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九章 巴枯宁
米哈伊尔·巴枯宁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主要对头，他即使不能算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无政府主义第一次形成有组织的国际运动时的杰出领袖。关于巴枯宁的著作很多，但是读者寥寥。即使从E·H·卡尔先生的长篇传记中，也简直不可能对于他的思想得出任何明确的概念；巴枯宁的著作几乎没有用英文出版的，在不懂俄文的人能够加以利用的所有现代版本中，很少见到他的著作。他的虔诚的崇拜者詹姆斯·吉约姆在本世纪头几年收集了他的许多散见各处的著作，在法国出版了一个选集，但是这个选集和马克斯·内特劳在1895年印行的巴枯宁选集的最初的版本很难找到。内特劳所著的巴枯宁的不朽传记从未问世，只有在几个大图书馆中才能找到它的影印本，而巴枯宁的主要书信集的唯一版本又是俄文的。
幸好，巴枯宁的思想并不那么深奥玄妙，可以相当容易地对照他的生活背景来叙述他的思想的大致轮廓。也幸好有卡尔先生的大作在，我无需再详细叙述他的生平事迹。主要事迹不象鸡毛蒜皮，毕竟比较简单，很快就能交代清楚。巴枯宁生于1814年，比马克思大4岁。他是一个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俄国贵族地主的儿子，这种家庭出身注定要去当军人。他进了炮兵学校，由于玩忽学业而被开除，被调到一个普通团里，有一个时候随团在波兰服役。21岁上，他以莫须有的“健康不佳”为由，蓄意使自己被开除军籍，全仗家庭的势力才逃脱了军纪处分。他已经爱上了哲学和多少带有进步的色彩；他竭力要求到德国去，希望在那里专攻黑格尔哲学——当时在圣彼得堡的知识分子中，这是最时髦的东西。在莫斯科学习和居住了几年（在这几年，他同别林斯基有过以友谊开始以吵架告终的交往）以后，他终于在1840年从父亲那里拿到了出国深造的费用，前往柏林。在柏林，后来几年又在巴黎，他吸取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思想，也直接接触了法国的思想，特别是后来对他发生重大影响的蒲鲁东思想。他结识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他的狂暴的性格给马克思和蒲鲁东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参加了1848年和后来几年的运动，力图建立一个斯拉夫各族的协调一致的运动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俄国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民族主义及其领袖渐渐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他参加了1849年的德累斯顿暴动，被俘后经萨克森政府判处死刑，但是最后被引渡给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又把他引渡给俄国政府。在俄国，他在一个要塞里被监禁了7年；在监禁不到两年的时候，他写了著名的供沙皇亲览的供词，自从1921年发现和发表这份供词以来，人们常常引证来攻击他。巴枯宁在这份供词中彻底而如实地交代了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所行所为，不过他拒绝吐露任何可能连累仍然处于沙皇政府控制之下的同事的活动。他以几乎是低声下气的语调否定自己的革命原则，同时对斯拉夫民族倍加推崇，而鄙薄德国人，他表示了对德国人的刻骨仇恨。这种“泛斯拉夫主义”同巴枯宁以前的态度倒是十分吻合，因为他在1848年曾力图鼓动斯拉夫人反抗奥匈帝国。他吁请沙皇领导泛斯拉夫解放运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唯一新颖之处是他否定了自己革命历史中同俄国有关的部份。
这份供词使巴枯宁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正直无欺受到多大的怀疑，将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些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喜欢他的人会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而那些对他有好感的人则会辩解说，这不过是他多年以后自己承认的“一个大错误”，不必重视一个人在看来永无出头之日的单独监禁中所写出的东西，何况他至少没有说出任何连累别人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接近第二种意见，我一点也没有把握如果我在类似的情况下会怎么办，特别是如果我相信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失败，而我自己又再也没有为之效力的机会。我更不能责备像巴枯宁这样一个如此易于激动、如此喜欢自我解释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必须写出一些东西来给人看，如果没有人看，则宁可给沙皇看。巴枯宁的行为显然没有英雄气概，但是我并不太喜欢英雄，英雄常常同狂热分子相似到危险的程度。我并不是为供词辩护，但是我也不想以此来苛责供词的作者，他后来的行为说明他的革命信仰是真诚的，不过就其表达和行动方式来说，同样也是易于误入歧途的。我估计巴枯宁对这件事毕生感到内疚，这同涅恰也夫之所以对他产生影响可能有些关系。
巴枯宁写这份供词并不是希望得到沙皇的赦免，而是希望改要塞监禁为西伯利亚流放，当时在俄国要塞监禁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长期徒刑。他没有达到目的，他的收获不过是偶尔可以接见家人。过了五六年，他的朋友才设法把他转移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获准住在托木斯克，生活来源靠俄罗斯的家庭。在托木斯克，他爱上了当地一个商人的女儿，并同她结了婚；但是他决不愿意就此安顿下来，过一种无聊而闭塞不文的生活。幸好西伯利亚省长莫拉维俄夫是他母亲的表兄弟，他母亲竭力替他在省长面前求情。当莫拉维俄夫到托木斯克会见巴枯宁的时候，两人建立了友谊。有一个时候，巴枯宁毫无根据地把莫拉维俄夫设想成使斯拉夫人摆脱奥地利桎梏的命定的解放者，并且写信给赫尔岑推崇莫拉维俄夫的美德。而莫拉维俄夫则要求沙皇政府赦免巴枯宁，但是没有成功，在要求被驳回以后，莫拉维俄夫准许巴枯宁夫妇迁居西伯利亚首府伊尔库次克，那里的生活不那么单调？流放者的才能也有更多的发挥机会。巴枯宁在一家得到莫拉维俄夫支持的新开设的商行中获得一个薪金颇丰的位置，并且准许他代表商行到西伯利亚各地广泛旅行。但是做买卖不合巴枯宁的胃口，他不久就不干了。不过由于他同省长的亲密关系，薪金还是照拿；当莫拉维俄夫1861年退休的时候，巴枯宁仍然很走运，因为新省长科萨科夫是他的弟弟保尔的妻子的表兄弟。但是巴枯宁这时已决心逃走，因为他断定重返俄国欧洲部分的机会已不复存在。于是他借口出外经商（他答应科萨科夫他会回来），借足了逃走需用的盘川，依靠科萨科夫为他的所谓商务活动而发给的证件，设法到了日本，从日本坐船到了美国，从那里又横越大陆，渡过重洋到了欧洲。他在1861年年底到达伦敦，恢复了同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斯·奥格辽夫的友谊，他在俄国就认识他们。1864年，在从事某种同煽动波兰暴乱有关的异想天开的冒险活动以后，巴枯宁决定在意大利定居下来，以那波利为主要活动中心，致力于组织一个主要以前那波利和西西里王国的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备受压榨的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同时他着手建立他所谓的“国际兄弟会”，这是一个国际革命者的秘密团体，我们已经谈过，除了他日常交往的许多革命朋友以外，这个团体实际上并不存在。他的影响从那波利扩大到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当他在1867年离开意大利而定居于瑞士时，他已经留下了一个相当强大、尽管组织很混乱的运动。事实上，这个运动的分支已经延伸到法国的南部和西班牙的卡塔罗尼亚；通过他的朋友朱泽培·费拉里和沙尔·阿勒里尼的宣传活动，运动已开始在西班牙其余地区取得立足点。
在这个阶段，巴枯宁已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新成立的和平与自由同盟身上，我们在以前的某一章中已经谈过，同盟组织了一次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巴枯宁曾经在伦敦同马克思讨论过自己的计划，也曾同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代表的马克思进行过接触。我们也介绍过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在最初决定充分支持这个组织，随后又如何附加了一些条件，但是由于同盟的成份非常复杂，以致这些条件完全不能被它的大多数支持者所接受。巴枯宁及其在同盟中的朋友曾设法使同盟接受一个非常先进的社会纲领，其中包括废除财产继承权和从资本家的剥削下解放工人。在这个基础上，巴枯宁说，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没有理由不协调地一起工作；他又论证说，在任何其他基础上，争取和平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不解决“社会问题”，如果以剥削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国家继续存在，和平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巴枯宁及其盟友在1868年举行的和平与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于是便退出了同盟，并如我们所谈过的，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后几年，马克思同巴枯宁的拥护者为争夺国际工人协会的控制权进行了斗争。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巴枯宁发起新建一个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国际；但是过了两年，在博洛尼亚起义失败以后，他退出了政治活动。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个人生活潦倒不堪，死于1876年。
巴枯宁身材魁梧，臂力过人。1849年以后他所过的那几年铁窗生涯使他的牙齿全部脱落，并且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他仍然能够勤奋地工作，虽然是热一阵冷一阵。不管他到那里，他对所交往的人总是显示出火一般的活力，而且往往具有真正异乎寻常的魅力。很显然，他是一个非常难于回绝的人，即使他的要求并不容易满足。在其他方面他又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常处穷困之乡——实际上，除了向朋友告贷以外，他分文不名。他是一个无所顾忌而又难于满足的借贷者，这倒不是由于他为一己的享受挥霍无度，而是由于他不知节俭，在使用借来的钱的时候也大手大脚，因而家庭经济拮据，常常捉襟见肘。他的钱一到手就花掉，要不然就救济别人，然后再去物色能借更多钱的新朋友，他简直从来不还债，但是也从来不缺乏供给他钱花的新朋友。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别人家里，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因为他既没有时间观念，也不懂得生活要有条理。他总是把住的房间搞得乱七八糟，往往白天睡大觉，晚上彻夜不眠，拼命写作，大量消耗浓咖啡和烟草。他给人大量写信，并且不断地动手写新著作，他写的东西开始时一般是小册子，后来则成了大部头著作，而且往往为了写某些新东西，而把原来写的离完篇甚远的著作搁置一旁。巴枯宁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完成；事实上，这些著作也没有理由能够完成，因为他写得越多，提出的新课题也越多，直到他感到厌倦，开始另写其他东西为止，而这些东西总是包含着大致相同的基本思想，只是布局多少不同而已。他答应为各种杂志写的一系列文章，情况也是这样：往往半途而废，这如果不是因为他对这些文章感到厌倦，就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他移。巴枯宁实践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倒是肯定无疑的事：他在晚年为了安定下来过比较正常的生活而作的一两次尝试，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他总是说生活的大原则就是自由。可以肯定，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这么一点点钱过这么自由的生活。
但是，这个最不知趣的人也显然是可爱的人，他在朋友中间深受爱戴，他们容忍了他所造成的极大的不愉快。他所具有的那种贵族气质使他完全不理会阶级界限，他既愿意靠一头洋葱勉强过日子，也愿意在碰巧能够阔绰一下的时候尽情享受。他非常温和，几乎不会发脾气，但是也绝对不负责任。他也是一个无限忠诚的朋友，愿意为好友作任何事情，只有归还借款除外。如果他认为他的对头基本上属于他所热爱的革命这一“边”的，那么他在赞扬他们的时候也了无各色。他十分大方地赞扬马克思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哪怕他们两人已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哪怕马克思正在辱骂他，并且除了他真正有的过错以外，还给他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他称道涅恰也夫的优良品德，尽管涅恰也夫偷走了他的私人文件，并在尽量利用了这位老人的照顾以后弃之若敝屣。他确实做不出卑鄙或者恶毒的事情来，就如同他在钱财问题上没有一般资产阶级的诚实一样。
巴枯宁的社会理论以自由开始，几乎也以自由结束。同自由的要求对比，在他看来任何其他要求都根本不值得考虑。他无情地彻底地攻击一切他认为不符合自由的制度；他也同样攻击同“自由即至善”这个论点背道而驰的各种信仰。但是他根本不是个人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自由放任主义的鼓吹者所宣扬的各种自由极为鄙视。他是——或者说他自以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私有财产以及人与人竞争的邪恶。当他论述社会的性质时，他始终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巨大影响，也完全象杜尔克姆[1]一样，重视人的善恶观念的社会起源和由来以及习惯对于人类行为的发展的巨大影响。诚然，他也坚决承认那些敢于反抗习惯和舆论的约束，从而成为社会革新者的人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因为他们的榜样提高了人对自由的看法。但是他并不愿意否认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是一个自然事实。在这方面，他把社会和国家截然分开。他说社会对人说来是自然的，事实上，社会对人和对许多种动物都是一视同仁的，而且由于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份，所以必须接受它。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实质上是人为的工具，是某些人为了通过武力或神权的欺骗手段对他人行使权力而制造出来的。他猛烈攻击卢梭的社会契约概念，认为这既不是历史事实，又起了为人压迫人的暴政作辩护的作用。他说从历史上来看，社会契约的整个概念是荒谬的，因为这等于是说，人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就有一种功利主义唯理论的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同国家最初组成时人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相干。巴枯宁也同样反对隐隐存在一种契约的概念。他指责说这是专门为那些企图跃登王位当暴君的人作辩解而编造出来的。他说社会契约论的拥护者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在组成国家以前，人生活在绝对利己主义的任性的环境中，不受任何是非观念的限制。但是，事实上，人始终生活在社会中，在这些社会（同国家完全没有关系）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是非观念，姑不论这种是非观念是多么简单。他论证说，从本性来看，人并不象社会契约论者所塑造的那样，是纯利己主义者。人就象动物一样，本性中一开始就既有利己主义的冲动，也有社会的冲动；在文明人中存在的比较发达的是非观念是从人的原始冲动脱胎而来的，国家非但不是这种观念的创造者或推进者，而且是这种观念的最顽固的敌人和滥用者。巴枯宁说所谓“民主国家”简直就不比其他类型的国家好，在这种国家里，人压迫人的暴政更加明显，它只是起了工具的作用，通过这种工具，官僚和政客阶级代替了剥削压迫普通人的老式统治阶级。
巴枯宁一方面憎恨国家，认为它是暴政的独裁武器，另一方面也同样痛恨教会——实际上痛恨关于上帝的整个概念。在他所著《上帝与国家》以及许多其他著作中，他攻击了神性的概念，其激烈程度就象他攻击国家一样。在他看来，上帝的概念之所以讨厌，既是由于它同人类的自由不一致，因而完全不能接受，也是由于它同平等的概念背道而驰，除非它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奴役和卑贱上的平等。在巴枯宁看来，上帝同国家一样，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根本象征。因此，他在谈到上帝时的措词，在信徒看来，简直是亵渎神明，骇人听闻。但是虽然他用词激烈，他的论点倒是高度理性的。他认为上帝存在这个概念产生于思想混乱，对此他竭尽所能作了揭露，其方式同现代逻辑实证论者在面对类似的言语混乱时所用方式颇有共同之处。巴枯宁说人由于不了解自然，于是便搬出上帝的概念来解释自然，更确切地说，人在取得知识以前，提出了一套足以欺骗人的、似乎言之成理的错误解释，就好象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化学发展的早期搬出燃素的概念一样。
巴枯宁并不否认人具有宗教而冲动，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这种冲动起了必要的作用。但是他憎恨教士和宗教的一切崇拜偶像，认为由于科学知识的进展，这是人类早应摆脱的东西。他对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同孔德非常相象，认为宗教是人最初力图解释世界的一种体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和活动的特性赋之于自然从而来解释周围世界的现象。巴枯宁认为随着知识的发展，这种解释不断在让位，因为人越来越认识自然秩序中的规律，更加能够用“说得通的”、因而能够被认为是自然法则的具体科学假说来解释自然界的运行。象孔德一样，巴枯宁认为人类相继经历过几个阶段，从拜物主义和多神论，发展到一神论，从而又发展到认为整个自然只有一个秩序的概念；他也象孔德一样，认为一神论又让位给形而上学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神不断进行干预的说法是没有地位的，接着形而上学则又让位给以仔细观察事实为基础的科学。
巴枯宁的这种态度有很大一部分最初是受费尔巴哈以及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唯物论者的影响。但是，他用孔德的对人类问题采用“实证的”方法的社会进化概念补充了费尔巴哈的关于人按照自己的映象创造上帝的概念。毫无疑问，巴枯宁从他同莱克留兄弟——埃利塞·莱克留和厄里·莱克留——的亲密友谊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兄弟俩都属于现代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的创始者之林，并且是巴枯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政治上的亲密同事。同所有这些良师益友一样，他坚持认为应该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也受支配所有其他自然事物的法则的支配。但是他从这种认为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的概念中所得出的，并不是一种决定论结论，而是一种唯意志论结论。巴枯宁断言，人是自己的历史的创造者，人越是自由，就越能发现本身的存在和周围世界的真正规律；人无时不受生活条件的影响（其中经济条件的影响并非最少），但是人又在环境以及自己本性的限制范围内，作出使自然规律服从于自己的意志的安排。由此可见，巴枯宁同马克思大不相同，因为巴枯宁大力强调个人革新者在创造人类历史方面的作用，认为历史的进程不是预先决定的进程，而是人类把实际的发现应用于生活艺术的漫长序列。他推崇马克思对社会史所作的阐述，大体上也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的力量面前即将崩溃的论断。但是巴枯宁之所以认为工人阶级是战胜资产阶级社会的未来的胜利者，并不是因为历史必然性在起作用，而是由于他对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充满信心。此外，他认为这种创造性并不存在于作为一个本质单纯的集团或抽象整体的工人阶级之中，而存在于组成工人阶级的单独的个人之中；因此，凡是马克思强调必须进行集中控制和建立纪律严明的阶级组织的地方，巴枯宁总是相信个体工人和基层团体的自发行动，个体工人出于社会合作的自然本性在必要时会形成这种基层团体。
我已经谈过，巴枯宁对宗教深恶痛绝，尽管他承认宗教代表一个对宇宙持原始看法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又曾是人类无法避免，必须经过的。他认为在十九世纪信仰上帝不过是原始人的残余，只能解释为阴谋弄权的教士及其同盟者——专制主义国家处心积虑的骗局。他一再说，教会是国家的弟弟，是国家的统治者用来分担他们的这样一部分肮脏工作的：强使人们相信在一个由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着的世界上，他们无权反抗或享有自己的天赋自由。他大声疾呼，就本质来说，在一个由上帝主宰的世界上，人类根本没有享有自由的余地。如果服从上帝是人的责任，那么人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也就无法防御国王和教士的孪生的专制统治，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命令人去做合乎他们的心意的事。如果宇宙为上帝所主宰，那么社会由一个自称所行所为荣获上帝恩准的人间君主来统治看来也就成了自然的事了。此外，巴枯宁又说，如果在宇宙的秩序中，一切事物都自上而下地来自上帝的旨意，那么人类社会也自上而下地以类似方式构成，似乎也是自然的事了。其实，一切自由社会——全体人类都能享受自由的社会——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一切权力必须来自社会应为之服务的个人的主动意志。
巴枯宁的“社联主义”概念便是从这里产生的，他往往在谈到社联主义的同时，也提出“反国家统治主义”和“反神权主义”的口号。在巴枯宁看来，这是一个“人与国家对立”的问题，但是他所指的人并不是象赫伯特·斯宾塞所认为的同社会形成对照的个人，而是社会中的人——自由表达同他人自由合作的天赋社会性和意志的人。巴枯宁论证说，在人们毗邻而居、共同生活的小团体里，这种合作是自然的，必须使每一种具有合法形式的大社会组织都稳固地建立在这些自然的小团体的基础之上。巴枯宁所谓的“社联主义”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如果基础稳定，人就能妥善地联合成更大的统一体，直到包括全人类的庞大的联合体；反过来，如果把国家当作社会组织的基础，那么它的违反自然的集中和专制主义倾向势必会把人类分裂成为争执不休的权力集团，其结果就会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
我们已经谈过，关于社会组织的这种“社联主义”观通常是从地方公社——集体行动的基本单位出发的，并且在各公社为共同目的而组成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结构，但其组成方式应该使最终权力始终掌握在公社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公社头上的任何独立权威手里。在叙述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就公共事业的组织问题进行辩论的情况时，我们已经看到，任何地方，只要经济发展超过了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阶段，就必然会产生某些难题。特别是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象“谁来管理铁路？”这样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个体公社显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种必须把每一项决定交由个体公社审议的公社联合体，或是那种听任地方公社可以任意退出的公社联合体，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在一个新的自由社会中，由铁路工人组成合作团体来接管铁路的经营管理工作。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必须首先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有一种超越公社界限的、有权对广大地区作出决定的工人组织形式；第二，铁路工人完全独立于任何为共同利益而设立的控制机构之外，或者是在一个划定的广大地区内组织一个握有控制权的控制机构。当然，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可以回答说，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问题，因为在自由社会中，不再有任何利益冲突，或者说没有成立控制机构的任何需要，因而能够稳妥地让铁路工人去管理铁路为社会大众服务。但是，就连这种解决办法也需要铁路工人成立一种工团主义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能够在高于地方一级的水平上作出决定，而不必事事都交每个由铁路工人组成的地方团体去审议。当然，实际上社联主义者并不否认，地方公社必须赋予它们所建立的联合机构一些权力，不过他们拒绝称它为权力，而且坚持必须把这种权力限高去实际行得通的最小范围内。社联主义者究竟怎样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常常加以考虑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个社会在经济上越是不发达，社联主义者225越倾向于坚持地方公社的绝对性——那就是说，坚持地方公社有完全的自由，可以最后决定是否同毗邻的公社在经营和控制共同事业方面进行合作。
巴枯宁是俄国人，在不考虑俄国的时候，主要考虑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南部，属于最极端的社联主义集团——即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赫尔岑始终设想，社会主义将要作为农民革命的成果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在俄国出现，这种农民革命可以建立在俄国农村经济结构“米尔”——村社的原始共产主义因素之上。体现俄国早期社会主义的村社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公社。虽然巴枯宁象赫尔岑一样熟悉西方的思想，并且曾在西方城市中居住过，但是他的思想出于本能却始终围绕着比较原始的社会活动。他在意大利南部的时候，就感到比在西欧任何其他地方自在得多；他在监狱和西伯利亚度过了很长时期，后来他主要是在那波利，重新整理了关于社会行动的思想。甚至他移居经济上发达得多的瑞士，仍然觉得自己是处于一个地方性很强、仅仅从事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很少大规模就业的社会里。当时他继续从高度闭塞的公社的角度，同时本能地从农民或农业劳动者，而不是从工厂工人、矿工或铁路工人的角度来考虑社会的改组问题。因此，统一协调地方公社的活动以及在大地区内兴办一些企业的问题，在他看来都不过是次要问题，只要在自由公社的基础上正确地建立好基本社会结构，上述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与此相反，象德·巴普这样的思想家，对于把这种政策应用于大规模生产和商业组织已经生根的社会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则要明确得多，虽然他同巴枯宁一样反对极权主义国家，相信必须使公社成为社会行动的基本机构。
社联主义者在不得不面对这种问题时，有时候就依靠“直接立法”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说，他们认为，可以用较大地区的普通公民投票所作出的决定来限制公社的独立，但是不得用其他方法。他们反对这样的看法：由若干公社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可以约束他们所代表的公社，但是他们同意代表有权把问题提交人民公决，人民也有权以多数票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但是，有一些社联主义者——其中包括巴枯宁——不同意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种理论不啻是从后门重新引进专制主义原则。他们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的亲身经历使他们特别怀疑公民投票；他们坚持不仅任何未经选民明确同意的代表无权约束选民，而且任何选民大会或机构也无权违反少数人的意志去约束少数人。如果把这一原则推向极端，那就会阻碍甚至是地方公社通过多数票作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但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让步，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阶级对立已经消灭的地区团体里，总能在有关的人中间达成自觉自愿的协议，而且达成协议的人数足以使强制少数人接受多数人的意见成为不必要。为了理解这种态度，必须认识到大部分极端无政府主义者远远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坚信人的社会本性，坚信那种使人得以在社会平等的“自然”条件下在地方社会中共同生活的团结纽带。个人主义牌号的无政府主义虽然在欧洲有代表人物，譬如马克斯·施蒂纳，但是除了在美国以外，始终没有强大的力量，在美国，这种无政府主义是在完全不相同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以后将论述他们的运动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特殊发展）大多数是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遗余力地强调强制性组织是有害的和不必要的，因为人的基本社会本性使他能够而且有权摆脱这种组织。毫无疑问，这正是巴枯宁的观点，也是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为了表明立场，克鲁泡特金还首先使用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词；同时这也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创始人的观点。
具有这种社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对于在地方公社（自由人的必要民主机构）和生产者联合组织这两者之中应以何者为重的问题，存在很大分歧，他们几乎都认为生产者联合组织是在自由社会中经营经济事业的必要手段。他们越是从工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越是强调生产者联合组织的作用，而越是从农民的农业团体来考虑问题，就越是强调公社。事实上，他们往往把公社本身就看作是一种利用土地来谋取公共福利的生产者联合组织。因此，在一个极端，在象里昂这样的大城市，公社就被目为地方生产者组织的联合体，而在另一个极端，一切重点则又都放在公社上，认为公社是一个集中当地全体公民，通过震教徒所谓的“集会感”来作出决定的统一体。
如果说巴枯宁曾经考虑过在大规模运输和生产的条件下组织自由社会是存在困难的话，那么他已经用颠扑不破的自由原则的名义把这些困难一扫而空。事实上，他很少关心对未来的社会结构进行探索；他一心想的是清除过去和现在的朽木。但是他对科学知识的发展却寄以很大的希望，并不是那种“归朴返真”的鼓吹者。不过他认为当务之急主要是革命性的和破坏性的，毫不怀疑解放了的人民在站起来以后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巴枯宁始终坚信自由人和组成小团体——即今天所谓的“面对面的”团体——的自由人具有自发的和天赋的才能。他认为，在这样的团体中，问题倒不是实现无间的团结以采取共同的行动，而是防止团结紧密到妨碍个人主动性的地步。他认为正式的强制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集体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十分强大。在他看来，这种团结不是经济环境的产物，而是人类和在动物王国中结群生活的物种所共有的一种自然倾向。他常常说，这种自然倾向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这种动物性是个人永远无法摆脱的，但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之受自己所具有的人性支配——这种支配就是自由的成就。
巴枯宁在不痛骂上帝和国家为自由的孪生敌人的时候，的确是一个最和善的理想主义著作家——尽管他会对这个称号感到不快。他自认为是绝对的唯物主义者，坚持把人仅仅看作是一种物质存在，但是他又认为这种存在具有为自己及其同胞创造最高理想的能力。巴枯宁断言这些理想并不是固有的，固有的思想是绝对没有的。人不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的思想或理想不是外界灌输给他的。用巴枯宁的一句口头禅来说，人是“创造者而不是创造物”，是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的思想和价值的创造者。在巴枯宁看来，道德的性质和理想的价值实质上是社会进化的产物，随着人在知识和文明方面的进步，人创造理想的能力也在增长。在这方面，他继承了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运动的传统，而根本不是彻底的非道德论者。至少在他的晚年，有时就有人误把他说成是持这种论调的人。
如果说巴枯宁蒙受这种非道德论的污名并不仅仅由于他的敌人在他脸上抹黑，主要还因为他同涅恰也夫有过一段为时不长的关系。有一个时候，涅恰也夫引起他产生的那种思想情绪，看来的确曾使他暂时丧失了正常的理智。除此以外，巴枯宁常常语多激愤；当然，他也准备支持用最激烈的革命手段去对待俄国政府，实际上去对待任何他认为显示“皮鞭和日耳曼蛮族”特性的政府。此外，巴枯宁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黑格尔和圣西门的思想，特别是圣西门把历史划分为建设时代和破坏时代的思想。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破坏工作占首要地位的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因此，他站在涅恰也夫一边，希望把他现存的社会的组织和价值付之一炬。他希望破坏的不仅是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设施，还有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概念——势利、少数人专有的特权、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以及许多其他东西——为基础的整个价值体系。但是，他并不是作为一个不受一切伦理价值约束的不道德的人而主张毁灭一切的；恰恰相反，他要求这样做是为最高的自然道德，本着最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在他的大多数著作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倾向，更不存在涅恰也夫欢呼的那种否定一切道德准则的极端形式的虚无主义倾向。巴枯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1869年他和涅恰也夫联合发表的一系列革命小册子，大概永远也不会搞清楚。看来大概的情况是，甚至连最激烈的著作——包括著名的《革命问题》这本小册子——也有他的份。即使是这样，这些东西同他在这种不幸的关系前后所写的大多数其他著作仍然是不合拍的。最近似事实的看法是：由于涅恰也夫对巴枯宁的奉承，由于这个伟大的青年所编造的正在等待巴枯宁出来领导的俄国革命运动的故事，巴枯宁感到飘飘然了，以致赞成甚至写出一些违反自己全部哲学的篇章。《革命问答》有这样的话：真正的革命者蔑视和憎恨目前各种形式和动机的社会道德。他认为一切促成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道德的……“他必须用对革命事业的酷爱去消灭亲戚、友谊、爱情、感恩，甚至还有荣誉等一切软绵绵的，使人丧失力量的情绪”。如果巴枯宁相信——毫无疑问他是相信的——道德是文明进化的产物，相信现代人在这方面远远走在野蛮人的前头，尽管现代人事事屈从于罪恶制度，那么他就不可能相信上面所引的那些话。毫无疑问，人可能相信互相矛盾的事物，但是很难达到这样的程度，除非此人偶尔在某种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影响下精神失常。涅恰也夫有一个时候的确对巴枯宁具有这种影响，尽管为时不长。不幸的是，这种影响起作用的时候正好是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同马克思展开竞争的紧要关头，因而马克思不禁认为巴枯宁既是工人阶级事业的敌人，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
当然，即使完全抛开涅恰也夫的非道德论不谈，马克思同巴枯宁争论的问题仍然很多。巴枯宁的关于自由社会的思想就同马克思的组织概念针锋相对，互不相容。前者认为自由社会应以人类的基本社会团结为基础，从小单位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直到大规模的联合组织；而后者则认为应以按照经济划分出来的阶级为基础，在明确理解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先锋队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马克思着眼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从分别代表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高度集中的两大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斗争，同时把一切同这种分析不符的集团都看作是代表日趋衰亡或腐朽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巴枯宁则认为革命主要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断的斗争，革命的势头主要来自被蹂躏者集团，不管他们处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他们同生活资料的经济关系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当代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是产业工人——特别是那些受先进的大规模资本主义的条件支配的产业工人——的日益提高的觉悟和组织。与此相反，巴枯宁则主要从社会上最受压迫和最受蹂躏的集团（例如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以及象那波利那样的现代工业几乎没有生根的城市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反抗本能来考虑革命。
此外，马克思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属于比较先进的文化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对野蛮人——即使当他们站在革命这一边的时候——抱根深蒂固的轻视态度。马克思认为革命不仅主要涉及到破坏现存秩序，而且涉及到建立取代现存秩序的比较先进的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如果认为这种新秩序能够靠落后的集团来建立，那是异想天开。他非常蔑视农民和斯拉夫蛮族；他认为，即使是先进国家中的农民也不具备革命建设所需的创造力，他们只能紧跟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由无产阶级通过集体主义把他们改造成为现代人。由此可见，马克思不相信起源于经济落后的国家的革命具有创造性。他指望西方起来领路，而东欧和南欧的落后国家充其量只能追随比较先进的国家。与此相反，在巴枯宁看来，革命的冲动——争取自由的意志——是人类的天赋品质，在农民中间，或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中间，就象在英国、法国或西德成熟的产业工人中间一样，也可能发现这种品质，事实上，可能性甚至更大，因为产业工人集团更多地接受了以承认国家真正表达民族良知为前提的假民主概念。
巴枯宁在跟和平与自由同盟决裂以前，曾说服同盟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旨在保证同盟奉行先进社会政策的纲领。这个纲领被提交1868年在伯尔尼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一开头就断言要把社会问题的三个方面，即宗教、政治和经济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然后纲领提出了以下三项主张：
1．为了使教会不再妨碍社会的自由发展，应该从政治机构和公共教育中取消纯属个人信仰问题的宗教；
2．欧洲合众国的组织只能以人民机构为基础，以联邦为纽带，以个人权利的平等以及公社和地方管理各自事务的自治为原则；
3．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实现财富、劳动、休息时间、教育的平均分配——工人参政和消灭无产阶级的必要条件，现行的经济制度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上面的第三条是巴枯宁本人拟定和提出的，这个宣言的结束语说：“同盟反对以任何类型的专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一切尝试。”
在拥护和平与自由同盟的中产阶级拒绝这些建议，巴枯宁及其友人退出同盟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后，巴枯宁主义纲领便以更激烈的措词重新被提了出来。民主同盟的纲领开宗明义说，“同盟宣布它是无神论者，主张废除膜拜，以科学代替宗教信仰，以人类的正义代替神的制裁。”纲领接着宣称“以废除继承权为起点，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平等，旨在使人人的享受同其生产相等，旨在按照最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使土地、生产资料以及其他一切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从而完全由工人支配，即完全由农业和工业协作社支配。”民主同盟的纲领接着又宣布赞成“发展手段的平等——即在各个水平的科学、工业和艺术上”，全体男女儿童“在抚养、教育和辅导方面一律平等”。宣言断言，这种平等在开始阶段只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平等，通过消灭错误和不公正的社会组织所造成的人为不平等，会使个人享有更大的天赋平等。
作为第四项主张，民主同盟表示反对除共和主义制度以外的一切政治制度，并且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只有“当前直接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目的”的行动除外。第五，纲领接着宣称“一切现存的政治和专制主义国家将逐渐降低到只具有管理公共事业的职能，并将随着农业和工业的自由协作社的全球联盟成立而消亡。”纲领说，这种“全球联盟”应该由一切地方协作社“自由组成”；又说“只有在所有国家工人国际大团结的基础上，社会问题才能得到真正和明确的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反对一切以所谓爱国主义和国与国之间的敌对为基础的政治活动”。
从思想上来说，上面两项宣言之间有明显的连贯性，尽管后一宣言是在巴枯宁集团同和平与自由同盟的大多数最后决裂以后发表的，更具有挑战性，而且由于远比过去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而值得注意。但是后一宣言同前者一样，并没有使马克思高兴。他认为把无神论放在最前面是拙劣的策略。对于使阶级“平等化”而不是取消阶级这一概念，对于把废除继承权当作经济措施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设法立刻直接彻底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也只是报以鄙视。我们已经看到，巴枯宁在上述几个论点中的第一个论点上欣然作了让步，同意“废除”阶级以代替阶级的“平等化”，但是在继承权问题上却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办会1869年的代表大会上在这个问题上击败了马克思。
但是，巴枯宁的拥护者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完全赞成集体所有制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对执行集体原则的机构的性质看法不一。巴枯宁主义者所设想的未来的欧洲合众国并不是一个各自拥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的联邦，而是一个不分国界，由自由的地方公社组成的联合体，每个公社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仍充分享有独立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则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工人阶级在每个国家夺取政权，然后由夺取政权后产生的民族工人国家组成联邦。从直接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待未来革命的两种思想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这两种思想中，一种过去和现在都符合现代社会的趋向，而另一种则反是。对相信决定论哲学的马克思来说，逆社会趋向而动显然是愚蠢的，因为他的全部学说都被解释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并且号召人们理解和顺应而不是抗拒这种趋势。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以人在控制自然环境方面的进步为依据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和物都聚集为越来越大的集体，使得小小的地方集团，比如公社，作为社会行动的基础已经越来越过时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变革的动力并不是这些以人（作为群居动物）的自然结合为基础的集团，而是本身就是经济和科学发展的产物的庞大经济阶级。马克思认为，巴枯宁的整个态度是极不科学的和浪漫主义的，同当代的现实完全脱节，是一个对实际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极端无知的野蛮人的迷梦。
这种批评有些道理，但是并非全有道理。越是认为走向庞大和集中的趋势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的必然后果，下面这一点就越是重要：应该尽最大可能去扭转个人和小集团被庞大组织吞噬的趋势，这些组织对于普通男女来说都太庞大，以致无法理解，即使他们之中条件较好的人确能理解，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控制。两个拿破仑的“独裁主义”就显示了这种危险，尽管拿破仑第三用来进行活动的力量同今天的物力相比显得很原始；在今天，凡是能够控制国家，又利用国家对人民灌输思想和采取更直接的强制手段的人就能利用这种物力。巴枯宁对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深表怀疑是正确的，即使这种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代表的身份出现，或是以过去被剥削阶级的工具的姿态出现。他的“社联主义的”解决方案的确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大部分意见他甚至始终没有打算回答。对任何一个一贯坚持自由不只是好东西而且是唯一的好东西的思想家来说，不仅在致力于设计一个完全以“自由”基础的社会模型时，而且同样在力图使这样一个社会实现时，他都必然会发现自己是以卵击石，不断在抗拒纯粹的客观必然性，因为正如列宁某次中肯地指出的，革命是一个极端专政的过程，而那种完全依靠群众的自由主动性的缺乏领导的革命运动则必然要失败，即使在初期获得成功，也必然会半途而废。巴枯宁当然了解这一点，正是由于了解这一点，他才在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支持扩大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权限的要求。他愿意承认当革命实际进入关键紧要关头，强有力的指导是必要的，但是他拒不承认在以后的革命建设阶段，或是为了打击反革命活动，还需要任何专制权力。虽然巴枯宁常常强调社会习惯势力对大多数人的影响，但是他似乎也认为革命的经验会神秘地使他们摆脱风俗习惯的束缚，并且把他们突然转变为新社会风尚的英勇的倡导人。事实上，这正是他坚持必须彻底摧毁旧社会结构为建设新社会结构作准备的部分理由。毫无疑问，他确实预料到，同革命领袖相比，大多数人将保持被动和缺乏创造性，革命的创造性工作会落在少数杰出人物身上。但是他也显然相信这些杰出人物能够引导追随他们的群众进入新的生活方式，而无需具备任何特别的权力或接受自己制定的任何共同纪律。在这方面他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毕竟正确地看到，为了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因为这种制度往往会使普通人民再一次沦为独裁者或官僚的棋局中的小卒，不让他们真正过问政策的制订工作，或不承认他们有权至少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走自己的路而不受干扰。
巴枯宁说那些维护国家权益的政治理论家，即使根据他们的自我表现来看，也只是把“安全而决非自由”当作国家的厚礼送给人民，这确是尖锐的意见。正如他所指出的，卢梭反复论述的社会契约论的传统说法认为，国家起源于个人企求安全的愿望，这种愿望诱使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放弃他们的部分“天赋自由”。巴枯宁问道，放弃了部分自由的人又焉能保证享有其余的自由呢？卢梭本人在关于主权不可分割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不可能有任何保证。仅仅用“人民”的主权来代替个人的或者寡头政治的主权，并不能改变其本质。某种安全，国家也许能够提供，而自由，则绝无可能提供，只要国家在和平或战争时期能够对安全提出无限制的要求，那么甚至连国家所提供的安全，也不是真正的安全。
上述意见同巴枯宁著作中的其他许多论点一样，接近于个人主义的说法，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根本不是他的真意之所在。他坚持必须实行财产集体所有制，在这一点上他的无政府主义跟蒲鲁东派不同。在第一国际中，蒲鲁东派以个人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名义反对集体所有制。巴枯宁认为，按照个人的劳动给予报酬并不比仍然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过渡社会形式强，他主张充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巴枯宁对蒲鲁东的确推崇备至，认为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和社联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他说，蒲鲁东的学说“自然地导向社联主义”。但是巴枯宁不象蒲鲁东那样怀疑合作社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和政府权力的胚芽。在巴枯宁看来，农村社会及其集体使用土地的古老传统对人说来是“自然的”，就如蜂巢里的生活对蜜蜂是自然的一样，因而他认为合作企业而不是个人或家庭企业是人的自发的社会冲动的自然表现，所以也是好的。克鲁泡特金在写作《人与动物间的互助》和发展更明确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发现在巴枯宁身上可以据以发挥的东西很多，而应该抛弃的则比较少。
[1] 埃米尔·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法国社会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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