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十五章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

——结束语

　　 1891年，俾斯麦下台，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举行会议以制定新的纲领。在遭受压制的年代里，党不可能举行正式会议，因而1875年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合并时在哥达通过的纲领仍然保持未变。但是到了1891年，拉萨尔派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制定新纲领的目的就是要清除马克思所竭力反对的保留在1875年妥协中的拉萨尔派因素，并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1892年，卡尔·考茨基发表了他的《工人的纲领》一书，这是党责成他为党员写的一本说明和进一步阐释党的纲领的教科书。此后，这本书就成了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著作，不仅在德国是这样，而且在以德国党为楷模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其他许多国家也是这样。因此，值得我们比较慎重地研究爱尔福特纲领和考茨基对这个纲领的解释，因为其中最明确地说明了欧洲的各个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以前的整个时期公开宣布拥护的政策。
　　到爱尔福特纲领通过的时候，在相当多的国家内已经成立了宣布奉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民主党。帕布罗·伊格列西亚斯（1850-1925年）在1879年建立了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同年丹麦社会民主党也成立了。茹尔·盖得的法国工人党到1882年时已经具有了明确的形式；海德门的民主联盟1883年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1884年改称社会民主联盟。1883年，格·瓦·普列汉诺夫（1857—1918年）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年）在俄国建立了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党核心的劳动解放社。挪威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7年，奥地利和瑞士的党成立于1888年，瑞典的党成立于1889年。在意大利，形势仍然混乱：工党成立于1885年，其中既有社会主义集团，也有无政府主义集团，它第二年就被政府解散，直到1892年，它的继承者——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工党才正式成立。在荷兰，斐迪南·多美拉·尼文海斯（1846-1919年）于1878年组成了社会党，但此后走向了无政府主义，后来又发生了分裂；1889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叫作社会民主联盟的新团体。波兰和芬兰的党当时正在组织过程中，直到1892年才具有明确的形式。
　　在比利时，我们将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并不一帆风顺。比利时工党于1885年在西萨尔·德·巴普的影响下正式成立，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多少有些距离，而且同那些跟它有有机联系的工会和合作社的关系也不同。比利时工党保持了德·巴普向第一国际汇报的一些特色，比起以德国为楷模建立的社会民主党来，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要少得多。但是，分歧并不巨大，不妨碍它同具有更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党进行密切的合作。
　　当然，即使在比利时以外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事事如意的。如前所述，在法国，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盖得派同保尔·布鲁斯领导的可能派之间存在很大分歧；布朗基派还保持着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边诺阿·马隆（1841—1893年）则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后来成为独立社会党人的知识分子。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同对立的集团发生激烈冲突的一个派别；在荷兰、瑞士、甚至丹麦，也有类似的分歧。波兰是对立宗派的战场，俄国当然也是这样。在英国，社会主义联盟正在衰亡，社会民主联盟则受到费边社和独立劳工运动的挑战，这个运动很快在1893年正式成为凯尔·哈迪所领导的独立工党。在美国，丹尼尔·德·里昂1890年参加的社会主义工党后来拥护左翼马克思主义，结果造成分裂，于1900年成立了更正统的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18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社会主义者法的迫害下坚持了下来，后来又不顾这些法律的阻扰参加竞选，这些成就使他们的党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真正在全国规模上组成的、并以诉诸民主选民的方式取得胜利的第一个社会党，因而它成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榜样，只有在拉丁民族国家，英国以及民粹派和类似运动仍然占优势的东欧，它的思想才遭到严重的抵制。在象沙皇俄国（包括俄属波兰）这样的国家，政治条件根本不允许进行议会活动，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必须采取地下的革命形式；但是到了1891年，西方各个主要社会主义政党采用如下做法已经成了规律：把它们的社会主义愿望同估计很可能受广大选民欢迎并能直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主张结合起来，接受议会竞选所要求的各项条件，投入竞选斗争。以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为例，它除了从总的方面阐述各项社会主义目标以外，还有一节不仅要求在政治结构方面进行改革，而且要求扩大社会服务，制定法律以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在所有社会党的都有这样的集团：它们反对在纲领内列入这些“缓和剂”，同时指出只应该根据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纲领参加竞选，目的并不在于争取议席或者促进改革，而在于使工人信仰社会主义。但是在实践中，议会竞选的迫切需要使得社会党有必要在工人完全取得政权以前大力要求进行眼前的改革。一个社会党如果死抱住这样一条原则，即一定要在“革命”成功以后或在议会中取得多数以后，才能开始建设性工作，那要想不招致失败是办不到的。
　　尽管如此，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各个社会民主党在要求进行眼前改革的同时，仍然以倡导社会主义本身为主，而把这些要求放在从属地位上。保尔·布鲁斯的可能主义强调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重要性，这肯定是一种非正统的理论。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所主张的德国修正主义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当它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引起激烈争执的时候——才得到明确的系统说明。1892年，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在阐述爱尔福特纲领的那本书的序言中仍然感谢伯恩施坦的帮助，丝毫没有露出他们之间存在分歧。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对欧洲社会主义影响如此巨大的爱尔福特纲领究竟说了些什么。纲领开宗明义就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出发叙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纲领着重强调了资本集中和大联合企业粉碎小企业的趋势，也同样强调了同一种趋势在乡村起作用，小农户为资本主义的大规模耕作制所粉碎和代替。纲领毫不含糊地说：“无产者的人数越多，过剩的工人大军就越庞大，剥削者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就越尖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越激烈，这种斗争使现代社会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并且是一切工业国家的共同特点。”
　　这就是1848年的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它在40多年以后又得到重申。纲领一开头就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出于天生的需要，必然导致小工业的破产，因为小工业的基础是工人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形成的。小工业的破产使得工人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沦为没有产业的无产者，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则为人数比较少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考茨基在阐述这个纲领的著作的后几版中不得不同意说，就地主来说，现有的统计数字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又说农民所有制看来正在发展，而不是削弱。但是，他认为这只是发展趋势的暂时偏向，他仍然断言，就工业而论，这一分析是正确的。伯恩施坦在其修正主义著作中否认这一论断，他论证说小企业并不是在绝对地或相对地丧失地盘，而是在改变它的领域和性质，考茨基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就曾经是小型工匠生产的重要中心的德国来说，有一点倒的确是真实的，即个体手艺工人被工厂所排挤，鲁尔、西里西亚以及萨克森的一些部分的重工业发展最为惊人。1890年，德国的小型工业以很高的速度被取代，大型工业发展迅速。但是，德国的工业发展还没有达到出现新兴的小资产阶级的阶段，到这个阶段，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将以现代化生产方法为基础极其迅速发展，以致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反趋势；此外，德国大型工业中的工会也还没有建立任何强大的组织或取得任何强大的谈判力量。
　　因此，纲领的起草人就可以仍然用1848年的方式继续断言，尽管“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种改变的一切利益都被资本家和大地主垄断了”，而且“生存的没有保障、苦难、压迫、奴役、沉沦和剥削也日益严重地”降临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头上。英国社会主义者也发表大致同样的言论，尽管有一点在英国要比在德国明显得多，即相当一部分工人自1850年以来实际工资几乎不断在增加，一些基本商品的按人计算的消费数字就证实了这一点。关于1890年的德国，可供利用的数字不多，但是已有的数字说明，实际工资也增加得相当快，当然，这主要是由于自大约1875年以来物价下降，而不是由于货币工资增加。社会主义者对于那些在批评他们时提出这些趋势的人回答说，生活的改善只限于人数有限的熟练工人集团，而人数在不断增加的不熟练工人是没有份的；又说随着危机的严重性增加和时间拖长，失业情况也越来越恶化了。社会主义者对大萧条记忆犹新，而且相信更坏的事情就要来到。
　　爱尔福特纲领为纠正这种形势而提出的办法是社会化。纲领勾去了拉萨尔派提出的由国家采取行动发展生产合作的全部要求。“只有把生产资料——土地、矿山、原料、工具、机器和交通工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只有把商品的生产变成为社会生产并由社会经营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使大规模工业以及社会性劳动的日益提高的生产能力成为最大福利的源泉，而不再是昔日被剥削阶级饱经忧患和倍受压迫的泉源。”
　　纲领接着宣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的改变不仅会解放无产阶级，而且会解放整个受压迫的人类。但是，这只能是工人自己的工作，因为“所有其他阶级尽管彼此之间有利害冲突，它们采取立场的基础却都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纲领然后断言工人阶级的斗争必然具有政治性质，因为“没有政治权利，工人阶级就不能成功地进行它的经济斗争，也不能成功地发展它的经济组织”。“不取得政权，就不能使生产资料变成公有。”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明确断言政治行动的必要性。这句话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和那些希望把工会斗争放在首要地位的人说的，但是它也语意含混，因为它并没有说清楚工人的政治行动是革命性的还是议会性的，如果说兼而有之，那又没有说明两者的关系如何。马克思在1848年，后来又在第一国际时期，曾经认为有必要采取议会行动，但是他把议会行动仅仅看作是加强工人革命斗争的手段。他曾经肯定象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的积极价值。但是他认为这种行动只是举行革命建立新社会以前的准备行动。然而，他在同英国工会主义者和改革者打交道时，曾把自己学说的这一方面放在很不引人注目的地位；事实上他还曾表示在英国和美国的特殊情况下，有可能不通过暴力就完成革命。另一方面，爱尔福特纲领丝毫没有提到暴力革命。纲领接着提出如下各项改革作为当前的要求：普遍、平等和直接的男女选举权，秘密投票，比例代表制，两年改选一次议会，通过创制权和公民投票直接制定法律，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织省和地方自治政府，以及政府体制中其他若干项改革。不错，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当前的要求”，并且同关于社会和经济立法的多项其他建议结合起来。可以说，纲领只字不提法律以外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如果提到，就很可能重新招致对党的迫害措施。诚然，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宣布有革命意图，政府采取这种措施当然是可能的。这里我并不是暗示社会民主党人有意识地放弃了革命信念。但是新纲领的整个语调毕竟是这样一个政党的语调：它打算采取合乎宪法的行动，通过广泛的改革来实现它的社会主义理想。事实上，党的发展情况也正是这样，尽管它在10年以后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建议。我们不妨说，爱尔福特纲领在强调工人阶级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并没有规定长期的行动方法，只是明确地考虑了在当前专门使用议会方法；我们还不妨说，纲领也没有暗示准备在任何阶段实行任何种类的无产阶级专政。
　　纲领从总的方面宣称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以后，接着就着重强调国际主义。“在所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随着世界交通的扩展，随着供应世界市场的产量的增加，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的处境就越来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处境……。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同时也宣布——它同世界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团结一致。”
　　纲领接着宣布，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党致力于消灭“各种剥削与压迫，不管它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党、一个性别，还是一个种族。”
　　爱尔福特纲领的宣言部分到此结束。其余部分则列举了各项当前的要求，我们已经举出其中特别具有政治性的要求。在所有各项要求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要求充分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在社会方面，则要求给予所有人非宗教性的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法律，承认宗教完全是私人问题，听凭教会管理自己的事务，国家不加干涉，由人民选举法官，进行法律改革和废除死刑。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人人接受军事教育；以全国皆兵来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通过仲裁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下面是赋税改革要求：实施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废除一切间接税，“按照遗产的多寡和亲疏的程度征收累进遗产税”。接着是制定劳工法律的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废除童工和夜班，星期六休假半天和星期日休假全天，废除实物工作制，实行工厂检查制，改善卫生条件，废除使农业工人和仆人处于低下地位的特别法律，结社自由，在工人参加管理的条件下实行全面的工人保险制度，此外还有一些不必在这里列举的更具体的要求。
　　所有这一切汇成一个有待采取议会行动去实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完整纲领。应该注意到，在当前的措施中没有关于社会化的建议。土地或资本的社会化显然被列入下一个阶段，即工人取得政权以后的阶段。至于这项建议究竟是作为一系列要求中的一项，留待下一步采取议会行动呢，还是把它推迟到“革命”以后，纲领未予说明。但是，纲领倒是相当清楚地指出，当社会化真正到来的时候，它意味着“为社会生产并由社会经营”。这至少是强烈暗示由国家经营管理。纲领没有提到通过合作社或者特别组成的团体进行“工人管理”。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到考茨基的评论中去寻求启发，是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考茨基用了许多篇幅首先揭露通过自愿组成的合作社来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建议是徒劳无益的，然后说明管理生产的单位会越来越大的必然趋势。他说，总的说来，可以认为国家是最小的合适单位，甚至连国家在有些方面也可能是太小了。他热情地叙述了生产管理会完全成为国家——变成全体人民的民主代理机构的国家——的职能的必然趋势；他也说明了国家拥有和管理一切主要生产资料的必要性。然后，他在下一章里讨论了将出现公有制的未来社会的组织。实际上，这一章在于指出不可能预言在未来的社会中是怎样管理工业或各种生产的，而只能说在国家的控制下，它照是集体的和统一的。任何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预言的企图都被说成是“空想”。这一章明确地说，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方面没有表示态度，也没有纲领。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者个人对未来的工业组织进行思考，把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预言提出来供讨论是合理的。但是他断然驳斥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因此，这就给读者留下了这样一个有强烈偏向的印象：至少要在全国基础上大规模地组织和规划工业，由国家担任工业政策的指导者，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工业组织形式，没有作进一步说明，对于工人在所从事的工业的管理方面应起的作用则根本没有提到。
　　在考茨基强调必须对工业作全国性和国际性规划的时候，他同意克鲁泡特金的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际贸易不会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广泛。他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他估计到生产是根据消费而不是产品的销售来计划的，同时也由于他认为，资本主义为了寻求市场以销售它的日益增加的产品，才越来越走入歧途，而社会主义则把满足国内消费者需要的生产放在首位，往往只是为了取得国内不能生产的供应品才进行交换。他说，为集体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是原始共产主义和大多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标志；他期望在一个摆脱了资本主义贸易和追逐利润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社会中，会再一次出现这种“合作”制度。
　　以上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以后恢复宣传自由的时候，很快制定出来的爱尔福特纲领，他们相信自己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拟定纲领的时候曾经得到恩格斯的帮助，纲领制定出来以后，恩格斯曾经表示热烈赞成。1895年，恩格斯在几乎是他的最后一篇著作中，即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版本所写的一篇长序中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的二百万选民是“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他热情地写到党出色地利用了普选权，并且满怀希望地期待有朝一日不仅得到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而且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同一段里，他着重指出了自从1848年以来在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利于军队，而不利于起义者，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人民起义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还说，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已经证明，可以更多地利用资产阶级立宪政府的制度来推进工人的事业，而这在1848年是办不到的。他说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废除表明，专制统治和武力没有能力压制一个真正依靠工人阶级支持的运动。实际上，在这篇序言的已问世的版本中，恩格斯似乎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革命行动来实现的思想。
　　但是，恩格斯不是这个意思。在解释了兵役的发展如何不利于起义以后，他接着写道：

　　“这是不是说，街巷斗争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一八四八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街巷斗争，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街巷斗争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举行。”^[1]

　　德国的编辑们从恩格斯的序言中删去了这一段文字以及在这里没有必要引证的某些其他段落，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段落可能损害社会民主党。恩格斯仍然认为，社会主义需要在某个阶段发动革命起义，但是他也得出这样的看法：暂时强调合乎宪法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删改他的文章的编辑之所以这样作，可能完全出于策略上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他们不喜欢他所说的话还另有原因在。甚至在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采取合乎宪法的政治行动的政党了。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在厉行反社会主义者法时期遭到取缔，大概它早就走上这条道路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领袖为从他们的新纲领中一笔勾销拉萨尔派的词句而感到庆幸。词句倒是被勾销了，但是根本思想依然存在。正如爱尔福特纲领所表明的，国家具有马克思在批判1875年哥达纲领时所极力反对的全部属性，而且有过之无不及。而爱尔福特纲领的正式解说者考茨基则走得更远，写了一本实质上是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教科书。
　　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新纲领同仅仅两年以后的比利时工党的纲领作一比较，是饶有兴味和教益的。比利时工党是爱都阿·安西尔、路易·贝特朗和1890年逝世的著名比利时理论家西萨尔·德·巴普于1885年建立的。1893年，也就是拟定纲领的那一年，比利时人经过了一系列政治性总罢工，终于取得了改革极其有限的选举权的胜利。新制度实行成年男子选举权，同时有广泛的多选区投票的机会。改革后举行的选举把30名社会主义者送进了众议院，原先众议院是没有社会主义议员的。因此，比利时工党面临一个崭新的局面，它第一次有了有效利用议会的手段。在新条件的影响下，它脱离了由于得不到选票而被迫处于的半无政府主义状态，而变成了一个参加选举斗争的政党，既有当前的纲领，又有一套长远的目标。它的布鲁塞尔纲领，就象德国的爱尔福特纲领一样，首先宣布了各项原则，然后列举了若干项当前的改革要求。但是这两个文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更多地表现在当前的建议里而不是在原则的宣言中，不过即使在两个宣言中，态度也是不同的。两个宣言都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比利时人用集体占有来说明他们的目标，强调集体占有的目的在于“为人人取得最大可能的自由感和幸福感”，同时提到“个人或集体”有权利享受共同遗产。我们下面要讨论比利时工党的当前要求，那时这些词句的意义会更明确地显示出来。
　　此外，德国人十分强调政治行动，而比利时人则采取不同的方针。“社会主义必须同时追求无产阶级的经济、道德和政治解放。然而，经济观点必须高于一切，因为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手里的情况构成了所有其他统治形式的基础。”应该指出，比利时资本主义显示出一种在当时说来是非常先进的集中形式，比利时资本家在政府的帮助下，对工会进行了极其残暴的迫害。就本质而言，比利时是一个资本家和金融家横行的社会，而不是地主横行的社会。比利时工人的主要敌人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封建地主或军国主义者。
　　两种态度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比利时人提出了道德在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明确作用。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的同时，“道德必须有相应的转变，必须发展利他主义的精神和实行团结的原则。”马克思会嘲笑这种诉诸利他主义的做法是小资产阶级的胡闹，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任何声明格格不入。比利时人不同意这一点。从柯林斯的时代起，经过德西雷·布里斯梅和西萨尔·德·巴普的时代，道德改革和人类团结或友爱的思想在向比利时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时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比利时的原则宣言规定，“工人在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必须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手段，特别是要通过政治行动、发展自由结社和永不停止地宣传社会主义原则来进行斗争。”这种坚持“自由结社”的原则、把这一原则置于与政治行动同等地位的做法，使比利时的纲领具有鲜明的特性。
　　现在我们来谈谈比利时工党纲领的当前要求，虽然“当前”一词不是比利时人用的。他们称这一文件的第二部分为“纲领”，以区别于前面的一部分——“宣言”。在政治方面，只有一个显著的差别。比利时人像德国人一样，要求男女普选权，比例代表制、直接立法以及地方和区域自治政府，但是比利时人还要求“成立代表社会不同职业——工业，商业、农业、教育等等——的立法委员会。各立法委员会在本身的职权范围内实行自治，但议会有权否决之；各立法委员会得联合起来研究和保卫它们的共同利益。”在下一节中，纲领特别谈到应由学校委员会选举产生“最高教育委员会”，而学校委员会则应通过普选产生。纲领的经济部分要求由自治的专门委员会在国家的监督下管理公用事业。纲领进一步要求“成立由公用事业的工人和雇员选出的委员会同中央政府讨论劳动的报酬和组织的条件”。在另二节，纲领要求“工会组织参与确定工资率和工业的全盘管理工作”，在另一部分纲领要求给予工会集体承包公共工程的权利。
　　最后，比利时的纲领不同于德国的纲领，对公用事业未来的管理——也就是对那些将在地方或者区域的基础上经营的公用事业的管理——有所陈述。这段是这样说的：（一）交通工具——电车、公共汽车、马车、地方铁路等应由区或者包括一个居民中心的若干个区的联合组织进行管理。（二）目前根据特许权由各公司经营的涉及大众利益的事业——电灯、自来水、市场、公路、供暖、保险和保健，应由区或若干个区的联合组织来经营。
　　应该解释一下，在比利时，地方行政单位现在和过去都是区，但是较大的城市则被分成好几个单独的区。在（一）项中所说的“若干个区的联合组织”就是指的这种划分，而在（二）项中则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显然，比利时人对管理工业问题的态度同德国人大不相同，它的特色可以追溯到以前某一章所叙述的、西萨尔·德·巴普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分裂以前和以后的历届大会上提出的一些规划。1892年，比利时工党已经丝毫没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对于取得政权，它同德国人一样坚决。但是它对社会结构的想法远不象德国人那样主张中央集权，它既不愿意以大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为理由，把大权集中在国家身上，也不愿意一语带过，说什么未来社会的结构无法事先决定或者说这不是社会主义者应该表示任何集体意见的问题。比利时人希望把管理权尽可能交给地方，或者叫作地方分权；他们希望由某种职能机构来管理需要在全国规模上加以管理的工业和服务事业。他们对工人管理问题很敏感，至少要求工人不仅参加磋商，而且参加某种形式的管理。他们强调区的作用，而不是国家的作用。他们既强调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解放，也强调个人和集体的自由，而德国人则不然。以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差别；既重视道德力量，又重视经济的必要性，也同样是重要的差别。比利时人的态度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他们吸收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这种态度渊源于第一国际中的工联主义倾向，而不是专制主义倾向。
　　有许多问题两个纲领没有重大分歧，因而略而未提。两个纲领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主张男女平等，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以及实行集体所有制。两个纲领都要求教会和国家分离，普及非宗教性教育，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实行司法改革，自由组织工会，推行社会保险、累进税和废除间接税总计划，禁止雇用童工以及若干项其他具体改革。比利时人在继承权方面不象德国人那样激进，只是要求除近亲外，禁止无遗嘱继承。关于土地问题，比利时人也很谨慎。他们要求把森林收归国有和发展公地，但是除此以外，只是说“国家或区应逐步收回土地”。同德国人不同，比利时人公开宣布赞成建立共和国。
　　因此，从这两个纲领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局势可能要求建立一个不是以革命为主而是以接受投入竞选和参加议会政府的条件为主的政党，直接诉诸广大选民；我们也看到了对待这种局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高度集权主义的，它同走向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制止各成员邦退出的趋势相符合。另一种态度则反对集权化，符合佛兰芒族和瓦龙族不能愉快相处（至少没有广泛的地方自治，就不能愉快相处）的社会条件。但是这种差异还另有深意，不仅仅是国家形势的不同而已，虽然这个因素无疑是很重要的。比利时人的态度远比德国人富于自由主义，也远比德国人认识到有必要使组织多样化：既有必要建立某种职能机构，也有必要给予地方自由；既有必要把工人看作是一个阶级，也有必要把他们看作是个人和各个不同团体的成员。
　　在本书的下一卷，我们必须考虑，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形成的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这些和其他一些倾向是怎样在各党和第二国际的政治中发挥作用的。第一国际的后继组织实际上成立于1889年，当时有两个对立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一个是马克思的法国信从者盖得派发起的，另一个是以保尔·布鲁斯为首的法国可能派发起的。说也奇怪，社会民主联盟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是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英国的温和派社会主义者倒参加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但是，这两个代表大会的情况必须留待下一卷去叙述，因为必须联系以后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联系导致这两个大会的事情去考虑。
　　只要强调一下在1850年到1890年之间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所经过的历程，本卷就可以结束了。1848年，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工人阶级把握住一场据信即将席卷整个欧洲的社会革命，但是除了法国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发生革命的哪怕是渺茫的可能性，即使在法国，那也只是巴黎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事态发展迅即表明，即使在巴黎实际上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在1848年和以后几年，革命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此后有整整12个年头，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消沉了，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经济上也是这样。接着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迅速到来的重振旗鼓的时期，第一国际就是这种振兴的象征，不过与其说它是振兴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振兴的后果。普法战争破坏了这个运动（巴黎公社只是这场战争的次要后果），因为如果拿破仑第三的帝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革命而被推翻（事实上这是很可能的）的，革命就会具有资产阶级的共和形式，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形式。1870年和1871年的事态发展暂时破坏了法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因此，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先地位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尽管有反社会主义者法，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并且成了许多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对手，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法国的布朗基派以及后来的可能派、德·巴普所领导的比利时人，还有独立行动而同其他国家的情况没有多大关系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但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成了劳工世界的一支统一的国际力量；这支力量必然是在它的身居德国的领袖的支配之下形成的，而不是在外国的马克思或后来的恩格斯的支配之下形成的。当俾斯麦当权，反社会主义者法仍然有效的时候，这些领袖过分忙于为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战斗，而无暇考虑制定纲领的工作，他们受到的迫害也必然使他们反对成为“立宪主义者”。但是在俾斯麦倒台，迫害刚刚取消以后，他们立刻又面对他们在坚决抵抗这种迫害方面的成就所带来的后果。经过最初的挫折，他们重建了自己的党，尽管它曾经被取缔，但它又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党本身遭受的迫害使它的候选人得到了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还有其他阶级心怀不满的人的越来越大的支持。1890年以后，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在以下两种抉择中任选其一：或则继续作为具有彻底革命性的工人党而失去温和派的支持；或则改变策略，以便在改变了的条件下，保持和增加他们在作为俾斯麦的最不可轻侮的政敌时所得到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支持。他们企图兼行并施，一方面重申他们完全忠于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长远的目标，同时又采用一项适于在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当前的纲领。但是不论在长远的目标方面，还是在眼前的要求方面，他们都表明他们实质上是集权主义者。他们这样作对他们的宣传是有利的，因为集权主义使他们站在帝国统一的一边，不仅反对分裂主义的趋势，而且也反对普鲁士，普鲁士的选举制极不民主，同选举帝国议会时实行的成年男子选举权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此期间，英国的新社会主义运动仅仅有一个缓慢而不稳定的开始。海德门运气不佳，他同马克思发生了争执，这倒不是因为马克思在英国有多大影响，而是因为马克思——更重要是恩格斯——的敌视使社会民主联盟失去了国际承认，特别是失去了它正在竭力效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此外在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工联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还未见分晓，因而在八十年代还不得不面对这场斗争，这期间，这场斗争是以社会民主联盟同社会主义联盟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个因素，它推迟了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直到新工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基本上改变了英国的形势为止。因此，大体说来，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通过工会而不是以任何政治借口同大部分工人见面的。这就造成一个关系重大的后果：跟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决定工会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不同，英国的工会则支配政治运动，把运动组成一个主要以工会的组织关系为基础的、工会的表决权在会上起决定作用的工党。
　　在法国，事态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在那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思想毫无所知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个在整个十九世纪受到各种对立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呼吁的影响的工人阶级。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许多社会主义团体之一的面貌出现，早在他们为人所知以前，布朗基派已经很活跃，而且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的传统把布朗基派同1789年的大革命联系起来。虽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由于它的领袖四处分散，有的系狱，有的流亡，因而几乎不复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但是在大多数工人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传统仍然是很鲜明的。然而在重振旗鼓的时候，昔日的分歧也就随之而来了。通过改组后的工会，蒲鲁东主义重新抬头，它采取了新的形式，要求无产阶级团结一致，这在政治领域中似乎是无法实现的，然而通过不附属于任何对立的社会主义团体或政党的工会，在阶级的领域中——即在工业领域中——则可能实现。面对这重障碍，茹尔·盖得打算把工会变成工人党的从属同盟者的尝试白费了力气，而在德国，类似的策略却非常成功。法国的许多第一国际会员的反马克思主义在斐南·佩洛蒂埃的劳工介绍所联合会以及后来的总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中重新抬头。法国的社会主义始终不是纯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法国的工会主义始终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或者任何对立的理论的领导下走向议会政治。
　　意大利和西班牙也仍然是纷争不已的地方，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同形形色色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战场。在美国，丹尼尔·德·里昂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异端的提倡者，这个异端完全拒绝缓和的策略，丧失了一切可能获得选举胜利的机会，为创建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纯工业主义一一工团主义的美国变种——铺平了道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少数大型工厂的产业工人中生了根，但是在农村，面对民粹派及其继承者社会革命党人的抵制，它无法取得进展，因此在沙皇制度本身崩溃以前，了无成就。沙皇制度由于战败的压力，自1905年开始崩溃，1914年以后的几年，压力更大，终于完全崩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条件跟实行议会制的西方完全不同，因而虽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颇为相象，但1890年以后，它就发生了完全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实际上，孟什维克的立场和政策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是以发展中的德国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指导下，则回到《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求启示，成为现代共产主义的缔造者，把马克思关于党和专政的作用的思想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彻底革命的理论。这种从新的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1890年以前——即本卷所述内容结束的年代就播下了，但是直到后来才发芽，因此现在要加以讨论就不是时候了。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1954 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第 110 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