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八章 第一国际的衰亡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社会主义者所抱的欧洲早日普遍爆发革命的希望归于破灭。在十九世纪整个六十年代，巴黎、瑞士和伦敦的流亡者首先注视着法国，渴望看到预期的第二帝国的崩溃。巴黎尽管处于警察的统治之下，但仍不失为西方革命情绪最浓烈的中心，西方的革命者希望巴黎带头推翻帝制，重建在1848年血腥的六月中显然已经变质的共和国。法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确实不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个荣誉属于英国，其次是比利时。但是在六十年代，谁也不认为英国正处于爆发革命的边缘。在那里，为工会权利和议会改革这两个同时并存的问题而展开的声势颇壮的斗争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没有引起激烈的骚乱，尽管在六十年代初期，简直没有人料到工人会在两个方面赢得象1867—1875年实际赢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无论如何，在1867年，议会改革法案、劳资关系法案和新的工厂法案说明，大部分统治阶级宁可向工人阶级的要求作出让步，而不愿诉诸决斗，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小撮狂热分子以外，任何人都不可能认为英国的革命已迫在眉睫。马克思曾寄希望于爱尔兰的芬尼亚党人，相信爱尔兰的革命会导致英国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即使芬尼亚党人比他们的实际情况强大得多，看来也永远不会出现这种局面。明显的事实是，在大陆上形成资产阶级反对派主力的那类人，在英国属于能够不凭借武力而轮流执政的立宪政党；工人阶级——至少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部分——自“饥饿的四十年代”以来，境遇一直在改善，愿意寄希望于工会同资方的讨价还价上和扩大选举权上，而不愿寄希望于宪章运动者再次提出的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上。英国的工会和改革派领袖可能愿意给予生活在专制警察统治下的大陆革命者一些支持，但是决不会想到在英国掀起革命。
在比利时，统治阶级要反动得多，尽管工业高度发展，而工资却非常低，劳动条件非常恶劣。革命情绪在这里要旺盛得多，但是这主要是瓦龙族地区的情况。无论怎么说，比利时这个国家毕竟太小，不足以对整个欧洲的运动起领导作用。事实上，讲法语的比利时人深受法国的影响，正在等待法国的信号，尽管他们在柯林斯和其他先驱者的著作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理论而备受赞扬。除法国以外，最可能掀起革命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意大利已经发生了民族革命；这里虽然社会骚乱此起彼伏，情况严重，但是这些骚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或方向，而且除了在北部的少数城市以外，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并不存在。在经济上意大利仍然非常落后；即使真的发生革命运动，这种革命同《共产党宣言》所预示的革命显然不会有什么共同之处。西班牙则更加落后，除了卡塔罗尼亚以外，简直没有工人阶级运动，那里即将发生的暴动看来也不可能对欧洲其余地区的事态发展有多大影响。
剩下未谈的有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它的属国以及俄国。在俄国，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地下的革命运动已经显然重新活跃起来，但是西欧对这些运动很少了解，领导运动的学生和贵族仍然主要向农民而不是向实力尚小的城市无产阶级发出呼吁。波兰人根本没有能力起来反对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他们仍然界限鲜明地分为贵族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民族主义者两派，后者在许多情况下大力鼓吹国际革命行动，认为这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在土耳其的领地，有一些民族主义革命者，他们主要同意大利人的极左翼或者同寻找新战场的加里波的派的冒险家有联系，而在保加利亚，则同俄国人有联系，但是在土耳其领地并没有工人阶级运动。在奥匈帝国也没有任何声势可观的工人阶级运动。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指望德国和瑞士的讲德语地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人数太少，起不了作用。此外，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都找不到同他们的斯拉夫同胞相处的共同立场：民族问题仍然比社会问蜃重要。
这样，没有提到的就只剩下德国了，在斐迪南·拉萨尔的领导下，那里最近出现了1848年以来第一个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不过德国显然还不具备工人起来领导革命的条件。在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北部，俾斯麦正在稳步加强他的力量，并在为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扫清道路。对俾斯麦持否定态度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举棋不定，它一方面同情俾斯麦的扩张主义民族主义，一方面对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政治行动深怀敌意，因而陷入了半瘫痪状态。除了社会冲突以外，在那些赞成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人，同那些坚持德国各邦独立因而易于跟德国社会中某些最反动的分子结成联盟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尖锐分歧。德国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也截然分为两派：一派首先主张同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决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甚至不惜同俾斯麦站在一边，赞成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另一派则希望在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作为进步党人的盟友而保持独立，反对一切会加强普鲁士势力的行动，因为普鲁士显然是专制和军国主义控制的权力中心。大致说来，拉萨尔派代表前一种趋势；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马克思的赞助下，代表后一种趋势，尽管马克思往往对他的副手持严格的批判态度，因为他们过分屈从资产阶级左翼，并出于憎恨普鲁士的霸权而显然反对德国的统一。
在国情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一心考虑的是自己的问题，根本没有多少精力去过问整个欧洲的革命。此外，1866年，俾斯麦取得对奥地利战争的胜利，这实际上解决了民族问题，使普鲁士受惠。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的情况使得人们认为这是一场德国人反抗法国侵略的卫国战争，因而根本不可能把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去反对俾斯麦。这一点办不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俾斯麦是同拿破仑第三动干戈的，而且左翼人士一致希望推翻第二帝国。因此，虽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新组成的爱森纳赫社会民主党无所畏惧地拒绝投票赞成军费预算，并且由于反对得胜的俾斯麦强加在法国人身上的条件，而同其他领袖一道坐牢，1870年和1871年的暴乱不会导致任何德国革命仍是不容置疑的事。
即使在法国，革命也只是在巴黎一地达到了成熟地步，里昂、马赛和其他地方掀起公社运动的尝试都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这说明革命在全国其余地区并没有深厚的根基。国际工人协会的兴起，它早期在一些国家成功地发动起来的大罢工，以及英国改革斗争期间它在英国得到的明显支持，这一切都使得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者及其敌人过高估计了它的实力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由于真正的工人阶级感情的中心——最富有生气的巴黎遭到破坏，国际工人协会发动革命的时机也随之消失，否则国际无疑会作为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而存在得更长久一些，在工业领域中也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一旦国际被迫放弃罢工行动而诉诸纯武力，它就显然处于绝对的劣势，而其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我们讨论国际工人协会的后期历史之前，有必要简单谈谈国际在两个国家的情况。当国际在法国已经止步不前而英国实际上已经退出国际的时候，国际在另外两个国家却继续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这两个国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运动的发展同马克思和伦敦的总委员会的愿望和政策完全没有关系，是按照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路线，而不是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路线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路线发展的。
我们已经谈过，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创建的时候，意大利的代表是加里波的手下的一名旧军官、马志尼的朋友鲁伊吉-沃尔弗少校。他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各地的马志尼派的工人联合会有密切关系，曾根据马志尼派中央组织的章程，提出了一份国际章程草案，但是这份草案遭到否决，而采用了马克思提出的草案。此后马志尼派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他们在这个组织中也根本不会感到自在。马志尼的组织在开始时是革命的。在意大利的那些还有待并入新国家的地区，它不仅仍然保持它的共和主义而且还保持它的一些革命特色，但是马志尼派的运动从来不是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经济斗争。这个运动几乎完全是民族主义运动，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中产阶级（特别是以革命为己任的人）手里，运动的一大部分拥护者也是这些人。我们已经谈过，马志尼本人的观点具有温和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他对阶级斗争有强烈的憎恶，认为阶级斗争破坏民族统一。他所强调的是严格遵守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从伦理出发去对待政治。这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强烈反对者，事实上也使他同样反对巴枯宁所大力鼓吹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志尼肆无忌惮，恣意攻击巴黎公社，直到这时他对新社会主义的强烈憎恨才算充分暴露出来，不过从一开始，就显然看出，要建立一个足以兼容马志尼和马克思的国际是根本不容考虑的事。
因此，在国际成立的头几年，意大利人简直没有参加国际的任何活动。寄寓伦敦的大多数意大利流亡者是马志尼的拥护者；马克思无法罗致足够的人去同马志尼分庭抗礼。恩格斯由伦敦的总委员会任命为负责意大利的通讯书记；他设法建立了一些联系，但是他报告说，跟知识分子不同，要同劳动者建立联系极其困难。他在意大利的主要联系人是洛迪地方的安里科·比格那密，他所办的《人民报》（1867年创刊）坚决支持总委员会，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从者。1871年，在争执的高潮中，总委员会从支持国际的人数不多的伦敦意大利人中选派了一名代表前往意大利北部，希望争取对即将在海牙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支持，但是他一无所获。在国际的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卡洛·卡菲埃罗侯爵（1846—1883年）身上，他曾任意大利驻英使馆随员，后来辞职，并宣布信仰社会主义。但是卡菲埃罗回到意大利以后，又很快接受巴枯宁的影响，改信反极权主义理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在意大利没有真正扎下根基，不能控制工人阶级，那时工人阶级大体上处在马志尼的影响之下。诚然，有些个别人信仰法国的某些特殊的社会主义学说。在托斯卡纳，利奥波尔多·坎皮尼在三十年代曾力图传播傅立叶主义，而康斯坦丁诺-马摩西则宣传一种从巴贝夫和邦纳罗蒂那里引伸出来的理论。在波洛尼亚，以马可·明盖蒂和加布利埃诺·罗西为首的一批圣西门主义者，同当时住在巴黎的另一个意大利圣西门主义者安吉罗·法瓦保持接触。三十年代，在比萨、弗洛伦斯以及卡拉布里亚，还有其他一些圣西门主义者。所有这些团体都受到米兰的贝尔吉奥约索公主——更出名的称呼是克里斯亭·特里沃尔齐奥（1808—1871年）的影响，她在1830年移居巴黎，圣西门主义者时常光顾她的沙龙。1848年，许多社会主义流亡者暂时回到了意大利，比如在伦巴第的革命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的朱泽培·费拉里，还有相当一批同短命的罗马共和国有关系的人。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浪漫主义军人卡洛·皮萨坎尼，即圣吉奥凡尼公爵（1818-1857年）。皮萨坎尼以罗马共和国陆军参谋长身份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后来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外籍军团服役，但是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冒险家。1857年他率领一小支志愿部队在意大利登陆，希望发动一次暴乱，但是他的部队被击溃，本人死于战斗。在他生前，关于他的社会主义观点人们所知不多；但是他的《论文集》1860年在巴黎出版，流传颇广，读者甚多。皮萨坎尼主张土地和工业资本的公有制，土地归公社集体耕种，消费品由人民平均分配。他在意大利国外生活和工作，没有组织任何运动；他属于那个推许加里波的为鼓舞者的战斗的左翼；当然，从广义来说，加里波的本人是社会主义者，也是共和主义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决不以自己的国家为界。
但是，不论加里波的还是皮萨坎尼都没有创立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这种运动简直就不存在。I860年，意大利新国家成立以后，工人中间便发生了巨大的骚动。在1861年举行于弗洛伦斯的第九次工人代表大会上，那些希望工人协会仅限于进行“互助会”活动的人，同那些主张实行更富有战斗性的工业政策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人之间发生了斗争。罢工仍然为法律所禁止，而左翼的一项要求就是承认工人有组织起来以进行共同防御的权利。但是胜利的多数并没有同马志尼决裂，运动的主要努力仍然是支持他和加里波的所提出的要求：解放仍然留在新意大利王国以外的地区。但是1862年，加里波的在阿斯普罗门特被王家军队击伤和逮捕。这件事引起了骚动。大多数工人协会宣布支持加里波的，因而被警察大批封闭或解散。那些仍然存在的协会第二年。（1863年）在帕尔马又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根据米兰的加斯佩尔·斯坦帕的建议，制定了一个共同行动的“盟约”，并且设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1864年，在那波利代表大会上，特拉尼的吉奥范尼·波维亚建议定期举行代表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是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刚刚成立以后的事。那波利代表大会还设立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意大利工人协会联合会，斯坦帕是其中的杰出人物。
在举行那波利代表大会的时候，巴枯宁在伦敦，同马克思有接触，但是准备去意大利定居，在那一年早些时候，他曾经在意大利，并同加里波的和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工人协会的一些领袖建立了联系。1865年初，他回到意大利，不久就在那波利定居下来，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集团，其中有卡洛·甘布齐（赫尔岑的朋友）、萨维利奥·弗里西亚、阿尔伯托·塔西和朱泽培·费拉里等人。费拉里后来是国际工人协会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主要组织者。同年，尼科罗·洛·萨维奥在弗洛伦斯创办了《无产阶级报》，一般认为这是在意大利首次出版的立场鲜明的社会主义报纸。大体上说来，洛·萨维奥是蒲鲁东的信从者，他的报纸成了温和派反对巴枯宁主义运动的一个集合点。两年以后，安里科·比格那密的《人民报》在洛迪发出了更加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音调。
1866年，西西里的一系列起义招致了普遍的镇压。为了对付这种局面，巴枯宁及其友人第二年在那波利建立了一个叫做“正义与自由”的协会，并用同一名称创办了一个刊物。他们还在那波利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意大利支部。在同年后期举行的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米兰的斯坦帕作了关于意大利形势的报告；塔纳里作为波洛尼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斯坦帕的报告说，意大利工人协会有一百多万会员；当然，这个数字包括许多不同倾向的社团。第二年，在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弗里西亚是唯一的意大利代表。
1865年定居于那波利的巴枯宁认为，前那波利王国和西西里的骇人听闻的经济状况和当地特有的农民骚乱是一个不可失之交臂的鼓吹革命的机会。不管怎么说，当他在1867年离开那波利的时候，革命组织的核心及其机关报《平等报》仍然保留下来，其影响不仅扩大到西西里，而且也扩大到罗马尼阿以及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区，特别是米兰。在这些年里，巴枯宁并没有同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有过直接联系；他一直在建立地方性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对任何中央机构都没有正式的从属关系，而一直是以一个秘密组织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他称这个组织为“国际兄弟会”——一个没有章程或者正式组织形式的秘密国际，主要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我们已经谈过，1867年，巴枯宁有一个时候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和平与自由同盟身上，是年同盟在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他离开意大利以后，定居于瑞士，暂住日内瓦。但是他在日内瓦———后来又在瑞士其他城市——仍同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保持密切的联系。1868年，巴枯宁及其那波利的朋友退出和平与自由同盟，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设总部于日内瓦，于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便成了巴枯宁同意大利运动保持联系的机构，不过除了同盟的日内瓦支部以及巴枯宁同许多革命朋友的大量通信以外，同盟实际上简直就不存在。从1868年开始，看来巴枯宁至少是有意于充当国际工人协会的代理人的。当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督促下，拒绝根据巴枯宁所建议的条件接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加入的时候，同盟宣告解散（据此国际工人协会便接纳同盟为会员），只有同盟的、日内瓦支部除外，于是那些原来表示效忠于同盟的与巴枯宁有联系的团体现在都转而向国际效忠了。如前所述，意大利已经有两名代表——米兰的加斯佩尔·斯坦帕和波洛尼亚的塞巴斯提亚诺·塔纳里侯爵———参加国际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而参加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只有一名代表，那就是巴枯宁在和平与自由同盟中的拥护者萨维利奥·弗里西亚（1813—1886年）。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名义代表而已，只有米兰的斯坦帕真正代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运动仍然在逐步摆脱马志尼的组织，另在北部各工业中心的工人中寻找新的基础。参加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名意大利代表，一个是那波利的一个裁缝斯提法诺·卡波鲁索，另一个是当时住在瑞士的巴枯宁本人。北部地区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和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间隔期间，国际在意大时有了很大发展。1870—1871年，有些团体退出马志尼组织，退出的团体大都宣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公社事件以及马志尼对巴黎公社的激烈指责使气氛更加紧张，并使那些在这以前就心怀二志的人加入这个或那个阵营。1871年12月，在波洛尼亚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工人团结协会，旨在促进工人运动左翼采取一致行动反对马志尼派。“法西奥”（Fascio）的意思是一些捆在一起的木棍，它既能产生力量而又无需完全结合为一体；这个词的含意并不是现在所谓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指地方工人团体的联合团结。这个运动很快就扩大到其它城市，领导运动的是干练的安德里亚·科斯塔（1851—1910年），后来他是意大利社会党的主要缔造者。这个运动在观点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至少是“社联主义的”，完全支持巴枯宁和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瑞士反对派。1872年3月，马志尼逝世，他所领导的运动开始解体。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又有许多人退出马志尼的工人协会。纳布鲁西和多米尼科·特罗姆贝蒂以同国际有关系的工人团体代表的身份去争取加里波的的支持，结果得到了他的赞助。卡菲埃罗向恩格斯宣布自己义无反顾地背弃马克思主义而投向巴枯宁方面。1872年8月，海牙会议前不久，意大利那些支持国际的团体在里米尼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组成了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总支部，卡菲埃罗任主席，纳布鲁西任副主席，安德里亚·科斯塔任书记。里米尼代表大会同时宣布主张国际工人协会所属各国全国性组织应完全自主，并且指责伦敦的总委员会有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偏差。在马克思和“社联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一场决没有由于巴黎革命的悲惨结局而终止的争执）中，里米尼代表大会坚决支持巴枯宁和汝拉总支部。这次代表大会在波洛尼亚附近的伊莫拉，以“联合联络局”的形式，设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总部，它没有执行权，也没有强迫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接受任何中央机构指示的权力。波洛尼亚的联合联络局同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同汝拉总支部维持着友好关系，但是意大利人宣布，他们将拒绝派遣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根据目前的章程召开的任何国际代表大会，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章程赋与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本身的权力都过了头。
巴黎公社以后，意大利政府对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的态度远不象过去那么宽容了，还逮捕了许多领袖。马志尼派和国际派之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国际再次被迫转入地下。在开始为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这是从1869年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的时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和汝拉总支部对意大利人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他们派出阵容坚强的代表，以便维护反专制主义的观点，但是在里米尼代表大会以后，意大利领袖回答说，他们接到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明确指示，建议由不同意总委员会的态度的国际会员另行召开一次对立的代表大会，以确保各国会员的本国组织的充分独立性。因此，意大利没有任何代表参加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尽管西班牙人（其中大多数人同意意大利观点）决定派出代表。意大利人反而派遣友好代表参加了瑞士人召开的一次对立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海牙大会以后不久举行于圣伊米尔。
此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卷入了1873年和1874年蔓延于意大利各地的反饥饿暴动以及1874年的波洛尼亚起义；那次运动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以后，第一国际北意大利支部就发生了分裂。以罗马支部书记奥斯瓦尔多·格诺奇-维亚尼为首的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团体退了出去；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反无政府主义团体按照非暴力的方针新建了一个伦巴迪总支部，主张采取合乎宪法的政治行动。提倡“整体社会主义”的法国人边诺阿·马隆把自己的流亡寄寓之地从瑞士迁到意大利，也为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建出了力，起了帮助铺平道路的作用，不过直到1879年安德里亚·科斯塔（当时关在巴黎监狱里）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并带头在社会民主主义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意大利社会党才宣告成立。这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整顿了他们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以及西西里的队伍，并且发动了一系列地方性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1876年的贝内文托起义；在这批无政府主义者中，埃里科·马拉特斯塔（1853-1932年）已经是崭露头角的人物。
当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生活水平非常低，人烟稠密的城市也极其贫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仍然完全处于封建状态，那里的广大土地为私人所拥有，农民一向受着残酷的压迫，而在不景气的岁月往往铤而走险，掀起声势浩大的运动。除了北部以外，就连城市也一贫如洗，根本谈不上工业化，以致无法为建立稳定的工会提供任何基础，也无法建立任何有效的工人阶级领导。在米兰、都灵以及北部其他少数城市，至少还存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核心，但是即使在这些城市，领导权也仍然主要排在革命的贵族以及以革命为职责而又别无出路的人手里。尽管情况是这样，在南部和农村地区的反饥饿暴动同北部城市的比较有影响的运动之间仍然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但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这两支力量由于共同反对拒绝正视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而联合起来了；这两部分同为无政府主义所吸引，不大关心社会主义，因为通过任何种类的合法政治行动去争取国家的让步似乎都是渺无指望的事。在大多数意大利领袖看来，马克思的政策，即帮助资产阶级激进派，使之成为国家主人，消灭封建主义，以便在资产阶级获胜的时刻再去攻击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完全不适合自己的情况的；他们认为，既然新的意大利国家显然无能哪怕是控制封建主义，更不必说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善城市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么，反抗政治激进派的时机分明已经到来。
当然，从经济上来说，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甚至比意大利还要落后，在1868年革命以前，统治当局也反动得多，残酷得多。1868年革命才为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卡塔罗尼亚，特别是巴塞罗那，是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最容易接受法国南部的影响。当推翻伊萨贝拉女王的革命临近的时候，西班牙的运动正是在巴塞罗那首先集结力量的。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西班牙实际上不存在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傅立叶的学说以及后来蒲鲁东的学说对于个别思想家有相当大的影响。西班牙主要的傅立叶主义者是费南多·加里多，他也受到欧文的影响，早在1846年就在马德里主编宣传傅立叶主义的刊物《引力》。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华金·阿布鲁，他从1823到1834年一直住在法国，结识了傅立叶，1834年定居于加的斯以后，便成了傅立叶学说的积极宣传者。其他早期的社会主义鼓吹者有西克斯托·卡马拉，四十年代他在马德里主编一家讽刺性杂志《袋蜘蛛》，还有罗克-巴西亚和何塞·穆尼兹，后者1840年创建了巴塞罗那的工人互助协会。西班牙议会议员奥达克斯-阿维塞拉1848年宣布赞成社会主义；纳西索·蒙图里奥尔四十年代在巴塞罗那建立了一个拥护卡贝的组织。1858年，一个在加里多的鼓励下成立的团体提出了西班牙第一个社会主义纲领。当时，社会主义者在共和党内组成了一个派别；三年以后，他们企图诱使共和党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党内造成了危机。但是争执得到了解决。六十年代初，加里多访问英国，研究了合作运动，归国后成了英国罗契台尔合作制的热心鼓吹者。但是加里多本质上是一个温和派，几年后就被淘汰了。1868年西班牙革命以后，社会主义者同胜利的共和党人立刻发生激烈的争吵。社会主义者退出了共和党，并大力开展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这一方面是为了采取罢工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更广泛的政治目的。国际工人协会主要以马赛和里昂为据点，首先推广到卡塔罗尼亚，然后推广到西班牙其余地区。新组成的工人协会迅速联合组成国际的支部和区组织；一名西班牙工人代表参加了1868年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他自称为萨罗·马加兰，他的真名是A·马沙尔·伊·安格洛沙。他来自卡塔罗尼亚，是一个冶金工人。第二年（1869年），两名西班牙代表参加了巴塞尔代表大会，他们是加斯帕尔·桑提农和巴塞罗那的拉菲尔·法力-佩利塞。后者是印刷工人和新闻记者，拥护巴枯宁。他主编西班牙国际工人协会的机关报《联合报》（1869—1872年）和《劳动报》（1872年-？）。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加的斯的费尔明·萨尔沃契亚（？一1907年），他是1868年在加的斯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在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展开活动的关键岁月里，他在坐牢。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在西班牙社会主义的复兴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从一开始就持无政府主义观点。那些在建立西班牙支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的法国人——如马赛的安德列·巴斯特列卡和沙尔·阿勒里尼——就属于法国国际工人协会中战斗性最强的集团，并同巴枯宁关系极其密切。在建立西班牙国际支部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意大利人朱泽培·费拉里，他曾经同巴枯宁在和平与自由同盟中共事，后来又一道退出同盟而加入国际。把运动从卡塔罗尼亚推向其他地区主要是费拉里的功劳。他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马德里支部，在那里同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敦促下，拉法格又成立了一个得到伦敦总委员会支持的与原支部对立的马德里支部。
巴枯宁本人并没有参加西班牙运动，但是运动却是按照类似意大利所奉行的那些方针发展的，而意大利运动则受到巴枯宁比较直接的影响。西班牙运动的主要机关报是《联合报》和《团结报》，前者1867年在巴塞罗那发行，后者1870年在马德里发行，是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总支部的机关报。1870年，西班牙总支部在巴塞罗那召开了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的议程表明总支部的强烈革命性。以前很受欢迎的合作理论而今被指责为旨在分裂和削弱无产阶级；代表大会还宣布反对同共和党政客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
国际西班牙支部的领袖们热烈欢迎巴黎公社，1871年，组织工作甚至以更大的速度继续发展。但是公开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国际工人协会遭到政府的取缔，原定在巴伦西亚召开的代表大会无法公开举行。领袖们只好举行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工会的基础上改组西班牙国际，并决定对罢工政策进行统一控制，以免分散力量。1871年10月，西班牙议会利用共和宪法中唯一能够使它取缔国际的条款，以国际“不道德”为借口，下令解散西班牙国际。但是西班牙国际仍然作为一个地下组织壮大起来，并且通过在它的控制下建立起来的西班牙制造业工人联合会进行公开活动。在各大工业城市，罢工风起云涌。政府进行镇压，逮捕了许多人。于是问题就产生了：为了对付镇压，国际会员是否应该设法同共和党左翼结成联盟？一些领袖，特别是在保尔·拉法格的影响下建立的国际马德里支部，赞成这种方针，但是大多数西班牙支部表示反对，在随之发生的分裂中，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控制了整个组织。拉法格实际上是作为伦敦总委员会的代表派到西班牙来的，希望把西班牙人从拥护巴枯宁主义政策的立场上争取过来；但是整个形势对他不利。何约塞·梅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者支部（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解放报》，无法战胜尼古拉斯·阿龙索·马塞劳主编的《理性》（在塞维利亚和马德里出版）和多数派的机关报《联合报》（在巴塞罗那出版）。1871年，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会议上代表西班牙的安塞尔摩·洛伦佐是无政府主义派的领袖，著有许多宣扬“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书籍。西班牙国际工人协会既然拒绝同激进派政客合作，于是便开始组织革命活动。1873年，地方性暴动发生了，其中以卡塔赫纳最为激烈，那里宣布成立了一个左翼革命政府，并且执政了一个时期。但是这些起义终于失败了，从而也摧毁了作为群众运动的西班牙国际工人协会，尽管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它始终存在于地下，并且把无政府主义传统留给了现代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运动。
这些事件是在激烈的政治骚乱此起彼伏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普列姆将军1868年的不流血革命以后，紧接着又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在此期间，胜利者走遍全欧，力图物色一位立宪君主来继承被废黜的伊萨贝拉。187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萨伏依王朝的阿马德乌斯经过说服，接受了王位，但是他在位时国家多事，统治只维持了两年多一点时间，当时政府同第一国际有斗争。他退位后宣布成立的共和国维持了不到两年，在此期间曾四易总统。其中一位是社会主义者领袖弗郎西斯科·皮·伊·马加尔[1]（1824—1901年），他只当了一天总统。以西班牙王室正统派、伊萨贝拉之子阿尔芳索的拥护者、共和党人为一方，同以无政府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发生了内战，直到1874年阿尔芳索登上王位，才扫平了各个反对派。在这些动乱多事的年代里，西班牙人表明完全没有能力实行他们曾经尝试过的各种代议制政体，同时也表明他们显然倾向于区域自治而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政府。许多共和党人都是区域自治论者，只是因为工人运动采取鲜明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他们无法赢得广泛的支持，于是君主政体的复辟便成为势不可免的事了。马克思显然看出，打败西班牙反对派的唯一希望在于工人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但是他力促拉法格推行这一政策的唯一效果却是总委员会对西班牙事务的影响完全丧失。
在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和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之间的那几年，瑞士仍然是国际内部反对伦敦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领导的主要中心。1867年以来，巴枯宁一直住在瑞士，他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总部设在瑞士，并以此为据点同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保持经常的联系。在瑞士很容易同意大利、法国南部以及在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的同情者进行密切的接触。巴枯宁在里昂和马赛的法国朋友同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的西班牙人经常有接触，而巴枯宁的意大利朋友在希腊，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又都有联系人。此外，在日内瓦和瑞士其他一些城市，有相当多俄国侨民，还有一向寄寓在那里的波兰流亡者，1871年更增加了大批来自巴黎和法国其他第一国际中心的难民。
当国际总委员会拒不同意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保持自己原有的各国支部，并可单独举行国际性代表大会的条件下加入国际的时候，巴枯宁确实正式解散了作为国际性组织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但是这次解散实际上不可能起多大作用，因为同盟事实上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因此，在巴枯宁设法使第一国际承认日内瓦宣传支部为国际所属的一个支部以后，他和他的信从者仍然处于很有利的地位，可以进行反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倾向的宣传，他们指责伦敦总委员会具有这种倾向。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后来广泛地简称为“同盟”——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国际性的团体，它主要由俄国，波兰、意大利和法国的流亡者组成，同时又有足够的瑞士同情者，因而不是一个纯外国人的组织。此外，同伦敦总委员会的意图相反，它在瑞士还得到吉约姆的国际汝拉总支部的支持。汝拉总支部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单独支部组成的，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这是瑞士人内部经过激烈争吵以后的结果。如前所述，在日内瓦，除了建筑业以外，当地各行业大都赞成参加城市和州的政治活动，而反对那种在汝拉区的小城市和村庄中占上风的反对参与政治活动的倾向。起初，日内瓦和汝拉同属国际的一个总支部，由1848年德意志革命的老战士约·菲·贝克尔领导。有一个时期，贝克尔既同马克思有密切接触，通常也欣然接受他的领导，同时也跟巴枯宁及其同盟合作，后来库勒里的信从者和日内瓦各行业奉行的资产阶级激进政策。但是当以巴枯宁和吉约姆为首的反对参与政治活动的集团在统一的总支部中占有多数，少数派——它在日内瓦当地却是多数派——便退出了这个总支部，并且拒绝接受不参加地方政治活动的决定。贝克尔经过一番犹豫以后，同少数派采取了一致行动，而且由于库勒里领导下的极右派断然退出了国际，贝克尔也就更加爽快地退出了总支部。面对着这种分裂，伦敦总委员会同意接纳日内瓦总支部和汝拉总支部同为国际会员，只要求它们保持原来的名称。于是在日内瓦就有了两个对立的机构——日内瓦总支部和巴枯宁的日内瓦宣传同盟，后者同詹姆斯·吉约姆和阿德哈麦尔·施威泽贵布尔领导的汝拉总支部密切合作。我们前面谈过，巴枯宁的同盟原先曾申请加入日内瓦总支部，作为它的一个成员支部，但是遭到了日内瓦总支部的拒绝，尽管伦敦总委员会接纳了它。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自由地分别通过两个机构进行宣传——在他们认为适合的时候，通过日内瓦宣传同盟；在他们希望作为国际工人协会认可的国家支部而采取行动的时候，则通过汝拉总支部。这实际上意味着，日内瓦宣传同盟主要同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法国南部的左翼支部打交道，而同比利时、荷兰、巴黎和伦敦打交道则主要是汝拉总支部的事。巴枯宁最初力促吉约姆在汝拉建立一个单独的同盟支部，但是吉约姆既拒绝这样作，也拒绝加入同盟。他看出以国际工人协会地区总支部的名义行事，要比一个公开反叛的派别更有价值。
巴枯宁本人曾经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这种作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总委员会是他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信从者所日益反对的。1869年，普法战争爆发以前，人们普遍相信，一个新的“1848年”——即一场大革命已经迫在眉睫，这场大革命将从法国开始，然后席卷欧洲，使组织起来的工人有机会把革命变成无产阶级领导和控制的运动，而这种机会正是工人在1848年由于太不成熟而失之交臂的。巴枯宁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次革命需要统一集中的革命指导。但是除了总委员会以外，又有什么机构能够承担这种责任呢？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专心致志于本身的民族革命，甚至到了这个阶段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当时他们在拟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种种计划中也只起次要的作用。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以及大多数瑞士人当时也确实希望有一个共同的领导；而英国人在国际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如此微不足道，以致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能够以他们的名义任意发表意见。但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以后，德国被一股爱国主义的浪潮所席卷，而法国则由于遭到失败，国内革命的结局听命于普鲁士人，以致革命的性质有了改变，因此欧洲普遍发生革命的希望也就消逝了。此外，巴黎公社的失败更加清楚地表明，在西欧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马克思对改变了的局面的反应是实事求是地接受事实，就好像他在1850年以后所表现的那样。他十分清楚，国际充当欧洲革命的工具的机会已经消逝；如果他能够的话，他完全愿意结束国际，而不让国际成为一系列行不通的和代价高昂的暴动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般说来对先进的工业国家远不如对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那样关心，西方形势的改变完全没有使他们望而却步。对他们来说，当前已经不是在欧洲普遍发动革命的问题，而是置成败于不顾，抓住任何地方任何机会采取革命行动的问题，因为他们坚决认为，每一次起义都是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过程的一部分，因而也是走向彻底铲除现存的社会结构这一理想目标的一步。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切形式的集权都是发扬地方主动性和群众革命精神的障碍。他们根本不希望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以指导运动，而是希望完全取消总委员会，仅仅用一个联络局来代替它，联络局只起保持各国组织之间的接触的作用，在任何方面都无权指导各国组织的政策。
这种意见冲突并不是巴枯宁或马克思搞任何“阴谋”而造成的。冲突之所以形成，既是由于对组成国际的各种运动抱不同的态度，也是由于运动本身各有不同的特点。巴枯宁和吉约姆，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领袖们，在开展反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宣传方面的确越来越激烈，但是其中并没有构成阴谋的特殊活动，除非把巴枯宁惯于在极其普通的活动中故弄玄虚也算作阴谋。就马克思来说，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愚蠢行为，对之深为恼怒。当争执发展到高峰时，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阴谋恐惧症，以致认为整个反专制主义运动都是针对他个人的一个恶毒的阴谋。恩格斯出于对马克思的英雄崇拜，不幸也大大加强了这种态度。此外，巴枯宁为人愚不可及，性烈如火，他犯了下述两个严重错误，这在神经过敏的马克思看来，似乎也包含非常邪恶的用意。
第一个错误——远为次要的错误——涉及到把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翻译成俄文。巴枯宁在1869年竟然承担翻译《资本论》的工作，而马克思居然也同意由他翻译，这说明他们两人在那个阶段肯定不是敌人。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巴枯宁实际上会完成这项翻译工作，或者说如果他完成了，马克思会感到满意，那无疑也是稀罕事，因为巴枯宁每做一件事几乎都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而且也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诚心诚意地去完成一项如此艰巨而厌烦的工作的人。他为翻译这本著作得到了一笔预付的稿费，但到了显然决不可能完成这项翻译任务的时候，他又无意退出稿费。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因为他老是缺钱花，而且一向无孔不入，到处弄钱。这就是这个俄国庞然大物的行径，这个人也是一个大娃娃，在钱财问题上完全不负责任。马克思必然十分了解他的巴枯宁的为人，因而不管他为此感到多么懊恼，对巴枯宁使他失望一事是无权感到惊奇的。但是不幸的是这个翻译问题同另一件严重得多的事纠缠在一起了，这件事终于使马克思宣布要同巴枯宁及其所有的朋友决一死战。
这就是著名的涅恰也夫事件，关于这件事人们常常谈到，这里只略提几句就够了。谢尔盖·涅恰也夫（1847—1882年）是一个俄国青年，1869年到达瑞士，一度与巴枯宁过从甚密，他显然是一个病理学上的病例。同涅恰也夫对无政府主义和破坏的狂热相比，巴枯宁的理论看来还算是温和而可亲的。涅恰也夫真诚的革命热情是不容怀疑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34岁就死于彼得-保罗要塞，他在那里被关了十个年头。但是他的革命理论和他对革命理论的身体力行简直使任何正派人都瞠目结舌，在真相大白的时候，甚至连巴枯宁也不例外。他否认一切道德，认为这都是资产阶级的迷信；他认定革命行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谋杀了一个对他神秘的“革命委员会”的事务过分追根究底的同道，他对谋杀作了一番安排，为的是让集团里的其他成员遭到连累，从而保证革命的团结；他毫不在乎地故意使那些不大坚决的革命者引起警察的怀疑，以便使他们更深地陷入他的密谋。他对朋友就象对敌人一样信口开河，不说真话；谈起自己的功绩，他总是积习难改，吹得天花乱坠。为了博得巴枯宁的欢心，他杜撰了一个席卷全俄的伟大革命运动和一个地下组织，而他又自称是这个组织的头头。他在到达瑞士的时候，装出一付甫自彼得-保罗要塞逃出来的样子，虽然当时他从未被捕过。有一个时候，巴枯宁完全相信了他的全部故事，并深受这个年方21岁的青年的影响，而事实上，他的革命活动仅限于领导一个影响不大的小小的学生团体而已。涅恰也夫劝诱巴枯宁同自己合作，编写一系列极端激烈的小册子，准备偷运进俄国。甚至到了今天，也还无从肯定巴枯宁是否受了涅恰也夫的影响，同他合写了臭名远扬的《革命问答》，这本书毫无保留地阐述了彻底的革命超道德主义。即使巴枯宁没有写《问答》，他肯定是同意这本书的，他本人就常常说些大致相同的话，只是不那么露骨而已。巴枯宁给涅恰也夫起了一个绰号，叫作“孩子”，宠爱备至，而且由于这个他誉之为青年俄国的使者对他这位革命前辈的尊重而感到洋洋得意。甚至在涅恰也夫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巴枯宁仍不能忘怀这个他垂青的人，即使他不否定此人的思想，至少也不得不否定此人的所作所为。总之，在他终于发现涅恰也夫的真相，并停止与之合作以前，恶果已经造成了。
涅恰也夫发现巴枯宁在翻译《资本论》时感到厌烦而不能自拔，于是答应为他摆脱这项义务。说来也是本性难移，涅恰也夫的做法是威胁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商说，如果他坚持要巴枯宁继续翻译或偿还预付稿费，就要对他进行某种未作具体说明的报复。马克思听说这个消息，勃然大怒，认为这件事证实巴枯宁同涅恰也夫完全勾结在一起，蓄意对自己失信，并同自己为敌。马克思疑心这是一个阴谋，企图阻止自己的伟大著作用俄文出版。在他的头脑里，这同他对俄国和俄国方式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对涅恰也夫的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人类行为准则的做法的强烈反对混合起来了，同时也跟他的这样一种想法纠缠在一起了：有一个策划周密的阴谋，想拥戴巴枯宁为国际的独裁者，取代自己，从而破坏国际。从事实来看，巴枯宁的书信和已经发表的著作表明，尽管他不同意马克思的方针，他对马克思的智力还是深为推崇的，虽然决不是无条件的推崇。同时也几乎可以肯定，巴枯宁同涅恰也夫对《资本论》俄文版的预约出版商所进行的威胁这件事没有关系。但是，马克思再也不能理智地考虑问题了；1871年国际由于无法举行全体代表大会而召开了伦敦代表会议，会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去调查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指控，而没有去考虑面对巴黎公社失败和法国运动日趋没落的局面，国际应该怎么办。
另一个俄国流亡者尼古拉斯·吴亭在日内瓦的活动引起了新的纠纷。吴亭于1863年离开俄国，从那时候起就主要住在瑞士。他曾同巴枯宁合作，后来发生了争吵，成了一个俄国人团体的领袖，这个团体反对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所领导的集团。早在1870年，他就设法控制了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机关报《平等报》，这个刊物以前掌握在巴枯宁的朋友手里。接着吴亭便着手在日内瓦组织国际的俄国支部，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分庭抗礼。俄国支部向伦敦总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承认，并且要求马克思担任该支部驻总委员会的代表，以加强它提出的申请。马克思由于迫切希望支持任何反对巴枯宁的行动，接受了这个职位，并使申请得到承认。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说，他居然成了一个俄国组织的代表，真是一个稀奇的局面。此后，吴亭不断从日内瓦向马克思提供有损于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名声的消息，大肆煽惑，气得马克思不惜用任何武器来对付自己的对头，一心要报复。吴亭出席了1871年的伦敦代表会议，参加了关于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讨论，并受命准备一份关于涅恰也夫事件的报告。会议断然否认国际工人协会同这一事件有关。吴亭在破坏第一国际的争吵中演完了自己的角色以后，便从运动中消失了。他同沙皇俄国妥协后，回到了俄国，晚年成了一个富有而体面的官府承包商。
在1871年9月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上，法国代表全是流亡者：巴黎的瓦扬，弗兰克尔，罗沙和赛拉叶以及马赛的巴斯特利卡。瑞士派有两名代表：日内瓦的吴亭和昂利-佩雷，后者以前是巴枯宁的支持者，后来转变了立场。总委员会因为同汝拉总支部在议事程序问题上发生争执，拒绝邀请任何瑞士反对派的代表参加会议。西班牙只有一名代表，意大利没有代表。英国代表团只有约翰·黑尔斯和爱尔兰人托马斯·摩特尔希阿德，除非把在伦敦的外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埃卡留斯、荣克、丹麦的柯恩和波兰人安东·扎比茨基——也算在内。比利时派来了以西萨尔·德·巴普为首的6名代表，只有在这个国家，国际仍在真正发展中；这批人采取了起缓和作用的态度，但是并没有能防止会议把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巴枯宁对总委员会、特别是对马克思犯罪这个问题上。德国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普法战争的结果，德国的运动大体上已经暂时无声无息。
从这个阶段一直到第二年的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暂时同主要为布朗基主义者的法国流亡者结成联盟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国际的英国拥护者——其中已不再包括任何主要的工会领袖——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英国总支部委员会。只要伦敦工联理事会以及新建立起来的职工大会的主要领袖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就有理由说，单独成立英国总支部委员会，其作用只会是重复这些人在这些机构以及在全国改革联盟及其后继组织——1869年的劳工代表同盟中的工作。但是，在英国的工会领袖退出国际工人协会（有些人在巴黎公社以前就已退出，其余的人则是由于国际支持巴黎公社而退出）的时候，就可以明显看出，除非单独在国际本身的总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作为左翼工人阶级舆论的中心，以便同工会领袖集团刻意制定的温和策略相对抗，国际就不可能在英国真正存在。于是，伦敦代表会议以后，立刻就建立了一个有别于总委员会的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总支部委员会，但是它始终没有赢得任何广泛的支持。它的出现使得总委员会的权威所依据的本来就很单薄的基础更加削弱了，因为根本无法保证这个机构会按马克思的指示行动或者是让马克思放手行事，就象总委员会中比较著名的英国委员过去常作的那样。
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有一项决议宣布，每个国家的工人都绝对需要建立自己的政党，完全独立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外。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参加会议，而且法国代表团的布朗基主义色彩浓厚，这项决议得以顺利通过，但是它不大可能为未参加会议的反对派所接受，反对派对会议是否有权约束国际提出质疑。瑞士的那些反对马克思的集团立刻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否认伦敦决议，并且向国际容总支部发出通告，敦促它们要求尽早召开一次正式的代表大会。显然，到真正举行这样的代表大会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为一方，中央集权论者和政治行动主义者为另一方，必然会发生殊死的斗争。
这场等候已久的斗争终于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发生了，这是第一国际全盛时期最后一次真正的集会。至少在纸面上，这确实是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中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大会。就曾经在运动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国家来说，只有意大利人没有参加大会。如前所述，他们拒绝出席大会。另一方面，西班牙人派来5名代表，比利时人9名，瑞士人4名（代表敌对双方的集团）。英国总支部委员会及其有关机构派来7名比较默默无闻的代表。德国代表总共有10名，这是他们第一次派出人数较多的代表团。荷兰人第一次与会，派来4名代表，丹麦代表1名。以马克思的朋友弗·阿·左尔格为首的3名代表自称代表美国，其实他们都是欧洲移民。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支部各有1名代表与会。从法国来了3名用假名的代表，这是一个可疑的集团，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奸细。也还有一些法国流亡者以总委员会的代表身份参加大会，他们是马克思的女婿沙尔·龙格，布朗基主义者爱德华·瓦扬，列奥·弗兰克尔以及一些从巴黎公社逃出来的人。最后，来自总委员会的还有马克思的一批老同事：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埃蒂耶纳·杜邦、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后两人都是第一次参加正式代表大会，虽然马克思曾经参加过成立大会。但是在老信徒的队伍中有一个空白。伦敦的瑞士钟表工人海尔曼·荣克拒绝参加大会，他以前曾作为马克思的坚决盟友主持过多次会议。
实际上，在那批资格较老的人中间已经出现了裂痕。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笼络代表大会的策略，他们对瑞士顽抗分子所进行的报复性攻击，也许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背弃国际的英国工会主义者所进行的毫无节制的攻击，使荣克和埃卡留斯翻了脸。这两人不准备再追随马克思的领导了。他们不喜欢被拉进总委员会的布朗基主义者；他们不愿意看到马克思决心把包括巴枯宁本人在内的反对派领袖正式开除出去而使国际陷于分裂。马克思必然十分清楚这样一种作法会断送国际，肯定会使西班牙人、大部分比利时人以及绝大多数瑞士人离去。与此相反，德国人（几乎全都是力主采取议会行动的人）则很可能第一次被说服发挥真正的作用，但是那还会有什么人留下来同他们合作呢？因为不论在英国或法国都不存在真正的运动了。但是，马克思十分坚决，一心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宁可毁掉国际，而不愿甘冒风险，让国际落入反对者的手中。
海牙代表大会原打算处理若干重要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这是各总支部在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提出来供进一步讨论的。但是真正到了讨论的时候，与会者已经不暇他顾，而只注意政治行动的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执了。这是马克思同巴枯宁的争执，这一争执胜负不分，简直无法讨论其他问题。到了表决的时候，多数票显然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而赞成政治行动。看一看在主要问题上多数票和少数票的构成情况是颇有意思的。不能认为以下数字是十分精确的。因为有几个代表团意见不一致，而且也不是每个代表都投了票。
从上面可以看出，由马克思的信从者和布朗基主义者所组成的总委员会和团结一致的德国集团是构成多数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比利时人和持异议的英国人则是少数派的主要成分。瑞士代表有投赞成票的也有投反对票的。荷兰和西班牙站在持异议者一边投了票，当然如果意大利人派来代表也会这样投票。在多数方面，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丹麦人以及美国的代表（只能从广义上来说是美国的代表）都根本不代表任何运动，或几乎不代表任何运动；法国的运动是分裂的，不可能有真正的代表。总的说来，结果基本上是，德国人（包括德国的流亡者）加上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在票数上压倒了其余的人。
开始时，海牙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决议，这实际上也就是威胁要把任何反对总委员会政治方针的集团驱逐出去。于是便产生了总委员会将来设在何处的问题，过去它一直以伦敦为会址。大会以非常微弱的多数决定，不应再以伦敦为中心，因此恩格斯建议把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这一惊人的建议完全出乎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意料，使代表们瞠目结舌：多数人陷于分裂，少数人进退两难。如果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不再希望国际总委员会留在伦敦，它究竟应该迁到哪里去呢？瑞士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不会赞成总委员会迁入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反对任何握有代表大会所赋予的那种权力的总委员会存在。西班牙人采取同样态度，而德国的法律则不允许一个国际组织在德国国土上活动。法国显然根本不容考虑，但是布朗基主义者激烈反对把他们心目中的革命中央机构迁出欧洲。最后，30名代表赞成迁往纽约，14名代表赞成留在伦敦，尽管伦敦总委员会不愿意继续留在那里；赞成迁往布鲁塞尔和巴塞罗那的各有1名；另有13名代表弃权。
人们有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相信国际能在美国找到进行活动的新基础，能在美国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时机成熟，重新在欧洲出现。在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一再有人就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作满怀希望的发言，总委员会同美国的一些劳工领袖也有一些交往。有一个美国人——芝加哥《工人拥护者》编辑、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和全国劳工联盟的主要成员安德鲁·卡尔·凯麦隆（1834-1890年）参加了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有3个美国代表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其中2人是法国流亡者，1人是德国移民。但是国际在美国始终没有真正的立足点，而且这个欧洲的弃儿也极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立足点。弗·阿·左尔格（1827—1906年）对于前途不抱幻想，他是应马克思的紧急要求从美国到海牙来的德国移民，并且在马克思的强求下接受了总书记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毫无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倒不是为了它在那里可能起任何作用，而是为了防止它落入一些人的手里，如果留在伦敦就必然会落到这些人的手里。为此，原巴黎公社的委员们大为恼怒，他们本以为，既然英国工会主义者已经离去，无政府主义者又被赶走，他们现在可以控制国际了。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无权结束国际，尽管他们能够使他们的对手无法取得继承的合法名义。少数派在海牙代表大会的表决中被压倒以后，便着手在他们始终主张的完全分权的基础上重建国际。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立即在苏黎世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根据巴枯宁的提议，决定新建一个他们自己的秘密国际。在这次会议以后，按照意大利人的倡议，他们又在圣伊米尔举行了一次公开的代表大会，把国际重建为各国自治的总支部的自由联合组织。圣伊米尔代表大会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不承认它是国际的一次合法的会议，并且宣称自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几次代表大会的真正继承者。事实上，圣伊米尔代表大会只代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汝拉地区的瑞士人，还有少数法国流亡者。
但是，这些集团很快便同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建立了联系，他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原是少数派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圣伊米尔代表大会以后，主要在瑞士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若干法国流亡集团的支持下，又举行了几次代表大会。在1874年以前举行的头几次代表大会，仍然得到英国总支部委员会的一部分人的支持，英国总支部委员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便分裂成为两个无足轻重的对立组织。1873年，同在日内瓦举行了两次对立的国际代表大会；纽约国际总委员会召集的代表大会纯粹成了滑稽剧。总委员会无法筹措足够的经费派遣任何代表横渡大西洋，于是组织工作便落到了日内瓦的倒楣的约·菲·贝克尔身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清了代表大会必然要失败，不但拒绝亲自参加，而且劝阻他们的支持者也不要去参加，因而伦敦根本没有派人参加代表大会。会上没有比利时、西班牙或意大利的代表，事实上，除了贝克尔能够拼凑的瑞士人、寄寓瑞士的德国人以及一个名叫海因里希·奥伯温德的光杆奥地利人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代表。贝克尔和奥伯温德两人为来自瑞士的德语地区、德国和奥地利的所谓国际支部的大约20名代表制造了全权证书；他们就利用这个多数去压倒讲法语的日内瓦人，这些日内瓦人原希望把国际总部从纽约迁往日内瓦，同脱离分子举行谈判，以期把四分五裂的派系重新团结起来。此后，除了在美国以外，就再也没有听说马克思的国际了。在美国，在激烈的内部争执之下，国际拖延了几年。左尔格于1874年辞职；两三年后，第一国际终于结束了。
在此期间，敌对的国际也在逐渐没落。从一开始，它就根本不是纯无政府主义的。英国代表在没有退出这个国际的时候就力主采取政治行动，一些比利时人和少数其他国家的代表也是这样。从原则上来说，各个集团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是由于它们共同坚持每个国家的总支部有权执行它认为最好的政策，而不受总委员会的控制，甚至也不受代表大会票决的控制。这个国际没有设总委员会，只有一个联络局，即使是那些在相继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上经过辩论而由多数代表投票通过的决议也没有约束力。就实际情况来说，新国际不过代表一些不同的趋向。西班牙人和大多数意大利人纯粹是暴乱主义者。西班牙人总算还代表一个从事实际革命斗争的相当强大的群众运动，而意大利代表中则有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农民起义的鼓动者，也有北部某些城市的集团的成员，这些集团更关心的是组织工会，而且有迹象说明它们即将改弦更张，认为非暴力的政治行动可能具有价值。瑞士代表团是由汝拉总支部的当地无政府主义者和来自许多国家——特别是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流亡者混合组成的。这些流亡者除了德国人以外，多数是大致同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站在一边的狂热的革命者；而瑞士当地的领袖则是革命性差得多的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社联主义者而不是暴动主义者，他们常常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激烈态度感到很不安。比利时与荷兰的代表中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比利时人大部分倾向于追随西萨尔·德·巴普的领导，他介于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提倡政治行动的人之间，主张采取中间态度。法国人来自各个地区，意见也有分歧。布朗基主义者已经退出了两个国际，日益倾向于边诺阿·马隆宣传的所谓“整体主义”，这种理论所强调的无异是说，一切形式的活动在适当的环境中都是有益的，特别是政治行动，只要它不放弃革命目的，也是有益的。
在新国际相继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上，上述各种倾向的代表所进行的讨论，大体说来，已集中到一个看上去可能纯系口舌之争的问题上去，1873年和1874年举行的日内瓦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尤其是这样。1869年在巴塞尔，第一国际曾就工人取得胜利后新社会秩序中公共事业的组织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分裂以后，再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这场讨论中，西萨尔·德·巴普又一次成了主要的阐释者。代表们所面临的大问题实际上是：对于工业和其他显然不能在地方性小范围内安排的企业究竟应该怎么办？代表们一般都同意，绝大多数生产形式将由每个企业的实际生产者所组成的工人合作社接管，这些工人合作社将受到所在地区的地方公社的某种监督。代表们还一致同意，地方公社本身将负责经营当地的公共事业，拥有土地，大概也将拥有主要的基本设备，并且也将成为一切较大的行政管理机构所依靠的基础。有些代表认为公社应由当地全体居民共同组成，只把有限的权力赋予一个随时可以撤换的委员会或公务员组织。另一些代表则认为公社本身是当地生产者协作社的联合组织，不过代表们都认为两者并无重大区别，因为双方都期望每个工人或是通过直接立法和公民投票，或是通过自由选举和罢免代表并向代表发出强制性指示，在公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代表们还一致认为，为了实现那些因一个公社的地域太小而无法实现的目标，公社有必要组成联社，并把有关事业交给选出的联合代表去经营。在那些只需要少数毗邻的公社采取联合行动的地方，这似乎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发生究竟是代表有权约束公社，还是一切必须听命于公社的问题。真正的麻烦来自那些显然需要对相当广大地区——大到涉及甚至超过一国的整个疆域——进行统一管理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事实上存在两个相互关连的问题。首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强烈的反国家主义者，他们希望国界彻底消失，世界由根本不考虑国界的，完全根据本身意志联合起来的自由地方公社来管理。第二，无政府主义者担心：如果把一批主要企业交给一个单独的机构去管理，听任它在辽阔的地区里活动，它岂不是要变成一个“国家”吗？那就是说，变成一个对人民行使权力、否定自由的新权力机构，而自由正是革命保证要实现的目标。为了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有些代表——包括德·巴普——引证了德国人所谓的“人民国家”的概念，这种国家不会象现存的国家，成为人民头上的权威，而将是人民意志的直接产物。
然而，对“人民国家”这个概念也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一般说来，德国人往往把它理解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表达工人集体意志的中央权威，而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在他们果真承认它的时候——则认为它是一个从地方公社得到应有的权力，并由地方公社组成的联合机构。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强烈反对使用“国家”一词来说明这种机构，哪怕在“国家”之前冠有“人民”一词。他们坚持说，决不允许任何一种尊力——即使是以联合形式出现的权力——残留到新社会。中间派反驳说，负责管理象铁路、主要公路和必要的通讯设备（如邮政和电报）的全国性事业机构必须授以真正的权力，不可能要求这种机构每作出一项决定都需经过各个公社的批准，也不可能听任每个公社通过一定手续自由退出某项特殊事业。中间派指出必须有某种中央权威；他们看不出为什么要反对称这个机构为“国家”，只要明确地理解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以地方公社的联合行动为基础，并由地方公社的代表所组成。但是这种中间态度既没有满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满足马克思主义者。对前者来说，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权威都是敌人，而后者则希望有一个掌握专政权力，用以完成革命和摧毁一切形式的潜在反革命力量的工人国家。当然，这种中间态度也没有满足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同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的。
德·巴普及其信从者（主要是比利时人）之所以退出第一国际，并在新国际中同无政府主义者携手，是由于他们反对马克思的如下方针：迫使整个国际承认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并使国际接受一个对各国总支部拥有很大的中央权力的总委员会；同时也是由于他们不满意马克思对巴枯宁及其追随者所采取的策略。比利时对选举权所规定的限制使德·巴普及其信从者根本没有竞选获胜而进入议会的希望，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责无旁贷，必须大力提倡普选权和组织地方政府的自由，而不是背弃这种政治斗争。然而瓦龙族人和佛兰芒族人都不喜欢出现一个忽视他们的不同文化和观点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同时，比利时高度发展的工业和公用事业——比如运输———又迫使他们承认有必要建立中央机构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管理这种企业。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一种联邦国家的概念，而反对中央集权的人民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完全自治的地方公社这两个对立的极端主张。这种局面促使德·巴普远比国际中的其他任何人更加仔细和实事求是地去考虑新社会的实际组织问题，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并没有为他在本国以外赢得多少拥护者。他的现实主义使他不断受到指责，说什么他在敌对的宗派之间两面讨好；那些在某些方面最接近他的观点的瑞士人丝毫没有在同等程度上正视发达的工业制度带来的各种问题。
从1872年以后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着眼，可以看出，尽管海牙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决议，就组成第一国际的成分来说，马克思同巴枯宁在这次大会上进行的大论战是在对巴枯宁大为有利而对马克思大为不利的情况下收场的。1872年以后，除德国以外，马克思实际上简直没有任何拥护者；即使在德国，他的信从者也同拉萨尔派激烈斗争了好几年，拉萨尔派派遣代表参加了1874年的反专制主义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翌年，由于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德国内部的斗争才大体上宣告结束，此后，主要在南德仅仅剩下了一个以约翰·莫斯特为首的小小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派。但是在哥达进行合并的条件决不是马克思所喜欢的；再者，由于日内瓦人和一部分比利时人力图在松散的联合基础上重建国际，法国人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西班牙人和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抱着强烈的敌意，而英国人则不再感兴趣，因而马克思根本没有重建自己的运动的基础。与此同时，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联主义者有足够的力量使一个无所作为的国际多支撑了几年，但是由于西班牙的革命力量已经解体，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造反冲动逐渐消失，无政府主义者同中间集团（两者曾联合起来反对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国际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了。到了1877年，当反专制主义的国际在比利时韦尔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没有什么运动可以代表了；同年，为了建立一个范围广泛足以包括各种意见的统一的新国际，在根特举行了社会主义者统一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1881年，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徒具虚名的国际，这次他们并没有把中间派拉进来，但是这个新国际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日益壮大的主体没有关系。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人的影响下，已集中精力在一些国家建立社会民主党，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社会主义史上的一个新插曲正在开始，第一国际的时代肯定已经过去和结束了。
反专制主义的国际在1872年以后的几年间举行了几次代表大会，会上各个派别只要不就国家和政治行动问题展开辩论，就对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非常关注，这两个问题是国际工会组织和总罢工。特别是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还有一些法国人，往往回到原先的想法，把国际当作工人跨越国界的庞大联合组织，以便在组织和行业纠纷中进行互助，防止破坏罢工行为，并且通过工业联合行动贯彻象缩短工作日这样的改革。相继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工会组织的计划，这个国际性组织酹建立在双重基础上，即某一地区各行业的地方联合会和某一工业所有工人的全国性和国际性联合会。在这些辩论中，已经有人提倡那种后来成为法国总工会特色的双重组织形式；偏重工会而不是行会作为争取经济权力的工具的倾向也明显地表现出来。除了比利时以外，这种计划暂时都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十分先进而足以对这些计划采取行动的其他国家只有英国和美国，但是英国并没有采取这种行动的要求，而美国又同欧洲的思想相距太远，接触太少，因而不得不走自己的道路。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有劳工骑士团，后来又有丹尼尔·法·里昂的反复努力，他企图主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劳工和政治运动[2]。欧洲国际的策划者大部分是在荒芜不毛的土地上推行自己的计划的，但是他们后来做的事情却大大影响了法国和其他拉丁国家的工会运动的发展。
总罢工的主张显然同上述全面的劳工组织的规划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在第一国际的初期就曾讨论过以总罢工为手段，以预防或制止战争，并曾被马克思嘲笑为非非之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总罢工的主张又被提了出来，但主要不是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而是作为社会革命本身所应采取的形式。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设想，世界革命将以普遍停工，使资产阶级社会瘫痪，并清楚地显示出工人的力量开始。为了使总罢工收到成效，就需要有充满无产阶级友爱精神的、组织严密的工会运动。为此，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建立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工会组织计划。但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会单纯因为普遍停工而垮台。他们预料统治阶级会诉诸武力迫使罢工者复工；他们认为总罢工会导致内战和公开的革命。以边诺阿·马隆为首的“整体主义者”提出，如果在为“那样一天”作准备的时候，工人也利用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渗入资产阶级国家，从内部破坏它的防御，使反动派更难以利用国家机器来对付罢工者，那么总罢工和随之而发生的革命就大有成功的可能。无政府主义者反驳说，利用议会会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到时候工人的议会代表肯定会变成叛徒。
前几段讲到无政府主义者，看上去他们仿佛成了一个统一的集团，因为总的说来，在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上，他们的确是这样。但是他们中间彼此也有矛盾，其中一个集团（包括埃里科·马拉特斯塔、许多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还有一些法国人和相当一部分俄国流亡者）大体说来，主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彻底摧毁现存社会，对于预先拟定新社会制度的任何尝试都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笼统地认为，新社会是“自由共产主义的”或“自由社会主义的”，侧重个人自由。按照这一派的说法，在旧秩序完全消灭之后，普通人民的自发的和不再受压抑的才智会轻而易举地确定新社会的形式。但是另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不大强调个人自由，而主要强调小团体的集体自由，认为小团体会在向往团结和互助的自然天性的推动下采取行动。这派人以彼得·克鲁泡特金为首，后来叫作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这个宗派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汝拉总支部所进行的讨论中出现的，在1878年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瓦解以前，汝拉总支部一直是这个运动的主要支持力量。1878年，瑞士的主要领袖詹姆斯·吉约姆退出活动，定居于巴黎，于是瑞士的运动就主要落在克鲁泡特金的手里。巴枯宁死于1876年，在1872年以后就没有进行积极的活动。
从上面可以看出，早在1880年以前，欧洲的动乱就已最后结束了，第一国际曾在其中起过作用。反专制主义的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都已寿终正寝，只有西班牙总支部虽然还支撑着，但已名存实亡。在根特，建立一个新的包罗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国际的尝试没有成功，这不仅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同主张采取政治行动的社会主义者之间鸿沟太大，无法填补，而且也是由于没有强烈的要求团结的愿望以驱使哪怕是比较志同道合的集团采取共同行动。国际思想的没落，主要是由于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几乎全遭破坏，在1871年以前，法国的运动在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中始终居于中心地位。1871年以后，欧洲最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尽管它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派别。但是德国的运动对德国以外的舆论暂时几乎没有发生影响。不久以后，它的影响大增；事实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注定要为欧洲大部分地区提供新的社会主义组织的榜样。但是这种影响一直到1875年哥达统一代表大会以后才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就具有重要意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如同五十年代一样，小团体（主要是流亡者的团体）太多，它们忙于追究失败的原因而又彼此推卸责任，以致无法以任何新的形式重新团结。布朗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派和温和派之间彼此指责，争吵不休。在领导人中间，瓦尔兰和其他一些人死难于巴黎公社；巴枯宁也去世了；马克思正在苦心孤诣地撰写《资本论》的后几卷，但由于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在写作方面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德·巴普面对着比利时运动中尖锐的意见分歧；吉约姆对于看来毫无结果的争吵感到厌倦。第一国际各个最活跃的中心需要休息一下了，而且也正在休息——或是象法国和意大利那样被迫休息，或是自动休息。
第一国际没落的部分原因应该到经济形势中去寻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前几年高度发展的经济到处都出现急剧的衰退。物价长期下跌的趋势已经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农业萧条，随之引起了工业衰退和失业。工会从六十年代后期到大约1874年一直采取攻势，可是现在却发现自己在一切还能存在的地方都退而采取守势。毫无疑问，从长远来说，这种形势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很有关系，但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这种形势的直接结果是不利的。只有德国的形势才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帝国在统一以后，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但是工人阶级的发展很快就遭到俾斯麦历次制定的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打击，只是在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这些法律的反抗获得惊人的胜利时才重新抬头。
在我们开始讨论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广泛复兴以前，有必要以一种比迄今所能采取的更加连贯的方式叙述一下这样一个人的思想：他几乎从卡尔·马克思的手里夺过第一国际的控制权，并把它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用以表达俄国的虚无主义（或者接近虚无主义的东西）同南欧的暴动性无政府主义的混合体系。我在论述第一国际的各章中所采用的处理方法，未能允许以任何明确或全面的方式说明巴枯宁的基本社会哲学。这项工作需要专辟一章来进行，因为不管巴枯宁的著述和言论多么杂乱无章，它们确实代表一种可以明确说明的态度，实际上也代表一种可以理解的思想体系。
[1] 皮·伊·马加尔除了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以外,还写了一部《十九世纪西班牙史》，这部书在他死后第二年分七卷出版。
[2] 参看本卷第 362 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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