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社会主义——亨利·乔治和丹尼尔·德·里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十三章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社会主义
——亨利·乔治和丹尼尔·德·里昂

　　美洲大陆始终没有出现过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亨利·乔治勉强组织了一个在某些方面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近似的运动，但是就任何完整的意义来说，他始终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在他不得不问问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就更加算不上社会主义者了。爱德华·贝拉米写过一本关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书，很受欢迎，有一个时候他还自己成立了一个政党，但他不是一个创始的思想家，只是普及旁人的思想而已。丹尼尔·德·里昂由于备受列宁推崇而必须加以考虑，但也够不上标准。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个人力量最强大的是尤金·德布斯；他是一个领袖和组织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傅立叶派的领袖和鼓吹者艾伯特·布里斯班相当重要，但也不过是一个二流人物。罗伯特·欧文的合作者威廉·麦克卢尔也是这样；欧文的儿子罗伯特·戴尔·欧文及其合作者弗朗西丝·赖特同新生的工人阶级运动有重要的联系。持近似于蒲鲁东的平等交换说的约西亚·华伦属于无政府主义和美国货币改革者的漫长行列，而不属于社会主义。
　　事实上，要论述美国社会主义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这方面的理论从国外输入的成分非常之大，虽然其中始终也有本土的因素。来自欧洲的每一股移民浪潮都送来了一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每遭到一次重大的挫折都把一支特殊的政治难民队伍送到大西洋彼岸来。寄寓欧洲的大多数政治流亡者都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而没有在所寄居的国家受到同化。与此相反，大部分到美国来的流亡者却永远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了美国公民，对归化国的政治发生了兴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了，也不意味着从此不再跟祖国移居来的同胞频繁往来了。因为在英国或瑞士，流亡者都成了孤立的小团体或个人；而在美国，难民中的每一个活跃的政治家都能找到完全由自己同胞组成的整个社会。他们到美国来不是为了政治原因，而是为了经济原因，只要用他们本国的语言，对他们主要宣传欧洲的思想（只是稍加修改以适应美国的环境），就很容易使他们受到影响。在伦敦或日内瓦，难民是一批领袖人物，已失去旧日的追随者，但仍想在流亡中左右他们。而在美国，难民倒可以把一批批人数不多的门徒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但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既要把形形色色的小团体融合在一起，又要同美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工人、工人阶级领袖以及特具美国风格的激进运动建立关系。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卷中所看到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傅立叶和欧文是具有突出影响的人物。他们的创建公社的思想适合于大部分尚未开垦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处女地上新公社不断建立，有的有理论基础，有的则没有。这些条件也很适合那种强调货币在社会正义中的作用的理论流派，因为开拓新土地的公社始终可能受诡诈的金融家和银行家的欺骗，而且经常缺乏现金作生产和交换之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仅是约西亚·华伦的交换银行，而且连许多后来的“无息货币”计划都能抓住人心，并通过七十年代的绿背劳工党和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著名的总统竞选等在整个世纪中发生影响。但是这些货币计划大都同社会主义很少关系或者毫无关系；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本章不打算加以讨论。
　　在傅立叶派和欧文派的影响盛极而衰以后，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建立公社的运动在美国又继续了一个时期。卡贝及其追随者1848年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了一个伊加利亚移民区，两年以后搬到了伊利诺斯州的旧摩门教中心瑙武。卡贝本人在1856年离开这个移民区，并在那一年死去，此后这个移民组织又迁移了几次。美国最后一个伊加利亚到1895年才结束。傅立叶的法国大弟子孔西得朗同艾伯特·布里斯班合作，于1852年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了一个法伦斯泰尔，但不久就垮台了。不过，孔西得朗仍留在美国，一直呆到1869年才离去，对美国傅立叶主义后期的发展十分关切。这两次尝试——卡贝和孔西得朗的尝试——必须看作是1848年欧洲革命对美国的第一次冲击；欧洲革命的失败不仅把公社创建者送到了美国，而且还送来了其他社会主义者难民，其中包括跟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关系的德国人。这一批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同马克思有书信往还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年），他成了美国第一个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物。1853年，他在纽约建立了美国工人联盟，会员大部分是德国人，用德文出版了一个社会主义刊物《改革》，但不久就停刊了。流亡者大都投入了反奴隶制运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有许多人在南北战争中为北部作战。这次战争对把他们同化为美国人起了很大作用；这次战争有一个时期也打断了社会主义的宣传。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劳工运动开始采取新的形式。一个英国出生的机械匠艾拉·斯图尔德（1831-1883年），在北部各州掀起了一个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广泛骚动。各大城市在原已林立的同业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八小时工作日同盟，于是规模相当强大的劳工运动第一次出现了。斯图尔德鼓吹八小时工作日，不仅是把它当作减轻劳动负担的手段，而且把它当作彻底改变工业制度的起点。他相信其影响所及将迫使工资增加，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仅能通过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来推动已经大大增涨的生产，同时还可以使工人积累资本并借资本的力量自己当家作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斯图尔德掀起的骚动使得纽约州、威斯康星州以及其他各州为公职雇员制定了八小时工作日法，并且成立了一些劳工统计局来研究劳资关系状况。斯图尔德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并跟他们中的一批人一道设法在第一国际美国支部瓦解后建立了一个国际劳工联盟。
　　就在同一时期，全国劳工联盟成立，这个组织是在威廉·H·锡耳维斯（1828—1869年）的领导下于1866年在巴尔的摩组成的。原先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国际铸工联盟。全国劳工联盟开始时也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但不久就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建立生产合作社，并推行有利于小生产者和工资工作者的货币改革计划。它宣布了自己的国际目标，并同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它的一位活跃的领袖兼《工人的拥护者》编辑安·卡·凯麦隆参加了1869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第二年，全国劳工联盟宣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原则”，同时表示打算参加协会。但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因为实际上它已经开始分裂，它的实际推动者锡耳维斯死于1869年，此后联盟就越来越注意货币改革。联盟一直维持了下来，1872年还提出一个独立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但后来就瓦解了。联盟的大多数领袖都转入到绿背劳工党，该党在1876年提出彼得·库柏为总统候选人。
　　正当这两个运动迅速展开的时候，马克思的信从者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27—1906年）1867年在纽约成立了德籍工人总协会，两年以后这个组织加入了第一国际。左尔格曾经参加1849年的巴登革命，在他从瑞士和比利时被驱逐出境以后，于1852年在美国定居下来。他在美国反对威廉·魏特林，1867年成了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主要人物。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左尔格有一个时期主要在自由思想运动中进行活动；到了1867年这一年，他认为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当第一国际总部于1872年迁到美国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担任了国际的书记。两年以后，面对着使国际美国支部陷于分裂的纷争，他辞职了。支部瓦解以后，他相信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会运动，他是塞缪尔·冈珀斯建立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顾问之一。左尔格是一个音乐教师，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就不大过问政治，但仍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且相当犀利地撰写了一些关于美国劳工状况和政策的著作
　　全国劳工联盟使国际工人协会失望以后，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就主要以移民团体为基础，每个团体都按自己的语言划分，七十年代严重干扰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纷争这里都发生了。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紧接着在欧洲进行的镇压，又把一批新的流亡者送到了美国，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派、巴枯宁派、蒲鲁东派以及所有其他集团又在他们所归化的国家中再次争吵起来。主要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对美国工人的主体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不久以后，美国工人就接受了完全不同的领导。
　　然而有一个时候，似乎有可能通过流亡者的努力而组成某种美国社会主义政党。1869年，一批拉萨尔的信从者在芝加哥成立了一个世界德籍工人联合会；1874年，这个组织发展成为伊利诺斯州劳工党，信从者很多。它的宗旨是促进城市工人和农民的联合行动。同年，马克思主义者在纽约成立了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两年以后，这两个党和第一国际所属各团体的残余合并成为美国工人党，由菲利浦·范帕顿担任书记。1877年，这个党改为社会主义工党；下面我们将要谈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这个党在德·里昂的领导下，成了美国主要的社会主义组织。开始时，这个党主要是一批民族团体的联合组织，德国人占支配地位。它的组成一部分是1875年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在德国合并的结果；它的纲领明显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时代的第一国际的纲领，其中说，“工人在工业方面的解放是……伟大的目标，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实现，除本身的政党以外，不借助于任何政党；每个政治运动都应服从这一目标，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社会主义工党在开始阶段决定不提出总统候选人，而首先在工人中间建立自己的力量，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因为地方支部在一些州里提出了候选人，并取得了一些胜利。然而在此期间，党又同工会闹分裂，党原先曾希望对工会发生巨大影响。参加建党的工会主义者要求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劳资关系问题上，而不要注意政治宣传；但是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上，他们在表决中失败了，党决定集中主要精力从事社会主义教育。
　　这次分裂主要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工会主义和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的结果。奥利佛·H·凯利所领导的一个名叫格兰奇的独立农民运动，已经使农民信仰社会主义的希望减少。格兰奇运动组成于1866年，直到1873年商业危机以后的萧条年代才吸引了大批信从者。此后它非常迅速地在南部和中西部发展，并且由于它为农业社会的利益而施加压力，要求调整铁路运输费用和采取其他措施，因而在某些州中成了政治上的重要因素。格兰奇运动还组织了许多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从事销售、集体购买农业必需品和生产农业机械等活动，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长期疲滞，这些事业大都遭到了惨败。到了七十年代末，格兰奇运动丧失了大部分成员，只是在一些受萧条影响最小的州里保存了下来，因为在这些地区，它主要是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没有过问政治，也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合作计划。当这个运动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重新抬头的时候，它已不再是一支政治力量了，它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各州，而早期它在这些州里并不占重要地位。它在农业地区仍然存在，并且进行相当多的社会活动和一些合作社事业。
　　当农民纷纷参加格兰奇运动的时候，美国工会运动也在循着新的方针发展。1869年，作为费拉德尔菲亚服装工人大罢工的余波，尤赖亚·史密斯·斯蒂芬斯（1821—1882年）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取名劳动骑士团。在这个活动中他的主要助手一个是J·L·赖特，另一个是弗雷德里克·特纳，前者是爱尔兰裁缝，后者是英国欧文主义者，职业是金箔匠。这两个人拟定了骑士团的详细议事程序。这个程序同共济会和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同业工会所用的程序非常相似。创始人斯蒂芬斯原受牧师训练，后来成了裁缝，原在一些地方同业工会中活动。他认识到面对着越来越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他们这种人无能为力，于是便有了成立秘密会社的念头。在这个组织中，一切工人运动中的活跃人物都是个人成员，各自率领一批群众。劳动骑士团始终不是由独立的工会所组成的联合会，它是一个只吸收个人成员的单一组织。事实上，它在同业工会运动力量薄弱或者根本不存在的行业里成就最大，比如矿山、铁路以及雇用大批不熟练工人的工厂。斯蒂芬斯认为“人类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完全受生产性劳动者周围的条件的支配，而人类在这些方面的状况既能造成一个民族的进步，也能丝毫不爽地说明一个国家的衰亡。”他说，这个论断对“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他号召组织一个无所不包的工人运动，以合理利用生产资料以促进工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斯蒂芬斯虽然愿意同社会主义者合作，而且后来在那场使劳动骑士团陷于分裂的斗争中实际上也站在社会主义者一边，但是很难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他同艾拉·斯图尔德有很多共同之处，相信提高工资水平是改组社会的关键。但是在实现工业方面的目标这一点上，他所信赖的是在工业方面直接采取行动，而不是信赖立法。1878年以后，斯蒂芬斯加入了绿背劳工党，这个党前面已经提到了。
　　在1873年商业危机以后的若干年中，劳动骑士团并不占重要地位，它在1877年的矿工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只起了次要作用。1878年，它不再是一个秘密会社。它指责同业工会，并决定以行业为基础把本身改组为若干个分组织。第二年，特伦斯·文森特·鲍德莱（1849—1924年）接替斯蒂芬斯担任领导。鲍德莱是爱尔兰移民，此后就主持这个组织，不过他不得不进行一系列内部斗争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鲍德莱虽然同斯蒂芬斯一样相信“无所不包的工会主义”——那就是说，相信一个统一的大工会。然而他却反对采取进攻性的罢工行动，主张协商和建立有秩序的集体协商形式。他更加强调利用组织作为对国会和各州政府施加压力的“压力集团”，在这一点上他是比斯蒂芬斯高明的“政治家”。但是大规模工业中的大多数美国雇主根本不准备承认工会运动，也无意签订集体合同。尽管鲍德莱愿意奉行和平政策，劳动骑士团却一再被迫采取罢工行动；而且由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动用军队或者民兵来破坏罢工，或者制定法令来镇压工会活动，骑士团又被迫同政府发生冲突。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劳动骑士团是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组织。此后，它的影响就江河日下，这一方面是由于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了严重失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事件以后反动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关于这个事件前一章已加论述。鲍德莱及其主要助手由于希望保持自己的高位，断然采取过火措施，支持处决艾伯特·帕森斯及其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他们应对海马克特的炸弹案负责。为了抗拒这种态度，左翼方面有人退出骑士团；而右翼方面也有人慑于芝加哥事件以及这一事件对舆论的影响而退了出去。此外，当时已经开始了一个强大的运动，要求在各种行业中建立组织统一的全国性工会，而劳动骑士团中有许多团体又反对该团所依据的集中指导的政策。塞缪尔·冈珀斯（1850—1924年）已经投身到运动中来，组织了后来形成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新联合工会运动。由于退出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劳动骑士团有一个时期转向了政治。1893年，丹尼尔·德·里昂力图取得这个组织的控制权，鲍德莱被撵走；但是德·里昂的尝试也失败了，于是德·里昂派退出组织，而骑士团也随之瓦解。
　　我们从头到尾叙述了劳动骑士团的情况，因而超出了正文的范围。现在我们必须回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谈谈1873年危机对政治性劳工运动的影响。当东部各州和伊利诺斯州的社会主义者在后来称为社会主义工党的组织中联合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对立的运动主要在西部、中西部和南部壮大起来，运动的主要直接目标是币制改革。开始时，运动是六十年代后期的“绿背”纸币运动，攻击的矛头是一些银行家和金融界人物，他们用很高的贴现率购进南北战争时期的绿背纸币，然后又设法制定法律收回全部票面价值。这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一种要求建立新币制的运动，主张币制不受金融家控制，维持农产品价格，并保证向生产者提供充分的信贷。这个运动首先在农民中取得了进展，后来又扩大到那批工资被降低或因经济萧条而失业的产业工人中去。1878年在俄亥俄州托莱多举行的绿背劳工党代表大会，组织了一个农民和工人的联合运动，提出了绿背劳工党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和总统。这个新的运动得到了100万张以上选票，把14名支持者选入了国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运动一直存在，但是随着各州的支持者相继被拉进民主党，运动的势力也逐渐衰减。不过在一个时期内它毕竟取得了很大成就，阻止了任何有效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西部各州尤其如此。
　　 1879年，亨利·乔治出版了《进步与贫困》一书，立时声誉鹊起，大受欢迎，这正是绿背劳工党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亨利·乔治（1839—1897年）生于费拉德尔菲亚，后来移居西部，在加利福尼亚州成了一个颇有成就的编辑和报纸业主。《进步与贫困》不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早在1871年，他就在《我们的土地与土地政策》一书中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概念，但未引起多大注意，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进步与贫困》一书问世时正是欧美两洲的舆论都愿意接受它的时候；书的文体和圣经引文深深打中了许多困惑和不满的人的心灵，他们都希望弄清楚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经济问题带来了这么多弊端，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动荡。
　　关于《进步与贫困》一书最令人难解的是，虽然它对大西洋两岸的舆论有很大影响，但是作者在书里根本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事实上，自从奥吉耳维和华莱士发表著作以来，土地垄断权就在整整一个世纪中遭到非难，而从托马斯·斯宾士和汤姆·潘恩的著作发表以后，它在大半个世纪中也遭到了猛烈攻击。非仅如此，乔治关于通过地租的社会化以补偿地价税的主张，也本是斯宾士的“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由苏格兰土地改革者帕特里克·爱德华·达夫（1815—1873年）在所著《政治科学原理》一书（1854年）中详细拟定，这本书是达夫的主要著作《政治学》的第二部。达夫主张国家应该把地主的土地买尽，价款以征收赋税的方式筹集，地主也在被征之列，然后把土地出租给出价最高的人。他所依据的理由是这样一个历史论点：私有土地不管在历史的早期有什么理由存在，在现代的条件下，毕竟已经成了一种弊端，而且阻碍生产的发展，现代已经不再有任何可以不向地主缴纳地租的无主土地让个人耕种。正象乔治一样，他的论点所根据的也是李嘉图的地租说，即由于人口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大，地租就成了地主不劳而获的剩余。但是即使在英国，读过达夫著作的人也寥寥无几，在美国就更是绝无仅有了。乔治本人大概也完全不知道前人已经发表过同样的意见。事实上，他的见解显然是独创的，没有参考过以前任何著述家的意见，甚至也没有参考过英国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这类当代机构的意见。我们将要谈在这个机构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起了主要作用。
　　亨利·乔治的主要论点很简单。美国的情况使他看到，随着城市在新开拓的地区建立起来，城市的地价迅速上涨，随着适于耕种的无主土地越来越不容易找到，地租也有日益上涨的趋势。就象人口比较稠密的旧世界国家很早以前的情况一样，在美国也显然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能够不劳而获，收入大增，使他能够对各种生产者和房客收取越来越多的租额。乔治问道，这种制度难道不显然严重违反自然公道，同时又起了极大的限制作用吗？它使土地所有者不仅能因他人使用其土地而收租，而且还可以把土地搁置不用，造成人为的匮乏，以增加自己的报酬。乔治认为补救的办法很简单。上帝是把土地当作共同的占有物赐给人民的，让人民把土地从非法占有者的手里夺回来吧。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并不是让人民共同耕地（乔治大力主张个体企业），而是由国家每年向每块土地征收相当于经济地租的赋税，也就是说赋税的数额相当于未经改良的土地的价值，不包括投入的资本或劳动所增加的任何价值，但包括土地的位置，同市场邻近的优越条件以及天然肥力所产生的价值。乔治认为这种赋税制最好分阶段实行，以避免造成困难；但是跟达夫不同，乔治反对给予地主以任何偿金。如果他们仅仅是地主（即除提供土地以外，不提供资本资产），他们的收入就要逐步取消；如果他们自己使用土地，则其收入要降低到相当于他们在土地上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价值。
　　亨利·乔治并没有把劳动和资本区别开来。他认为这两种生产因素的拥有者同样有权得到收益，把他们一律看作是受土地垄断者剥削的牺牲者。他认为如果经济地租归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那就不必再征收其他赋税了——这就是“单一税”这个名称的由来，后来他在叙述自己的建议时就用这个名词。除了这种使所有生产者受惠的免税措施以外，还会有更多的好处。对于那些能够以最高效率利用土地、因而愿意付出最高地租的人来说，土地总是能够得到的。土地所有者为个人享受而不把土地用于生产的情况不会再出现；他们为索取高额地租或售价而把土地搁置不用的情况也不会再出现。这样，地主制给生产带来的种种限制就会消除；影响生产率达到最高限度的全部障碍也会扫清。我们将要谈到乔治对竞争性经济的好处是坚信不疑的，他根本不主张国家插手组织或者控制生产。实际上，他后来在所著《保护还是自由贸易？》（1886年）一书中大力鼓吹以最正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但是，亨利·乔治是真诚关怀工人福利的，他所著的《社会问题》（1883年）和《劳工条件》（1891年）都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后者是对教皇在同一个问题上所发布的著名通谕的答复。从他在美国以及在英国各地作旅行演说的时候起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始终是工人的盟友，支持他们的反剥削斗争。大西洋两岸的资本家和地主都指责他是颠覆分子，说他攻击财产权，企图彻底推翻社会秩序，而他全心全意地相信私人企业的优点这一事实竟被置于不顾，或者说没有得到注意。他同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有往来，这些人曾力图使他相信，他所主张的那套土地所有权的理论在发达的社会里也同样适用于资本资源的所有权，但是没有成功。此外，他在早期不仅被看作是土地国有化的鼓吹者，而且他本人也十分愿意接受这个称号。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才开始把他的补偿办法叫作“单一税”，或者设法把自己同鼓吹土地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
　　关于亨利·乔治在英国的活动及其影响看来最好还是留待下一章去讨论，下一章我们将谈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容置疑，乔治的著作在这些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也能利用他的思想作为自己进行宣传的最方便的起点。但是，乔治在英国所作的一切对于他在美国的影响是没有作用的，尽管他在《爱尔兰土地问题》（1881年）一书中支持爱尔兰的要求的确使他在美籍爱尔兰人中受到欢迎。乔治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主要影响在于他能对基督教教义作民主性解释，并以此为根据用伦理道德的说法去阐述自己的反地主制的简单论点。这种说法使大批自认是不公道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不论他们是工人、农民、店员，还是任何一类的小业主——都产生了同情的共鸣。实际上，乔治的信徒中还有少数有钱佬，这些人是实业家或商业企业家，他们没有理由喜欢地主或金融投机家，并且向往圣西门那样的古老概念：社会中的一切生产因素结成联盟去反对“非生产者”，即反对那些本身毫无贡献，但其他人和整个社会每使生产率提高一步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的游惰者。
　　亨利·乔治在加利福尼亚州酝酿自己的主张，并把它第一次公之于世。但是他看中了纽约而不是旧金山，认为纽约是最便于宣传自己的理论的中心；1880年他在纽约设立了总部，并开始宣传。1886年，纽约中央劳工联盟和德·里昂派的社会主义工党一同敦促他出来竞选纽约市长；在随后举行的竞选中，他几乎当选为统一劳工党的候选人。但是这次竞选的一个后果是明确了乔治的反社会主义立场。他愿意作出一定的迁就以迎合社会主义者，比如主张铁路以及其他需要以垄断方式经营的公用事业的国有化等，但他却不愿超出这个范围。1887年，提名他为候选人的统一劳工党瓦解了；选举中支持他的社会主义者被排斥了出去，但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党也同归于尽了。
　　在1886年的竞选中，丹尼尔·德·里昂（1852—1914年）是支持乔治的人之一。分裂发生后，里昂有一个时期同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年）携手；后者在1887年出版了一部社会主义乌托邦著作——《回顾》。贝拉米是一个小说家和记者，他的社会思想是在同工人阶级运动脱节的情况下形成的，但他是一些以“国家主义”为名的俱乐部的鼓舞者，因为他主张以国有化作为建立平等社会的基础。仅次于《回顾》一书的最知名之作是一本小册子——《水槽的寓言》，这本小册子曾一再重版。继《回顾》以后，他在1897年出版了第二本乌托邦小说《平等》；在这书问世以前，他先后主编杂志《国家主义者》（1889—1891年）和《新民族》（1891—1894年）。在这些年里，追随贝拉米的人相当多，但是他所主持的运动却逐渐衰竭。最有势力的支持者德·里昂在1890年背弃了这个运动而参加了社会主义工党。此后，运动的追随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大多数支持者都加入了人民党，该党提名韦弗将军参加1892年的总统竞选，后来在1896年的布赖恩的竞选运动中同民主党合并。但是有一部分人民党人拒绝同民主党人合并，在190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自己提出候选人华顿·巴克参加竞选，但所得票数无几，后来这个党实际上就消失了。
　　爱德华·贝拉米的理论是，在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完全的经济平等。他完全承认高度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的必要性，因此他主张以全面的国家所有制和全面的国家规划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他说应该把劳动力组成一支“产业大军”，共同为全体人民服务。“建立一支维持社会的产业大军的概念，恰恰同维持一支保护社会的军队完全一样，这一概念提醒我们最好看一看，把在破坏方面使用十分有效的计划应用到现在处于惊人混乱状态的生产方面是否有好处。”威廉·摩里斯在《公益报》上评论《回顾》一书说，他看到贝拉米的乌托邦中关于劳工地位的那种卑贱概念时，深有反感。但是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销路很广，并且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它主张实行最极端的国家社会主义，但由于它主张经济完全平等，因而颇受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欢迎，特别是受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主要是道德理论而不是经济理论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欢迎。
　　在同一时期，原籍丹麦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劳伦斯·格朗伦德（1848—1899年）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合作国家》（1884年）被译成许多种文字，英文版由萧伯纳编订。格朗伦德跟贝拉米不同，始终没有成为一个运动的领袖。他的伦理社会主义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的许多社会主义团体都有贡献，但并没有完全为任何一个特殊流派所接受。
　　 1890年，一个新人物丹尼尔·德·里昂参加了社会主义工党，不久就成了这个党的领袖。德·里昂生于库拉索；二十岁多一点就来到美国，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讲师。1886年，他在纽约支持亨利·乔治，然后参加了劳动骑士团和贝拉米的国家主义运动。1891年，担任社会主义工党机关报《人民报》的编辑，并在这家报纸上发挥了他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备受列宁赞扬。在社会主义工党内部，他主张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重新组织工人运动，以便同取代前劳动骑士团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对抗。1895年，他推行这一政策，说服社会主义工党把行业与劳工联盟建成工会与社会主义团体的联合组织，提出一个以产业工会主义的战斗性概念为基础的先进社会主义纲领。德·里昂强烈反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认为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阶级组织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工具。他接受马克思关于国家实质上是阶级强制工具的看法，认为政治行动仅仅是便利进行鼓动的手段，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实现有效改革的方法。他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强调政治制度的经济性质，并强调政治制度必须用一种以产业工人阶级运动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来代替。他在许多小册子里毫不妥协地阐释了左翼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同欧洲社会民主党实际奉行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对塞缪尔·冈珀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所代表的那种工会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这种工会主义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而只是设法从资本主义中取得最好的条件。德·里昂在他最著名的小册子《罗马史上的两页》（1903年）中引证了革拉古兄弟的话来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概念。在《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1901年）一书中，他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摈斥政治行动的观点，并坚持说应该永远把政治行动仅仅看作是一种革命宣传的形式。在《这次罢工意味着什么？》（1898年）中，他着重指出罢工的作用是为采取革命行动作准备，而不是改善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命运的手段。在《工会运动的迫切问题》（1904年）中，他宣传革命的产业工会运动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带到第二年建立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中去。面对着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占据的支配地位，德·里昂在九十年代中成了“工会运动二元论”政策的主要鼓吹者，这就是说革命的工会主义者应该同心协力把改良主义工会夺过来，掀起自己的战斗性工会运动。
　　 1895年以后，德·里昂派有一个时期控制了纽约中央劳工联合会，但是这个组织1898年退出了行业与劳工联盟。此后，德·里昂派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就逐渐衰退了，不过在某些部分的矿工中和大工业的移民工人中仍然有影响。1899年，社会主义工党内部的争执明朗化。相当大一部分党员在摩里斯·希尔奎特和亨利·斯洛波丁的领导下退出了党，另外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发展成为美国社会党，它的纲领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很相似。留下来的德·里昂派控制了社会主义工党，并在1900年的代表大会上把党纲中的全部当前要求取消，同时宣布了一个彻底的革命政策。在那一年的总统竞选中，他们同尤金·维克托·戴布斯（1855—1926年）对抗，得到的票数不到35000张，后者是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得到了将近100000票。此后，德·里昂派就同产业工会主义运动共命运，直到后来在政治行动问题上发生分歧，才引起了进一步的分裂，于是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分裂成为对立的两派。一派的总部设在底特律，仍然由德·里昂派领导；另一派人数较多，以芝加哥为中心，由威廉·达·海伍德（1869—1928年）领导，其根本态度是完全反对把政治行动当作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不过，这些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本卷所涉及的时期，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讨论，也就是等我们讨论二十世纪产业工会运动和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时再加以讨论。到那时，我们将看到，德·里昂派运动虽然在美国走上了下坡路，但在英国的支派却形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特别是在克莱德流域，此外，1914-1918年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共产主义的第一批领袖，有很大一部分也来自这个支派。
　　 1886年以后，即德·里昂派支持亨利·乔治竞选纽约市长以后，主持这次竞选的统一劳工党瓦解了。亨利·乔治更加有意识地反对社会主义，他的信从者有的在政治上同民主党的激进派合并，有的则在政党以外组成宣传团体以鼓吹“单一税”。事实上，“单一税论者”在美国和英国都越来越强调他们同社会主义的分歧。乔治的理论中的那些个人主义成分暴露得越来越清楚，特别是在他毫不妥协地为自由贸易辩护，反对国家管理经济事务的时候，暴露得更加清楚。美国的社会主义，如果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所得的票数来衡量，虽然又继续发展了一个时期，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大体上只有欧洲移民接受的理论，同美国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普遍不满情绪不再有任何密切的关系，也不再同那些对农民、小业主以及工资劳动者具有号召力的“人民”运动共进退。只是在少数几个州里，尤其是在德国人很多的威斯康星州，社会主义运动才设法保持了广泛的吸引力，足以使它在选举中取得具体的成就。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在1898年戴布斯领导成立美国社会民主党以后的发展史，必须留待本书的下一卷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