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十四章 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威廉·摩里斯
人们常说，从1858年最后一次宪章派会议到1881年民主联盟成立，在这一段时期，英国的社会主义是无声无息的。即使就“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狭义来说，不把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算在内，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者一直存在，这并没有把那些外国难民算在内，他们的俱乐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整个时期都存在，七十年代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大大地充实了。这些俱乐部始终有少数英国会员，并同那些对国际主义有兴趣的英国团体有些联系。此外，老宪章派始终是有的，其中有一些人肯定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即使他们并不习惯于用这个名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八十年代的民主联盟中又露面了，比如鞋匠查尔斯·默里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更多的人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很活跃。1866年领导伦敦工人协会的罗伯特·哈特韦尔就是一个老宪章派。此外还有欧文派：劳埃德·琼斯一直活到1886年，在工会和合作事业中一直到行将去世时都很活跃。在七十年代初期，还有约翰·黑尔斯等组成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的那些人。在第一国际瓦解以后，黑尔斯继续活动，并代表伦敦国民俱乐部参加1877年在根特召开的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
尽管如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即从厄内斯特·琼斯终于放弃把宪章运动当作社会主义骚动坚持下去的时候起，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英国确实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欧文派的或者任何其他种类的一概没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很活跃，但是他们几乎已经不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了，他们已经同合作运动共命运，为了使这个运动转向生产合作社方面，他们曾作出艰苦努力，但没有获得持久的成就。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特别是在托马斯·布兰福德（1861—1899年）的领导下，这种活动又重新抬头。布兰福德1893年担任合作生产联合会书记，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布兰福德是社会主义者，而且这个复活的运动始终没有用社会主义名称。老资格的教育与宗教分离论者和合作主义者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1817—1906年）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极力反对新社会主义的人，虽然他一直热心鼓吹合作生产。在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兴起后，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了努力，合作运动仍然明确地形成为消费者的运动，背弃了欧文派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坚持消费者控制的态度不一定妨碍运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运动具有浓烈的自愿主义性质，反对国家干涉。它自称是“国中之国”，反对——或者不如说其中大多数领导人反对——国有化之类的主张。如果说运动仍然在口头上侈谈在遥远的将来总有一天会实现“合作国家”的理想，而在实践中它已经安心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以按股取息和“买货分红”作为它的突出方法。合作运动之所以几乎完全转向这种消费者控制的概念并以自愿原则作为吸收会员的基础，主要是由于这些方法非常适合当时情况，使运动得以扩大和蓬勃发展；也有几分是由于约翰·托马斯·怀特黑德·米切尔（1828—1895年）的强烈个性，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消费合作运动中几乎是无与抗争的领袖。米切尔奋力捍卫其消费者控制和以自愿为原则的信念，并且严肃认真地把合作运动当作一种实业运动开展下去。他力求在消费合作社联合组织的控制下扩大合作生产，而不是搞生产者合作。他在同霍利约克和爱德华·范西塔特·尼尔的斗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后者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为合作联合会的书记，毕身致力于合作运动。尼尔和霍利约克，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一直活到二十世纪并参加了甚尔特社会主义运动的爱德华·欧文·格林（1836—1923年）等——则相信较老的合作思想，至少是希望合作工厂雇用的工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欧文的奎因伍德公社的前秘书和欧文遗作保管人亨利·特拉维斯博士想在自己的著作《社会的合作制度》（1871年）和《英国社会主义》（1880年）里继续保存欧文派的社会主义，但是没有人追随他。米切尔把这些理想主义者推向一边；毫无疑问，他得到各地消费合作社大多数活跃的委员的支持。
因此，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大型批发合作社成立，而消费者运动又获得具体的营业成就而稳定下来的时候，合作运动就割断了它同社会主义的联系。工会运动的情况却不这样容易说明，因为它远远不是那么一致。但是可以肯定，在I860年到1880年之间，没有一个著名的工会领袖愿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那些参加马克思领导下的第一国际的人也不例外。毫无疑问，有少数积极的工会主义者是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是定居在英国的外国人，比如约·格·埃卡留斯（1818—1889年）就是一个德国裁缝，他担任第一国际书记，在1872年那场使第一国际瓦解的纷争中同马克思决裂；再如亚当·韦勒也是一个德国家俱木匠，他在八小时工作日同盟中很活跃，在职工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动议；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毫无疑问，有些英国人是同情社会主义的，比如木工工会领袖罗伯特·阿帕尔加尔特（1834—1924年）就是一个，他留在第一国际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长，但是这些人都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外来的运动，根本不是一种适合七十年代英国情况的理论。
堪称社会主义而又有些实力的团体是土地与劳动同盟，马克思在六十年代末期所写的一些信里曾热情地谈到它。由于那个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同马克思合作的集团的鼓动，土地与劳动同盟于1869年成立，由埃卡留斯和机械工人马丁·丁·布恩联合担任秘书，约翰·韦斯顿担任司库，马克思对它的前途曾寄以很大的希望。同盟的委员会委员有考威尔·斯特普尼、托马斯·摩特尔希阿德和其他一些活跃的“国际会员”。看来同盟最初曾得到工会的大力支持。同盟的纲领是由伦敦各个工人阶级组织的40名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拟定的，一开始就直接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接着又提出以下八点要求：（1）实行国内移民；（2）实行非宗教性国民免费义务教育；（3）禁止私营银行发行纸币，只有国家有权发行纸币；（4）征课直接累进财产税，以代替所有其他税收；（5）取消国债；（6）撤销常备军；（7）减少劳动时间；（8）实现平等选举权并为议员支薪。这个纲领使人回想起欧文主义和宪章主义，它是在失业严重的时候拟定的，建议把失业者安置在国有化的土地上，在军队最后解散以前，利用军队作为“一支先遣力量去除草、排水和平整荒地以便耕种”。有一个时期，土地与劳动同盟看来很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宣传组织。但是对大多数工会领袖来说，它所开的药方很快就证明药力太猛了；马克思原打算同他们合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转而支持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这个协会要温和得多，主要是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影响而于1870年成立的。协会的支持者，除了乔治·奥德加、鲁克拉夫特和克里默等工会主义者以外，还有一些激进政治家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有查尔斯·迪尔克、彼得·泰勒、约翰·莫利以及亨利·福西特教授、约·埃·凯恩斯教授和经济史学家詹姆斯·索罗尔德·罗杰斯等。这两个组织的倡导人之间曾有激烈的争执；当马克思1871年不能再控制工会领袖的时候，土地与劳动同盟就失去了作用而逐渐衰亡。
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同土地与劳动同盟都认为，土地价值中所出现的不劳而获的增益应该属于创造这种价值的整个社会，地主无权占有。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的倡导者打算通过税收把这种增益收回，但却不愿意走到土地国有化的地步。他们的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制定租借土地的办法，把更多的工人安置在租借的土地上作为业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虽然晚年在理论上越来越同情社会主义，但是绝对无意支持土地与劳动同盟的反资本主义建议，这个建议毫无分寸地指责地主、高利贷者和工业剥削者，使得同盟的宣言几乎具有革命的音调。实际上，穆勒仍在设法改革资本主义而不是推翻它。穆勒在各版《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讨论空想社会主义者时所发表的早期见解，本书第一卷已加讨论。他晚期的见解受他的继女海伦·泰勒（1831—1907年）的影响不小，她是社会民主联盟的活跃盟员。
当然，土地与劳动同盟关于土地归整个社会所有的主张毫无新奇之处。托马斯·斯宾士[1]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布朗特里·奥勃莱恩的全国改革联盟在四十年代，都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方式，而帕特里克·达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也发表了自己的“单一税”理论。至少是在当前的政策上，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的意见远不象这些组织中任何一个那样直截了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仍然存在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敌视地主制的传统，爱尔兰人对征租特高的离地地主所进行的斗争使这种传统不断得到加强。反地主宣传在奥杜诺万·罗萨所领导的芬尼亚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个运动的活动年代与第一国际相同；迈克尔·达维特（1846—1906年）在1877年出狱以后也持同样的理论。
达维特出狱两年后成立爱尔兰土地同盟，一反耕者有其田的传统要求，而以土地国有化的要求为基础。达维特的运动对英格兰的舆论有很大影响，那里成立了英格兰土地同盟给予声援，海德门就属于这个同盟。成立民主联盟的那一年，经过著名科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23—1913年）的大力活动，成立了土地国有化协会，它的要求之一就是土地国有化。1882年，华莱士出版了所著《土地国有化》一书。在苏格兰的小农场佃农中间也有一个活跃的运动；这个运动是由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组织的。这个同盟在组成以后不久就同社会民主联盟合并，但在1884年又同社会主义联盟盟员一道退出，并一直维持到1888年参加苏格兰工党。苏格兰小农场佃农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有：G·B·克拉克博士（1846—1930年）和罗伯特·鲍丁·肯宁汉·格雷姆等人；前者同第一国际英国委员会有关系，从1885年到1900年是代表小农场佃农的议员；后者后来在苏格兰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中很活跃，从1886年到1892年是激进派议员。
因此，当亨利·乔治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在大西洋此岸闻名以前，爱尔兰的反地主制运动已经全面展开，而在英格兰等地区也很活跃。特别是华莱士，在他发展自己的土地国有化计划时，看来完全没有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即使《进步与贫困》一书没有写出，华莱士的计划肯定也会列入民主联盟的纲领。但是两者之间通过爱尔兰却有间接联系。迈克尔·达维特的思想是在那倍受虐待的几年监狱生活中形成的；他被释放以后立刻前往美国，在《进步与贫困》出版前不久，会见了亨利·乔治。毫无疑问，乔治的理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了乔治思想的热烈宣传者。1882年乔治访问爱尔兰，大概也是由于他的缘故。达维特虽然欢迎乔治，推为盟友，但他自己却无疑主张土地国有化，是社会主义者，绝不接受乔治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主义的优点的看法。华莱士也是社会主义者和主张土地国有化的人，虽然他很少参加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除了土地改革的鼓动以外，还有四个团体代表激进趋势，为社会主义的复兴铺平道路，因而值得注意。这些团体之间的差别很大。有两个团体人数很少，但由于其主要支持者个人的素质而见重要。其中一个团体是实证论者，主要代表人物是比斯利教授和弗雷德里克·哈里森（1831—1923年）；另一个是以斯图尔特·赫德兰姆牧师为首的新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其他两个集团是群众运动，在激进的工人中拥有大量信徒：一个是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伯明汉激进派，这一派同追随查尔斯·迪尔克的伦敦激进派是密切的盟友；另一个集团是查尔斯·布莱德洛领导的共和激进教育宗教分离论者。除了斯图尔特·赫德兰姆所领导的运动以外，这些运动没有一个是接受社会主义的，事实上，布莱德洛还宣称自己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尽管如此，这些运动都在几个方面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831—1915年）是伦敦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奥古斯特·孔德所著《实证政治体系》的翻译者。他是一个道地的激进派，热烈同情工人阶级运动，始终愿意为之效力。他主持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后来又主持了海德门和亨利·乔治关于“单一税论与社会主义”问题的著名辩论，此外还主持过许多其他聚讼纷纭的工人阶级问题的讨论会。他为乔治·波特尔主编的《蜂房报》撰过稿，并同弗雷德里克·哈里森一道帮助工会进行1867年至1875年的大规模合法斗争。比斯利支持一切需要支持的进步运动，敢于说话。但他是坚定的实证论者，因而不相信社会主义。因为孔德的政治理论是一种国家和教会的二元论，孔德所说的教会不是一般神学家的教会，而是实证主义的人道教会。根据孔德的这种二元论，一种新的牧师制不是作为世俗权力机构来统治世界，而是要控制一切教育，并且要作为统一的力量把人类引向“科学”的治理。比斯利在主持社会主义者与反社会主义者彼此把对方的思想驳斥得体无完肤的辩论时，总是可以说他不同意辩论双方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或者他的盟友哈里森在工会有需要的时候为它们大力效劳，这也不妨碍比斯利同海德门和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领袖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
另一方面，斯图尔特·达克沃思·赫德兰姆（1847—1924年）则是社会主义者，他先后在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中积极从事新社会主义的鼓动工作。赫德兰姆是高教会教士，在伦敦东区布莱德洛影响很强的贝思纳尔·格林区担任副牧师。他反对教育宗教分离论者，大力阐述主要取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基督教社会理论，但表述方式要激烈得多。1877年，赫德兰姆建立了圣马太基尔特，这是一个由圣公会牧师和活跃的世俗人物组成的团体，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观点。当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出版的时候，赫德兰姆表示热烈欢迎，但又越出其范围，除了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土地以外，还应用于资本。赫德兰姆的活动最初限于伦敦，其方式是参加教育宗教分离论者和共和派的集会，一方面赞同其倡导者的社会要求或予以增饰扩充，同时又号召他们承认基督是消灭贫困和压迫的十字军的真正领袖。赫德兰姆写了许多小册子，但他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际的“福音传布者”；在十九世纪的晚期，他推动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牧师团体的活动，其中大多数是圣公会高教派教士。正象摩里斯及其集团进行活动的时候一样，基督教社会主义对低教会派教士很少吸引力，而在后来称为“英国天主教徒”的人士中以及在一些“现代派”人士中则得到了响应。低教会派的强烈“出世思想”和一些非国教团体的强烈个人主义使基督教社会主义深入不进去。
实证哲学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几乎完全只限于知识分子的小规模运动。至于对社会主义的复兴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的群众运动，我们就必须转过来讨论约瑟夫·张伯伦和查尔斯·迪尔克的激进主义以及查尔斯·布莱德洛的无神论的共和激进主义，安妮·贝赞有一个时候曾同布莱德洛密切合作。
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年）在1874年带着一笔财富退出了商界，完全致力于政治。他以激进派身份于1869年选进伯明翰市政委员会，因而在该市早已出了名，不仅如此，他担任全国教育联盟的主席，在争夺学校控制权的斗争中成了教会的死对头，因而在全国也很出名。1873年，他出任具有强烈激进传统的伯明翰市市长；以后几年，他领导激进派多数，执行了广泛的市政改革计划。他把煤气和自来水收归市政府所有，开始清理贫民窟，并着手搞卫生管理示范。1875年，张伯伦在伯明翰召开了一次市卫生会议，这就是后来称为“市政”社会主义或“煤气和自来水”社会主义的实际开端。第二年，他当选为议会议员；再过一年，他开始同弗朗西斯·施纳德霍斯特（1840—1900年）组织全国自由联盟，旨在使各地的自由和激进派协会拥护激进主义，并把它们团结起来发动一次反对党内辉格分子的运动。1880年，正是由于这个集团的组织工作，自由党在选举中获胜。这项工作的一个结果是把张伯伦送进了内阁，担任贸易大臣，而查尔斯·迪尔克爵士（1843—1911年）则最初担任外交次官，从1882年起改任地方政府大臣。他们两人还是一个选举法案的主要倡议者，根据这个法案在1884年和1885年使郡的投票权自由化，同时重新分配了议会议席，使大城市和矿区得到了更多的席位。
从上面可以看出，民主联盟的建立是同自由党明显向左转同时发生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半叶，社会主义者同张伯伦的激进派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张伯伦的政策还有另一面：他是强烈的帝国主义者，接受不了任何可能危害帝国统一的爱尔兰自治的主张。自由党1880年的胜利同迈克尔·达维特的土地联盟恰好同时出现，这个联盟早期曾得到帕涅尔的支持，帕涅尔于1878年成了国家主义者的领袖。面对着达维特的“免租”运动，自由党政府采取了加紧压制的政策，这使政府同英国大部分激进舆论发生了激烈冲突。张伯伦由于参与其事，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激进派的支持。我们将要谈到，民主联盟在成立的最初几年，曾把爱尔兰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上。当格莱斯顿终于相信爱尔兰自治是唯一的解决途径时，张伯伦和迪尔克退出了政府，并根据加强激进主义的国内政策和以帝国统一为主旨的对外政策，着手组织自己的信从者。张伯伦1885年提出的“尚未批准的计划”是他用来争取自由党并制止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的一张牌。但是这种“国内激进主义”是同压制爱尔兰和发展帝国主义的政策一并向选民提出的。
在“尚未批准的计划”中，张伯伦和迪尔克所提出的目标是很高的。计划采纳了社会主义者和亨利·乔治所提论点的一大部分；但为弥补许多人因丧失共同遗产中的一份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采取的办法，不是国有化或“单一税”而是由富者以高额赋税的形式支付“补偿金”。全体人民从这种“补偿金”的收入中所将得到的好处是免费教育、改善住宅、增加社会服务——即现在所谓的“福利国家”的标志。农户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保障，并将得到租价公道的院子，改良土地时将得到充分的补偿费；农业劳工者则将有机会得到一小块自有的耕地（3英亩土地和一头牛）；但政府有权为公共用途强行征购土地。此外“尚未批准的计划”还提出，对教会将实行非国教化，将废除复投票权，并将实行议员付薪办法。同张伯伦早先提出的各项激进建议相比，现在没有重提的唯一因素是共和主义，因为对一位主张帝国主义的政治家来说，这种政策是很不相称的。但是，即使在1885年，张伯伦仍然表明，国王只应该是帝国的名义元首，如果插手干涉激进民主主义的进展，王位就要遭到危险。
在提出这份挑战性的计划时（所谓挑战性是对他自己的党来说的），张伯伦明确地谈到了社会主义，他说不应该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坏事，它是要求得到承认的一种现代趋势”。他又说，“多年来，英国立法的发展道路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今后必然还是这样。”
必须记住，这号计划是在民主联盟采取全面社会主义纲领两年以后（1885年）公布的，当时选民刚刚大量增加，大不列颠从不到300万人增加到将近500万人，爱尔兰还不计算在内。在爱尔兰，郡选举权的扩大使得国民党增加了许多议席；在苏格兰高地，它使得相当强大的小农场佃农运动有可能组成；在英格兰，它虽然加强了保守党对农村选区的控制，但也鼓舞了英格兰土地归还同盟和其他团体为土地改革大力进行鼓动。
当然“尚未批准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张伯伦相信了社会主义，他依旧是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者，同时也是坚信私人企业的人。在后一个问题上，亨利·乔治和许多土地改革者同他的见解相同。张伯伦的社会理论更接近亨利·乔治，而不接近马克思。但是张伯伦又不同于乔治，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这是因为——至少基本上因为他坚信帝国主义。他希望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盟友积极进行干涉，而不光是站一旁，不加过问。10年以后，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积极性驱使他在保守党政府任职，并领导一个主张帝国经济统一的运动。
在“尚未批准的计划”发表以后，张伯伦并没有立刻同自由党决裂。他在格莱斯顿的新内阁里担任地方政府大臣；但是差不多就在格莱斯顿提出自治法案的同时，他又一次辞职。此后有9年，张伯伦领导一个独立的但越来越倾向于保守党的统一自由党。在此期间，查尔斯·迪尔克并没有追随他的伙伴转向托利主义，他已经由于一次离婚案件于1885年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力图使自由党接受先进的激进主义的巨大尝试肯定是失败了；这次运动留下的大批激进分子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自由主义和张伯伦主义都使他们的希望遭到破灭，他们已经多半愿意接受新的理论。这时，而且也只有到这时，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发展的条件才真正成熟——只要提出社会主义的方式能使激进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正是他们的自由主义激进思想的体现。
1881年，当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42—1921年）率先建立民主联盟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议会力量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这个事实，正如下面将要谈到的，基本上说明了海德门所创始的运动以后的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反对对爱尔兰采取压制政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土地改革也是这样。但是这两点都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足以掀起一个政治运动向整个自由主义或张伯伦的激进派自由主义挑战。只要在自由党内部有一个强大的激进派左翼在进行活动，并且有希望使自由党采纳张伯伦的国内政策，就不大有可能说服工会领袖或他们的积极追随者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甚至连组织一个独立的劳工政治运动都很少可能。只有在张伯伦主义同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肯定已经分道扬镳的时候，只有在张伯伦的支持者发现不得不全盘接受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改革政策的时候，这种机会才会出现。
1886年正是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年头；从这时起舆论的潮流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送入后院，把英国工人阶级左翼的主要力量送进1889年的新工会运动和九十年代争取工人独立代表权的运动。1886年以前，社会主义者是逆潮流而动的；而这一年以后，由于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各种原因，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则没有能顺应潮流，错过了时机。
在讨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前，我们还必须先谈谈推动这个运动发展的前述四种优势力量中的最后一种。这支力量就是查尔斯·布莱德洛（1833—1891年）所领导的激进共和运动，它的基本态度是积极反对宗教和贵族特权。理性主义和教育宗教分离主义是同进步的政治和社会舆论有关系的学说，在布莱德洛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从潘恩的自然神论到理查·卡莱尔的教育宗教分离论的共和主义，然后到罗伯特·欧文的理性宗教和从中发展出来的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的教育宗教分离论，已经有了一连串的反神学激进运动。这种运动往往同共和主义有关系，而共和主义则特别能吸引比较老式的手工艺中的大部分熟练工人，并能在他们的带领下吸引城市工业区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这类运动并不总是“极端主义的”，欧文派的运动就肯定不是。但是这一派人在十九世纪英国那种宗教气氛极浓的环境中往往成为脱离社会的人；他们的追随者往往同外国的社会主义流亡者来往，因为大多数流亡者也同样持反宗教观点。但是宪章运动以后，激进共和主义在教育宗教分离论方面已经大体上发展成为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运动，强烈反对集体管理，而且在这一点上更接近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虽然它的大多数追随者并没有走向这个极端。
布莱德洛肯定是一个个人主义激进派，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当时的社会是从怀疑宗教开始的，他15岁在一个煤商手下当店员时就强烈地表现了这种怀疑。他16岁的时候被迫离开家庭，到教育宗教分离论者（其中有理查·卡莱尔的孀妇）中间去找托身之所。然后他设法一面经营煤业一面进行宣传，但没有成功。他17岁参加军队，3年后，由他的家庭出钱让他退了伍，在伦敦一个律师手下当文书。不久以后，他又到另一个法律事务所工作，这种职业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法律知识，后来对他很有用。在此期间，他恢复了反宗教宣传。为了不致丢掉职业，他用了一个“偶像崇拜反对者”的假名。1858年，他到各地去发表演说，不久就以举行暴乱性集会，同警察发生冲突而闻名。他那雄辩滔滔而打动人心的演说，使他在访问过的城市里很快得到大批的追随者，并被看作是一个持有战斗性无神论观点的共和党的自然领袖。1860年，谢菲尔德的一批主张自由思想的激进派创办了《全国改革者》杂志；两年以后，布莱德洛接办这家杂志，使它成为极左派的很有影响的机关刊物。1867年改革法案以前，他作为全国改革联盟的成员在工人阶级中积极从事鼓动工作。1866年，他组织全国教育与宗教分离协会，自任主席；协会成了他所领导的运动的主要机构，虽然他在马尔萨斯联盟中也很活跃。1870年，他担任了英国激进派派往西班牙共和党的代表；第二年，他想在巴黎公社同法国国民议会之间进行调解，但是他没有获准进入法国。在此以前，他曾在1868年改革法案以后的选举中竞选北安普敦郡议员，但没有成功。1874年，他又竞选了两次，也没有成功；不过他在1880年进行第四次竞选的时候，却作为中产阶级激进派、《真理》杂志的创办人亨利·拉布谢尔的伙伴当选了。他拒绝宣誓，并要求不经宣誓而发表正式证词的权利；下院拒绝给他席位，但是后来又准许他在“一切由自己负责”的条件下发表正式证词。于是他就任了议员并投了票；但是法院对他的权利提出了异议，他的议席被取消了。他曾不顾这一裁决，继续出席下院会议，但被武力驱逐出去。1881年，他又参加竞选，并再次当选。下院又把他驱逐出去。第二年，再次参加北安普敦的竞选，又一次被选中。于是，他前往下院，打算自己宣誓就职。不过下院又把他驱逐出来。这时，他已因竞选多次涉讼而有破产的危险，这样就肯定会被赶出议会大门。但是他继续斗争，再一次被选入下院，并再一次被赶了出来。1883年，一项规定可以用正式证词代替宣誓的议案仅以两票之差未获下院通过。1884年，布莱德洛再次在北安普敦当选，但是一直到第二年才去就任，这一次又被下院赶了出来。1885年，他仍同拉布谢尔一道当选为下院议员，最后到1886年年初议会开会时，他才得到准许就任议员。那一年，他最后一次当选，直到1891年去世时始终是北安普顿郡的代表。
在这些斗争的年代里，布莱德洛一直在进行其他一些运动，特别是争取出版自由的运动。他极力反对各项严禁渎神的法律以及限制节育宣传的规定。他也是公众集会权利的热心拥护者。在这些斗争中，从1874年到1887年，他同安妮·贝赞（1847—1933年）密切合作，但是由于他的反社会主义立场，贝赞终于同他决裂而投向社会主义方面。布莱德洛在议会内外也是印度民族主义要求的主要辩护人，在这一方面，安尼·贝赞也是同他积极合作的。在获准出席下院以后，布莱德洛成功地使一些重要的立法改革议案得以通过，其中包括1888年终于正式通过的未经宣誓发表正式证词的权利。
布莱德洛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犹如芒刺在背。他的宣传对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是很有吸引力的，要是没有其他同样激进的运动存在，这些部分本来是极可能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他同下院的长期斗争为他寂得了很大同情，并且使他的意见更有分量。他死于1891年，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一个因素，因为他的许多追随者此后就加入了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团体。尽管布莱德洛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仍然应该认为，他所领导的运动对社会主义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他反对偶像崇拜，他既攻击英国非国教教派的反动立场，也同样攻击英国国教逆潮流而动的态度，这一切都有助于同资产阶级的非国教政治领导决裂，而这种决裂正是掀起独立的强大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必要条件。
布莱德洛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主要是由于他反对社会民主联盟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从气质上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根本不相信权威，即使这种权威号称是工人阶级的权威也不例外。如果他活到九十年代后期的话，他很可能不那么反对1889年新工会运动兴起后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主义。但是看来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流派的社会主义者。他太关心维护个人自由行动的权利，因而不怎么注意其他事业。然而无论如何，他同社会主义者有一项事业是共同的：保卫言论自由以及公共集会和示威的权利。下面我们将要看到，布莱德洛的信从者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争取特拉法加广场集会权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887年成立的法律与自由同盟主要是由布莱德洛和查尔斯·迪尔克的共和派信从者组成的，他们共同掌握了伦敦地区左翼激进派俱乐部的主要支配权。
在我们讨论海德门和1881年的民主联盟以前，还必须谈到一个运动——更确切地说，一个组织运动的尝试。1879年，老资格的约翰·斯凯奇莱。（1822—190？年）在伯明翰出版了一本名叫《社会民主主义原理》的小册子，呼吁以德国为蓝本建立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然后他就着手组织英格兰中部地区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大组织的核心；但是这一尝试没有结果，因为它或是半途而废，或是很快被并入海德门所领导的全国性运动。此后有一个时期，斯凯奇莱曾为组织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民主联盟而奔走，后来又以社会主义者的面貌在赫尔活动。但是他的工作很快就被人遗忘了，他并没有发挥主要的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现在可以考虑海德门在建立民主联盟时有何打算。正如他在一开始向卡尔·马克思所说明的那样，他的计划是重振宪章运动。他把希望集中在激进派俱乐部以及它们对自由党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上，特别是寄托在它们对自由党在爱尔兰采取压制政策的不满情绪上。在这个阶段，海德门并不打算建立一个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团体。他的目标倒是掀起一个以工人阶级不满情绪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利用激进工人俱乐部作为主要机构，这种俱乐部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地区——特别是伦敦——大量存在，是在张伯伦的激进主义宣传的鼓舞下产生的。在伦敦，迪尔克在这些俱乐部里有强大的影响，布莱德洛也是这样。海德门打算使他们两人同自由党激进派和教育与宗教分离论者脱离关系，同他们组成一个类似宪章运动而社会纲领更加明确的运动。事实上，这时海德门只是刚刚开始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刚刚读完了卡尔·马克思的法文本《资本论》而改信仰社会主义。这本书是一个非正统派友人H·A·巴特勒-约翰斯东送给海德门的；从1862年到1878年，巴特勒-约翰斯东先以托利党员身份，后来又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代表坎特伯雷郡任议员。海德门是在1880年乘船赴美途中读《资本论》的，抵美国以后还读了一年前问世的《进步与贫困》。这两本书使他的思想有了转变，他没有接受亨利·乔治的理论，而是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毕生为之进行热心的宣传。海德门回国以后结识了马克思，并常常登门拜访，讨论自己的计划。马克思对复兴宪章运动的前景不抱希望，但是海德门没有动摇，继续干下去。他所写的小册子《人人的英国》称赞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在他表示希望《资本论》不久能出英文版时却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这种略而不提的做法使恩格斯大为恼火。恩格斯不欢喜海德门，反对马克思同他交往，并劝马克思同他决裂。海德门为什么略而不提马克思的名字始终没有弄清楚。马克思在写给左尔格的一封信里说，海德门曾经告诉他，不愿意使自己的计划在一开头就同第一国际的领袖和巴黎公社的辩护者连在一起，以免损害计划获得成功的希望。这一点对海德门也许有影响，但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他所说的一位“德国思想家”人们必然知道指的是马克思。如果他真正希望在自己的宣传中不涉及马克思的名字，那他就根本不会提到他，哪怕是用这种遮遮掩掩的方式。且不谈是如何解释的，后果却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并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赞助，而且由于恩格斯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以后极力反对，海德门的运动更受到了阻挠。
从上面可以看出，海德门在着手重振宪章派运动时，不过刚刚开始信仰社会主义。他力图首先在伦敦然后在其他地方使激进派俱乐部放弃对张伯伦派或布莱德洛派的信任，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并希望及时使这个政党接受自己新发现的社会主义信仰。激进派反对压制爱尔兰人的政策并普遍支持达维特的爱尔兰土地同盟，这就直接提供了机会。为考虑海德门的计划，曾私下举行了若干次准备会议，参加的人有巴特勒-约翰斯东（已经提到过）、爱·斯·比斯利、太恩河畔纽卡斯尔著名的激进派议员约瑟夫·科温，和J·洛德。洛德是玖瑰街民主俱乐部的书记，这个俱乐部是外国社会主义流亡人士的主要聚会所，1880年成立了一个英国支部。在讨论海德门的计划的第一次集会上，主持会议的是约瑟夫·科温；科温1867年成了北部改革联盟的领袖，曾支持北部矿工的多次斗争；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表现了激进主义观点。但是科温不久就退出了，海德门本人主持了后来的会议。大多数激进派俱乐部没有参加会议——迪尔克和布莱德洛的影响仍然太强大了。但是民主联盟毕竟以较小的规模开始了，它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应达维特所领导的土地联盟的邀请，派一个代表团到爱尔兰去。代表团回来以后，就爱尔兰普遍存在的赤贫和受压制的情况提出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民主联盟会同土地联盟的一个英国附属机构（海德门也参与这个机构的活动），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系列露天集会，抗议政府的政策，并派人到各个激进派俱乐部主要就这一问题发表演说。正当这些努力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和F·H·伯克于1882年5月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暗杀了。暗杀事件在大不列颠引起了一股反爱尔兰浪潮。原先在民主联盟发表反自由党政府的“泰隆宣言”时，已经有许多激进派俱乐部退出联盟，在凤凰公园事件以后，退出的俱乐部就更多了。但是，联盟坚持自己的立场，谴责政府所采取的新高压措施，同时说爱尔兰的暴力行动是暴政和压制的必然后果。
这些发展对海德门原有计划的成功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如果说它当初确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话。海德门并没有能建立以伦敦的激进派俱乐部为基础的联盟，而只是组织了一个小会社，其成员或是同自由主义运动没有联系，或是愿意同它彻底决裂，并且随时准备不仅支持激进主义见解，而且也准备拥护真正的革命主张，同时也赞成以暴力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在那些把采取这种态度视为当然而不感困难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外国难民，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对本国革命的信念转移到大不列颠身上来。这些支持者大部分已经是这个或那个流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影响有助于把联盟变成一个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团体。在联盟原来的纲领中，达维特所鼓吹的土地国有化政策是唯一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项目。不过，联盟在1882年会议所宣布的原则中却把“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党”斥之为工人的敌人，并且宣布“以劳动创造英伦三岛的财富的人们必须完全依靠自己”。联盟接着又说：“民主联盟的目的在于设法组织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使之能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由于富有者的贪婪和自私，人民的利益目前正不断受到侵害”。第二年，联盟在一本名叫《社会主义浅释》的销路颇广的小册子中发表了一个明确拥护社会主义的宣言。宣言要求实行土地和资本的公有制，指责工业生产资料私有制中的垄断因素完全同土地垄断制一样，是剥削的来源。“只要原料或制成品的生产资料为一个阶级所垄断，田地上，矿山里和工厂中的工人就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财富的创造已经成为社会性的事业了，每个人都必须同旁人合作。产品的交换也应该是社会性的，不受个人贪婪和个人利润的支配，现在已经是实现这一点的时候了。”
1883年1月，正当民主联盟从激进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著名的诗人、艺术手工艺者威廉·摩里斯加入了联盟；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和海德门合作，成了联盟最著名的领袖。在促使联盟向明确的社会主义团体过渡的工作中，以及支持联盟1884年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工作中，他们两人都起了突出的作用。事实上，摩里斯改信社会主义就象海德门一样彻底，只是不完全象海德门那样突然，因为摩里斯信奉某种社会主义已有相当时期，尽管他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鼓动工作。从1883年年初开始，他坚决投入了斗争，虽然他对此道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他的立场很快就比海德门左得多，因为他根本不是政治家，而且非常不信任政治策略和妥协。但是有一个时期，两人尚能密切合作。他们合写了一本篇幅颇长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原理概述》，对创办运动的机关刊物《正义》也都起了很大作用。这是1884年的事情，这一年还通过了改革法案，使工人在各郡选区中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使城市的选举权得到扩大。也正是在这一年，失业人数激增，总数在1886年达到顶峰。但是，社会民主联盟这时已深深陷入内部纠纷，除本身事务外，无暇他顾。
如前所述，民主联盟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纲领，成份也非常复杂。即使在大多数不愿意同自由主义割断联系的激进派退出以后，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足以阻碍“社会主义者”和谐共事。1884年，社会民主联盟内部至少有五个主要集团，每个集团都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作为领袖。第一个集团是海德门自己的亲信，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楷模建立政党，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采取政治行动的问题。第二个集团是一批工会主义者，他们也具有政治头脑，但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较小。这个集团同海德门派一道谴责自由党-劳工派工会的领袖，而且已经在摸索一种新工会主义，主张吸收非熟练工人，以便打破熟练技工行会的垄断地位。这个集团跟海德门派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更加注意劳资纠纷问题，并且认为产业工人运动不能象德国那样从属于政治运动。这个集团的杰出人物是约翰·伯恩士（1858-1943年），他在伦敦的激进派市政政治活动中也很活跃。第三个集团主要以伦敦东区的某些激进派俱乐部和社团——特别是斯特拉特福德激进派俱乐部为主，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很深。这个集团的领袖约瑟夫·兰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在伦敦东区活动，主要是同成年男子选举权协会中的老宪章派查尔斯·墨里和J·F·墨里有联系，并同外国的无政府主义集团往来密切。差不多就在成立民主联盟的同时，兰恩在东区成立了一个叫作劳工解放同盟的组织，这个组织在从事露天宣传方面非常积极，并且设立了一些支部。1884年以前，劳工解放同盟跟民主联盟是各立门户的，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前一年，它参加了旨在统一各左翼社团的讨论会，并以民主联盟，劳工解放同盟以及伦敦的各个外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名义联合发表了一个社会主义宣言，宣布它们有志继续已经解散的第一国际的工作。此后，劳工解放同盟在不损害其本身存在的情况下同意参加民主联盟，条件是联盟必须公开彻底地拥护社会主义。于是联盟不仅改换了名称，而且采纳了劳工解放同盟的大部分纲领，包括声明联盟的宗旨是：“以政治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创建自由的社会环境，使人人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并彻底解放劳工。”这句话中藏有日后滋事的种子，因为“自由的社会环境”一词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有密切关系。事实上，控制劳工解放同盟的集团主要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组成的，他们同海德门的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严重分歧。
1884年社会民主联盟中的第四个集团——如果能够称为集团的话——是由一些个人组成的，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改信社会主义，但还没有明确自己的观点。这一派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时参加了那个忙于成立费边社的团体。此外，这个集团还包括威廉·摩里斯和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1854—1926年）等从激进主义方面转过来的人。这些人在前进过程中认识了社会主义，巴克斯主要是从德国认识的，后来常常撰写有关德国社会主义的著作。这个集团中的许多人是由于读了《进步与贫困》，并看到其论点在英国的条件下，同样适用于资本和土地，才倒向社会主义的。但是除开巴克斯以外，其中很少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因而在听到对立的思想流派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往往感到摸不着头脑。最后，主要在亨利·乔治和爱尔兰土地同盟的宣传的影响下，苏格兰的小农场佃农中间也发生了颇具声势的骚动。这个集团在1884年组织了一个同社会民主联盟有泛泛关系的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
1884年年底，社会民主联盟分裂为二，其具体原因何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主要是由于问题牵涉的方面很多，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不管原因是什么，1884年12月，社会民主联盟多数执行委员以威廉·摩里斯为首宣告辞职，并决定另行成立一个名为社会主义联盟的新团体。这些退盟的人是宣告辞职，而没有利用其多数票要求联盟召开会议，给予沿用名称和进行控制的权利。这是根据摩里斯的意见而采取的行动，因为他认为最好不在报界面前争夺组织的控制权，报界会借此大肆渲染，污蔑社会主义；此外他也希望通过这一步摆脱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某些著名成员，这些人的诚意他不信任；他还希望同一批在原则上和自己更接近的人重打鼓另开张。这批退盟的人对海德门及其追随者实际提出的指责是对盟务进行非民主的独裁控制，而且犯了“政治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指责的起因非止一端，但首先有一部分是因为有关新成立的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的争执而引起的。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奥地利流亡者安德里阿斯·施尤（1844—1927年）赞成这样一个决定：苏格兰人不应该成为联盟的一般支部，而应该象劳工解放同盟一样，同联盟发生不大密切的关系。海德门则从中央集权和有纪律的政党的角度考虑问题，强烈反对这种安排，并指责施尤的行动。他还指责施尤和执行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W·J·克拉克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且要求开除他们。
看来，这是牵涉到劳工解放同盟和苏格兰人的纠纷的直接原因。但是在幕后，纠纷还有深一层的原因。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采取议会行动，而海德门派则肯定要建立一个有进入议会野心的政党。在这两个集团之间还有第三个集团。它在原则上不反对政治行动，不过认为采取政治行动的时机还不成熟，同时认为社会主义者如果不事先多多进行教育工作，使工人阶级中的积极分子信仰社会主义，就提出候选人，那会使自己的事业为人所笑。在执行委员会上投票反对海德门的多数，就是由这个集团中的人在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卞形成的；奇怪的是，他们还得到恩格斯从外界给予的支持。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尽管海德门赞成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却根本不相信他，认为他是企图利用社会主义营一己之私的政客。
据说威廉·摩里斯多年以后得出结论说：1884年他怀疑海德门动机不纯并退出社会民主联盟是错误的。在这以前，他同社会主义联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已使他深感失望，实际上已被排挤掉《公益报》编辑的职务，这个杂志是1885年联盟用他的钱创办的，此后也主要依靠他的金钱和稿件的支持。据海德门说，摩里斯是在支持海德门的演说中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但是摩里斯实际上说了什么无记录可查。我认为，如果海德门的说法确实可靠，摩里斯的话就包含三个意义：第一，他错误地怀疑了海德门的正直；第二，他和他的支持者应该留在社会民主联盟内，把斗争进行到底；第三，他让自己过分地听任无政府主义者和接近无政府主义的人摆布，若干年后才更看清了这些人。
无论如何，分裂发生了。从1885年年初起，一共有三个对立的社会主义组织在彼此交手。这并没有把无政府主义者本身算在内，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也没有算上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久以后就在《自由》杂志周围成立了一个团体，这家杂志是1886年他们在克鲁泡特金的帮助下创办的。上述三个集团中一个是海德门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但约翰·伯恩士在其中越来越活跃；另一个是社会主义联盟，它以勉为其难的威廉·摩里斯为领导，以退出社会民主联盟的劳工解放同盟为争吵不休的盟友；还有一个是费边社，它在1884年已经成立，但却仍在摸索中，不大出名。同这三个集团并存的还有几个集团：一个是土地国有化协会，它由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任主席；另一个是土地归还同盟，它1883年初成立时原名为土地改革联盟，接受亨利·乔治的理论，同基督教社会主义小团体有密切的个人联系；还有一个是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它后来成了社会主义同盟的苏格兰独立支部；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团体，它们相继兴起，又相继消失。实际上，左翼方面的思想正处于激烈动荡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但是大型工会暂时基本上还平静无事，工会的大多数领袖仍然相信自由党激进派。
张伯伦的“尚未批准的计划”几乎是在社会主义联盟宣布成立的同时发表的；同年年底，根据新近扩大的选举权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使许多自由党一劳工派候选人当选为下院议员，其中大多数是矿工。这次选举也使社会民主联盟投入竞选，约翰·伯恩士在诺丁汉得票相当多，而伦敦的两名候选人得票之少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并成了怒骂的对象。毫无疑问，他们两人都接受了“托利党黄金”的钱财支持，这是出于希望分裂自由党的选票而提供给社会民主联盟的。看来这笔钱实际上是通过亨利·海德·钱皮恩（1859-1928年）给予社会民主联盟的，当时钱皮恩是联盟的一个主要支持者，他是从一度同第一国际有联系的托利党记者马尔特曼·巴里手中接到的。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并没有正式与闻此事，但是必然非常清楚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既然联盟企图把工人从自由党身边拉过来，对于危害自由党议席的事是不会客气的；而且可以公道地说，“托利党黄金”并不比资助某些“自由党-劳工派”的自由党黄金更坏。但是这不过是一种以牙还牙的话，工会听起来不会觉得入耳，那些确实在自由党-激进派和托利党之间划清界线并支持自由党左派的社会主义者听起来也不会觉得入耳。这是费边社的态度，它的社员严厉谴责社会民主联盟的行为。大多数加入社会民主联盟的费边社社员退了盟，并集中精力把费边社建成一支独立的力量。1885年，费边社不过是一个只有40名社员的小团体，并没有出版什么重要的东西。它公开作为一个决策机构出现是从关于“失业劳工的官方组织”的报告开始的，这是在第二年商业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发表的。[2]
社会主义联盟也指责社会民主联盟的行为，虽然社会主义同盟并不偏向自由党而反对托利党。如前所述，联盟中有一部分人彻底反对议会行动，另一部分则认为采取议会行动时机还没有成熟。联盟在分裂前就一直在讨论议会竞选的问题“托利党黄金”之类的事件，很可能就是在那时提出来的。退盟分子在宣言中说海德门的罪行之一是“勾结他党竞选”。至于这句话究竟是指他同托利党勾结还是同自由党勾结，就不明确了。
人们通常认为“托利党黄金”的丑闻给社会民主联盟造成了很大损害。但是真正造成损害的是社会民主联盟甚至在肯宁顿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的选区中都暴露了弱点，在这个选区，它的候选人只得了32票，而托利党却得到了3351票，自由党得到了2991票。毫无疑问，“托利党黄金”事件给反社会主义者增加了一个用来很方便的把柄，但是社会民主联盟同自由党-劳工派早已纠缠不清，关系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费边社成员和其他中产阶级分子的退出也是关系重大的事，因为这批人能力很强，已把精力用来组织对立的运动——费边社和后来掀起的争取劳工独立代表权的运动。后一运动导致1893年独立工党的成立。但是当时社会民主联盟从其他方面的胜利中所得到的好处却远远超过由于选举惨败而遭到的损失。在整个1885年，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民主联盟主要在约翰·伯恩士的主持下，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失业者的骚动，尤其是在伦敦地区。与此同时，伦敦和各地的一些城市展开了斗争，争取公开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权利，这一点无疑是同失业者为了本身的失业而举行的日益增多的示威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在这方面，社会民主联盟虽然没有能由自己的人来领导，却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社会民主联盟为失业者掀起骚动的基础是要求“劳动权”，这是大陆社会主义运动早就熟悉的问题。联盟宣称；政府有义务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得到生产资料，有义务兴建公共工程，雇用那些为资本主义工业所摈弃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进行“国内移民”照例也是特别强调的一项要求——这又回到了罗伯特·欧文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首次提出的建议。联盟敦促政府从地主手里接管未用于生产的土地，把失业者安置在这些土地上的合作移民区里，移民区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生产技术。联盟的这一要求很容易同土地归还同盟、土地国有化协会以及其他一些团体在土地问题上所进行的鼓动联系起来。当然联盟要求国家既过问农业，也过问工业，而且往往同克鲁泡特金的如下建议发生共鸣：在新移民区中，工农业应该“重新统一”起来，居民应该把工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联盟的第一项要求是工作，同时坚持，如果国家不能为失业者安排工作，就应该按适当的水平发给生活维持费。社会民主联盟的大多数盟员，不管对国内移民的计划多么热心，同时也相信，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要防止大规模失业现象的重复出现是不可能的。海德门及其信从者非常强调马克思关于“劳动后备军”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必须用这支后备军来保证繁荣时期的工人供应，并使工资由于谋求职业的竞争而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因此，他们在宣传时，既强调工业和土地的社会化，又要求现存国家提供工作或生活维持费。他们采用了示威游行的骚动形式，要求立时给予救济，并采取长远措施；他们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带领失业者队伍在星期日前往教堂。这个特殊的运动主要是由约翰·伯恩士组织的，运动的高潮是1887年初前往圣保罗教堂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接着在教堂外面发表公开演说，表示不同意牧师对会众所说的贫富必须共存的说法。
注意一下仍在摸索道路的费边社对这次骚动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费边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就公然为失业者提供职业的整个问题草拟了一项报告，其主要成员是悉尼·韦伯、弗朗克·波德莫尔和赫伯特·布兰德；今天再读读这项主要由韦伯和波德莫尔拟定的报告，会使人感到很奇怪。执笔者显然认为建立国内移民区的整个设想是荒唐的；他们还轻蔑地否定了那种指望通过兴建公共工程获得补救的主张。他们宣称，政府雇工劳动效率不高是尽人皆知的事，因为政府不能象私营企业的老板那样强迫或压榨它的雇员。公共工程只有在大体上可以由非熟练工人来完成，而且不必投入大量资本设备的时候，才能勉强有些效率。报告建议，在上述限度内采取某种行动，其中包括建立一支全国性的壮工队伍来进行非技术性的重劳动以及——不禁令人惊讶——由国家利用荒地种植烟草。报告还建议煤气和自来水、铁路和运河运输以及酒精饮料的分配应收归公营，但是没有针对国有化问题提出进一步建议。更加令人惊奇的是，除了这些建议以外，报告还建议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减少失业人数，并训练工人为公众服务的思想。诚然，在发表这份报告的时候，费边社就在序言中说明，报告中的全部建议只应看作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在现存经济制度的条件下解决失业问题；这个说明的措词还暗示，费边社的某些社员对这份报告可能是深为怀疑的。但报告毕竟是发表了，它实际上是悉尼·韦伯为费边社撰写的第一篇著作。
1887年以后，随着商业的复苏，失业者的骚动也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的斗争，从这场斗争中产生了“新工会主义”。但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还在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者是同查尔斯·布莱德洛的信从者和工人阶级激进派的主体联合采取行动的。纠纷从1885年的所谓“多德街事件”开始。在莱姆豪斯的多德街是一个举行室外集会的老地方，多年来在那里举行的集会一直没有受到警察干涉；但是1885年，面对着日益激烈的失业者骚动，警察就力图制止集会，并且接连逮捕了一些发言者。于是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俱乐部就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示威游行，向多德街汇合，警察让步了。接着闹事的中心又转移到了特拉法加广场，这也是一个举行各种示威游行的老集合地。1886年，一小批工会主义者，违抗工会的官方领导，但得到托利党的支持，组织了一次公平贸易运动，要求驱逐外国制造商以解决失业问题；社会主义者同激进派一致，强烈反对这个集团。伦敦的各个爱尔兰社团也非常活跃，抗议政府的压制政策；所有这些集团——社会主义者、激进派、爱尔兰人和“公平贸易论者”——都认为特拉法加广场是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理想的场所，特别是因为这个广场邻近下院和白厅。1886年2月，“公平贸易论者”宣布打算在广场举行一次示威游行，于是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同它联合一致的失业者决定在同时同地举行一次反示威。这样一来，特拉法加广场上便汇集了对立的游行队伍，举行了对立的集会，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故。接着就产生了如何使群众离开广场而不发生冲突的问题；社会主义者显然在同警察商量以后，决定整队向海德公园进发，让“公平贸易论者”走另一条路。在前往海德公园途中，帕尔美尔街上的一些俱乐部的许多窗户被打破了，据说曾经有人在俱乐部的窗口侮辱游行群众；群众的愤怒既已爆发，圣詹姆斯街和皮卡迪利的店铺就遭到了抢劫，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者的游行队伍走过以后的事。抢劫的实际责任始终没有确定下来，看来是一次自发的流氓行为，肯定同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没有关系。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是很大的。救济失业者的伦敦市长基金会突然关闭了；伦敦警察局长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军人——查尔斯·华伦爵士，他宣布决心坚决镇压示威。于是，一些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包括海德门、伯恩士和钱皮恩以煽动暴乱罪受审。陪审团在伯恩士发表了一篇演说以后，无罪开释了他们，这是社会民主联盟的一次重大胜利。这篇演说后来重印成一本小册子，名叫《拿红旗的人》。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查尔斯·华伦爵士继续他的“坚定”政策。他禁止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或游行，但是人们没有理会警察当局，照样举行集会和游行。有一次，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林内尔的示威者被杀。威廉·摩里斯为他写了《挽歌》——这是分裂前最初在《正义》杂志上连载的《社会主义者之歌》中的一篇。
在这些斗争中，布莱德洛派也起了作用。为此，这个派成立了法律与自由同盟，同盟中最积极的工作者是安妮·贝赞。但是到了1887年，安妮·贝赞同布莱德洛的长期合作告一段落。最初，她同他一样反对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者的论点使她改变了信仰，有一个时候，她加入了社会民主联盟。她脱离了布莱德洛所办的《全国改革者》——她是这个刊物的联合编辑，自己办了一家报纸《连锁》，力图使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团体联合起来，进行争取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斗争。完全出人意外，由于她所进行的工作，1888年暴发了布莱恩特和梅火柴厂女工的罢工。这些女工的代表团到《连锁》编辑部访问了她，宣布她们打算罢工，要求她为她们申诉。于是她就帮助进行罢工的组织工作，并争取公众的支持，从而为“新工会运动”打响了第一炮，这个运动很快就把社会民主联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推向一边，使联盟处于狼狈境地，并为独立工党的“新社会主义”铺平道路。这时，安妮·贝赞本人已退出了联盟，参加了费边社的活动。她是1889年的费边社论文撰稿人之一，但是不久以后，她又有了转变，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而致力于见神学和印度民族主义。
“新工会主义”以及随之一起发展的“新社会主义”不在本卷讨论范围之内。这些问题将在本书下一卷中加以讨论，下一卷将论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1917年俄国革命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只讨论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费边社除外，因为它在1889年出版《费边论文集》以后才重要起来。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本章中主要只需要谈三个人：社会民主联盟领袖海德门，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积极组织失业工人的、在凯尔·哈迪以前担任工会社会主义派领袖的约翰·伯恩士，以及三人中间唯一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重要创造性贡献的威廉·摩里斯。关于分裂以后的社会主义联盟的情况，只有威廉·摩里斯跟联盟发生关系的那部分与本章有关。
从某方面来说，海德门可谓时运太不济。如果他晚10年-——也就是在新工会主义出现以后——开始他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对工会和普遍的劳工行动就不大可能象当初那样不予重视。由于他的思想对议会深有好感，因而很难会喜欢工会和劳工行动，但是他毕竟会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而且会找到能够与之合作以争取工会主义者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也就是会找到既能帮助他也能影响他的人。因此，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很可能完成他在八十年代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使宪章运动重新抬头，作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起点。但在八十年代，只要自由党有可能吞下张伯伦和迪尔克的那剂激进主义苦药，要建立这样的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的党不大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因为在大多数工会主义者中间，宗教情绪太强了，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但是，只要他不准备强迫其信从者接受马克思的那些不那么易于接受的部分，还是可以在一个不妨碍马克思主义者担任领导的基础上建立这样的党的，实际上独立工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881年，海德门本来肯定愿意这样干，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考虑的。在那个阶段，他非但不是教条主义者，甚至还是一个机会主义很强烈的人。但是在他有心争取的激进工人没有争取到或者退出运动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宗派性运动的头头了。在这个运动中，除了有能力支持他的约翰·伯恩士以外，他没有同道。而伯恩士在尽了最大努力，把失业者组织起来，给予社会民主联盟真正的工人阶级支持以后，也退了出去。他已经在新工会运动中找到了一个他可以大有作为而不受阻挠的领域。海德门成了社会民主联盟中唯我独尊的领袖，但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东西了。社会主义联盟离去和费边社社员退出以后，他只剩下了一批第二流的同事，其中大多数倒也可以说是非常诚实和优秀的人，但是都具有少数派思想，而且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激进派，又反对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者。分裂使他们的宗派主义更加深了，他们恪守德国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并且坚决相信应该按照德国的方式组成英国的社会党，尽管他们的工作条件有很大差别——我的意思是说政府制度差别很大，人民的气质也很不同。自由党或保守党政府对社会民主联盟既没有实施反社会主义者法，也没有哪怕是采取高度的压制措施，因为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斗争中，最后让步的是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海德门生就的独裁气质没有碰到什么钉子，他的思想硬化成为一种跟马克思完全不同的死板的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曾尽最大努力实事求是地看待工会领袖，虽然后来巴黎公社以及同巴枯宁派的争执破坏了他的努力。而海德门则一味怒斥工会和激进派，指责他们为什么不是另一个样子。
结果是海德门和社会民主联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特别枯燥无味的发挥，主要侧重价值学说，几乎毫不重视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方面。社会民主联盟的优秀盟员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术语，当时海德门逢人就摆弄这些术语，使听者感到莫明其妙。至关重要的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伦理的感染力，而利用“科学的”吸引力，从而也就抛弃了足以鼓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强有力的伦理力量，使自己成为宣扬外国理论的代表人物而无法自脱。从这个角度批评他们，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错误的（虽然我认为它是错误的），而只是说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完全不能适合人民的情绪。为了使运动成为一支全国性的力量，人民正是他们所必须争取的。当然，他们的呼吁的确也打动了少数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够了解当时正在英国发展的巨大的社会力量。这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们急于求成，而且很快又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人民群众的愚蠢，而不是归咎于本身的自以为是的态度。
海德门著作很多，而且就风格和表达方式而论，大多数写得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对于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东西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发挥。他的最优秀的社会主义著作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但所著《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则失之于肤浅。他是一个有才干的辩论家。记载他同亨利·乔治以及查尔斯·布莱德洛进行公开辩论的报导性小册子销路很广。在同乔治的辩论中，他巧妙地运用社会主义理论驳斥对手的论点，而取得了巨大胜利。就天赋条件来说，他应该成为政治家，而不是著述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到丝毫机会去干他真正希望去干的事。如果他能进入议会，而且有一个党由他领导，他很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议会领袖。事实上，他毕生忠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但是他所领导的那个宗派根本没有让他发挥所长的余地，其实力又不足以选出哪怕是一个议员，因而他的一生一事无成。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才有了顺利进行活动的机会，当时他在战时工人非常委员会作为他大半生所反对的工党人士的同事积极而热情地进行工作。但是，1914年的战争也使他和他的旧组织——社会民主联盟完全分裂，这个时候社会民主联盟已经变为英国社会党，而且不久就成为英国共产党的核心。海德门是战争的积极支持者，他被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所抛弃，退出了英国社会党，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社会党，后来又恢复了旧名称社会民主联盟，但是它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或重要性。他一生忠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没有得到任何报偿，这一点足以回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常常对他提出的追求个人名利的指责。他不是一个追求自身名利的人，但却是一个热衷权力的人，有对人发号施令的强烈倾向。这些特性对于处顺境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处逆境则是很有危害的。海德门的事业与其说是“冒险生涯”——借用他的自传的书名——的纪录，倒不如说是基本上——不是完全——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白白糟蹋才能的纪录。
分裂以后，社会民主联盟中仅次于海德门的杰出人物是约翰·伯恩士。当时，他被称为“拿红旗的人”，他也以此为荣。伯恩士并不以思想家自诩，他基本上是一个演说家和组织者，具有使自己及自己所参与的活动成为新闻的巨大才能。他是熟练的机器技师，是一个老式的同业工会——机器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他没有技术工人的那种排外习气，每当他能够领导一批比较容易被他的滔滔口才所打动，也比较听从领导的不熟练工人的时候，他感到最高兴。伯恩士对于“压在底层的人”具有完全真诚的感情，也有表达这种感情的真正口才。他有把自己变成领袖，并使听从感到他同大伙亲如一人的那份本领。他利己，有野心，热衷于取得成就；他总是按自己的主意办事，因而很难跟人共事；由于他的优点，同时也由于他的缺点，他为他那个时代的某些需要效了力而为人们所赞许。正是他把失业者组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重视的运动；正是他从远方意识到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所带来的机会和所具有的意义，因而尽管罢工同他毫不相干，他也投身进去，自许为工人的领袖，使罢工取得了极其良好的结果。实际上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伯恩士的领导，码头工人原会被压下去，因为只有他能够使工人团结在一起，等待英格兰和澳大利亚的同情者给予支援。大概也只有他能够防止罢工被暴力所压服，被警察的干涉所破坏；大概也只有他能够使罢工开始后成立的临时组织免于瓦解。伯恩士总是戴着一顶引人注目的白草帽，意在使人容易认出他；他似乎有一种本领，不论哪里出事，他都能立刻在哪里出现，并能当机立断，防止骚乱。他是非技术工人的出色的罢工领袖：他知道怎样同工人谈话，怎样在工人眼里使自己具有神妙的代表性。他永远不会成为一名工会领袖，因为他对单调的日常行政工作一无所能，他也绝不能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把工作做好。但是1886年和1889年正是他充分发挥所长的年头，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伯恩士是热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没有理论根据，甚至也没有稳固的思想基础。正如他后期的事业所证明的，他本质上是一个激进派，而远远不是社会主义者。1889年以后，他作为新伦敦郡议会委员，为伦敦政府做了出色的工作；1892年，他当选为代表巴特西的议员，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唯我独尊的地方王国。但是在议会中，他不愿意同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的凯尔·哈迪合作。虽然他已经完全不同情社会民主联盟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他仍然拒绝同新独立工党的政治运动妥协，这个运动之所以出现部分得力于他在鼓舞1889年新工会运动时所作的工作。他情愿单干，或者等待时机，希望激进主义重新抬头，能够利用自由党作为它的工具。由于他拒绝同新工党运动共命运，他终于回到了他初期激烈谴责的自由主义。但是他身上有某种品质在他担任自由党内阁大臣以后仍然存在，并使他大大开罪于他在地方政府委员会时的大多数老朋友。也正是这种品质 ——一种深刻的激进主义国际主义——使他在1914年宁愿辞职也不同意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姑不论这一行动是否正确，这证明了他诚实刚正，因为他这样作肯定一无所得。他真正退休过平民生活，把时光消磨在研究伦敦历史这一爱好上，或是在全国自由党俱乐部对听众大谈自己的往事以自娱。利己主义和诚实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品质：伯恩士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的利己主义始终是看得见的，而他的诚实则不那么明显。然而，他毕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是那次非技术工人起义的领袖，领导他们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尽管他后来拒绝接着干下去。
威廉·摩里斯（1834—1896年）是一个同伯恩士或海德门都大不相同的人，因为他根本没有利己主义，而且对担任领导也不感兴趣，甚至还有强烈的反感。摩里斯并不愿意加入民主联盟或者是建立社会主义联盟。他真正不希望参与政治，有许多其他事情等着他去干，他觉得干这些事情自己更擅长一些。在他为社会主义奔走的整个期间，他的良心驱使他义无反顾地前进，他不辞疲劳地在露天或全国各地的小演讲厅里发表演说（他完全不适合作露天讲演），他知道他的大多数听众对于他所要说的话，几乎一无所知。他参加无穷无休的委员会会议和大型会议，会上总是为了在他看来是最琐碎、最不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发生争吵。他天生脾气暴躁，没有耐性，但是他把自己锻炼成为和事老——常常徒劳一场。他干了所有这些工作，但是在最初的热情消失以后，就越来越感到短期不会有效果，而且肯定会遭到失败，尽管他对社会主义在将来某个时候实现丝毫也不怀疑。
分裂以后，摩里斯为社会主义联盟辛勤工作，就象他两年前为社会民主联盟工作一样。但是社会主义联盟的人数始终很少，而且始终没有任何明显的共同目标把他们团结起来。它在伦敦的力量最强大，但是在这里，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始终相当强大，而且一直是麻烦的源泉。社会主义联盟的第二个最强的据点是约克郡，而约克郡主要受分裂分子领导；兰开夏郡则主要追随社会民主联盟。在格拉斯哥以及苏格兰土地与劳动同盟有势力的那些苏格兰地区，社会主义联盟也相当强大。它在东北海岸也有信从者，但是苏格兰和东北海岸都各行其是，不十分注意伦敦来的指示。诺里奇是社会主义联盟的另一个强大的中心，在若干其他地方，还有一些零星的组织。但是联盟始终不是一个具有任何真正重要性的全国性运动；联盟的《公益报》尽管文笔很出色，也始终没有很大销路，摩里斯非常勉强地担任该报编辑，并且为它出钱。摩里斯根本没有作新闻记者的条件；虽然他的一些文章写得很好，但是这些文章大概也是原定读者看得最少的文章。
社会主义联盟由于人数少，资金缺乏，因而不得不靠主要由伦敦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来领导；随着这些委员的减少，无政府主义者也越来越得势，最后竟把摩里斯赶出《公益报》的编辑部，但又希望他继续出钱。1890年底，摩里斯退出了社会主义联盟（其实是联盟的残余部分），他本身的经历使他深感幻灭。他同一小批忠诚的信从者退出联盟以后，就以联盟的铁匠支部为基础组成了铁匠社会主义协会，有一个时期就在他交给协会使用的凯尔姆斯科特大厦的长房间里举行会议。但是铁匠社会主义协会所做的始终只是确认对社会主义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而已。它没有真正的职能，因而就逐渐消散了。在此期间，社会主义联盟的残余苟延残喘，最后于1895年被并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协会。
既然摩里斯本人看来就不止是半个无政府主义者，那么他同最后把他赶出社会主义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执究竟是什么呢？必须记住，在联盟存在的那些年里，无政府主义正在经历前一章所叙述的“用行动宣传”的年头。在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报纸始终极力指控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舆情激愤，因为虽然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只有少数人使用扔炸弹和暗杀的方法，虽然在西方甚至连同意这种做法的人也寥寥无几，但是在扔炸弹者被资产阶级司法当局逮捕的时候，认为有责任公开为之辩护的却大有人在，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愿意公开抛弃他们。摩里斯对玩炸药的人始终没有丝毫同情，也许俄国的情况除外；他也不觉得有责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但是他确曾支持他认为被不公正地判决的无政府主义者，比如芝加哥的殉难者，而且在政府和舆论借口扔炸弹事件来攻击言论自由或鼓吹革命思想的权利的时候，他也的确提出过强烈的抗议。从思想上说，摩里斯最同情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以克鲁泡特金和夏洛蒂·威尔逊夫人为中心（很长时期，她既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费边社社员）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但是摩里斯在社会主义联盟中不得不对付的无政府主义者——弗兰克·基茨、戴维·尼科耳、C·W·莫布雷等人——并不属于这个持超然态度的集团。联盟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属于约翰·莫斯特派，其中包括许多德国的流亡者，他们的两个据点是：本章前一部分提到的古老的玫瑰街国际俱乐部，以及追随约瑟夫·兰恩和劳工解放同盟的东区集团。这些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主张革命暴力，虽然不一定主张暗杀。他们要求彻底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为建立他们拒绝加以预言的新结构作好准备。摩里斯虽然具有革命性，但对这种彻底摧毁一切的主张深有反感。他同意文明已经腐烂透顶，需要连根铲除这种文明所产生的制度。但是他不相信，从破坏的情绪出发，或者对代替旧社会的新社会毫无预见和了解，就能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在他看来，教育工作不可或缺，头一项工作是物色和训练一批人数足够的有建设性思想的社会主义者，由他们来逐渐减少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卑贱的劳动。他厌恶在时机没有成熟时采取暴力和玩弄政治，因为他不认为通过没有明确目的的骚乱和议会妥协，能够创造理想的新世界。由于议会派构成了相信某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中的最大集团，而摩里斯又反对他们，这就使他同对立面的极端主义者（他同这些人同样存在分歧）站在一起了。因此，他虽然得到几乎是每个人的尊敬，却越来越孤立了。事实上，他所信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那种能够普及的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社会主义是从一个他不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出发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得不为了面包而被迫过象大多数人那样的生活，我会有什么想法？”他的答案主要并不在于指出大多数工人都极端贫困，而在于认定他们被迫把生命消磨在既得不到快乐又得不到满足的工作上。之所以没有快乐，是因为这种劳动多半很艰苦，一个人不可能以这种劳动为荣；之所以得不到满足，是因为这是为追求利润的老板干活，只有现金交易关系才把整个工作班子联合在一起。事实上，摩里斯以为自己的这一想法是人人所共有的，或者说，他为了公道起见，认为应该说自己的想法是人人所共有的。他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极大的愉快，以致他永远不能休息。为什么其他人得不到这种快乐呢？他不是为一个老板工作，而是为自己的理想工作。为什么其他人就不能作同样的工作呢？他完全了解，大多数人并不象自己这样看待这些问题，但是他认为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这样想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奴役，并且相信在一个不追逐利润和没有剥削的井然有序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有任何别的想法，在他看来那都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等于否定他所相信的人类天赋的基本准则以及社会平等的理想。
摩里斯在脱离社会主义联盟以前的那些年里，随着他越来越反对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事，政治见解也逐渐发生变化。但是他一直到最后始终坚信不疑，在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里，一切正常的人都能够，而且应该有跟他相同的看法。直到1890年同联盟决裂的前夕，他仍然表示完全不相信把议会行动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具有任何价值。他只愿意承认，“在革命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者也许不得不利用议会形式来使反动派的地位正式非法化，从而瘫痪它的抵抗”，但是他又说，只有在“社会主义者强大到足以夺取议会以结束议会的时候”，才能这样做。与此同时，他否认有可能“诱使议会接受社会主义”。事实上，他认为如果进行这样尝试，结果只会挫败社会主义者，使社会主义者非但不能利用议会，而且会被议会所用。他说社会主义者不应卷入议会的斗争中去，而应该进行自己的适当的教育工作：加深“对今天的罪恶的奴隶制的不满”，向不满的人指出“他们自己能够摧毁自己头上奴隶制”。他向那些认为这是一种绝望的政策的人问道，“难道向他们指出斗争时期以后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吗？”
然而，摩里斯晚年的政治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仍然象以往一样讨厌议会制度，也象以往一样深信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发生错误的转折。他所看到的事态发展是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社员的“新社会主义”把社会民主联盟和无政府主义者推向一边，并开始组织一个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同加入各种新工会的煤气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非技术工人的实际要求和利益关系比较密切。他渐渐相信，要是不能用宪法手段建立他所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那么除了经过一个采取这种作法的阶段以外，绝无其他选择。但是他认为，通过这条途径产生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集体主义官僚主义”。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取的制度，而认为它也许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使人对“革命”有所准备，而且实际上它也可能比纯属破坏性的直接革命主义要好一些。此外，他认为这种杂牌“社会主义”丝毫也不能实现他的理想，而是一种人们在看到它的后果时会起而反抗的东西。在摩里斯的态度中，唯一真正的转变是他愿意承认，以工会为其础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即使不排除把议会当作手段，也可能有助于教育工人为承担真正的“革命”任务作好准备。他自始至终以厌恶的心情看待“自由党劳工派”类型的纯改良主义议会政治。
这种摩里斯式的社会主义不是同道道地地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虚无乡消息》所描写的摩里斯的乌托邦是一个政府机构完全消失的社会；仅有的组织从自由组成团体的自发活动中产生。这是克鲁泡特金和他以前的葛德文所相信的东西。但是，摩里斯跟克鲁泡特金不同，摩里斯不主张在人们还没有为那种没有国家的生活方式做好准备以前，就消灭国家。摩里斯对教育的热忱也根本不在于正规教育，他对正规教育很不信任，因为他认为正规教育灌输给人们的是错误的准则。他所主张的教育是关于友爱生活的艺术和信仰的教育，他对那种似乎把宣传仇恨当作一种目的而宣传仇恨的做法始终有反感。象列宁一样，他希望国家“自行消亡”，而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如下见解：人们应该直截了当地消灭国家，而不必建立任何代替的机构以引导人们通过过渡阶段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同列宁完全不同，他把他所谓的国家“自行消亡”的希望寄托在人们思想的转变上——希望他们人数之多足以指导群众在革命以前、而不是以后具备自由结社的精神。
常有人说，摩里斯的社会主义渊源于他的艺术和他对艺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堕落所产生的反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他的社会主义也来自他对友爱和社会平等的深厚感情——他通过《梦见约翰·保尔》一书中约翰·保尔在十字架旁布道所表达的那种感情。他对友爱的向往就象他对创造性技术的热爱一样在他身上深深扎了根。事实上，在他的思想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就一个人从日常的工作中得到正当的快乐这个意义来说，他不能设想一个人能够不是一个工匠而过美好的友爱生活。克鲁泡特金在这一点上跟他的意见部分相同，但是所不同的是，克鲁泡特金认为除了手艺以外，从操纵和管理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中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工艺上的快乐，但是克鲁泡特金也相信，为了得到幸福，大多数人需要在小到可以管理的团体中工作，因为在小团体里，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并能得到一种作出有价值的成就的感觉。另一方面，摩里斯倒不是痛恨机器，而是痛恨机器会使产品非人格化这一点，并且痛恨走向大规模生产的整个趋势，因为这必然会使一些工人——很可能是绝大多数工人——变成仅仅是他们自己甚至都不能安装的机器的附属品。但是，从气质和修养上说，克鲁泡特金都是一个搞科学的人，他是无法反对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的，他只能设法证明，如果组织得当并供以动力，个体的和小规模的生产就能在大工厂的拿手好戏中击败大工厂。摩里斯是多种工艺的老手，根本不是科学家——除非对许多材料和工序有渊博的知识也算是科学，因而能够否定——而且事实上也否定——工艺进展的现实；同时他坚持说，由于大规模生产商品的生产条件，大多数商品是而且必然是质量低劣和不讨人喜欢的。
事实上，根据摩里斯的基本信念，他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看法。在他看来，如果计划者和操作者是彼此之间没有人情联系的两个不同的人，那么，事物的这种状态就同友爱和平等的精神不相协调。他希望人人都能自由地设计，自由地操作，因为只有一人兼做这两项工作，他才能真正在自己的产品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从而得到创造性工作的充分满足。摩里斯说，每一件制成品“对于制造者和使用者说来都应该是一种乐趣”，它应该既美观又适用，它应该把制造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得到的乐趣传达给使用者。当他对不久的将来越来越感到幻灭时，他终于说，必须先有更多的机器，然后才能减少。这就是说，人们在走向那个他们会要求更好的工作和更好的产品的社会的道路上，必须经过一个大规模生产的国家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他始终以厌恶的心情来看待这个过渡阶段，因为这会使作为生产者的人成为机器的奴隶，而向作为消费者的人提供更多的劣等商品。
当然，摩里斯所说的话，约翰·腊斯金（1819—1900年）以前已经大部分说过了；腊斯金对摩里斯的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今日的结局》（1862年）一书在反对当时的利己主义经济理论时就曾主张过摩里斯理论中的平等主义那一部分；《威尼斯城的石头》一书中关于“哥特式建筑”的著名的一章也曾宣称，有必要把设计和操作重新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恢复人民中间的大众艺术和艺术感的必要基础。摩里斯从腊斯金那里接过了这些理论，并通过切身的体验，使之成为一种腊斯金所没有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腊斯金在《大权在握》一书中向愿意倾听他的意见的工人进行宣传，主要是呼吁进行自愿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呼吁建立承认阶级斗争是必要方法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关于友爱和美满生活的基本思想则是同样的。
当任何流派的社会主义在英国都几乎被人遗忘的时候，摩里斯改信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这一改变使得他的许多崇拜者感到震惊和不满，他们本已准备接受他的艺术理论，但是他把这一理论变成阶级行动，并把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嫁接上去。责备玷污了艺术并用古老而被人遗忘的方法为少数出得起钱的阔佬制造美丽东西的重商主义，是一回事。宣布现代文明的整个厄运，并把它同缺乏一切审美感和高尚价值感的破坏成性的暴民联系起来，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大体上说来，摩里斯承认人民大众缺乏这种感觉。他在私人信件中就常常谈到英国工人阶级极为堕落的情况，谈到他们的无知以及缺乏崇尚美或者任何一种美好事物的愿望。但是跟他的大多数艺术信从者不同，他把普通人民的缺点不是归之于人性，而是归之于除非完全改变社会和经济秩序否则就无法根除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痛恨自己的许多美好产品不得不仅仅作为有钱顾客的玩物而生产的情况，而没有这些人，他又根本不可能进行生产；他愿意看到这些被消灭，深信人只要有个新的开始，就会恢复他们对艺术的自然爱好。他认为这种爱好在原始人民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是“自然的”。摩里斯属于风尚改革家之林，他们最后诉诸的是他们认为同“文明”回异的“自然”。在摩里斯身上，这种“自然主义”出自他的本性要求，在他的本性中，创造性的艺术冲动压到一切。他不可能看到——如果他承认，他会感到那简直是背叛——大多数人既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这种巨大的创造意愿，他甚至也不可能看到创造力可能具有非艺术性的形式。对他来说，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否则，一切事物就毫无价值了。
但是，即使摩里斯误把自己的冲动当作自然人的冲动，他的理论还是有内容的。感到在创造方面有所成就，确实予人以巨大的快乐，而且大多数人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快乐的。但是，在其中的大部分人看来，产生这种极大快乐的创造，就现代世界对艺术一词的一般理解来衡量，都是没有艺术性的。这种快乐能够从多种多样的活动中产生——从创办一种企业，管理一个社团，一直到培植自己的花园或者是精于一种竞技。我就很清楚，这种快乐能够从没有艺术性的精神活动中产生；特别妇女，我认为她们能够从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或者从妥善处理困难的个人问题中得到快乐。即使作为理想，自由社会也不必使人人都成为艺术工匠。它必须追求的是使人人都有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以造福社会的机会，或者说至少不给社会造成危害。
但是，我们要谈的还不仅限于此，因为摩里斯认为每天从事强迫性劳动，毫无乐趣可言，使人意志消沉，并迫使人丢下创造性活动而去追求纯消极性的满足。难道他的这种高见不是正确的吗？我认为他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的一个主要部分。
已故和在世的人对于摩里斯作为一个作家和多种技艺的能手，有非常不同的评价。人们常说，他干许多事情都很出色，以致没有一样事情干得特别出色；又说他的全部工作归根结蒂不过是技艺，而不是艺术想象力的产物。但是这种评价的论据断然否定了他最深信不移的信念：艺术家不应该超然于普通人之外，而应该是一个在人民生活中深深扎根的熟习传统技艺的代表人物，并应随时反映人民的需要。他承认，在一个受重商主义支配的世界上，他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手艺人；他也不胜惋惜地承认，他自己的工作没有在人民目前的生活中扎根。但是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东西上，他都没法恢复已经失传的从建筑算起的一切技艺的古老传统；在中古时期的城市，即使说不是在乡村，这种古老的技艺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在他发现艺术同社会主义有任何联系以前很久，他的中古精神就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的。同样的思想启发他写出他的最早期的散文之一，即他在学生时代所写的《无名教堂的故事》；同样的思想也启发他产生社会主义。他在这篇散文中描写了一个中世纪的石雕匠，这个石雕匠为一个教堂雕刻装饰品，从对集体努力作出个人创造性贡献的意识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的全部作品都贯穿着相同的通过个人的创造和友好的合作建立美满生活的精神。
在摩里斯的社会主义著作中，最受欢迎的著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虚无乡消息》，这是他的乌托邦。他明确地说，这不是预言，而是描写一个他身居其间会感到无比自在的社会。他在评论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时说，一个写乌托邦的人所写的应该是他个人对一个美好社会的理想，而不是去预言未来。这本书描写了一个完全计划好了的社会制度，在那里根本没有摩里斯最珍视的东西存在的余地，因而使他感到厌恶。他在《虚无乡消息》一书中正是说出了他个人对美好社会的理想，书中首先说明了他对于单纯的友谊所感到的愉快，同时说明了他深信美好的社会不可能建立在任何其他基础上，尽管在这方面别人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可以跟他自己的看法有很大出入。摩里斯所有著作中写得最美的《梦见约翰·保尔》贯穿着同样的互助友爱的理论。在他没有竟篇的革命长诗《希望的祈求者》中，也出现了这种理论，这首诗最初发表在《公益报》上，但是始终没有按照他的原订计划进行修订。他的一些小册子，特别是《为什么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可能出现的工厂》，还有他的演说选集《改变的迹象》和《对艺术的希望和恐惧》，都体现了同样的精神。他渴望生活在一个友好的世界里，摆脱那些同他为社会主义所做的工作如此不相称的一切争吵和仇恨。他根本没有取得权势的野心，他从来不希望当领导，而只希望有助于人。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把领导工作做好。争吵使他太伤心了；在他发脾气以前，他不会对任何人哪怕是头号傻瓜表示粗暴；而在他怒气消除以后，他又如此懊恼后悔，以致往往使自己的出色工作付诸东流。这类人未必是创造天国的能手，但是他们却是天国中人。而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即使他们没有在他们那个时代掀起运动，他们的记载毕竟保存了下来，使人对这项事业感到亲切。
[1] 海德门在1882年重印了斯宾士的小册子。
[2] 本书下一卷将较详尽地讨论费边社，因为它是后来才日见重要的，最好是在讨论凯尔·哈迪的独立工党时一并讨论费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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