伤，视为服务祖国的无上光荣。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使我疑自己是在听荒唐小说。其实这都是确切的事实，一点也不荒唐。但是一涉及战争的结果，他们就哼的一声，将话匣子关住了。
　　我和他们谈话，见其处处流露一种狭隘的爱国热忱，而对于法人则视为不共戴天之仇，不独在大战中不准同伴说半句法国话（德国中学以上的学生大半懂法语），即在战后，仍旧如此。资产阶级为着产业上的竞争，借武力为后盾，造成军国主义，迨战事既开，急城夺地，据为己有（德国之于亚尔萨斯和格林两州），养成两国的仇恨，复以爱国主义相号召，不过因此驱策本阶级的子弟，使之为阶级的利益，自心情愿效命疆场，并且麻醉了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之当炮灰。此次世界大战在表面上好像原因复杂，在骨子里不过是德与英法等国产业竞争的大决斗罢了。战后双方的仇恨日益加深，报复之心，有增无已。这种事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决斗并没有解决产业竞争的问题，只是这一方压倒了它方，历时不久，将再有一次大决斗（届时的形势不限定是原来的两方重决一次胜负，多半为胜的一方的某一国或几国与败的一方联合战斗）。啊，何止再来一次，资产阶级一日不倒，像这样的大决斗将连二接三地来个不休。资产阶级倒的快慢，要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觉悟，组织，争斗精神和策略怎样，它是不会自己顺扑的。最好是在第二次大决斗中或工商业大危机中乘时崛起，将其打倒，否则全人类即得不到解放。
　　这些资产阶级子弟除掉谈论他们最得意的参战行动外，间常涉及中国的问题。他们对于中国具有一种蔑视的心理，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蓄辫子，缠小脚，抽大烟，吃老鼠。问其何以知道此等真假参半的事，据云在小学校时听见教师讲的。我后来详加考虑，才知道这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格来兴罗斯伍姆（Alex V．Gleichen Russwurm）说，古代一个政治家有一次对着一个少年政治学者说：‘你决不能宰制他人，因为你蔑视他人的程度还不够。”凡一个国家要想宰制另一个国家，必先使其国民极端鄙视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否则机会一来，它的国民将有所顾虑，不能尽量发挥其宰制的能力。德国小学教师要将这些事告诉小学生，正是他们养成其小国民轻蔑中国人的心理的一种高妙手殷。不过这种把戏不独德国人会玩，其他各国无不如此，如日本小学生动辄骂中国人为亡国奴，英美小学生呼中国人为Chinaman，法国小学生称中国人为Chinoiserie，也当然是他们的教师循循善诱的成绩。
　　中国既成为东西各国一个轻蔑的对象，所以西洋人一旦遇见一个语言流利，举止大方，或衣服整洁的中国学生，必指为日本人，如自己声明为中国人，他们犹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其意以为中国也能有这种人么？！
　　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也自有招致侮辱的原因，如政府的腐败，战乱的频仍，经济的紊乱，法律的残酷，学术的停滞，教育的衰败，人民的顽固，风俗的浇薄，在在为人所轻蔑，所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并不能完全理怨人家。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人只有于惭愧之余，急起直追，努力输入西洋的科学，提高自己的文化，才不致过于落后。乃一班头脑冬烘的人不此之路，偏高唱东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胹颜以先觉自居，竟欲以此去觉“西洋的后觉”。从前康有为要派人往欧洲传播孔教，某西人斥他为“不要脸”。最近粱启超辈又以为西洋的“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于是决心要拿中国文明去拯救全世界，因而大声疾呼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梁氏居然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弟！
　　我当然不是一个“洋迷”，一味崇拜西洋文明，而蔑视中国文明。辫子先生从前总是埋怨中国学生拿看放大镜去看西洋的文物，故愈觉其大，却将镜头反过来看中国内的文物，故愈见其小。但我的观察西洋与中国文物是全凭自己的肉眼，并没有借助于这种放大镜的倒顺两端，故自信能作持平之论。
　　中国系一个开化最早的国家，诚如柏格森（Bergson）之师布特鲁（Boutreu）对梁启超所说：“我们祖宗里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已出了多少哲人了。”但中国的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即停止不进，西洋的文明虽发达较迟，却是后起之秀，使我们有望尘莫及之叹。更具体地说，中国的文明是封建社会的，至多也不过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西洋的文明是大工业资本主义的，是财政资本主义的，两相比较，当然是“后来居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只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将来的模型”。十年以前，有一最大部分的新文化运动家反对中国发展及本主义的大工业，然这种大工业仍是一步一步地前进，并不受他们丝毫的影响。中国要步西洋文明的后尘（这句话自然不是指按照它的程序，一成不变地重演一遍），是为历史发达的定律所注定，无可逃避的。中国人目前的大任务是在尽力输入西洋较高的学术以补自己的不足，决不是将自己固有的旧学术送往西洋去“超拔”“大海对岸那边好几万万人。”自然，现在如有人，将中国某种哲学，文学或学术介绍给西洋人，供其研究与参考，我并不反对；但如厚着脸皮，极力夸奖自己的文化，号召青年以拯救全世界自任，我就不能不斥其狂妄了。
　　我的话说得太远了，现在再回转来讲德国的大学生。德国是一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所以它的阶级的界限非常严明，而各阶级所受的教育也几乎各有定规，不能超越。工人阶级的子弟大半只能受到国民教育，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则多止于中等教育。而资产阶级的子弟才能够享受高等教育，因此各大学中学生的成分以资产阶级为最多，小资产阶级次之，至于工人阶级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他们的思想行动都是反动的，例如我相识的几个大学生，有属于资产阶级的，也有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然同为社会主义的死敌，他们一听见这个名词不独将掩耳疾走，并且还要忿怒填膺。总之一千个大学生中恐怕找不出两三个相信或表同情于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一旦起来骚动，危及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他们必投入军队或自卫团中，以生命相抗（在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中即有这种表现），所以德国以及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在大战之后犹能支持不敝，原因虽多，而其阶级本身统治力量的坚强，实为一个主因。
　　我所认识的几个大学生曾因欧战失学，及解甲归来，投身大学，均极发奋，然也们却喜从事一种游戏，就是击剑，虽因此耗费许多宝贵的光阴，亦所不惜，这不仅是他们几个人的嗜好，一般学生也无不酷嗜此道，时常打得头破血流，疤痕满面，而美丽的女郞偏喜寻找这种人才为恋爱的对象，因为她们认此等疤痕为勇敢的标志。德国学生的击剑与美国学生的打球可以遥遥相对，他们的直接目的固为锻炼身体，而其间接目的则在担负统治阶级的任务。自阶级制度出现以后，凡站在统治地位的人无不以讲武为先务，不独从前的皇室贵族如此，即现在的有产者也是如此。他们且顾虑到军官学校所培植的人才不足供阶级争斗之用，故于游戏之中普遍地养成一些作战的健儿。我们对于他们击剑与打球等等如果仅视为一种单纯的游戏，那就是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我因从G君补习德文，得和这些大学生往来，除言语上获得不少的帮助外（遇到困难时即借助于英语），算是初次对于西洋人有一种比较深刻的认识，诚为一举两锝。不过三个月之后，我即停止G君处的功课，转入法兰克福大学特设的外国学生德文补习班，此班开课已久，我系中途补入，幸对于所教裸程犹能赶上，不感十分困难。同班的学生共有十余人，都系自欧洲各小国，如保加利亚，土耳其等等。
　　我在补习班肄业两个多月，即届放假之期，时间虽甚短促，然对于练习作文听讲等项都有长足的进步。在放假之前，固不必经过考试，但中途插班的学生于放假后须受大学的德文试验，取录后才能入学。因此我必须经过这种手续，幸此时已能作文，会话，听讲，故对于考试能应付裕如。在半年之内，居然达到这种目的，真是“始愿不及此”。
　　我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正式入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经济科听讲，此校为德国最有名的新大学之一，而本科尤为各科之冠。今特将见闻所及，举其荦荦大者于后，并附以评语。
　　（一）校长。大学校长在名义上虽主持全校，但在实际上除掉开学时出来演说，与学生见一见面外，平常一切事务都用不着他操心，因此他于教课以外（校长系由软授中推举出来的），与学生很少接治的机会。这与中国各校的校长恰恰相反。在中国每逢更换一个校长，可以使全校的组织根本动摇，而在教授治校的西洋各国便没有这种毛病，算是一个优点。
　　（二）教授。在学术发达的国家做一个大学教授是一桩极不容易的事，所以教授（内中也分好几等）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他们也自命不凡，处处可以表现出来，尤其是走路有一种特别姿势，不疾不徐地一大步一大步向前进，这是所谓“教授步伐”，和前清的官僚各有其与品极相称的步法，正复相同。
　　在每科教授之中有一个主任教授，凡学生选定科目，须经他签字才发生效力，这与我国学校的教务长相似，不过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而我们的教务长大概只是一些不能教课的饭桶
　　我在前面说过，大学是资产阶级子弟的大本营，其中的教授不用说，是资产阶级的导师和拥护者。凡社会科学的教授在讲堂中讲课，照例要将马克思大骂一顿，这不独在德国的各大学是如此，即在其他英，美，法，意等国的大学也无不如此。但在法兰克福大学却有一个特点，它竟因特殊的关系，私人捐款的关系），聘请一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名的经济学者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当教授。
　　奥本海默是一个双料博士——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科确有精深的研究，著作极多，不过他要挂“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不免有些僭妄，因为他对于这种主义时常站在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加以“修正”，至多只是——如某杂志所云——“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对于他的学说不予以介绍，惟将他所提出的一个颇饶趣味的问题略加讨论。
　　我们中国一般有智识的青年大概听见过“犹太老板”这个名词。久居沪上的人更知道哈同——犹太人——为上海最大的地主和商人。其实全世界的犹太人不独发多财善贾见称，并且以出产大学问家有名于世，如李嘉图，马克思，爱因斯坦等是其中的最著者。不仅这样，德国人对于犹太人，不论其为资本家或工人，一律痛恨，他们恨资本家，是因其盘剥重利，恨工人是因为宣传社会主义（犹太工人大半系社会主义者），可见犹太全民族的聪明才智确是高人一等。这是什么缘故呢？
　　出身于犹太族的奥本海默在讲堂上常对我们说：“每个犹太人至少懂两种语言文字，即犹太族的和所在国的。一个人如果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事物的了解，必定比仅通一种语言文字的人更为透彻。犹太人在学业上能站在最前列，原因即在于此。
　　这种说法再加上到处受压迫的事实，的确可以解释犹太族所以出产事业家与学问家的原因。同时我又连带想起一桩事，某日人谓：“论全世界人的头脑，以犹太人为第一，中国人为第二。”这句话似乎不算过当。中国是一个开化最早的国家，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文物大备。欧洲中世纪末火器，印刷器和罗针盘的三大发明都早已创始于中国。中国人既沐浴长期的文化，又因文字繁难复杂，须经过很久的训练，才能运用，故思想要比其他文字较简易的民族更为精密周到。在现今的过渡时期，我们虽觉得事事落后，但如果环境顺利，肯干的话，也正不让人。观于用功的留学生的成绩常在同班学生之上，即可见一般。
　　（三）讲师。我国各大学的讲师系按所任钟点的数目，由学校每年送致十个月的薪水，在德国大学则不然。讲师的收入全以听讲人数的多寡为标准，要想吸收学生，须首先在学问上努力上进。还有一层，一切主要科目足以招致听众至数百人的，均被各教授占去，因为他们认此为基本的知识所关，非亲自讲授不可，留下给讲师的功课不是附属的，就是专门的，听讲的学生总不会满百人，讲师如不尽职，则听讲者更少，故不得不特别卖力。我看见一班讲师在当时物质压迫之下，犹常到书店中去搜集新书（教授亦然），作为精神上的粮食，这是我国的大学讲师和教授所难做到的，所以他们能造成学者，而我们的先生们那怕教课至十年二十年之久，始终只是一些不长进的“教书匠”。因此我主张国内各大学有采取这种讲师制的必要。
　　（四）学生。德国的中学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随便向国内任何大学报名听讲，大学生每学期还可以任意更换大学，绝不像我国的大学生不容易获得转学的许可。一般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程度虽不见得怎样卓绝，然常识充足，对于各科颇能平均发展，不似我国各省的学生仅偏于一面，如从前湖南学生的数学，安徽学生的国文，上海学生的英文是。
　　德国大学生上课，不用说，是没有讲义或课本（间有一些教授拿自己的著作作讲授的材料，但并非一字一句地死讲），须自己作笔记。就是教员讲课，也不过对于某种学科讲一个大概，指出一些参考书，令各人自己去看，他们不会把学问拿给学生，只能教学生自己怎样去做学问。因此一个学生如以讲堂上所听的功课为满足，便永远敲不到学问的门。一般大学生肯到图书馆去看参考书的固然很多（尤其是将近毕业，预备作毕业论文的学生），过门不入的，也实在不少，所以他们虽在大学混几年，与学问并不发生关系。
　　德国大学生对于教员的讲课如认为重要，精粹或有趣味，京顿足以表示欢迎，如认为不对，则擦足以表示拒绝，对于同学在讲堂上有不对的举动，也采用同样方法，当顿足之声一起，俨同击鼓，而擦足则好似船触沙滩，沙沙之声大作。有时学生因见解不同，一部分人对于教员的说法表示赞同，另一部分人却表示反对，于是顿足声与擦足声随时并作，将讲堂变成一个战场，煞是热闹。这种办法在一方面可以表现学生的意见兼鼓舞他们的精神，在另一方面，可以裁制教员的信口开河，或同学的越轨行动，我国各大学的学生大可加以仿效。
　　德国大学生于所选科目达到法定的学分，参加毕业考试及格后，即取得博士的头衔，所以德国的博士不啻烂羊头，凡入大学肄业的人个个有分。说到这里，我又想及我国人的博士崇拜狂。当清季一直到现在，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的前后数年中，国人一闻留学生有个“博士”头衔，便崇拜的了不得，以为他就是大学者，其实就西洋的所谓博士而论（不问在德国美国，或其他各国），至多也只敲开了学问的门（有许多简直没有找着这个门径），要想做一个学者，须再下多少年苦工夫，或许有几分希望。然国内既有这种盲目的崇拜，许多留学生便百计千方去钻营博士，有的是从联络批阅毕业论文的教授下手，时常去拜访，并馈送一些礼物，有的是请所在国的学生代作毕业论文，以求侥幸于万一，有的因学分未满，不能参与毕业考试，回国后便冒充博士，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可怜博士，可怜留学生。
　　德国大学的情形已略如上述，现在要讲我个人在大学肄业的经过。我所选的课程为经济学，经济学史，社会学，社会主义史等等，因向来对于此等科目已有一种粗浅的认识，故听讲时不感觉很大的困难，且因投身于新的环境中，精神非常兴奋，故进步颇速。
　　但一个学期还没有过完，我即感觉不满。第一，资产阶级教授们的观点完全不正确，不独牵强附会，矫揉造作，而且抹杀事实，一味说谎。第二，大学的课程虽系分科教授，然仍是一种普通知识，殊少专一的和精深的科目。我的大学热因此减退，决定潜心自修。到德后，曾乘马克大跌。书价未增之际，买了一大批关于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以后陆续增加，共有一千多部。我于是坐在自己小小的书城中，开始涉猎群籍，而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著作为主要的对象。初时作工，茫无头绪，遇着疑难，也无法解决，因为要请教于同班的学生，多无解答的能力，且素乏交谊，也不便冒昧，要请教于教师，不独有时自觉问题琐屑，难于启齿，非有丰厚的束脩，也不能达到目的。加以德文不像英文一样，有良好的字典或百科全书足资参考，可以减少困难。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有本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法子拼命读，遇有不懂的地方，暂时放过，继续前进。
　　我从前在国内看英文书，已经从经验上知道对于一书的重要处必须用横线标记出来，否则读了一遍，隔若干时，几乎等于不读。此时因读书校多的缘故，又觉得单是画横线还不够，必须在重要处的旁边画出几个撮要的字，或加一个批，以便下次翻阅时，望着几个撮要的字或批语即知这一段或几段的内容是些什么。
　　到了后来，看书更多，觉得这种办法还是不够，必须另用一个甚至于几个目录本子，随时将所搜集的材料分类记在上面。至于分类法也有以学术为标准的，如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也有以人物为标准的，如李嘉图，黑格尔，中国，英国……。无论读何种书，凡有关于学术或人物的材料即按类载入目录本中，注明书名册数和页数等等。以后要用那一项材料，在目录本子中一查即得，用不着打开每本书去翻。我想凡真正研究学问的人必定备有这样的目录本，不过大家都秘而不宣，使初入此途的人无从仿效罢了。
　　我读书时有一个口号，就是：

　　用打仗的精神求学，
　　以批评的眼光读书。

　　关于这个口号的前半截用不着解释，关于它的后半截我却要说几句话。孟子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明明是叫我们不要盲目相信书本子上的话，叫我们要善于怀疑，所以张横渠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而德国一个最著名的学者所提出的标语且为：“对于万物都怀疑。”因为一切学问都系渐演渐进，日增完善的，并非一开始即可奉为金科玉律，毫无瑕疵；尤其是在这个阶级制的社会中，它们多半杂着一些阶级的成见，容易鱼目混珠，后学者苟不独具慧眼，辨别其中的是非真伪，惟一味盲从，则不独自己为其所蒙蔽，而学问的本身也绝无进步可言。
　　我现在不要拿那些最富于阶级成见的社会科学或文学，哲学来说，单提出一种与阶级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天文学做个例子。古代埃及的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以为地球系宇宙的中心，太阳则绕地球而行。此说在中古时代变成欧洲的天经地义，无人怀疑，也无人敢怀疑，否则就是“非圣无法”。迄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1473—1543）出，偏对于这种学说发生疑问，他研究复研究，思索复思索，仰观天象，俯察地形，发见太阳为太阳系的中心，地球只是环绕太阳的行星之一。于是托氏及其门徒与真理完全相反之说因此暴露出来了。近世天文学的出现，全系哥氏怀疑之功，由此可以证明怀疑的作用是怎样伟大。不过我终嫌“怀疑”两字带有不少消极的意味，特改为“批评的眼光”，使之充满积极的精神。
　　世人具有“批评的眼光”的自然也不少，可是要他们拿出批评的胆量来，就有些困难。例如当哥白尼的学说公布之后，反对认纷然四起，发明望远镜的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虽明知哥氏学说的正确，不敢宣布自己的意见，后来冒险做到这一着，竟又被迫而加以否认。又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在生时不敢自承为社会主义者，至死后他的自传出世，才得表现他这种信仰。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著《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一书，予宗教以一种致命的打击，但在世之日，不独不敢自承为无神论者，并且力言书中所述的见解不致摇动任何人的宗教感情。因为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要说实话，不免打破它的威权，引起的仇恨，往往发生不测的祸灾，故许多聪明人都像金人一样三缄其口”。可是“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我不管什么威权，什么仇恨，特发出第二个口号：

　　细心想道理，
　　大胆下批评。

　　这种精神与德国一个最著名的学者下面一段话完全一致：“我们现在应做的事的确是对于一切现状加以无顾虑的批评，所谓无顾虑是指只管批评，不要怕批评所生的结果，更不要怕和现在的势力相冲突。”
　　“以批评的眼光读书”和“大胆下批评”，固为搜求真理所必具的条件，但现在要问怎样具有这种眼光？此事和各人的资质固有绝大的关系，然仍非练习不可。依我的经验，要做到这一着，至少须注意以下五点。
　　（一）学皙。 “学然后知不足”，学是求知的基本条件，如不学，便谈不到充足的知识。古人所谓“不学无术”，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学习本有广狭二义，广义系泛指对于一切事物的学习，狭义则专指对于书本子的学习，此处仅就狭义而言。

　　“学之为言，效也”，“习之为言，既学而复熟之也。”“学而时习之”，便能“熟中生巧”了。

　　（二）比较。 “读书得问”最容易和最重要的方法莫过于比较，我们对于某种学问如茫无门径，只要将关于它的一切著作（如过多则选择重要的）细读一遍，用综合和分析的方法，比较其中的异同得失，自可得其真相。比较的方法是一种由博大而进于精深的方法，知道利用此法，一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观察。一切书本子上的学问大概只是人类实际生活的总和，所以我们的书要读得好，必规注意观察实际情形。因为无论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文学哲学也好，在在与实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如不注意及此，以为参考资料，则虽读书万卷，也不能融会贯通，终其身不过是一个书呆子罢了。
　　举个例来说，牛顿（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因看见一个苹果从树上下坠，而形成他的重力说，爱因斯坦因看见一个人从屋顶上下坠，而形成他的相对论，瓦特（James Watt，1736—1810）因看见一个壶盖被沸水冲开而造成他的蒸汽机，都是得力于观察，得力于实际生活中的事件与书本上的学说打成一片。又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所盛称的克吕格博士（Dr. Crüger）的蔻良特兰花（Coryanthes）谈，尤非亲眼考察，不能领略此花构造的奥妙。今试介绍如下：

　　“这种兰花下唇的一部分半空作一大瓢状，上有两角，常发出清水注入其中；当半满时，水即自一边的小槽向外流出，下唇的下部居水瓢上，成一个小房状，有两旁门通其内；房中具有奇异肉凸纹。就是极聪慧的人如不亲加考察，也不能想像这一切部分有什么用处。克吕格曾见成群的大土蜂来访这种大兰花，目的不在得糖汁，而在嚼食水瓢上小房内的肉凸纹；它们彼此相逐。常被推入水瓢中，翅膀即湿，即不能飞去，迫得从那小瓢所构成的甬道爬出。……这种甬道甚狭，且为结合的雄蕊所覆盖，土蜂在寻找出路时，它的背先触有胶粘性的雌蕊，继触有胶粘性的雄蕊。所以最先出来的土蜂背上即带着雄蕊粉而去。”

　　（四）思索。有学习，比较，观察而无思索，也不会有什么成绩，所谓“学而不思则罔”。牛顿，爱因斯坦和瓦特的大发现与发明固种因于前三同。而实收功于思索，否则他们虽具有绝大的天才，不见得即能从此等极寻常的事件中发现真理。

　　我以为学习，比较和观察所得的东西好比是一些原料，必须经过思索这架机撂加以制造，才能使原料变成制造品。
　　（五）评论。可是思索这架机器既是无形的，所以它的制造品也是无形的，我们要使之具体地表现出来，即有赖于言语与文字。经过这种过程，思想的制造品不仅是简单地出现，并且还被括垢磨光了。要达到这一步，才有切实的效果可言。
　　一个人对于任何一种学问能这样按部就班做去，必能养成一种批评的能力，遇有机会再和人论战，必更能发达这种能力。当他的批评能力一经增高，他的见解将与之俱进。当他的见解能有独到之处，他的创作必能超群出众了。
　　太史公所以能著成一部名山不朽的《史记》，是由于他具有才学识三长。才就是我所说的资质，然这不是普通的资质，而是许多优越卓绝的特质的一种结合。这虽是一种先天的秉赋，但必须有适当的机会，使得就其性之所近，加以锻炼。世间固有多方面的天才，无处不可以表现伟大的成绩，不过为数甚少，才能有所成就，否即即不免有埋没之虞。我们乡间有句俗话，叫做“田畔脚下埋死多少秀才”，便是这个意思。歌德说：“天才是勤奋”（Genie ist Fleiss），话虽不免流于一偏，要可以表见锻炼工夫的重要。上面所说的学习，比较，观察，思索和评论正是才的炼金炉与驰驱场，由这种方法和质疑问题。谈话讨论，便产生学问。因才华的发展和学问的增长，即能养成真切的独到的见解。一个人能备具才学识三者，才能成为一个大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