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七章 巴黎公社
在1870年以前，巴黎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是国际工人协会最活跃的中心。尽管工会在巴黎只被宽容了几年，而且受到警察的监视，尽管第一国际本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巴黎总支部的委员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尽管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不断遭到迫害，他们的刊物也迭受严格审查，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巴黎仍然处于工人阶级日趋激烈的骚乱之中。当时经济上困难重重，政治上第二帝国则受到敌视；在这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在巴黎和外省的主要城市罢工此起彼伏。里昂、马赛、勒克勒佐、布勒斯特、圣太田、卢昂都是动荡不安的中心，也都是在第一国际的旗帜下积极开展组织活动的中心。
但是，在激进派和工人阶级运动的队伍中却存在着尖锐分歧。在工会主义者中，特别是在巴黎，唯一最大的影响来自蒲鲁东，而蒲鲁东的学说中最为盛行的则是他的“互助论”。如前所述，在第一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对他的“无息信贷”方案曾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的信从者所建立的互助信贷银行于1868年倒闭，但这丝毫也没有使他们幡然悟及蒲鲁东的理论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是认为，面对着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持敌对态度的国家，互助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希望帝国的崩溃会给他们带来机会。他们信心十足地期待帝国的崩溃。在第一国际中，常常有人指控蒲鲁东派同拿破仑秘密勾结，但是这种指控是无稽的。这种指控以两个事实为依据：第一，拿破仑确曾企图拉拢工人领袖搞和平合作；第二，第一国际的巴黎领导人并没有接受拿破仑的建议，而是设法利用法律对结社的限制有所松动来进行合法的而不是地下的组织活动。批评蒲鲁东的人（以布朗基为首，他曾指示信徒抵制第一国际）认为，以这种方式承认法制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并且我行我素，继续同其他坚持雅各宾派密谋传统的地下激进组织一道，搞革命中坚人物的秘密组织。就象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样，巴黎的革命俱乐部和社团星罗棋布，比比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在大学生的有力支持下，创办了一系列昙花一现的激进派刊物，这些刊物不断招致警察当局的控告和镇压。在最有影响的激进派新闻记者中有昂利·罗什福尔（1830—1913年）其人，他在各种杂志上攻击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以后于1868年创办《明灯报》，不久就系狱一年。1869年出狄以后，他又在一家新创办的杂志《马赛曲报》上继续进行攻击，结果再次身陷囹圄。在巴黎公社时期，他在巴黎主持《口令报》，后因攻击梯也尔而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再往后，他支持布朗热将军，并且加入了对德莱福斯的迫害。但是在六十年代后期，他还是公认的共和派左翼的杰出新闻记者。
从任何明确的意义来说，这种极端的激进主义基本上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的大多数领袖来自知识分子而不是劳动者，尽管布朗基以布鲁塞尔为根据地，有相当多的工人阶级拥护者。在老一辈的激进派中间，1848年的革命传统是很强烈的；那些记得“六月起义”的人还越过1848年和1830年，回顾1789年革命的伟大时代，特别是缅怀后来被拿破仑第一扑灭的1792年和1793年的革命高潮。这些革命老战士痛恨拿破仑第三和他的叔父的劣迹，也痛恨帝国，认为它是革命的破坏者。他们是热忱的共和派，对他们说来，共和政体不仅意味着废黜皇帝，继续放逐波旁王朝和奥尔良派的王位觊觎者，也意味着推翻国家——推翻那个始终是人类自由的大敌的巨大集权力量。他们致力于清除专制权力的整个机构，尽管他们对于要用什么来代替它只有个模糊的概念。布朗基从自己所持有的革命专政概念以及从巴贝夫那里得来的平等化概念出发，以为自己了解——至少是在轮廓上了解一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新社会。但是大多数传统的雅各宾派则满足于认清自己的敌人，并乐于假定一旦把敌人赶下台，代之以民主共和国，就万事大吉了。
这种类型的雅各宾派激进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平等主义色彩，但是大体上说来，对财产并无敌意。这种激进主义要求政治上的完全平等，彻底取消政治特权，但是除了痛恨金融家、大资本家以及帝国制度下许多靠养老金度日的老朽以外，它的经济主张是暖味不清的。它要求比较公平的税制和成年男子选举权，要求一个直接和完全从属于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行政机构。它痛恨官吏；特别是警察和正规武装部队的军官。它主张建立一支民兵队伍，一支能够进行自卫的人民武装。它非常怀疑扮演御用反对派角色的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派；但是它也知道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追随比较激进的政治家，因为除了地下的密谋活动以外，别无他途可循。在那些主张推翻帝国，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而代之的激进派，同那些仍然记得共和国在1848年如何利用了自己，因而憎恨资产阶级形式的共和国的人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分界线，后者憎恨资产阶级形式的共和国的程度仅次于憎恨帝国，并且提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概念，主张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不把权力交给任何极权主义的国家机构，哪怕是以成年男子选举权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在左翼激进派看来，成年男子选举权已因拿破仑第三搞公民投票而受到玷污。他们虽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但是他们认为除非割断同极权国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顺利行使这种权力。但是在遇到投票的时候，这些左翼激进派大都只能在放弃投票或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激进政治家——至少是在那些发表极左演说的政治家之间作出选择。有些人投了票，有些人弃权；在后者中间，有许多人认为，在帝国的统治下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是一种背叛行为，无异于同一个只能用革命行动去推翻的政权搞妥协。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工会的发展，随着工会在行业与行业之间建立起联系，一个更具有工人阶级特性的运动也开始同激进派团体分道扬镶。但是在这里也碰到难题。有少数人持极端态度，准备同帝国妥协，甚至不惜设法阻止工会过问政治，而只愿充分利用拿破仑的国家所给予的宽容，但是大城市的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对帝国敌意很深，根本不可能采取这种态度。于是便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让步，公开展开组织工作，同时又不放弃反对现政权的立场；另一种是拒绝当局给予的让步，并设法按照明确的革命路线秘密地进行组织活动。布朗基派和许多雅各宾分子赞成后一种政策，但是手艺工人行会的大多数积极成员则十分自然地赞成前一种政策。他们公开地组织行会，不久又联合成立代表一些行业的工团联合会；随后，他们胆量更大了，在组织这些地方性工团联合会的同时，又开始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分部或支部。国际分部或支部既吸收各行会的会员，同时也直接吸收大批以前根本没有组织的工厂工人、矿工、运输工人和建筑工人，对这批工人来说，行业互助会已不是采取联合行动的适当基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工团联合会和国际支部并肩存在，部分会员有双重身份，而且往往同在一处办公和聚会。
在这种安排下，工团联合会主要代表熟练的手艺工人，其中大多数人为小雇主做工，至少是在小作坊或自己的家里做工，而国际各支部则包括很大比例的非熟练工人以及大多数受雇于大企业或大工程的工人。但是大体上说来，两个组织的领导却是共同的，虽然在手艺工人中，有为数甚多的温和派，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得到
承认的技术行会的事务。就某种意义来说，大多数温和派是革命者，因为他们也希望推翻帝国，而且相信帝国即将崩溃。然而他们比较倾向于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激进政治家，同时力图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参加竞选，旨在创建一个立宪共和国。1863年，正是从行会中产生了第一批工人阶级议员候选人，这批人以当时巴黎的杰出工人领袖托伦为首。第二年，也正是他们发表了由巴黎大多数工会领袖签名的《六十人宣言》，要求实现社会解放，以补充所赢得的政治上的让步——普选。这个运动受到蒲鲁东所著《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的强烈影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大多数法国蒲鲁东派赞成以政治行动支持工人阶级的要求，尽管他们仍然希望工人于掌权以后消灭政治性的国家。正是这批蒲鲁东的信从者前往伦敦帮助建立第一国际的。
在这个阶段，工会的组织活动还没有越出熟练手艺工人的范围。如前所述，参加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的4名法国人都是代表小工业的手艺工人。欧仁·瓦尔兰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久就成了法国工会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在巴黎以及外省他的号召力从手艺工人扩大到广大工人群众，并且成为第一国际在法国的真正领袖。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在其余三人中，托伦既是一名工会主义者，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六十人宣言》的领袖，不过他本质上是一个温和派，他同在伦敦结交的英国的工会主义者意气相投。其他两人同托伦相似，而且后来也同托伦一道反对巴黎公社，并被以前的同志指责为叛徒。这两个人早期就脱离了国际。
但是托伦及其友人又不是正统的议会类型的激进政治家。他们是蒲鲁东的信从者，赞成小私有财产制，主张自由信贷和生产者有权按照自己的劳动得到报酬。他们反对任何种类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认为这会破坏个人自由。他们攻击大规模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这会引起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他们还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每个生产者有权得到所需的无息资金，使他能够单独生产，或者通过合作团体同他人共同生产。他们直截了当地反对这样一种局面：熟练的手艺工人无力独立经营，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务或是出卖给受商人资本家剥削的小业主中间人，或是直接出卖给商人资本家，除了通过商人资本家以外，无法接近市场。在他们看来，蒲鲁东所提出的由一个大规模的中央信贷银行通过所属分行发放无息资本的主张，是保证每个生产者能够得到自己全部劳动成果的适当手段。我们已经谈过，蒲鲁东并不希望由他所反对的国家而是希望直接通过人民来建立他所拟议的银行，而且希望银行成为一个同国家完全无关的独立机构。1863年和随后几年，蒲鲁东派曾参加议员竞选，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国家当作实现银行国有化的工具，而是要利用自己的影响来独立地建立银行，同时通过革命来消灭现存的国家——帝国。拿破仑的议会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讲坛，他们希望在这个讲坛上能更好地宣传他们的反国家学说。
就我们所知，瓦尔兰在这个阶段同托伦及其友人是意见一致的，只是瓦尔兰远比后者强调工人在经济领域中的集体组织，强调合作社而不是个体生产。但是由于他所强调的这两点，他的看法同托伦及其友人便产生了很大分歧，而且分歧迅速扩大，因为他是既从大工业也从小工业，既从整个工人阶级也从个体手工艺者及其行会这些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此外，整个集团——包括瓦尔兰和托伦——都强烈反对中央集权。他们是工联主义者，致力于在地方的基础上建立工人组织，然后把地方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法国是一个由地方自治公社组成的国家，它是为实现那些需要在广大地区采取行动的共同目标而自由地联合组成的，权力在地方公社，较大的联合机构并不享有强制性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这个名词当时简直还没有普遍使用），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性的国家，哪怕是民主共和国，而且也敌视布朗基派，布朗基的革命专政理论在他们看来沾染着极权主义的观念。他们愿意承认的唯一权威是由公社直接体现的人民本身的权威。他们拒不接受自称代表人民并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革命中坚分子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个问题上，雅各宾派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常常指责国际派是拒绝承认必须有一个进行指导的革命权威的“吉伦特派”。但是他们同布朗基派也有分歧，因为他们坚持权力必须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中坚分子。此外，大多数雅各宾派还认为自由公社是新生法国的必要基本机构，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坚持一切权力必须归于公社的地步。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的中央权威，这个权威将用一个公安理事会或委员会来代替剥削者的国家，公安理事会或委员会是人民的执行机构，利用直接立法程序——全民投票——作为它的主要立法工具。除此以外，雅各宾派不同于布朗基派和国际派的地方还在于：雅各宾派主要不从阶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的观点首先着眼于政治，而国际派则基本上着眼于经济。后一种观点是从力图赢得群众的支持出发的，而布朗基派则完全依靠“觉悟的少数”去采取革命行动。
马克思在同法国的领袖们打交道时始终感到为难。在第一国际中，他藐视托伦的蒲鲁东主义，并且激烈反对他为小私有财产所作的辩护。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瓦尔兰为掀起群众性工会运动（作为工人发起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基础）所作的努力，但又竭力反对瓦尔兰的无政府主义的工联主义。他认为，这种工联主义是同建立统一和集中的阶级政权的需要不相容的，阶级政权是创建和保卫新秩序的工具。马克思反对雅各宾派的态度甚至更加激烈，指责他们是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总是留恋1789年和1793年的伟大时代，而不去研究周围的世界，同时指责他们不顾阶级斗争的明显事实，不过是资产阶级激进派中的一个宗派，根本不理解他们号称拥护的社会革命。实际上从气质上来说，马克思对法国的任何一个派别都不抱同情，不管在巴黎公社失败的时刻，关于巴黎公社他心里想说什么话。他对法国所有派别都不抱同情这一点，是第一国际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到了1867年，瓦尔兰——不是托伦——成了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的实际领导人。不久，他的富有战斗性的领导使他进了监狱，因而没有能够参加1867年和1868年的国际代表大会。当他重新参加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时，关于集体所有制的斗争实际上已成过去。在国际和法国工会运动中继续支持国际的那部分工会中，蒲鲁东派失败了；国际已转到一项困难的任务上去：明确它已在原则上宣布赞成的那种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在法国，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为罢工的扩大和工会的发展而感到惊恐，于是对国际进行迫害。在一些地方，政府出动军队枪杀罢工工人。工会举行抗议示威，并募集款项以支援法国以及瑞士和比利时的罢工工人。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这使正蔓延到法国、比利时，瑞士以及西班牙，同时也对英国和德国发生影响的工会运动的滚滚怒涛嘎然中断。俾斯麦把拿破仑第三诱进了战争，这场战争使得两国的工人阶级运动面对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法国，到处存在着对第二帝国的强烈敌意，因而法国的大多数工人阶级领袖并不感到有支持战争的任何要求，后来国家遭到了入侵，拿破仑的军队连战皆北，溃不成军，战争变成了一个保卫国家，反对占领和分割的问题，情况才有所改变。在德国，人们不得不面对在北德意志议会中表决战费的问题，当时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刚在1869年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同拉萨尔派分庭抗礼。国际的法国支部曾向德国工人发出一份宣言，呼吁和平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发表了一份友好的宣言作为回答。当战争实际爆发的时候，拿破仑第三表面上成了侵略者，爱国的热情席卷了整个德国。拉萨尔派在北德意志议会中投票赞成战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弃权，理由是他们不能投票赞成一场普鲁士独裁政权发动的战争，也同样不能投票支持看来象是支持拿破仑的侵略。在要求马克思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大体上同意他们的做法，虽然恩格斯在就这个问题致信马克思时曾强烈希望德国取得胜利。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正确的道路是在战争保持防御的性质时支持战争，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建议，并应在德国取得胜利，推翻帝国，为法国建立共和政府扫清道路以后，立即要求和平。
普鲁士军队的所向披靡、拿破仑第三在色当的被迫投降以及第二帝国的崩溃，使得法国土崩瓦解，处于无政府状态，巴黎直接受到被占领的威胁。旧政府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新临时国防政府简直没有丝毫合法地位，也很少群众支持。甘必大被派到内地去重整旗鼓，征募新军；巴黎准备抵抗围攻。临时政府派梯也尔到欧洲各国首都求救。在巴黎，国民自卫军重新组织起来，工人拿到了武器，因而立即就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军事上来说，守卫巴黎是毫无希望的，在普鲁士人的包围下，即使攻不下，也能把它围困得弹尽粮绝。在内地征募的新军迅速遭到了失败；至少政府已经明显看出，除了按照俾斯麦愿意接受的条件投降以外别无出路。梯也尔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巴赞在麦茨投降了[1]，这两点更加强了这些看法。但是巴黎人不肯象他们的惶惶不安的统治者那样去看待这些问题。布朗基本人（表现在他所办的《祖国在危急中报》上）和大多数雅各宾派都成了热诚的爱国者，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认为巴黎投降是不可容忍的耻辱。他们指责政府继续采取守势，而不发起攻击把普鲁士人打回去。随着巴赞的投降，对政府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布朗基派不顾布朗基本人提出的运动尚未成熟的劝告，两次发动政变，旨在建立革命政府，但是没有得到什么支持而被打败了。与此同时，政府的将领们虽然明知枉费心机，还是施加了压力，进行了一些徒劳无益、部署失当的出击。这座孤城的粮食储备很快耗尽了。于是政府同普鲁士人开始谈判，后者坚持要占领北部和东部的要塞炮台，并且要把大军开入巴黎市中心。
巴黎国民自卫军虽然仍处于政府任命的领导人的指挥下，但是已经按区成立了自己的警备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大都派有代表参加由20个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同巴黎工会联合会以及国际巴黎委员会在同一座建筑物里开会。这时，巴黎本身已没有市政委员会，它归政府任命的军事和民政官员控制。事实上，每个区派有区长1人和副区长2人，权力非常有限。这些地方官员在围城期间增加了许多新职务。他们因各区阶级性质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其中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或激进派，无产者很少，哪怕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或革命者也很少。国民自卫军的领导比较激进，但主要是由一些默默无闻的人组成的，大部分出身于中产阶级下层，只有少数工人阶级积极分子。
由于只剩下了仅够维持几天的给养，而且又没有得到外援的希望，于是临时政府同意献城投降。根据拟议的条件，双方应该休战，临时政府应该辞职，并在法国各地举行直接选举以产生国民议会，然后由国民议会批准和平条款。巴黎北部和东部的炮台应立即投降；除留下有限的国民自卫军保留武器以维持秩序外，巴黎的军队应解除武装。
1871年2月选出的议会，反动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它基本上由保皇党人组成，波旁王朝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人数大致相等，几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甚至还有一批波拿巴派；各种面貌的自由主义者和共和派只占总数的六分之一。社会主义者和雅各宾派左翼在630名议员中只占20名，其中包括路易·勃朗、德勒克吕密、维克多·雨果以及其他一些1848年的老战士，此外还有新闻记者昂利·罗什福尔以及工人候选人名单上的4名候选人——托伦、边诺阿·马隆、费里克斯·皮阿和布朗基主义者律师沙尔·弗雷德里克·加姆邦。议会推举梯也尔领导新政府，对普媾和。
俾斯麦的条件很苛刻：割让阿尔萨斯―洛林、支付巨额赔款以及普军占领巴黎。但是除了接受这些条件以外，实在别无出路，于是议会同意了。问题是巴黎将怎样对待这个消息。
激进的巴黎人获悉之余群情激昂，愤怒无比。街头不断出现示威游行，当局动用军队和警察才把游行镇压下去。革命的激情第一次从公开的革命者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到群众。国民自卫军抵制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指挥官，开始在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按照更全面的方针组织起来。无人看守的武器被抢走了；几营国民自卫军把即将缴送普鲁士人的大炮转移到比较安全的所在。由于这些大炮是巴黎人民慷慨输将而为国民自卫军购买的，缴出大炮的企图使群情激愤。有谣言说，普鲁士军队一开进城，就进行武装抵抗。不过，实际上并没有进行抵抗。普鲁士人只限于占领很小的地区，而且两天以后就撤到北部和东部的炮台上去了。他们并没有打算进入主张抵抗的人和许多普通居民避入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许多上层和中层资产阶级分子逃出了巴黎。普鲁士人撤走以后，人民露面了，街头示威也恢复了。这时，议会在波尔多举行会议，通过法令，要求立即偿清过期的房租和债务，这使许多店主和住户受到了破家荡产、无以为生的威胁，从而激起了新的愤怒。使群众更加怒不可遏的是：议会害怕巴黎人民，决定不在首都开会，稍经犹豫之后，决定把会址迁往凡尔赛。在巴黎人看来，他们曾经英勇地保卫了巴黎，取消他们城市的“首都地位”是莫大的侮辱。因此，局势更加紧张起来。梯也尔曾不断向巴黎增派军队以维持秩序，但是一旦发生暴动又无法信任他们，于是便下令撤出首都——军队、政府各部门等等全部撤出。这样，巴黎就被扔下了，听任它自行其是，没有负责当局，只有一个由无权的区长和副区长拼凑而成的委员会以及一个新成立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后者主要是由只在本区内知名的人物组成的，但是它同工会组织和国际巴黎支部有密切联系。实际上，它成了正式政府撤退以后唯一存在的权力机构，巴黎的控制权暂时就落到了这个委员会的手中。
这就是巴黎公社的起源。很早以前，从拿破仑垮台的时候起，巴黎就有人喊出了成立“公社”的口号。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到1793年的革命公社，只是对不同的呼口号者具有不同的含意而已。在一个极端，这个要求不过意味着巴黎需要历届政权都没有给予的市政自治。在另一个极端，这就意味着极左派长期梦寐以求的社会革命：一个由互相合作的自由公社组成的法国，每个公社都实行充分的自治，并且按需要自下而上地联合组成较大的行政单位，但最高权力由直接代表人民的公社掌握。当然也有介乎上述两种主张的中间意见。在围城期间：“公社”主要意味着巴黎人有权组织自卫力量，而不受人所不齿的临时政府任命的官员支配。当梯也
尔不仅从巴黎撤出军队，而且撤出全部行政机构的时候，许多以前反对公社或者态度冷漠的人也认为公社是必不可少的了，因为舍此，又将如何管理这座城市呢？
根据对历史的研究分析，现在看得很清楚，梯也尔在下令撤出巴黎的时候，肯定已横下一条心，即使不诉诸内战，至少也要利用一切必需的手段来使巴黎人屈膝。他不能指望说服由于投降和议会的行动而义愤填膺的国民自卫军放下武器；他又没有做好以武力压制对抗的准备。他手下的军队太少了；而且仅有的军队大都因为失败而军心涣散，无法信任。为了制服巴黎，他需要一支新军，他希望以战俘为主组成这支军队，他要劝说俾斯麦交还战俘以“恢复秩序”，使法国有一个普鲁士人所要求的稳定的政府。由于撤出巴黎，由于没有帮助区长们组织一个温和的政府，他实际上就是把巴黎交给了革命者，并且把公社强加在他们头上，因此除非巴黎自行崩溃，否则他必然是要把巴黎沉浸在血泊之中。这样他就能指望在一切体面人的欢呼声中，建立起新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且使法国一劳永逸地压服作为1789年的遗产而留下的具有革命传统的巴黎。 ，
被听任自生自灭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本来并无意于成为革命的巴黎的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人说，它没有得到委任；它的许多成员对于落在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到惊愕。于是委员会立即决定由成年男子选举产生有充分代表性的巴黎政府。这个组织将称为“巴黎公社”。委员会还宣布说，公社一旦产生，就将把权力移交给公社。在此期间，区长和副区长正奔走于梯也尔和巴黎人之间，进行调停，但是梯也尔婉言推脱，拒绝帮助。3月28日，在485，000已登记的选民中，以229，000票选出了公社——如果考虑到许多居民已经离开巴黎，这个票数算是很多的。开始时，公社并不是一个纯由革命者组成的机构。有相当数目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主要是从中产阶级居住区选出的，但是这些人或则没有到任或则很快就引退了。其余的成员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其中有许多新闻记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布朗基派、各革命俱乐部的雅各宾派以及工人阶级成员和少数同国际有关系的人。在选出的92名公社委员（有21人很快辞职，另通过补缺选举选出了继任者）中，国际派占21人。在人选改变以后，雅各宾—布朗基派是多数，国际派形成相当团结的少数。
我并不想在本卷中重述巴黎公社的悲惨历史。我所关心的是它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我之所以不得不列举这么多导致建立巴黎公社的事件，完全是因为不提到它的起源就无法了解它的性质。我想我已经说清楚，公社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有一批团结紧密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预先作了策划，把它当作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楷模，而是因为事态的发展决定了它的结构。应该肯定，自1793年以来，建立某种革命公社的想法就一直留在巴黎人的头脑中；在每次罩命危机中，都有人提出建立“公社”的口号。但是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明确想法：公社应该是一个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除自由、平等和成年男子选举权以外的任何基础上的新型劳动者国家。对法国人来说，市镇是传统的地方行政单位。法国是由地方市镇组成的，集权国家的一切反对者自然把公社看作是直接来自人民的对立政权的中心。巴黎公社之所以成为一个主要代表工人阶级的机构，仅仅是因为上层阶级分子或是逃离了巴黎，或是虽当选为委员，但由于敌视革命而拒绝任职。即使到了最后阶段，仍然有很大比例的委员不是工人，而是同情工人阶级要求的中产阶级激进派和雅各宾派，其中包括许多重返国门的1848年的流亡者。公社还包括为数不少的巴黎中下层阶级人物，他们通过国民自卫军参加了革命。
公社的领袖是何许人？他们人数太多，成分太杂，因而不可能通过辩论形成任何统一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出人头地，成为中心人物；倒不如说在一幅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混乱的背景下，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特写”镜头。在36名我能够找到生卒年月的主要人物中，有7人在30岁以下，21人在35岁以下。另有5人在40岁以下，只有10人超过40岁。在这10人中，有5人是40多岁，有2人是50多岁，有2人60多岁，有1人——沙尔·贝雷75岁。可见，他们主要是一批年轻人，在所有人中有一半人在32岁以下，有一些人在30岁左右，特别是那些同国际有关系的体力劳动者和布朗基的信从者。
让我们从年纪最大的开始，谈谈上述那些杰出人物吧。沙尔·贝雷（1795—1878年），蒲鲁东的信从者，信贷改革家，为人有点乖僻，属于国际，是国际少数几个资产阶级会员之一。他略有资产，诚实无欺，但不是领袖人才。公社失败后，他逃往瑞士，在瑞士写了回忆录（《我的回忆》1873年和《公社真相》1877年）。他对1871年事件并没有多大影响。
其次是路易·沙尔·德勒克吕兹（1809-1871年），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曾任流亡在外的赖德律-洛兰的助手。德勒克吕烈是进步的激进派，1848年式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于任何后来的学派，曾担任几家革命刊物的编辑，从1848年的《民主社会革命报》到他为攻击拿破仑第三政府而于1868年创办的《觉醒报》。他是可以称之为，“雅各宾”集团中的杰出人物。他为人正直，英勇刚毅，曾作艰巨努力以保持各有争执的集团的团结，并防止公社在最后的日子里采取过火行动。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斗争的最后阶段，他违反自己的意志，受命担任军事委员；到了末日，当抵抗几乎结束时，他有意识地在一个街垒上暴露自己，光荣地死去。
费里克斯·皮阿（1810—1889年），比德勒克吕兹小一岁，是一个浪漫主义戏剧家和演说家，对于自我戏剧化有强烈兴趣，但没有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皮阿能够发表演说或起草宣言，但到紧急关头就无所作为了。他在巴黎的文人圈子里曾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是乔治·桑的挚友，一个有成就的剧作家和新闻记者。在公社中，他同一群严肃认真的青年工匠格格不入，他们认为他相当可笑，有时还骂他既胆小怕事，又爱慕虚荣。象贝雷一样，他也逃脱了，而且活着重返法国，晚年在激进派政治活动中又起了一些作用。
按年龄，其次是茹尔·阿利克斯（1818—1897年），一个发明家，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曾长期身系囹圄，有时神经错乱。公社任命他为将军，但是他神经失常，只好把他关起来。凡尔赛人把他送进疯人院，他在晚年出院后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再次是伟大的画家古斯达夫·库尔伯（1819—1877年），他是革命艺术家委员会主席，由于参加破坏旺多姆圆柱[2]而被课以巨额罚款，但是他逃到瑞士去了。
上述5人都是老战士。接着我们要谈的是古斯达夫·鲍尔·克吕泽烈将军（1823—1900年），他的有争议的“将军”头衔来自美国南北战争，年轻时当兵，1848年曾对工人作战。他是个莫测高深的人物，好吹牛，爱摆架子，敢于冒险。他的军事声望使他短期当上了公社军队的将领；但是他没有能力，不久便被解职。他是另一个逃往国外，得以活着写回忆录的人。除了一般的左倾以外，他没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见解，虽然他于1871年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古斯达夫·勒弗朗赛（1826-1901年），另一个得以活着在瑞士撰写研究公社的著作，后来又发表回忆录的人，他同一批国际会员有联系，但往往同德勒克吕兹一道采取行动。他曾设法阻止处决公社的人质，表明深通事理。勒弗朗赛参加了反马克思主义的1872年圣伊米尔代表大会；后来移居美国。
加布里埃尔·朗维埃（1828—1879年），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来到公社，巴黎贝尔维尔区区长，是从一开始就衷心拥护公社的唯一巴黎区长。正是他发出声明，宣布公社的成立；也正是他公布亍最后宣言，并且领导贝尔维尔区的防守直到最后。他逃到了英国，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他是布朗基派的代表。
按年龄下面是安都昂·马格路瓦·布吕奈尔（1830—1871年），他在战斗中起了显著作用，并在战斗中阵亡。其次是著名的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年），后来她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我们还要谈到她。她参加了战斗，被控告积极参与烧毁建筑物。她要求判处死刑，公然藐视控告她的人，但是她被解到新喀里多尼亚，从那里回来后在复兴的工会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并且写了回忆录。
阿尔图·朗克（1831—1908年），甘必大的信从者，激进派新闻记者，公社领导中坚强的右翼，曾经编辑邦纳罗蒂的《平等派的密谋》和《小共和国报》。
再往下是古斯达夫·弗路朗斯（1831—1871年），法兰西学院一位科学教授的儿子，本人也在那里教过书，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是积极的革命者，并同一次暗杀拿破仑第三的活动有关。由于参加1870年10月未遂的起义，他被判处死刑。但1871年1月，仍然逍遥法外的布朗基派领导人组织了一批人把他和其他被判刑的革命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是个虚有其表的浪漫主义者，对于领导冒险行动特别感兴趣。公社初期，他在对凡尔赛人的一次出击中阵亡。
在我所列出的36人名单中，其他领袖都不超过40岁。按年龄来算其次是小说家和新闻记者茹尔·瓦莱斯（1832—1885年），他的主要作品是自传性的三部曲《雅克·文特拉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公社期间，他继续编辑自己创办的《人民呼声报》。瓦莱斯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尖锐的批评者，布朗基派的朋友而不是它的成员。他逃到了伦敦。
比茹尔·瓦莱斯小一岁的是不久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女婿的沙尔·龙格（1833—1901年）。龙格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原是蒲鲁东的信从者，但后来投向国际。公社期间，他主编《公报》。后来在盖得的工人党中起了巨大作用，还撰写了若干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1901年与妻子一同自杀。
比龙格小3岁的是波兰人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1836—1908年），他作为军事领袖对公社作出了贡献，而且十分幸运地逃了出来。其次是另一个国际会员让巴提斯特·克雷芒（1837—1903年），他也逃了出来，后来又参加伦敦的运动。另一个重要的波兰人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1838—1871年），大概是公社最优秀的将领。他积极参加了1863年的波兰起义，像符卢勃列夫斯基一样，以流亡者的身份寄居巴黎。他在战斗中阵亡。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1838—1901年）一直战斗到最后，但逃了出来，后来写了一部最优秀的公社史，一度传说可能同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结婚。
在36人名单中，按年龄下面几个人只有32岁；从这批人开始，我们要谈到有所不同的一辈新人，他们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领导人：巴黎工会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以及聚集在布朗基周围多半是还在求学的青年人。这批人在年龄上非常相近。在国际会员中，瓦尔兰和泰斯都是32岁；潘迪和卡梅利纳31岁；阿西、马隆和杜瓦尔30岁；茹尔德和阿勒芒28岁；弗兰克尔仅27岁。属于同一个年龄范围的还有布朗基派的普罗托32岁，瓦扬31岁，特里东30岁，爱德只有27岁。年纪更轻的是先后担任公社警察局局长的两个名声极坏的布朗基主义者——年仅26岁的费烈和年仅25岁的拉乌尔·里果。最后还有蒲鲁东派的维尔莫列尔30岁和罗塞尔仅28岁，后者是正规军军官，一度指挥过公社的武装部队。在这批青年人中，有许多不是死于战斗就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处决或者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
欧仁·瓦尔兰（1839—1871年），如前所述，是工会的主要领袖和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的杰出人物。他在战斗的结束阶段被俘，惨遭凌迟，最后被枪杀。在公社期间，他担任过多种工作，先是出任驻法兰西银行的代表，后来按最迫切的需要历任多种职务。关于瓦尔兰我在本卷他处已经谈了很多，这里无需再谈了。木刻工人阿尔伯·泰斯（1839—1881年），瓦尔兰在工会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中的亲密同事，巴黎工会联合会的秘书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公社期间，泰斯是驻邮政局的代表，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受伤，后被判处死刑，但是逃脱了。
路易-让·潘迪（1840—1917年），也是国际会员，原是细木匠，公社时期在军事委员会工作，十分幸运，得以逃到瑞士，我们将要谈到，他在瑞士参加了力图恢复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的活动，同吉约姆和克鲁泡特金来往密切。雷米·蔡费兰·卡梅利纳（1841—1932年），又一个国际会员，当过铜匠，在公社时期负责造市厂。他曾领导1866年冶金工人罢工，并曾在工会联合会中同瓦尔兰一道积极工作。他是全体公社委员中最长寿的人之一，得到大赦后一直活到1932年，他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死后为他举行了感人的公葬。
阿道夫-阿尔芳斯·阿西（1841—1886年），也属于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勒克勒佐罢工的领袖，一个熟练的机械工人。公社初期，他曾担任一些会议的主席，因此公社有时被称为“阿西先生的政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从那里回来后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起了一些作用。
边诺阿·马隆（1841—1893年），起初是画匠，公社初创时任第十七区副区长，曾积极参加巴黎工会运动，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曾在罗什福尔的《马赛曲报》上报导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他同笔名安德烈·列奥的小说家列奥代尔·香普西克斯夫人过从甚密。他们两人合写了一篇要求农业工人支持公社的呼吁书。公社失败后，他们一同逃到瑞士；我们在以后几章中将要谈到，马隆生前不仅写出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史》巨著，而且成了独立社会党的真正缔造者，并创办了《社会主义评论》。他的后期事业属于本书第三卷的范围。
同马隆同年的是艾米尔·维克多·杜瓦尔（1841—1871年），也是国际会员，作战英勇，但在战斗初期就被凡尔赛分子逮捕枪杀了。
弗朗斯瓦·茹尔德（1843—1893年），参加了最后的战斗，被捕后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大赦后从新喀里多尼亚回来，写了公社回忆录。公社初创时，他同瓦尔兰共同负责公社的财政，并负责同法兰西银行打交道。瓦尔兰不久就被调去担任其他工作，茹尔德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关于公社的财务他有一本一丝不苟的账本，在审讯时他交了出来。茹尔德是一个十分能干，一心为公的行政人员，在那个混乱如麻的时期，他始终镇静自若。他是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前来参加公社的人物之一。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有条理的行政部门负责人。让·阿勒芒（1843—1935年），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为可能派社会党左翼领袖，关于他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他也是被解往新喀里多尼亚去的人中的一个。
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年），匈牙利出生的首饰工人，“国际派”最年轻的杰出领袖。公社成立前几年才到法国，在迁居巴黎以前曾帮助建立国际工人协会里昂支部。公社派他担任公社的劳工与工业代表；我们将会看到，在经济领域中，他是那些公社有条件兴办的建设性事业的主要负责人。弗兰克尔在战斗中受伤，他后来逃到伦敦。在那里马克思派他担任国际工人协会匈牙利通讯书记。后来他回到自己的诞生地布达佩斯，成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参加了第二国际的早期活动。
在我随便列出的名单中占重要地位的国际会员，就到此为止。名单上还有7个名字，其中5人是布朗基的信从者。这些年轻人中最大的是欧仁·普罗托（1839—1921年），他在学生时代就很活跃，我们已经谈过，他曾想凭借和平与自由同盟的关系参加第一国际的代表大会。普罗托是律师，后任公社的司法部首脑。人们曾以为他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实他逃过了这一关，而且活到高龄。
在布朗基派中，年龄再小一点的是爱德华·瓦扬（1840—1915年），他是土木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公社派他负责教育。他从摆脱宗教的影响出发，着手兴办学校，在当时的条件下，工作做得很出色。他逃到瑞士，后来又迁居伦敦，大赦后回到法国，成了巴黎市参议会布朗基派的领袖，直到1905年社会党统一为止，他在统一的党内担任了工作。他能力很强，一直忠实于他青年时代所信仰的革命的理性共和主义。
古斯达夫·特里东（1841—1871年），布朗基最亲密的朋友。1870年同布朗基合编《祖国在危急中报》，原先编辑自己创办的杂志《直言报》。他是律师出身，略有资产，属布朗基派左翼。他的短促的一生随着公社而结束了。
艾米尔·爱德（1844—1888年），又一个左翼布朗基派，是知名的自由思想家，同布朗基合编《既非上帝，又非老爷报》。公社时期，他主要在军事方面很活跃，是公社指挥战斗的将领之一。他逃到瑞士，后来又迁往伦敦，在那里成了中央革命委员会中的布朗基派的领袖。他同瓦扬继续密切合作，合编《自由人报》。他是大赦后法国布朗基派的主要领袖之一。
其余的布朗基主义者泰奥菲尔·费烈（1845—1871年）和拉乌尔·里果（1846—1871年），都付出了生命，他们共同担负公社警察局的主要责任，在凡尔赛分子开始杀害被俘者的时候负责监管公社逮捕的人质以及其他由公社逮捕或监禁的人。在公社即将结束时，正是费烈下令枪决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等人质。他的职业是药剂师，在政治上是一个冷血的恐怖主义者，后被凡尔赛分子俘虏和枪杀。比较起来，里果其人就远不象费烈那样不讨人喜欢，他是一个热情的革命家，从开始攻读法律的时候起，就是一个积极的布朗基主义者。作为警察局长，他发表过激烈的演说，并且逮捕了许多人，但把大部分人都放走了，只是到公社快要结束时才下令处决一些俘虏。到了后期，他精神错乱了，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他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捕并被枪杀，但是没有被人认出来，后来经缺席审判处以死刑。凡尔赛警方由于不知道他的遭遇，曾一度通缉他。
在我所列的名单上还有两个人，头一个是普鲁东派的新闻记者奥古斯特·维尔莫列尔（1841—1871年），他是那家办得有声有色的反对派报纸《法兰西信使报》的编辑，并发表过重要著述《1848年的人们》和《反对派》。他死于街垒战。另一个是纳当尼埃尔·罗塞尔将军（1843—1871年），他是正规军的工兵上尉，从巴赞的败军中逃出来，被任命为公社的总司令，不久便由于国民自卫军不同意他的作战方案而辞职。罗塞尔以前同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运动没有关系；他参加公社是因为他对法军的崩溃感到震惊，反对临时政府向普鲁士人投降。公社失败后他被俘受审，后被枪决，年仅28岁。
我承认这个名单是随意列出的。其中漏掉了若干在公社中起过某些作用，后来由于个人的成就而变得重要或至少出了名的人。例如保尔·布鲁斯，后来有一个政党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党拒绝盖得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一直独立存在到1905年才统一。名单上也略去了克鲁泡特金的盟友、地理学家埃利塞-莱克留，他担任公社的图书馆馆长。但是我认为名单包括了所有曾在公社事务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积极领袖。我没有列入昂利·德·罗什福尔，因为他虽然受到放逐新喀里多尼亚的惩处，却从来不是真正的公社成员。
在上述36人中，恰好有一半，即18人，逃往国外（其中大多数逃到瑞士或英国）；有10人在战斗中阵亡或在被俘后就地枪杀；有两人在受审后被处决；有5人被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有一人——阿利克斯被关在疯人院里。由此可见，这些领袖中只有三分之一牺牲了，考虑到战斗和在战斗结束后“血的一周”中所进行的报复的激烈和残酷程度，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微小的数字。从总的伤亡人数来看，领导人的命运显然要比被领导者好一些。永远不会有人准确地知道，在那个血的一周中或是后来搜捕公社分子的骚动中究竟有多少巴黎人断送了性命。有人估计在街垒中战死的约有2，500人，在战斗结束后被杀的在14，000人以上。另有人估计总共有30，000人被杀，45，000人被俘。哈诺托[3]说，凡尔赛方面关有35，000名俘虏，其中有许多人死去；到1875年，被捕的人数是43，521名，因为搜捕持续未断。这个数目当然不包括被杀害的人。幸而保留下来的一份名册列出了经正式法庭审讯的约20，000人的职业。名册计列：劳工2，901名，机械工人和锁匠2，664名，泥水匠2，293名，细木工1，659名，商业雇员1，598名，鞋匠1，491名，文书人员1，065名，住宅油漆匠863名，排字工人819名，石匠766名，裁缝681名，家俱匠636名，珠宝工人528名，木匠382名，制革工人347名，纪念物雕刻匠283名，白铁匠227名，等等，下面还列有106名教师以及一后串人数较少的职业。被判罪的大多数人是遍布于巴黎各行各业的体力劳动者。
巴黎公社在存在的短短的两个月里，甚至没有机会为新社会奠定基础。它的任务是战斗，但是自从放弃对凡尔赛方面发动大规模出击的主张，听任梯也尔放手加强镇压革命的军事力量的时刻起，这项任务就已经毫无希望了。事实上，大概从一开始就渺无希望，因为公社的武装部队主要是由国民自卫军组成，适于防御而不适于进攻；即使当时发起一次成功的进攻，大概也只会激起普鲁士人的干涉。如果各外省城市纷纷起事并顺利地建立起自己的公社，那么议会所掌握的那支力量薄弱的军队就会分散，这倒可能给巴黎方面一个机会，至少是妥协的机会。但是外省的运动——例如里昂、马赛、圣太田；布勒斯特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运动——都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面对着反动派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局面，巴黎完全陷于孤立。公社在一种失败已无可避免的气氛中进行了辩论，即使它的委员无法使自己承认这个事实。他们主要关心的必然是军事，而在这种形势下，成分如此庞杂的组织必然要发生争吵，并在出了乱子的时候，找替罪羊。负责劳工和工业事务的列奥·弗兰克尔尽了最大努力设法使被业主抛弃的工场和作坊作为合作社重新开工，同时改善劳动条件，并同工会合作。他使得一些工场开了工，根据公共合同提高了工资，废除了面包业工人的夜班，并且进行了一些次要的改革；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事情。爱德华·瓦扬负责教育工作，他制定计划实施免费的非宗教性义务教育，但是由于缺乏经费，他的大多数改革只是一纸空文。主要负责统筹公社财务的弗朗斯瓦·茹尔德和欧仁·瓦尔兰办事非常稳健。他们没有触动法兰西银行，条件是由银行向公社提供经费；而法兰西银行无疑征询了凡尔赛方面的意见，拿出了足够的钞票，使得公社委员能够在继续征收赋税和获得特种贷款的帮助下做到收支相抵。梯也尔并没有把银行整个搬走，并使整个财政制度瓦解，因为这不符合他的要求；而茹尔德和瓦尔兰也没有准备在危急存亡之际承担另行建立一套新财政制度的任务。后来，瓦尔兰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其他方面，而茹尔德则继续工作到最后，把公社账目管得分毫不差，而且不顾普鲁东派和在财政上持奇特看法的人的叫嚷，坚持严格的正统作法。
总的说来，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并没有什么成就，除非把如下做法也算作社会主义：公社废除了旧官僚，另以只领取工人工资的人取而代之。一大部分低级官员和文书在其上司撤往凡尔赛以后仍然继续工作。公社在恢复必要的公用事业方面，看来非常成功；这些公用事业在整个战斗期间一直没有中断，直到公社最后崩溃时才再次瓦解。
公社的重大困难是在军事方面。它一再更换军事指挥官，在出了乱子的时候就把某些指挥官监禁起来，而且从来不给指挥官任何明确的权力。我们决不能把公社的主力部队国民自卫军当作正规军来对待。这支军队以地方性的营和团（由来自同一个区的营组成）为基础，都倾注全力以保卫自己的区。此外，这支军队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它的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因为选出公社而解散，而是同公社的军事委员会并存，双方的权力和职能都没有任何明确的划分。首任军事司令官克吕泽烈庸碌无能，接替他的纳当尼埃尔·罗塞尔是一名正规军军官，始终无法适应国民自卫军的那种非正规军队的作风，也无法贯彻自己的命令。公社最优秀的将领是波兰人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和瓦列理·符卢勃列夫斯基，他们都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符卢勃列夫斯基只担任次要职务，而东布罗夫斯基出任司令官，已经为时太晚，根本来不及来挽回公社的军事颓势。布朗基主义者布吕奈尔也干得很出色，但是由于非他本人的过错而失去了信任。埃米尔·维克多·杜瓦尔是一个参加了第一国际的持不同看法的布朗基派，他在战斗初期就阵亡了。随着失败迫在眉睫，政治领导有了改变，从而也使军事领导人的地位进一步复杂化。受命消除混乱局面重建秩序的一连两届公安委员会只不过使局面更加恶化罢了；因为公社本身、公社各个委员会以及同时并存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所发布的命令互相矛盾。在任命公安委员会以及其他问题上，公社中的雅各宾派-布朗基派的联合多数同国际派发生了遗患无穷的分歧，国际派反对雅各宾派独裁，希望使公社具有更明确的工人阶级性质。有一个时候，国际派甚至不出席公社的会议，虽然他们继续在各个委员会中进行工作。
在这些争执中，布朗基派和旧雅各宾派一般说来是极端派，而以瓦尔兰·弗兰克尔和茹尔德为首的国际派则是温和派，后者得到国民自卫军的一些代表的支持。国际派强烈地意识到必须依靠大多数工人，并为他们的要求讲话。国际派不信任布朗基派的革命中坚分子，也不信任一直缅怀以往的革命的雅各宾派。但是随着局势的越来越没有指望，极端派势必就更加得势了。即使是这样，几乎一直到最后，公社对待它的敌人仍然是非常人道的。凡尔赛方面从一开始就枪毙和虐待俘虏，并且每天叫嚷对叛乱分子格杀勿论，决不饶恕。而公社方面有一个时候则随便让反对分子离开巴黎跑到凡尔赛，而且即使公社效法俾斯麦的做法，扣留人质，同时警告只要凡尔赛方面继续枪杀俘虏，就要处决人质，公社也没有将这项警告付诸实行。事实上，只是到了最后才这样做了，而且也只是在中央控制完全崩溃以后才处决了几个人质。甚至连负责警察局的性烈如火的布朗基主义者拉乌尔·里果，在最后神经失常以前，也没有干出什么事来足以证明劈头盖脸而来的种种攻击是有根有据的，尽管他喜欢发表激烈的言论。签署命令处决巴黎大主教的是他的继任者费烈。
同凡尔赛方面相比，大体上说来，公社远远不是那么残酷的。事实上，马克思即使在为公社辩护的时候，也强烈批评公社在摧毁旧秩序的基本机构方面表现了过分的犹豫。正如人们所料到的，公社发表了大量耸人听闻的演说和报刊文章，但是嘴狠心不狠，实际行动远不象口头说的那么过火。公社的大多数雅各宾派本质上是热忱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欧洲资产阶级所认为的暴徒。同任何主要的公社委员相比，梯也尔要野蛮无数倍；至于残酷，他的许多凡尔赛支持者则又更甚于他。“右派”的这种残酷无情无疑主要是出于恐惧。法国的上层阶级身受普鲁士人的侮辱，对于革命的巴黎倍感害怕；他们的恐惧驱散了一切谅解和同情。他们成了道道地地的嗜血如狂的野蛮人。为了这些上层阶级，梯也尔及其将军们进军巴黎街头，大肆烧杀，所到之处，俘虏都被枪决或残害。为了这些上层阶级，梯也尔和他的法官们于取胜之后就着手审讯和处决，并大规模地把俘虏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去。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一切暴行首先就使公社成了永不泯灭的记忆。暴行暂时得逞了，革命的巴黎被压制了一个世代，法国处于第三共和国的反动统治之下。第三共和国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反动派能够一致拥戴的君主。
公社的崩溃破坏了第一国际，后者已经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而大大削弱。在法国本土，瓦尔兰和他的同志们共同掀起的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了，而瓦尔兰也在战斗中阵亡了。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完全依靠流亡在外的人才保存下来，因为少数象路易·勃朗和托伦之流的温和派已经无足轻重。他们站在反公社的一边，只是设法减轻迫害的残酷性。他们在幸存的工人阶级领袖的心目中是叛徒，而且为得胜的反动派所轻视。在公社成立前不久选入议会的那批人中，加姆邦、马隆和皮阿辞去了议员职位，参加了巴黎的保卫工作。只有路易·勃朗和托伦留在凡尔赛，声誉扫地，束手无策。毕生从事革命的布朗基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一切，因为当革命——他一直引颈以待的革命——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不在巴黎，他正在患病，而且被悬赏通缉。巴黎公社的余波也影响到他，他又进了监狱，他成年后的岁月大部分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流亡异邦的公社委员和左翼领袖——那些逃脱了大屠杀和放逐的人——不久就在国外争吵起来。团结最紧密的布朗基主义者先是加入他们过去所轻视的第一国际，后来——我们将要谈到——他们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又厌恶地退出国际。这时，国际在英国正在瓦解。英国的大多数工会领袖一心想的是自己的事务，甚至在巴黎公社以前就对国际失去了兴趣。他们始终没有派遣许多代表参加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事实上，在1866年以后，除了埃卡留斯以外，参加代表大会的著名领袖只有参加1868年和1869年大会的本杰明·鲁克拉夫特和参加1869年大会的罗伯特·阿帕尔加尔特。参加大会的英国其他代表或是中产阶级的支持者，比如考维尔·斯特普尼和阿尔弗雷德·华尔顿，或是一些小人物，比如詹姆斯·卡恃尔、托马斯·摩特尔希阿德和约翰·黑尔斯。工会领袖参加总委员会始终也不是固定的，总委员会主要留给马克思、埃卡留斯、荣克和一些其他人（大多是外国人）去管理。但是在1871年以前，国际毕竟能够指望英国工会的许多主要领袖在名义上给予支持。马克思为公社所作的充满热情的辩护（《法兰西内战》）是用国际的名义发表的，这个文件使这种局面走向尽头。鲁克拉夫特和乔治·奥德加提出辞职以抗议马克思的宣言，他们几乎是留在国际总委员会中仅有的杰出的英国工会主义者；而就英国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际也就不再同工人阶级的主体发生任何实际关系了。马克思激愤之余，指责英国领袖“把运动出卖给格莱斯顿”。不过实际上他们从来就不是革命者，对他们说来，巴黎公社太难以理解了。他们总是把国际主要看作是一个组织工会并在罢工行动中促进各国之间相互帮助的工具，退一步说也把它当作争取工人阶级候选资格和鼓动选举改革的工具。1871年出现了必须击败刑法修正法案以及争取实现工会完全合法化的形势，面对这种形势，英国工会领袖特别迫切希望避免同议会中的中产阶级力量形成对立。即使他们并没有由于马克思为巴黎公社所作的辩护而真正感到震惊，支持公社这一行动势必也会使他们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希望化为泡影。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在1871年的英国是拥护乏人的。宪章运动已经寿终正寝，继起的运动还没有诞生。
由此可见，巴黎公社对于摧毁国际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姑且不谈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争执，这场争执很快就给了国际致命的一击。在1870年以前，法国——不是英国或德国——一直是第一国际进行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实际中心，国际的分支遍及比利时和，瑞士的讲法语地区。德国人正忙于组织自己的运动，而且由于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执而陷于分裂，因而在国际的活动中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英国人尽管在表面上同德国人恰恰相反，而实际所起的作用甚至更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即使工人打着国际的旗帜进行活动，他们也一直是自行其是，根本不理会伦敦总委员会的愿望。再者，法国——更确切地说是巴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仍然是欧洲革命运动的不容置疑的中心；革命运动的失败同1848年的情况完全一样，意味着反动派又重新掌权了。马克思在1871年就象在1851年一样，必然已经了解到，革命斗争暂时已经结束了。但是有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子依然存在，尽管它的实质已经消失了。
回顾既往，究竟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归纳为巴黎公社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主要贡献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赞扬巴黎公社委员依靠革命的本能，而不是依靠任何推理的过程发现了劳动者举行阶级起义的正确方式：以革命的公社作为兼管立法和行政职能的工作机关，从而取消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国家机器的分权制。他赞扬公社，因为公社的委员只领取普通工资，是同无产阶级其余部分平等的劳动者，而不是强迫人民服从的更高的阶级。在马克思看来，目前的国家是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的管理工具，由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控制，并得到只听命于他们的军队和警察之类强制工具的支持。与此相反，公社由人民直接投票产生，公社本身不仅制定法律，而且通过它的代表监督法律的执行，这些代表就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向公社及其委员会负责。除了公社大会以外，没有大权在握的更高的执行官员。全体公务员都在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的直接管理下进行工作，这些选举产生的委员则直接向推举他们的公民负责。
当然，上述一切同自那时以后在英国和瑞典这样的国家发展起来的责任政府制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政府各部门直接在内阁大臣的指挥下工作，而内阁则对普选产生的立法机构负责。但是马克思所看到的局面并不是这样。在1870年，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英国在许多方面同这种制度非常相近，但是即使在1867年以后，英国的政府结构仍然是建立在那种把主要权力留在中产阶级手里的选举制之上的，仍然以贵族院和英王的照样完整无缺的权力为依据。此外，在不列颠这个国家的生命中还保持一种阶级特性（即使到了今天仍然保持着，只是程度较小而已），使得人们无法认为它是根据人民——更不用说从工人——的
意志而产生的。军队和文官系统、市政府和郡政府以及教育系统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的手里。只有在立法部门通过选举产生的那一部分中，才有可能出现工人的直接代表，但是下议院中仍然连一名工人阶级的议员都没有。因此，马克思自然要认为一切现存的国家都是强加在工人头上的强制机构，而不是劳动者能够通过它表达自己意志的民主机构。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国家实质上是阶级组织。他不能设想工人能够夺取现存的国家并利用它来实现必要的变革，使社会基础发生根本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变革必须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工人必须作为一个阶级，以夺取政权的阶级组织为基础采取行动。工人不能寄希望于这样的方法，即离开采取行动的阶级基础而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客搞合作的方法，去实现这种变革。马克思认为在同反动派作斗争中，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中比较激进的那些部分，但是在他看来，支持同合作是两回事。为了给予支持而又不卷入资产阶级政治，工人必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的独立性。工人可能认为帮助资产阶级从封建主义者——旧特权阶级——手里夺取国家，或者力促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是适宜的行动。但是全部无产阶级政治的真正目的不是夺取而是推翻现存的国家，是以新“国家”取代现存的国家，新“国家”必须能满足无产阶级的需要，使无产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在这以后，可以让工人的国家“消亡”，但是只有在国家已经利用权力实际消灭阶级差别，从而也消灭了反革命的危险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
因此，马克思认为梯也尔把旧国家的整个上层建筑——军队、政府、上层文官系统和武装警察——搬出巴黎，是工人开始建立自己的全新国家的机会。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阐释了巴黎公社的组织史。的确，公社是在成年男子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把任何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排除在外；当时选民第一次能够自由投票，而不受特权阶级（它们的代表已经离开了巴黎）的影响，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马克思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和贫农一起构成了人民的绝大多数，而在城市，没有农民，无产阶级也是多数。因此，他赞成成年男子选举制，不排除工人阶级以外的阶级，但是在他看来，究竟是要求选民投票选举候选人，以参加构成现存国家机器一部分的议会，还是号召他们投票选举一个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整个国家的新型代表大会，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最关紧要的并不是只有工人才有权投票，而是不管谁投票，都应该选举代表去参加那个受选民的委托，享有全权重新组织社会的立法和行政联合机构。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公社的实质就在于统一和集中大多数人的权力，不受阶级控制，通过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进行治理；以大多数人的统一和集中的权力向代表下达具有约束性的指示——即公社期间谈论得很多的强制训令。只要有了这样的基本政治机构，那么作为一个阶级而组织起来的工人就能够贯彻他们的集体意志。同工会密切结合的第一国际的职能就是系统地表达这种意志，并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
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后的列宁就是这样解释巴黎公社的。但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若干非常敌视马克思主义的集团，特别是布朗基主义者，还有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公社都成了鼓舞人心的历史记忆。布朗基主义者把巴黎公社看作是革命的中坚分子采取行动的一个实际榜样，指责国际派由于坚持那些在革命专政时期毫不适合的民主概念而毁坏了这个榜样。对布朗基主义者来说，公社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选举制或者是它的代表向选民负责的概念，也不在于它所部分依靠的工会组织的基础，而在于内战这一紧急事变强加在它身上的专政特性。他们也是某种“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所设想的民主是一种在革命专政摧毁旧秩序以后实行的制度，而不是用来推翻旧秩序的工具。有一个短时期，马克思和布朗基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分歧模糊了，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实行专政和集中权力，而且也联合起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是这种联盟注定是短命的，因为马克思相信群众组织是革命本身的必要基础，而布朗基派则不相信这一点。
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又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巴黎公社。他们认为巴黎公社的实质在于实行地方主义，反对中央集权，以及摧毁作为专制统治中心的政治国家。在他们看来，巴黎公社直接体现了巴黎人民自己治理自己的权利，是世界范围的自由的地方公社制度的榜样，终将使全世界摆脱专制政府和集权主义的危害。在他们眼里，巴黎公社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对国家的否定；因此，即使在战斗的紧急关头，公社也必须保持它的民主特性和它的基础——构成巴黎的较小地方单位。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实质上是社联主义者，他们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权力如果存在的话，也将牢靠地赋予地方团体，任何活动范围较广的机构最多也只负有受委托的职能。但是在公社的委员中，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其中一个极端是普鲁东主义者，他们反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赞成农民所有制和个体手工业生产，认为合作社是完成规模较大的工作所必需的，但是他们不相信一切大规模的组织，反对解放妇女，希望政治性的国家彻底消灭。他们主张制定一部“宪法”，根据这种宪法，将建立一套永久性的信贷银行制度，旨在向生产者提供资金，并保证他们享有劳动的全部果实，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种银行应从属于任何类型的国家，或者需要国家继续存在。他们的理论可以说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一种革命性的翻版：他们论证说，在取消了国家的压迫以及租金、利润和利息的盘剥以后，一切事情都会各得其所。
有些蒲鲁东主义者对于工会是冷淡的，当工会在性质上不仅仅是手艺工人的行会时，甚至还反对工会。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工会发展起来的工人组织是新秩序的必要基础。我们已经谈过，在法国参与建立第一国际的蒲鲁东主义者主要是后一类人。但是在法国工会运动中同蒲鲁东主义者对垒的是以欧仁·瓦尔兰为首的“集体主义者”；1871年以前，集体主义者是巴黎地区以及里昂和马赛的工会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集团。毫无疑问，就本质来说，瓦尔兰同蒲鲁东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他同马克思的共同之处；但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最重要问题上，瓦尔兰及其集团发现他们同马克思站在一边，因为他们赞成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在第一国际的辩论中，集权化对社联主义的争论还没有成为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的时候，公社已经失败，瓦尔兰和他的许多最亲密的朋友已经死了。但是在公社以前已经十分清楚，就主张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这个意义来说，瓦尔兰和他的朋友决不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希望土地和大规模生产工具归地方公社所有，在必要的时候，归公社所建立的联合机构所有。他们希望尽可能由工会组织的合作社来从事实际生产，他们认为这种合作形式的生产是“集体主义民主”的精髓。因此在他们对新社会的看法中，工会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他们往往认为——尽管不十分明确一一将来的公社是建立在地方工团联合组织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任何政治基础之上的。随着这种工团主义观点的出现，也出现中产阶级雅各宾派和激进派的迟疑态度，以及一种坚持第一国际的控制权应牢牢掌握在真正的工人手里的主张。在巴黎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中，既有工团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领袖列奥·弗兰克尔并不是法国人，他是匈牙利出生的日耳曼人，定居在巴黎。法国的“集体主义者”大部分站在马克思一边而反对蒲鲁东主义者，但是也反对马克思的“中央集权主义”和他对国家的看法。法国的“集体主义者”也认为巴黎公社是伟大的历史先例，是劳动者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独立出现，不过他们对公社的看法是社联主义的和反极权主义的。他们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现代共产主义的先驱，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个时期法国总工会的工团主义的鼻祖。
面对着这一切混乱因素，面对着巴黎公社忧患重重、骤兴骤灭的紧张局面，要描绘出一幅烘托真实情况的画面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巴黎公社简直没有机会显示它究竟具有什么建设性能力——或者说，如果出于奇迹，它幸而保存了下来，它究竟会走什么道路。公社的产生不是因为事先有人进行了筹划，而是因为梯也尔尽其所能把统治工具和行政机构搬出巴黎，留下了一个除非完全投降，否则总得想办法填补的空白。巴黎大部分人民笼罩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下：这种情绪包含着受到屈辱的爱国主义、由于普鲁士人围城而激发起来的高度公民荣誉感、对于控制国民议会的反动派的深恶痛绝，以及由于企图收缴公民手中曾经用来抗击普鲁士人的武器而引起的愤懑。在这种情绪下，投降是绝对不容考虑的；对于坚定的革命者是这样，对于国民自卫军的大部分地方军官和普通士兵也是这样。在那些不为这种情绪所动的人中间，大部分人——包括大多数富裕公民——不是早已逃离巴黎，就是在公社着手工作以前离开了巴黎。留下来的是工人、店主，小公务员和市政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不能离开的人——病人，老人和纯粹的暴民，还有一小批新闻记者、艺术家、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抱有这种或那种左翼观点。
普鲁士人的围城对建立公社倒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形势迫使巴黎组织一个同全国各地和政府隔绝的临时政府，并成立一个市民军事组织，这个组织成为新的抵抗体制的核心和楷模。围城使得公社的建立自然一些，也容易一些，如果没有当前困守孤城的经历，情况就会不同了。当然，建立公社的巴黎人并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永远独立存在下去的新的劳动者国家。巴黎公社只打算成为许多公社中的一个；毫无疑问，它将成为新的民主法国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即使是那些对自己的所行所为具有最明确的概念的布朗基主义者，他们所设想的新巴黎政权也不过是一种专政政体，旨在率先发动一场遍及全法国的革命，为全国建立一个新政府。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也同样认为公社是那个将要扩展到法国全境的新共和国的民主开端，只是他们并不抱有布朗基主义者的专政观念。主要力量在于工会的工联主义者同布朗其主义者和雅各宾派不同，因为他们认为新法国必须由自治的公社组成，而巴黎公社则是其中的第一个，这些公社在某种并不拥有强制性权力的联合组织中松弛地联合在一起。由此可见，工联主义者的想法大体是这样的：公社是取代国家的一种组织，而不是将来公社也要并入其中的新型的全国性政府结构的先驱。总的说来，在影响当时事态的发展上，所有上述看法都没有起多大作用。公社不是预先策划的，而是自发产生的，于是每个集团便只能在大敌当前必然主要考虑根本生存问题的形势下，就公社实际怎样和应该怎样的问题形成自己的概念。
起初，当梯也尔从巴黎撤走的时候，有两个机构可以任选其一，让它承担任务，采取临时措施以维持必要的服务性事业和组织抵抗（这是说如果要抵抗的话）。这两个机构一个是国民自卫军；另一个是各区正副区长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但是第二个机构成分太复杂，政客太多，他们既敌视国民议会，也同样害怕巴黎的暴民，以致不可能担任领导抵抗的任务，相反它倒致力于在巴黎和国民议会之间进行调解工作。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是毫无希望的，因国民议会除了接受无条件投降以外，根本无意作任何妥协。这样就剩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一个机构了，这个机构虽然自认没有能力行施政治或行政管理权，但是丝毫无意交出武器，或者听任巴黎遭受被普鲁士人占领的耻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发现不得不承担本来未曾料到要承担的责任以后，立即决定摆脱政治权力，而把这项不愿接受的权力交给人民。于是它下令立即由全体人民选举一个代议制市政府。看来这是解决困难的自然而民主的途径；而巴黎公社也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已经谈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选举——每个留在巴黎的成年男性公民都有投票权——产生了若干名不是始终没有就职就是很快就辞职的代表，因而需要补选。在选出的92名代表中，有21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这些空缺大多数都在几个星期内通过补缺选举而得到了补充。即使在这以后，公社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知识分子比工人多，其中有持各种观点的新闻记者、相当多的商人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其他成员。大多数成员没有具体的组织关系，不过至少有22人据了解曾经是第一国际的会员，有24人不是布朗基主义者就是近似布朗基主义者。有6人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的明确的政治观点无从得知。其余的人多数是形形色色的左翼激进派，据了解同国际或布朗基派没有关系。当然，其中若干人实际上可能是这种或那种学派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
在有明确组织关系的人中，我们还没有提到的最著名的国际派有以下几个人：维克多·克雷芒、奥古斯特·赛拉叶、歌词作家欧仁·鲍狄埃、儒尔·约翰纳、保尔·维西奈和奥古斯特·阿弗里亚尔——他们大多是体力劳动者。在布朗基主义者或近似布朗基主义者中，还没有提到的杰出人物是克洛维斯·杜邦，达·科斯塔斯三兄弟和茹尔·米奥特。巴比克是安凡丹的信从者。德坎普当时或后来是无政府主义者。Y·Y·皮约是怀念拉梅耐的左翼神甫；爱都阿·阿尔弗雷德·古波尔是工人阶级居住区的著名医生；巴斯卡尔·格鲁塞是文笔犀利的新闻记者，后来帮助把英国的运动介绍到法国来。所有这些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其中有工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有老激进派、青年工人和学生，有雄辩滔滔的，也有沉默寡言的。后者在骚乱中竭尽所能努力工作，这些工作有的是指派给他们的，有的则是需要人做，而又好象没有人去做，他们就主动担当起来的。
从如此复杂纷纭的一批人中，里面又有如此众多的天生的演说家和领袖，即使有时间，也是不可能产生关于政府或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的。要想从巴黎公社得出理论教训，那就得把自己的意见硬塞进去，否则从中是得不到现成的教益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提出了及时的解释，旨在为这个问题作最好的说明，因为他所关心的是捍卫公社委员以对付他们的敌人。后来，列宁为了取得所需要的教训，进一步曲解事实，并利用公社大做文章以充实自己的专政理论。但是明摆着的事实是，公社委员并没有共同的理论，在公社存在的三两个月中，他们太忙，来不及制定理论。当然，这就意味着每个集团和每个成员都尽其所能，务使公社适合自己在公社出现以前就已构思出来的思想模式。他们的争执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布朗基派（往往同雅各宾派结成联盟）同这样一些人的冲突：这些人或是主张更直接地向全体选民负责的民主责任制，或是要求进一步密切同工会，特别是工人阶级社团的关系。除了这种冲突以外，还有军事领袖同那些保持文职身份和观点的人之间的争执；有时甚至在蛮横霸道、拒不让步的凡尔赛议会及其党徒的面前，还要发生究竟是待之以克制还是待之以粗暴的争论。我在前面已经谈过，拉乌尔·里果嘴恶心不恶，但是从一开始他就狂热地进行令人震惊的大逮捕（虽然他所逮捕的人有许多很快就释放了），而且喜欢大肆炫耀独裁权力。等到公社失败的最后阶段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对处决人质也毫不手软。但是同梯也尔相比，公社是毕竟有节制的，尽管这种节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从一开始，也就是从可以明显看出梯也尔和议会绝不会妥协的时候起，失败就成了定局。如果普鲁士人没有允许梯也尔用他们放回的战俘组成一支军队，从而帮助他粉碎公社，那就完全不是普鲁士人的本色了。当时只有在法国其他城市爆发大规模起义才能拯救巴黎的革命，但是在巴黎以外的地区，革命的尝试几乎还没有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因此，梯也尔能够把巴黎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而且他也迫切希望这样做，为的是给法国各地一点教训。他受到欧洲一切反动集团的喝彩，因为摧毁了巴黎公社，他也就打倒了第一国际和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革命运动。
[1] 阿基·法朗斯瓦·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1870 年 10月 27 日率部173000人在麦茨向普鲁士军投降，为普军进攻巴黎让出了道路。——译注
[2] 旺多姆圆柱是竖立在巴黎市中心旺多姆广场上的铜柱，顶上有拿破仑第一的立像。这是拿破仑第一为炫耀自己的战功，用缴获的 1,200门大炮铸成的。1871 年 5月16日，巴黎公社拆除了旺多姆圆柱，后又为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所恢复。——译注
[3] 加布里埃尔·哈诺托（Gabriel Hanotaux，1853—？）法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1894—1898年曾两度担任法国外交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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