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我的生平（1932）
第九章 放洋与路过巴黎
晴天霹雳——冒名护照——海景——“乐哉鱼乎！”——“走会飞兽”——南洋——从象，犬，马的精神作用看出哲学家的谬见——华侨——海上霸王——过关——初到法国的整个印象——梁启超与“科学破产”——刀的罪过——“伏尸百万”——近二百年来欧洲历届战争的死伤率——世界大战死伤表——“扎硬寨，打死仗”与攻坚——“夫子自道”——留学生中的彼疆此界——“西洋面包”的解剖观——中国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的比较——留日留美留欧学生的三大趋势——价廉物美的人肉市场——“欲其为我詈人也”——防制女性的“守宫砂”——惨无人道的“阴户锁”——“初夜权”的保存与滥用——周围三尺的大蛋壳——一夕话
我自领到一千元的稿费后，即去找率领各省学生赴法国里昂的W先生，询问买船票等事。他告诉我说：
“你不是里大的学生，同赴法国，须将回国路费三百元缴存某银行，法领才肯签字。缴款事因你不在，无人负责，所以没有替你办护照，现在距开船期只有三天，要补办也来不及。”
我在广州时本托W先生代办护照，今竟发生意外，不啻一个青天霹雳！因问他道：“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护照一定不能去么？”
“自然，但浙江有一个学生已办有护照，不愿意去，你如果肯冒险，拿了他的护照，也许可以混过去。”
“这样很好！那怕到马赛不能登岸，要退回来，我也是愿意的。”
计划既定，我便付出不上百元的船费，托人买一张四等船票，和几十个赴法的男女学生同乘法国邮船博图斯号离开上海了。
这大概是一九二一年八月间的事。迨船抵香港，几个朋友拿了护照一看，见上面的相片和我的面貌完全不同，而头发一项，相片上系向两遍披的长发，我是剪了所谓陆军头的短发，由这个显著的异点，更容易找出其他不同之点，因此都不主张我冒险前去，就是同船中好些P．K．大学的同学，也有劝我在香港登陆的。至于赞成我前去的，简直没有一人。我久具出国之志，今既上船，绝对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不到黄河心不死”，还是鼓勇前进。但心中到底有点不自在，尤其是每到一个埠头，看见旅客上岸，须查验护照，而且非常严厉，使我惴惴不安，不独因此丧失登岸的权利，且连带想及将来抵法时，如经同样严厉的检查，必无幸免。因此当同船的学生个个豪兴勃发，自命为乘风破浪，不可一世的时候，我却如待决之囚，时常要悬想自己将来的命运。这种滋味真令人难受。
凡寄居陆地的人一旦乘船飘海，当感觉一种异样的风味。在那波涛万顷，海阔天空的当儿，眼见沙鸥点点，上下飞翔，游鱼阵阵，跳跃水面，不觉心旷神怡，说不出的快乐。但有时茫茫海面，好像一大荒原，深蓝色的水不啻凄惨的象征，容易引起游子愁思，并感觉意外的弧寂；尤其是当着惊涛骇浪，或晕船吐呕的时候，觉得海上生活，十分辛苦。有时天朗气清，风平浪小，忽见巨舶三五，迎面而来，疲敝的精神又为之一振。有时于日间赤帝施威，热不可耐之后，继以月朗星稀的清夜，此时万籁俱寂，只有船身与水相搏，奏出一种自然的微妙的音乐，耐人寻味，遂于不知不觉之间，幽然而入睡乡了。总之，海上旅行，变幻多端，殊富诗意，为人生不可不历之境。否则一读尼采（Friedrich Neitzsche）与王阳明的《泛海诗》，也可以想见海上境界的奇突和雄伟了。
尼氏的诗道：
“一切的一切光怪陆离地闪烁着，
到午昼便无精打采地睡觉；
苍天啊，只有你的目光
风驰电掣般照耀我！”
王氏的诗道：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
我们幼时读《诗经》，就知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但从未听见说过鱼能飞行的。一日在甲板上闲眺，竟看见尺许长的小鱼一群飞行海面，高至数尺，真是有趣。询诸老于航海者，谓此系飞鱼，又名文鳐鱼。后当风浪险恶之际，有飞鱼一尾被浪打在船面，取而视之，其背苍黑，其腹白，鳞圆大，胸旁两鳍较长于本体，恰如鸟之两翼，故能飞行。这种小鱼容易为巨鱼所捕食，经过自然淘汰的作用，才使两鳍异常发达，在危急时，借飞行水面以避仇敌。迨习惯既成，而此海阔天空之中即任其所之。庄子谓“乐哉鱼乎”，此语如真能表现鱼的情状，那飞鱼当更加快乐啊！
我后来研究生物学，才知道不仅鱼能飞，即兽也有能飞的。除掉常见的蝙蝠外，如飞松鼠飞猴之类，都能飞翔。在另一方面，如非洲的驼鸟，南洋群岛的食火鸡，新西兰的鸭鸵鸟，南美洲的“盆基”（Penguin）鸟〔企鹅〕都只能疾走而不能飞翔。普通所谓飞禽走兽，和它们完全不相符合，要反过来说“走禽飞兽”才合实情。
其实特殊种类的禽兽还不止此。鸟类不仅生于陆地，并且生于水中，如水喜鹊常在水下讨生活，火地（Tiérra dei Fuego）海峡所产的海鹰善潜水，善游泳，又善飞翔。兽道亦然，如鲸鱼生活于海洋中，而鼹鼠且生活于地下。它们的种类在生存竞争中不知道经过多少变异，才具有现今的特性，而适于特种的生存。
一种小小的飞鱼引出我这两段话，并非故炫新奇，不过是要灌输一点生物学的常识，免得大家少所见多所怪罢了。现在当再回转去讲一讲沿途的见闻。船经西贡和新加坡，都停泊两三日，除掉抵埠时须由警政机关查检在此登陆者的护照外，所有过客后来均可自由出入，因此我也获得观光的机会。
这两个地方都在热带，每年只有干湿两季。干季自十一月起至四月止，燥热异常，湿季自五月至十月止，时常下雨，气候较为温和。热带植物的茂盛迥非温带所能比拟，而其种类也大不相同。人民因天然物产丰富，易于谋生，气候终年酷热，难于动作，故不能进取，而文化程度甚为低落，任凭资本主义国家的宰制，无可如何。
我在幼年时，常听见祖父说，安南贡象至北京，由我地附近经过，到处有人赶去观看，旁观者的伞呀，其他物件呀，一经落在地上，即被象用鼻子卷去给象奴了。此次在西贡，看见象的动作十分灵敏。每见游客行近，即屈一膝为礼，向之乞钱，得钱后，用鼻端拾起，掷诸三丈外的看管人处。此人即视钱之多少，分别予以香蕉和椰子浆等等。但游客有时不肯一破悭囊，象必再四屈膝行乞，至最后仍没有希望，便将鼻孔中的涎沫喷在他们的脸上或身上，藉以泄愤。
这样知情意的表现就是象的精神作用。自诩“万物之灵”的人类以为只有人是有理性的，其他动物都谈不到这一点；大哲学家如笛卡儿和康德等甚至倡言精神为人类所独有，其它动物未尝具此。其实所谓精神不过是一切体质动作的和谐，没有什么神秘。所谓理性不过是一种思考的能力，并不稀奇。象倘若没有精神与理性，能够表现那样的动作么？
又如犬马都有显著的精神作用。西洋的牧羊狗能看管羊群，不使离散，否则即咬着羊的腿拖回来，纽芬兰有一种狗能游泳水中，拯救落水的孩子，瑞士有一种狗能用颈带着酒食和救急药品跑到阿尔卑斯山（Alps）的深雪中去拯救迷路的旅客。至于马，凡看过马戏的人都知道其动作的巧妙，变化的神速，与音乐的节拍，丝毫不爽。曾有一个德国人教几匹马学文字，居然成功，就是算术的加减乘除，也算得不错。这不比世界上许多野蛮人不懂计算，甚至于不懂四以上的数目高明得多么？认人类以外的动物没有精神和理性，岂非梦呓？！
凡行经南洋的人对于华侨多有种种的记载。我现在也要来说几句。论他们的人数，约有八百五十万，以广东福建人为多，计越南泰国等处三百五十万，英属（殖民地三州，保护地四州）二百万，荷属三百万。他们的类别从工商业资本家起，至车夫苦力止，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然他们都直接受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比内地更为厉害。
梁启超游新加坡等处的记录说：“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市镇毫无差别。开大矿的么，中国人。种大橡皮园的么，中国人。大行号么，中国人。杂货小贩么，中国人。苦力么，中国人。乞丐么，中国人。计英属海峡殖民地三州，中国人约二十六七万，欧洲各国白人合计不过六千八百人。”可是这面英国国旗正是宰制中国人的符号，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大权都操在英帝国主义者的手中，中国的劳动者固是他们的奴隶，即中国的资本家也等于他们的附庸。人数虽多，没有多大的作用。
此外，沿途所见，印象良多，举其大者而言，约有两点。第一，从香港愈向西行，则人种的颜色愈黑，如越南人，马来人。印度人（原系高加索种）和黑人是，而此等有色人种均系文化落后的弱小民族，无不受白种资产阶级的宰制与压迫。第二，沿途一切形胜之地都为英帝国主义所占据，如红海口的亚丁（Aden），地中海的马耳他（Malta），英国均筑有炮台，驻兵防守，以为控制海洋之计，它得称雄海上，实由于此。
船行四十二日，才抵马赛，同行的人于风尘劳顿之余，得达目的地。都欣欣热有喜色，惟我则因难关在前，殊不能作乐观。迨我跟在众人的后面，跑到验护照处，查验员竟因人数众多。且误认均系里大学生，对于我所持的护照，未经对验，即行签字。第一重难关算是轻轻逃过了。
登岸后，遇着一位老留学生，所说：“法国人办事向来马马虎虎，所以你能混入，如在英国。必无幸免。西洋人对于东方人的面貌不易辨别，因此寄居欧洲的国人常拿着别人的护照出外旅行，可以通行无阻，但像你和护照上的相片相差这样远，恐怕有些困难。”既是这样，我的护身符终久不会灵。后来还是由W先生代为致书驻法公使馆，伪称我的护照于登岸后遗失了，请补给一张，这个悬心吊胆的问题才告解决。
我在马赛没有逗留，一直乘火车赴巴黎，在该处遇着P．K．大学的几位同事，到各处浏览几天，正如走马看花，未能详细观察，但整个的印象是：凡科学发达的国家，一切的一切都较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为进步，中国今后的进展全仗科学的继续灌输，而人类将来的解放，更有赖于科学的发扬光大。因为科学是万能的，只有拿它做工具，才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说到这里，令我想起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段正相反对的话：
“当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当梁氏于游欧后发表这一段话时，国内一般缺乏科学素养的玄学鬼羣起附和，并推波助澜，大叫“物质文明破产！”“东方文化毕竟胜过西方文化！”“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世界！”一唱百和，风动一时，直至现在，余波尚存（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的《申报·自由谈》犹载有‘物质文明为人类衰减之先导，唯佛老之学足以挽救之’等呓语）。对于思想界发生一种不良的影响，实有驳斥的必要。今特借此机会，加以矫正。
梁启超本系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绝非自出心裁的思想家，而他的最大的缺点是满脑子装着中国素无条理的玄学思想，未尝受过科学的洗礼，关于这一点，他上面的一段话表现得最为清楚。
第一，无论何种科学现正在发展中，没有能够自夸完全成功的，凡稍有科学常识的人类都能知道。梁氏却认定各种科学现已成功，丛分它们造成‘黄金世界’，而其唯一的证据是：‘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以此去说明科学的成功，真是可笑亦复可怜！
第二，即退一步，假定各种科学已有相当的成功，然却被各国握有统治权的资产阶级所利用，以为互相雄长和压迫工人之具。如理化科学所发明的炸药，不用以凿山通道，而用以毁灭人物，数理科学所发明的飞机，不用以乘客载货，而用以攻击敌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绝对不是科学之罪，而是利用科学不以其道者之罪。梁氏不明白这一点，竟大叫：“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这种议论赛克斯（Bill Sykes）对于自己杀人事件的理论，毫无二致，他说：“陪审诸君啊，这个旅行商人的头确被砍下来了。但这种事实不是我的罪过，乃是刀的罪过。”现在试问梁氏把此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归在科学的身上，与赛克斯把杀人的责任归在刀的身上。有什么区别？
梁氏如仍在世，必定本诸下意识的作用，说道：各国的资产阶级利用科学为杀人的工具固为事实，然假使没有精深的科学造成炸弹，飞机，绿气炮，潜水艇等武器，列强虽从事战争，也断不致于死伤如此之多，所谓“我早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科学岂能辞其咎？！
我以为像这样的议论不独梁氏会洋洋得意地提出，并且还是现今中国智识界多数人所异口同声倡导的，因此不得不详加探讨，以明真相。
凡战争中死伤人数的多寡，与武器的良窳，战术的优劣，统帅的贤愚，军队的强弱以及天时地利，运输交通等，在在有关，固不能执一端以为测验的标准。然我们统观中外古今关于战争的记录，也可以看出一种大的趋势，就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战争中的死伤率非常之大，及至近代，科学愈加昌明，死伤率便逐渐减少。中国古代描写战争，有“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等语，又古诗中有：“老恨匈奴不息兵，五千豸甲丧胡尘”，“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句，可见昔时的战争死伤非常之多，甚至于弄得全军覆没。
然这不过是一些抽象的说法，让我们再考查事实，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大屠杀。《战国策》载：
“白起率数万之师……越韩魏，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如雷。”
“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而再胜秦，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
“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
“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
”苏子遂将而与燕人战于晋下，齐军败，燕得甲首二万人。……遂将以与燕战于阳城，燕人大败，得首三万。”
“韩魏相率与兵甚众，君（指武安君）所将之卒不能半之，而与战之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
战国时这几个小小的国家一经交锋对垒，死亡动辄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这便是古代战争死伤最多的铁证。
可是一至科学发达的近代，情形便不相同。中国自应用枪炮以来的战争，每次死伤的人数，虽然无从查考，然在西洋却可以提出数目字来。今特列举如下：
（一）大腓特烈时代（一七四○至一七八六年）战争的死伤率平均为全体将士百分之三三·五，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一七，战败者占百分之三○。
（二）拿破仑时代（一八○四至一八一五年）战争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九，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十二，战败者占百分之二六。
（三）俄波战争（一八三○至一八三一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八·五，内中占用者占百分之十二，战败者占百分之二三。
（四）意大利战争（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五·五，内中战胜者中百分之三，战败者占百分之八。
（五）古里米战争（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五。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一二，战败者占百分之一八。
（六）意大利战争（一八五九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三·五，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一○，占败者占百分之一七。
（七）普奥战争（一八六六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二，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八，战败者占百分之一六。
（八）德法战争（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的死伤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二·五，内中战胜者占百分之八，战败者占百分之一七。
试将上列八次战争的死伤率加以比较，虽非完全递次减少，然总的趋势固是如此。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的死伤数却又别开生面，今特列表如下：
有一，二国的军队总数及伤亡总数无从查考，故我们不能从上表窥及全豹，单就表中三数均备的各国的总和计算。其死亡率平均为百分之一二·七弱，死伤率为百分之五四弱。这诚为近代战争中一个空前的数目。然却不能因此归罪于科学——即归罪于武器的精良。我们知道，在军火的发展与增加中，从路易十四时（一六四五年）起至大腓特烈时止，战争的死伤率固然不断地增加，但从拿破仑的时代起，采取散兵战，便减少了。后来因密集阵的出现，死伤率遂不能锐减，如俄军在古里米战争中，奥军在普奥战争中是。至于此次大战，在最初的两三个月中，东西两大战场，多为遭遇战或攻击要塞之战（如德军对于比国的列日——Liége——要塞是），死伤自然要倍蓰于阵地战，即后来的攻坚（如德军对于凡尔赛——Verdun——是），也是如此。此外，每次交锋对垒，无不用“扎硬寨，打死仗”的法子，时期既长久，争斗又猛烈，而战争的领域复由水陆两面，扩充到天空海底，死伤之多，自是意料中事，毫无足怪。如以此为科学之罪，试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战争中，死伤率较此更大，又是谁之罪昵？
倘若科学发明一种武器，杀人无算，简直没有承防御的方法可资应付，那么，没有科学头脑的人如梁启超辈才可以强词夺理地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科学岂能辞其咎？！”然在事实上，有绿气炮，即有防毒的器具，有飞机，即有高射炮，有潜水艇，即有侦察和袭击的方法，这就是梁氏所谓“一方攻击的经验进步，一方防御的经验也进步”。既是这样，还来鼓舌摇唇，向科学妄施攻击，岂非无的放矢？！
第三，科学是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无容赘述，它的唯一的任务是在发现真理，因此它是光明的。梁氏却把它比作一个“大黑影”，并说：人们“挤命住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科学是一种有根据，有系统和实在的知识，并非如玄学一样，迷离恍惚，不可捉摸，但梁氏戴着一副玄学的眼镜，遂把光明看做黑暗，实际看做飘渺了。
第四，科学既是脚踏实地，不涉幻想，无论如何，不会破产，如指各国资产阶级所引起的世界大战为科学破产，便是无理取闹。谁说这种话，谁就是缺乏常识。我留学欧洲四年，与各国反动的，保守的和进步的知识份子接触也不少，从没有听见他们叫过科学破产。梁氏以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恐怕是“莫须有”罢！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是童騃无知之言，绝对不能视此为“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
第五，梁氏于这一段话之后，自注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老实说，上面一段话本是“夫子自道”，但他毕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特借欧洲人之口说出这种思想反动的话，自己反声明“绝不承认科学破产”，并希望大家勿“因此菲薄科学”。其实他指摘科学“带来许多灾难”，比拟科学为一个“大黑影”，诬蔑科学为“却不见了”，都是一批菲薄科学的话，何止于“不承认科学万能”？他自己既极力诋诽科学，却又叫人家尊重科学，可谓矛盾已极！我所以称他为“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原因即在于此。现在我也不必在此处多说，当进而叙述在巴黎其他的感想。
我逗留巴黎虽不过数日，然在街道上和各中国餐馆中所遇见的中国留学生确是不少。内中有十年八年的老留学生，也有方来问津的新留学生，有官费生，自费生，也有勤工俭学生。他们中间除党派外，还不免有些彼疆此界，就是：老留学生看不起新留学生，官费生看不起自费生，而自费生又看不起勤工俭学生（这自然是就大体讲，并非人人如此）。我后来寄居德国，才知道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可是在外国人的眼光中却不相同，他们最看得起自费生，不大重视官费生，其所持的理由是：自费生必为大资本家的儿子，有钱留学，官费生必系贫穷子弟，才由政府给以留学费用，他们这是以本国的习惯来看待中国人，那里知道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我国的官费生不是官僚子弟，即是善于夤缘的豪绅子弟，至于贫穷的学生对于官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讲到自费生，虽不少纨袴子弟，但其中却有一大部分是借钱读书或自食其力的穷措大，不独在日本的速成科留学生是这样，即在欧美的留学生也是这样。
我在赴法的途中默想留学生中必有许多饱学之士和杰出的人才，但在巴黎观察和考查的结果，殊令人失望。后来久居欧洲，更觉得中国学生对于西洋的学术能够深造有得的，可以说是百不一觏。新来的学生固不必说，即十年八年的老留学生，也不过是资格老，论起学问还是十分幼稚，有些甚至于连自己所学的科目的书报都看不懂。从前湖南有句流行语，叫做“东洋蛋饼，西洋面包”。意思是说：东洋留学生的学问薄如蛋饼（约一分厚），西洋留学生的学问厚如面包。在实际上，这是西洋留学生的一种不虞之誉，因为此项面包是“空空如也”，不过徒有其表，所谓表就是几句半生不熟的外国话。内地学生一听见此等留学生打开话匣子，唱几句西洋调，便瞠目咋舌，视为学者，可是拆穿西洋镜，实不过尔尔。
在另一方面，日本在西洋的留学生数目较少，而成绩却好得多。他们回国后多能将研究所得，著书行世。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日本送来的学生大半系各专门或大学的讲师，助教，教授等，很少简单的中学及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出国前对于某种学问既具有相当的基础，一到某国留学，多经人介绍，和一般教授讲师往来，甚至于与之同居，故得益较多，成就较速。
返观我国学子到西洋留学的，多系没有根柢的中学生或大学生，至于讲师教授之类前往研究的虽不能说是没有，但居极少数。他们的留学经费不充足（中国官费生的经费比日本的少得多），故不能常出入于各教授讲师之门（如屡向此等教授请求指教，须另给学费，不能像中国教师一样，可以纯义务），也不能购买大批书籍以资研究（各图书馆对于各项书籍多半只备一份，不易假得）。况且他们的学识有限，外国文程度不高，观察力与思考力都十分薄弱，对于一种学问大有不得其门而入之苦，遑论升堂入室？迨三五年后，所学稍有心得，又将束装回国，以致无由深造。然这还是就一部分肯用功的学生而言，至于那些顽劣的学生终日游荡寻乐，那里有心打开书本子或到校上课！中国自派送学生出洋已在五十年以上，而人数大概也不下十万，却不能人才辈出，原因即在于此。
难道中国所派遣的留学生真是丝毫没有用处么？却又不然。他们在学业上虽没有获得令人十分满意的成绩，但在本国的各种革命运动中却尽了很大的责任，并且还在继续尽这种责任。关于此事可分作三项来说。
第一，留日学生。 我国留日的学生人数最多，参加革命也最早。他们大半学习法政，富有民族革命的思想；清室的推翻，完全得力于他们的鼓吹与奔走。他们对于中国政治革命的功线绩确是不小。
第二，留美学生。 自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创办清华学校，资送毕业生前往留学以后，留美的人数骤然增加。他们在清华时既过惯了一种极优裕的生活，到美国后又置于资产阶级财富的发展，举凡思想与行动便彻头彻尾地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大半学习理工等科，回国后相继投入实业界，因此对于中国的产业革命将成为一支主力军。
第三，留欧学生。 在欧洲留学的学生分布于法，德，奥，英，意，比，瑞士和俄罗斯等国，他们所研究的科目与趋向几乎是应有尽有，然就大体讲，大概研究社会科学，而具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尤其是法，俄，德三国的留学生大有变成中国社会革命运动中急先蜂的趋势。
以上所述，仅就总的趋向而言，并非全体如此。我们不能说，日本留学生个个参加政治革命。美国留学生个个领导产业革命，欧洲留学生个个从事社会革命。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参加政治革命的只有日本留学生，领导产业革命的只有美国留学生，从事社会革命的只有欧洲留学生。
我对于巴黎旅行中所引起的两大问题既已发表一些意见，现在将转而叙述几件较小的事。
（一）凡西洋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大概女多于男，欧战后更呈出这种现象。我在巴黎跑几天街，看见群雌粥粥，攘往熙来，内中不少装束入时争妍斗艳的妓女，此辈尤以咖啡店为驻节之所，游客入门，即秋波频送，媚态横生，非至达到勾引目的不止。法兰西本系美人的出产地，而其妇女又以善装饰见称于世，所谓锦上添花，益增艳丽。巴黎的人肉市场可以说得上是价廉物美，故各国的豪华公子。走马王孙趋之若鹜。即我国的留英学生也有于暑假时特意前来问津的，因为英国的人肉市场货劣而索价反倍蓰于此，故不惜仆仆风尘，来贪图这一点小便宜。
（二）《战国策》载：
“楚人有两妻者，人誂其长者，长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誂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曰：‘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
这一段话实足以代表世间最大部分男性对于女性的心理。他们于嫖娼宿妓之外，还要引诱人家的妻女以求一时的欢乐，至对于自己的妻子则又严加监视，惟恐其受他人的诱惑，他们要防闲自己的妻子，遂不惜用尽种种矫揉造作的方法，文明一点的，如“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男女授受不亲”，“非祭男女不交爵”，“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等等的礼教，野蛮一点的，便有“守宫砂”一类的把戏（取壁虎置器中，养以朱砂，迨体尽赤，用其血点女人肢体，非行房事，即终年不灭，故称壁虎为守宫），后面这种办法虽不免做得露骨些，但和非洲及印度的角喙鸟（Hornbills）相较，毕竟差胜一筹，因为它囚禁雌体于树穴中，固封其口，仅留一小孔以为哺饲之用，把对方的行动自由完全剥夺了，一般生物学家虽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缘故，然这种深锁幽闺的策略恐怕和性的问题不无几分关系罢。
可是十字军东征时，欧洲贵族在这一方面的行动是否比角喙鸟好些（它多半含有保护雌体的意思），便成问题。他们为着远出从军，防范自己的妻子起见，竟异想天开，制成一种“阴户锁”，锁住女人的下体。此锁形状如梭，长约三四寸，宽约一寸余，中有一缝，两旁锯齿密布，锋利无比，前后系以铜片，直达腰腹，再锁在一条横铜带上，使之无从解脱。于是这“可怜方寸地”变成金城汤池，虽有百万雄兵也不能破关而入，犁庭扫穴了。听说至拿破仑仍沿用此锁。当我在巴黎一个小博物馆中看见此物时，不禁愕然，默想男性对于自己同床共枕的人好意思施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蔑视对方的人格，真是达于极点。至今脑袋中还留下一种深刻的印象，故纪述于此，借为被封锁的妇女志哀。
（三）欧洲的贵族对于防范自己的妻子既倍极残酷，而对于蹂躏他人的妻子又异常放纵。例如“初夜权”固然是起于有史以前掠婚时代当事人报酬帮忙友人的遗习，无东无西（中国的情形怎样，没有人考证出来，日本人至今犹有遗风，如淡路岛新郎最亲爱的朋友于结婚的前夜偕新郎逃入森林中，这是一种不可少的仪式），都经过这个阶段，但保存并滥用至十七八世纪的恐怕只有欧洲的贵族和领主。他们对于领土内新婚的女子享有初夜同床的权利，迨自己对付不了，却将此权赐给他的的代理人。否则须纳一种特别税，名为“处女的实物”，新妇才得免此蹂躏。这真是野蛮横暴登峰造极了。
（四）我在巴黎的博物馆中还看见一种最希奇的东西，即一种鸟蛋的壳，周围约有三尺。听说此蛋壳来自非洲东南隅的马达加斯加岛，而生产这种大蛋的鸟类已绝种。计算此蛋的直径约合九寸五分强，以之和直径一寸二分的鸡蛋相较，大至八倍，而和直径一分的十五分之一的人卵相校，竟大至一千四百余倍。不过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此蛋比人卵既大一千四百余倍，所孵化出来的鸟也将比人大一千多倍。实则人系在母体内胚胎，一切营养料均取诸母体，故极微小的卵可以生出八九磅的婴孩，至于鸡卵和鸟卵都在母体外胚胎，一切营养均储在蛋壳内，故蛋虽大而所孵化的幼雏反较婴儿为小，所以鸡卵的直径虽比人卵大一百八十倍，而其幼雏却比婴儿小至数十倍了。
巴黎之游诚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并增长不少的见识，但这只是一个过路亭，不能长住。我必须向目的地前进。
目的地在那里？从前本是有定的。自从在这个过路亭歇歇脚后，竟有些打不定主意了。我出国时的计划本系先到英国，后往德国。所以要到英国是我向来所学的外国文为英文，前往留学，不独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且可就近寻找有价值的新书，分出一部分时间来翻译，借以自给。所以要往德国，是因我已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苦于所知过于肤浅，非亲至这种主义的发源地一窥其堂奥不可，不过我在大学所习的第二第三外国文为法文和拉丁文，对于德文从未入门，故须稍假时日从事补习，不能贸然前往。
但我在巴黎遇着P．K．大学的同学M君，他于听我详述这种留学计划之后，贡献一条意见道：
“老L，你还是先到德国，后往英国。”
“先到德国，为什么？”
“前几天一个美金只能买二十五个马克，这两天可以买四十几个，甚至于五十个，你趁此机会赶快将金镑换成马克，可以在德国留学五年，还能剩下回国的旅费，如住英国，至多不过支持一年。”
“德国未必这样便宜罢，一千块中国钱可以住五年，还能剩下路费？”
“谁骗你！新近有人从柏林回来，每月至多用三百马克，现在放宽一点，作为四百马克，每年五千马克不是绰有余裕么？”
“这个固然很好，但后来的变化不知怎样？并且我对于德文还没有会过面……”
“这是枝节问题，到了德国，自然容易解决。马克么？将来一定涨价，你赶快兑换罢！”
“你怎样知道？”
“德国的情形一天好似一天，此后马克当然有涨无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要错过。”
“好的，等我想一想，征求几个朋友的意见，再来决定。”
这一夕话使我临时打消留英的企图而倾向于留德，不过有两个困难点又令我长虑却顾。第一，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正在变化中，非将金镑换成马克不能汇往德国，要是一起兑换，将来如果成为废纸，又怎样办呢？第二，我花去四五年工夫学英文，才能勉强看书作文，德文比英文更难，不知要有多久的补习才能翻阅书报，如费时太多，即非得计。旋和几个朋友商议，他们都赞我到德国去，并一致认定马克不会跌价。我自己也以为无论如何，所带之款必能供两年之用，以一年学德文，一年读书，仍较留英为强，于一度踌躇之后，决定马首东向，于是一面托巴黎的银行将汇往伦敦之款取回，换成马克汇往德国，一面托留英某君代买英文历史名著数部。拟于陷入困境时即开始翻译，借维生活，自以为这是一种万全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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