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迎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1934）

附录

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迎战

　　前承友人赠《文化杂志》创刊号一本，翻开一看，内有胡秋原君《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一文，共四万多字，于拙著《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节段，有所批评，这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参战的结果，已经引出一个论敌来接战，战局由此展开，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到了。读这样的长文，不用说，是要花整天工夫的。“饭早上桌了，得了什么至宝？还不来！”这种声音传入我的耳鼓，才觉得肚子有些饿，必须吃了饭再来领教内容。但我有些舍不得这新到手的杂志，于是依照向来的习惯，先读编后记，过一个小瘾，急忙看到第三段，有
　　“胡秋原先生……《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卓见尤多，贡献于中国社会研究者良厚”，一语，引起我无限的敬意！我在“卓见尤多，贡献……良厚”的印象之下，跑到饭桌上去“解决民生问题”了。
　　“吃饭如同小战！”这句话至少足以形容我吃的这一顿饭。我于狼吞虎嚼之后，急忙来读胡君这篇“卓见尤多，贡献……良厚”的大文，先看小题目，多么漂亮而堂皇啊！再看他所用的参考书，“除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遗稿，《资本论》，《反杜林论》，《列宁全集》（尤其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之诸名著，以及马加尔，瓦尔加等之著作外，”还有约尔克（Yolk）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杜布洛夫斯基（Dubrovsky）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之本质问题》，波卡洛夫（Botcharov）的《阶级斗争史》先资本主义社会之都，《古代东洋社会之章》，坡克洛夫斯基（Pokrivsky）的《俄国文化史概论》，论俄国封建主义俄国专制主义之起源及特质，羽仁五郎的《东洋资本主筹之形成》，寺岛一夫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亚细亚生产方法’之意义及其他关于东方诸国史之诸家零见》。像这样博览群籍的胡君犹自谦为

　　“我不讳言我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

　　试问像这样的“外行”，中国有几个，我敢断言只有胡秋原君一人！同时我也不讳言，我在政治经济科鬼混了十几年，没有读过这许多书，不讲读，并且绝对没有涉猎过这许多书！啊，“国中有颜子而不知，”真愧杀我了！
　　尤其使我惊叹的是他读了拙著后

　　“觉其过伤武断，故竭三日之力，以成此篇。”

　　不仅是这样，他在文末并注明这还是“病中”做的，以“三日之力”做成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每日能做一万四千字以上，并且还是在病中！这在我，即使没有病，即使不要做刚只照抄，如要继续三四日，那每日至多仅能抄七千字。啊，像这样心灵手敏的天才，我真拜服到“五体投地”，我真恨自己早前不应当贪一笔稿费，做那出丑的文章，誓从此抛弃这枝破笔，去替胡君执鞭！
　　各位看官和高明的读者，我是在羡慕，惊叹和感愧交并的状况之下，战战兢兢，汗流夹背地来读胡君这篇大文的呀。不过——不过我一口气读完之后，不相信，绝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看了一位读过——至少是涉猎过——名著万卷的胡秋原君的大文。我于是不得不学孔二先生，喟然而叹曰：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文，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文！

　　我叹了这口气之后，对于胡君的大文有八个字的总评，就是：

　　幼稚，矛盾，庸俗，虚伪。

　　这不是我凭着感情骂人，而是陈述一种客观的事实，因为胡君一篇四万字的论文竞包含五十种以上的错误，我的反驳简直有无从下手之慨，故不得不标出四个大项目，以便以类相从。又胡君这些错误虽应由他自己直接负责，但错误的根源是出于“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杜布洛夫斯基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洛夫等的议论，故我在许多点上虽专门在驳胡君，然关于本问题的大关节处无不归结到杜波诸氏的身上，所以我的大题目上便写明对他们迎战了，现在且来分项进行吧。

A．幼稚

　　拙著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文既已解释过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于这种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区别，复详为阐明，多至三千余字。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从没有这样说过，这是我综合他们的学说，认他们的心目中一定有这样的区分，才引伸出来的。我深知这种工作的危险性非常之大，因为稍一不慎，即可以演成“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局面，所以我在文末郑重声明“竭诚欢迎深刻的和从大处着眼的批评。”胡君既看过如许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名著，又在文首标明这个上篇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理论，”同时并以纠正马加尔，瓦尔加等和我的所论做副题，他对于我这三四千字的臆说，应当如何加以详尽的反驳，使之体无完肤，才算是尽了自己的责任，才不致弄成“文不对题”！不意胡君对付这几千字只有下列几句话：

　　“其实李先生所举的七个特征，一点也不是先资本制与亚洲生产制区别的特征。……李季先生强分二者，以正式亚洲生产方法土地国有为主，农业手工业之直接结合为附，前资本生产方法以农业手工业之结合为主，土地公有之公社为附。其实马克思说公社‘又是中国原始形态，’即是说这形态也是中国原有的，与印度无不同。李君误解马氏之意，生产方法毫无不同，不过一主一副，就在中间塞进了一个几千年的封建时代！”

　　这段话不独表见胡君没有批评能力，并且还暴露他没有读书的能力，否则他所谓“在病中”的确是有重病，头脑有些昏乱，不适宜于作文。怎样见得呢？我在参战文中说：

　　“马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是建筑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和一种固定的分工上，’而在第三卷则说‘这些国家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公社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始的形态。’前者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小公社为主要条件，即以土地国有为主要条件，而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附之，后者以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为主要条件，而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形态附之，可见前者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后者只是它的残余。

　　秋原君，我这里所说的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和这种方法的残余的区别，你竟代我修改，指“一主一副”是正式亚洲生产方法和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同之点。于是反转来洋洋得意地笑我“误解马氏之意，生产方法毫无不同，不过一主一副就在中间塞进了一个几千年的封建时代！”你这种方法叫做“偷天换日法”，就恶意的方面讲，是故意捣鬼，即就善意的方面讲，也是过于粗心，以致弄出这一大错误。博学先生，你以后执笔为文，尤其是批评他人时，要小心一点才好，否则以“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自任的你，这种工作还没有动手，先把人家的主张弄“偏曲”了，实在对不起人家啊！
　　现在即抛开这一点不讲，秋原君说我“所举的七个特征，一点也不是先资本制与亚洲生产制区别的特征。”为什么不是呢？说不出道理来。秋原君，我做了几千字，你用一句话抹杀掉，你这种方法叫做“片言解决法”，这能称为批评么？能使我心服么？无论什么人，恐怕也要说“不能”吧！
　　对于我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缺乏批评能力的胡君实在又想干我一下，借以表示自己的本领。他于无可奈何之中，遂根据杜布洛夫斯基“土地国有化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法下——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发生”一句话，做进攻的武器。所以他一则曰：

　　“土地国有不仅是亚细亚的形态，而且是苏维埃的形态，现在的苏联，也分明是在实行土地国有。如果这能决定生产方法，则殷代与苏联莫不在同一社会阶段么？如果照李季先生的理论？”（点是我加的，下仿此。）

　　再则曰：

　　“假如在今日或将来，中国的革命政党提出土地国有的纲领，那不过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之恢复，或者是毫无意义吧。因为‘从来如此，’或‘古已有之’也。如果要照李季君的理论，这又无异于恢复三代之治，恢复铭庚之治了。”）

　　这是胡君对我的第一次大攻击，以如此简单的意思，他前后运用两次，可见这是他作战的主力军了。既然如此，我对于这一点不得不多说几句。
　　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和自足自给的农业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这个独不是我的主张，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只是他们从英法等文关于东方纪述的著作中所发见的一种事实。我前此参战的一文已经表现得很明白，兹不再赘。秋原君首先向土地国有一点进攻，这不是攻击我，而是攻击马恩两氏，并且不是攻击他们的主张，而是攻击他们所发现的事实。如果用他讥笑我的话来说，这“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和马克思宣战了。”
　　但秋原君现在刚抬出马克思主义的虎头牌，向四方八面作战，怎敢明目张胆和马克思宣战呢？他于是心生一计，跟在一班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屁股后面，力求替马恩两氏解脱这一点。他于征引了他们关于此事的一些说法之后，总括他们所见的亚细亚社会的特质为五点，其中的三点是：

　　“（一）自然环境——水利灌溉之重要与国家管理。
　　（二）生产方法——以由手工业与手营农业之特殊结合的自给自足村落。
　　（三）生产关系——私的土地所有缺乏。”

　　他于这样总括后，很得意地说道：

　　“这似乎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很喜欢的证据。然而关于第一点，恩格斯是说政治与宗教之历史在其中，不是说经济基础在其中；关于第三点，马克思后来自己怀疑了：
　　“‘无论如何在全亚细亚，似乎回回教徒没有在原则上确定国内无所有权的状态。’”

　　拿这些话来做马恩两氏后来否认或怀疑亚细亚生产方法中土地国有的事实，真是可笑到万分。关于恩格斯的说法，原文为“没有私有土地，在实际上是整个东洋的锁钥。其中有政治与宗教的历史。”胡君以为恩氏“是说政治与宗教之历史在其中，不是说经济基础在其中，”遂认他否定或怀疑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按胡君原文，应为否定或怀疑第一点的自然环境，但此说实不可通，如故擅改为他指土地国有，如改错了，我当请罪。）其实土地国有明明是关于经济的事项，不言自明，不过此中关系复杂，还有政治与宗教的历史，故恩氏特别提出。一个起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知道经济是基础，政治与宗教是此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胡君以恩格斯“不是说经济基础在其中，”难道他真正认恩氏的心目中有离开经济而独立发展的政治与宗教史么？所以胡君这段语意暧昧的话，无论是指恩氏否定或怀疑自然环境也好，土地国有也好，生产方法也好，总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胡君说“马克思后来自己怀疑了”的全亚细亚回回教徒似乎未尝在原则上确定没有土地所有权，这也是陈述一种事实，并不是真正怀疑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一点。当马克思之世，已经不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而是这种方法的残存时期，回回教徒似乎未尝在原则上确定没有土地所有权，怎能摇动从前土地国有的事实？还有一层，胡君这里所谓“后来”，是一八五三年，而马克思在另外一个“后来”——即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犹明白承认：

　　“例如印度极古的小公社……剩余的生产物……一部分又首先落入国家的手中，从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即有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三○四页。）

　　像这样一般的证据是不能帮助胡君主张马克思后来对土地国有怀疑了！此外，恩格斯又在另外一个“后来”——即一八七八年——出版的《杜林的科学革命》中，犹承认

　　“在整个的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地主。”（见该书德文本一八四页。）

　　恩氏此书在付印前念给马克思听过，其内容完全为马氏所赞同，像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又是不能帮助胡君主张马克思后来对土地国有怀疑了！
　　高明的读者把我所说的两个“后来”和秋原君所说的一个“后来”比铰一下，便知道谁的“后来”是真正的“后来”，因此也知道他攻击土地国有是亚细亚生产方法内容之一，那不是攻击我，而是攻击马恩两氏。好一个打起马克思主义招牌的明目张胆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即退一万步，假定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自己怀疑了，”是由我在竭力主张着，尤其是应用于殷代，当由我负责，然胡君要驳我，应当明白指出我“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要和马克思宣战”的事实来，为什么胡君处处只有断案的结论，而没有审案的前提呢？他不能从正面来进攻我，遂用一种无聊的办法，从反面来放乱枪！所以他一则曰，照我的理论，殷代与苏联当在同一社会阶段，再则曰，这又无异恢复三代之治，盘庚之治了。他说这句话的前提，无非是认我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土地国有（其实我所承认的内容不止这一点，还有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而殷代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我当然批准这一点。但这并没有错误。譬如我说人是动物，这句话也同样没有错误。
　　不意胡君子无懈可击之中，却要顽一顽小孩子般的手段，说苏联也是土地国有，岂非苏联与殷代站在同一阶段？中国的革命政党将来也许要提出土地国有的纲领，岂并也是恢复三代之治，盘庚之治？这种反诘无异于下面的一种反诘，即：

　　马也是动物，岂非马与人是同一类？

　　我现在为使胡君明白了解此中的关系起见，特画图如下：

　　我如果说亚细亚生产方法或殷代等于土地国有，（这就是说：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或殷代所独有，）人等于动物，那胡君自然可用上项语句讥笑我。但我并没有这样主张过，胡君自己昏头昏脑，认此为一种绝大的理由，大张旗鼓，向我袭来，具有些令人齿冷！
　　秋原君在《为反帝国主义文化而斗争》一文中抱有大志愿，要“在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主义原则下，锻炼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法唯物论之深化，及文艺，科学方面之广泛运用”等等。但他连初中学生都懂得的形式逻辑的公式还没有弄清楚，怎好负此重任呢？不仅如此。他自己还和小孩一样没有试脚，就想跑来打人，我觉得太幼稚一点了。

B．矛盾

　　秋原君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方正开始翻阅的时期，我可以保险他还没有读过马恩两氏的全部著作。但他做起文章来，却摆出大学者深入三昧的架子，追流溯流地干，而他那从别人著作上间接得来的一点知识，实不容许他这样做，于是掣襟见肘，把他的一知半解与事实相矛盾的情形记全暴露出来了。他说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后来自己怀疑了”，不知道在这个“后来”之后，还有一个甚至于无数个“后来”的说法和他所谓“怀疑”绝不相容，正是一个显例。
　　但我以为拿此事去责备胡君，标准太高，他万难办到。（除非其他讲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书籍上有现成的例子，从头至尾，搜集在一起，只要他照抄。）“君子不强人以所难，”我且举一个他自相矛盾的最粗浅的例子。他说：

　　“李季先生根据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制造了他的图表，而以为普氏‘的说法是很对的’，于是他以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特征，〔按我于这一点外，明明还有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一语，胡君又略去不提，不知是他没有能力替我撮要，还是发了病，或故意捣鬼？〕而将这方法的时期拉到三千几百年前的殷代。”
　　“他〔指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意见，无疑是关于他同时代的亚洲的情形，如何可以将亚细亚生产式扯到纪元前一千多年的殷代。”

　　这是秋原君对于我下第二次大攻击的言论的一斑。他怪我不该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时期拉到三千几百年的殷代。这种意思本来很简单，但他在他的大文中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反复声明。即此一端，已足表现他不是一个健全的战士。这也不去管它。胡君既有四次斥我不该把这种生产方法拉到古代去，至少自己不应该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做第二个牺牲者。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相隔最后一段话不过二页的地方，于介绍马克思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可以称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连续的时代这一段话后，摆出学者的面孔，自问自答道：

　　“马克思这句话的真意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马克思是一般地指西方历史承继而言；不是指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即如我们讲普通西洋文化史，开始我们遇到古代亚细亚社会，即巴比仑和埃及；其次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时代，再次是中世的欧洲，再其次是近世资本主义社会。”

　　胡君这段话明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马克思所举四种生产方法系“指西方历史承继而言，”而
　　一，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相当于“古代亚细亚社会，即巴比仑和埃及”；
　　二，古代的生产方法时代相当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时代”；
　　三，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相当于“中世的封建的欧洲”；
　　四，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时代相当于“近世资本主义时代”。
　　我想这样解释胡君上面一段话，总可以称为恰如其分，绝不像他解释我的说法一样，随意加以窜改或删除。胡君的意思既弄清楚了，现在要问巴比仑和埃及的氏族社会崩溃后的建国在什么时候？我手边没有这一类的参考书，不能使我很正确地答复这个问题。不过就我所知，全部巴比仑的第一个王是哈穆拉俾（Hammuragi），约在纪元前二千二百年的时代；而埃及第一个历史上的王是米尼斯（Menes），约在纪元前三千四百年的时代。秋原君啊，我“旋乾倒坤”不过“耶稣远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这就是说不过“三千年”。你于痛骂——至少是痛驳——我之后，也分别旋乾倒坤到耶稣还未出娘胎二千二百年以前和三千四百年以前，这就是说，四千一百三十二年和五千三百三十二年！我一旋倒三千年，你就骂我“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要和马克思宣战！”你旋倒四五千年以上，他人或你自己（《文化杂志》是由你编辑的）就称赞你是“卓见尤多，贡献于中国社会研究者良厚！”这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秋原君啊，一个人要从事批评的工作，起码的条件是能做清顺无疵，不显然自相矛盾的文章。像你现在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的作品，不独不配高谈什么锻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等，并且不配批评我关于这一类的论文，因为你不独是一个“外行”，而作文的起码条件也完全成了问题！
　　但秋原君毕竟是一个聪明人，他自己后来也感觉到这一点。于是在替吴清友君译的杜布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主义本质问题》所做的序言（见《读书杂志》二卷七八期合刊）中偷偷地插入一段说：

　　“马克思所谓亚细亚底……生产方式云者，实际上不过指古代埃及巴比仑以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印度之混合的大体的生产制度之称。”

　　他以为有了这一段，自己便站稳了脚，于是马上又反转来攻击我道：

　　“现在在中国，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论，似乎又有复活的倾向。甚至于有人误解普列汉诺夫，比马札亚尔还后退一步，将亚细亚生产方法认为是一种前封建的，与奴隶制并行的生产方法。因此，杜氏此书的译出，可说是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

　　胡君自以为有了上一段的声明，仍可用下一段来打倒我。但我要问你根据什么理由可以把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忽而移至四五千年前的巴比仑和埃及，忽而移至近九十至一二百年前的中国和印度？要说根据事实的分析么？你对于这四个国家的状况没有半个字的比较！要说根据马氏的学说么？他虽没有说中国殷代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但也没有说中国古代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因为他对于中国古代的情形十分隔膜，故没有论及，你没有举出确切证据证明我的错误以前，怎能攻击我不该把这种生产方法放在殷代呢？关于中国古代的事情，马克思既没有发表意见，当然要以事实为根据，我在此次修正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第一集中不独认殷代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并且认夏代为这种生产方法时代，你如有本领，尽可驳它一个体无完肤。这桩事暂时不讲。现在要说的是马氏描写印度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明明指印度国家成立后的极古的小公社时代而言，你在驳我的论文中却郑重声明是指他“当时的印度”说的，可见自你看来，马克思也和我一样，是“旋乾倒坤三千年！”可见自你看来“和马克思开心”“和马克思宣战”的不仅是我，并且还是马克思自己！马克思从前对一个法国人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他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杜布洛夫斯基，波卡洛夫和你倘若早生一百年，当马克思的面发挥你们师徒现在的伟论，那才真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顶防与克服！”
　　其实亚细亚生产方法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发展的方式中既列在第一，自然是原始共产主义破坏以后，首屈一指的生产方法，所以它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方法，而不是现代的一种生产方法（现代自然还有残存的。）这不独可以从马克思这个方式的次序上看出来，并且还可以从他后来在《资本论》中所描写的印度极古的小公社一段话中看出来。岂止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且明明白白说过：

　　“古代亚细亚的（altasiatisch，ancient Asiatic），古代的等等诸生产方法”（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四二页和英文《资本论》第一卷九一页。）

　　的话，这不是百分之百的铁证么？就是胡君自己也完全承认此事，所以说：

　　“从埃及到希腊到中世到现代，历史之经过正如公式所示。……”

　　不仅是这样，我在上面所引的“古代亚细亚的……”一句话，胡君的大文注十一早已引过，他的解释是：

　　“亚细亚上特冠古代二字，是马克思公式中的对象。而在不冠‘古代’之时，显然是一般的特征。”

　　试问这是什么话？什么叫做“马克思公式中的对象”？是指古代亚细亚生产方法么？好，姑且这样解法。什么又叫做“一般的特征”？是不是指放诸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悖的特征，这就是说，是不是指不旋乾倒坤三千年的中国近代的特征，和印度自古代小公社一直至英国人侵入时为止的特征？证据在那里？一点也没有，如果勉强说有的话，那完全是牵强附会的。（我们在后面当驳个痛快。）还有一层，胡君既代马克思明白规定亚细亚上特冠”古代”二字是指古代亚细亚生产方法，不冠“古代”字样，是指近代亚细亚生产方法，（这种无聊的区别是笑得死人的！）然马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明明没有冠“古代”二字，何以又是指古代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不是指所谓“一般的特征”呢？无论胡君怎样会说，是无法解除这种矛盾的。
　　像这样显然可见的矛盾是每个稍有思考力的中学生都知道的，而自称读过几百种名著的胡君，抱大志愿要“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的胡君竟毫无所觉，岂非咄咄怪事！胡君自己这样糊涂，已经令人够受了，但他还不自藏拙，竟明目张胆地来戏弄马克思，并尽量地嘲笑我。他自己可以公然把亚细亚生产方法安置在古代的巴比仑和埃及，却仗着“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杜布洛夫斯基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洛夫等作后援，不准马克思把它安置在古代的印度，不过也马马虎虎，“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出抗议。因为马克思早有权威的学者，并且还是他要拿去做招牌的人，只好取放任态度，开个大大的顽笑了事。胡君对于我便严厉得多，竟绝对不准我把这种生产方法安置在殷代。因为我一这样做，他就宣布我的罪状道：

　　“李季君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又不是普列汉诺夫主义。”
　　“李季君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更不是马克思主义。”

　　这不知道是我的流年八字不好，还是秋原君的矛盾？我只求高明的读者出来主张公道，绝不希望他予以答复，因为他的妙论我已经听够了，“不敢闻命矣！”
　　还有一层胡君口口声声承认“马克思这公式……是就人类历史发展而言”，“是一般地指西方历史承继而言。”既是发展，既是承继，当然要按照次序。依马氏公式讲，我们可以打个比喻如下：
　　一，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曾祖父；
　　二，古代的生产方法是祖父；
　　三，封建的生产方法是父亲；
　　四，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是儿子。
　　这个对于后来的马克思和现在的我们不甚妥当的比喻，（因为马氏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意见改变了，亚细亚的和古代的生产方法应列为祖父和祖叔父，）对于大叫“没有修正这公式的必要”的秋原君一批人是一种确切不移的方式。但他一面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在发展或承继的次序上是曾祖父，一面又痛斥我“犯了二重错误。”其中的一重即“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是先封建生产方法。”更斥我比普列汉诺夫和马加尔错误尤多的地方就在我“将亚洲生产方法拉到封建生产方法之前。”照他这些指摘我的话看，亚细亚生产方法实在封建生产方法之后，这就是说，它不应居曾祖父的地位，应降至儿子的地位。但同时胡君又不准丝毫更动马克思这公式的位置。执笔至此，我也“百思不解”啊！
　　不过我于一○一思之后，毕竟得到一种绝妙的解释法。就是，在三十年前宗法威权之下，老祖宗是最尊严不过的，后来留学东西洋的子弟多起来了，因受欧化的影响，宗法威权遂被打破，据噱我所知道的一桩千真万确的事是某日本留学生写信给自己的老子，大书特书：

　　“父亲仁兄大人阁下！”

　　现在的解放比前更大，所以写信给曾祖父，称为：

　　“曾祖吾儿知悉！”

　　大概也不算“逆伦”吧！
　　可是胡君看见这些话，一定大发雷霆，说我不应开顽笑，因为他不独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提出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是指中国鸦片战争以前的证据，并且在杜书的序言中郑重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是“指古代埃及巴比仑以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印度之混合的生产制度之称”，像这样古今兼指，有什么矛盾，值得打那样的此喻呢？其实马氏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无论埃及，巴比仑，或中国，印度，都是指古代讲的，如涉及现代，那就是指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予以确切而详尽的证明。胡君不知道是始终不懂这一点，还是已经懂得，但为维持斥我“旋乾倒坤三千年”那句话的“威信”起见，不得不学中国官场要错就错到底的办法，拚命维持原状。但胡君可以强词夺理“证明”殷代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无论如何，无法否认马氏指极古的印度小公社实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事实，至多只能说印度几千年来只有这种生产方法，从未变过，直至和英国人接触，才使这几千年来完好如故的生产方法，突然崩溃！关于这一点，不独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证明，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并且依照胡君在杜书序言中所说：

　　“如果在中国的周朝以前是亚洲生产方法期，那马克思无异说疯话了。”

　　这个例子指印度古代为亚洲生产方法期，那马克思又要第二次“说疯话了”，这乌乎可！所以我的比喻仍旧是用得着的。
　　此外关于普列汉诺夫解释马克思的公式一点，他也另有高见，斥我们为不对，他说：

　　“不幸中国读马克思很多的李季先生以及我个人颇敬佩的杜畏之先生，都做了马加尔的应声人，以为‘很对’，‘很正确很必要的修正’！”
　　“这修正果真是正确的么？历史的事实，并不需要这个修正。……马克思这公式不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而是就人类历史发展而言；从埃及到希腊到中世到现代，历史之经过正如公式所示，并没有修正这公式的必要。”

　　胡君这些话，不用说，也是极纷乱与矛盾的能事。他把“社会发展”和“人类历史发展”分作两个截然不相同的东西，实在是过于高妙，非常人——至少是我——所能理解。因为人类社会离开人类历史发展，还有什么发展可言？难道人类社会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事实外，还有什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鬼类的发展附在它的上面？但细察胡君这句话下面一句的意思，他不外是要说：

　　马克思这公式不是泛指社会一般的发展而言只是专指某一部分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言。

　　像这样没有语病的文字，我们是不能希望从胡君的笔尖表现出来的。胡君作文这样词不达意，便一面著书立说，一面大做其“批评”文字，其志也许可嘉，不过其行未免太急了！
　　可是胡君看见这些话，一定不服气，一定要说“我是在三天之内草成此四万多字，并且还在病中，语意含糊之处，当然是有的。但我上面一段话说你们不该赞成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总算是驳倒了你们，，不能视为我的纷乱或矛盾吧。”
　　这虽是我代拟之词，我想可以曲曲传出胡君心中要说的话，至少是我没有故逞笔锋来作弄他。他如以此相诘责，我可于兜一个圈子之后，予以详细的答复。
　　胡君的大文既经指明“评李季君者较多”，因此他有许多文字虽不是批评我，甚至于还是从我的论文中模仿或抄袭（事实见后）去的，但一经他将上下批评我的文字连在一起，在不知底细的人看来，以为他又在批评我。现在仅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来说。“Progressive Epochen”一语我前译为“相连续的时代”，胡君后来则译为“承继时期”他于是说：“有许多人将……承继的时期译为‘淮化阶段’，遂不得不完全误解马氏原意了。”胡君这里自然没有指这是我的译法，但他的文字既是处处向我进攻，在读者的心目中必认定这“许多人”中一定有我在内。关于此事，我并不怪胡君是故意顽手段，但我因这一类的批评受委曲的地方，不止一次二次，故乘便提出来说一下。这是第一点。
　　第二，像上面的事实虽不必要胡君负责，但他征引我的说法，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得一场糊涂，这是要由他负全责的。例如我在参战的论文中，说：

　　“马氏于一八五九年提出四种生产方法做经济发展连续的阶段至一八七七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便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方拿摩氏的氏族社会做一个补充，一方又改变他从前对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古代的生产方法的见解，这是我们在第二项提及过的，兹为简单明了起见，特图解于左：

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　{	古代的生产方法	}　封建的生产方法——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
	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我这个图表只是描写马氏的意见，并没有参加自己的意见。但经过胡君的笔端，马上变了形态，他应用欲抑固扬的方法说道：

　　“李季君在《读书杂志》第二三期上，发表《中国社会史论战之贡献与批评》，颇为许多人所称颂，尤其是他对于亚洲生产方法及社会发展阶段之解释，使很多人拜倒。先介绍李君关于社会形式发展阶段的图表：

*　　*　　*　　*

　　“李君自以为这是马氏的意见，但我以为误点太多，读者看完我的全文以后，自可明白。李君的意见大部分根据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然而我以为这是不够的。”

　　胡君这两段话里面虽也有“解释”和“自以为这是马氏的意见”等语，隐约表现我是在陈述马氏的学说，但他对于我所列的图表轻轻加上“李君关于社会形式发展阶段的图表”十五个大字，使之变成一个泛指一般社会发展的抽象的东西，并且好像是我的“本店自造”的公式，后来便对此公式大下攻击，说：

　　“马克思的四生产方法说不能看作社会发展之必然阶段者，就是每一个社会中，决不止经过一种生产方法。……其次，社会生产方法之发展，也没有那么整齐，自某年至某年是某种方法的。实际上，一个时期决不仅一种生产方法，它常有并存的方法，从前的残余，未来的萌芽；以为某年至某年是什么生产方法，未免太机械了。只能说，某一时期某种生产方法占支配地位。”

　　胡君这些话说得何等冠冕堂皇，入情入理。这无疑地是在批评我，因为只有我列过四生产方法的公式，也只有我首先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按照生产方法划分过年代。（划分年代是指示大段落时一种不得已的工作，是历史一类的著作所习用的方法，自然不应像胡君那样吹毛求疵，故加指摘。）但“李季先生”，“李季君”，“李先生”，“李君”喊过不停的胡君，在这里为什么不指明出来，多出我一点丑呢？因为他这些意见是从我的论战文中抄袭去的，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我，只能顽顽手段，暗箭伤人。大家如果不相信，我且写出几段做见证。我在参战文中第四项说：

　　“我们已经知道，氏族社会崩溃后，可以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达到封建制度，也可以从奴隶制度达到封建制度。其实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定都要取这种途径的。萨尔卫阿里说得对：
　　‘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并非一切民族都经过同样的步骤，也不是同一的原因发生进步的冲击’（见《古代资本主义》德文本二七三页。）
　　‘这种见解是很正确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奴农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

　　我在前文第三项又说：

　　“所谓经济时期就是一种生产方法单独占领，或与它种生产方法共同占领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一种生产方法独霸时，这仪是它的高度发达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它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取得领导权时，这便是它的崛起期或初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它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崩溃时，这便是它的崩溃期或末期。”

　　秋原君啊，我现在即退一步，承认你上面的说法不是从我这几段话演出，但两相对照，意义完全相同。你拿这些话来批评我，不独是无的放矢，简直是一个文字手淫者。你的纷乱与矛盾真是达到可惊的程度！
　　可是糟糕的情形，并不止此。胡君认我所列的图表的意见，“大部分根据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实则莱氏的书没有提及过这四种生产方法，胡补的说法适成为胡说。这也不去管它，因为像这一类的胡说，到处都是，我如果要一一加以辩驳，那只好著一大部书，但这是值不得劳神的。现在要讲的是，胡君既发见我制的图表，“误点太多”，即当发挥自己的学力，驳个痛快。不意胡君的全副本领只在做别人的应声蛊与留声机，把他们曾经说过或征引过的东西尽量抄录出来，只在依照笨拙的大学教授，作成讲义式的文章，至于交锋对垒，当面迎敌，他是办不到的。所以他对付我，始终不出于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的方法，除掉上面所举的“偷天换日法”，“片言解决法”和下面还要提及的许多方法外，这里所用的是不当面接战，推到后面去再说，但终于没有下文，这可叫做“空头支票法”。他所谓“读者看完我的全文以后，自可明白，”正是这“空头支票法”的应用。
　　好，就看你的全文吧。我看完全文之后，除掉发见我在上面所征引的“历史的事实并不需要这个修正……并没有修正这公式的必要”几句空洞话外，再也找不出他半点理由来做我的图表“误点太多”的证据。啊，无聊的批评家！啊，可怜的批评家！说到这里，我连带想起长沙痞子（即流氓）的把戏了。他们每逢被强硬的对手痛打一颐，总不效间手，口中却说：

　　“你打老子，老子明朝把信你！”

　　他们说过这句话之后，一溜烟跑了。所谓明朝给信自然是句空话。秋原君也懂得这个诀窍。所以他把驳斥我的“误点太多”的图表的工作推在下面，而下面呢，却没有下文，恰恰等于长沙痞子口中的“明朝把信你！”
　　我于绕了一个大圈子，说完上面两点（即第一点和第二点）之后，现在再问转来讲普列汉诺夫解释马克思的公式一点。胡君既已承认我所提出的马克思的公式非“一切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这种主张，（这自然不是我的创见，只是各国经济发展所昭示的结果，凡研究经济史的人都知道的，）就应当深切了解这公式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抽象的公式，换句话说，这公式是建筑在东西洋历史发展的事实上，而不是建筑在什么抽象的原则上，因此，他应当承认普氏的解释。我们在发挥这一点之前，须介绍普氏的解释如下：

　　“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于读过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著作之后，改恋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法对亚细亚生产方法关系的意见。……像中国或古埃及经济发展的逻辑并不发生古代的生产方法……古代社会的形态代氏族组织而起，这和组织也在亚细亚社会制度之前。这两种社会组织模型的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怀中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终必使氏族趋于灭亡。”（见普氏《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德文本五八至五九页。）

　　普列汉诺夫系根据埃及和中国展史发展的具体事实去解释马克思的公式，最有价值，所以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此等事实马克思自己后来当然也看得到（至少是关于埃及的），故我认为深得马氏的真意，并称普氏的工作为解释，而不称为修正。胡君如果认这是“修正”，应当提出证据证明马氏自己终身未尝改变原来的意见；如果认这种“修正”不正确，应当指出埃及和中国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都经过一种古代的生产方法，计不出此，竟又拿出他那“片言解决法”的法宝，用“但据此即以纯地理原因建立并存类型理论是不对的”一句抽象的空话抹杀事实，这是何等狡狯或可怜！胡君既认马克思的公式是“就人类历史发展而言”，迨普列汉诺夫就东西洋历史发展的事实去解释马氏的公式，他又认为不对，这又是何等的矛盾啊！
　　还有一桩好笑的事也应当在此附带提及一下，就是胡君利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攻击山川均和我。他说：

　　“山川氏也如李君一样，以为地理环境之不同，可以使一个社会形成奴隶制，一个社会形成封建制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也是可以并存的两个社会形态。然而他们未免太将地理力量估计大了，普列汉诺夫说过无数次数，地理环境只有决定生产力发展迟速力，它决不能决定生产方法。”

　　这真是白昼见鬼的话，因为我们绝没有主张什么“地理环境之不同，可以使一个社会形成奴隶制，一个社会形成封建制！”我的参战论文只在驳郭沫若君时，偶然间接涉及地理环境的问题，那一次所说的是：

　　“其实他这种描写首先挖空了奴隶制度的基础，因为就现在已经考证的事实讲，
　　“‘奴隶制度多是在牧畜对于纯农业比较的占着优势，且是于对外贸易占着有利的地位的那些区域发展的。’（见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昆仑译本一一○页。）
　　“周代既没有对外贸易，而又是农业比牧畜占优势，它不能像希腊罗马那样发生残酷的奴隶制，而于本来没有使农民完全奴隶化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达到一种较奴隶制为温和的农奴制，这是再自然也没有的事。”

　　我本来认周代没有经过奴隶制，这里不过是从旁面引用山川均“已经考证的事实”去和周代的产业状况比较，借作周代不会有奴隶制度的补充的说明，我所注重的是某个区域的产业状况，而不是某个区域的本身；即山川均的意思也是如此，他不独有“多是”“且是”等字去限制地理环境的意义，那句话的上面且明白说出：

　　“有了如何的社会的存在条件与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才发展为奴隶制国家？又有了如何的社会的存在条件与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才发展为封建制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充分说明的资料。”（见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中文译本一一○页。）

　　试问胡君从我们这样明白的说法中怎样作得出什么地理环境决定生产方法的结论而硬当作我们的主张，加以讥笑？他这样无聊地故意罗织，只是表示他的脑子的昏乱而他上面的种种矛盾正是这种昏乱的结果啊！

C．庸俗

　　我在上面虽指出胡君大批的错误，但还没有十分涉及本题的主要点，即他根据“俄国有名的”人的谇论对亚细亚生产方法所下的批评。现在正要做这种工作。他在“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主张之误点”这个大标题之下又排出“一，他们不懂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一个小题目，而他的全部议论完全建筑在杜布洛夫斯基的一段话上，因此我们首先介绍杜氏的说法如下：

　　“将亚细亚的特殊生产方法当作不同于其他一切生产方法——奴隶的，封建的，农奴的，资产阶级的以及其他的生产方法去观察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认这生产方法之特征，就是无土地私有，以及水利事业之国家之集中等，其实土地国有化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法下——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发生。而灌溉在父系氏族经济时代，封建社会时代，奴隶制度及资本主义时代都可以发生作用。”

　　胡君于这段话后复用一大段话对于灌溉和土地国有非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特征加以引伸，于是作出结论道：

　　“这些偏颇的错误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理解者所解释的亚洲生产方法之特征，固不仅是亚洲生产方法，而且是欧洲生产方法，俄国生产方法；就是如后所述，马克思所真正指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加上村落共同体的小农与家内工业之结合形态，也不仅是亚洲生产方法，也是欧洲生产方法，俄国生产方法。”

　　杜布洛夫斯基和胡君反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的独立的生产方法的议论，在没有经济学知识的人看来，自然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自我看来，这是“狗屁不值一钱”的庸俗见解，是只看见树不看见林的“鼠目寸光”的妄人的胡说。当然，我并不采用胡君的“片言解决法”，这样说一句就算完事。我要从大处着眼，用比较法来暴露他们的错误。现在试将几种主要的生产方法主要的内容胪列于左，以供比较：

　　一，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一切天然资料和土地为社会所公有，社员共同劳动的原始生产。
　　二，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为贵族的国家所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私人生产。
　　三，古代的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大都为贵族所私有，规模颇大的农工业的奴隶生产。
　　四，封建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大都为封建贵族所私有（在实际上是私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的农奴工奴生产。
　　五，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和资本大都为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私有，半自足和半交换的私人农工业小生产。
　　六，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的主要内容——土地和资本大都为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所私有，商品交换的大规模协业的工人生产。

　　我在根据此表发言之先，再郑重声明一句，这里所谓内容是其荦荦大者，当然说不完备，如封建生产的后期并非完全自给自足的生产是。但道无伤于主要点。不足为病。
　　我们试将这六种生产方法比较一下，便一眼望见它们各有各的特征，彼此并不雷同。但我们如果用分尸法，把它们整个的体制斩成几块，马上发觉它们实有相同的地方。如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土地国有和封建生产方法中最初的土地国有相似，古代的生产方法中的农工业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甚至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中的农工业生产也有相同之点，至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的农工业生产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中最初的农工业生产，尤多相同之点。总说一句，除掉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外，其他五种生产方法的每一种都有和其他四种相类似或相同之点。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的特殊与独立形态，也岌岌可危，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一旦成功，开始向共产主义前进，两者间相同之点更多了。由此看来，没有一种生产方法可称为杜布洛夫斯基和胡君等所谓特殊的生产方法。
　　然而这样的“分尸评判法”是最庸俗的，最不妥当的，因为它把对象整个的体制拆毁了，使这体制失去本来面目了。经过这个比较，可见杜布洛夫斯基及其应声虫胡君因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下也有土地国有，父系氏族经济时代，封建社会时代，奴隶制度及资本主义时代也有灌溉，便否认两者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特征（其实它的特征不止于此，）并否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是不值识者一粲了。
　　但这种主张是他们的全部“理论”的基础，是他们讥笑我们“不懂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唯一根据，双方的胜负全决于此主张的是否成立上面。因此，我为更明显地暴露他们主张的荒谬起见，再要打一个三五岁小孩都能够了解的比喻。古语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们现在不要讲“心”，单讲“面”吧。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人于此，我们如要研究乙的面孔是否与甲，丙，丁，戊，己五人相同，那只须互相对照，仔细察看，就可以判断出来。不意杜老师及其令徒胡大哥不肯依照这种办法，硬主张应用他们的“解剖学”把乙的耳，目，口，鼻一一割下来摆在桌上，再和甲，丙，丁，戊，己五人的耳，目，口，鼻作单个的比较，于是发见乙的耳朵和甲的耳朵相似，乙的眼睛和丙及己的眼睛相似，乙的嘴唇和丁的嘴唇相似，乙的鼻子和戊的鼻子相似，便“沾沾自喜”向众人宣言，乙的面孔上的特征，甲，丙，丁，戊，己的面孔上都有，因此，乙的面孔决不能像甲，丙，丁，戊，己的面孔一样，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形像！
　　杜胡两师徒的考验法果然精细，解剖学果然神妙。但你们要注意，如以同一方法施于甲，丙，丁，戊，己五人，也可得到同一的结果。所以你们的“分尸评判法”仅用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身上，而不用于其他生产方法的身上，遂急忙作出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特殊生产方法，其他生产方法才是生产方法的结论，未免是智者十虑中的一失吧！
　　胡大弟子又说：“这些偏颇的错误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理解者所解释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特征，固不仅是亚洲生产方法，而且是欧洲生产方法，俄国生产方法。”统观他后面的说法，这句话实含有两层意思：一，即他的“分尸评判法”的勾当，我已经答复过；二，即他所谓

　　“这种生产方法实在不能叫做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因为它远超出亚细亚地理范围以外。”

　　胡君如以此为理由，遂反对亚细亚生产方法这个名称，又是一种拘执而庸俗的见解。原来命名的人因这种生产方法起于亚洲，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称，故以地域的名称名之。这种生产方法如果出现于欧洲或非洲，袭用这个名称，即可以表现它的内容，试问有什么妨碍？例如支那这个名词的故事正可和此相比拟。旧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声教远被，外人因称我国为秦，而支那即秦音之转。然现在一提及支那，谁都知道是指中国而不是指秦。又俄与契丹接近，即以契丹为中国，而俄文中的中国这名词，其音为契丹（Kutrǔ），但近代的俄国人一说Kutrǔ，谁都知道是指中国而不是指契丹。像这一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然胡君为什么不反对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俄国人称中国为契丹，而一定要反对称那以土地国有，农工业直接结合的生产方法为亚细亚生产方法呢？他的用意无非是不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因想借口于它“远超出亚细亚地理范围以外”，不认其为一种生产方法。所以他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一句话，虽自命为新奇动听，并讥笑我们为不懂得，但自我们——至少是我——看来，这是“分尸评判法”的结论和拘执庸俗的见解，我们——至少是我——欣然承认，实在是不懂得！
　　胡君“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主张之误点”这个大标题下的第二小小题目是“二，亚细亚生产方法非生产方法。”不用说，这是上面的“分尸评判法”必然的结论。胡大弟子和大学教授编讲义一样，对于生产力，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从马克思的书中抄了几段，并啰啰嗦嗦解释或引伸一番后，又把他的唯一可靠的杜布洛夫斯基老师抬出来了。他说：

　　“然而土地国有或私有的关系，只是一种法律的财产所有关系，而‘私有制度的关系特别是土地的关系，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不是私有制度能解释生产方法，反之，生产方法才能解释私有制度。水利制度亦然，以为生产方法建立在灌溉制度上，是如何的反马克思主义！’（杜氏《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否生产方法，应就它整个的内容去考察，并应和其他生产方法对比研究，才能正确决定。不意惯用“分尸评判法”的杜胡两师徒丝毫不懂这样去考察与研究，惟专门向土地国有和灌溉两点分别进攻。但把灌溉作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一个普遍的主要条件，是马札亚尔这一流人的错误。至于我，对于灌溉，简直没有提过。恩格斯在一八五三年固然早已说过：

　　“人工灌溉是此处〔指东方〕农业的第一个条件，且为公社，各省或中央政府的事业。”（见《恩格斯与马克思通信录》德文本第一卷四一五页。）

　　但这句话应当正确地加以了解，因为它是有空间性的，恩格斯在这句话的上面明明提及阿刺伯，波斯，印度，鞑靼及亚细亚高原的沙漠地带，灌溉只在此等地方才有极重大的意义。至于中国的南部和中部，灌溉虽不可少，但都系地方极平常的事业，例如我们乡间港堰的灌溉，至今仍是由地方农民共同经理分配的，不独非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的事业，而且非县政府的事业。至于中国的北部，都系旱耕，绝少灌溉，所以灌溉在事实上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中一个普遍的主要条件，也未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视为一个普遍的主要条件，（马氏在描写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时，虽提及看水人从公共蓄水处分配水，也是就事论事的，）故我在参战论文中没有提及灌溉。因此，胡君代表杜布洛夫斯基的意见，屡次攻击灌溉非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特征一点，正是一种隔靴搔痒之谈，没有反驳价值的。这是第一点。

　　注：杜畏之君在《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一文（见《读书杂志》第二卷二三期合刊）中，本着拉狄克的见解，比较埃及和中国的雨量，说明埃及须有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而中国不必有，且在事实上也没有，因此推倒“中国政权由治水产生（瓦尔加……），治水工程促成了封建的破坏及中国之统一（陶希圣），中国的河工产生专制主义（梅奇尼考夫及普列汉诺夫……）等等之类的高见”，固然正确，但由此趋于极端，说“中国的古代则雨水足用，农业不依河水”，“大多数的平原居民还不知人工灌溉为何事”，“农民往往坐待天时而不甚关心于河渠。我们如细嚼普遍全国钟罄之上的‘风调雨顺国秦民安”八个大字的颂辞及‘南风之熏兮’的古谣就可想象其一二了’，便有不少的语病，令人想到中国全没有——至少是绝少——人工灌溉。实则中国每到夏秋雨季时有旱灾，孟子所谓“七八月之间旱”，农村俗语所谓“干旱年年有，轮流在九州”，都是实际状况的写照。即就接近河流，汊港纵横的我们地方讲，每到七八月禾将成熟之时，如一月不雨，即须利用汊，港，塘，井，河的水，从事人工灌溉，否则灾象立成。所以工人灌溉在中部和南部中国，是一种很平常而普遍的事，不过不像马札亚尔所夸张，和杜布洛夫斯基所攻击的一样，是中国甚至于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中一个普遍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阶段，即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如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就是和财产关系——这些生产力向来是在它们中间发育的——发生冲突。”（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德文本五五页。）

　　很明显的，土地国有是一种生产关系，要“用法律上的术语来说”才是一种“财产关系”。就是胡君自己在离上面一段话的后面十四页也明明标出：

　　“生产关系——私的土地所有缺乏”

　　十二个大字。不仅是这样，他在上面一段话的前面一页上更明明写出：

　　“我们还要去追寻其生产关系：就经济上说，剥削关系；就政治上说，阶级关系；就法律上说，私有关系。”

　　一大串。他在这里，忽板起面孔，说“土地国有或私有的关系，只是一种法律的财产关系”，而他的老师更说：“特别是土地的关系，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我真不懂他们何所根据？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类在社会的生产中所发生的一定的经济关系：叫做生产关系。例如“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它是资产阶极社会一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见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德文本二五页。）而“此等生产关系的全体构成社会的经济组织，这是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物所根据的真实基础。”（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五页。）
　　我所介绍的这些话既是马克思亲口说出的，总不能算做反马克思主义吧。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既是一种生产关系，则贵族国家手中的土地也当然是一种生产关系，而此等生产关系的全体也当然构成社会的经济组织，换句话来说，即构成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物的真实基础。由这种事实看来，杜布洛夫斯基所主张，和秋原君所咐和的“土地的关系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的说法，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牛克思主义了！
　　其实我们用不着引这间接的证据，因为尚有直接的证据存在，并且还是胡君引用过的。他于“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以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封建＝农奴底生产方法作原则上的区别。然而如上所述，土地私存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现象，不是私有财产决定生产方法，反之，是生产方法决定私有形态”这段话中注释道：

　　“‘资本制生产方法……一方面以分离直接生产者于土地之单纯附属物的位置（隶农，农奴，奴隶等形式的）为前提，一面以收夺民众之土地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下，日译本一五七。）接着指出‘资本制以前一切生产方法——封建底土地私有，种族私有，马克共同体中小农所有……也可变为适于资本制生产方法要求的经济形态。’（同页）在这里，毫没有提到特殊的亚洲生产方法。”

　　胡君这种注释不用说，是企图拿住马克思的说法去证明没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但我将他这这些话和德英两种文字的《资本论》一对，马上发见他后面引号中的话与原文不符，是经过他或别人改造过的。今为证实起见，特将原文译出，以资比较，并为我们立论的根据。

　　“这种生产方法〔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前提，在一方面是使直接生产者脱离单纯附属于土地的地位，（在隶农，农奴，和奴隶等等的形态中），另一方面是夺取民众的土地。就这种限度讲，垄断地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历史的前提，并继续为这种生产方法的基础，和从前站在一种或□种形态上剥削民众的一切生产方法一样。但初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遇着的地产形态，和它并不相适应。和它相适应的形态要由他自己假手于资本宰制农业，首先创造出来；就是封建的地产，种族的财产，或马克公社的小农财产，无论它们法律的形态怎样不同，也可使之变成适合于这种生产方法的经济形态。”（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五五至一五六页。）

　　将这段话和胡君的译文比较一下，便看出他或他的尊师是应用“自由增补法”，在“封建底土地私有”等等上面擅自加入“资本制以前一切生产方法”数字，然后将这几个字和下文连贯起来，说马克思没有提及亚细亚土地国有的事，因断定这种生产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依照他这种说法，马氏也同样没有提及古代的地产，因此古代的生产方法也不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了。胡君自然要脱口而出道：“对呀！”但和马克思自己的意思相去足有几千万里！胡君等这种描写别人学说的方法，叫做“矫揉造作法”。这对于描写的人十分方便，可以和搓汤圆子一样，随便大一点，小一点，圆一点，扁一点，不过对于被描写的人的学说却被割裂得不成样子罢了。
　　胡君征引马克思一段话去证明没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企图，经我的揭发，已经完全失败了。（实则他自己那样的证据也是失败的，因为他处处只能掩耳盗铃地提出马氏没有说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消极证据，而不能提出马氏不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生产方法的积极证据。）但同时反供给我们一种证据，直接证明土地是一种生产关系，因为“资本制生产方法……收夺民众的土地”云云，还不是指土地这样转移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重要元素么？为什么要把土地所有指作“上层建筑的现象”而不视为“经济的基础”呢？尤其显明的是这句话的下面一句，即：

　　“垄断地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历史的前提，并继续为这种生产方法的基础。”

　　试问垄断地产和杜布洛夫斯基所谓“土地国有或私有”不是意义完全相当的句子么？垄断地产或地产的垄断既继续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土地国有为什么不能做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基础呢？垄断地产既是经济的基础，而不是什么上层建筑的现象，土地国有为什么就“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呢？关于这一点，无论杜老师或胡弟子有怎样大的本领，是不能反驳或反对的。否则只好直截了当地抛开他们“也是马克思主义者”（Auch Marxist）的面具，去做牛克思主义者！
　　然胡君，或杜布洛夫斯基，或其他人等提出那段话，恰恰删除上面这一句，并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我不相信他们看了那段话，因不懂这一句的意义，才予以删除，惟一的原因就在引出这一句，即给他们一个劈面巴掌，未免使自己失面子，故用“人为淘汰法”，马马虎虎略去了。我们由这种事实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是如何故意地加以毁灭！可是胡君在口头上还以“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并“锻练马克思主义发展”自任，唉，人心真难测啊！
　　还有一层，胡君既已决决切切宣布“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亚细亚生产方法非生产方法”，在后面忽又承认“亚洲生产方法是一种混合的生产方法”！这就好比最初说“某甲不是人”，后来忽说：“某甲是一个杂种人。”他以为在亚细亚生产方法上加一个”混合”的形容词，可以使这种生产方法仍旧不成为一种生产方法，恰和在人上加一个“杂种”的形容词，可以使这种人仍旧不算人一样。这种见解的庸俗，真是登峯造极了！
　　然只有具有这种极庸俗见解的人，才会挂羊头，卖狗肉，才会东挪西扯，扩充营业。所以我们看见他在“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主张之误点”那个大标题下又来一个“三，亚细亚派生产方法论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题目。唉，马克思主义还丝毫不懂，又来一种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被你们庸俗化还不够，又来使列宁主义庸俗化了！你们的门槛真多，但我也是“洞庭湖的麻雀”，经过风浪的，对于你们借列宁主义示威的这一套新把戏，并不害怕，因为你们只是一些卖假药的江湖医生，这就是说，杀人的庸医！
　　胡君自抬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虎头牌后，不用说，又编了两大段与本题无关的讲义，说一些关于俄国斯拉夫派与西欧派，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派的对立，社会民主工党开第四次大会，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对土地问题的争议等等闲文。内中只有一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空话，就是普氏“误会了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幸而胡君承上接下的工夫还好，所以在第三段说：“在俄国问题上，有新斯拉夫派，民粹派之意见，在中国问题上，又出现亚细亚派了。”这样算是和本题相近了。然胡君是一个“文艺家”，笔墨很好，更深深懂得文章愈曲折愈优美的秘诀，故虽达到本题的门口，并不一直冲进去，先谈到“中国的革命政党提出土地国有的纲领”，然后将我讥笑一番，说“如果照李季君的理论，这又无异于恢复三代之治，恢复盘庚之治了。”
　　胡君于发泄这种“无名火”之后，心气比较和平，于是再三揖三让地说“普列汉诺夫无疑是马恩以后世界最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文艺理论，是我全部接受的。然而如果他在文艺上列宁不足和他比肩，在政治上，他又不免多书生之见。因此，在文艺上我听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我愿多听列宁。”这半段话表现胡君对于文艺与政治主张的选择，是采十分严格主义。他把此事交代清楚，便在下半段用“然而”一转，表示多听列宁的……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并不是上面所说的什么政治主张，而是关于经济史上的意见。这是胡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压轴戏，我们必须集精会神地听，目不转睛地看！他说：

　　“然而列宁就从来没有谈到什么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在《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或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家社会，而只说到奴隶底，封建底（以及农奴底），资产阶级社会（《全集》第三卷。）”

　　胡君关于列宁的议论就是这样一长句了事。我们在批评之前，还要把他对于马克思的说法和结论一齐介绍出来。他说：

　　“不仅如此，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谈到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只有一次就人类整个历史而说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此外，他只说到亚细亚国家，亚细亚社会，乃至亚细亚制度，正如说欧洲国家社会一样。
　　“因此，在社会进化史上画一个特别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无论如何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胡君对于这第三项的小题目，约做了一千二百字，而他关于列宁的说法只有一长句，计八十字，关于马克思的说法只有两句，计八十四字。你看他的标题是多么冠冕堂皇，我重复说一遍，叫做“亚细亚派生产方法论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我初次看到这题目时，以为里面必定将马克思和列宁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怎样不成其为生产方法一点，说得详详细细，使我增进不少的见识。谁曾料到那里面只有一二句空话，竟是一个骗局！可见胡君作文，正和投机商人开店一样，只求装璜美丽，不顾商品的充实与优良的！
　　然胡君不独酷肖一个投机商人，并且有几分像目前一般混售劣货的奸商，因为他的空话中还杂有假话。此等奸商既要受铁血除奸团炸弹的警告，胡君也自然免不了我的笔伐。他很自信地说列宁的“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我留俄时所备置的俄文《列宁全集》已于回国两年后失去，现在所买的德文《列宁全集》仅出十五本，并且恰恰不前不后，独缺少载有列宁一九○六年提及这种生产方法的第九本，因此我现时不能利用原文本或可靠的译文本来和胡君周旋。但翻开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导言（中文译本三六页国光社出版）一看，即发见马札亚尔的主张及其引文如下：

　　“然而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土地国有化，是为其基础。列宁曾把这一点视为此生产方法的特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大会和普列汉诺夫争论的报告中，曾说过如下的话：
　　‘若是因为在莫斯科的俄国民族有过（或者如果莫斯科的俄罗斯民族有过）土地国有，则它的经济基础是亚洲生产方法’。”

　　我们从这段话中至少可以看出两个要点：一，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主要特点之一，实列宁所承认，由此可以证明胡君这一类人随便抹杀这种生产方法的土地国有一点，不独违反马克思原来的学说，并且也同样违反列宁的意旨。二，列宁的文集中明明提及过“亚洲生产方法”，胡君所谓“他在《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又是谎话！我真不懂胡君的议论为什么专喜建筑在谎话上面？
　　可是胡君不独有“扯谎”的本领，并且还有“圆谎”的工夫。他自己后来也碰到了列宁上面一段话，于是急忙把它引入自己的序言中，并且即时接上一句道“但列宁不是主张有什么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这样一来，好像胡君从前否认列宁“在《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一语是指特殊的亚洲生产方法讲的，所以他始终没有错。实则不然。他自己跟着杜布洛夫斯基的榜样，把亚细亚生产方法分作两种：一为他们意旨中的也是欧罗巴生产方法，也是俄罗斯生产方法的国际化的“混合的生产方法”，通常称之为亚洲或亚细亚生产方法，一为我们（马克思列宁自然在内）所认识的古代的，非国际化的和单纯的生产方法，通常称之为特殊的亚洲或亚细亚生产方法。尤其是他于两者并举时，对于我们所指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必冠以“特殊的”形容词。他在上面所引的一段话中说：“列宁就从来没有谈到什么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在《全集》中从未说到亚洲生产方法”，显明的，前者是指我们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后者是指他们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否则两者如系同一物，他应当于后者的上面加上“特殊的”字样，或改为“这种生产方法”，以示仍指前者。还有一层，他在那段话的下面一段，接着又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谈到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只有一次就人类整个历史而说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句话更是一个印证。所以无论如何，胡君在序言中的掩饰，是不能成功的。
　　我们对于这点“小事”为什么要说这许多话呢？用意无非在暴露胡君丝毫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认，惟图遮遮掩掩，自欺欺人。这完全不是参战者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指摘的。这点“小事”说过了，现在再回到本题来。
　　胡君那一段八十个字的话中除掉这句谎话外，还有一个天大的证据，就是《列宁全集》第三卷没有谈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或亚细亚社会。所谓第三卷就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书我从前虽读过一遍，但尚未注意到这一点，现在走马看花地略翻一下，没有发见亚细亚生产方法或亚细亚社会等字样。胡君这句话，大概是可靠的，不过列氏此书的对象，和书名所标示的一样，是讲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讲俄国自古至今的经济发展史，自然没有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或亚细亚社会的必要。此书固然也有讲历史的地方，但仅追溯至封建时代为止，未尝远及古代。列宁的书为范围所限没有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胡君即指此为他不承认这种方法是一种特殊生产方法的铁证，像这样庸俗而武断的结论，只有胡君这一类人才作得出来！
　　我在参战论文中曾经有过下列的一段话：

　　“考茨基虽明知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发展有过四种生产方法的说法，却置若罔闻，自己特依照马氏的意”日再拟定一种方式为：
　　‘社会的生产，单纯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见萨尔卫阿里《古代资本主义》考氏序言第十二页。）
　　考氏在同页又加以说明道：
　　“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发展观。他从没有在何处这样明白而总括地说过。不过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零星评判收集起来，并从运用此等评判所产生的方法于人所共知的经济史的事实上，便获得刚才所述的思想途径。’”

　　列宁如果也和考茨基一样，抛弃马克思原有的方式，另拟一个新方式，我们才可勉强指为他否认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证据。然我郑重声明一句，这也只是“勉强”的，因为他既没有明白指出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成其为一种生产方法，我们即不能武断他的另采一种方式，完全是为此而发。胡君这种人不明白这个最粗浅的道理，竟引“考茨基…从未提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法”一点，做“在社会进化史上画一个特别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无论如何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种结论的注脚，真所谓“可笑亦复可怜了！”
　　记得西洋有句格言，叫做“凡不为我的，就是反对我的。”这话显然只有半面的真理，因为在“不为我的”人中，固有“反对我的”，但也有既“不为我”，也“不反对我”而守中立的呀。这句话如果只有半面真理，则胡君那个不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反对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结论，便没有丝毫真理可言了。胡君如果不相信，我可再从记忆中举个例子来加以解释。
　　德国某学者（一时记不起姓名来）于研究《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录》后，看见他们在一八五○年代不独绝少提及辩证法，马克思于一八五八年二月一日写信给恩格斯，且有“辩证法的事件……我们几乎又忘记了”见《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录》德文本第二卷第二四二页）一语，遂确定他们为否认辩证法了。他这种确定的理由，比秋原君的要硬得多，因为他有马氏亲笔写出来的话做证据。但后来事实上的表现怎么样呢？马氏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完全是应用辩证法做出来的，所以科洛（Heinrich Cunow）说：“没有辩证法，马克思做不成《资本论》，这并不算是过当的话。”（见科氏《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德文原本第二卷三四六页）由此可见考察一个人是否保持或抛弃自己原有的学说或主张，当从各方面着眼，决不可因他绝少提及，甚至于宣言几乎忘记了，遂据以为刊断的根据。胡君的话，事同一律。他因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没有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即毅然断定列氏否认这种方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胡君描写列宁对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意见既是绝对错误，对于马克思的说法更是如此。他在前面所介绍的那段八十四个字的话中，一方面说“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谈到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又承认“他只有一次就人类整个历史而说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试问既“没有谈到”又何来的“一次”？这种矛盾就是高小学生也不会有的。况且除这次之外，至少至少还有我们在上面所举的《资本论》第一卷“古代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的一次。就是胡君自己也曾引用过，怎能抛弃不顾，谎言马氏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只说过一次，“此外，他只说到亚细亚国家，亚细亚社会，乃至亚细亚制度”呢？好，就打个对折，算他只说一次，为什么这一次又不作数呢？岂止不作数，并且还是他不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一种生产方法的铁证，这真奇怪到无以复加！
　　胡君看到这里，必定勃然大怒道，“我所谓马克思没有谈到的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他有一次说及的是亚细亚生产方法。难道没有谈到下面‘特殊的’三个字，你看不见么？”当然，我是看见的，并且早就看见了，不过还来不及加以批评，现在正是机会了。请听我讲吧。
　　“特殊的”（specifisch）这个形容,“特种的”（Von besondrer Art）这句形容词俚语,马克思的确提出应用过,例如他说:

　　“反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作科学的分析，即表现它是一种从特殊的，历史的发展发生出来的特种生产方法和其他每种有定的（bestimmt，definite）生产方法一样，它是以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态的一定阶段为他的历史条件的：这种条件自是从前的进程一种历史的结果和产物，而新的生产方法从此出发，如从它的已有的基础出发一样；和这种特殊的，历史决定的生产方法相符的生产关系——人类在自己的社会生活进程中，在他们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加入此等关系——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末了，诸种分配关系大体与此等生产关系相同——只是它们的里面——所以两者都具有同一历史过渡的性质。”（见马氏《资本论》德文本第三卷第二册四一四至四一五页。）

　　这段话好像足以供给胡君这一类人，作为所谓“特殊的生产方法”的理论根据。但我们细心考察一下，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第一，马克思这段话起首的“反之”两字不是对其他生产方法而言，只是对上文所谓出自人性和无关于历史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而言，胡君不必高兴，以为又可以断章取义。第二，马氏在此虽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特种的”或“特殊的”生产方法，但这是对照着“特殊的历史发展”讲，不是对照着其他生产方法讲的。尤其显明的是，他一面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为“特种生产方法”，一面在其他每种生产方法中加入一个“有定的”形容词，表示彼此无分轩轾。因此，胡君（他当然不知这段话，否则早就引作理论的根据了）等拾取了“特殊的”形容词，是不能用作攻击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武器的。
　　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去找一找看，如发见这三位大师或其中的一人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资产阶级生产方法时，在后面三种生产方法上都冠有“特种的”或“特殊的”字样，而亚细亚生产方法独有向隅之叹，那他们真可以大摇大摆，庆祝自己主张的胜利了！可是无中不能生有，他们的寻找工作，一定是徒劳无功，因此他们以非特殊的生产方法为理由去否定亚细亚生产方法，完全是违反马克思等的本意，完全是一种极庸俗的见解。
　　统观以上各节，即明白表现胡君所谓“在社会进化史上画一个特别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无论如何，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直是无识妄言！
　　胡君于上述一个小题目之后，接着又来两个小题目，专门对付我，即“四，李季君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又不是普列汉诺夫主义”，“五，李季君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论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胡君在第四个小题目中，不用说是要一方面打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又打我，所谓双管齐下，武勇无比。打普氏的武器是他的“片言解决法”即“但据此即以纯地理原因建立并存类型理论是不对的。”打我的武器是他那“于物无不陷也”的矛和“奠能陷也”的盾，不过“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他自己就立刻表现矛盾了。怎样讲呢？听我细说吧。
　　他说，普列汉诺夫是主张东方社会由氏族制度到亚洲生产制；而这亚州生产制相当于先资本主义制；而李先生朋将亚洲生产方法拉到封建生产方法之前。这又是如何的误解普列汉诺夫！”但在事实上，我在参战论文中认殷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正与普氏“东方社会由氏族制到亚洲生产制”的主张相吻合。至于胡君，时乎把亚细亚生产方法安置在四千一百多年前的巴比仑，和五千三百多年前的埃及，时乎把它安置在现代的中国和印度，骂我不该“旋乾倒坤三千年。”这不独自相矛盾，而且“是如何的误解普列汉诺夫！”
　　还有一层，他又说：

　　“普列汉诺夫又根据萨卡诺夫（Sakharov）和列可侣（Reclus）之材料，说耶稣纪元前一千年前制定被课税的农民为国家耕种国家之土地，此经过一千年以上。很显然的这不是指殷代（当系周代。）”

　　普列汉诺夫所根据的材料是否可靠，他所说的话是否事实，姑置勿论。惟就他的说法，看此事恰恰在殷代，仅伸展至于周代。因为所谓土地国有，姑退一步讲，所谓井田制，远在春秋之前，这是历史的事实，无人否认的。春秋始于纪元前七二二年，由此再加一千年，为一七二二年，恰在商沃丁之世，这就是说，还在般盘庚前约三百年。所以“经过一千年以上的”土地国有制，亦应推算在自商般起——就最迟的讲——至春秋开始时止，因为春秋时代已无所谓土地国有，亦无所谓井田制（井田制当然只是土地国有的一种。）胡君是个纸上谈兵家，他的目光老是死死钉在纸上，不知就古代的历史加以对比，便贸然断定“纪元前一千年”“当系指周。”“一千年”的下面如果没有一个“前”字，他还可以依照字面，固执己见，但这一“前”字已经将他的口实的根据扫除了。现在即就他所提出的证据讲，我的主张和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完全相合，由此可以知道误解普列汉诺夫的人不是姓李而是姓胡了！
　　胡君在第四个小题目中既代我做一一番证明的工夫，在第五个小题目中更不能损伤我的毫末。据他说，我的理论是犯了两重错误：

　　“一，认奴隶制生产方法与亚洲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生产方法。其实如后所述，奴隶制可以与建封的，农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结合，并存；而亚洲生产方法是一种混合的生产方法。
　　“二，亚洲生产方法不是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是先建封生产方法。”

　　胡君对于第一点，在这里没有讨论。推到下面第三项“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所指示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实质”这个大题目中瞎说了一阵。我为节省精力和避免重复起见，特将这一小项和那一大项的内容合在一起，加以详细的批评。
　　胡君及其尊师杜布洛夫斯基这一类人本其庸俗的见解，用“分尸批评法”解决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后，现在又移转枪口，对着古代的生产方法了。关于这一点，本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不过他们既经提出，而且是和亚细亚生产方法相提并论，我也应当加以反驳，以免谬说的流传。杜氏说

　　“奴隶经济存在于最不同的时代，在巴比仑，埃及曾有，在希腊，罗马也曾有，在封建时代甚至于在美国资本主义繁盛期，以及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可看见。”

　　胡君在这几句话的下面插入一节注脚道：

　　“马克思也说：‘在古代中世纪及近世殖民地都应用大规模协业（合作）固是事实，但这都是基于……奴隶制度的。”可见奴隶制度不是古代之特殊生产方法（看《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日译本三一三页。）”

　　这节注脚外，胡君又来一大段议论，而其要点是：

　　“从希腊罗马社会到中世封建社会是一个历史的反动，不是一个社会的前进；因为古代社会生产方法及文化，事实上比中世（初期）高。因此，马克思所分的四期，决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奴隶经济存在于最不同的时代”，固是事实，然古代的生产方法却没有因此“存在于最不同的时代”中。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原君还在《资本论》找出了铁一般的证据，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么？实则那段话的译文与原文的意思相差有十万八千里，今特从德文本翻译如下：

　　“古代世界，中世纪和近世殖民地大规模的协作孤立的应用，是建筑在直接的主仆关系上，大半是建筑在奴隶劳动上。”（见考茨基注释《资本论》第一卷二八二页。）

　　英文译本（第一卷三六七页）除掉少去“直接的”这个形容词外，其余的词意与德文本全同。素来崇向直译的日本文（手中无日本文，无从对照，）我不相信会弄出那样的大错。胡君留学日本，为期甚短，看日文书的程度有限，这种错误大概是要由他负责的。尤其是将“Sklavere”译为“奴隶制度”，殊欠正确。此字原指“奴隶劳动”或“奴隶状况”，所以译成英文时，固然常为：“Sklavery”,但有时便直作“Slve labour”（奴隶劳动）。例如德文《资本论》第一卷一六九页（考茨基注释的版本）的

　　“die Gesellschaft der Sklaverei von der der Lohnarbeit”

　　一语，在英文《资本论》第一卷二四一页（美国版本）即成为：

　　“a society based on slave labour，and one based on wage labourt”（基于奴隶劳动的社会和基于工资劳动的社会）

　　又德文中的“Sklaverei”和英文中的“slavery”不仅用以指“奴隶劳动”或“奴隶状况”，并且还用以泛指“强迫劳动”，例如德国有名的经济史家桑姆巴特（Werner Sombart）在他的近世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中所谓“Sklavereri”（奴隶劳动）就是指“Zwangsarbeit”（强迫劳动，参看该书原文第一卷第二册六九六页。）桑氏在同书中（见第一卷第二册六九三至六九五页）又常提及：

　　一，“黄种人的奴隶劳动”，（也可译作“强迫劳动”，下仿此），
　　二，“红种人的奴隶劳动”，
　　三，“黑种人的奴隶劳动”，
　　四，“白种人的奴隶劳动”，

　　如果依胡君的模样，一律译为“奴隶制度”岂非近代有红黄黑白四种奴隶制度，而同一地域也有两种，三种或四种奴隶制度？
　　不仅是这样，马克思常言“儿童奴隶劳动”（Kindersklaverei）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六八八页），如果依照胡君的例子，译为“儿童奴隶制度”岂不是还有“成人奴隶制度”，“妇女奴隶制度”与之对峙，那在近代不会有十种八种奴隶制度么？所以胡君的大理论，“自以为这是马氏意见”，实则是由于他这个“自由人”滥用自由弄出来的滑稽剧！
　　还有一层，马克思如果谈奴隶制度，一定用“System der Sklaverei”（奴隶劳动的制度，但此处不应直译，须译为奴隶制度），或Sklavens，stem（奴隶制度，参看德文本《资本论》第一卷四七八页）等字。如果Sklaverei即指“奴隶制度”，System（制度）这个名词岂非成为赘疣么？自命为读过或参考过《资本论》的胡君不知何以熟视无睹？！
　　我们应当知道，一种奴隶制度固然要有奴隶做主角，但各时代中奴隶的出现，不限定即构成一种支配社会生产的奴隶制度。所以马克思等并没有说过，自古至今都有奴隶制度的存在。胡君和中国许多所谓学者总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一有奴隶，即有奴隶制度，遂拚命地主张在各时代中都有奴隶制度，或在中国也有奴隶制度。而胡君且进一步宣布“奴隶制可以与封建的，农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结合，并存，”这不是“一种特殊生产方法。”他不知道，像古代希腊，罗马农工业完全建筑在奴隶身上，因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度的，以后从未见过，决不能拿后来任何种奴隶状况去妄相比拟，借此企图贬损它为一种特殊独立的生产方法的价值。
　　固然，近代美国南方的种植业也曾形成一种动产奴隶制度，但这只是因非洲黑奴的来源与美国一定的地带的状况偶然适合，才形成一种局部的（决非普遍的）奴隶制度。西门士（A.M. Simons）说：

　　“美国有一个确定的地带可以种植高地棉花。这个地带在被山麓截断之处，棉花和奴隶劳动均告停止，而居民的全部性质也改变了。……
　　“动产奴隶劳动和种植制只有与一种具有某些特性的工业结合才能保持得住。这样一种工业必须动作极端简单，进程很少，并不用复杂的机器。因为奴隶劳动只适用于‘一种收获’的农业制，并需要无尽量的肥沃新地，以便旧的地力耗尽时可作为种植地。”（见西门士《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势力》（Social Forces in ameircan History）二二二至二二三页，一九二六年纽约出版。

　　像这样仅限于一隅的奴隶制度，我们是不能拿去和古代希腊罗马风行全国的普遍的奴隶制度相比拟的。然即相比拟，正如“小巫之见大巫”，并无损于古代奴隶制的生产状况自成为一种特殊的，。独立的生产方法的实质。无论如何，两者是不能并为一谈的，否则便和我们乡下一个老学究一样，把中国打水豆腐的化学和西洋制炸弹的化学互相比拟，说同是化学一样。这种见解的庸俗，也就达到可以观的程度了。
　　我这种说法理由虽极充足，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开口，是不是以折服杜布洛夫斯基老师和胡秋原弟子的，因此我特请马恩两氏来亲自说话吧。马克思说：

　　“巴斯场（Bsaiat）君怀着幻想，以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仅恃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如果人们在许多世纪之中全恃掠夺为生，那必须有时常可供掠夺的东西的存在，或者掠夺的对象必须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因此希腊人和罗马人似乎也曾经有过一种经济进步，即一种形成他们世界的物质基础的经济，恰和形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的资产阶级经济一样。或者巴斯场以为一种站在奴隶劳动上面的生产方法就是站在一种掠夺制度上面么？他的立脚点于是很危险了。”（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四五页。）

　　现在要问杜老师和胡弟子：奴隶制度既不是一种古代特殊的生产方法，马克思在这段话中为什么要承认“一种站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法”呢？这又是马克思说错了么？唉，你们师弟倘若早出世一百年，当着马克思的面，做一番“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斯为美矣，岂不善哉？”

　　胡大弟子为毁灭古代的生产方法起见，更妄逞臆说道：
　　“又马克思不曰‘奴隶制的’而曰‘古代的’，也值得我们注意。在这里，古代的也显然是一个类似地理的概念。犹希腊罗马的生产方法非常复杂一样，亚细亚生产方法也非常复杂。”

　　我真佩服他的脸皮厚，说得这件的话出来。马克思所谓古代的生产方法没有什么“复杂”或“非常复杂”，只是一种建筑奴隶制度上面的生产方法，马氏上节“一种站在奴隶劳动上面的生产方法”一语，说得最为明了，没有现在“的理论”家肆意加以曲解的余地。又马氏于一八七七年写信给俄国社会学家密谦洛夫斯基（Michaylowsky）说：

　　罗马“也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只是发展一种奴隶主的经济。”（见科尔基《唯物史观核心》五一页—Karl Korsch：Keinpunkte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 auffassung. Leipaig 1922.）

　　此外，恩格斯说：

　　“在古代国家是畜奴者的国家。”（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德文本三○二页。）

　　试问古代希腊罗马的生产方法如果不是奴隶制的，马氏能说罗马“只是发展一种奴隶主的经济”，恩氏能说“古代国家是蓄奴者的国家”么？自称读过《资本论》和《杜林的科学革命》等书的胡君对于他们这些说法何以毫无所知？由此可以证明他实在没有读过此等书，我很诚恳地劝他赶快多读书少吹牛皮吧！
　　胡君的另一种高见是“古代社会生产方法及文化，事实上比中世（初期）”高。但他又不敢确切作这种主张，于是中世下面，加以“初期”的注释，可见他的主张摇动了，不值得我们来加以批评了。不过我们不开口，他又会幻想自己的主张是获得胜利。社会的发展不是循着直线前进，有时呈出迂回曲折的局面，这是我们承认的。然就大体讲，无论它怎样遭屈折，向后退，于是向前进的。所以恩格斯说：

　　“在各族的各时代中，在程度和趋向上，虽有一地域的与暂时的退化，但就整个看来，是勇猛前进的。”（见恩氏《自然辩证法》德俄文合刊本九四页。）

　　希腊罗马的文化中某几点（如哲学艺术之类）虽比中世初期或整个中世纪为高，但就人类进展的总趋势看，罗马灭亡后，欧洲无论怎样转入黑暗时代，而封建的生产方法终比古代的生产方法为高。最显著的事实是古代的奴隶不独完全没有自由，并不算作人类。“依照一个有知识的罗马农民的界说，农业工具分为三种：即能言的，半能言的和不能言的，就是指奴隶，牛与车子。”（见拙译莱坶斯《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三六至一三七页）“一般受虐待的奴隶对于他们的劳动丝毫没有兴趣。凡每日被剥皮吮血的人对于他们的主人必定是满怀忿怒与失望，他们对于主人自身既无可如何，遂将他们的仇恨和报复的感情一起发泄在劳动畜牲和劳动工具上面。此等人到后来非常粗鲁，竟和兽一样，精致的工具简直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只好将那最粗蛮的，最笨重的，最不容易损坏的——但也是最退化的——工具给他们去作工，因此劳动与生产物同样退化了。”（见同书一三九页）
　　上面所征引的描写罗马奴隶状况的两段话明白表现：

　　一,奴隶绝对没有人权与自由可言,完全与牛马同科,恬不为怪.
　　二,蓄奴主人因奴隶借工具泄愤,竞改用最粗笨的工具，于是技术与生产力同时退化了。

　　以与牛马同科的人操持最笨拙的工具去从事生产，当然谈不到技术的进步，这正是古代的生产方法不能高度发达的原因。
　　可是一到了封建时代，劳动者的状况便比较进步，他无论怎样受领主的剥削，而他的生活无论怎样困苦，总有自己的独立的小家庭，他是一个半自由的人，不复是一种“能言的工具”了。这一点不明明指出人类解放运动途中的一大进步么？胡君只看见中世纪初期统治阶级的精神文化较逊于希腊罗马，而没有发觉被统治阶级物质生活的比较改善，这不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且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看见舆薪。”这又是一种极庸俗见解的结果。
　　关于胡君认我误“认奴隶制生产方法与亚洲生产方法为一种特殊生产方法”的问题，我已经尽量答复了，现在就来详细解答他的第二个问题，即我误认“亚洲生产方法不是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是先封建生产方法。”他在这里大发议论，我为便于驳覆起见，特先介绍他的几节话如下：

　　“马加尔并不是将亚洲生产方法叫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合而为一，而只是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方法之一种。……这毫不与马克思所说的矛盾。马克思在《先资本主义制之诸状态》之章，几次提到”亚细亚社会”，“亚细亚国家”，我不知否认亚洲生产制为先资本主义生产制的根据在什么地方，马克思所谓先资本主义很显明地有广狭二义，前者包括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如古代的。亚洲的，封建的，并不仅指亚洲封建生产制残余，如李君之所说。……
　　 “马氏在《先资本主义诸状态》一章中，提到古代希腊罗马末期，中世诸城市以及亚洲。先资本主义时代并非指封建亚洲制之残余，马氏不过是说这些社会内高利贷＝商业资本而趋于分解，一个社会到了衰颓期，并不是说那社会之支配生产方法已成残余，现在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的寄生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就变成残余了么？
　　“苏俄的历史学者波卡洛夫在其《阶级斗争史教程》先资本主义社会之部，讲原始社会，古代亚洲，古代地中海诸国，封建社会，就是根据这理解的。
　　“其次是狭义地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如马氏所说，这都“属于……洪水前期底资本诸形态”……
　　“然而这广狭主义是并不冲突的。因为在古代，亚洲及中世，都有这前期资本主义，而在这些社会的末期，演了很大的作用。李季先生既读过了《资本论》而否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使我非常奇异的。”

　　我现在对于以上各段，分条来予以驳斥。
　　第一，马克思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本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意义。广义的一种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法，必用多数，它们的内容完全依各自的特别名称而异。供他的通常习惯看，很少使用前资本主义的形容词于各种生产方法上面，大概只将生产方法这个名词变成多数，或再冠“一切”字样。例如他说：

　　“……人们对于劳动工资与剩余价值，对于必需劳动与剩余劳动，如勾消其特殊资本主义的性质，便没有此等形态，仅剩着它们的基础，这是一切社会生产方法所同具的。
　　“此外这种概括也是从前盛行的诸生产方法所固有，如封建的〔生产方法〕，是。”（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四一三页。）

　　马克思所谓“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见下文），全与此处所谓“一切社会生产方法”和“从前盛行的诸生产方法”相同，不能有特殊的内容，也不限定专指那一种。胡君不明白这一点，竟说“李季先生既读过了《资本论》，而否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使我非常奇异的。”试问这有什么“奇异“？
　　在另一方面，胡君大谈其广义与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而不知道有多数与单数之别，这才“是使我非常奇异的！”因为依照他的说法，马克思所谓广义的先资本主义“包括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如古代的，亚洲的，封建的，”而狭义的“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胡君没有用生产方法字样，这是可以省略的，但其意当然是指生产方法）而同时有广狭二义，这是何等荒谬的话！并且这种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包括亚洲的生产方法，古代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它于是变成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悖的东西，这就是说，除掉资本主义的现代外，它是一种超时间和空间性的东西！这是使普天下的人“非常奇异的”！
　　谈到这里，胡君也许要强词夺理地说，“多数单数么？我是知道的。”（其实我在参战论文中已指这一点，只怪胡君自己太不留心了！）既知道，为何不说出来？为何要用许多废话大惊小怪地向我进攻？
　　第二，马克思所谓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必用单数，它有一定的内容，即从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例如他说：

　　“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的内部坚实，对于商业解体的作用所表现的障碍，可以从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明白表现出来。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的形态，然这也是中国原始的形态。英国人为破灭此等小的经济公社起见，特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在印度同时使用他们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英国的商业对于这秘生产方法所发生的革命影响，只在假手于它的商品一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织业——此业是这种农工业生产的统一中一个原始的整部分——并且打碎这种公社。虽是如此，这种解体的工作进行也很迟缓。英国人在中国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势力，故这种进程更为迟缓。此处因农工业的直接结合，而节省财力和时间，对于大工业的生产品——它们的价格中含有流通进程的死费用——遂表现一种最顽强的抵抗。然在另一方面，俄国的商业不像英国的商业一样——没有震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册三一八页。）

　　这段话开始说“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按胡君对于这一句译为”先资本主义国民底生产方法”，没有表见多数，他后且说：“亚细亚生产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与普通封建制是有不同的，例如他自己称之为‘先资本制的国民的生产方法’，”他竟把包括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诸生产方法。看做一种亚细亚生产方法，这是何等寃枉而可笑啊）是多数，系泛指任何民族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及下面确切指定印度和中国。马克思马上就说，“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此处的生产方法，原文为单数，不复像上句为多数了。自此以下所描写的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即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一部分。然这一点是胡君不能了解的。也是他向我进攻最力的地方。试听他说：

　　“这一气呵成的文章，意义十分明白，不知李先生何以要将首尾斩断。马克思在这里十分明白地指出亚细亚生产之经济基础，是农工业之直接结合，是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十分明白地指出，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是亚细亚底生产之经济基础，至少一八四○年以前还是亚细亚生产之经济基础占支配地位。而李君忽谓纪元前一四○一年至一一三五年的殷代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旋乾倒坤三千年——马克思说‘震动亚细亚生产制’者是英国，李季说变更亚细亚生产方法者是周朝。无疑，错误的不是马克思。而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耶稣还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并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族渡海东来誓师伐纣！李季先生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要和马克思宣战了。”

　　胡君虽是一个“文艺家”，但只能作笨拙的讲义式的文章，我是不大中意的。不过这段文字的确做有有声有色，气势磅礴，为全文中最精彩的一段，殊令人佩服。试看他所发的炮弹和联珠一般：什么“首尾斩断”呀，“旋乾倒坤三千年”呀，“无疑，错误的不乓马克思”呀，“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耶稣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并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族渡海东来誓师伐纣”呀，“和马克思开心”呀，“和马克思宣战”呀，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是老先生，或少先生，靖你停止射击，听我来解释吧。
　　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我在参战论文的第二项已尽量介绍出来了，即在本文的第一项也约略说过，现在又要我来说，实在有些厌烦，但不说又怎能折服胡君呢？马克思说：

　　“例如印度极古的（uraltertümlich extgremely ancient）小公社——至今还有存在的（die zum Teil noch fortexistieren，some of which have continued down to this day）——是建筑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和一种固定的分工上……从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即有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见考茨基校的《资本论》第一卷三○四页，英文《资本论》第一卷三九二页。）

　　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往古时代的一种生产方法而非现代的生产方法，上面起首一句话就是铁证。马克思指出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用“印度极古的公社”做例子，而他在我们前面引“这些国家生产方法广大的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在印度还要加上一种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的形态”等等一长段中是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语意极为明了，所以我在参战论文中说：

　　“前者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小公社为主要条件，即以土地国有为主要条件，而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附之，后者以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为主要条件，而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乡村公社形态附之。”

　　这话当然没有错，但胡君一口咬定我是错了，而又说不出理由来，他是一个何等可怜的争论家啊！凡生产方法总是一种历史的形态，总是跟着生产力的发达而继续转变的。除掉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外，一入文明时代，从没有四五千年不变的生产方法，凡稍涉猎世界史的人大概也能察观这一点，马克思是一个历史专家，而又最注重每一事物或制度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岂肯冒然承认印度极古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一直长存至今日，而丝毫没有变动？胡君即没有能力鉴定马氏上面的两段话，单从这一点着想，也应当知道其他不致认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仍是现代印度一种盛行的方法。
　　然我们不像胡君一样，要反对别人描写一种主张，只能用“片言解决法”，否认了事，而不能举出有力的证据来。马克思上面描写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虽极明了，似我们仍要另举证据，加以证明。马氏在一八五三年六月的一篇论文里说：

　　“印度过去的政治形态虽表现富于变化，但它的社会状况（soziale ordnung）自最古时代一直到十九纪初期，是没有变动的。”（见柏林出版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号三八七页，马克思《论中国与印度》。）

　　这句话是一般主张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仍为现代印度的生产方法的人最愿听的，因为这好像是他们的主张的铁证。但不幸的很，这终只止于一个“好像”，而非事实。马氏在这句话的下面接着说道：

　　“手织机和纺纱车——有几百万纺工和织工常规地以此为业——构成这种社会构造的基础。”（见同书同期同页。）

　　由此可见他所谓数千年“没有变动的”，是指手工业的纺织业，而不是指整个的生产方法，不能为他们所利用了。
　　当然，上面也不是我们的证据，而只是我们在举证据之前的一个小引，我们要举亚细亚生产方法残余的证据，还须从新引出马克思关于“印度极古的……小公社”的一段话，以资比较他说：

　　“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为供给公社直接的需要而生产，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所以生产自身是不倚赖印度社会那种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分工的。只有剩余的生产物才变成商品，然此中一部分又首先落入国家的手中，从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即有一定数量的生产物作为自然地租，送给国家□公社在简单的形态中，是共同耕种土地，而分配生产物于各社员，同时每个家庭从事于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的副业。除掉这些从事于同样劳动的群众外，有‘主要的居民’他一人兼在载判者，警察和收税员；有一会计员计算农作并登记关于农作的一切事项；有一官吏惩罚罪犯，保护外来的旅客，并且伴送至附近村落；有一守界人看守本公社对邻近公社的疆界；有一看水人为着灌溉，从公共蓄水处分配水；有一婆罗门教徒执行宗教的职务；有一个教书先生在沙地上教公社的儿童写读；有一个懂历数的婆罗门教徒以星学家的资格报告播种收获的时期，和一切特别农事的吉因时日；有一个锻工和一个木匠制造并修理一切农业工具；有一个陶工制造本乡的一切陶器；有一个理发匠，有一个洗衣人，有一个银匠，并且间或有一个诗人在某些公社中代替银匠，在其他公社中又代替教书先生。这十几个人是由全公社的费用供养的。当人口增加时，一个新的公社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依照旧公社的模型组织起来。公社的机构表现有计划的分工，但制造业的分工却不可能，因为锻工和木匠等等的市场没有变化，至多也不过按照乡村的大小增至两三个锻工，陶工等等。支配公社中分工的定律具有一种自然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同时每个特别的手工业者如锻工之类，依照传统的方法，在自己的工场中从事于他那一门专业的一切工作，他是独立的，并不承认何种权力。这种自足公社的单纯生产组织时常在同样的形态中再行出现，即使偶然被毁灭，又在同一地方，以同一名称再造起来，”（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三○四至三○五页。）

　　马克思这段话是根据英国下议院对印度事件的一种旧的正式报告（参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期三八八至三八九页）略加修改而成的。他在一八五三年六月的一篇论文中征引了那一段报告后，接着说道：

　　“此等社会组织的固定的小形态大部分已解体，（wurden zum grösseuen Teil aubgelöst）现在在概念上也在消灭了,（sind im Begriffe zu verschwinden）这未必是由于英国收税人和兵士横暴的干涉，而多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影响。这些家庭共同体是建筑在手工织布，手工纺纱和手工经营农业特别组合的家庭工业上面，这种工业使它们得以自给自足。英国人的侵入，使纺工移植于兰卡州，（Lancashire）使织工移植于孟加拉，或扫荡了印度的纺工与织工，使此等半野蛮半文明的小公社解体，因为它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所以亚洲所曾见的最伟大的和真正唯一的社会革命是完成了。”（见《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期三八九页。）

　　到了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复说：

　　“新近传仿一种可笑的成见，以为原始的公有财产特别是斯拉夫的形态，甚至于专为俄罗斯的形态。它是一种原始形态，我们可以从罗马人，德意志人和克勒特人（Kelten）中指证出来。甚至于现在仍可从印度找寻许多例子，不过半归残灭罢了（wenn auch zum Teil ruinenweise，ruins though they be。）详细研究亚细亚的，特别是印度的公有财产形态，便会指出原始公有财产的各种形态已经发生了它的解体的各种形态。”（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原文九页。）按这段话，马氏后来又引入《资本论》第一卷。）

　　以上两段话明白表现印度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在马克思的时候早成残余，绝不像胡君所幻想的一样，

　　“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印度所展开的意见，无疑是说在当时〔按字旁的点为胡君所加〕的印度。”

　　不过讲到这里，胡君也许又要说，“马克思所指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既不是说当时的印度，.就算我错了。然依你所征引的一段话看，我认马克思说‘震动亚细亚生产制’者是英国，这总算是正确的吧！”
　　胡君所谓“亚洲生产制”，当然是指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不是指它的残余，然英国所“震动”的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还是它的残余，我们来加以讨论吧。马克思关于印度的史料，都出自英法文，讲古代印度的一定很少；即就中国而论，我们和印度虽已有几千年的往来，但一直到现在没有一部关于印度的历史出版，可以使我们明白窥见它几千年来的变迁，马氏当时必更感觉困难。印度几千年来是否仅经过一种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这要印度的经济发展史来证明，不能以情形十分隔膜的马克思的意见为标准。不过就马氏的各种说法看，他所认为被英国震动的，已不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是这种方法的残余。怎样见得呢？
　　马克思于描写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时说明“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为供给公社直接的需要而生产”，“只有剩余的生产物才变成商品，然此中一部分又首先落入国家的手中”，可见在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之下，商品是例外的，很少的，而且纺织业也只是一种“家庭的副业”。此外，又明白表见土地为国家所有，并且还有很多“未被占领的土地”空着，以备新公社的使用，这完全是一种极古的状况，非近代印度所能呈现的。然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证据，据马克思说：

　　“在古代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诸生产方法中，生产物变为商品，又商品生产者的存在，只表演一个附属的角色，要到共同体愈陷于崩溃的步骤时这角色才愈加重要。真正的商业人民仅生存于古代世界种种文化圈的隙缝中间，和伊壁鸠（Epikur）的诸神一样,或和犹太人在波兰社会的毛孔中一样。”（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四二至四三页。）

　　又恩格斯说：

　　“在古代印度的公社中，在南斯拉夫的家庭公社中，生产物并不变成商品。公社的各员直接为生产而联合，按照习惯和需要分配劳动，至于生产物既是充消费之用，也是这样分配的。直接的社会的生产和直接的分配都排去一切商品的交换，因此也排去生产物变为商品（至少在公社里面）和价值的事。”（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德文本三三四至三○三五页。）

　　试将马恩两氏这些话和马克思所描写的印度极古的小公社的情形对比一下，就可以确切知道，在他所指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各小公社都是自给自足的，商品实为例外，要到这种生产方法愈趋崩溃，商品才愈加增多，而商业才愈加发达起来。当马克思描写英国人侵入印度的情形时，从未见提及土地国有的事，也从未见提及有“未彼占领的土地”的事，并且“有几百万纺工和织工常规地以”手工的纺纱织布为业。可见这已不是一种“家庭的副业”，而是一种独立的和主要的手工业，并且也不是专为着自足而生产，大半是为着交易而生产。可是胡君的理解却完全相反，我们在上面所引的马克思一八五三年六月一篇论文的话，他曾节译于他的论文中，并且批评道：

　　“在这里，亚细亚生产方法之概念才明白表现出来，即由农业与手工业之统一的自给自足之村落经济。而因印度之殖民地化，‘就夺去这些村落之自给状态，旧工业破坏了。’（通信二三九号《全集》十七卷四六五页。）”

　　胡君因马克思在那段话中没有提及土地国有，遂利用机会，直截了当地去掉这个主要条件，认马氏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只是“由农业与手工业之统一的自给自足之村落经济。”这才叫做“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和马克思宣战！”然我们对于这一点，从前已轻说过，此时不必多说。现在专提出“自给自足”的问题来讲一讲。
　　马克思那段话和胡君这段话最后的一句（系马氏给恩格斯的信中语）固明言印度村落的自给自足，但统观全局，可以断定，这已不是印度极古的小公社那种绝少商品，与纺织业为家庭副业的自给自足，而是纺织业已经成为独立的手工业，（一部分当然仍为妇女的家庭副业）的整个印度的自给自足。这就是说“几百万纺工和织工常规地”（引马氏语下仿此）纺纱织布的主要目的是在作为商品而出卖，不是像极古的小公社一样，“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为供给公社直接的需要而生产”；不过这只是整个印度各村落间的分工（自然比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各个小公社的“制造业的分工却不可能”的状态是进步多了，）而不是对世界市场的分工，它们虽各以分工所得的产物互相交换，然就整个印度的村落讲，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无待外求。
　　要这样去理解英国人侵入以前的印度状况，才合情理，因为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明言印度“社会组织的固定的小形态大部分已解体，现在在概念上也在消灭”的主要原因是“英国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影响。”然印度人在未被英人侵入之前如果没有大量的纱布等等交易的存在，则英国的棉织物虽极廉价的能事也热从与之竞争更谈不到“扫荡了印度的纺工与织工”，因为他们在根本上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既不卖出又不买进，英国的蒸汽机对于他们能发生什么影响呢？英国的自由贸易对于他们能发生什么影响？惟其因他们的纱布向来就是商品，向来就要出卖给本地人或本国人，然后英国人一经侵入，能以机器生产的棉织物廉价出卖，打倒他们的商品，并且扫荡他们自己。“棉业织工的骨头漂白了印度的原野”（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三七五页，）正因为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的人，而是要和英国机器生产品竞争的人；以致惨遭失败。马克思描写印度极古的小公社的生产时，说“这种生产是不倚赖印度社会那种因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分工的，”描写英国对印度的通商时说“英国的商业对于这种生产方法所发生的革命影响，只在假手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织业——此业是这种农工业生产的统一中一个原始的整部分——并且打碎这种公社。”很显明的，所谓印度社会因商品交换而成的分工，是指英国人侵入以前的事，所谓英国商业对这种生产方法所发生的革命影响，只在以廉价商品破坏纺织业，是指商业兴盛中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不是指各小公社自给自足中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要是这样，英国的棉纱布来到印度，才有活动的余地可言，否则印度人在一方面有自制的纱布供自家的消费；英国的棉织物如只是廉价而不是白白地相送，他们必不舍弃自己的产物而卖英货，在另一方面，他们一向既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必定没有作为商业的媒介的金属货币至少也是很少此面货币，更难与英国人交易，所以要照马氏所描写的印度极古的小公社自给自足的情形去估定英国人侵入以前的印度，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这就是说，要主张印度极古的小公社没有制造业分工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一直存在至英国人来敲印度的国门时，还完好如故，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还有一层，凡是产业革命的过程都非常之长，欧洲近世的产业革命经过三百年上下的长时间。在停滞性最显著的亚洲更非几百年所能蒇事。马克思在我们上面所引的一段话中说：

　　“英国人的侵入……破坏了小公社的经济基础，所以亚洲所曾见的最伟大的和真正唯一的社会革命是完成了。”

　　他不说英国人的侵入，使亚洲所曾见的最伟大的和真正唯一的社会革命开始，而偏说使这种革命“完成”（vollbrachte）可见他的心目中并不认印度的产业革命是始于英国人的侵入了。
　　其实我们于这种推论外，还有较确切的直接证据。恩格斯说：

　　“曾经说及的古代原始的公社可以存在几千年——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中现今犹有存在的——在它们和外界交通之前，内部即产生财产的差异，因而发生解体了。”（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德文本一五二页。）

　　由此可见恩格斯是认定印度小公社的解体在和英国人以及西洋人交接之前。这种小公社的解体就是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解体，更不待言了。
　　综合以上的分析，即发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定印度极古的小公社自给自足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在英国人侵入之前，已经崩溃，印度的制造业已有高度的分工，几百万工和织工已经常规地以生产商品为目的，而商业的兴盛也大有可观；于是英国人挟其廉价的纺织品来夺取印度纺织工人的市场，连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也站不住脚，一齐倒塌，“所以亚洲所曾见的最伟大的和真正唯一的社会革命是完成了。”我以为这样解释马克思的意思，不独没有“和马克思宣战，”也没有“和马克思开心”，胡君如仍不以为然，请举出真凭实据，详详细细逐条反驳，切勿再用“片言解决法”否认一句了事，这是我至盼至祷的！
　　关于印度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问题总算是谈够了，并且是用马克思的话把胡君的瞎说打破了，现在再来说中国的。我们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很详细地证明夏殷两代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在本文的前面也已经指出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法放在极古的印度，而胡君自己也把这种生产方法放在古代的巴比仑和埃及，可见什么“旋乾倒坤三千年”，什么“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耶稣还未出娘胎一千多年以前，并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族渡海东来誓师伐纣”，什么“和马克思开心”，什么“和马克思宣战”都是由于胡君缺乏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知识，认不清马氏的意旨，并忘记了自己的宣言，才发出这些胡说。我们不必深究，这里要说的是，马氏自己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无从取得材料，未尝讲及，更没有说过当时有过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夏殷两代为这种生产方法的时代，是我新近的发见，正确与否，完全由我负责，与马氏无涉。
　　还有一层，自殷以后，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已不存在。马克思谈及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仅视为犹有这种生产方法的残余的存在，绝没有认它有真正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存在，我们在证明印度事件时，可说是一并解决了。不过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切身问题，而胡君那段最犀利的文字又全是因此而发，我不得不再请马克思出来说话，以便详加解释。
　　我们在前面所征引的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的诸生产方法……”云云一段话（即胡君所指“马克思说‘震动亚细亚生产制’者是英国”的一段话）中，马氏明言“英国的商业……只在假手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破坏纺纱业。”这已经是中国当时的生产方法非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反证，因为他固认在这种生产方法底下，各小公社都系自给自足，商品只是例外的（证据已详前），决不会有鸦片战争前那样商品交易的盛况即此一端，已足驳倒胡君的主张而有余。不过，马札亚尔，胡君以及《现代文化》月刊中的方荫君（见该杂志创刊号方君《论胡秋原的亚细亚生产方试》一文）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坚决认定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是指近代的中国讲，那我们不妨多找些证据出来，去彻底击破他们所主张与附和的谬说。马克思于发表上述一段话的前十四年（一八五三年）谈及中国，即已说过：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商业垄断，自一八三三年起转为私人的‘自由’贸易，英国从前输入中国的棉织物为数甚少，毛织物尤少，自这一年起表见增加甚速，从一八四○年起增加更速，因为其他民族，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对于中国贸易也参加一部分。这种外国制造品的输入对于国内工业所发生的结果，和从前对小亚细亚，波斯及印度一样。中国的纺纱者和织布者在这种外国竞争之下受着很大的痛苦，而公共的事业也同样受其打击，被其摇动。”（见德文本《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一年度第二号马克思《论中国与印度》三八○页——Uber China und Indien）
　　“大家不要忘记，像茶叶这样不可少的物品价格的高涨，像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的紧缩，和将西欧收成的歉薄，肉类，谷类，及其他一切农产物价格的高涨，连接在一起。”（见同书同号三九二页。——按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拙著《马克思传》中册附录载有此文，读者可以参看。）

　　这两段话更可以确切证明马克思认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没有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存在，仅有这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因为和他所说的一样“在古代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中，生产物变为商品，又商品生产者的存在，只表演一个附属的角色，要到共同体愈陷于崩溃时，这角色才愈加重要。”试问“中国的纺纱者和织布者在这种外国竞争之下受着很大的痛苦”以及“中国这样重要市场”等语不是“共同体愈趋于崩溃时”的现象么？这种共同体就是土地国有底下农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公社，它一崩溃，就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崩溃，这还不是一百二十万分显明的事么？所以马克思所谓“英国的商业……震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是指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经济基础，决不是胡君等所想像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经济基础。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完全相符的，因为中国自三千年以来，即不复有土地国有的事实（指一般的）存在，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主要条件早已消灭。自然谈不到什么正式的或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了。
　　这个问题既不十分复杂，又不怎样烦难，只要细心考察一下，即可完全了解。不意一般人不知道这样去思索，于是乱发议论，不是说马克思自己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没有明确的概念，就是说他对于这个问题讲得不清楚，令人无所适从。俄国的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既闹了几年，没有获得正当的解决。而中国的文人又扬其余绪，向我杀来，真不免有些滑稽了。现在仅举出两个人来说：马札亚尔的荒谬就在一方面保持马克思所表示的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一口咬定现代中国是实行这种生产方法，怪不得米夫要说：

　　“极其显明的以亚洲生产方法的分析，显然是与中国具体的历史的实际相冲突。”（见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文译本编辑者序言四一页。）

　　而秋原君的荒谬，就在一方面用强暴手段剥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土地国有的主要内容，借以适合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状况，另一方面硬指马克思认定“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是亚细亚底生产之经济基础”，这就是说，中国是实行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高明的读者试将我们前面的说法细心考虑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人和中国的史实及马克思的学说相去有多少远？由此可见“旋乾倒坤三千年”，“和马克思开心“，“和马克思宣战”的人不是姓李了。
　　我们既因说明单数的或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包含有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一点，连带证实了马克思未尝指定他当时的印度和中国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现在当进而叙述他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包含的其他生产方法的残余，他在《资本论》前资本主义的一章中说：

　　“重利盘剥在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所发生革命的影响，只是由于它对于那些财产形态——政府组织即建筑在那些形态的坚固基础和同一形态的永久再生产上——加以毁灭，使之解体。重利盘剥在亚细亚的形态之下可以经过一个长时期，除掉经济的解体和政治的腐败外，没有产生任何事物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其他条件都己出现，重利盘剥在一方面因毁灭封建领主和小规模生产，在另一方面因集中生产条件作为资本，才变为帮助构成新生产方法的一种手段。”（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三六页。）

　　这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上面冠以“一切”的形容词，系多数，即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然下面所谓“重利盘剥在亚细亚的形态之下”，使经济解体和政治腐败以及“毁灭封建领主和小规模生产”，便是指亚细亚生产方法和封建生产方法各变成残余，而形成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一部分。马克思在同章中又说：

　　“重利盘剥在一方面破坏和毁灭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以及古代的和封建的财产。在另一方面破坏并毁灭小农民和小有产者的生产，总说一句，破坏并毁灭生产者尚以生产工具所有人的资格而出现的一切形态。（见同书同卷同册一三五页。）

　　这段话也同样指出古代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变成残余，而形成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一部分。然胡君对于这一点也许又要加以反驳，就是”重利盘剥的事实在各种生产方法还完整的时候即已存在，你为什么定要把它推在诸生产方法变成残余的时候呢？对于胡君如果这样提出问题，我可以答复他，问题的上半截是对的，但下半截却不对。因为当各种生产方法还完整的时候，重利盘剥只能破坏或毁灭单个人的财富和财产，对于整个的生产方法没有大关系，要到它们变成强弩之末的时候，重利盘剥才能发挥它的威权，促成各种生产方法的崩溃，所谓“经济的解体和政治的腐败”，所谓“破坏并毁灭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与财产，以及“小农民和小有产者的生产”，都是对原来整个的生产方法讲，而非对单个的私人讲的。所以前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崩溃的时候。
　　胡君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不说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包含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古代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胡君自己不是这样说的，他一方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省作先资本主义，另一方将古代的，亚洲的和封建的这些形容词下面，加入“会社”字样，然他的意思不外是如上所说，我们为划一起见，不得不擅为改正），就说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驳斥过，现在专讲第二点。
　　如果要一字不易地把胡君的话介绍出来，就是：

　　“马克思所谓先资本主义很显明地有广狭二义，……狭义地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如马氏所说，这都‘属于……洪水前期底资本诸形态。”

　　这里虽只有五十二个字，但毛病是大得很的，因此我们还须分条讨论。
　　甲，“先资本主义……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试问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其令人莫明其妙！我们如果依照他的榜样，再制造一句，就是“资本主义专指商业＝工业＝财政资本”，桑姆巴特说得对：

　　“所谓资本主义……是一指一种一定的经济制度，即形成经济总进程的一定的方法。”（见桑氏《近世资本主义》原文第二卷第一册五页，一九二一年敏兴出版）

　　所以资本主义的含义决不是专指商业＝工业＝财政资本，前资本主义的含义也决不是“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而是指它们各自发展的一种一定的经济制度即形成经济总过程的一定的方法”。这种细密的地方自然是自认对于经济学为“外行”的胡君所不能知道的，不过既不知道，最好是藏拙，少谈一点。
　　乙，胡君的心目中要说的话至少是，狭义的前资本主义“专指商业＝高利贷＝附利资本”所形成的经济制度，或用“外行”而通俗的话来说，所造成的局面。然这正是我在家参战的论文中先他说过的，我所说的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他所指的，在范围上没有差异，不过更详尽罢了。除掉上面所征引的证据外，我可从参战论文中再引一段如下：

　　“取息资本——如就它的古式形态说，可称为盘利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最古的形态，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前，并且被发见于最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三二页。）

　　这段话就是胡君所根据来向我进攻的，他所谓“附利资本”即此处的取息资本，所谓高利贷资本，即此处的盘利资本，所谓商业资本，即此处的商人资本（按德文原本作商人资本，英文译本作商业资本，胡君根据日译本也作商业资本，不如原文的妥当，因为商人资本的范围大，包含着商业资本和财政资本），所谓“洪水期底”即此处的最古的。可惜胡君仅直接或间接从《资本论》取出一句话做公式而没有内容。这还不要紧。我将这些内容尽量发挥出来，他竟加以反对，这表见他完全没有看过《资本论》中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一章，即退一步，假定他真正看过，也自然是不了解，所以大发怪论，想来驳倒我！人世间冤枉而滑稽的事，有过于此举么？
　　现在概括第一第二两项的意思总说一句：马克思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如用多数，是泛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这里无所谓内容。因为它们完全以各自的特别名称而确定各自的内容；如用单数，便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一种有定的过渡的生产方法，它的内容是由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形态（参看本书第三项。）我们因为便于区别起见，勉强指前者为广义的，后者为狭的，实则前者并非一种生产方法，绝不能与后者并为一谈。不意胡君弄不清楚这一点反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种昏乱来向我进攻，在实际上没有伤及我的毫发，反暴露他自己的大弱点、因为所谓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既不是一种生产方法，我自然用不着说及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包括在她们的内面，胡君视为“非常奇异”，让他去“奇异”好了。至于我在参战论文中所提出的，是所谓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一种有特殊内容的生产方法，它虽含有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但与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风马牛不相及。胡君如果不赞成我对这种有特殊内容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说明，尽可拿出本领来，驳个痛快，为什么要用那最无聊的“片言解决法”一句话否认了事呢？为什么将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与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混为一谈，说我“既读过了《资本论》而否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非常奇异”呢？我老实告诉胡君，我因为读过了《资本论》，”才不“认亚洲生产方法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否则信口开河，不负责任，我不仅可以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并且还可承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啊，我发昏了，罪过罪过。
　　第三，我在参战论文中举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两个例子证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含有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残余和封建生产方法的残余，而我的结论是这种生产方法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这就是说，含有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亚细亚生产方法，古代生产方法，封建生产方法的残余。胡君子驳我时，忽说“先资本主义时代并非指封建亚洲制之残余。”这不独描写我的主张，故意应用“断章取义法”，使之偏而不全，并且还应用“偷天换日法”，把“生产方法”四字擅改作“时代”两字，使这句话完全没有意义。胡君这样心粗气浮（这还是就善意一方面讲的，否则当指为他故意捣鬼，）怎好拿笔作文，动辄反驳别人呢？
　　最好笑的是他处处利用广义的前资本主义诸生产方法来驳我的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说：“先资本主义时代并非指封建，亚洲制之残余，马氏不过是说这些社会因高利贷＝商业资本而趋于分解。一个社会到了衰颓期，并不是说那社会之支配生产方法已成残余。现在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的寄生期了，资本主义就变成残余了么？”这段话如果叫我打批，那我只好学某老师一样，写一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

　　试问当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还完好如故的时候，胡君有什么理由叫它们做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更有什么理由以此来反驳我？资本主义虽到了最后阶段的寄生期，只要它是完整如故，——这就是说，只要它的技术关系和经济关系仍和以前一样——我们当然仍旧称它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样，只要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法仍完整如故，我们不管它们到了衰颓期不衰颓期——犹如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的寄生期不寄生期一样——仍旧称它们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法，决不称它们为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否则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各别等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法，或等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法的总和。啊，胡君是主张后说的，试听他说：

　　“‘亚细亚’生产方法究竟是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并列的特殊生产方法呢？还是这种‘生产方法’本身只包括上列所列举的一种或数种生产方法之总和呢？如充分注意马克思，那么可以相信马克思是在后面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

　　好一个“充分注意”，好一个“可以相信”！胡君果然接着举出大批的例子来做他“充分注意”和“可以相信”的证据。不用说，那不是误译，就是断章取义，或曲解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许多在后面还要继续指出，此处恕不列举了。胡君不惜将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意见尽量庸俗化，我真不能不替马氏呼寃了！
　　第四，胡君就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的本身来攻击我，既只能说几句空话，举不出切实的证据，于是东挪西扯，又牵涉到“俄国的历史学者波卡洛夫”去了，说他“在其《阶级争斗史教程》先资本主义社会之部，讲原始社会，古代亚洲，古代地中海诸国，封建社会，就是根据这理解的，”其实这和我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丝毫没有关系，胡君绝不能以此去相比拟，因为我所指的是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他所说的是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社会，其义与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相当。这种用法，并不是波卡洛夫自创的，而是模仿马克思的。马氏在《资本论》中谈及新价值的一部分属于劳动力的所有人，另一部分属于资本的所有人，第三部分属于土地所有人，于是接着说道：

　　“通常的见解以为此等分配关系是自然的关系，是由一切社会生产的性质中发生出来的关系，是由人类一般的生产的诸定律中发生出来的关系。大家固不能否认前资本主义诸社会（Vorkapitalische Gesellschaften，precapitalist scocieties）表现不同的分配方法，然此各等方法是视作那自然分配关系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隐藏的，和异样文饰的方法，没有达到它们最纯粹的表现和最高的形态。
　　“这种概念中惟一正确的东西是：提出任何种社会生产（例如原始的印度公社的社会生产，或秘鲁人经过人工发展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总可以将劳动的一部分和其他一部分分别出来，这一部分劳动是借给生产者及其家属私人直接消费的生产物的，而其他一部分劳动——用于生产的消费的一部分不计——长为剩余劳动，它的生产物总是去满足一般的社会欲望，而不管这剩余生产物是怎样分配的。……”（见《资本论》德文本第三卷第二册四一四页。）

　　马克思在第一段话中提出“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在第二段中即以“原始的印度公社”和“秘鲁人……的共产主义”为例子明白表现所谓“前资本主义诸社会”，是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连原始共产社会也在内，而胡君“引苏俄的历史学者波卡洛夫在其《阶级争斗史教程》先资本主义社会之部，讲原始社会，古代亚洲，古代地中海诸国，封建社会，”正与此相符合。胡君从前引马克思广义的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既未能驳倒我所提出的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此时借助于效法马氏的波卡洛夫来攻击我，怎能达到目的呢？总之，胡君这一类的说法都是丝毫没有用处的废话，依照他讥笑我们这些人的话来说就是：

　　“在这一个大热闹的论争中，含着一个不小的浪费。即是什么社会什么社会的名词的概念，非常混乱，大家随便使用，自己也有好多莫明其妙的。”

　　胡君没有驳倒别人或“大家”，先在他那篇论文的第一段替自己写一个照，这是何等滑稽而有趣的事！
　　我驳斥胡君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虽已经不知不觉，拉得很长，但对于他的第三个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所指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实质》）还只涉及一部分，我具有点疲倦而厌烦了。统观这项文字，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等等的著作引得非常之多，自认“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胡君，在三日之内草就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并且还是在“病中”，要参考这许多书籍，如何办得到？因为非研究有素的人，要从马克思的《工资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通信集，《剩余价值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年志》，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遗稿》，《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考茨基的《穆尔及其乌托邦》和列宁的各种著作（以上系胡君这个第三项所引的书名）中——而且大部分是没有索引，可抄捷径的著作中——引出大批的理论或史料，休说三天，即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三天也弄不成功。所以这个真外行的胡君的后面，是站着一个以至无数个假内行，如杜布洛夫斯基，波卡洛夫，和哥兑斯（M.Goder）之流，集合供给材料，胡君有胆量来学孔子“必也正名乎”，才有脸而来说下面一段话：

　　“我觉得在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之前，首先要将什么亚洲社会，封建社会，商业资本社会……的性质研究一个清楚，明白然后才能判定中国过去，及现在曾是正是一个什么社会的。所谓先决基本理论问题者，就是一种预备知识的意思。在一般经济史，欧洲社会发阶段没有研究清白以前，谈中国社会史，真是一种冒险；其不免于笑话者几希。我现在将几个特殊问题逐一提出讨论，然后研究出一个社会发展之必然阶段，并略论中国社会史之分期。”

　　一个“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人要担负这样烦难而重大的工作，许多专家不敢担任的工作，这使我们见了，不得不大吃一惊！疑他不独是个天才，而且实有神助，要想知道什么，只须一念神咒；马上就可以知道。及我们看完他的论文，才知道他既非天才，也没有神助。不过是杜布洛夫斯基这一类的妄人，（自然，自他看来，杜氏“是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以极庸俗的见解，借他的尊笔与尊口宣布出来罢了。我为什么忽在此来一段愤激的文字呢？因为他们两师徒在这第三项中“不仅和马克思开心，简直……和马克思宣战，”使我愈看愈冒火。大家如果不相信，就请听我宣布证据吧。
　　胡君和杜布洛夫斯基用“分尸评判法”将亚细亚生产方法割成几块，各别来讨论，然后宣布它不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这是我们已经介绍并驳斥过的。他们这样使马克思意旨中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庸俗化还不够，又运用这种评判法，到处乱扯，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混为一谈。例如胡君说：

　　“马克思对于封建制度生产方法基础之见解，也是‘小农与家内工业之结合统一。’自然，亚细亚生产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与普通封建制是有不同的，例如他自己称之为‘先资本制的国民的生产方法’（《资本论》第三卷上，日译本二九二页。）但马克思说到典型的亚洲社会的中国印度时说，‘印度及中国生产方法之广大基础，是由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之统一所形成的，在印度还加上基于土地共有的村落共同体的形态，而这在中国又是原始的形态’（《资本论》第三卷上，前译本二九二页。）在土耳其‘这形态变成保存自己秘诀之一’（《资本论》第一卷上一一○页。）而‘日本以其土地私有之纯封建体制与发达的小农经营……对于欧洲中世提供忠实画图’（《资本论》第一卷下七一二页。）本来‘由主要条件看来同一经济基础，亦因自然条件，人种事情，由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诸影响等，……在现象表现无限之变异与浓淡’（《资本论》第三卷下三三一页。）所以这些国家虽以亚洲生产方法为基础，也表示不同的姿态。但马克思所说‘小农与家庭工业之合一’，则是各国所共同的。所以亚洲诸国生产方法示以作这样一个图式：

　　（一）中国——
　　（二）印度——
　　（三）土耳其——
　　（四）日本——

}　村落共同体加小农与家庭工业之合一

　　俗语说：“三句话不离本行”，胡君在这里是三句话不离马克思，三句话不离《资本论》，对一个货真价实的‘熟读《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我们只要稍微考察一下，便立刻发见这里没有一点是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证据。“先资本制的国民的生产方法”是多数而非单数，“印度及中国生产方法之广大基础”等等是指出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非正式的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讲过，兹不再赘。现在只将关于土耳其和日本的两项提出来说一下。
　　马克思对于土耳其的说法，全文如下：

　　“在另一方面，地租的自然形态‘按即纳物地租，——在亚细亚同时是国税的主要元素——系建筑在诸生产关系上面，此等关系处是因然状况的恒久性而再生产的，那种支付形态（Zahlungsforn，mode of Payment）趋于保持旧有的生产形态。那种支付形态构成土耳其自保的秘密之一。”（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九八至九九页。）

　　这里不独没有表现马克思是在讲亚细亚生产方法下的地租，并且还露出一个反证来了，因为马氏说过：

　　“如果不是私人地主而是像亚细亚的国家一样，直接对农民为地主而同时又为主权者，则地租与赋税合而为一，还可以说没有异于这种地租形态的赋税。”（见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三二四页。）

　　马氏如果真正认土耳其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土地国有的国家，正用不着将纳物地租和国税划分出来。然胡君犹可借口于马氏所谓国税是泛指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不必属于土耳其，不足为据。但下述一事他总无从辩驳吧，就是：
　　马克思所谓“构成土耳其自保的秘密之一”的，是“那种支付形态”而胡君竟扯作“村落共同体的形体”，因为他那段话中所谓在土耳其，“这种形态变成保存自己秘诀之一。”明明是承上文“在印度还加上基于土地共有的村落共同体形态，而这在中国又是原始的形态”等语而来。他在上述的那个图式中，于土耳其之下注有村落共同体字样，尤为铁证。马氏所谓“支付形态”。一到了胡君的手中即变成“村落共同体的形态”，胡君真会变戏法！我说他“和马克思开心”，总算是有真凭实据吧！可是像这样的戏法家，我们有什么法子和他辩论呢？
　　这还不要紧，他竟把马克思所说的“日本纯粹封建的组织一起列在亚细亚生产方法范围之内，这成一种令人无可原恕的错误。马氏关于日本的一段话。本是他说明欧洲封建生产时的一个注脚。现在要谈这个注脚，须先介绍它所附丽的一段话。马氏说：

　　“在欧洲的一切国家中，封建的生产所具的特点是将土地分配给尽可能地多数的臣属。封建主的权力和每个君主的权力一样，不是建筑在他的租额上，而是建筑在他的臣民的人数上，此等臣民又有赖于自耕农的人数。”（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六四八至六四九页。）

　　马克思在最后这句话的下面注释道：

　　“日本以其土地私有的纯粹封建组织（rein feudale Organization）和发展的小农经济，对于欧洲的中世纪所供给的图形，比我们的大都为资产阶级成见所煊染的全郁历史要真切得多。”（见同书同卷六四九页。）

　　请高明的读者将这两段话一字一句地审查一下，看这里何尝有丝毫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气味？马克思明明是在讲欧洲各国的封建生产的特点，又明明是在引日本“纯粹的封建组织”做注脚，胡君甚至于胡君背后的外国“学者”为什么要认马氏这注脚是指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状况呢？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和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一样是两种内容完全不相同的生产方法，马克思就是做梦也未尝把它们混合在一起，胡君这样一类人为什么要冒马氏的名义，代替他混合起来呢？这个闷葫芦真是非常人的理智所能解释的。
　　但是我们不要把胡君等的理智看得太高，他们所持的大理，充其量也不过如下：

　　“日本是位于亚洲，当然实行亚细亚生产方法，所以马克思所讲的虽明明是日本‘纯粹的封建组织’他的内心的真意不外是说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封建组织。因为和我们曾经证明即一样‘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更‘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且‘是欧罗巴生产方法’，而且‘是俄罗斯生产方法’；所谓欧罗巴生产方法与俄罗斯生产方法也者，是有纯粹的封建组织的，是有‘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的，这还不是与亚细亚生产方法所同具的特点么？依照我们的循环证明，马克思所谓日本纯粹的封建组织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封建组织么？谁要不承既此说，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具有‘偏曲倾向’，我们这些精研马克思主义的人是要‘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的”。

　　这段话虽是我代拟的，但我相信是曲曲传出了胡君心坎上的话，因为内中用单线引号的句子，都系胡君的原话，不是我捏造出来的。胡君年轻，志大，学问高，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普列汉诺夫主义，都有精深独到的研究，自然可以担负“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的重大责任。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姑让我这个愚者向这位胡智者贡献一得之愚，以备采择焉。
　　我在前面说，马克思就是做梦，也没有将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混合在一起，这不是凭空推测，而是有确切凭据的。恩格斯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六日写信给马克思说：

　　“土地私有的不存在，在实际上是了解整个东洋的锁钥。此中有政治的和宗教的历史，但东方人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为什么从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呢？（nicht einmal zum feudalen？）我以为主要的是由于气候及土地状况，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德文第一卷四一五页。）

　　我们知道，恩格斯是能完全代表马克思的，关于这段话的意见更不是例外，因为马氏于是月十四日回信又提及“亚细亚这一部分的停滞性”（参看同书同卷四二○页，）对于恩氏的说法没有丝毫不赞成的意思。恩氏在这里明明白白承认在亚细亚土地国有的局面之下，从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而胡君偏要认马克思所说的日本纯粹封建的组织是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这到底是谁错了呢？这我可提出胡君于讥笑我“旋乾倒坤三千年”时所说的一句刻薄话来答复他，就是：

　　“无疑错误的不是马克思。“

　　我还要仿造一句来答复他，就是：

　　“无疑错误的不是恩格斯。“

　　其实，关于马恩两氏否认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封建土地私有，胡君并不是不知道，因为他的大文中早就引用了上面一段译文，不过译文的意思有些“偏曲倾向”，值得人们加以“克服”罢了！他的大译说：

　　“没有土地私有，实际上是了解近东全体之钥。在其中，有政治与宗教之历史。但近东人土地私有没有达到封建私有者，我以为在土地状态……为大沙漠决定的地理条件。

　　胡君这种译文是从日文本转译而来的，文字一经转译总不免有多少出入，但当不致与原意恰恰相反。恩格斯所谓“东方”当然是指亚洲，而胡君译为“近东”，便变成欧洲土耳其一带了！恩格斯“东方人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Aber woher kommtcs，das side Orientalen nicht zum Grundeigentum komtmen？）胡君译为“近东人土地私有”，便恰恰相反了！恩格斯所谓“我以为主要的是由于气候及土地状况，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胡君译为“我以为在土地状态……为大沙漠决定的地理条件”，便是不知所云了！我不相信这都是学术比柞发达并喜用直译日本人中无聊的译者原来译，错了以致害了我们中华民国的胡先生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具有这种译文的“偏曲倾向”，老实说，我对于胡君所唯一擅长的日本文的了解程度是不大相信的。胡君要“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要在“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主义原则下，锻练马克思主义发展，”连一种夹有中国字最多的日文都看不懂，这就是说，连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工具都没有，如何能办得到呢？这不是等于痴人说梦么？呜呼，胡君的志向良佳，用心良苦，惜其力不足以副之，哀哉！可是胡君在他的大文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中，用轻蔑的态度和鄙薄的口吻说道：

　　“李季先生的机械论的方法论，使他的文字从头到尾，受着重大的损伤，这虽然是很可惜的，然而是没有法子的啊！”

　　我现在也套用胡君这个格式很恭敬地说道：

　　“秋原先生的错误百出的译文，使他的文字从头至尾，受着重大的损伤，这虽然是很可惜的，然而是没有法子的啊！”

　　不过无论胡君的译文怎样错，谢天谢地，“近东人土地私有没有达到封建私有者”那句话，总还是否定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封建的土地私有或“封建私有者”的意思。胡君既知道恩格斯有这种说法，竟在相隔不到六十行的后面，说马克思认“日本……纯封建体制”为“亚洲生产方法”所“表示”的“不同的姿态”，这明明是在对马氏开火！我说他“简直……和马克思宣战”，总算是有凭有据吧！可是像这样的开火家，我们有什么法子和他辩论呢？
　　胡君于这样“证明”马克思认近代的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是亚洲生产方法底下的国家后，又开始他的笨拙的大学教授编讲义的工作，把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纳物地租的话引三段，把考茨基关于封建制度的话引一段，把杜布洛夫斯基关于封建制度的话引一段，最后又把马克思关于封建生产方法的话引一段，然后归结到：“因此，亚细亚生产方法与封建生产方法之基础，有共同之点在。”我以为这样的结论，我们用不着再驳了。
　　继这种结论而来的，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大批的话，又是列宁的大批的话，而其结论是：

　　“将这和上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印度爪哇公社之描写与引述，我们看出这亚细亚生产方法与欧罗巴生产方法之类似。”
　　“而如列宁所述，俄国十七八世纪还残留这种生产关系，那么这也不仅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而且也是俄罗斯生产方法了。”

　　他所以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利用“分尸评判法”，取出马恩两氏所描写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村落共同体（或农村公社）”去和考茨基所描写的“欧罗巴的中世的生产方法”中的“自足自给的经济公社”相比较，作成第一种结论。他又取出马恩两氏所描写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去和列宁所描写的俄国族长制底（自然底，农业和家内手工业（为自家用的原料品加工）结合相比校，作成第二种结论。他这个要“锻炼……辩证法唯物论之深化及文艺科学方面之广泛运用”的形式逻辑论者，不知道各种生产方法的比较，是要拿出各自整个的内容去比校，不能分割的，犹如甲乙丙三人相貌的比较，是要用全副面目去比较，不能割下甲的眼睛去和乙比，说彼此相同，因为甲乙的相貌相同，再割下甲的鼻子去和丙比，说彼此相同，因而甲丙的相貌相同一样。这种粗浅的道理，是每个要来参战的人必须备具的起码知识，而我们这位“以自由人爱真理的立场而执笔的”胡先生，立志要“暴露一切反前进的理论，谬误理论，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的胡先生连这点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也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亚细亚生产方法，欧罗巴生产方法，俄罗斯生产方法叫个不停，我真佩服他的勇敢！
　　然胡君的勇敢并不止此。他的最大的勇气，凌厉无前的勇气，还在向我进攻。除前面所列举的各点外，“村落共同体”也是他的最锐利的武器，所以他说：

　　“在前资本主义期的印度，还有原始共同体的残存。但那共同体正是氏族社会的产物，而非亚洲所特有。李季先生既不明乎此，而又以这农村公社为亚洲社会之特产，反沾沾然自命得马氏之真意。
　　“马氏是说原始的或族长的农村公社在亚细亚，尤其在印度，还保持其残余形态，然而这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因为这形态是不仅亚洲人才有的。李季先生认这共同体为亚洲生产方法，正与民粹派的斯拉夫派，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

　　“反沾沾然自命得马氏之真意”，“正与民粹派的斯拉夫派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胡君讥讽的艺术倒比他的论文的内容高明得多，真不愧为一个“讽刺艺术家”。我在参战论文中对于小公社所发的唯一的一段议论，已引入本文的最前面（即马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云云，）此外对于这个问题未尝再说过半句话，原文俱在，可以覆按。然就是那段话，其前半截也是征引马克思的说明，只有最后一长句，才是我的断语。胡君如果认这种断语是望文生义。非马氏原意，尽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搬出铁一般的证据来，我自然是要服罪的。可惜他没有能力做这桩事，竟信口开河说我不知道“原始共同体…是氏族社会的产物。”证据在那里？一点也没有！老实告诉胡君，我可以保证，并且大家也会确信我是知道其此事的，因为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书详细驳斥郭沫若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我是第一个人。这两部书，我读过无数遍，而内中所讲的就是氏族社会，尤其是摩尔根的五百六七十页的原书几乎专集中于这一点。试问我能从摩氏的全书中制成一个图表去纠正郭君错误的图表，而胡君一口咬定我不知道原始的公社是氏族的产物，有谁肯相信啊？我并不是定要和胡君来争一日之长短，因为我在一个“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胡君的面前争胜了，有什么了不得，不过胡君这样凭空造谣来诬我，是最要不得的，我现在姑且客气一点，称他这种造谣诬陷为“无中生有法”!
　　像这样的“无中生有法”真是“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但胡君既已打定主意，挟着热烈的情绪来攻击我，而自己又没有能力指摘我的错误，也就急不暇择，“再乎”一下吧。他遂于“李季先生既不明乎此”之下，再来一句“而又以这农村公社为亚洲社会之特产，反沾沾然自命得马氏之真意。”请问证据在那里，也是一点也没有！像这样无中生有，未免太无聊了吧！
　　不错，我是说过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以建筑在土地公有的小公社为主要条件，即以土地国有为主要条件”，但这是由马克思“印度极古的公社……是建筑在土地公有”等语推出来的，是否正确，胡君自然有批评的权利。然我的说法既仅止于此，换句话来说，我既没有说这种小公社不独非氏族社会的产物，并且还只是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特产，绝非其他生产方法中所能有，胡君怎能以“既不明乎此，而又以这农村公社为亚洲社会之特产”等绝无根据的话来相诬陷呢？
　　还有一层，我们曾经征引马克思描写印度极古的小公社的一段长文，表现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内容，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胡君硬说这种小公社或“农村公社”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其所持的大理由，计有二种。一种是他所征引的马氏下面一段话：

　　“‘有一种可笑的偏见，近非常流行，即谓：原始共有形态是斯拉夫人所特有的，甚至只存在于俄国人之间。这共有形态是罗马人，条顿人，克尔特人等间可以论证的本来形态，不过那种标本之一部，当作为遗迹而存在：而包含这一切的标本，今日尚可在印度人间看出。更精密地究研亚细亚，尤其是印度共有形态时，即可明白从原始的共有的种种形态中，如何发见其分解上的诸形态吧。例如罗马及条顿底私有的种种原形，是可由印度共有的种种形态推论的。’《经济学批评》，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一章，日译本四七——八页。）”

　　马克思这段话，我们也曾经引在前面，大家试拿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胡君的译文是如何的艰涩难懂。尤其是原文第二句，本来的意思是：“这原始的公有财产是一种原始形态，我们可以从罗马人，德意志人，和克勒特人中指证出来，甚至于现在仍可从印度寻找许多例子，不过半归残灭罢了。”胡君译成上面那样一种“四不像”的东西，将原意失去一大半了。这也不去管它。试问马克思这段话，胡君怎好拿作反对小公社“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的证据？难道每一种生产方法的基础——特别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基础——不准由前一种生产方法遗传下来，定要和变戏法一样突然出现才对么？
　　当然，胡君又会说“我并不是反对农村公社做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我是说这种公社的残余形态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其实马克思所谓“半归残毁”的小公社是就当时（即所谓“现在”）而言，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极古的小公社”是氏族社会的遗物，不过经过一种发展，有较进步的分工，有阶级制的存在，并且有专制国家站在头上，这种公社自有其特别性质，马氏那段长文中描写得最清楚。请问胡君为什么“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胡君无论怎样善辩，在他所引的马克思上面一段话中总找不出理由来。
　　可是在一方面胡君虽找不出证据，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有证据，表现他的无知罔识，信口开河。恩格斯说：

　　“古代的公社继续存在之处，自几千年以来，即构成最粗野的国家形态的基础，构成从印度到俄罗斯的东方专制的基础。”（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德文本一九○页。）

　　此外，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覆恩格斯的信中也明言公社是“停滞中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坚固基础。”（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德文本第一卷四二○页）自称看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胡君为什么年轻轻的就害了“师丹老而善忘”的毛病，把这一切都忘记得干干净净呢？“打开天窗说亮话”，胡君并不是因为多愁多病，真正忘记了，而是自己没有读过此等书，对于这些说法完全不知道。
　　秋原君！无论你是忘记了也好，完全不知道也好，自己没有十分把握的东西，总不好拿作立论的根据，尤不好据此动辄斥人“既不明乎此”。“正与民粹派的斯拉夫派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你这种行为完全暴露你是论战场中的一个投机份子！
　　胡君的第一种大理由既荒谬到无以复加，而他的第二种大理由尤可怜到不成样子，就是“因为这形态是不仅亚洲人才有的。”姑无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小公社自有其特殊的性质，不能与其他生产方法中的公社并为一谈，即退一万步，假定它和氏族社会中的公社，以及“封建制度农奴制的农村公社”全是一样，然它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唯一的基础，还有土地国有，农工业的直接结合等等合拢来，构成这种生产方法的整个的内容，遂形成一种特殊生产方法。凡它种生产方法所有的东西，胡君为什么一定不准亚细亚生产方法具有呢？胡君这种“歪曲”的理由如果能够成立，那还可由此推出第三种大理由，就是：国家，农业，工业，尤其是人，为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共有，“决不能形成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基础！”这种大理由比胡君的第二种大理由还要明了而正大得多啦！然而说这种话的人不独是“正与民粹派的斯拉夫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而脑袋且根本成了问题啊！
　　大家看了上面的分析，当能明了“以这种农村公社为亚洲社会之特产，反沾沾然自命得马氏之真意”的，以及认这种公社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唯一基础，“与民粹派的斯拉夫派作无独有偶的‘可笑的偏见’之延长”的，并不姓李，至于他到底贵姓？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教胡君吧。
　　胡君于做完讥笑我的工作之后，又摇头摆尾，大谈其（一）力役地租，（二）纳物地租，（三）货币地租，（四）资本主义地租。于是杜布洛夫斯基，马克思，杜布洛夫斯基，马克思，列宁，约尔克，坡家克罗夫斯基，恩格斯叫个不停。当然，他是不忘情于我的，所以在中间又来一段：

　　“这不是拘于四阶段的人所能解的，而也不是什么封建制之崩溃，什么农工业结合为主的前资本主义云云所能解释中国社会的。”

　　阿弥陀佛，又是什么事呀？他所谓不能解的是什么？就是“最近去世的俄国大史学家坡家克罗夫斯基”的见解。他以为：

　　“坡氏的意见，以为封建主义之特质是自然（现物）经济，但在封建的胎中，商品（货币）经济发达，即一面分解封建主义，一面在政治上造成专制主义——官僚的君主主义。”

　　我是否知道这一类极普通的常识，不独我的参战论文对周秦的说明已经明白答复，即拙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也早就表现出来了。我不愿意和小孩子吵嘴，来争论这个问题。不过我所不能已于言的就是胡君处处利用“无中生有法”来诬陷我。我固然是介绍过马克思经济分期的四阶段说，但在驳郭沫若君的论文中已经明白宣布他并非一切民族都须经过此等阶段，且举德意志人为例。我对于中国虽采用这个方式，但不独一方补充了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即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也郑重声明，非出于盲从，而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结果，如将来发现新材料，证明殷代（现已改为夏殷两代）不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将毫不迟疑地马上抛弃这种主张。不意在这样三番两次的声明之后，胡君还要以“拘于四阶段”的帽子相加，“亦可见在中国做人之不易矣”（借用胡君语！）
　　现在即退一万步，假定我真是“拘于四阶段”，然至少在形式上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至于胡君则不然，他又抬出他的杜布洛夫斯基老师公然来做反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他说：

　　“如杜布洛夫斯基说的，马克思这段话‘不当作狭义的生产方法字义上去解释，而应当作社会经济形式的全阶段去观察。’（注十三）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只是人类历史大体经过，‘他决没有把一切生产方法及一切经济成分都无遗地说出。如杜氏所举出的，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切著作，以及他们创立的方法，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及与这相适应的经济成分：
　　一，原始社会的经济——原始氏族（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
　　二，族长经济——极端自然经济性的农民自足经济，及一部分畜牧半畜牧状态。
　　三，奴隶经济。
　　四，封建经济。
　　五，农奴经济。
　　六，小生产者经济。
　　七，资本主义经济。
　　八，无产阶级专政期的经济。
　　九，社会主义经济。
　　十，世界共产主义时期经济。
　　“一切这些社会□分除最后三者外，不一定一切民族都有。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证明的：一个社会形态有越过中介阶段，向别个社会形态推移的完全可能。（杜氏前书）”

　　胡君上面的“注十三”是什么呢？那又是一段很重要的话，我们不能不替他表彰出来。

　　“又如约尔克所说的，马克思所谓‘生产方式’一个术语，用为直接劳动方式之意：即不广指一定社会生产形态，历史阶级组织，而狭指社会底技术底劳动方式。马克思亦从未将所有生产方法归于那四种。例如在《经济学批评》中说到‘蒙古人生产方式的牧畜’，日耳曼蛮族间的‘农奴制度的农业’，以及谓畜牧民族之生产方式及革命前法国小农经营，为与大规模土地私有矛盾的生产方式。在《资本论》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许多文句与附注，使我们可以想到，他是以：‘共同体的生产’，‘小农民生产方式’归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基于奴隶劳动的生产’及‘自由的小农生产’归于古代的，‘小农民的生产方式’及‘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归于封建的，‘手工场的生产方式’，‘大规模机械生产’归于有产者生产。他说资本制生产方式，亦然，‘以剥夺劳动者之劳动条件，剥夺农民之土地，使他们隶属于（农工业）资本家为其利润而生产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下部日译本一五五）”

　　胡君这一大段注释是否正确，我们无暇批评，现在要说的是，他这样东抄西凑的用意，是在显一显自己的渊博，而其结果只暴露了他的脑筋昏乱，丝毫没有思考力与判断力。怎样讲呢？“马克思所谓‘生产方式’一个术语”既“常用为直接劳动方式之意”而“小农民生产方式”，既与“共同体的生产”同“归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见马氏所谓生产方法含义不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来说，可见马氏所谓生产方法有基本的，也有非基本的。既是这样，又何来的“至少可以举出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就马氏的方面讲，是七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呢？又何能把小生产者经济提出来当作与“小农民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东西，反把包含它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删除呢？胡君上面几段话中的“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或七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如果能够成立，则他的注释便是开顽笑；反之，他的注释如果能够成立，则他的十种或七种基本的生产方法便是开顽笑；他的十种或七种基本的生产方法主张最正确是他的靡坚不摧的矛，而他的小注中的话，理由最充足，是他的无物能陷的盾，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我们承认马克思除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四种生产方法外，的确还说过其他的生产方法。举例来说，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

　　“据有小土地的农民构成一种极大的群众，这种群众的各员生活于同样的状况中，但彼此没有复杂的关系。他的生产方法是使彼此分离，而不是使彼此互相交接。”（见该书德文本一○二页）

　　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

　　“这种形态只能在那些从封建的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过渡期宰制世界市场的国家中，变成一种普遍的规则。当资本主义的佃农出现于地主与真正劳动农民之间，一切由旧的农村生产方法中发生出来的关系都解体了。”（见该书德文第三卷二册三三三页。）

　　这里小小的两段话中，有据有小土地的农民的生产方法，有旧农村的生产方法，有封建的生产方法，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依照杜老师和胡弟子形式逻辑的看法，这正是四种基本的生产方法。但马克思的真意这里表见得很明白，他认欧洲各国自中世纪以来，只有封建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真正划时代的生产方法。然这不是杜胡两师弟所能了解，也不是他们所愿意了解的。
　　统观以上各节，就可以知道杜胡所谓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无论怎样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根据，终久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勾当，我们不独无须相信，也不必重视的，因此我不愿再多说，只概括举出他们几个荒谬之点就算了。
　　一，自第一种至第七种经济只是杜胡两师弟胡乱凑成来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四种生产方法的一种小小的把戏，特别是要借此消灭亚细亚生产方法，所以他们虽不认奴隶制生产方法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法，也还把奴隶经济列在第三，至相当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经济便被他们除名了。
　　二，他们宣言这七种经济“不一定一切民族都有，”于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也不是一切民族必经的阶段，这是暴露了摩尔根的“错误”，兼斥责了马克思的“盲从”，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学术上的新“发见”！
　　三，第八种至第十种经济，照马克思所提的方式讲，应归入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底下。决不是适应什么三种基本的生产方法的经济；但杜胡两师弟和马克思开过顽笑之后，又来寻列宁开心，硬指这是列宁的意思。证据呢？有他们师弟担保，自然是用不着的！“无产阶级专政期的经济”固然是一种过渡的性质，但此时一切土地和大资本都握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手中，当然应视为共产主义的起点，对于这个短促时间期用不着另划成一种什么“基本的生产方法。”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共产主义时期经济”，在程度上虽有不同，在性质上绝无差异，应当包括在共产主义生产方法范围之内。这和原始社会的经济与氏族的社会经济同列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内一样。但杜胡两师弟以为列宁缺乏这种常识，故在他的身上也分配三种“基本的生产方法”！
　　高明的读者试将上面所说的玩味一下，当立即感觉，“拘于四阶段”的人的毛病只在拘谨，而“至少可以举出十种基本的生产方法”，并宣言“除最后三者外不一定一切民族都有”的人简直是□于他们自称相信（?）的主义，大做其毁灭的工作！
　　胡君的错误的大来源固在杜布洛夫斯基老师，但他也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因为有许多错误完全是由他自己弄来的，而他对付我的诡谲手段无论是有意与无意，总是层出不穷的。我在参战论文中曾总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的七个特点如下：

　　“（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二）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
　　（三）商业宰制工业。
　　（四）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五）独立生产者——手艺工人——的存在
　　（六）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
　　（七）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

　　胡君如果认这种说法不对，尽可出来尽情痛驳一下，但他没有这种能力，于是便运用他的小聪明用“人为淘汰法”，把我所说前资本主义的特点，淘汰六项，遂变成“什么农工业结合为主的前资本主义。”这不独使没有看过我的论文的人将受他的欺骗，相信这真是我的主张，即曾经看过的人，如非特别细心，或有闲工夫，谁肯再去校对，或谁有工夫再去校对，也当然要受他的欺骗，相信这是我的主张，于是我就变成一个主张再荒唐也没有的人了。胡君批评我的论文的全部伎俩即在于此。
　　胡君将四种地租说了一遍，向我放了两暗箭，然后心满意足地作成一种主张如下：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是承认亚细亚生产制度是东方专制政治之基础，但他们不是在存在到今日的社会史中看出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之存在，而只是认东方社会之基础为一种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封建制度农奴制度；此外，农村公社还保存其残余，以及若干奴隶制的存在。”

　　他这样的主张并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发见了新证据，而只是东拉西扯的结果。他既因日本居亚细亚，把日本纯粹的封建组织扯入亚细亚生产方法之下，于是依照这个准标，对于马克思论地租的地方，凡有亚细亚字样之处，一律认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至于内中是否含有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成分，他是不管的。这还不要紧，最令人骇异的是他于征引马克思许多段关于地租的说法后，提出一个更勇敢的主张：

　　“总而言之，无论地主是私人抑国家，凡向直接生产者农民掠夺其剩余生产物或单纯剩余劳动，或其在货币上表现上的价格者，即封建底生产方法之特征——自然在其间，有封建社会发展的变异与阶段：如纯封建社会，农奴社会，亚细亚封建社会乃至专制主义社会。”

　　我称胡君上面两段话为主张，而不称为他分析马克思学说的结论，因为这实在与马氏没有关系。尤其是后面这一段话，荒谬无比。可是他所根据的马克思的话，我恕不加以介绍，请读者自己去翻阅吧（《文化杂志》创刊号《亚细亚生产方法论》三○至三三页，）因为他所引的篇幅既多，而译笔又错误百出，我于征引他的译文后，须再从原文翻译一遍，以资比较，这未免太麻烦了。但这仍只是我不征引胡君的大译一种次要的理由，至于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因胡君实际上未尝拿马氏的话做“理论”的根据，不过借此做招牌骗骗人，而他所卖的药料完全是他的尊师杜布洛夫斯基制造的。大家如果不相信，我可举出一个证据来：

　　“在具体的历史社会中，常有各种形式的地租错综并存，但在一定的生产方法下，常有一种地租占支配地位，构成那土地私有社会形态标志之一。
　　“即纳物地租（在有些力役地租或货币地租的条件下）构成土地私有者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之基础。
　　“力役地租（同时有些纳物及货币地租）构成农奴式的剥削农民之基础。
　　资本主义地租（在有货币地租的残余甚至纳物及力役地租的条件下）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剥削的基础（引杜布洛夫斯基说）
　　“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说，先资本主义的亚洲社会的基础，无非是农民之建筑的以及一部分农奴式的剥削制度。

　　什么“纳物地租………构成土地私有者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之基础”，什么“力役地租……构成农奴式的剥削农民之基础”，这都是杜老师制定的死格式，即抽象的公式，否则至少也是胡君拿去当作抽象的公式应用，套在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上面（他所谓亚洲社会就是指这种生产方法时代的社会），说“既是如此，……先资本主义的亚洲社会的基础，无非是对农民之封建的以及一部份农奴式的剥削制度。像这样不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专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做结论，固然十分便当，但同时却万分危险。为什么呢？
　　纳物地租在某种场所，固然构成土地私有者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的基础，力役地租在某种场所，固然构成剥削农奴的基础，但只这是在某种场所再明白的说，只是在封建生产方法的时代才如此，并不是一有纳物地租即有封建的剥削，一有力役地租即有农奴。否则中国的农村至今到处都是纳物地租（钱租仅占一最微小的部分，）这一铁的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中国现在是什么时代，不独大家用不着再争论，就是胡君自己也用不着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变态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又开始形成了。”尤其是他所谓“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先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仅没有消灭，而且更加残酷，”应改为”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不仅没有消灭而且更加残酷！“
　　说到这里，胡君一定要举行反攻，说“我不是明明说过‘有封建发展之变异与阶段：如纯封建社会，农奴社会，亚细亚封建社会，乃至专制主义社会’么？’你为什么把封建两字这样笼统应用来反驳我呢。”我的答案是：封建社会是什么？亚细亚封建社会又是什么？未蒙明示，尤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胡君既把“日本——纯封建制列在亚细亚生产方法之下，便是明白承认这种生产方法也是”纯封建制”，这与他的“纯封建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胡君以沌沌纯的头脑，作出这样混沌的说明，叫人如何去区别呢？
　　现在即退一万步，假定胡君所谓“纯封建社会”与“亚细亚封建社会”，或亚细亚纯封建制度有极大或极小的区别，不过他因忙于进攻；在这四万字的长文中来不及说明，（！）但这只是他和他的尊师“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杜布洛夫斯基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洛夫私人的标准，而非马克思自己的标准，也不是我们所承认的标准。我们为什么要和“俄国有名的”人乃至中国有名的人立异呢？最简单的理由是我们“拘于”封建两个字，不愿意随便应用。关于马克思和列宁对于封建制度的说明，我在参战论文中已经介绍过，兹不再赘。现在要说的是，《清文献通考》所谓“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见该书《封建考》二四六卷一页，）虽不能将封建制度的含义完全表现出来，总算是拿住了它的纲要。所谓正式的封建生产方法或封建制度，一定要是取得封土的诸侯及其下面的无数领主（由诸侯再分给土地的人，）构成一个同时握有政治权和经济权的网，罩在农民的头上，使他们在隶属关系之下，从事于农工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以供其消费。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却不相同：土地操在专制国家的手中，国家为贵族（非封建贵族）和大小官僚所占据，他们即构成一个统治阶级的核心，站在农民的头上，监督并指挥小公社自给自足的农工业的生产，使农民缴付地租于国家，以供养此统治阶级。试问像这样不同的生产方法，杜布洛夫斯基和胡君等为什么要混为一谈呢？杜老师对于封建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辨别得十分精细，分为封建制与农奴制，而胡弟子也“孔趋亦趋”地分纯封建社会与农奴社会，但他们对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却又故意笼统起来，把它硬牵扯到封建制度里面，这不是咄咄怪事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东扯葫芦西扯叶”呢？原因不甚明了。大概是因他们认亚细亚生产方法为近代的一种生产方法，而近代呢，又带有封建的色彩，尤其是胡君认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在封建的生产方法以后，应当带点封建色彩才对，所以不得不把封建两字牵扯到亚细亚生产方法上去。但这种牵扯应由胡君这一批人自己负责，和马克思没有丝毫关系，是不待言的。怎样见得呢？
　　胡君谈地租时，是把杜布洛夫斯基上述的一个死公式列在最前面，先作出“既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先资本主义的亚洲社会的基础，无非是对农民之封建的以及一部分农奴式的剥削制度”的结论，然后依照这个公式与结论，拚死命去找（自然是老师们代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近似这一类的说法。但不幸的很，连近似的也找不到，于是只好从他们说过亚细亚字样的节段内去推论，但仍旧不能达到目的。例如胡君引马氏的一段话说：

　　“‘在亚细亚，国家所要征收的赋税，固以纳物地租之形态为主，但是地租形态，是以那以自然事情之不易性所反复的生产事情为基础，这又以一种反应作用，保存旧有生产形态。”（《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日译本一一○页。）”

　　无论理解力怎样高超的读者对于胡君这种大译的意义总不会懂得！你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是我们在上面曾经征引过的一段话，即：

　　“在另一方面，地租的自然形态，〔按即纳物地租〕——在亚细亚同时是国税的主要元素——系建筑在诸生产关系上面，此等关系是因自然状况的恒久性而再生产的，那种支付形态趋于保持旧有的生产形态。”（见考茨基注释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九八页。）

　　请问高明的读者，从马氏这一类话中，怎样可以看出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或封建制度有什么关系？然胡君却由：

　　“我们有很大的权利可以主张，力租与物租是封建地租之两个主要的常相并存的地租形态。”

　　这个前提，推论到：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根据马克思的意见，东方专制国家之主要基础，是一种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经过地租赋税的形态，榨取生产者。”

　　自然，胡君是“有很大的权利可以主张，力租与物租是封建两个地租之主要的常相并存的地租形态，”没有“很大的权利可以主张”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地租无殊于封建生产方法中的地租，因此亚细亚生产方法含有“纯封建制”。不幸，胡君的推论竟是如此！尤其好笑的是他说：

　　“恩格斯一八八二年与马克思信中说，‘无疑地，农奴底诸关系并非特殊的中世形态——我们在征服者强制旧居民于土地耕种的地方到处遇见。’而马克思恩格斯常论古代及中世印度，中国，及近东大专制国为征服者之大专制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常说到东方专制政治，而他们将这政治形态与阶级农奴国家的俄国比较：
　　“‘旧共产体，在其存续之处，几千年来形成最素朴的国家形态的东洋专制政治——从印度到俄国的——基础。’（《反杜林论》日译本二九——七八页）马克思在与Zaslitch书中也表示同一见解（《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

　　胡君所引恩格斯的语不独不能借给他做亚细亚生产方法含有“纯封建制”的证据，并且适足证明有农奴之处不必就是封建制度，因为“中世形态”之间，原文有“封建”字样，即“中世封建的形态”（Mittelalterlich-feudals Form）胡君不知是故意省略以图取巧，还是无心遗漏，弄得它残缺不全？（下面一句原文为“在征服者使旧居民替自己耕种土地之处，我们或几乎到处遇着，”到处要像改卷子一样替胡君改正译文，我实在有些不耐烦。）然无论如何，这种证据是于他不利的。因为他是企图证明，在有地租或农奴之处，即有封建制度，而恩氏的说法恰恰与此相反：即在有农奴之处，不限定是“特殊中世封建的形态。”至于胡君所引马恩两氏讲东方专制国家的事，更不能帮助他证明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含有“纯封建制”，更是一望而知，无容解释了。
　　胡君这样牵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去证明自己的主张，既经失败，再乞援于列宁，也遭遇同一的命运。他说：

　　“列宁常称俄国社会为封建的农奴制，这术语可说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先资本主义社会之秘密，也无疑在这封建的农奴半农奴生产中，在因商品经济所引起的专制主义中。”

　　胡君这种说法是捕风捉影的，他认为“无疑”的地方，我们认为疑窦丛生。不过它还有较好的证据，我们应当为之介绍出来：

　　“列宁更明白地指东方社会之农奴制性。他说‘托尔斯泰主义是东洋亚细亚制度，农奴制度之观念底反映，’在一九一三年《论俄国政府农业政策》论文中，力说东洋底社会之封建底农奴构造，分析当时俄国地主经济，说那是‘古代中国式，土耳其式，农奴式。’……在其国家讲义（一九二九年《真理报》中，更指出‘现在落后亚细亚国家’的农奴国家之特征。”

　　这些话以及胡君后来在序言中所抄的列宁大批的说法（见《读书杂志》二卷七八期），没有半句表现列氏认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含有“纯封建制”或封建制的变种。内中固然也提到之亚细亚制度，”“农奴制”，“落后的亚细亚国家”，“亚洲最落后的农业国”，”半封建的中国”和”中国农民之封建榨取”等等，但这都是狭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的状况，决非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中的状况。至于详细的理由已经散见于前面各处，此处不能重说，也不必重说。现在只提出一个最重要的根据来答复胡君及其尊师杜布洛夫斯基等等。
　　我们在前面所征引的列宁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段话，明白表现他承认土地国有为亚细亚生产方法主要条件之一，然中国自周代以来，这就是说，自三千年以来，就大体讲，即不复有土地国有的事实存在，列宁如指近代的中国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对于这一绝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胡君对于这一点缄口不言，惟跟在杜老师的屁股后面，大叫“土地国有化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法下……发生”，“特别是土地的关系，不是经济的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现象！”（按这种直接反马克思主义的谎话我们已经征引马氏的说法驳斥过了，）希望借此淘汰亚细亚生产方法中这个主要的条件，以便将马克思和列宁所指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拉到现代的中国或印度，而不致暴露这一绝大的矛盾。试看杜胡这一流人要使亚细亚生产方法庸俗化，要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庸俗化，是费了多大的气力！
　　然这不过痴人的妄想，毕竟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将马克思所描写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情形和近代中国的状况互相比较，证明他所说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只能指古代中国而不能指现代中国，我们又曾将这种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与他所纪述的英国人侵入印度前后和中国五口通商以后的产业状况互相比较，证明他所说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期是指古代印度与中国，而不是指现代印度与中国。马氏在历史材料很少的七八十年前尚能看清中国和印度的现状，列宁在历史材料较多和交通频繁的二三十年前，当然更能看清中国和印度的现状。当袁世凯主政，帝国主义的列强大借款给中国的时候，他著论批评，瞭若观火。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说他不知道中国近代没有土地国有这一回事么？他既经知道此事，犹指近代中国为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岂不是自己和自己开顽笑，或依照胡君的语调来说，那他“无异于说疯话了。”然而作四万字长文来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胡君好像不知道这桩事一样，一字不提，也未免太忽了吧！
　　胡君听到这句话，又要不服气，因为他在《亚细亚生产方法论》和杜书序中言虽未提及这一点，但在《略覆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见《读书杂志》二卷二三期合刊）一文中，于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和中国状况的说法后，已经说过：

　　“以上几个伟大思想家对于中国社会的意见，虽然也有时不免少数隔膜（如认中国无土地私有），但根本原则上，认中国农村经济之基础（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还停滞在封建制度半封建制度之残骸中，以及中国之亚细亚专制主义政治之基础，还是建筑在农村经济之上，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胡君把土地国有改作“无土地私有”，对于马，恩，列未言及近代中国的土地国有一事，指为“也有时不免少数隔膜”，这样轻描淡写，即了结一重公案；于是放心大胆一口咬定他们所说的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中国近代的——这就是说，西洋各国未侵入以前的——一种生产方法。胡君描写的手腕，诚然高明，真不愧为一个“文艺家”！不过他们对中国倘若真正侈谈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又不知道中国已经三千年不复有土地国有的事实，这不是什么“少数隔膜”而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一种难于原恕的错误，但马，恩，列三人眼光既甚锐利，言论又极谨慎，平日对于中国的议论，处处根据事实，不向空谈，故能处处切令实情，很少差误；现在硬说他们不知道中国近代没有土地国有的事而认中国实行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未免太不近人情吧！所以我又要依照胡君从前讥笑我的方式说道：
　　一，无疑，错误的不是马克思。
　　二，无疑，错误的不是恩格斯。
　　三，无疑，错误的不是列宁。
　　做列宁，本来是不大容易，而做胡君这一类人心目中的列宁，尤觉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明快地论社会史之过程”时，没有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固然被胡君指为“没有一个特别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铁证，就是当他讨论莫斯科王国时代土地国有时，提及“亚细亚生产方法”，也被胡君指为没“有什么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铁证。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真是难于开口，因为他在《全集》中即使说千万次亚细亚生产方法，必定没有一次能被杜老师和胡弟子认为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呜呼，列宁如有知，其能瞑目于九泉也耶！不其能瞑目于莫斯科的红场也耶！
　　我们对于胡君的反驳实在也够了，其余各点其没有再提及的必要。总之，他和杜布洛夫斯基一批人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所应用的工具，不是唯物的辩证法，而是形式逻辑，所以处处不从全体着眼，不从动的观点入手；总是零零碎碎，呆呆板板论证一番，以致到处撞壁，到处误入岐途，不独毫无成绩可言，而且变成谬误百出。没有钢铁工具，偏想造成伟大的建筑物，这是可能的么？
　　我们在上面长篇巨幅的解剖，完全暴露了胡君及其尊师杜布洛夫斯基对于马克思所说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处处穿凿附会，处处加以曲解，使之庸俗化。尤其是胡君大文的第三项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所指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实质”，不独未曾丝毫表现他们对于这种生产方法所说的实质，并且完全失去了他们意旨中所认定的实质，不独失去了这种实质，并且完全违反了这种实质，把“封建的剥削”和“纯封建制”杂在里面，企图以伪乱真。但“一手不能掩尽天下耳目”，胡君等此项工作有什么用啊！
　　我们的题目是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并举，前面所说的多对杜氏而发，很少涉及波氏，并不是我们专注意那个“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而忽视这个“俄国有名的历史家”，实因胡君对于波氏的介绍集中在一处，我们也只好在一处来检讨。兹首先将胡君所引波氏关于古代东方社会一般特征的说法择要介绍出来，然后加以批评。这不是我们要故意延长篇幅，借此充数，实因不如此，便不足以充分显其谬误。至译文的是否可靠，我无日文书可资校对（并且我的日本文也和胡君的英德文一样，仅认识一些单字，还够不上任校对之责。）无从知道，只好姑认作差上不差下吧。

　　“亚细亚诸国之历史发展有特殊的性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就其构造看，呈现封建＝农奴制构成之一变种毫无疑义。
　　“封建关系的主要特性，是对于直接生产者，即纳地租于领主的农民的土地课税制。这吸取剩余劳动的方法，这榨取形态，无论亚细亚欧罗巴是一样的，不过在亚细亚向农民课土地与补助生产手段（家畜等）之税者，是为封建组织之国家，而在欧罗巴是个人土地所有者来课税，特性仅此而已。东洋土地私有，有集中形态，‘在这里，主权是以国民底规模集中的土地私有。’（马克思）
　　“领主掠夺直接生产者的农耕民之剩余生产物，——这，‘无论为土地所有者的是个人还是国家’（马克思），总之，是封建生产方式之特征。
　　“‘土地所有者之所得——那不管给以什么名称——的，他所占有的剩余生产物，此际是直接占有无偿劳动之全部的通常支配形态，土地私有，即形成这种占有之基础。”（《资本论》三下，日译三四二页。）
　　“决定封建制度特殊性的许多原因之一，应举出东洋诸国之地理特殊性。……砂石很多，河川纵横，草原掩蔽。……
　　“气候与地层之诸条件，地理之构造，‘以调节水利的运河及其他工事为东洋农业之基础’——马克思说。……
　　“‘……仔细而经□地使用水之无条件必要，在西欧，例如在法国和意国，不得不自由地经营个人企业；但东洋——那里文明程度很低，领土过广，自由结合不能发生——如是，需要政府之集中的权力干涉了。’（马克思）
　　因领主将共同体隶属化，农民日益被封建国家强作土木水利之事。这是酷烈的课税之特异体制，……亚细亚之农奴履行封建官吏之命令，关于人工灌溉等所作痛苦劳动，与西欧农民修侨，补路，凿池，为领主家宅采伐木材等义务，有同样的性质。……”

　　以上各节，是胡君对于波卡洛夫古代东方社会一般特征的说明的撮要。既云撮要，自然是把精华一起撮来了。我们在这种撮要中看见一些什么？和杜布洛夫斯基的说法没有两样。不过波氏比杜氏更为狡侩，因为他征引马克思一些不相涉的话和自已的主张配合起来，想借此衬作马氏的学说，实行以伪乱真的诡计，然他一口咬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呈现封建＝农奴制构成了一变种”，“向农民课土地与补助生产手段（家畜等）之税”的国家“为封建组织之国家”，而亚细亚生产方法下的国家所命任的官吏为“封建官吏！”证据呢？不是他脑袋中的幻想，就是他所根据的非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状况，与马克思或恩格斯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因为我们在前面驳斥杜布洛夫斯基和胡君时，已经证明马恩两氏不独绝没有这样的主张，并且还有恰恰相反的说法，就是波氏这里征引他们的话，也没有半句足为他上列主张的证据。
　　波氏以为“决定封建制度特殊性的许多原因之一，应举出东洋诸国之地理特殊性。”接着在下一节又说，“气候与地层之诸条件，地理之构造”，于是引马克思“以调节水利的运河及其他工事为东洋农业之基础”一语作收句。这样一来，读者必认他所谓决定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封建制度特殊性的许多原因之一，应举出东洋诸国之地理特殊性和气候与地层之诸条件，地理之构造，云云，完全是马氏的意见，实则不独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且恰恰和马恩两氏的意见相反。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恩格斯认东方人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主要的是由于气候及土地状况，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不是和波氏的主张立在正反对的地位么？姑不论谁是谁非，总之，波氏的主张扯不到马恩两氏的身上，铁一般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了。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这位“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老师把马克思所说的“东方……需要政府之集中的权力干涉”也看做“亚细亚生产方式……呈现封建＝农奴制构成之一变种”和“封建剥削”的证据！封建制度中不能有中央政府“集中的权力”这是一个常识问题，用不着讨论的，就是胡君的大文所引，约尔克驳“杜布洛夫斯基同志”的一段话，也明明有“封建制度政权之非集中倾向”一语，可见这是谁都承认的。但波老师也许要提出抗议，以为他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封建制明明是正式封建制度的“一变种”，何得将两者混为一谈，笼统地加以反驳？好一个“变种“的名词，但不能帮助波老师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种”无论怎样“变”，总是“万变不离宗”，和原来的种有共同之点。达尔文加入养鸽会养鸽子，共有一百五十种以上的变种，但终久是鸽子而不是水鸭。波老师的封建制度变种，正变到和这种制度完全相反，这也奇了！然我们不管什么变种不变种，只问他所讲的马克思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否与马氏的原意相合？换句话来说，就是只问波老师所引马氏“东洋……需要政府之集中的权力干涉”等语，是否含有封建的意味？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要马克思亲自出马来答复，绝不像杜布洛夫斯基，波卡洛夫两位老师和胡弟子一样，专门把马氏不相干的话东一句，西一句，抄下来，当作证据。马氏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回答恩格斯认东方人在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从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私有的一信中说：

　　“亚细亚这一部分，不管政治表面上的一切无目的的运动，而呈出停滞的性质，要完全加以解释，是由于两种互相支持的状况：一，公共事业为中央政府的任务；二，全国于中央政府之外——几个较大的城市除外——分成农村公社，（Dorfgemeinden，village）具有一种完全分立的组织，自成一个小世界。
　　“此等乡村的共同体仅以热心保持自己对乡村的界限为务，在英国人获得印度西北部不久之前，尚有颇为完好如故而存在的。我以为对于停滞中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殆没有比此更坚固的基础。英国人虽已使此地爱尔兰化，但破坏此等固定的原始形态，是欧洲化一种不可少的条件。单是收税人不能完成这种工作。要破坏原始的工业，才夺去这些农村自给自足的性质。”（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原文第一卷四二○至四二一页。）

　　马克思这里所描写的是英国人侵入印度不久之前的情形，这就是说，依照我们从前的证明，当时的印度所行的已不是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只是一种久经革命酝酸的残缺不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为它的“原始工业”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和生产商品的手工业，与印度极古的小公社专为直接消费而生产，且为家庭副业的情形迥然不相同了。然就是那个时候，依照马克思下面的两段话看，也找不出封建制的痕迹，因为上面的中央政府既保持一种专制主义，而下面的农村公社又直接隶属于这种政制，并且做它的坚固的基础，试问封建诸侯或“封建组织之国家”从何处发生？“封建组织之国家”是指大统一的全国么？然这种专制国家不能自己封建自己，否则等于自己坐轿自己抬！既是这样，只是算作大老爷封建的罢了！但此事应由“俄国有名的历史家”波卡洛夫负责，与德国的马克思是没有关系的！
　　波老师的议论愈出愈奇，别开封建诸侯不谈，来谈“封建官吏”这是否与波老师的原文相符，我不知道，不过我想胡弟子是不会和他开顽笑的，况且封建两字意义十分浅显，当不致有什么错误。世间真有”封建官吏”么？有的。不信证据就在下面，而且是本国货：

　　“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袭。如石天禄为征行千户，既卒，子兴祖袭千户。刘敏为郞中，年老宪宗命其子世亨袭其职。谭澄父资为元帅，因病举弟资用自代，资用卒，澄又袭职。綦公直老，以其子蒙古台袭万户。赵黑梓以门功袭元帅职。段直以所属乡社来降，命为潞州长官，世袭。洪荣邱为高丽军民总官，其子万小袭职，仍佩其父虎符是也。”（见《廿二史劄记》三十卷五页。）

　　波胡两师弟看见这段话，真要哈哈大笑，甚至于还要多谢我替他们找证据。但是莫忙，这种世守和世袭的官吏所以出现，是因元室初定天下，无力顾及朔漠的各部落或因其他特种关系（如始命之臣）不得不一时从权，然也不过“官多世袭”，而非官尽世袭。还有一层，《廿二史劄记》接着又说：

　　“然此法可行于朔漠，而中原则必用流官。故世祖时，廉希宪疏言，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士及始命之臣，皆今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宋子贞亦疏言，州县官相传以世，非法赋敛，民不堪命。姚枢亦疏言，今当慎铨选，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于是始议行迁转法。至元二年，遂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见同书同卷同页。）

　　这段话明白表见专制国家底下是不容有封建官吏的存在，所以元代终于把这种特殊的世守和世袭的官吏铲除了。在正式亚细亚生产方法底下的专制国家中，既没有封建国家，何来的封建官吏？尤其是波卡洛夫所谓代表中央权力的官吏是“以土地为自己及子孙之物转化为地主”，这明明与土地国有的国家的官吏没有关系，用不着再加以驳斥了。
　　总之，波卡洛夫上面所描写的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什么“呈现封建＝农奴制构成之一变种”，和马克思意旨中的正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不是同一物。他要指此为马氏的主张，那就完全把马氏学说庸俗化了。可是波氏这种极无聊的极糊涂的说法，一映入胡大弟子的眼中，马上变成一种向我进攻的伟大的武器，所以他在波老师所描写的古代东方社会一般特征之后，便说道：

　　“这轮廓画得虽然尚欠明了，然而大体上是不错的，同时也可以纠正一切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即谓亚洲生产方法是与封建农奴生产方法根本不同者——之谬见。”

　　胡君对于马克思的学说还没有入过门，自然没有能力求辨真伪，自然只能说“这轮廓……是不错的，”我们并不责备他。只是他偶然看了一部杜布洛夫斯基的译本，偶然看了波卡洛夫的几节论文，便如获至宝，拿了这种矫揉造作和庸俗的东西做武器求耀武扬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见《读书杂志》二卷七八期合刊胡文五页。）这“以纠正一切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之谬见。”未免令人齿冷！我们以上一切反驳与证据可以证明将马克思主义弄“歪曲”的和怀抱“谬见”的，并不姓李而是姓胡，而是“俄国有名的农业问题理论家”和“俄国有名的历史家”！

D．虚伪

说明：原书排印错误，D印成了B〕

　　我对于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的伟论的迎战，已告终结，这一项是专门对于胡君的，算是本文的一种余兴。胡君的大吹大擂的论文不独是犯了幼稚，矛盾，和庸俗的毛病，并且还犯了虚伪的毛病。他在论文前面开列了几百卷参考书，而在论文的后面又说：

　　“又此文校竟，始得观哥兑斯（M．Godes）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之报告（一九三一年马克思主义东方科学协会及东方研究所所召集讨论会中之主要报告，）与鄙见相合之处颇多。执笔时未得入手，不及参考甚为遗慽。”

　　真是了不得，真是了不得！胡君既参考过几百卷书，而论文的见解又与苏联那样“大学术机关”一九三一年的主要报告暗合。中国出了这样的大天才学者，大家除掉五体投地的崇拜外，谁还有脸皮和胆量来反对他？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吓掉了魂，只管放勇敢些，揭破他这块虚伪的表皮，看看内幕吧。
　　据许多人说，胡君这篇大文多由抄哥兑斯的报告而成，其所征引的《资本论》的材料完全与哥氏的引文相同。我至今未见哥氏的报告，此事真相如何，无从确切证明。不过用胡君自己的话做旁证，似乎人们所说的不为无因。为什么呢？一个“不讳言”自己“对于政治经济是外行”的人，带着病在三日之内，做出一篇四万多字的专门论文——一篇从没有索引的《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引出大批材料的专门论文，——而能与一个学术机关的主要报告暗合，这是一种“闭着眼睛捉麻雀”，自欺自的顽意儿，有谁肯相信？胡君在自己的论文中这样前面来一段，后面来一段，用意是在“夹辅王室”，表见自己的渊博与高见，但自稍有观察能力和批评能力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露骨的虚伪的表现罢了！
　　胡君对于这一点也许还要强辩，说真是“与鄙见相合之处颇多”，并非抄袭，因此是真实而非虚伪。然我可以举出其它证据多种，并连带证明上述一事。首先拿生产方法来讲吧。胡君摆出“文艺家”咬文嚼字的架子，一再声明：“有许多人将生产方式译为‘生产方法’”是错误的，并指出它的来源道：“例如河上肇即如此译，而我国之学者承之”其实胡君只可以根据“文艺家”修词学，（?）勉强主张生产方法不如生产方式的妥当，绝没有权利说生产方法这个名词是错误的。然我们这些非文艺家看来，生产方法比生产方式来得通俗，正好应用，我们固然不反对“文艺家”或“修词家”用生产方式的名词，但同时也不承认生产方法是错误的。胡君对于此举，当然绝对不会同意，因为他的主张是有大来历的。不信请看下面中，德，英，法四种文字联在一起的妙句吧：

　　“其实Weisen一字，此处当译为Mode而不应译为Method。马克思的女婿Lafargue亦译为Modes。”

　　不用说，读本文的人不能一律像胡君一样，精通几国文字，所以我要将上面的两句话再为翻译如下：

　　其实德文的“Weisen”此处当译为英文的Mode（方式）而不应译为Method（方法）。马克思的女婿Lafargue亦译为法文的Modes（方式）。”

　　胡君不独深切了解亚细亚生产方法（恕我说错了,应为方式）是什么，并且详细知道德文的“Weise”在英法文中的译法。这样的博学，安得不令人拜倒！不过浅学如我，也遇着一些“例外”，特写出一二，以供胡大学者的参考，并求读者的判断。
　　一，德文的《列宁全集》第三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三十页有几个字为：

　　“Für die vor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methoden……”（即前资本主义的诸生产方法）

　　依照胡君的说法，这里的“Produktionsmethoden”（生产方法）是译错，是应由胡君代为改作“Produktionsweisen”（生产方式。）自然，现在德国的翻译家算得什么，我们的胡先生事事以马克思为根据，至少至少也要以“马克思的女婿Lafargue”为根据，这样的译文岂能作为证据。好，就请马克思来说话吧。
　　二，马克思在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册一八四页用过：

　　“Produktionsmethoden”（生产方法）字样。

　　而英文《资本论》第三卷七五五页，将德文的：

　　“die exceptionelle Produktionswcisen”（例外的生产方式）

　　译为：

　　“the exceptional method of production”（例外的生产方法）

　　依照胡君的Mode（方式）对，Method（方法）错的格式看来，是英国人不会用英国字，马克思也不会用德国字，只有外国大好老（从英德两国人的立场说）胡大学者才会用英德两国文字！胡君倘若早生一百年，当面将马克思教训一顿，那才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之预防与克服！”
　　天老爷呀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真正反是马克思错了么？不见得吧！我以为关于生产方法这个术语的“方法”两字，在德文中“Weisen”固然是最通用的字，Methode也可以用，在英文中，“Mode”固然是最通用的字，Methode也可以用，这好比在中文中，“方法”固然是最通用的字，“方式”也可以用一样。胡君利用自己一点一知半解的知识，摆出学者的架子，“方式”“方法”“，Mode”“Methode”德文，英文，法文，俄文闹个不休，好像自己具有精深的研究一样。（其实德英文中的“Weise”“Methode”“Mode”都可译为方法或方式，决没有胡君那样无聊的分法。）他以为这样足以表示自己的博学，而我们呢，只看见他的彻头彻尾的虚伪！
　　胡君的英文程度本来有限，对于德文更是不懂，就是日文程度也可怜得很，试看上面那些译文错得不成样子，（还有许多译错的地方，我实在没有工夫一一举出来）就可以知道。但他做起文章来，偏要酸酸涩涩，倾家荡产地把几个英德文的单字摆出来，这样吃力的工作，何苦呢？胡君不独在抄袭和炫学上表现虚伪，即在反驳我的议论上也无不如此。试听他说：

　　“李季先生反对任曙谓‘中国资本主义由外铄’的话，叫他去‘铄’‘黎苗’（参看《贡献与批评》第一部分），我以为绝对‘外铄’固然不对，绝对由于‘内在’是不可通。而是中国有资本制方法发展之历史前提（商人资本之存在与某种程度之发达）（《资本论》三上，日译二八五），所以中国才有帝国主义的及一部分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然而止是因为是‘外铄’得很厉害，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民族资本主义。李先生口口声声‘中国资本主义’，大概以为中国资才主义与英法日美毋不同罢。李季君以为资本制‘铄’不进黎苗，其实是铄得进的，君不见，英法之铄非洲黑人乎？君不忆英国之‘铄’北美乎？甚至于苏俄社会主义经济也相当地铄进蒙古民族了。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是可以铄进苗人的。怎么‘铄’法呢？即是在那里作奴隶经营。经过这制度就可以将琼崖和云贵苗区殖民地化。”

　　胡君这段话不是简单的自相矛盾，而见含有一种无聊的虚伪。他在一方面承认绝对外铄为不可能，在另一方面又宣言英法铄了非洲的黑人。试问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然根据他的解释，是永远不会有矛盾的，因为他把黎苗人当作奴隶使用，使“琼崖和云贵苗区殖民地化”，就叫做在当地的黎苗人中发展了资本主义？当然，胡君或西洋人还没有对黎苗人做这种外铄的工作，我们无从证明他这种“伟大的理由”的正确性。但“英法之铄非洲黑人”，我虽未“见”，听说已数十年于兹矣，我们——至少是我——只知道非洲是英法的供给原料的殖民地，不知道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有，也是帝国主义的，而不是本地的，如用胡君的话来说，不是“民族资本主义。”胡君拿这些话来非难我，简直是无的放矢，简直是自己和自己开顽笑！
　　然这还不是最坏的，我在参战论文中说过：

　　“要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出现，必须有一个垄断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的阶级——资产阶级，和一个一无所有，专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阶级——无产阶级……中国在雅片战争前即已备具这两个条件，所以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术输入以后，我们的产业资本主义便马上可以发韧了。”

　　我在这段话的后面接着批评在曙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荒谬主张。试问这有什么错误？不意胡君竟说出“绝对‘外铄’固然不对。绝对由于‘内在’更不可通。而是中国有资本制方法发展之历史前提……所以中国才有帝国主义的及一部分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的话来！
　　他所谓“固然不对”的“绝对‘外铄’”是指摘任君，所谓“更不可通”的“绝对由于‘内在’”当然是批评我，最后一句才是提出自己的主张。但在事实上，我从没有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由于内在”的瞎话，这只是胡君自己的胡说，而我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出现的条件是马克思从历史上作出的结论，这至少和胡君所说的有同等的价值。谁曾料到他会以莫须有的话加在我的身上，再来批评我啊？而今而后，我才知道：其为人也虚伪，而能说实话者鲜矣！
　　还有一层，我自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后，在相隔不到两页的地方复说：

　　“中国自一八六○年代发生所谓‘军用工业’以后，至一八八○年代又有官办轻工业出现。迨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大败于日本，更成为促进新式产业的一种动力。除掉内河航行，已有轮船外，此后又竞借外资，建筑铁路，资本主义的交通工具逐渐发展，而私人的大企业也应运而生。加以一八九六年的中日下关条约承认外人在通商口岸有工业企业权，于是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在上海等处创立工厂，且伸其世灵之掌于内地各矿山中。资本主义在中国达到相当的进展，而资产阶级的革命遂轰轰烈烈地于一九一一年出现并胜利了。”

　　这段话明白指出“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包含两部分：一民族的，二国际的。不意胡君不顾这样太阳一般明亮的事实，竟说：”李先生口口声声‘中国资本主义’大概以为中国资本主义与英法日美毋不同吧。”而今而后，我才知道：其为人也虚伪，……不能说实话，而能作正确批评者，未之有也！

　　附注：在论战场中不能谈理论，专喜造谣言，是干部派英雄们的持点。欧阳霞举君在《现代文化》创刊号中说：“李季……一样地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攻击，什么……‘马克思自己怀疑自己’等，而各方面来展开他们的僧侣主义。”又说：“这里，固是……李季等帝国主义工业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结论。”欧阳英雄，你倘若能从我的一切论文中指得出这样荒谬的话或主张来，我拜你做师傅。否则这是丧失人格而又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的勾当，劝你以后还是少干吧！

　　胡君上面对我的批评，是他的大文的最后一段，他从各方面来攻击我，真是至矣尽矣。可以休矣！不意他还感觉不满足，竟于“此文校竟”之际，再来一段附注，当作余兴。这附注的前半截我们已经征引过，而其后半截是：

　　“又波卡洛夫雅尼夏尼合著之《阶级斗争史》中，亦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波卡洛夫即令肯花一元二角五分到昆仑书店买一本《世界社会史》或《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卷，但他决不会因看到‘氏族共产主义时代’等而‘大吃一惊’，是我可以保险的。李季先生说，‘就我所读的中西书籍讲，从没有看见这样奇怪的画分，’也不过是因李先生所入目的‘中西书籍’，不出莱姆斯的大著，与上田山川之译本等而已。亦所谓‘少见多怪’也。——自然波氏所说者，与陈邦国君所说的没有什么多的相同；陈君文中自多不正确之处，我不是为他辩护，又是不待言的。”

　　胡君在前面的小注还说过：

　　“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的，不仅Kushner，还有Nikolsky，就是恩格斯也说过‘家长制经济共同体，在由群婚发生的母系家族与近世界之单一家族之间，形成过渡的阶梯’（《家庭……起源》日译本七六页。）而且关于古代社会（非希腊那古代社会）毕竟还有许多争论的问题。我觉得氏族社会应分为两个时期，即母系父系的，而只有前者才是真正无阶级原始共产社会。”

　　胡君旋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发表一篇论文，在注三中复说：

　　“李君否认原始社会及后期的氏族社会之区别，也是不小的错误。”

　　胡君在这些话中不独笑我“少见多怪”，斥我犯了“不小的错误”，并且又代替他的波卡洛夫老师“保险”，“即令肯花一元二角五分到昆仑书店买一本《世界社会史》，或《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卷，但他决不会因看到‘氏族共产主义时代’等而‘大吃一惊’。”胡君这样很自信地讥笑我，这样很勇敢地替“俄国有名的历史家”当代表，对于我的错误应当是认识得最正确而深刻。但在事实上，又是自己和自己开顽笑的一出滑稽戏！不信请听我细说吧。
　　胡君提出这个问题，便牵涉到陈邦国，此人近数月来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没有政治立场，朝秦暮楚，以收功名富贵之徒，他因我批评了他的原始共产社会和氏族社会，又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三辑上发表一篇三十六页的长文来掩饰，兼对我破口大骂。像这样富贵场中的人，我本不屑与之争一日之长短，恰和我对于无耻无能的谩骂大王任曙最近的谩骂不再理会一样。不过胡君对此问题既三番两次的挑战，而问题的本身也不是完全没有重提的价值，并且答复了陈某，也就连带答复了他一大半，因此只好合并来谈一谈吧。
　　陈邦国那篇文章虽有一万多字，除掉遮遮掩掩承认了自己的一大错外，其余都是一些枝枝节节的东西，用意是在弥缝他的另一大错——即将氏族社会排除在原始共产制之外。凡稍有社会科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原始共产制包括原始的霍德和氏族社会，因此郭沫若君在他的社会进化表中，将氏族社会列入原始共产制之中，是完全正确的。不意陈某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中对此肆意攻击，斥为“大错”和“大笑话”，而其所持的大理由是，古代社会应分为
　　一,原始共产社会
　　二,氏族社会（参看论战第一辑陈文二页）
　　而郭君所谓原始共产制只能指第一种社会,绝不能包括第二种社会，因此斥他为“完全忽视了‘氏族社会’一个发展阶段。”（见陈文六页）我在参战论文中对于陈某这种说法曾加以批评，历举莱姆斯，考茨基，摩尔根，恩格斯，上田茂树，山川均等人的著作所指的原始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或原始共产制等等都包含氏族社会在内的事实以为印证，我这种征引当然是正确的。

　　注：我在参战论文中说：“摩尔根，恩格斯……都视氏族社会为原始共产主义的，不过他们没有用过这个名词，仅用共产主义字样。”陈某在“没有用过”下注“呵没有用过——邦国”字样讥笑我。其实这只表在他的无知。因为原始共产主义是对近代的共产主义而言，他们当时未曾和近代对比，自无加原始字样的必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原文一四一页——中称“原始的共产”（Altursprüngliches Gemeineigentum）正是对近世“共产”（Gemeingut）而言，可见他并不是真正没有用过这一类的名词。

　　陈某自看见这些证据后，知道自己的说法不对，于是一方面强词夺理地说他的主张完全和以上诸人相符（他把氏族社会排除在原始共产制之外，不知如何符法？）另一方面用诡计诘问我道：

　　“难道如‘李季’者对于历史学上‘原始共产社会’简称为‘原始社会’，‘氏族共产社会’简称为‘氏族社会’还未曾晓得吗？”（见陈文十页。）

　　高明的读者不要上陈某的当，先来问我是否晓得此事，只须注意他于第一个“简称”之后把“原始共产社会”变成“原始社会”便由此变更论点的事实！自此以后，他除掉将简称不简称的把戏重演一遍，并四次征引自己前此的论文中所谓“原始共产社会”外，凡这一回自己新说的或征引他人所说的，都是“原始社会”共十四次之多。不仅是这样。他在提出所谓“简称”之前绝不说到“原始共产社会”只一味说“原始社会”也有十一次之多。把此事弄清楚了，我们就明白看出陈某饰非文过的工作。
　　怎样讲呢？我反对他的主要点是在他将氏族社会排除在原始共产制之外，也就是在他所分的：一，原始共产社会，二，氏族社会。关于第一点，错误非常显明，用不着多讲。关于第二点，必须略说几句。陈某在一方面标出“原始共产社会”字样，在另一方面标出“氏族社会”字样，相形之下，使一般缺乏古代社会知识的青年容易感想到氏族社会一定是非共产的。我批评他的理由全在于此。倘若他在论战第一辑的论文中一开始就用：一，原始共产社会，二，氏族共产社会字样，两项中的共产二字虽非必要，我不必反对，或用：一，原始社会，二，氏族社会字样，这也是一派人的分法，我更不必反对。不意他的说法不独是一方加“共产”二字，另一方不加“共产”二字，并且公然宣言原始共产制不能包括氏族社会，那我除掉断然反对，并严厉批评以外，还有什么办法？
　　陈某的学问虽是“空空如也”，但东挪西扯的遮掩的本领倒有一些。他在论战第三辑所发表的论文，希图在“‘氏族共产社会’简称‘氏族社会’”的口实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处。我现在要反问他：

　　“你第一次的论文为什么对于‘原始共产社会’不简称，对于‘氏族共产社会’偏要简称呢？你难道认一律简称，自己少进了几个字的稿费，一律不简称，国光社又多付了几个字的稿费，双方都有些不利益，故取一个折衷办法，使一个不简称，一个简称，各得其所么？哈，哈！好大的理由！”

　　这一诘问足以暴露陈某掩饰工作的无聊。然他这种工作不仅是无聊，而且也不细密，因为他在论战第三辑所发表的论文虽将“‘原始共产社会’简称为‘原始社会’，”但仍旧三番五次地宣布郭沫若君的原始共产制中不能包括氏族社会（参看陈文一二，二三，三○等页）可见他要把氏族社会排除在原始共产制之外，是一种至死不变的主张！倘若陈某对于自己相信（?）的主义有这样至死不变的勇气，我倒十二万分地佩服，现在为着顾全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面子”，如此拚命地文过，我真不屑多说了！
　　我既简单反驳了陈某，现在就来回答胡君的攻击。胡君一方面宣言“陈君文中自多不正确之处，我不是为他辩护”，另一方面又利用不正式接战的“盲目游击法”，向我轰了两大炮，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吾闻之夫子曰：”“思而不学则殆！”我于“百思”之后，不再思了，学吧，打开胡君的一切大著来学吧！果然，学到《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胡文四一页，发见胡君所列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过程的阶段”表，恭录于下：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时代。”

　　我是胡君所认为“少见多怪”的人，而他呢，不独学贯中西，并且“卓见尤多”，因此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与“氏族社会”的划分，是本于外国有名的学者，还是出自心裁，我无从断定。不过健全的常识是我对好些问题下批评的标准，至是否出于外国有名的学者，或创自本国人的高见，我是不管的。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同为实行共产主义生产方法的社会，即同为原始共产社会，胡君竟和陈邦国一样，把氏族社会排除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外，丝毫没有道理。他这种分法除掉犯了陈某同一的毛病外，还可令人想到氏族社会的共产主义不是原始共产主义，这和一般学者所承认的原始共产主义包含氏族社会的学说又相抵触了。不，和胡君自己的“新学说”又相抵触了。因为胡君固明明说过：“我觉得氏族社会应分为两个时期，即母系父系的，而只有前者才是真正无阶级原始共产社会。”秋原君，你既明白承认母系氏族社会是具真正无阶级的“原始共产社会”，竟还有脸皮来反对我所提出的原始共产社会应包含氏族社会的主张，真是见鬼呀！
　　胡君如果感觉我对陈邦国的批评，是犯了“打草惊蛇”的毛病，犯侵了他，尽管用光明正大的手腕，对于这一点来批评我就是了。岂意他和陈某不约而同（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地先把“原始共产社会”或“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简称为原始社会”，然后来对我放烟幕弹。然陈某只止于“难道如李季者……还未曾晓得”的诘问，而胡君则摆出学者的架子，大放厥词，既笑我“所入目的‘中西书籍’不出莱姆斯的大著与上田，山川之译本等而已，亦所谓‘少见多怪’也”，复斥我犯了“不小的错误”。秋原君，我既忠告陈某慢点笑我，也劝你慢点信口开河！你要知道我所谓“就我所读的中西书籍讲，从没有看见这样奇怪的画分，”不是指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而是指原始共产社会和氏族社会，尤其是指将氏族社会划在原始共产制之外，原文俱在，可以覆按。这种主张如果错了，那么，至多也不过和你视母系氏族社会为原始共产社会一样，你要责备我，须先责备自己！为什么这话经过你的贵口贵笔，就算是大理论，由我写在纸上就是犯了“不小的错误”，由你到处宣布，一次，二次，三次地宣布！试问天下还有比此事更奇怪的么？
　　你说“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的，不仅Kushner，还有Nikolsky，……”你又说：“波卡洛夫雅尼夏尼合著的《阶级争斗史》中亦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但我所引的库斯聂的《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也是将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分开，即摩尔根莱姆斯等又何尝不分开，不过他们不名为原始社会，而名为霍德罢了。试问你将和我的批评渺不相关的事举出来攻击我，有什么用处？试问你“保险”你的波卡洛夫老师“即令肯花一元二角五分到昆仑书店买一本《世界社会史》或《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卷，但他决不曾因看到‘氏族共产主义时代’等而‘大吃一惊’，”这于我有什么难过？

　　附注：我在参战论文中提出库斯聂的书中原始社会，氏族社会等语去探论陈邦国错误的来源，本是一段余兴，内中且有“也许”“臆断”等字去限制我的肯定口气。迨该文修改付排时，因其近于枝节，自行删除。未几陈邦国的反驳文刊出，专导向这一节进攻，他以为将我猜测他的错误的来源一点击破了，便连带将他的错误洗刷干净了，真是可笑，亦复可怜！

　　现在说一句，胡君明明知道我对陈邦国的批评是因其否认郭沫若君的原始共产制包含氏族社会而发，是因其对原始共产社会和氏族社会的划分而发，不是对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而发，偏要以此相非难，并到处散布这种谣言，.淆惑人们的听闻。胡君文字的虚伪也算是登峯造极了！像这样无聊的把戏要我劳神来驳斥，真算是我的大不幸了！
　　我对于胡君《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反驳虽还没有尽兴，但不能不就此收场。其中五十种以上的主要和次要的错误已被我尽情指出，至于其他较小的错误正多，恕我不再尽义务了。一篇论文能包含如许错误，我是破天荒第一次看见，作者的初意本是借助于外国“有名的”学者来彻底解决我，不意这么真正外行的背后所站的是两个假内行，以致不独没有损伤我的毫末，且因我一度反攻，即赤条条地暴露了自己作品的幼稚，矛盾，庸俗，虚伪!其所用的方法也至为特别而宏多,我们现在虽不必将前面批评他的话再作出一种提纲，但至少应当将他的一切方法集合起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并促他自己的反省：

　　一，偷天换日法，
　　二，片言解决法，
　　三，空头支票法，
　　四，分尸评判法，
　　五，自由增补法，
　　六，矫揉造作法，
　　七，断章取义法，
　　八，无中生有法，
　　九，人为淘汰法，
　　十，盲目游击法。
　　不用说胡君这十种基本方法不独与辩证法毫无关系，即隔形式逻辑也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路程。所以他要“在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主义原则下，锻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辩证法唯物论之深化”以及“暴露一切反前进的理论，谬误理论：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须少安毋揉，先将中学生不会犯乱许多错误除去，再多用功读好一种外国文，多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夫然后站在无产阶级的外面，高举“自由人”的旗帜，大摇大摆地做一番大工作！他虽一个“病生”，年纪尚轻，当然来得及，胡君其勉乎哉！

　　附注：本文去年十一月即已草成，因一时不能付排，故留在手边，未加整理。一因田我尚有其他急迫文字工作要做，二因静待胡君的《亚细亚生产力式论下》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论》出版，以便补充材料，一起整理。不意我虽望眼欲穿，此等作品仍旧渺无踪迹（第一种已经自行取消了。）但在这个当儿，有《现代文化》创刊号出版，买来一看，发见起首四篇论文都是批评胡君的（自然也光顾到我，）这就是所谓“批评‘自由人’专号”的由来。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论文的浅薄，错误，与批评胡君，未曾搔着痒处，蛄且勿论（本文有许多节段同样适用于反驳它们的，）而其对此方法的结论，和胡君的用语虽有若干差异，但性质完全相同，即都认这种生产方法为近代亚洲式的封建的生产方法。所以欧阳霞举君说：“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一种封建生产方式，在根本上是和欧洲的封建制度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色彩浓淡的不同，各种需要条件的差别。”方萌君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形式实际上即与封建生产方法一致的，即是说他的经济机构与封建经济是同一的。不过加上亚细亚的因素为附体罢了。”
　　对打的双方都认亚细亚生产方法是近代的，封建的，再加上亚细亚的因素等等，这不是一桩偶然时事实，因双方立论的来源都是斯大林底下的官样文章！尤其好笑的是，欧阳霞举方萌首甲三位都极力批评或讥笑胡君所提出的十种基本生产方法，而对于胡君自言出自杜布洛夫斯基一点，不置一词，好像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一样！这也同样不是一桩偶然的事，实因杜先生是斯大林官僚主义下面一员通红的“官僚学者”，他们固然缺乏批评此人的能力，尤其没有批评此人的自由。至于杜先生“官僚学者”的头衔虽是我加的，但履历却是胡君写的，即：
　　“杜布洛夫斯基是苏联有数的农业理论家之一，莫斯科国际农业问题研究所所长，少壮学者与教授。”
　　我虽没有等着胡君行将刊布的作品,但得知道干部派对此问题的意见，不能不算是等得一种结果。此等错误的意见挟着国外“学者”做护符，在中国传布起来，足以损害马克思学说的真面目。我这篇八万多字的迎战文虽不幸有一部分花在纠正中学生也不会有的错误上，但就全体讲，不能算是白费气力的。

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整理稿件后附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