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十二章 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
在1910年出版的第11版《英国百科全书》上，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那一条是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执笔的。在巴枯宁死后，他便成了后来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克鲁泡特金叙述了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无政府主义及其历史发展，并且顺便谈到了暴力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系。他说一般公众有一种印象，认为暴力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要素，其实远远不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暴力行动是为了报复依靠暴力的政府对他们所采用的暴力。“一切团体使用暴力的程度是根据其公开行动受到压制的程度，以及非常法使其成为非法的程度而定的。”克鲁泡特金以上这句话当然是暗指1878年以后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所制定的非常法。这种法所针对的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所有各种被认为散布革命思想的运动。
《英国百科全书》的编者在克鲁泡特金所写的这一条下面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在这个脚注中，编者列举了一长串“无政府主义的暴行”。从1878年开始，这种暴行八十年代在西方世界各国政府和警察部门之间造成了普遍的惊恐。后来人们把暗杀当作政治武器的作法叫作“用行动宣传”，当然这种作法在1878年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亚历山大二世始则解放农奴，以改革者的身分登位，继则恢复反动和压制的作法，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采取坚决行动，铲除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团体，从此以后，暗杀在俄国就象时疫一样蔓延开来。从1866年卡拉科佐夫的暗杀企图开始，这一期间对沙皇采取了一长串的暗杀行动，同时其他首要反动官员也受到了袭击。1877年和1878年，沙俄当局再次掀起高压浪潮，这又激起了一系列恐怖行动；尽管沙皇随之恢复了比较温和的政策，这些恐怖行动还是到1881年因沙皇断送了性命才告终。
在俄国以外的地方，虽然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暴力行动过去很普遍，但是对国王和警察首脑的政治暗杀尝试并没有发生过任何重要的影响。新的发展（对西欧说来是新的发展）开始于1878年，这一年几乎同时有人企图暗杀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西班牙国王阿尔芳索十二世和意大利国王洪别尔。这些暗杀企图使俾斯麦得以诱使国会通过他要求数年之久的反社会主义者法；这也使得教皇在同年年底发布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通谕——“关于宗座的职能”。
《英国百科全书》的编辑在脚注中解释说，他之所以要在克鲁泡特金所写的那一条下面加注说明“无政府主义者的暴行”是为了“便于读者在估计能找到资料的条目下把事实叙述出来”，不过他也说“一般公众不加区别地看待无政府主义学说从那个角度上说来是混淆名词”——所谓“从那个角度上”意思是指“哲理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他们同无政府主义暴行的关系”。
1878年以后使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蒙受极坏名声的那些活动，参与其事的无政府主义者人数始终是很少的。企图暗杀沙皇或某一首要暴吏的俄国人大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民粹派，即激烈反对沙皇压迫的革命者以及相信通过农民起义来发展某种农业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是彼得·拉甫罗夫或流亡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从者，而不是涅恰也夫或巴枯宁的信从者。在西方，除了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外，即使刺客是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成员，也完全是以个人身分采取行动的，或者最多也只是几个人结成一伙。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有人数较多的团体卷入暗杀行动，那也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悠久传统，而不是由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一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般所了解的意义是“用行动宣传”，把暗杀当作主要手段；就这一意义来说，无政府主义决不是很多人的信念。但是不搞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又不愿意完全同搞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脱离关系。一个原因是，他们跟许多并非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抱有同感，认为在俄国搞暗杀对广大俄国人民和任何反对沙皇警察制度的人所遭受的迫害来说，是一种完全义正词严的报复；而那些为某一国家的暗杀行为辩护的人就很难完全反对另一国家的暗杀行为。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从不搞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愿意在理论上为暗杀辩护，认为这是一种反抗整个专制主义制度的手段，也就是被压迫者唯一可以用来对抗国家暴力的手段。事实上，这正是克鲁泡特金自己的态度，尽管在实践中他极力反对在西方国家采取“用行动宣传”的政策，因为这很可能加重而不是缓和当局的压制。
1878年以后，“无政府主义的犯罪浪潮”继续高涨。那一年在俄国，维拉·查苏利奇（1851—1919）枪杀了反动的沙皇警察总监特列波夫，由于被杀者不得人心，她被无罪开释了，后来她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出名。两次企图暗杀德皇威廉一世的那些人都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派有些关系。第一次进行暗杀的埃米尔·海因里希·马克斯·霍德尔是萨克逊的一个薄铁匠，后来成了左翼杂志的报贩。三星期以后步霍德尔后尘，进行暗杀的卡尔·爱德华·诺比林是波森地方上层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两个人看来都是完全独立行动的，没有任何组织背景。几个月以后想暗杀阿尔芳索十二世的胡安·奥利维·蒙卡西是一个流动箍桶匠，他好象也是单独行动的。至于第二年进行类似暗杀活动的奥特罗·伊·冈萨雷兹是否有任何政治背景，还不能肯定，至少没有追查出来。企图谋杀意大利国王洪别尔的吉奥凡尼·巴萨门特是一个公开参加国际的职业厨师，但是没有发现国际的意大利支部同这一事件有关系。
另一方面，俄国的恐怖主义运动则有严密的组织。这个队伍虽然有无政府主义者，但大部分都不是明确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运动是从民粹派的革命传统中产生出来的，同样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巴枯宁的影响。其直接来源可以说是1862年建立的“土地与自由党”。这个团体发表了一个宣言，维护进行革命的权利，要求成立制宪议会为建立自由的俄国社会制定一部新宪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解放农奴以后出现的失望情绪越来越强烈；波兰暴动以后，俄国又恢复了高压统治，这时类似上述宣言的文件屡见不鲜。六十年代，发生了零星的农民起义，通常称为“崩塔尔运动”（“bunt”意思就是起义或暴动）。这些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一时革命运动几乎被摧毁殆尽，不过涅恰也夫和其他鼓动者还在继续小规模地进行宣传，特别是在学生中间。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民间去”的运动出现了，这是一个广泛的基本上自发的运动，目的在于跟人民生活在一起，既教育他们，又向他们学习，以便为革命性的变革铺平道路，姑且不考虑这种变革是否需要通过暴力。这个走向人民的运动在1872年和1873年达到了高潮，但遭到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禁和西伯利亚流放，几年之内就被摧毁了。这个运动的命运迫使许多以前不愿意采用恐怖方法的人也接受了革命的恐怖主义概念。最初，这种影响表现为单枪匹马地暗杀恶名特别昭著的沙皇官员的行动，其高潮是1878年维拉·查苏利奇刺杀特列波夫被无罪开释的事件。此后，凡属于同这类事件有牵连的罪犯都得不到陪审团的审讯。
在此以前，“土地与自由党”已经恢复起来。最初它并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团体，虽然它并不排斥采取暗杀行为以报复当局处决“鼓动者”的做法。但是到了第二年，这个党就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团体。一派名为土地重分社，主要致力于向农民宣传彻底重新分配土地而不向地主偿付价款的主张。这一派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绝对谴责恐怖主义活动，但是本身并不干这种事，格·瓦·普列汉诺夫是这一派的成员。另外一派规模要小得多，组织纪律也严格得多，名为民意党（或人民自由党）。这一派反对当局残酷镇压一切宣传活动的做法，以恐怖运动进行报复，最高目标是刺杀被党员目为反动首脑的亚力山大二世。
在这个新运动中，安德列·伊凡诺维奇·热里雅鲍夫（1850—1881年）很快就成了杰出的领袖。他的主要付手是索菲·彼洛夫斯卡娅，她是一个参加运动的贵族，最初属于土地重分社。热里雅鲍夫本人是农奴的儿子，但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学生时代就由于参加温和的革命活动而出过事。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主张在一切其他方法失败以后通过革命建立制宪议会的人。当局的迫害使他走向极左翼；他从亚力山大·米哈伊洛夫（1857—1883年）——这个组织的主要鼓舞者手里接过了领导权。在运动声势很大的基辅，杰出的人物是凡勒里安·奥辛斯基（1853—1879年），他在民意党的活动达到最高峰以前就被捕而且被处决了。米哈伊洛夫也在1880年被捕入狱，三年以后死于狱中，没有参加民意党短暂而轰动一时的活动的最后阶段。
民意党由热里雅鲍夫所指挥的一个执行委员会领导，这个名震一时的“执行委员会”曾宣布坚决要刺杀沙皇，以报复他一度表示采纳自由原则而后来又予以背弃的做法；从此这个委员会的各项宣言就传遍了整个欧洲。1878年以后，委员会不断组织暗杀亚历山大的行动，另外一些活动本不是委员会策划的，也归到它身上来了。1879年，教师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1876—1879年）因暗杀沙皇而被处决；第二年，细木工斯切潘·哈尔士林（1857—1882年）设法爆炸了冬宫的餐厅，沙皇完全出于偶然才得以身免。这两人都不是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事实上，哈尔士林好象是单独行动的，是为了报复破坏他在1878年组成的北方工人协会而采取行动的。他没有被发觉，但是1882年在敖德萨参加刺杀斯特烈耳尼科夫以后，就被逮捕处决了。
在恐怖组织中，唯有民意党公开表示要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并一再设法实现其决心，因而为人们所注意。在1881年最后获得成功以前，至少有四次暗杀是由该党直接组织的。其中有一次是由列奥·哈特曼（1850—1913年）和索菲·彼洛夫斯卡娅等人爆炸沙皇从南俄返回圣彼得堡时所乘坐的火车，结果炸毁了皇家专用列车中的一节行李车。哈特曼是德国血统的俄国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逃到了国外，在法国定居下来。俄国政府要求引渡，但是法国政府——佛雷西内的政府——拒绝把他交出来，不过后来还是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是欧洲著名的案件。哈特曼后来到了伦敦，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民意党——或者说是民意党的残余力量——驻国外的代表。他始终没有再回俄国去。
热里雅鲍夫集团所组织的哈特曼事件是在哈尔土林的暗杀事件以前进行的。同一年（1879年），还有其他暗杀不得人心的沙皇总督和官员的事件，接着就接二连三地进行逮捕、监禁和西伯利亚流放，同时还处决了一些人。1881年初，出现了一段间歇时间，因为民意党担心被捕者受审时会受到不利影响而把行动推迟了，接着便是断送亚历山大性命的最后一次暗杀行动。事实上，当时采取了两次行动，一次是在估计沙皇要经过的一条道路的路面下埋设炸弹炸掉他所乘的马车，但由于沙皇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行车路线而没有成功；另一次是由一个单身革命者在沙皇经过的时候向他投掷手榴弹，结果成功了。热里雅鲍夫亲自组织了后一次暗杀，但是他在预定进行暗案的头一天被捕了。索菲·彼洛夫斯卡娅接替他领导这个组织；当时接连迅速地扔出两枚炸弹，头一枚没有命中，扔的人是尼古拉·莱萨科夫（1862—1881年），他是热里雅鲍夫亲自物色的一名青年工人；第二枚炸弹把扔的人和沙皇一起炸死了，这个人也是工人，名叫伊格纳季·格利涅维茨基（1856—1881年），在民意党的工人支部中很活跃。
莱萨科夫当场被捕，他同暗杀集团的另一个名叫提摩西·米哈伊洛夫的青年冶金工人由于想保命，招出了同谋，于是警察当局就把当时仍然逍遥法外的活跃的民意党领袖几乎全部捕尽。事前已经入狱的热里雅鲍夫坚持承担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并且坚持要同直接参与暗杀的人一道受审；他、索菲·彼洛夫斯卡娅、莱萨科夫、提摩西·米哈伊洛夫以及准备炸药的尼古拉·基巴尔契奇经过没有陪审团参加的即席审判以后被公开处以绞刑。附带说一句，这个基巴尔契奇留下了一种喷气飞机的图样，这些图样经布尔什维克从警察局的档案中发现以后，使得他在今天的苏联被誉为喷气发动机的真正先驱者。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技术人员，表面上从事无可指责的事业，暗地里则为恐怖分子工作。
民意党幸存的执行委员发表了一份兴高采烈的宣言，主题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遇刺。但是由于莱萨科夫等人的供认，它的领袖相继被捕，这个组织实际上几乎瓦解了。它的工人支部和武装部队中的支部几乎完全遭到破坏；后者是在海军军官尼古拉·苏哈诺夫（1853—1882年）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支部。维拉·费格纳（1852—194？年）为复兴这个组织作了一番努力，但由于她在1884年被捕而结束。她同其他未被处决的大多数人一样，被判处无期徒刑。许多人都死在狱中，只有少数几个民意党领袖活了下来，在1905年的革命中被释放出狱，费格纳就是其中的一个[1]。
1881年，也就是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的那一年，美国总统加菲尔德也被暗杀了，但是凶手同任何无政府主义或恐怖主义运动都没有任何联系，尽管曾一再企图建立某种联系。亚历山大被刺以后，民意党宣布暗杀是它搞的，并且扬言，如果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改正做法，还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亚历山大三世远远没有照办。在亚历山大二世生前，他的首相洛里斯-梅里科夫伯爵曾尽最大努力说服他采取温和的行政措施并改革宪法。亚历山大三世比他的父亲反动得多，掀起一个新的镇压浪潮。在伦敦，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在自己的杂志《自由》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这一行动辩护，因而坐了16个月的牢。他刑满后移居美国，在那里又重新办起《自由》杂志，在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莫斯特于1880年在伦敦创办《自由》以前，曾有过一段多事的经历。他出生在德国，曾先后在瑞士和奥地利当装订工人。1869年他以叛国罪在奥地利被判处徒刑，但遇大赦而被递解出境。回到德国后，他因赞扬巴黎公社又被判处徒刑。他曾先后在萨克森的克姆尼兹以及柏林担任《自由新闻报》的编辑，在克姆尼兹时，他曾经支持一次冶金工人的罢工。1874年，他当选为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但是他成了无政府主义者，1878年失去议席。
莫斯特关于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文章是1881年发表的。同年，伦敦举行了一次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此后，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大会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新国际以代替已经解散的国际工人协会，并且相信这个半虚幻的组织是暗中搞出各种“用行动宣传”的花样的幕后指使力量。伦敦代表大会有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奥地利和美国的代表参加，事实上会上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以致不可能成立任何有效的中央指导机构，即使撇开不谈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同大多数与会者的自治观点完全不相容。
事实上，1879年在瑞士拉绍德封举行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确在原则上同意了“用行动宣传”的作法；但是那些赞成这种作法的人——包括克鲁泡特金在内——之所以赞成，大部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采取这种行动以回答极端的镇压是合情合理的，再不就是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出发予以赞成的，而不是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出供大家普遍采纳的政策。
1882年，当法国政府开始大肆逮捕无政府主义领袖的时候，这个问题又具有了新的面貌。但是，为了了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必须首先说明一下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在巴黎公社崩溃以后的一般情况。有一个时候，这个运动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一切被怀疑抱有战斗性意图的工人组织都遭到了破坏：1872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参加任何一种国际性团体都是应受惩处的犯法行为。行业工人联合组织——地方工团联合会——之所以能够朝不保夕地苟延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们否认自己有任何战斗性的意图，并且宣布支持和解，支持同保护协会采取联合行动。1872年，地方工团联合会在巴黎以“工会联合会”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组织，但是这个组织立刻被警察当局勒令解散了。法国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劳工状况，这个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875年，它从许多资方团体收集证据，但是没有从工人团体收集材料。1873年，依靠私人捐款派了一个工人代表团参加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但政府拒绝给予协助。直到1876年，人们才采取步骤重建全国性的运动。这一年，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大会是温和派组织的，他们小心翼翼地使大会按照自由派可以接受的路线进行。事实上，大会的基调是互助主义和合作主义的，它宣布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采取雇主和工人合作的政策。大会通过的一项进步决议号召推举工人竞选全国议会和市议会议员。大会的领袖、前国际会员沙尔·埃德梅·沙贝（1818—?）和让·约瑟夫·巴布雷特（1838—1920年）都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温和的改革派。巴布雷特后来成了文官机构中的劳工问题专家。
这次代表大会在社会主义者中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爱德华·瓦扬和布朗基派作为一个集团猛烈攻击这次大会企图出卖工人。但是茹尔·盖得（1845—1922年）却为大会辩护，认为它是恢复工会的一次适中的开端。盖得不久以后就成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直到这时为止他同国际的无政府主义派保持联系。盖得过去曾由于在蒙彼利埃市自己主编的一个杂志上支持巴黎公社而被放逐；大约就在这次大会前后，他在法国恢复了宣传工作，他新创办的杂志《平等》成了重振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声。
1877年，法国的“反专制主义者”在瑞士的拉绍德封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秘密代表大会，会议重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支部，这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支部。这次活动的主要鼓舞人是保罗-布鲁斯（1854—1912年），他后来成了法国可能派社会党的领袖；他还创办了一个杂志《先锋》作为运动的机关报。路易-让·潘迪担任新支部的通信书记，任务是同法国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潘迪原先在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和巴黎公社中都很活跃，公社失败后逃到瑞士。1878年，第二届劳工代表大会在里昂举行，当时有少数社会主义代表参加，但是大多数代表仍然是互助主义的温和派，会上提出的一项赞成集体主义的动议遭到了惨败。这一年，国际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当时决定在巴黎召开一次国际劳工代表大会，旨在同各国的工人代表团建立联系。但是政府不准举行这次会议，法国筹备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接受了这一禁令。盖得和已经团结在《平等》杂志周围的集团却拒不接受。这个集团决定不顾禁令仍然举行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就被警察破坏了，盖得和其他领袖被捕入狱。他们在监狱里设法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重振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号召立刻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第二年，身系囹圄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当选为波尔多的议员。政府宣布这次选举无效，但是下令把他释放，并准许他再次竞选；他由于拒绝同前次投他的票的激进派妥协而失去了议席。尽管如此，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在麦克马洪元帅破坏共和国的企图失败后，共和形式的政府看来终于稳定了下来。这时当局有意缓和对工人的迫害，要求已久的赦免巴黎公社参与者的大赦令终于在1879年通过了。第二年，被捕的公社成员（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从新喀里多尼亚回来了，公社的流亡者也纷纷从瑞士、英国和其他避难的国家归来，其中有许多人恢复了昔日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活动。
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全国劳工大会已经显示态度有了巨大改变，参加大会的不仅有许多工会代表，而且有形形色色新组成的团体派来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论调主要是集体主义的，它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赞成建立一个工人党。茹尔·盖得控制了大会的议程。大会成立了一个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在1882年发展成为工人党，这是现代法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这时，盖得的见解已经大大改变。在创办《平等》杂志的时候，他曾经争取威廉·李卜克内西和西萨尔·德·巴普的合作。到了1880年，他已经完全信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年，他在伦敦访问了马克思，并且同他商量了新党的处境和纲领，一年以后，英国的海德门也采取了同样作法。在法国，盖得同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密切合作。1880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和通过的新党党章和纲领草案在理论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的，而组织则主要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蓝本。但是盖得并没有能赢得产生他这个党的整个运动的支持。在1880年的哈佛尔劳工代表大会上，互助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脱离了他的党。互助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对立的法国工团联合会，这个组织不久就瓦解了；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
甚至在盖得的工人党内部不久也产生了严重的争执。盖得的政策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为依据，要求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纪律严明的政党，完全不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系，并想把工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法国，这种政策同那种赞成工会独立于政党控制之外的强烈情绪背道而驰；同时，这也违反许多社会主义者企图联合左翼资产阶级激进派以反对保守派的优势力量的愿望。特别是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激进派的支持，就很少希望在全国议会或市议会的竞选中获胜，他们希望执行一种承认有必要在选举中建立左翼共和统一阵线的政策。1881年，前巴黎公社流亡者保尔·布鲁斯提出他所谓的可能主义——即提倡社会立法和进步的市政政策，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实际进展。在盖得的工人党内部，鼓吹工会自治的人同布鲁斯派联合了起来，于是1882年出现了分裂。“可能派”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同盟跟盖得派的工人党分庭抗礼。
在这些年里，工会运动迅速发展，联合组织纷纷成立，有的是同一行业的地方工团联合会，有的是不同行业的工团地方联合会。从法律上说，工会的地位仍然没有保障，但是在实践中却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宽容，不再有严重的障碍。1884年，结社权利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虽然还要经过巨大的斗争这种权利才推广到公务雇员身上。就在这以前，爆发了罢工，特别是采矿业和冶金业中的罢工，这两种工业中的工人组织的战斗性最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据说也很大。
这些骚乱的主要中心是里昂周围的地区，这个地区又恢复了旧日的战斗性。1881年，一个名叫《左翼社会党人》的刊物在里昂创刊，它成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喉舌。第二年，极为反动的资方在蒙索莱明挑起了一次大罢工，有人采取了一些暴力行动。政府认为这些行动是里昂的无政府主义者造成的，于是决定对日益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采取强硬措施。许多无政府主义记者和宣传者被捕，其中有克鲁泡特金，他不久前才从瑞士越境来到法国，同创办《左翼社会党人》的集团进行合作。被捕的其他人中还有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戈蒂耶、图桑·波达、约瑟夫·贝尔纳。他们都以破坏1872年法律的罪名被控，理由是他们参加了据说在1881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国际，而且尽管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存在，他们竟都被判了罪。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安东·西弗从里昂逃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并交给了法国人。他被控的罪名是1882年在里昂进行了一次炸弹凶杀案，并被判处死刑，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同这一事件有关。后来，格雷维总统赦免了他。在西弗被捕以后不久，巴黎失业工人在埃米尔·波盖和前巴黎公社社员路易丝·米歇尔（两人都是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冲进了几家面包店，路易丝·米歇尔把从面包店里拿出的面包分发给失业工人。她和波盖由于这次事件而被捕入狱，许多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在巴黎和其他大工业城市被判处徒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监狱里一直关到1886年才由格雷维总统予以释放。那一年，无政府主义者又发动了许多骚乱，“用行动宣传”的运动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又有了新的生命。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遭到镇压却不仅创办了许多鼓吹战斗性政策的刊物，而且写出了相当多的理论性著作。在这十年中，法国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著述家有埃米尔·戈蒂耶，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于1880年问世，接着又创办了名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他的许多著作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戈蒂耶是一位律师和著名的著述家，他的演说对于鼓舞工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起了很大作用。影响更大的是让·格拉夫，他的著作《革命以后的社会》于1882年出版。他原来是一个鞋匠，后来当了排字工人，接着又当了新闻记者。他曾经跟从克鲁泡特金在日内瓦的《反抗者报》工作。他赞成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而不赞成单纯的无政府主义的程度远甚于戈蒂耶。沙尔·马拉托是系统叙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他所著的《无政府主义哲学》于1889年问世。此外，还必须提到路易丝·米歇尔，她在1886年发表了《回忆录》，在1888年又出版了主要著作《新世界》。后来成为法国工团主义主要理论家的埃米尔·波盖虽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很活跃，但是直到九十年代才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这时他的刊物《贝纳老爷报》有了相当大的发行量。
在八十年代，工团主义还没有作为一个明确的理论出现，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在反对议会行动的人之中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工会在1884年承认其合法地位的法令颁布以后迅速壮大。1886年在里昂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工团联盟，这个组织立刻就成了对立派别逐鹿的场所。在1887年举行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工团联盟宣布赞成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并且开始讨论总罢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后一阶段的工团主义理论中占很重要的地位。1888年的代表大会在原则上同意以总罢工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此后几年也都接受了这个决定。1888年的代表大会还针对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想把工团置于政治控制下的尝试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工团联盟应该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但是尽管作出了这一决定，全国工团联盟在此后几年内仍然越来越受盖得派的影响，仅仅成了工人党的一个附属物。这促使一个对立的运动得到了发展，这个运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形成，要求建立地方联合组织，即一般所谓的职业介绍所，目的是要把它当作工会控制下的劳动介绍所和广泛进行宣传、组织和教育活动的工会理事会。1888年成立的巴黎职业介绍所起了率先作用；1892年成立了介绍所联合会同工团联盟分庭抗礼。不久以后，这个组织就成了所有主张完全独立于争执不休的社会主义派别之外而奉行革命性工业政策的工会主义者的中心。一度追随盖得的斐南·佩洛蒂埃（1867-1901年）不久就成了这个新运动的领导人物；以波盖和保尔·德勒萨尔（1870-1948年）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同佩洛蒂埃联合起来创立了法国工团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些发展都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探讨，但是它们大部分都超出了本卷所涉及的时期，这里之所以必须提出来，是因为它们是盖得派，可能派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争夺八十年代不断壮大的工会运动的领导权的直接结果。
在法国以外，无政府主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始终循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卡塔罗尼亚，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开始发展成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它第一次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是在1882年举行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在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分裂日益加深。我们已经谈过，伦巴迪总支部在七十年代是怎样同巴枯宁派决裂而根据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建立新的国际支部的；我们也谈过，原先在无政府主义方面十分活跃的安德里亚·科斯塔又是怎样在1879年倒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成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始者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意大利南部或西西里都没有得到立足点，在意大利中部基础也很薄弱。在这些地区，无政府主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埃里科·马拉特斯塔赢得了一大批信从者。既然基本队伍分裂成为对立的宗派，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运动自然无法取得多大进展。1882年，主要是北部的一些社会主义团体联合起来进行竞选；三年以后这些团体合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党，但是进展很缓慢，直到1892年才根据西欧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进行改组。
在德国，无政府主义始终没有取得稳固的基础，但是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所起的一个作用是，在社会主义运动被赶入地下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倒暂时得到了一批信从者。但是在约翰·莫斯特和威廉·哈塞尔曼离开德国以后，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就群龙无首，德国人对无政府主义理论也没有作出重大贡献。更有甚者1883年由于一小批印刷工人企图利用德国统一的盛大爱国庆典炸死德皇，无政府主义从此声名狼藉。阴谋分子的领袖是一个名叫莱茵斯道夫的排字工人，他们在皇室要经过的路面下埋设了炸药，但是炸药始终没有爆炸，这可能是因为阴谋分子在最后一刻由于害怕而逃走了。莱茵斯道夫和其他两人被处决；俾斯麦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了镇压的法律，同时还采取特别措施禁止持有烈性炸药和其他炸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奥地利也发现了类似的爆炸阴谋，结果是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采取了特别措施，许多外国人被驱逐出奥地利领土。主要的社会主义报纸《未来报》被封闭，主要的社会主义者被驱逐出维也纳。一个名叫斯泰尔马赫的无政府主义者因谋杀罪而被处决，其他许多人则被判处不同的徒刑。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生无政府主义恐怖的国家还有一个是美国。七十年代，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许多社会主义者曾去美国避难，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实行以后，又有更多的人特别从德国逃往美国。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自有其本土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约西亚·华伦（1799—1874年）。华伦原是欧文派，参加过新和谐移民村的实验，这种实验使他相信，甚至连欧文式的公社也摆脱不了那种破坏个人权利的强制力。他反对共有制，于是创造了一种以劳动时间为依据的成本价格交换论，这显然渊源于欧文的理论，但也预示了蒲鲁东的一些以平等契约作为良好社会基础的思想。华伦最初开了一家商店，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发行一种劳动券，很象欧文在他的劳动交换所里发行的那种劳动券。1846年，他在所著《真正的文明》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不久以后，他以纯粹的个人主义企业为基础，在俄亥俄州建立了一个公社。极端个人主义派的另一个先驱人物是莱森德·斯波纳（1808一1887年）。华伦的主要信从者斯蒂芬·佩尔·安德鲁斯（1812-1886年）在所著《个人主权的政府宪章》一书（1851年）中进一步发挥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概念。华伦和安德鲁斯的主要继承者是本杰明·R·塔克尔（1845—？），他在1878年创办了《激进评论》，在1881年创办了更有名的《自由》杂志。他的主要著作《代替一本书》于1893年出版，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上述美国本土的无政府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欧洲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没有共同之处，同爆炸暗杀者的“无政府主义”也没有共同之处。当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到达美国的时候，他们同像安德鲁斯和塔克尔这样的本土无政府主义者立刻发生了冲突。蒲鲁东派——他们的美国代表人是波士顿的W·A·格林——在美国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两派之间起了某种桥梁作用，但蒲鲁东派人数并不多。1878年在奥尔巴尼和1879年在阿勒格尼城先后举行了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革命派在芝加哥的迈克尔-施瓦布（一个德国移民）的领导下分裂了出去。1883年，在匹兹堡又举行了一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拟订了一个纲领，把废除阶级统治的革命要求同合作化生产和非营利性平等交换制的主张结合了起来——这是华伦和蒲鲁东的思想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混合体。这个纲领，连同一份要求工人组织起来促其实现的呼吁书，是在芝加哥操德语，捷克语、法语和英语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赞助下发表的。当时，芝加哥是一个骚乱迭起的中心，骚乱的来源是要求8小时工作日的工人运动以及麦克考米克收割机工厂在工人的组织权利上所发生的争执。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多次冲突，警察在破坏罢工时横施暴力。1886年，无政府主义领袖之一奥古斯特·斯皮斯在海马克特召开了一次大会，抗议警察的行为。尽管这次大会是和平性质的，而且得到市长的批准，但仍然遭到了警察的破坏。在警察袭击后发生的冲突中，有人扔了一枚炸弹，死伤者中有一些是警察。接着便对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大规模逮捕：艾伯特·帕森斯、乔治·恩格尔、奥古斯特·斯皮斯和阿道夫·费希尔等4人被处决，被判处长期徒刑的人远不止此数，其中包括迈克尔·施瓦布。在审讯中，始终没有证明任何被捕的人同扔炸弹事件有关或同意这样干；他们公开的革命信仰成了他们的罪证。这种不公道的判决不断引起强烈的抗议。在审讯以后6年，也就是1893年，阿尔特杰尔德州长无条件赦免了还活着的服刑者。
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事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地的社会主义者纷纷指责主持审讯的加里法官的行为，并且要求释放还活着的服刑者。但是在美国，尽管阿尔特杰尔德采取了上述措施，这一事件的后果仍然是破坏了以前对宣传革命思想所采取的宽容态度，也破坏了欧洲难民中的许多比较极端的团体。此外，在芝加哥事件继西欧无政府主义暴行发生以后，各地的主要社会主义组织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断绝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联系，同时这一事件也促使把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从日益强大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断然排斥出去。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除了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用行动宣传”的做法似乎在走下坡路。在这些国家，每年仍然零星地发生这类事件。1887年，亚历山大三世曾分别遭到三次暗算，在马德里，议会和财政部都发生过炸弹爆炸事件。九十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公开持无政府主义见解人犯了许多罪行。当局和一大部分公众开始相信，这必然是某个用来历不明的大量经费秘密组成的无政府主义中央组织干的事。事实上，没有丝毫证据支持这一见解，在许多次无政府主义者的审讯中得到的一切证据也否定这一点。
情况说明，在九十年代干这些暴行的人，如弗朗斯瓦·奥古斯特·拉伐科尔、奥古斯特·瓦扬、埃米尔·昂利、桑托·杰罗尼摩·卡塞里奥等，都是完全独立行动的，或者只有很少的同党。有人力图把让·格拉夫、塞巴斯蒂安·福尔和埃米尔·波盖这样的无政府主义领袖牵连在罪案里面，结果只是表明他们完全与罪行无关。刺客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型——除非是说与当前世界格格不入也可以构成一种类型。他们之中各种人都有，从道地的罪犯如拉伐科尔到狂热的光棍如奥古斯特·瓦扬；前者过去犯下的几次谋杀罪行都完全没有政治动机，而后者——顺便一提——则同布朗基派领袖爱德华·瓦扬毫无关系。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智力非常低，比如1894年在里昂暗杀萨迪·卡尔诺总统的意大利青年工人桑托·杰罗尼摩·卡塞里奥就是这样。其中有一些人当然肯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成员，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小团体林立，而且彼此之间很少联系。对九十年代使法国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许多扔炸弹者和其他暗杀者进行研究，所发现的主要事实是：促使他们大多数人搞暗杀的动机是复仇，而且与其说是为个人所受的苦难复仇，倒不如说是为受政府迫害的人以及被判刑的暗杀者复仇。不容置疑，历届法国政府采取极端报复性的手段以镇压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把许多人牵连到少数人干的罪行中去的做法非但远没有摧毁这个运动，反而有助于使它继续存在下去。
如果象这几届政府及其警察顾问所设想的那样，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中央机构在指挥个人采取行动，那么株连无辜的大规模镇压就会产生效果了。正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中央机构，因而每一次处决，每一次逮捕和监禁更多的嫌疑犯（所举行的审讯常常是可笑的）只不过更加激起少数狂热的个人进行报复罢了。此外，像杜鲁布伊和卡西米尔·佩里埃这样的反动政客又满心乐意地把无政府主义同一切形式的工人阶级战斗性混为一谈，甚至帮助最反动的雇主以法治的名义来迫害罢工工人，这就使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连那些犯了毫无意义的罪行的人——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如果当局的行为不那么歇斯底里，他们肯定是得不到同情的。这种歇斯底里不仅法国有，而且接二连三地在别的国家出现，耸人听闻的报纸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1898年，终于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各国政府的国际会议，旨在采取一致行动以对付无政府主义危险，尤其是镇压无政府主义团体和报纸，并制订非常法不仅对“用行动宣传”的人，而且对任何公开持无政府主义见解的人进行即席惩办。如果说这次会议没有做出什么事情来，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严厉的非常法，第二，“无政府主义犯罪浪潮”在1900年前后已经明显消退。
为什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会突然出现这种犯罪的无政府主义呢？有人说，一个原因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68年发明了炸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于炸药简易使用法的传播，而且工业中也广泛使用炸药，因而弄到炸药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有许多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使用炸药，当然有些人是使用的。用刀用枪的同扔炸弹的一样多。有些反动派说，法国的骚乱是由于大赦巴黎公社社员以及1880年以来扩大政治结社的自由而造成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在1878年开始的，那时巴黎公社社员还没有回来，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前巴黎公社社员在运动中起过作用。路易丝·米歇尔算是最近似这种情况的人，但是她并不是暗杀者。她最接近于犯罪的行为是抢劫一家面包店分给失业的人吃。
上述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更大的可能是西方的“用行动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偶然伴随着规模远为宏大的社会运动而出现的，两者之间只有心理上的联系。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的整个西欧，社会意识广泛地受到了鼓舞，现代社会主义和民主运动正在形成。大多数受到这种鼓舞的人都认为，问题要靠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工会和社会改革团体的活动来解决，从最革命的到最温和的组织一起包括在内。但是，有少数人不以这些团体为满足，为不平之感和当局的压迫所驱使，铤而走险，纯然以反抗社会为己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种人往往公开持无政府主义见解，尽管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同克鲁泡特金、莱克留之类的人的无政府主义很少共同之处。如果在二十世纪，他们是会成为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分子的；其中有一些人的情况就与此近似，因为他们在干了一阵无政府主义活动以后，竟又加入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特警队。总的说来，这样的人很少，但是他们能够引起轰动，同时由于他们的人数又少又分散，除了当场捕获以外就很难抓到，因而能搞出不少暴行来。他们的活动在新的世纪中开始消失，这倒不是由于警察查抄他们的技术改进了（虽然也有可能），而是由于政府的迫害缓和了，给他们的借口减少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得到的同情减少了。因为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日益壮大，组织日益完善，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得到普遍的承认，动手反对整个社会秩序并且愿意把社会秩序的所有敌人一概当成朋友的工人就日益减少了。这可能不是无政府主义暴行衰减的全面解释，但是肯定比迄今所提出的任何说法更接近于事实。特别是在法国，随着工团主义的形成，并且把反国家的思潮引向比较建设性的途径，无政府的暴行就消失了。工团主义似乎把“用行动宣传”的动机庄严化了，并且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许多概念的时候，抛弃了那些完全脱离实际的因素。这些因素始终只是使极少数的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暴行，但是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很难不挺身而出为他们进行辩护，以反对当局同时迫害两种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
有些人可能认为，本书讨论各种无政府主义的篇幅过多了，因为它们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几乎没有关系。但是这些政治罪行的出现对于一般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确都是相当重要的，尽管在公众的心目中，这些罪行是由无政府主义者负主要责任的。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包括一些罪犯——除了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外，还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集体主义者。尽管马克思对巴枯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始终在强调他们同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都截然不同，无政府主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普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说法对英国来说，远不如对西方大陆那样切合实际。在英国，搞凶杀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大规模存在过。只有爱尔兰人把炸弹当作政治武器，但他们肯定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英国发生的唯一无政府主义者炸弹案是1892年的沃尔索尔无政府主义者事件，当时炸弹原是打算运往外国去使用的。1894年格林威治公园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是无意之中造成的；携带炸弹并被炸死的那个人是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同英国没有政治关系。这枚炸弹大概也是打算运往外国的。英国有许多来自大陆的无政府主义者难民，常常有人说，伦敦是指挥暴行的秘密国际的真正中心，在大多数国家通过了反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法，并驱逐无政府主义者难民以后尤其是这样。但是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种看法。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在英国是一种理论上的流派，而不是一种战斗行动的形式。这些情况使得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不象其他地方那样激烈。我们将要谈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两种运动并没有鲜明的区别。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社会民主联盟，甚至参加费边社，而且以更大的规模参加威廉·摩里斯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联盟；最后，他们把摩里斯从联盟中赶了出去，然而他们的胜利只是破坏了联盟本身。这一事件最好留待我们讨论八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时再去讨论。
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从总的方面谈谈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发展；同时也要谈谈在第一国际解体，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一方和以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反中央集权和反国家派人物所代表的各种反专制主义倾向为另一方发生严重分裂以后，究竟有哪些运动体现无政府主义理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出发点是：从根本上反对以强制权威为基础上的一切形式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意味着一个没有强制因素的自由社会。这种反对任何强制权威存在的态度是可以同各种完全不同的正面看法相容并存的。泛泛说来，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主张尽可能不要社会组织，不要国家；另一类是集体主义者，或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反对国家这个强制机构，同时又深信非强制性的协作制和合作制的优点。并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可以干净利落地归入这两大类。葛德文和蒲鲁东就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本书第一卷曾讨论过这两个人的见解。但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大多数思想家不论其是否具有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号，都可以大致不差地归入这两大类中的一类。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莱克留、让·格拉夫和埃米尔·波盖属于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或集体主义一方，而德国人马克斯·施蒂纳以及本杰明·塔克尔和大多数美国本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属于运动中的个人主义一方。
本书不打算讨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除非它同另一种无政府主义发生冲突。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显然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另一方面，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称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则肯定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产生的；我们出于必需已经谈过它同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在第一国际中的斗争。本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想追溯一下在第一国际最后瓦解以后，上述第二类无政府主义的发展情况，特别是谈谈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在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手里的发展情况。不过，在本卷里我们不从理论方面去讨论二十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工团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在拉丁系国家工人阶级运动中的重新出现。
正如我们在讨论巴枯宁的学说时所看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把进行协作和采取集体行动的形式截然分为“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两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说，社会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的；他们最着重强调的是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倾向于友好地在一起工作以达到共同的目的。克鲁泡特金有一本最著名的著作，其书名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信念。这本书叫做《互助论》，书中指出这种互助不仅是野蛮人、蒙昧人以及文明人的特性，而且也是许多动物的特性。克鲁泡特金说，这些互助属于动物王国，也属于作为动物王国成员的人，它不是文明的产物，而是群居动物的基本生活特性。在这本书里，克鲁泡特金特别攻击了为人们广泛承认的“达尔文主义”概念：自然的领域纯粹是个体生存的竞争场所，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当然，他并不否认存在这种斗争，但是他坚持，这只是自然的一个方面，到处都能看到与之相对立的“互助”原则在发生作用。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论证说，进行合作的“自然”倾向在面对面的小集体中作用最强，也最直接，在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氏族中尤其是这样。但是随着社会生活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这种倾向在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集体的成员中，在集体内部，在集体与集体之间都发生作用。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把集体内部和集体之间互相矛盾的对抗趋向首先归因于私有财产的发展（就象卢梭以前在所著《论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所作的那样），同时也归因于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划分的出现。因此，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就象马克思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这个问题上，而在于掌握所有权的“集体”的性质上。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集体”是一个大规模的实体，至少象国家那样大，而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集体”则是指当地的人民，即以合作方式运用生产资料以满足成员需要的小邻里集体。巴枯宁及其信从者在使用“集体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生产合作者和消费合作者面对面的地方集体，同这个词后来的用法没有共同之处；后来这个词的意思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即以民主化国家为代表的大集体的所有制。按照无政府主义的说法，“国家”实质上是一个强制性的机构（马克思也认为是这样），不能代表生来具有“互助”倾向的人民。这是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权威，而不是人民进行合作的意志的自然表现。
因此，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合作基础上的社会。这样，社会才会鼓舞而不会压制人要求“互助”的自然倾向。他们相信，如果能以一种消除经济对立的方式把面对面的集体组织起来，那就不难把同样的行动原则扩大到更广大的范围，而无需借助任何种类的强制性权威。他们希望用自由联合的方法代替从上而下地组成的国家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这种自由联合，地方性的或者职能性的小单位就会为采取共同行动而团结起来。因此，同一个地方社区中的各种生产集体就会联合起来组成地方公社；而地方公社也会为了具体的共同目的（比如经营公共服务事业等）而在或大或小的地区内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看到德·巴普和其他人是怎样力图在提交历次第一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拟定按照这个原则经营公共服务事业的计划的。事实上，德·巴普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执中，他非常接近巴枯宁派的观点，而不大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发生分裂的时候，他和他的比利时信从者继续在反马克思的国际中同无政府主义合作。不过比利时人不象瑞士汝拉区人或者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比利时人始终不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七十年代后期在汝拉总支部和日内瓦追随巴枯宁的俄国流亡者和其他流亡人士中充分酝酿成熟的，克鲁泡特金和埃利塞·莱克留是其中的中坚人物。《反抗者报》成了这个运动的主要机关刊物，这个刊物从1879年起主要由克鲁泡特金和莱克留在日内瓦编辑，1885年迁往巴黎。[2]
1871年以后，瑞士的法语区成了反专制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这种情况是前所未见的。在法国，一切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活动这时都被禁止了，甚至连工会运动这时也毫无作为，虽然它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在德国，1875年以前，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除了同俾斯麦斗争外，彼此也一直争执不休；拉萨尔派还时常同无政府主义者勾勾搭搭，两者都相信有必要发展合作生产。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都坚信政治行动，而这又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所反对的。1875年德国的两大派系合并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便日益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支配，并致力于确立其政治地位的斗争。以威廉·哈塞尔曼和约翰·莫斯特为首的一些集团则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路线，但是1880年，哈塞尔曼和莫斯特都被开除出党，并被赶出国境。我们已经谈过，莫斯特首先到了伦敦，1880年在那里创办了《自由》杂志，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喉舌；两年以后他到了美国，哈塞尔曼则已在他之前到了那里。两人在美国都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而在德国他们都没有重要的继承者。
当时，法国人既已停止活动，而德国人又在德意志帝国新宪法的范围内基本上按照国家的方针发展自己的运动，于是瑞士便成了大批避难者的家园，特别是法国和俄国避难者的家园，有一个时期它甚至是西欧革命动乱的中心，尽管伦敦也有重要的集团，伦敦当时是布朗基派流亡者的主要集中地。但是随着八十年代反无政府主义的浪潮日益高涨，瑞士政府受到了欧洲各大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它对那批利用瑞士作为策划革命阴谋的方便据点的难民采取行动。当德国实施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被迫把大部分组织移往国外，而瑞士显然是他们看中的地方。他们在瑞士指导党的工作，并且从这里把爱德华·伯恩施坦主编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小册子运往德国去发行。被迫离开维也纳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以及匈牙利和捷克的社会主义者也以瑞士领土作为根据地进行活动；此外，瑞士还收容了大批俄国流亡者，意大利人以及巴黎公社失败后逃出来的法国人。总的说来，瑞士人顶住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既没有交出各国“通缉”的难民，也没有阻止难民集体继续活动，不过他们对那些可以扣上“无政府主义者”帽子的人和可以指控为煽动暴力行动的人，态度的确是强硬多了。
因此，当巴黎公社社员得到赦免，回到法国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一些难民，包括克鲁泡特金在内，很快跟随而去，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也就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中心。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法国政府迅速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措施，不仅监禁了那些实际采取暴力行动的人，而且还监禁了一些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如戈蒂耶、路易丝·米歇尔等，其中也有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于1886年被释放，随即把总部迁往伦敦。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1842—1921年）无疑是发展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这种社会理论的主要人物。他生于俄国最高级的贵族家庭，并在直属沙皇的侍从训练团中受教，可望在一个王亲贵胄云集的军团里担任军职。青年时，克鲁泡特金曾和旁人一样热烈庆贺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欢迎他所作出的解放农奴的决定。他常常奉侍在新沙皇左右，不久就觉察到沙皇具有一种理想主义和专制傲慢的气质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的性格，同时也看到他经常为一种恐惧感所困扰。这种恐惧感倒不是出于个人胆小怕事，然而只要一有反对或反抗压迫的风声，这种恐惧感就驱使他投向反动派的怀抱。解放农奴的事业，由于农奴要向地主缴付偿金而不胜其苦，由于当局对任何不满的表现一概进行残酷镇压，基本上化为乌有了，这时克鲁泡特金同俄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深深感到幻灭。当他离开侍从训练团并选择一个军团任职的时候，他所选的不是可以使他青云直上的第一流军团，而是选了西伯利亚哥萨克团；这就是要把自己埋没在一个边远的省分，而放弃取得功名富贵的机会。他之所以如此选择出于好几个动机。部分是自愿放弃使他感到厌恶的事业；但是其中也有积极的一面。不久前吞并了阿穆尔地区的东西伯利亚省长摩里亚科夫伯爵是一个进步的改革者，他曾大力清洗充斥反动腐化官吏的政府，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有志者尚能为沙皇政权效力而不致成为反动派的工具的话，东西伯利亚在1862年似乎就是这样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个令克鲁泡特金神往的原因。他在侍从训练学校所学的主要是数理科学，而他最喜欢的是地理、地质和人种学的研究。从这两个观点来看，东西伯利亚都是一个还没有被触动的地区，他希望能在这些方面进行工作。事实上，在这些方面他是非常成功的：他漫游了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甚至进入中国满洲进行观察。他的著述为俄国远东地区的地理民情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在俄国坐牢期间曾写出研究报告，由俄国地理学会出版，他以前曾被邀请担任该学会的秘书。此后，当他为埃利塞·莱克留的伟大著作《世界地理》工作的时候，他把更多的材料用了上去。事实上，克鲁泡特金在地质学方面的名气同他后来在社会思想方面的名气是不相上下的。
直到1866年末，克鲁泡特金一直在西伯利亚担任军职，但主要是从事科学考查工作。不过随着反动派在俄国占了上风，而且影响到西伯利亚，他对为沙皇服务也越来越感到厌恶。此外，沙皇对波兰起义的残酷镇压使他极为愤怒，其中有些被流放者送归他管辖。最后，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职位，不顾父亲的反对，进了圣彼得堡大学以攻数学和理科学位。在此后的5年中，他在校就读之余还从事地理学和地质学的研究，并为地理学会撰写一部分关于西伯利亚的报告。1872年，他首次访问西欧，大部分时间住在瑞士，先是在苏黎世，然后到日内瓦和汝拉。他在那里首先通过马克思的俄国支持者吴亭同国际发生了接触，但是他几乎立刻就加入了持敌对立场的追随巴枯宁的团体。这两个人始终没有见过面，不过克鲁泡特金同茹科夫斯基成了朋友，加入了巴枯宁派的国际日内瓦支部，这时正是那一场使运动分裂并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支部的大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克鲁泡特金成功地把大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书籍偷运过边界，回到了俄国，这时他的“自由集体主义”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回到俄国以后，他发现当局的镇压正进入最严厉阶段，于是便投入革命斗争，主张通过宣传争取农民和工人，而反对热里雅鲍夫那种脱离群众的以知识分子小集团进行革命恐怖活动的政策。克鲁泡特金不久就出了事。他的集团中的成员接二连三被捕；1874年，他成了圣彼得和圣保罗要塞的犯人。但是他不乏有权势的朋友，在科学家中尤其如此，不多时当局就允许他阅读书报，以便继续为地理学会从事科学研究。候审两年以后，他的健康垮了，生了重病，于1876年被移到另一个监狱听候审讯，后来又被送入监狱医院。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设法从医院逃了出来。在圣彼得堡躲藏一个时候以后，他用一纸假护照通过芬兰逃到了瑞典，从瑞典又到了英国。
这时，克鲁泡特金极想重返俄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过事实上他直到1917年革命以后才回到俄国去度晚年，后来在失望中死去，因为他直到最后始终保持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央集权的憎恨。克鲁泡特金到达西欧的时候几乎立刻就碰上无政府主义运动。他在伦敦只住了几个月，主要依靠为《自然》杂志撰写科学评论和札记维持生活，这个刊物当时由斯科特·凯尔蒂主编。他在英国觉得很不自在，人地生疏，而且对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缺乏革命或社会主义感情感到惊奇。他同上次西游时在瑞士结识的朋友取得了联系，特别是跟詹姆斯·吉约姆已经有了很深的友谊。1877年，他离开英国，定居于拉绍德封，成为汝拉总支部的会员，这个总支部继承了第一国际巴枯宁派的衣钵。巴枯宁在前一年死去了。在那里，克鲁泡特金不久就结识了一个密友———雅克·埃利塞·莱克留（1830—1905年）。莱克留参加过巴黎公社，是一群巴黎公社社员的中心人物，其中包括路易·让·潘迪、保尔·布鲁斯，古斯达夫·勒弗朗赛和边诺阿·马隆。在那里还有一批以卡洛·卡菲埃罗和埃里科·马拉特斯塔为首的意大利国际会员以及一些俄国、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无政府主义难民或者是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难民。
克鲁泡特金对瑞士汝拉区人深为向往，非常羡慕他们爱好自由的生活方式。他十分赞同他们那种把家庭工业一一特别是制表业——同田地上的工作结合起来的生活方式。当然，他希望铲除那些剥削他们的商人和居间人。他相信，只要解除资本主义重担，他们就能在那小小的社区里大大地兴旺起来。他在他们中间的生活经历对他的经济与社会思想影响很大，常常在著作中提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田地、工厂和作坊》一书尤其如此，不过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他并不反对机器和适当的大规模生产。他最深信不疑的想法是：美好的生活取决于产业工人既不切断同土地的关系，也不被迫把一生都消磨在一种职业上，不管这种职业多么需要熟练技术，更不必说非熟练的工厂工作。他赞扬汝拉制表匠抵制工厂产品竞争的斗争，也赞扬他们宁可不干，也不放弃自由的精神。他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保持了土地，因而能够在不景气的时候维持生活。不过他也承认，在许多行业中，手工业者对机器的竞争已经招架不住了。他在构思自己的社会哲学时，有一部分就是考虑如何解决这个困难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当时，克鲁泡特金正忙于奄奄一息的国际的工作，根本无暇以任何全面的形式创立自己的学说。他参加了反马克思主义国际后来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又在1877年参加了在根特举行的那次流产的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他在那里险遭比利时警察逮捕，他们是很可能把他移交给俄国人的。他逃到了伦敦，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时期，但是不久就到法国去了。当时法国虽然还没有颁布巴黎公社社员的赦免令，不过压制缓和了，恢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传的道路已经打开了。他在巴黎同当时还没有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茹尔·盖得合作，建立了小规模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团体。但是由于他同国际有关系，不久就面临被捕的危险。1878年，他回到瑞士，在那里同埃利塞·莱克留、萨瓦人F·杜马特雷和日内瓦职员赫齐格合作，创办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刊物《反抗者报》，这个刊物不久就成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喉舌。克鲁泡特金等人惨淡经营，创刊时缺乏经费，出版了几期以后又找不到印刷商，只得由赞助者设法赊购了一部简陋的印刷机自行印刷。创刊之始——1879年年初——是十分艰难的时期，因为一年前掀起了“用行动宣传”的浪潮，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呼声越喊越高。但是这家刊物设法维持下来了，而且刊载了克鲁泡特金的许多最优秀的作品，克鲁泡特金在瑞士主编这个刊物，一直到1881年亚历山大第二被暗杀以后，才在沙皇政府的压力下被赶出这个国家。在被驱逐之前，他刚好参加了伦敦1881年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反对“用行动宣传”的政策，认为这样做并不明智。但是外界不明真相，而且由于他在自己的刊物上曾为刺杀沙皇辩护，人们还把他根本没有的看法推在他头上。在俄国别无他途可以抗议残酷迫害开明意见的做法，因而为俄国刺杀沙皇一事辩护，跟赞成实行任何暗杀或扔炸弹的总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克鲁泡特金从来没有赞成过这种政策。
克鲁泡特金被赶出瑞士以后，越过边界到了法国的托农。他很快就同里昂地区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建立了联系，在这个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强大的。但是他受到沙皇特务暗杀的威胁，于是便在1881年移居伦敦，住了一年左右。这一次英国社会的气氛又使他感到厌恶，就象在他之前的赫尔岑一样。他访问激进派俱乐部，发表关于俄国情况的演说，会见了海德门，海德门不久前刚出版了《人人的英国》一书，并且创办了民主联盟。克鲁泡特金还曾用蹩脚的英文在达勒姆矿工一年一度的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但是他没有结交朋友。那一年岁末，他就决定不顾被逮捕的危险回法国去。到法国以后，他就恢复了同里昂工人的联系，并且继续编辑仍在瑞士出版的《反抗者报》。里昂丝绸工业发生的一次严重经济危机引起了广泛的萧条，工人发动了暴动，在暴动中无政府主义者起了带头作用。克鲁泡特金由于参加了运动而在1882年同埃米尔·戈蒂耶等人一道被捕，并且根据取缔国际会员的1872年法被监禁起来。克鲁泡特金被控以参加1881年伦敦代表大会，伙同建立新无政府主义国际的罪行。我们已经谈过，各国政府和反动派认为这个组织是全欧各种无政府主义暴行的中央指挥所。克鲁泡特金原来是能够逃脱的，但是他情愿受审，而且不象一道受审的其他人那样，他在判决后拒绝上诉。他在法国的监狱里一直呆到1886年格雷维总统释放无政府主义犯人时才出来。随后他离开法国到英国定居下来，一直住到天年将尽的时候才回俄国。这一回他对英国舆情在他1881年一1882年短期居住后所发生的变化深感惊异。现在他发现存在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海德门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同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威廉·摩里斯的社会主义联盟中的自由主义者之间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同时他也看到社会主义思想正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酝酿。他很快就结识了朋友，愉快地把活跃的一生的余年用于写作。克鲁泡特金写了一系列的使他成名的著作，其中有一些是用法文写的，如《法国大革命》（1893年出版），这部书时断时续地写了很多年；再如《面包的征服》（1892年出版），这是他阐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他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02年出版）首先也是用法文出版的，本卷前面的大部分叙述就是取材于这一著作。后来他很快就学会用英文写作，为英国杂志撰写了许多文章，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小册子。他的两本最受欢迎的书《田地、工厂和作坊》（1898年出版）和《互助论》（1902年出版）都是首先用英文出版的。
克鲁泡特金写的小册子不胜枚举。其中有许多首先在《反抗者报》或者其他杂志上发表，或者是由印刷《反抗者报》的出版社出版。其中大多数都一再重版，并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以各种书名再版次数最多的是《告青年书》，这一著作最初是1881年在日内瓦问世的。在英国，有许多小册子由《自由》出版社出版。《自由》是他在1886年帮助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刊物。
前面已经说过，克鲁泡特金曾受科学训练，这对他的思想有深刻影响。他虽然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制，并且热烈拥护独立的小生产者，但是他决不反对机器，也不反对运用科学提高生产力。他宣称完全不能同意威廉·摩里斯反对机械化工业的态度，虽然除此以外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同意摩里斯的意见。他希望人类能从过分沉重的劳动负担下解放出来，而且希望技术发展能提供手段。不过他常说，科学家如果没有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体会，就永远不能利用他们的技术来减轻人的劳动负担。他还说，过去的伟大发明不是来自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而是来自能制造、能运用自己所设计的机器的实际劳动者。专门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不过是把实际工作者的这些发现拿过来加以改进而已。他预言，除非能结束科学和实践脱节的现象，否则发明的泉源就会枯竭，即使能继续下去，也不会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他还相信，除了制造标准化的半成品以外，大规模生产实际上并不经济，它的发展大部分是由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带来的。他说，当这种劳动不能再被剥削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在小企业甚至小作坊里生产大部分成品更加经济，而且从人类福利的观点着眼也好得多。他对电力的问世寄以很大希望，认为这是一种手段，可以把工业所需的动力分布到广大地区，使工业有可能分散到乡下，使小作坊有可能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进行有效的竞争。凡是小作坊站不住脚的地方，他主张建立利用大规模动力设备的工厂，但是他希望把这些工厂迁移到农村，使工厂里的工人能够把工农业的工作结合起来，他认为任何工人都不应该只在一个行业中工作。同傅立叶一样，他相信幸福取决于职业的多样化和职业的选择；也跟傅立叶一样，他认为适当的劳动是乐事，尤其相信人类的满足来自生产优等食物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劳动。他对精耕细作方面的进展进行了许多研究，相信只要耕作方法得宜，即使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也能依靠本国土地的产品来满足民食的需要。
克鲁泡特金由于主张把工农业结合起来，因而强烈反对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使得英国这样的国家依靠进口粮食来维持生活。他还主张各国在工业产品和食物方面都大力做到接近于自给自足的水平，因为他相信，作为输出国，工业国必然追求更大的市场并同其他工业国展开竞争，这都是造成战争和加重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原因。他断言（正是因为这样下断语而受到很多批评）随着各国相继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并排除输出国的产品，世界商业就注定要随之萎缩。他敦促英国要认清它在制造工业方面的统治地位必然会结束，应该采取步骤增加农业生产，并使工业制品多样化，以便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从而防止出口下降时必然会降临的灾难。
克鲁泡特金还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大规模生产迫使小规模生产的技艺趋于消灭；这是他那个时代最不时髦的看法。他既着重指出法国和德国的小规模生产者坚持生存的顽强性，也强调了他们创造新形式的小规模生产以代替被工厂生产方法排挤掉的旧形式的程度——其中包括大规模工业需要小企业制造辅助部件和次要产品的趋势。根据这些理由，他反对马克思的如下理论：资本日益集中和技术被取代的过程使“劳动大军”化为不分彼此的“劳动力”集体。他承认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但是他又断言还有同样强大的力量在起反作用，而且当工人自己作主的时候，后一种力量就会占上风。
他在西伯利亚、瑞士和他最熟悉的法国地区——里昂与汝拉所见到的情况都对上述全部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愿望是信仰之父；因为克鲁泡特金希望“小人物”能够生存下去，并且希望作为工人合作社的工厂能够参照有效生产的技术条件保持最小的规模。他的基本哲学思想中有一部分认为：人在小集体中生活得最愉快，并且能最好地发展互助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内在倾向。他大力强调本章开头所讨论的“自然”和“不自然”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同时强调大社会只有以自行组成的小社会为基础才能按自由原则运行。
克鲁泡特金相信这种小社会只要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共同管理，并且通过工农业的配合而使生活重振，就可以无需任何强制权威而维持下去。他们将进行合作，为自己提供美好的生活所需的资料，并通过合作的纽带而把成员团结在一起；在社会基本单位中培养起来的这种合作精神，不难推广到有必要在较大范围内兴建的共同事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去。当然，这种见解太简单了，克鲁泡特金并不比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更深入一步，也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实际困难。就象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非常强调教育从正确或错误的方面培养生活艺术的影响。他对当代在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方面的做法意见很大。他认为在普通教育方面，让儿童通过书本或者背诵而不是通过实践去学习，浪费了大量时间。他认为在技术教育方面，大部分是本末倒置或是方针错误；本末倒置时，则训练青年人干某种特殊的例行工作，而不让他们掌握能够多方面应用的广泛技术知识；方针错误时，则培养一些经理和监督人员，在大规模生产的企业中奴役被剥削的工人。他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尽管在恶劣的资本主义环境中，仍有小批技术人员是用较好的方法训练的。每当他发现如下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他就倍加赞扬：一个条件是重视数学和基本科学的教学，而不强调特殊技术的教学；另一个条件是所学的东西有广泛应用的机会。
克鲁泡特金在谈到上述这类问题时基本上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温和的，但在比较纯粹的政治性著作中他则抱有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这种鲜明的对照一再使阅读他著作的人感到惊异。但是即使在这类政治性著作中，他也很少带有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著作中所特有的那种辛辣的笔调。甚至在盛怒之下，他也不失为一个可爱的人，在他身上丝毫没有巴枯宁的著作不断显示出来的那种神经失常的迹象。巴枯宁既想发号施令，又专门与独裁者为敌；克鲁泡特金则无意支配任何人，他真正赞成自由，认为强制是错误的社会制度的无谓结果。
人们始终无法完全了解，既然在他看来人类天生有互助的倾向，为什么他又认为世界受强制性的政府和个人之间的你争我夺所支配？此外，为什么他认为这些坏事可以根除而不致重演？最好的解释莫过于他在附和许多早期社会主义者时所说的一番话。他说，十九世纪以前，生产力始终太小，不能让人人都获得过美好生活的资料，但是现在人类已经掌握了能使全世界都过富足生活的资料，只要人类以睦邻的精神着手去满足共同的需要，而不是在世界各地寻求市场，争夺国内完全可以制造的产品。在这一点上，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认为他太乐观了，因为即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完全懂得如何生产出能使人人丰衣足食的产品，我们也十分清楚，如果不为落后国家的发展进行大量投资，如果在文明的艺技方面没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基本教育计划，就无法实现丰衣足食的生活。不过，这种过分乐观的态度并不是克鲁泡特金所特有的，这是十九世纪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共有的信念，也是驱使他们进行宣传鼓吹的重要动力。他们把贫乏归罪于资本主义，而我们今天则能看出，虽然废除资本主义可能是走向普世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其本身并不能完成必要的大规模建设工作，或是把无知的人变成能够理解和操作以科学为根据的现代化技术的生产者。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或者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同极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人们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克鲁泡特金的信仰的根本基础是合作的天性，即人类天赋的“互助”本质比自私心或权力欲更有力量。他始终大力强调这种“天赋”力量，认为这种力量正在等待人们把它从强制权威的约束下解放出来，强制权威使它无法自由地起作用，但是又始终不能完全压制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社会改革者的主要任务——就这个词的真正含意来说——是破坏，在进行了必要的破坏以后，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让人们循着天赋的合作倾向去进行新社会的建设工作。因此，为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进行策划，甚至预测（除了泛泛一谈以外）其组成情况，都是不必要的和错误的。目前的任务就是破坏；创造不是空想的策划者的事情，而是获得自由的人民的事情。
显然，这种理论就其实际应采取的政策来说，可以作完全不同的解释。既可以把破坏工作看作是主要为改造人的思想，摧毁他把强制权威当作自然之道而接受的态度；也可以认为破坏活动是实际需要，旨在反对各种实际存在的强制机构。这种学说可以导致扔炸弹或鼓吹暴动的事件，也可以引起反专制主义的宣传和有关自由问题的哲学论述。当然，具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自己的活动中还可以混合使用这几种方法，至于以何种方法为主，何种方法为次，则因人而异，大不相同。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自己决定，到什么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时候的话——社会组织就不再有强制性，而开始体现自由结社的原则。个人主义色彩最浓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否认有这样的时候，并且对一切形式的结社即使不是积极反对，至少也是不信任。前面已经说过，葛德文就抱有这种强烈的不信任的情绪，蒲鲁东在某些场合下也是这样。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却相信同强制性组织相对立的自由结社，因而想在两者之间划出分界线。但是就问题的本质来看，这种分界线决不是轻易能够划出的。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国家和政府——也就是说反对政治权威，而且也反对压制人类自由和自发性的其他权威。他们既反对政治权威，也同样反对经济权威；他们还反对教会所体现的宗教权威和任何以非正式的方式约束人类的道德权威，例如传统的禁忌和习惯等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需要破坏的是什么制度这一问题，意见是一致的。这些制度包括所有的国家和政府，所有的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但不一定是私有制），以及一切形式的阶级或种族特权。但是他们对私有财产制意见是分歧的。大多数人主张废除私有财产，至少是废除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有些人——个人主义者——则认为彻底清除了垄断因素的私有财产制是人类自由的根本基石。还有一些人一方面希望建立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同时又坚决主张保证小生产者能控制其个人使用的工具，并尽量把工具交给个人组成的小型合作社。蒲鲁东的态度就是如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反对把生产资料所有权交给个人或这种小型合作社，理由是只有整个社会有权拥有这些资料；但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在设法明确集体所有权所应归属的机构时遇到了困难。最常见的是他们把集体所有权赋与直接参加结社的全体公民所组成的地方公社。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觉得，这种作法不啻把公社变成一种新型的强制权威，并认为在新社会里所有权这一概念本身就会消失。比如克鲁泡特金就把未来的革命社会分成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他说集体主义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制的概念将继续存在，并且将采取地方公社所有制或自由联合公社所有制的形式。但是这个阶段将过去，当社会走向完全接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的时候，整个所有制的概念将会消亡，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概念有些相象，但又有重大的不同。不同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必须立刻消灭国家，所有制的概念才会逐渐消亡。
这并不是唯一的困难。实际上更重要的问题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组成的合作社、其他“互助”团体以及工会等经济机构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除了个人主义者以外，他们大都强调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性，认为它在未来社会中是组织生产的手段。但是他们对消费合作社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因为这会造成消费者剥削生产者，并使资本主义形式的资本利息和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得以保持；同时他们也完全意识到生产合作社有发展成为特殊工人集团所控制的营利机构的危险。为了对付这种危险，他们大都坚持分配应该由公社自己来主持，各行各业的生产合作社只应该是公社的组成部分，只起整个地方公社的代理机构的作用。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又看到，这有使公社成为强制性权威，向生产者集体发号施令的危险。唯一的答案看来只能是：在一个自然组成的社会中，涉及强制性权威的问题事实上不会产生。
同合作社问题相比，工会主义问题更加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中的一个分界线。以让·格拉夫（1854-1939年）为主要代表的一个流派认为，在未来的社会结构中，工会并不会作为一个组织管理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的机构而起作用。他在所著《自由的土地》一书中写道：
我看社会无需分成合作社。我不赞成建立专管生产的组织。我认为消费的需要将成为推动的因素；它将促使个人自动组织起来，或是为自己生产，或是为交换完全不用价值尺度去衡量的劳务，以保证满足大家的需要。请注意，交换的是劳务而不是商品。
格拉夫曾同克鲁泡特金一起办《反抗者报》；这种观点基本上也是克鲁泡特金的。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排斥利用工会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但却否认工会在自由社会中会起任何作用，或者会变成控制和管理工业的组织。正统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同创立革命性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虽然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倒向工团主义，而另一部分则以克鲁泡特金和格拉夫的思想为根据，对于这种他们目之为把经济自由原则出卖给专制的工会的做法不屑一顾。
但是格拉夫无疑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纯粹地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同克鲁泡特金一样，相信互助和自由协作具有基本的重要意义。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即使拒绝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并且坚持必须建立生产资料的公社所有制，但对协作却深为怀疑。比如毕生持续不懈地在欧洲和美洲进行革命宣传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埃里科·马拉特斯塔（1853—1932年）1906年在《觉醒报》中写道：
关于什么是集体利益以及这一点由什么集体来确定的问题、关于消灭对立的问题、协调对立利益的问题，以及协调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那些认为协议既有用而又有必要的人中间取得同意，达成自由的协议……我们坚信，解放和进步的唯一道路就是人人都有自由，人人都有鼓吹和实践他们的思想的手段——那就是无政府状态。这样，少数先进人物就会通过说理和示范的力量说服和带动落后的人。
持这种见解的人显然怀疑工会或者以工会为基础的任何工业控制机构可能成为“落后”成员强制“先进”成员的手段。
从马拉特斯塔的著作中援引的这一段话说明了，十九世纪后期，在某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中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深知自己不过是极少数，人民——还有工人———的主体并不抱有他们对现实社会所抱有的那种不可抑制的义愤，也不具备他们那种对自由的狂热信仰；因此他们不得不问问自己究竟是有希望使广大群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呢，还是不得不始终作为少数菁华人物、为那冷漠甚至敌对的大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而奔走。总的说来，那些成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人相信，在阶级基础上采取行动，事实上就能够用足够的革命精神而不是用他们自己的信仰鼓舞工人的主体去发动群众运动。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这种信念，认为革命必然是“有觉悟的少数人”在得不到被压迫者的主体的支持，甚至是遭到他们的反对的情形下所作的工作。这种观点的极端形式导致了“用行动宣传”的做法，把它当作革命恐怖主义的工具；而其较温和的形式则符合布朗基的信念，即相信少数革命中坚派的作用，认为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既要带动群众，又不能依靠群众的帮助，而必须以革命为己任。不过，布朗基派是极权主义者，而在这一点上同布朗基派见解一致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是反对专制的自由意志论者。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强调革命的少数有必要抓住一切机会影响群众，利用具体的疾苦和不满情绪来煽起暴动，以破坏国家和现存制度中一切其他强制性机构的权威。这就是马拉特斯塔的总的看法；某些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比如埃米尔·戈蒂耶、沙尔·马拉托和塞巴斯蒂安·福尔等，也持有这种见解。
自从革命者发现普选权并不一定有利于激进政策，而是可能被用作反对派的有力武器以来，在法国的革命思想中“有觉悟的少数”的概念就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教训是拿破仑第三在1848年以后首先使人深刻领会到的，而在1870年的灾难以后更得到了加强，当时各选区选出的是反共和派多数，让他们来制定新宪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所占支配地位、巴黎公社委员所遭受的残酷屠杀，以及随之出现的高压政权，看来都使代议民主制成了反动的工具，使人重新想起1848年以后的年代以及蒲鲁东就政治代议制的幻想所发表的那番议论。此外，人们也无法忽视俾斯麦有意识地选择了成年男子选举权作为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制，而选举出来的国会后来又批准了反社会主义者法。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曾说过，在革命成功以后，摆脱了权威的枷锁的人们会突然学会如何采取合作行动，并以平等友爱的精神去办事，这一点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最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他们现在并没有这样做，而且除非革命首先使他们获得自由，否则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在最近的将来这样做。
因此，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在尽力鼓动群众采取行动的时候，也认为群众愚蠢并表示瞧不起，同时还把这种愚蠢当作论点来反对政治社会主义者，后者把希望寄托在广泛的选举权和赢得愚民的选票上。既然大多数人一再投票选举反动的候选人，或是选举那些反动程度实际上不下于共和国的公开反对者的资产阶级候选人，那么希望用议会方法取得胜利难道不是愚不可及吗？主张拒不投票的态度发展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以外的许多其他人身上；这些人认为，在广大的工人改变看法或者由于宣传而明白事理以前，政治行动是徒劳无益的。他们指出，既然要拉选票，就必须拉拢那些愚昧无知、眼光短浅和自私自利的人，这样，候选人的腰杆子就软了，而且既然破坏了候选人的社会主义纯洁性，从而也就破坏了支持他竞选的政党的纯洁性。在工人阶级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弃权的人始终是少数，不过他们虽不能实现自己的方针，但是影响并不小，足以使工会相信，作为有组织的机构，它们最好超然于政党和竞争之外，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工业领域中进行解放斗争，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它们可以在“阶级的基础上”展开斗争，而不致卷入不分选民的阶级成分必须争取其选票的竞选运动中去。这种态度后来在革命工团主义的发展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革命工团主义并不禁止追随者投票，但所强调的完全是“直接行动”，并且轻视政治代议制，认为它不足以成为走向新社会制度的工具。
当然，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上也有反对代议制政府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他们在原则上就反对的“政府”，同时也是因为从政治意义上说来，他们否认一个人能够代表另一个人。他们说，在某个具体问题或者活动形式上，一个代表还有可能代表一批人，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得到详细的指示，而且随时可以把他撤销。然而，政治代议制同这种有具体目的的代表权就完全不同了。政治代议制意味着代表有权在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上代表自己的选民，并且以自己的意志代替他们的意志。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概念，一个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屑理会的。
蒲鲁东曾经在186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会相信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能够做到既正确而又受人欢喜吗？请你弄清楚，我的朋友，世界上最落后的东西，每个国家最开倒车的因素就是群众——也就是你所谓的民主。”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常常附和这种看法。马拉特斯塔在《无政府主义者》一书中写道：“可以肯定，在社会的最纯粹的状态中，大多数人苦于贫困，并受迷信的危害，他们匍伏在地，卑贱入泥，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比较少数人的所行所为。”
然而，即使是抱有这种看法的人，也大都相信革命以后的人民会有创造力，并且赞成解放了的群众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当然，这要得到他们中间的智者的指导，但是绝不受强制。那些最强调必须彻底摧毁目前秩序的人，也是最不愿意预言或者计划将来的事情的人。马拉特斯塔在1876年巴枯宁派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曾有这样一段发言：
社会将怎样组成呢？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毫无疑问，我们也忙于拟定社会的改组计划，但是我们认为这类计划是谈不上什么重要性的。它们必然是错误的，也许完全是异想天开的……首先我们的任务是破坏，破坏现在阻碍社会法则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并且要防止这些障碍以任何形式重新出现，或是形成新的障碍。要实现人类的命运，就要让社会的自然法则自由而有效地起作用。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他们为人类所要求的自由也包括嘲笑“自然法则”的自由。他们认为这些法则在人类自由的条件下，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他们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不相信无法则的世界。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相信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是同科学的发展合拍的，并且认为，根据“自然法则”，无政府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说来比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更适用；但是在另一个极端，自由放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则同样是坚信“自由市场”的“自然法则”。诚然，在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1] 本书下一卷将结合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发展更加详细地讨论民粹派运动。
[2] 1887年这个刊物改名为《反抗报》，并用这个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1895年它为让·格拉夫所办的《新时代》所代替，《新时代》一直出版到19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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