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成了一个社会进化表：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他完全忽视了氏族社会一个发展阶段，并且把奴隶制代替了氏族社会，由此可见他的《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观点仍旧是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然而在《古代社会》出版之后，他俩已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而用摩尔根发现的氏族社会对于历史的过程作了一个大的补充。郭沫若在现代研究中国历史尚忘记了这一阶段，怎么不是大笑话啊？”

　　“氏族社会在本质上是以氏族为单位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之后，生产经济代替了采取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最初的人类在无限长久的时期中，是生息于打猎的原始的霍德共产主义（Hordenkommunismus）里面。他们后来由这种猎人生活更进一步，达到游牧生活，由此又再进而趋于农业与土著了。当他们成为比较进步的农民时，即构成永久的农民公社——例如马克公社（Markgenossenschsft）之类（但在自然条件不允许有这种步骤的地方是除外的）——除掉打猎外，便以农业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在马克里面，原始共产主义达到最完备的地步。”（见该书一九二二年原本五八至五九页，又亚东图书馆译本九七至九八页。）

　　“马克思认原始共产主义（Urkmmunismus）为原始的生产方法。人类共同生活于小群中，就显明的所有权关系的原始状况讲，每个人都共同耕种并据有土地——这是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这种劳动是依照社会的习惯，计划，和同意进行的，生产物属于社会，并同样依照社会的规程和同意而分配于各员。”（见该书一九二二年德文译本序言第九页）

　　“井田制度的神话，其实便是氏族社会的末期的一种生产形式。”

　　“〔农村公社〕生产力的发展更向前进了一步，剩余生产品大大的增加起来，开始利用不自由的劳动，于是发生奴隶。……奴隶经济是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郭沫若君没有懂得这个过渡，他误认封建社会是直接由奴隶制度推移来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铸下大错。“

　　“邻居关系的奠定，将昔日氏族关系根本推翻，于是氏族公社就为邻居的或农村公社（井田制度）所代替。交换于是偶然的发生。管理的选举已经不按照氏族的单位。生产工具也由石器发达了金器。最初便是用铜。”

　　“当家系转入男性，甚至于还要早些的时候，氏族的动物名称即被抛弃，而代以私人的名称，这似乎是可能的。”（见《古代社会》原文三五六页）》

　　“‘破’的文章中，最使弟注意者是刘梦云，刘镜园，及陈邦国三君的文章。因为有大部分意见为弟所共感，而且含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之故。”

　　“陈邦国君《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周绍溱君《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等文》等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严正的批评，使我很欢喜！”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杂交表观蒙昧鸪低的阶段——它代表一个起码点。人类在这种状况中，和环绕他们的不能言的动物迨没有区别。他们不知道结婚，大概是生活于一个霍德中，不仅是一种蒙昧人，并且仅具有一种孱弱智能和一种更孱弱的道德意识。”（见《古代社会》原文五○七页。）

　　“杂交在理论上可以推论为先于血缘家庭（Consanguine family）的一种必然状况；但它是隐藏在人类蒙陇的往古；非正确的知识所能达到。”（见同书五○九页。）

　　注：摩尔根所谓血缘家庭是建筑在嫡系和旁系的兄弟姊妹的群婚上面；彭那鲁亚家庭是建筑在嫡系和旁系的几个姊妹对于各人的夫的群婚，与嫡系和旁系的几个兄弟对于各人的妻的群婚上面，而此等丈夫或妻子却不限定各为亲属。由此又足证明郭君指彭那鲁亚群婚为什么“亚血族群婚”实在是不妥当。

　　“当氏族出现时，对于兄弟和彼此的妻子的集团婚，以及姊妹札彼此的丈夫的集团婚，是不加限制的。但它力求排除兄弟姊妹已成的婚姻关系。……”（见《古代社会》原文三至七四页）

　　“氏族在起源上是古于一夫一妻家庭，是古于对偶家庭，实在与彭那鲁亚家庭同时。”（见同书二三三页）

　　“每一种家庭无论其在早期或后期中，有一部分在氏族内，有一部分在氏族外，因为夫妻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解释是简单而完全的；就是家庭的兴起不与氏族相干，它能完全自由地从一种低级的形态发展至高级的形态，同时氏族是经常的，是社会制度的单位。氏族（gen）全体加入胞族，（phratry）胞族全体加入部族，（tribe）部族全体加入民族；（nation）但家庭不能全体加入氏族，因为夫和妻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见同书同页。）

　　“在考究政府观念发展一问题时，以血族为基础的氏族组织，自然是古代社会一种古的骨干；但还有一种更古的组织，即依性分级的组织首先要求我们的注意。这并不是因为它在人类经验中是新奇的东西，而是有更大的理由，因为它似乎含有氏族胚胎的原理。”（见同书四七页）”
　　“以性为基础的分级组织和以血族为基础的氏族初步组织，现在盛行于用卡米垃罗依（Kamilaroi）语的澳洲土人中。……只要从内部加以考察，便明白看出男女两性的分级是较氏族为早：第一，因氏族组织较分级的组织为高；第二，因在卡米拉罗依种族中氏族的组织正在推翻男女两性的分级组织。”（见同书四八页）

　　“当人类曾经从蒙昧进于野蛮的低级时，他们的状况大有进步。为追求文明的争斗，有一大半是胜利的。一种使结婚人群减少数目的倾向在蒙昧的末期必定已经开始表现，因为对偶家庭（Syndyasmian family）变成野蛮低级中的经常现象。”（见同书五一○页）

　　“要说明氏族起源的正确状况自然是不可能的。……它在起源上是属于人类发达的一个低阶段，和社会很古的状况中；在时间上稍后于彭那鲁亚家庭的初次出现，它显然出于这种家庭，后者是由实质与氏族成员相符的一群人构成的。”（见同书四四三页。）

　　“氏族发生于蒙昧的中级，发展于蒙昧的高级，就我们的来源所能判断的讲，是在野蛮的低级达到全盛时期。”（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一六三页。）

　　“当美洲土人被发见时，在野蛮低级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达到对偶家庭。”（见《古代社会》原文四六二页）“在中级的村落即第安人（Village Indians）中，这种家庭是很流行的形态，西班牙著作家的报告虽甚空泛，这是没有疑义的。”（见同书四七一页。）

　　注：摩尔根所谓“对偶家庭”是建筑在一对男女没有固定结合的婚姻上面，所谓一夫一妻制是建筑在一对男女固定结合的婚姻上面。郭君连这些术语都不知道用，竟由自己勉强作出什么“一时的配偶”和“固定的夫妇”。

　　“在家系以女性为本位的地方，儿子不能当选承继他的父亲，因为他是属于不同的氏族，没有氏族要从其他氏族中选出一个领袖或酋长。”（见同书七○页。）
　　“家系以男性为本位，则孩子们属于他们父亲的氏族。”（见同书一七○页。）

　　“我们必须记着，氏族有一种〔悠久的〕历史，从蒙昧的时代——甚至于还在雅利安（Aryan）和塞姆（Semitic）人的家庭之前——一直经过野蛮的三个时期”。（见《古代社会》原文二四四页。）

　　“血缘家庭和彭那鲁亚家庭是属于蒙昧的阶段——前者属于它的最低的状况中，后者属于它的最高的状况中——而彭那鲁亚家庭则继续至野蛮的低级；对偶家庭是属于野蛮的低级和中级，继续至高级；一夫一妻家庭是属于野蛮的高级，继续至文明时代，这是通常发见的情形。”（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七一页。）

　　“将这几种家庭形态在它们相对的顺序中这样确切地说出来，实有被误解的危险。我并不是说，一种形态在社会某个阶段中完全发育起来，普遍地并唯一地繁荣于同一阶段的人类种族中，于是消灭于另一个较高的形态中。彭那鲁亚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血缘家庭之间，血缘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彭那鲁亚家庭之间；对偶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彭那鲁亚家庭之间，彭那鲁亚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对偶家庭之间；一夫一妻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对偶家庭之间，对偶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一夫一妻家庭之间，甚至于一夫一妻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现于彭那鲁亚家庭时，而对偶豕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现于血缘家庭时。还有一层，有些种族达到一种特别形态，较早于其他更进步的种族：例如易洛魁人在野蛮的低级中有对偶家庭，而布立吞人（Britons）在野蛮的中级仍是彭那鲁亚家庭。”（见同书四七○至四七一页）

　　“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诞生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页。）

　　“例如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便是自然发生的现象，那暗射出一个杂交时代或者群婚时代的影子。”（同书二六一页）

　　“‘有虞氏尚陶’‘有虞氏瓦棺’，这是说当时还仅仅是土石器时代”
　　“尧皇帝的两个女儿同嫁给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却又共妻这两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说的话，要‘二嫂便治朕栖’；《楚辞》的《天问篇》上竞直说是‘眩弟并淫。’所以舜与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与象的公妻。他们或她们正是互为‘彭那鲁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页。）

　　“正道破殷代还保存着亚血族结婚的制度，因为王父母弟整个要出嫁，所以在敌人看来就好像是‘昏弃不迪’了。”（见同书一一一页。）

　　因为本族的男子要出嫁，异族的男子不能不入赘，所以便不能不以为大夫卿士。”（见同书同页。）

　　“我们为找出每个时期相对的长度起见，如果假定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期为十万年，——也许还要长些或短些——马上便会看出至少有六万年必须划归蒙昧时期。依照这种分配，则人类种族最进步的部分的生活五分之三是花在蒙昧状态中。至于其余的年分，有二万年或五分之一应当划归野蛮的初期。一万五千年应当划归中期和晚期，所剩下的五千年是为文明时期。”（见《古代社会》原文三八页）

　　“据《史记殷本纪》的末尾说：
　　‘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称帝号，号为王。’
　　“荀子的《议兵篇》上也称尧舜禹汤为‘四帝’，称文王武王为‘二王’，这可见古人把那第一次社会革命的时期也有看在殷周之际的时候的。这种见解，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可以说是得着实物的佐证。便是由原始共产制到奴隶制的转变到殷周之际才真正的完成。”）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一页）

　　“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
　　“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入了封建时代。”（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七六页。）

　　“（1）中国的古物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铜器，青铜器，在商代的末年还明明是金石并用的时期。
　　（2）商代已有文字，……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极端的象形图画，而且写法的不一定，一字有至四十五种写法的，于字的构成上或倒书或横书，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数字合书，或一字析书而文的构成上亦或横行或直行，横行亦成左读或右读，简直是五花八门。可以知道那时文字的产生还不甚久，文字还在形成的途中……
　　（3）商代的末年还是以牧畜为主要的生产，卜辞中用牲之数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即其证据。农业虽已发明，但所有的耕器还显然是蜃器或者石器……所以农业在当时是很幼稚的。”（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八页）

　　“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尚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设颇近是。”（见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九九页。）

　　注：安特森的《甘肃考古记》说甘肃出土最晚期的铜器必为殷以前的古物，可见他自己也知道殷以前已有铜器，即对于渑池石器的鉴定，也没有一口咬定殷应为石器时代的晚期。要经过胡博士“近是”的肯定，再经过周予同君积极的主张，“商代犹在石器时代的晚期”一事才成为中国式的“科学家”口头上或笔底下的铁案。这才是有凭有据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二七页）

　　“一直到商朝，农业还没有盖过游牧。这是前述所引甲骨文的结论，可得到一个例证。并且又据王国维先生研究甲骨文的结果，也是如此。据他所得甲骨文字的各项统计，计有如下：
　　一，关于祭祀者三百六
　　二，关于狩猎者百三十
　　甲，关于兽者百二十三
　　乙，关于渔者七
　　三，关于天子之出入者百二十八
　　四，关于风雨者七十七
　　五，关于征伐者四十四
　　六，关于丰凶者二十五
　　七，关于告者十五、
　　八，关于响应者四
　　由此亦可见狩猎游牧系占商朝的大部份。”（见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六三至六四页。）

　　“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但奇异的是寻不出犬字。”（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六至三七页。）

　　“《周书》的《无逸》，从周公的口中说出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以后，历数殷王中宗，（大戊），高宗，（武丁）祖甲，都称赞了他们一番，继后又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这好像殷王的大戊，武丁，祖甲都已经很知稼穑之艰难的样子。”（见同书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不过这所说的稼穑或者就是起初的刍牧吧，从殷虚时代的文物逆推上去，殷代农业的发达不应该有那么早。”（见同书一一五页）

　　“农业尚未发达，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便是当时的耕具还是石器。此事于实物之外，（如《器物图录》中之三石罄即是犁馆）于文字上亦可得到证明。此字即农字所从之辰，盖辰乃耕器。……卜辞中辰字变体颇多，然其最通用为或，农字所从者亦均是此形。即石字，卜辞罄字作。从此作，象形即罄形也。（王氏有此说，见《戬释》乙一八页）罄为石器，故知辰亦必石器。殷代文字还在创造的途中，其象形文所象之物必为当时所实有。辰既像石器之形，则当时耕具犹用石刀，殊可断论。”（见同书二四八页）。

　　“这个现象在前人是忽略了的，但这正是游牧民族所必有的现象。由这些史料来观察，大抵商民族在盘庚以前都还是迁移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渐渐有定住的倾向。”（见同书二三○页）

　　“这都是用来做譬语，表现着当时的农业好像已经有很高度的发展一样，这些文字是不敢过于信认的。大抵‘《盘庚》’里面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后世史家或孔门所润色出来的东西。”（见同书二三一页。）

　　“卜辞中的农业如上举已有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的种植之外，以人为对象的禾黍的种植也已经发现了。
　　“从种植一方面来说，于文字上有圃有果有树有桑有栗。和种种相关连的工艺品，则有丝有帛，大约养蚕的方法在当时是已经发明了的。
　　“从耕稼一方面来说，则有田，有畴，有禾，有啬，有黍，有粟，有来，有麦，和耕家相关连的工艺品则有酒有鬯。……
　　“禾黍的种植在当时已很视为重要，有不少的‘卜受黍年’的纪录，如
　　‘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
　　‘乙未卜黍在龙囿，春受有年，二月。’……
　　‘己酉卜黍年有正。’……
　　‘戊戌贞我黍年。’……
　　“其卜风雨时也有特别书明是为禾穑而卜的，但是为数极少。
　　‘庚午卜贞禾之及雨，三月。‘……
　　‘贞今其雨不佳穑。’……
　　“……殷室的帝王也有‘观黍’的纪录，‘相田’的纪录。
　　‘观黍。’……
　　‘丙辰卜水贞乎（呼）相田。’+……（见同书二四六至二四七页。）

　　“（1）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从来的历史上已经有明文的。
　　“（2）据‘《殷虚书契》’的研究，商人尊崇先妣，常常专为先妣特祭。（自周以后,妣不特祭,须附于祖.）

　　“从这些事实上看来，商代不明明还是母系中心的社会，而且那时候的家庭不明明还是一种‘彭那鲁亚家庭’吗？”（见同书九页）

　　“前面已经指出，氏族组织所根据的原则都是民主主义的。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即军务酋长（Basileus）的职位在实际上是否因承继权由父亲传给儿子；倘若这样，即表现此等原则是被破坏无余了。我们已经看见，在野蛮的低级中，酋长的职位在氏族中是承继的，这就是说，一经出缺，即由氏族员加以补充。在女性承继家系之处，如易洛魁人一样，酋长死亡之后，他的胞兄弟通常被选继位，在男性承继家系之处，如阿吉布洼人（Ojibwas）和俄马哈人（Omahas）一样，死亡酋长的长子通常被选继位。因为大家不反对个人，此事便变成法规，不过选举的原则是保存着的，这是自治的真谛。假定军务酋长的长子取得职位，是由于绝对的承继权，基于他的父亲的允许，无论如何，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这是一桩主要的事实；如果要它能够成立，必须有确切的证据。长子或诸子中之一被承认继位的事实，却不足以证实上述一事；因为他是由选举人的全体自由选举出来的，不过在习惯上，他是在可以继承之列罢了。就希腊的制度讲，恰与依承继权取得军务酋长的职位的假设相反；并且证实了人民的自由选举，或由他们所承认的组织予以认可，如罗马的国王是军务酋长的职位，即使采用后面一种方法传递下来，政府仍然操在人民的手中。因为不经过选举或认可，他不能够就职；而选举或认可的权力就包含有罢免的保留权。”（见摩氏《古代社会》原文二五四至二五五页。）

　　“殷代之兄终弟及制为历来史家所承认，而于卜辞亦得到了实物上之证明三十一帝十七世而直接传子者仅十一二三，”〔按此数不正确，〕兄弟相及者在过半数以上。前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按此实即氏族社会所必有的现象。所谓父子亦不必便是真实的父子，诸父固可称父，妻父亦可称父，妻母之夫均可称父。《书·无逸》周公称述殷之帝王曰‘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曰‘其在祖甲不义为王，旧为小人。’古时的小人就是庶民，如今人所谓‘小百姓’与贵族的‘君子’是成对待的；则可知高宗（武丁）祖甲……都是外族入赘。其他的帝王也就可以类推。”（见同书二七四至二七五页）

　　“当野蛮的晚期，一种新的元素——即贵族——有一种显著的发展，个人的独立化和私人大量财富的增加，此时正构成个人势力的基础。一部分人民因不断地被剥削陷入奴隶状况中，而这绳状况的倾向是在造成一种为前此各人种时期所不知道的对照的情形。”（见《古代社会》原文五六○页）

　　“以上四项（1）亚血族群婚，（2）先妣特祭，（3）帝王称‘毓’，（4）兄终弟及，均系以母姓为中心的氏族社会之现象或其孑遗。”（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七九页。）

　　毓即后字。甲骨文酷肖产子之形，子为倒子形，在母下或人下而有水液之点滴；即毓字亦犹可见其遗痕。……余谓字乃母权时代之孑遗，母权时代宗长为王母，故以母之最高属德之生育以尊称之字在古当即读后，父权逐渐成立，则此字逐渐废弃，故假借为先后之后。其读育而固定为毓，则当系后来之音变。然卜辞于今王称王，仅于先王称为‘毓’，则女酋长之事似已退下了中国政治之舞台，而相距则当亦不甚远。”（见同书二七○至二七一页。）

　　“此父甲父庚父辛一片，罗王二氏以为即阳甲，盘庚，小辛，辞当为武丁所卜，因三人均为武丁诸父，故均称父。”（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六九页。）

　　“a．‘祖乙之配曰妣己，……又曰妣庚。……
　　b．‘祖丁之配曰妣己，……又曰妣癸。……
　　d．‘武丁之配曰妣辛，……又曰妣癸，……又曰妣戊。……
　　“罗氏曰‘诸帝皆一配，祖乙，祖丁，武丁三配者，犹少康之有二姚欤？抑先殂而后继欤？不可知矣。’案实即多妻或多母之现象，即少康之有二姚亦多妻古制之一例证。”（见同书二六八页。）

　　“家长制家庭属于野蛮的晚期，在文明开始后残留一些时候。至少是一般家长度一种多妻的生活；不过这不是家长到组织物质上的原则。一群为奴的和自由的人，为着经营土地和从事牧畜的缘故在父权之下组成家庭，便是这种家庭主要的特点。为奴的人和被雇役的人生活于婚姻的关系中，奉一个家长为领袖，即构成家长制的家庭。对于家人和财产的支配权就是一种物质的事实。”（见《古代社会》原文四七四页。）

　　“……氏族社会之民主的政治组织评议会，此在卜辞无可征考，然于旧文献中则犹有痕迹可寻，如《盘庚篇》中便包含有这项史实的残影。
　　“（1）‘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王命众悉至于庭。’——（《盘庚》上）
　　“‘（2）《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丰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中）
　　“（3）‘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忠。”——（《盘庚》下）
　　“看这民众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众表示意见，这正是评议会的现象，”（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七五至二七六页。）

　　“氏族的成员保有这种权利，其重要并不减于选举权。酋长的职位在名义上虽是终身，的但因罢免权的结果，在实际上只有当行动善良的时期以内，才能继续任职，……没有价值的行为，丧失大家的信任就是罢免的充足理由。当一个酋长或领袖经过氏族会议正当手续的罢免以后，即不复被认为酋长或领袖，而成为一个平常的私人。部族会议不待氏族的行动，甚至于逆着氏族的意志，也有罢免酋长和领袖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的存在与不断的行使，氏族便确定并保持它对于酋长和领袖的优越权。所以此举表现氏族民主主义的组织。”（见《古代社会》原文七三页。）

　　“酋长间的全场一致是决定一切公共问题所必需，是通过一切公共条例所必要。这是易洛魁联合的根本法。他们确定议会各员的意见所采取的方法可以免去投票的必要。还有一层，他们在会议的行动中完全不知道多数与少数的原则。……他们如果同意，会议的决议即成立。如果意见参差，这种方法归于失败，会议即宣告闭幕……
　　“几个部族借助于这种获取同意的方法，得确定并保持平等与独立。如果某个酋长刚愎自用，或横蛮无理，即以丰富的热情去感动他，使之无从抗拒；所以他们遵守这种规则，很少发生不便或损害之处。如果费尽一切气力，终不能获得全场一致，则全部事业便搁置一边，因为其他行动是不可能的。”（见《古代社会》一四二至一四四页。）

　　（1）“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盘庚》上）
　　（2）“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盘庚》中）
　　（3）“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今我既着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盘庚》下）

　　“牧畜和农业的发明都是男子的事体。男子由渔猎中发明出牧畜的事业，由牧畜的刍秣中又发现出禾黍菽麦的种植，这是必然的经过。照原始的习惯，各人随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渔猎用的弓矢，女子便有家庭。到牧畜种植一发明以后，男子也相沿地领有着六畜和五谷。这样生产的力量愈见增加，女子的家庭生产便不能不降为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为奴隶的地位，这在社会的表现上便是男权的抬头，私有财产制的成立，奴隶的使用，阶级的划分，帝王和国家的出现。这儿是文明的开始，然而也就是人类榨取人类的悲剧的开始。”（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五页。）

　　（1）“由牧畜的刍秣中又发现出禾黍菽麦的种植，这是必然的经过。”可惜这只是他的脑袋中幻想的经过，而不是事实的经过。
　　（2）“照原始的习惯，各人随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渔猎用的弓矢，女子便有家庭。”家庭是“随身的工具，”为女子所私有，而她们除掉这种工具——家庭——外，并没有别的工具，倒也别致。
　　（3）“到牧畜种植一发明以后，男子也相沿地领有着六畜和五谷。……女子的家庭生产便不能不降为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为奴隶的地位。”“家庭生产”是什么，未蒙明示，真是遗憾。烹调总不能算是家庭生产吧？那么就只有纺织是主要的家庭生产。可是纺织与动物的饲养，植物的栽培，大概同出现于野蛮的低级，（参看前列的图表）至早也只在蒙昧的高级，既是这样，妇女在蒙昧阶段的大部分时期中没有家庭生产，靠谁养活呢？而且男子一发明牧畜种植，增加生产力量，就使她们的家庭生产降为附庸，使她们“中心的地位”降为“奴隶的地位”，这“中心的地位”是几时取得的呢？难道是在没有家庭生产以前的蒙昧期取得的么？她们不事生产，能取得中心地位，这也奇怪！据郭君自己的图表说，牧畜种植的发明是在野蛮的上段，（即低级）而他所谓女性中心又包括野蛮的上段，中段，以至下段，（参看他的图表）和此处的说法不是一个小小的矛盾么？我们现在不能详细驳斥他这段纷乱的文字，特再就农业的起源来讲一下。莱姆斯说：
　　“妇女是果实与植物的采取者，她们劳动的结果，发现种子的生殖，她们特将种子散播在地面上，以便由自己种植营养料。她们用尖头的木棍将地面挖松，将成熟的种子散布其间道，就是农业的起点。著名的印第安人民状况的研究家卡尔斯台（Karl von Steinen）教授在他著的《中部巴西的自然人》（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brasiliens）一书二○六页中说：‘男子从事于打猎，同时妇女则发明田园的农业。’”（见莱氏《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三九页，亚东图书馆译本六一页。）

　　“大家必须想到男子到处因自然的状况，使自己的打猎不复成为营养料最重要的泉源，此事或起于一处起地方动物的减少，或起于被强暴的霍德驱至动物更少的地带，或起于与文化较高的人群接触而受其影响。在此事发生之处，妇女的劳动——即田园的耕种——便开始夺取打猎的地位，成为此等人中营养料的主要泉源。妇女是这种最重要的营养料泉源的主人。她们所造成的劳动方法——从此时起，社会的福利与疾苦即系于这种方法上——可以使狭小的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此时从散漫的旧霍德的状况中发展一种有组织的坚固的社会形态，在此形态中，妇女是居领导地位的。这种改变的经济关系的社会结果是母系时代的出现，子女依母亲而命名，而母权亦复伸张，在这个时代中，妇女是两性和氏族的领袖，她们是裁判官和牧师，当时被创造而受祈祷的神，也未尝想象其为男性，总是女性。”（见《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三九至四○页，亚东译本六二页。）

　　“这诗的全部把传说的原始性是保存得很浓厚的，这不消说是不能作为信史。但在这儿可以看出周初的农业状况，而且还可以看出一个原始社会的远景。这儿所说的各种嘉稻，以及祭祀时的各种热闹，都是周初的状况，与后举的《豳风》《豳雅》相仿。”（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一七页。）

　　“这些或许是后来的史家所粉饰，我们不敢十分置信，”（见同书一一四页。）

　　“这些文字是不敢过于信认的。”（见同书二三一页）

　　“看这民众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众表示意见，这正是评议会的现象。”（见同书二七六页）

　　“这个现象刚好可用《周礼》的外朝之政来证明。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周礼·秋官》

*　　*　　*　　*

　　“《周礼》大约是篡成于周之中叶的文献，在周之中叶犹有遗存之评议会制，在殷代当然存在。……”（见同书二七六页。）

　　“这诗就是这样的六节，但这把原始时期的国家的形成，序述得是怎样亲切呢？这所托的虽然是公刘的传说人物，但所说的却是周代初期的诗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见同书一二一页）

　　“这首也是一篇传说诗，……那叙述一位穴居野处仅仅只知道做土器的野蛮人古公，但他有些少的牧畜，（在蒙昧的时期完毕，野蛮的时期开始，牧畜和陶埴是同时发明的，）骑着马儿逐水草而居的走到岐山之下来，来到这儿又做了姜女酋长的丈夫。（我们请注意：周室原本姓姜，男子是从外族来的。）”（见同书一一七页。）

　　“这首诗所给我们的启示也和《生民篇》是一样。它告诉我们，周初离原始社会并不甚远，在太王时都还是女酋长时代；到了太王，因农业的发达，才渐渐有国家政刑的发生，在短时期之内，周室吞并了四邻，未几便‘三分天下有其二’，又未几公然‘实始剪商’了。”（见同书一一八页）

　　“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并非一切民族都经过同样的步骤，也不是同一的原因发生进步的冲击。”（见《古代资本主义》德文本二七三页。）

　　“社会的生产，单纯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见萨尔卫阿《古代资本主义》考氏序言第十二页。）

　　“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发展观。他从没有在何处这样明白而总括地说过。不过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零星评判收集起来，并且运用此等评判所产生的方法于人所共知的经济史的事实上，便获得刚才所述的思想途径。”

　　“周初并不是封建时代，所有以前的典籍俨然有封建时代之规模者，乃出于晚周及其后的儒家的粉饰。”（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九页）

　　“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不过承认旧部落而已。及‘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左》僖二十四年）其新封之国盖数十，而同姓子弟居七八。盖一面承认旧有之部落，而以新封诸国参错其间，实际上旧部落多为新建国之‘附庸’，间接以隶于天子。其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甸为王畿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见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六九页。）

　　“‘仆墉土田’当是附墉垣于土田周围，或周围附有墉垣之土田，故能成为熟语。此可窥见周代之殖民制度，后世之城垣当即起源于此，“（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一八页）
　　“诗序言封首建，左氏亦云‘封卫于楚丘’，‘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知春秋初年之所谓封建，犹不过筑城垣建宫室之移民运动而已。春秋之初年犹如是，则周代之初年更可知。故余始终相信，西周时代之社会断然非封建制度。”（见同书附录一九页。）

　　“德意志的野蛮人将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中解放出来，取了他们的全部土地三分之二，彼此分配起来。”（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一五五页）

　　“城市在政治上起初总是在一个课取徭役的地主统治之下，因为城市原是在他的保证之下建设起来的。城市最初的居民首先是由这种地主及其职员，仆役，和隶属的手工业者，农民成立的，次则为那些保持着身体自由的定居农民，以及寄居经商的异乡人但后列这两种人的数目起初是非常之少的。最初的城市大半不过是君主和教监督的庄院，与平野地方这一类大庄院大致相同，只是前者有一道墙壁围绕着；就经济上讲，它们大都为农业城市。市民的主要职业在很长久的时期中仍是农业与牧畜；他们的田地和草原就在城墙以内。”（见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原文一二八页，亚东图书馆译本二二九至二三○页。）

　　“还有我们要了解封建的古义，古人所谓封是指封疆，字本作丰（古文乃树木之象形），说文训为草盛丰丰者，其实就是原始时代的境界林，《周礼·地官》‘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疆者亦如之。”畿封用树，犹是上古时代的遗意。（此意于今犹存。）建就是建立社稷。《墨子·明鬼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林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本作菆位，据孙贻让校改。）’这便是建的事体。所谓社稷也就是《诗经》上的‘田祖’，其遗意犹存于今之土地堂或‘泰山石敢当’之类，其实即是生殖器的崇拜。……故古人的所谓‘封建’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封建’字义上正大有径庭。这种字面上的混淆，极初步的错误，我们是应该警戒的。”（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九至三一○页。）

　　“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见该书二百四十六卷一页。）

　　“周代有那样发达的农业，所以它终竟把殷室吞灭了，而且完成了一个新的社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五页。）

　　“奴隶制度多是在牧畜对于纯农业比较的占着优势，且是于对外贸易占着有利的地位的那些区域发达的。（见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昆仑译本一一○页。）

　　“《周书》的十八篇中……有八篇是专门对付殷人说的话，……我们看那周公骂殷人是‘蠢殷’，‘戎殷’，‘庶殷’，或者说‘殷之顽民’而且把那些‘庶殷’征发来作洛邑，用种种严厉的话去恫吓他们，那不完全是表示着把被征服了的民族当成奴隶使用吗？”（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五至一六页。）

　　“《左》氏定四年传言‘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与康权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此明言以殷人为奴。此外，锡臣仆人民之事于古金中甚多，详见第四篇”（见同书一六页）。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采荼薪樗，食我农人。”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定我农人。”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这首诗的性质稍稍不同，这是一首小农生活的诗。他自己是‘曾孙’的农夫，但同时，也有他的私田。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看并不是所谓‘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的什么井田制。……当时的土地一切都是公田。农人只是食陈的奴隶；但当时未经开垦的土地，当然很多，那农人们利用自己的余力去开垦了出来，当然就成为自己的私地了。这儿是后来奴隶制破坏的一个伏机，我们是应该注意的。”（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一页。）

　　“这些奴隶在平时便做农；在有土木工事的时候便供徭役，在征战的时候，便不免要当兵或者是伕役了。”（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总之平时的农人便是战时的军人，在这《东山》一诗里也表现得异常明白。
　　“农人，工人，军人，结果就是奴隶。像这样的证据在《诗经》和《书经》里面是举不胜举。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才完成。”（见同书一四三页。）

　　“雅典当全盛时，全部自由居民，连妇女和小孩子在内，约有九万人，此外还有男女奴隶三十六万五千人，被保护者——外来人和被释放的人——四万五千人。因此每个成年的男性自由民平均至少有十八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人。”（见恩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原文一一七页）

　　注：周君的大文也和郭君的一样，从一个死公式——以农业为基础的是封建制，以商业为基础的是奴隶制——出发，而具立论的肤浅与幼稚远在郭君之上，故我们不愿加以批评。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多是一些革命家——如老子，如管子，如杨子，如庄子，如韩非子，他们的思想多少都带着革命性的，此外如墨子算是保守派，孔子算是折衷派。”（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七一页）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末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二至三页。）

　　“铁器或铜器的应用，并没有完全抛弃石器。”（见摩氏《古代社会》原文八页。）

　　“曾以其争斗之文字，辑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书，皆尚能流行于社会。” （见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编者小引三页）

　　“氏族的战争如传说上黄帝与蚩尤，炎帝与共工氏的战争，使一氏族征服他氏族便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封建国家间的战争，使一国家征服他国家便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社会中到了这个时期，已构成了三个或四个阶级。梅思平先生解释《尚书·尧典》所说的‘九族’，‘百姓’，及‘黎民’为三个阶级，这是我完全同意的。”（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及由这种社会经济发生的结果，如交通的滞阻，货币的缺滥，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乃至政府的官僚军队割据的倾向，这些实阻碍资本主义的发达，致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形态还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见同书一三六页。）

　　“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尢战于涿鹿之野，……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见《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卷一页。）

　　“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的成长期”（见周著《中国社会之结构》四六页。）

　　“中国封建制度的破坏，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即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对中国开始商品侵略以后”（见朱著《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三二二页）。

　　“封建制度以封限于地方共同体之内的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一个或多数村落构成一个地方共同体，自有其公有的森林，草场，水道及耕地。在这种地方共同体之内，公地及分授于农户的田园，供给生活必要品，如田园果食，渔猎产物，畜牧兽类，木料羊毛等原料品，用以供家庭工业之制造。这种地方共同体当为一个自足的经济有机体，与外界差不多没有经济的接触。地方共同体的领主在这个共同体以内，养成‘夜郎自大’的尊严。国王不过是较大的领主，并没有权力臣服别的领主，因此封建国家是一种极形松懈的组织。”（见陶著《革命论之基础知识》四九页。）

　　“如果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则中国可以说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六页。）

　　第一，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制度，这是两者相同的第一点。……
　　第二，在中国古代分封诸侯的典礼有由天子授与茅土于受封君的仪文，表示指定的土地今后归受封者的领有。……欧洲封建诸侯公封下级领主的时候，也授与土和刀，以表示领有关系的开始。……
　　第三，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另一大特点。侯分封倾地于伯，伯再分封于子男。也可以说侯分封于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于家臣。欧洲的等级名称虽和中国不同，而其为等级则一。……“（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九至三○页。）

　　“总之，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小异大同。而小异之差，也许和欧洲各地封建制度互异之差相等。”（见同书三一页。）

　　“汤以前的禹，则不过殷人崇拜的水土之神。”（见《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三页。）

　　汤以前的禹既不过是殷人崇拜的水土之神，你又怎样知道禹以前的炎帝不是唐虞人或唐虞前后的人所崇拜的火木之神，而一定说他是“成立了初期的封建国家”呢？

　　“依甲骨文记载研究之，殷代是神权政治的时代，凡事都要问卜。殷的王于其祖宗，常称为祖某父某，足证其尚为氏族长。……由这些记录和传说推测，我们可以说，约在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黄河腹部，包含河南归德，偃师，淇县的地域以内，已从氏族社会进入于封建制度。”（见同书一三至一四页。）

　　“商有水土之神称为禹。周有农神称为后稷，秦有物神白帝，黄帝，炎帝及青帝，东夷有战神称为蚩尤。”（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一九页。）

　　“所谓尧舜禅代，实不过战国初期人士兴起的自辩。”（见同书二二一页。）

　　“……周以前又不能说是封建社会，那个时期的牧伯不过是氏族长。这许多氏族长——‘群后’之上冠戴着一个”元后’——或许元后制是后人假定的。也未可知。”（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七页。）

　　“1．在封建制度的社会里没有官僚，所有治人的事都由贵族自己去干。
　　“2．大的国家，是不能与封建制度一样的，必须有官僚去掌管政治。
　　“3．有货币才可以产生官僚，因为官僚必得货币去营生。（春秋时，中国已有货币，孟子有馈尽二百金等说。）”（见同书二五九页）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秦的官吏俸给是以什么物类充用，历史虽没有明白的记载，但‘诸子功臣’是‘以公赋税重赏赐’公赋税是谷帛，则赏赐当也是谷帛。汉官名有所谓‘二千石’之类，是表示俸禄的数额。列侯在长安者，其俸给仍然是食邑的租税。”（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二页。）

　　“某种程度的货币的发达虽不是创造纯粹官僚主义管理的正式的前提，却是维持这种管理的经常状况正式的前提。”（见《社会经济学纲要》——Grundriss der Soaiajökonomik，Tübingen 1922——第三卷韦氏《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六五五页。”

　　“一国的经济力量集中于诸侯，则政治力量也掌握于诸侯之手。其结果，国家为集权的国家，而贵族却日趋崩坏。诸侯为增进收入计，又从事于夺地争城，国际战争尤较从前为激烈。战争的结果，国权落于将领之手。有权的将领（也是贵族）便取传统的诸侯而代之，因此更杀戮贵族阶级的同僚，而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
　　“官僚便依上述的情形发生了。”（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页。）

　　“有一大批为公家服务的奴隶，在庙字中，法庭中，财政机关中，他们的数目要占一大部分，甚至于在雅典——希腊的首都——的警察署中也是如此。”（见拙译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九页，亚东图书馆出版》。）
　　“一种显然发达的官僚主义（Bürokratismus）在数量上最大的历史例子为：……（b）后期罗马的元首政治，（Prinzipat）特别是戴克里克的（diokletianisch）君主政治和由此发展拜占庭的（byzantinisch）国家组织，不过带有浓厚的封建和世袭的色彩。”（见《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韦柏《经济与社会》六五五页。）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七年传》）

　　“中古时代的大赋役农院上面有一个总管（Vorsteher）指挥全部事务。但这全部中每一个经营部门是各自独立，由一个特别职员管理的。此农院中有田地劳动者，森林劳动者，手工业者，课税人，养蜂者，打猎者，园丁栽培葡萄者，有牧畜经济，有妇女劳动——每一个单独的劳动部门有一个特别的事务所，由一个职员管理，当必要时，并得增加助理员。此等事路所称为‘部’（Ministerien）而一般职员则称为“部员”。（Ministerialen）部员全住在农院内，他们也是奴仆，恰和普通的仆役一样。“（见拙译莱姆斯《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七五至一七六页。）

　　一，在领主的赋役农院中即有官僚，由此可知陶君所谓有权的将领“援引非贵族的战士或知识分子为心腹”才发生官僚，全是无识妄言。
　　二，近代官僚系统的总枢纽内阁及阁员筹字既出源于赋役农院中的官僚名称，可见官僚的发生是由经济方而扩充到政治方面，而非如陶君所说首先从政治方面开始的。

　　“官僚取人才于士大夫。”（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二页。）

　　“在古代那些自然经济的国家中，埃及的官僚即使在法律上不是国王（Pharao）的奴隶，在事实上也是他的奴隶。”（见《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三卷六五七页。）

　　“由历史上观察”，可以下一个断语。官僚的发生在封建制度崩坏时期。”（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五页。）

　　“但是这种传说是靠不住的。即令模糊影响的有这么一回事，龙云火鸟，也不过古代各氏族的图腾。在周代以前，我们只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版图内，不过多数部落并立。部落战争占满了周代以前的史乘。”（见同书八六页。）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的概括的论断，和希腊，罗马，波斯，埃及，维新以前的日本，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等等再作概括的记述。例如传说中的西周时代，种种征象和素伦以前的雅典，及沙韦尔斯吐鲁斯以前的罗马相似；这可以说是原始封建国家的类型。”（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七页。）

　　“二千四百年以前原始封建制度”

　　“周代的封建国家是后期的封建国家。”（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七页）

　　“……周代的封建国家是后期的封建国家。……
　　“在这个时期以前国家组织决不会有官僚发生。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也便是享有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换句话说，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人，便是掠夺土地和农民的人。卿大夫士所谓俸禄，便是农民耕种土地的所得。”（见同书八七至八八页。）

　　“官僚的发生在封建制度崩坏时期。”（见同书八五页）

　　“在儒家所讴歌的井田时代，封建制度完全发展于中国。依《豳风·七月》之诗《小雅·大田》，《甫田》之诗，《郑风·叔于田》之诗，我们看得出公元前七○○年前后的中原，实有独立庄园制度，此独立庄园之内，领主监督农奴的徭役劳动，并征收农奴的地租；农奴除地和与徭役劳动之外，尚须从事狩猎，蚕桑，缝纫，酒酿，畜牧，以供给领主之衣食，且须进入宫廷去执行工役。领主（卿大夫）则居于不满百雉的城堡中，除出巡田畴之外，从事于宴享以消费农奴贡纳的羊酒，从事祭祀以吸收农奴的宗教信仰，从事狩猎以检阅农奴的兵役并训练自己的战术，从事战争以扩大领地，消纳贵族的剩余人口。此种多数之小领主，率其农奴以奉事大领主，（公侯）大领主亦有其庄园，有其农奴，有其战士。（公徒）所谓‘天王’亦不过大领主之一，‘王畿’亦不过较大的领地，其中包容无数的庄园，为‘王之卿士’的食邑。”（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皁隶抱关击橛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卜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鳌鸟兽藿蒲材干赉器械之将从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僣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绣，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见前汉书九十一卷《货殖传》一至二页。）

　　“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见同书 三六页）”

　　“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见同书七页。）

　　封建社会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中国社会构造中，使我们感觉为封建制度之现象甚多。使我们感觉为资本主义之现象亦伙。依前者之感觉，我们便说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依后者之感觉，我们便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然而感觉是常识的，常识是反科学的。若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而直至今日，中国的主要生产方法还不是资本主义。此二十四世纪长久期间中，前十八个世纪则自然经济优越于货币经济，后六世纪则货币经济始显著抬头。虽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有所交替于其间，而社会结构的本质仍没有根本的差异。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页。）

　　自秦汉至清末已经没有同时掌握政治和经济权的封建领主，附在土地上的农奴与自给自足的庄园等等。封建制度的主要条件已经消灭，故不能再称为封建社会。

　　“如依照仅仅捉住事物虚幻外表的日常经验去判断科学的真理，则科学的真理常成为逆说。（Paradox）（见马氏《价值价格与利润》七○页——Value，Pride and Profit，Chicago）

　　老陶：你得了吧，自己连历史的常识都没有，何必著什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封建社会史》！

　　老李，你懂得什么？妙处就在这里。我因为缺乏历史的常识，才能著大部头的书，受中国和日本人的欢迎。

　　“感觉是我们认识唯一的泉源，这没有疑义地是认识论上第一个前提。”（见《列宁全集》——Lenin Samtliche Werke——第十三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一三页——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

　　“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战国时代以后，封建制度次分解：其分解的情形是这样的：
　　“（一）农奴分解为佃户与奴隶；

　　“（三）徭役劳动分解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及对地主的劳役。
　　“（四）领主权力分解为属于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属于政府的政治支配权。
　　“认识 封建制度分解的情形，我们才能够明了为什么秦汉以后，农奴制度已经崩坏而农业生产关系上面还支持着封建的上层构造。农奴制度崩坏后的中国农民，经济的负担与农奴毫没有不同。所不同的是农民的经济负担，分归相异的多数人享受。地主只享受地租而田赋则归属他人。国家既发征徭役而地主也享受劳务。政务支配权不直属于地主，而政府仍拐地主的利益来实施政治支配权。农民比之于农奴只多享一点移动的自由，移动的自由对于农民有两种意义：其一是受商人资本的驱策而卖身为奴隶之自由；其二是饿死的自由。领主对于农奴有权力，亦有保护及衣食的义务，地主与政府对于农民只有权力而毫没有义务之可言。
　　“在这种农民身分之上的上层构造，自然还是封建的。所当注意的是上层构造之中，含有与封建制度的社会不同的势力关系。这势力关系推移的轨迹，便是从来中国学者弄不清楚的所谓‘郡县都’与‘封建制’的更迭。
　　“若简明的指出‘郡县制’与‘封建制’推移的轨迹，我们可以说：
　　“（一）所谓‘郡县制’者，是地主阶级以田赋为本阶级巨大的补充收入的制度。其方法，地主阶级的过剩人口及地主自身获得某种地位以分配田赋。此种地位便是非世袭制的官僚制度。
　　“（二）所谓‘封建制’者，是外国游牧部落或中国战斗集团以地主阶级为租税来源而分配田赋的制度”。
　　“再简单些说，地主阶毅占领官僚系统以收田赋，便是‘郡县制’；战斗集团占领田赋，便是‘封建制’。‘封建制’固然是封建的上层构造；‘郡县制’一样是封建的上层构造。所不同者，地主阶级的地位有高低而已。若竟指‘封建制’为封建制度，而不知‘郡县制’也是封建的上层构造，便是一个大错。”（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七一至二七三页。）

　　“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所以中国早已不是封建国家。”（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二六一页。）

　　战国在春秋之后，春秋时已经崩坏的封建制度，何以在战国时代以后才逐渐分解？难道“崩坏”是一事，“逐渐分解”又是一事？难道“崩坏”还赶不上“逐渐分解”？

　　“若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页。）

　　“中国的封建制度分解已久，秦汉以来，中国有封建的地租，有大土地私有，有为地主而治理的官僚政府。但此三者竟不相汇合以操于一个阶级之手，所以中国的社会有封建的象征而没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三者的汇合，中国社会只有三者的分立。”（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四九页。）

　　“封建制度破坏后，采邑制度代兴。卿相的俸禄，出自采邑。采邑本是贵族的特权，但是有政权的官僚也得食采邑，而有采邑者却不一定便有政权。
　　“这样的贵族特权和官僚政治的分歧至汉代而益著。汉的制度，刘氏得封王，有功得封侯，但是王侯所在地的政治仍操在朝廷委派的官吏之手。所谓王侯，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权，与政治不相关涉，武宣以后，分判尤明。……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量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此后中国一治一乱，莫不由于这个阶级的内哄。而以这个阶级为背景的官僚政治，也发生了极大的弊害。”（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八至五九页）

　　“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见《续文献通考》二百零六卷《封建考》三○页。）

　　“‘封建制’为封建制度。”

　　封建制与封建制度是不相同的东西，又是相同的东西！

　　“把名词的含义混淆了。如‘封建制’之在汉代以后，实质已与春秋以前不同。后者的封建是领主征收地租与徭役；前者的封建是封君征收国赋以备用。把清初的三藩与周初的齐鲁等量齐观，只缘于‘封建’名词之误用，这是滑稽的事情了。”（见同书三至四页。）

　　“地主阶级占领官僚系统以取田赋，便是‘郡县制’；”战斗集团占领田赋。便是‘封建制’。”

　　第一句话既有阶级，第二句话为何没有阶级？难道战斗集团是超阶级的？

　　“‘光武事田业……之长安受《尚书》，略迪大义。……南阳饥荒，……光武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以图识说光武，……遂与定谋，……起于宛。……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及见光武绛衣大寇，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光武本纪》——出《后汉书》
　　“依于上述王莽时代的民众暴动，有游民与地主两大营垒，而成功竟归后者。由此我们可以推求历代帝国再建的缘由了。”

　　“一，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
　　刘邦 刘渊 石勒等 朱元璋
　　二，农民政权因未能转变致失败者：
　　陈涉 赤眉王郞等 黄巾 孙恩等 窦建德等 黄巢 方国珍等 李闯 张献忠 太平天国
　　三，以地主起事并反攻农民而成功者：
　　刘秀 曹操等 司马睿 王导 刘裕 陈羁先 李世民 赵匡胤 曾国藩 袁世凯
　　四，以地主起事而失败者：
　　项羽 东汉末诸牧 李密等 唐之诸藩镇 五代时诸镇
　　五，以地主而依已经转变之农民政权及游牧部落者：
　　张良等之于刘邦 崔浩等之于元魏 吴复 王弼等之于朱元璋”

　　地主阶级占领官僚系统以取田赋，便是‘郡县制’；代表地主阶级的战斗集团占领田赋，便是‘封建制’。

　　郡县制 等于封建制度

　　“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七页）
　　“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见同书二四七至二四八页。）
　　“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五页。）
　　“中国自战国以后，已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商人资本的发达，灌溉农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是，便是这商人资本的发达，破坏国内市场，杜绝国外市场，促成大土地私有，于是有财政的掠夺组织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再建起来。于单纯再生产的基础上，商人资本及地租与地税所造成的剩余人口，又向于商人资本及地租与地税而竞争；构成封建军事国家统一割据，循环无端的历史。若认定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必引起似是而非的主张。其实我们所感觉为封建制度者，或是财政掠夺组织，或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保留之构成封建制度的个个条件，如大土地所有，半奴隶的佃农，现物地租等等。”（见同书九六页。）

　　“这些话太显了。它显明指出封建制度破坏的明日并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天下。同时资本主义的昨日也不一定正与封建制度恰相衔接。中国封建制度分解后，各处没有成就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所以封建制度虽时有再建的事情，而仍然迅速分解。这就是因为封建制度分解的明日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天下的缘故。所以其华君指我，以为我在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两形式之间，要另立第三形式，这是一句寃枉话。其华君如果看到上面所征引的‘封建生产方法的转变有两条路径’的话，不也以为说这话的人于封建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要另立第三形式吗？”（见《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序言三页。）

　　“因为土地制度之封建性，及商业资本之分解性，两方面的材料都很多。主张封建制度者专引前者的材料；主张商业社会者专引后者的材料，都各可以引出一大堆。我对于两方而都不愿舍弃，尤其是为了指出两方经济势力即交互作用及有机结合，以不恤兼征并引。因此批评我的人可以引我的论文中这一段与那那一段比较而表见其互相矛盾。其华君说得好：社会本来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我们又在那儿去找一个纯封建制度或纯资本主义，何况中国自战国时代以后，便是封建制度逐渐分解而资本主义生产又没有发达的社会？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瞒过其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说它是封建制度，只好否认商业资本的分解作用，和商业都市的发达和主要性。如果说封建制度转变的前途不一定就即刻有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其华君又要说我另立第三形式了。”（见同书序言五页。）

　　“我的结论是：中国社会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的生存赖土地所有权和国家政治地位的取得，而与宗教无关。所以它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与封建领主和农民的势力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可以叫它做封建势力，又因此可以叫中国社会做封建社会。”（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九一页。）

　　“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见同书二六页）

　　“士大夫阶级的势力……叫做封建势力。”（见同书三八至三九页。）

　　封建制度已不存在，然带有封建性的“士大夫阶级”乘时崛起，故封建势力还存在着。

　　封建制度既已不存在封建势力为什么还存在着？

　　“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见同书二四七至二四八页。）

　　“第三种见解以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制度，又不是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最适于自己辩护的。然而所谓‘半’，倘怳不定，可用于宣传而不宜于研究。中国的农业经济不同于欧洲，所以中国社会，在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的欧洲。‘半’字不能够指出两者根本不同之点。”（见《中国封建社会史》四页。）
　　“或谓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此所谓‘半’只不过推论时一个便利的形容词。中国社会的封建成分果否居十分之六七，实为一个问题。故所谓‘半’者，在研究社会构造时殆不宜适用以启疑团，且至多亦不过予人以模糊不清的观念。”（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九四页）

　　一，“半封建的旧欧洲的联合战争。”（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原文八七页，一九二○年柏林出版。）
　　二，“在多少半封建社会生长出来的人。”（见恩格斯校的《资本论》第三卷原文第二册三二○页。）
　　三，“君政的，官僚的，半封建的和军事的反动”（见《建国与公社》恩格斯《新德意志建设中的暴力与经济》原文七六页，一九二○年柏林出版。）
　　四，“小资产阶级的半封建社会。”（见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原文五○页，一九二○年斯图加特出版。）

　　“所谓阶级是指一种在生产进程中由共同任务结合起来的人群，此中的每一人对于生产进程中其他的参加者大概都站在同等的地位上。所谓阀阅是指一种在法律社会制度中由共同地位结合起来的人群。大地主是一个阶级贵族，却构成一个阀阅。为什么呢？因为大地主据有一定的经济的标记，而贵族却没有。贵族据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即由国家法律许可的——权利和特权。但在经济方面，他也许没有一点根基；也许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人。不过讲到阀阅，始终系一贵族。”（见布氏《历史唯物论》的学说三二六至三二七页——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Hamburg，1922）

　　“法国大革命中所谓‘第三阀’（Der dritte Stand）是各阶级的一种混合，此等阶级当时还没有大分化：内中有资产阶级，工人和‘中间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商等等。）它们都属于‘第三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享特权的封建大地主比较，在法律是等于零‘第三阀’是对抗统治的地主的各阶级联合在法律上的术语。因此阶级（Klasse）和阀阅（Stand）不能够彼此互相符合。但在阀阅的包皮内总有一种阶级的核心。……在另一方面，阶级和阀阅的不一致还可以有另一种样子，和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即：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下等阶级”,和“上等阀阅”（如一个经济破产的贵族以挑夫或火夫为职业)，反之，也可以同时属于下等阀阅和上等阶级。（如一个出身于农民阀的富商。）（见同书三二八页。）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是铲除每一个阶级和第三阀——市民阀——解放的条件是铲除一切阀阅一样。”（见马氏《哲学的贫困》一六三页——Des Elend der Philosophie，Stuttgart，1921。）

　　“封建阶级”（见陶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公孙氏《中国农民问题》二七九页。按封建阶级这个名词语意含糊，不知是指封建贵族，还是指封建地主？如指贵族，则贵族固非阶级，如指地主，则应称为封建地主阶级。）

　　“原来当时底主要阶级有三：市民与贵族和介在其间底农民。”（见《二十世纪》第七期《胡适批判》一○六页。）
　　“儒生不是独立的阶级，完全是地主阶级上底一部分，位置介在这个阶级底上层——贵族和这个阶级的下层——地主之间。”（见同书同期一一一页）“以地主为下层，以贵族为上层底封建阶级。”（见同书同期一三九页）

　　“在科学上凡有些微差别的范畴都应加以分辨。何况奴隶与农奴两个范畴之间并不止有些的差别？”（见唐道海君译的殷格兰姆《奴隶制度史》——校者——陶君的话二页。）

　　凡有些微差别的范畴都应加以分辨。何况阀阅与阶级两个范畴之间并不止有些微的差别？

　　“本书所收论文中有一个重要象征，这便是士大夫身分的指出。“（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页。）

　　“关于士大夫身分的存在，依作者所得到的批评，还没有异议。但是关于士大夫身分的成立和维持条件以及重要性，却有不同的见解。作者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引起广大深刻的论争；并且准备收集论争中的大作，编成‘中国社会史讨论集’供学者和同志的参考和批评。在广大深刻和普及于国内外的中国社会史论争中，作者敢把这本小书作参与论争的纪。”（见同书一六页）

　　“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议论。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我一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但我觉得士大夫阶级并不算什么奇异的名词，只不过表示中国在战国时代以后及近代以前的知识分子在生产技术家没有从生产劳动者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前，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的附庸尾巴，或竟可以说统治阶级以外没有知识分子。在此以前，没有纯粹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出于地主阶级，便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不叫做知识分子，而叫做士大夫阶级。又地主阶级出来做官僚及绅士的分子不一定都有知识，有许多毫没有知识而充任官僚绅士的，这也只好不叫做知识分子，只好叫做士大夫。”（见同书自序二至三页。）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见《国语·晋语》四第一四页。）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见《左传·哀公》二年传。）

　　“三代之国，幅员之狭，直今一县耳。仕者不出于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恒为士。故有世禄者有世田，即其所世营之业也。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见《读通鉴论》。）

　　“天王之下，侯伯子男为一级，大夫士为一级，庶人又为一级。”（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七页。）

　　“侯分封领地于伯，伯再分封于子男。也可以说分封于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于家臣。”（见同书三○页。）

　　“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见《万章篇》。）

　　“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见《国语》十八卷《楚语》下三页。）

　　“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见《前汉书》九十九卷上一页。）
　　“上尊宗庙……下惠士民。”（见同书同卷上四页）”
　　“庶民诸生郞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见同书同卷上五页）

　　“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见同书九十一卷一页。）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见《史记》第三册一九九页，《田敬仲完世家》群学书社本。）

　　“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见《十三经注疏·周礼》三十九卷一页。）

　　“亲受其职，居其官也……释曰：此即设官分职，治职教职之等是也。”（见同书同卷同页。）

　　一，“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见《荀子·荣辱篇》二一页。）
　　二，“故仁人在上，……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见同书同篇一八页。）
　　三，“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见同书议兵篇一○页。）
　　四，“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见《墨子间诂·三辩篇》一三页。）
　　在另一方面，如泛指士阀，则仅用”士”字而不用“士大夫”
　　一，“彼学者行之曰士也（彼为儒学者能行则为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见《荀子·儒效篇》六页。）
　　二，“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见同书《大略篇》一六页）
　　三，“哀公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徧美善，必有处也。”（见同书《哀公篇》一五页。）
　　四，“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见《墨子间诂·亲士篇》第一页。）

　　“前汉的末叶，后汉的全朝，都是士大夫阶级极盛时代。在朝为公卿，在外为守吏，在野为‘月旦’政治及砥砺气节，治理农村的士人。”（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三六页。）
　　“整个士大夫阶级的生存有赖于生产组织内各阶级缴纳的租税。但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士大夫阶级起了分化，一部分依附帝国主义及军阀以图存，一部分却论入痛苦民众之中，失业失学，渐消失其士大夫阶级的特性。”（见同书六七页。）

　　“庶人以㫋，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见《万章篇》下）

　　“其祭典有之曰：……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见《国语》十七卷《楚语》下三页。）
　　“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民则不慢。”（见同书十八卷《楚语》下二至三页。）

　　“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见《后汉书》三卷《章帝纪》二页。）

　　甲，“宋文帝宠中书舍人王宏，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到耳。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宏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宏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日,帝以劝球，球曰：‘士庶之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见王桐龄《中国史》二编五二八页。）
　　乙，“纪僧真尝启齐武曰：‘臣小人，出版本州小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瀹蕍，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其有幸而得者，则以为毕生之庆。”（见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二篇第二章八节。）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深之人也，俄而并乎尧舜，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辩黑白，岂不愚而智矣哉？乡也胥糜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虽行贷而食，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是杆杅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见荀子四卷《儒效篇》六至七页）

　　我说的士大夫阶级即便不对，难道我说的士大夫身分也不对么？身分不就是指阀阅么？我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明明说本书所收论文中有一个重要象征，这便是士大夫身分的指出。我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用士大夫身分这个名词比用士大夫阶级那个名词要多好几十倍，你为什么不从多数表彰我的长处把这和阀阅相等的身分两个提出来讲一讲，专暴露我的短处呢？你未免太不忠厚了，你未免太苛刻了？

　　“我觉得士大夫阶级并不算什么奇异的名词，只不过表示中国在战国时代以后及近代以前的知识分子。”（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自序二页。）

　　“在等级制度之下，每一个人的权利义务皆取决于其所属的等级。农奴之子常为农奴，贵族之子常为贵族。而农民一家之中，又以家长为代表以接受耕地，家族之中，遂亦以身分定权义。这种制度叫做身分制。”（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三○页）

　　“我们发见了代替土地贵族的士大夫身分”（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页。）

　　“向贵族相争的第一步乃取身分斗争的形式。”（见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八九页。）

　　“战国时代，贵族与农奴对立的身分制度已经破坏了。由秦到汉末，没有表现在法律上的身分制度。从公元第三世纪到第七世纪，中国有身分制度，然而第七世纪它已开始破灭了。等十世纪以后，奴隶制度以外可以说是没有身分制度，而且又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家，但是教育却没有到平民的。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很简的。自战国以后，贵族已倒，而所谓平民者，又分为一方面商人地主，他方面农民的两群。地主的教育是到不了农民的。”（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三○六。）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见同书二十四卷上五页。）

　　“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载。司法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勒诸典章，永为遵守。”（见《明史》三卷《太祖》三第六页。）

　　“诸侯王所治的国，与汉的郡县是犬牙相错的。郡县以守令为长官，是中央政府所派遣的。但是西汉的太守大抵是所治郡县本地人士。太守得自置吏。所置吏皆用本郡的人，惟三辅许用他郡人。（见《杜佑通典》）为吏者，多本地豪家。沈约《晋书》恩幸传论：
　　“‘郡县掾吏，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非若晚代分为二涂者也。”（载《文选》）
　　“原来在秦代，无资产的人不能择补为吏。（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景帝后二年（公元前一四二年）诏：
　　“‘令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应劭曰：十算，十万也。）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命廉士失职，贪夫长利。’
　　“由此可知汉初沿秦制，商人不得做官，而家财不及十万的也不得做官。非商人而家财十万的，当然是地主了。所以汉代做官吏的都是地主。”（见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四二至四三页。）

　　“秦反于周制，废封建诸侯王的制度，集权力于皇帝，以官吏治地方。统治者既不限于血族，君主之下，没有身分的等级。”（见同书同册二三页。）

　　“按诸古礼，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德望与年俱大，身分与年俱高。《申报》之六十周，是不过杖乡之庆也。”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量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此后中国一治一乱，莫不由于这个阶级的内哄。而以这个阶级为背景的官僚政治，也发生了极大的弊害。”（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九页）

　　“自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没有革命的局势（rcvolutionare Situation）则革命是不可能的，此事毫无疑义可言，不过每种革命的局势不限定达到革命罢了。一般地说起来，一种革命局势的指标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指出下列三个主要标记，的确不会有什么错误。一，各统治阶级不能够在常态中维持它们的统治；‘领袖们’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产生一个裂痕，而被压迫阶级的不满意与愤怒即由此裂痕中暴发出来。凡革命的爆发，单是‘下层的人不复愿意’安常守故，常是不够的，还须‘上层的人不复能够’在旧来的方法中继续干下去。二，被压迫阶级的贫穷与困苦尖锐化，超过平常的标准。三，因上述原因引起来的群众的活动大量地增涨起来，此等群众在‘和平’时代是安安静静地让人掠夺，但在扰乱时代，因整个的危机关系，因‘领袖们’自身，而被驱策独立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
　　“此等客观的变化，不独和单个的团体及党派的意志无关，并且和单个的阶级的意志无关，没有此等变化，依常规讲，则一种革命是不可能的。此等客观变化的全体叫做革命的局势。”（见《列宁全集》德文本第十八卷三一九页。）

　　“现在且把秦以后的革命骚动及统一国家的崩坏，写一些最重要的于下：……

　　上表仅就统一与统一的分崩来计算，统一期内的革命骚动大抵从略。即由此已可见骚动之期有长到三百年的，而统一之期最长也不过二百五十年。统一共十二次，统一的破坏也十二次。以民国以前而论，凡二千一百年间，大变动已有十二次，平均一百七十年有一次。（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四三四至四三五页。）

　　“中国社会久没有土地贵族，但是分析的结果，我们发见了代替土地贵族的士大夫身分，中国社会看不见商业资本的势力，只看见土地资本的势力，我们又看得出士大夫身分是地主阶级披上了法律的外衣。这便是抽象法的运用。”（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页。）

　　“地主阶级化为士大夫，有政治法律上的权威。”（见同书二四八页。）

　　“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封建贵族的扩大。”（见同书五九页。）

　　“贵族士大夫阶级”（见同书一七四页。）

　　“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官僚之和，恰与封建贵族阶级相等。若包括地主和官僚的两端，则以士大夫身分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阶级，亦非错误。”（见同书一五页。）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见《管子》第九卷《问篇》一五至一六页）”
　　“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王曰：‘中牟有士曰日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王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见《韩非子》十一卷《外储说左上篇》六页。）

　　自汉以后，士大夫阶级为政治活动计，常依附于帝王。在王朝崩坏时期，又依附于新起的战斗团体。新起的战斗团体虽有的是农民起养所长成，但也有旧来的军官士子，因讨伐农民而厚集兵力所成立。即令战斗团体是农民起义所长成，一取得帝王地位即感觉‘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便收罗士大夫共谋大计，而‘伙涉为王’的当儿，已脱离其原来所属的农民阶级。异族入主中国，中国的士大夫也同样的包围，北魏与满清帝因此莫不感染于中国文化——‘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统治阶级文化。”（见同书三七至三八页。）

　　“我觉得土地私有权是士大夫身分发生和生存的重要条件，因此便认定士大夫身分和地主阶级是相通的，又因此认定过去的中国政治是地主阶级政治。”（见同书一七页。）
　　“地主阶级化为士大夫，有政治法律上的权威。士大夫身分进为官僚，有本于本阶级利益统治农民的使命。”（见同书二四八页）

　　“官僚政府和农民的统一战线，颠覆了封建贵族和封建国家。这个过程发生在战国争雄时期，而完成在强秦一统时期。秦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秦乃是官僚政府和农民的国家，所以能够一举扫灭残余封建国家的六国。”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一页。）
　　“何以六国不被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灭亡而曾被农业的秦国灭亡呢？这是因为秦国废止井田制，最早实行土地私有制，他的政府就是官僚的政府。例如商鞅是外国人在秦国做官的，当时社会纯为小农制，没的贵族的存在，却合农民的要求，因为农民恨极封建地主的压迫，一方面中央集权的政府，又非破坏贵族不可，政府也反对贵族。于是上下一致，以联合战线打倒贵族，贵族破坏之后，农民非常之服从，所以能够灭六国。”（见同书二六○至二六二页。）

　　注：拉狄克虽明知“当商业资本的初期，在欧州除了古西的农民战争外，再找不出国家中有什么农民继续统治的国家”，但他却要到中国来找奇迹，说“农民之企图建设政权是中国史上的特点”，并确定“汉朝和明朝初时政权为农民政权性质。”（见拉氏《中国革命运动史》中文本六三和六六页，）于是引起陶君和许多人的盲从。详见后。

　　“秦孝公用商鞅，坏井田，开阡陌……然王制遂灭，僭差无度，庶民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与工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赋，发阎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见《前汉书》二十四卷上《食货志》三至四页。）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片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同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生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见同书同卷上六至七页。）
　　“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见同书九十九卷中《王莽传》中四页。）

　　“秦乃是官僚政府和农民的国家，”

　　“秦乃是……农民的国家。”

　　“倘若资本主义继续发达，则战国既亡，秦代既灭，中国应当成立为资本主义国家。那末，官僚政府必忠奉资本阶级，而中国便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封建国家破坏以后，新的国家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再建，而是在适应于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而再建。在经济上，地主是此后的统驭阶级。在政治上，官僚是此后的治理阶级，沟通这两种人物的，是广大的士大夫身分。官僚取人材于士大夫，而士大夫则倚存于土地私有权。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一至九二页。）

　　“秦的农民多化为佃户，土地收入须交纳十分之五与地主！农民除地租之外，又受商人资本的剥削，其结果，农民丧失土地，而土地兼并盛行”。（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七二页）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量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九页。）

　　秦乃是地主和农民的国家！

　　“古代国家是蓄奴者压制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压迫农奴和隶农的机关,近世代表制国家是资本掠夺工资劳动的工具。”（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八○页——Des Ursprung der F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Stuttgart，1921.）

　　古代国家是蓄奴者和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和农奴及隶农的机关，近世代表制国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的工具！

　　“（一）农本主义是从来统治者所抱的经济政策之原理。例如秦始皇的琅砑刻石说道 ：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　　*　　*　　*

　　“自后帝王立国，莫不取农本主义，农本主义是什么？先要知道的，农本主义是农业本位思想，不是农民本位思想。”（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八九页）

　　“直至秦皇统一中国以后，这个阶级〔指“士大夫阶级”〕虽不见用于朝，而有信仰于野。”（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八页。）

　　“士大夫阶级身分存在于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的供奉之上。而官僚既是治理阶级，则其生存实在于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缴纳的租税；且为维持并圆活其所掌握的政权计，常把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的利益兼筹并顾。所以官僚一方面虽常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它方面又有时抑制地主，也有时恩惠及于农民。” （见同书九三页。）

　　“中央权力乃是小农反奴隶之上的地主商人政权，换句话来，是地主与商人的均衡之上的绝对王权。秦的政府恰是这个性质。” （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五页。）

　　“秦的法治国不过是地主奴隶主对于小农奴隶的警察国。”（见同书同册二九页。）

　　“周罔解结，群鹿争逸，……得士者富，失士者贫。”（见《前汉书》八十七卷下，《扬雄传》下四页。）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见《史记》第二册《秦始皇本纪七十六页，群学社本。》

　　“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见同书第三册《刘敬叔孙通列传二五至二六页。）

　　“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见《韩非子》十七卷《诡使篇》一八页。）

　　“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见《管子》五郑《八观篇》七页。）

　　“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见《商子》五卷《外内篇》六页。）

　　“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见《郑氏通志》九十三卷一四页。）

　　“秦……商业资本发达，促进农民的破产。农民的耕地便为大地主豪商所收买。农民或卖身为奴隶。……”（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三七页）

　　“……生产事业与农业，同受奖励，正合于李斯所说：
　　“‘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史记》卷六始皇三十四年条。）
　　“由此可知秦的经济政策是奖励生产而抑制商业。这种政策本是收夺奴隶劳动的奴隶所有主；尤其是收夺佃农的地租的地主的政策。”（见同书同册三二至三三页。）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见《史记》第五册二八四页。》

　　“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个阶级〔指“士大夫阶级”〕虽不见用于朝而有信仰于野。秦皇虽集大权于一身，终不能抑制这个阶级的叛举。陈胜的冒称张楚，项氏的号召遗民，六国后裔的勃兴，楚怀名义的设立，都是贵族与雄杰混和的社会势力的表现。”（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八页。）

　　“秦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最由贵族阶级移到了士大夫阶级。”（见同书五九页。）

　　“秦的亡国，其原因极不易探求。这时候并没有水旱疾疫之灾；而且暴动的发生不在于农村，而在于都市。加入暴动者不是农民，大多数是地方下级官吏。（如会稽守通，东场令史陈婴，沛掾萧何曹参，汉上亭长刘邦。）这其中究竟是如何的原因，一时尚不能臆断。或者即因赵高用事，法禁过严，不便于商业，以致商业资本阶级利用都市小官僚及游民以暴动，亦未可知。《史记》中所称‘豪杰’‘少年’等是否有商业资本阶级在背后鼓动，殊属难必。《史记·货殖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从这些反证看起来，大概秦的失败原因、就是不拥护商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汉的成功就是保障商业资本阶级的利益；其痕迹已极显明。”（见《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秦每破堵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下。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见《史记》第二册《秦始皇本纪》七二页。）
　　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见同书同册七三页。）
　　三十二年，“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见同书同册七六页。）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见同书同册七七至七八页。）
　　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见同书同册八○页。）

　　注：拉狄克说：“反对秦始皇的究竟是谁呢？即我们所见最饶有兴趣之混合阶级，而过去的封建余孽——已消灭之诸侯及封建贵族——与农民。何以如此呢？其原因也很简单，中央集权之国家，自领伟大的军事与商务之建设，组织军队，征地重税，故国家所受之敌，不仅过去之失势者，即农民群众亦立于敌对政府之地位。”（见克仁译的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五四页。）这个“中国通”认秦的政权建筑在商业资本阶级上面，当然十分荒谬，但对于亡秦的势力却认识了一部分；这比陶君认秦亡是由于“士大夫阶级”的叛举，梅君认秦亡是由于“不拥护商业资本阶级的利益”要高明多了。

　　“若说中国在秦以后就没有封建制度，那不能不算是错误了。有人说秦以后是一个统一专制的国家，其实专制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的最后一形态罢了。……在素质上秦以后的专制制度与周以前的封建制度，并无何等差别，同是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阶级对于无识的农业生产者的统治，不过皇帝专制制度是诸侯封建制度的进化罢了”（见《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叶君《中国之封建的势力》一○页。）

　　“中国社会史上从秦代已把封建变为郡县，此后中国社会应走入非封建社会的阶级，才是合理的。换一句话说，此后社会的重心，应由地主阶级过渡到别一阶级。然而秦代统一中国，废藩置县之后，以为可由一世以至万世，不料很短的期间竟遭瓦解。虽然很乖觉的秦始皇也会注意到把天下的豪杰（豪杰到底是那一阶级，秦始皇必很清楚）迁移了十二万户到京城咸阳，但是起而亡秦的，仍属豪杰。试看秦二世的时候，则有楚王陈胜，赵王歇，魏王公子咎，燕王韩广，齐王田儋，沛公刘邦，会稽守项梁，这些豪杰们千真万确的怕都是地主阶级吧。”（见同书熊君《中国社会之蠡测》三八页）

　　“秦在战国末年竟是一个最大的商业国。商鞅的时候本有抑制商业的倾向，但是这个政策是失败的。后来司马错和张仪的辩论，就可见秦是不得不求商业上的发展。至于最后统一的事业则完全成于商人之手。吕不韦的相秦，历史上说来，好像是一件滑稽小说。其实这就是商业资本阶级抢夺政权的活动。李斯等的官僚都是依附吕不韦而起。吕不韦的食客也数千人。这都是官僚寄生于商业资本阶级的铁证。其统一的手段，也完全是以金融的势力作基础。《秦始皇本纪》，尉缭说秦王用三十万金破坏六国的合纵；后来李斯即用其计谋以并天下。可见秦的并吞六国，完全是商业资本阶级政治的成绩。”（见同书梅君《中国社会变迁之概略》一三五至一三六页。）

　　“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乃是以农业经济做基础，构成地主和佃农，资本家和小商业者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根据这种关系而成立的社会，既不是封建的，也不是商业资本的，按照他们的基本组织，只是一种农村商业社会，……这个农村商业社会的代表阶级只是一般小资产者——没有几个地方或几种经营或几个人，能够支配全社会的经济。他们所以能造成这样广大的一个社会，乃是由这些普遍存在的小资产者，因共同的条件，共同的利益，生产一个共同的国家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因为这种缘故，使中国社会和欧美各国演进的方面完全不同；这就是说，‘农村商业社会’的进化，绝走不到‘城市工商业社会’所到的阶段上。”（见同书梁君《中国社会的基础》一九九至二○○页。）
　　“这样结合成的社会，我们当然不能只举一个——或说是地主阶级的，或说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做代表，甚至也不能说是地主和商业资本的二元社会，实际上乃是两种势力结合的而成的‘小资产阶级社会’。”（见同书一八五页。）

　　“中国商工经济底发展，到超越了春秋时代封建小国底范围后，就走到战国时代底七个大强；再到超越了战国时代七个大强就走到秦朝时代的统一，出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雏形，既然统一是商工经济所造成，那末完成统一底秦便必然是，应该是商工经济底代表。”（见《二十世纪》第七期《胡适批判》九五页。）
　　“统一以后的秦朝，也本质地是代表商工经济底君主政治。这正与罗马的帝制和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君政一样。首先我们要大家明白赵政（秦始皇）和李斯都不是像二千多年来儒教徒——孔丘派，所丑诋底样子。他们是代表战国末年资本主义底大政治家和大革命家。他们有这种性格，有这种能力，有这种事功。在原则上，他们‘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反孔孟之学，一句话，就是以创造一个反贵族，反封建，反德治，反家族之平民的，统一的，法治的，民族的，个人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君主国家为政治方面的。在纲领上他们所做的是：（一）统一七国；（二）扩张领土；（三）建置郡县；（四）创立法制；（五）统一度量衡；（六）改革文字；（七）反对儒学。——是皆为资太主义所最需要。（一）（二）（三）（五）都是统一市场，推广销路，便利贸易底必要办法。（四）和（六）为建设国家新政治的积极方面；（七）则为其消极方面，用以绝灭当时底反动宣传，此外，他底数次入海求仙，还大有发达航业，找寻海外市场底作用。“（见同书同期一○三至一○四页。）

　　“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见《史记》第四册《吕不韦列传》一八九页。）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孟春纪》）
　　“是月也，耕者少舍。”（《仲春纪》）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是郡县，命农勉作，无伏于都。）（《孟夏纪》）
　　“农乃登黍。”（《仲夏纪》）
　　“是月也，农乃登谷。）（《孟秋纪》）
　　“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仲秋纪》）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季秋纪》）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於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厚，其产厚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上农篇》）

　　“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你还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见《史记》第四册《李斯列传》二○五页。）

　　“把西周，春秋，战国相比，则西周是奴隶时代，春秋是封建时代，战国是资本（商业的）时代，秦是战国时代底延长。但把由西周，春秋，战国合作一个时代，以与汉后迄清末底时代和今日一般的欧洲相比，则西周，春秋，战国都可称为奴隶时代，汉后迄清末为封建时代，今日一般的欧洲为资本时代”（见《二十世纪》第七期《胡适批判》一五一页。）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见《史记》第五册二八九页）

　　“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铣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见《战国策》上《秦策》九四页，群学社版。）

　　“大商业对于一个民族的发达表现为一种可靠的手段，它在古代没有重要的表演。古代国家的权力如东方的君政，希腊的共和，和罗马的专制的权力都是阻碍它的发展而不是促进它的发展。……国家是罗马经济生活中的第一个要素，和最强有力的要素：它对于为每种大商业的精神和基本条件的私人创业与竞争，予以压迫……在古代罗马甚至于还有不少反商业——大商业和小商业——精神的痕迹。”（见萨氏《罗马经济史的研究》德文译本一九七页。）

　　“……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颂功德……建设长利，专隆教诲。……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见《史记》第二册《秦始皇本纪》七二页。）

　　“……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见同书同册七三页）

　　“……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见同书同册八○页。）

　　“观其大一统，尊天子，抑臣下，制礼乐，齐律度，同文字，攘夷狄，信灾祥，尊贞女，重博士，无不同于儒术……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见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二篇一章六节。）

　　“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见《史记》第四册《李斯列传》二○八页。）

　　一，“秦的……佣工，佃户，游民，戍卒揭竿而起，破坏此集权国家。混战逾十年，生产衰退，游民加多，国家政权卒归于游民首领之刘氏。”（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七二页。）
　　二，“刘邦及其所领导游民无产者及农民起兵的目的在废除秦代的苛政，及分配集中于少数豪富之手的土地，且取得国税征收机关；不在废止阶级剥削，奴隶制度，商人资本，专制政治，贵族特权。
　　“在这种情形之下，恢复六国贵族的统治来压伏平民的冲进，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国家税收和土地财产公开于新兴的无产游民与农民之前。刘邦之‘豁达大度’对于这一点确有用处。”（见《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二六页。）
　　三，“刘邦政权成立后只有封君叛乱而没有农民战争；刘秀政权成立后，却只有农民战争而没有封君叛乱。平民军事政权与豪族军事政权是这样不同的。平民军事政权建立后数十年始有土地兼并，而豪族军事政权方才成立，土地已经不均。”（见同书一二四页。）
　　四，“刘邦称帝以后，仍然力求镇压这个阶级”〔指“士大夫阶级”〕。一方面徙豪杰于关内，一方面设守吏于地方，一方面虽分封子弟，而行政权力仍归于守吏。自此以后，士大夫阶级一时破坏。”（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三六页。）
　　五，“游民无产者轻视劳动。‘不事家人生产作业’的刘邦，‘好酒及色’，使酒家‘折券弃责’，不敢要账，狎侮官厅小吏，十足的表现游民的性格。”（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二一二页。）
　　六，“先就发动及参加革命骚动的社会阶级来分析观察。历代的革命骚动及政权移转的方式有如下的几种。
　　“一,刘项式 即地主农民同时行动以推倒旧政权的方式。属于此式者：秦末刘项的蜂起。……”（见同书四三八至四三九页。）
　　七，“如果观察运动的结果，则成功当归于地主。不过地主成功的途径不同，有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者，有直由地主奋斗成功者。
　　“一，由农民政权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
　　刘邦……”（见同书四三九至四四○页。）
　　八，“在这一时期（公元前二一○至二○○年即秦末汉初）游民无产者的少数首领，只有结合破落的奴隶所有主，（如张良）只有保护新兴的小地主，（如约法三章，禁止盗禁），只有听从乡绅的劝告，表示自己尊重社会名分，——表示自己并没有破坏现存财产制度及由此所生的名分关系的意思，（如听从三老董公之劝告，为义帝发丧而后攻项羽），才可以得到反贵族的新兴地主的同情。刘邦舍弃农民的立场，服从商业地主经济的社会的指示，才可达于成功。而成功之后，他们这一集团的百几十个首领便划地收税，同时在税收区域之内私有耕地。”（见同书二二二至二二三页。）
　　九，“小吏刘邦以没有身家，被都市无产自由民及豪民推为首领，顷刻得众数千”（见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三七至三八页。）
　　十，“刘邦如封旧贵族则反于农民分土地，及游士分赋税的欲求，他的军队必然解体。”（见同书同册四○页。）
　　十一，“刘邦，韩信，彭越，鲸布，周勃，樊哙等游民无产者集团乃至萧何，曹参，滕公等小史，在秦代是反抗富豪贵族的，但是秦亡以后，他们对项羽等贵族集团作战之中，随战争的发展他们‘日夜望咫尺之地’的，反农民思想也发展起来。他们打毁贵族，自为贵族。”（见同书同册六二页。）

　　一，游民首领。
　　二，农民首领。

　　一，平民军事政权，
　　二，要”把国家税收和土地财产公开于新兴的无产游民与农民之前，”
　　三，竭力镇压“士大夫阶级”，
　　四，转变为地主政权。

　　“批评我的人，可以引我的论文中这一段来与那一段比较，而表现其互相矛盾。其华君说得好：社会本来的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见朱其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陶序五页。）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人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子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见《史记》第二册《高祖本纪》一一九页。）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见同书第四册《韩王信卢绾列传》二六二页。）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见同书第二册一三六。页）

　　“应劭曰：赖者恃也。晋灼曰：许慎云，赖，利也，无利人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狯为亡赖。师古曰：晋说是也。”（见《前汉书》一卷下六页。）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见《史记》第二册《高祖本纪》一一九页。）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原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於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後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踰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谓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更相推择可者。”……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见《史记》第二册一二一页。）

　　一，“十二年十月……高祖还归，过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 （见同书同册《高祖本纪》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二，“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见同书同册一二二页）
　　三，“项梁……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见同书同册《项羽本纪》九七页。）
　　四，“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见同书同册一一七页。）
　　五，“吾〔即高祖，〕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以慰赵子弟。”（见同书第四册《韩王信卢绾列传》二六五页。）
　　六，“田儋……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见同书同册《田儋列传》二六六页。）
　　七，“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见同书同册《淮阴侯列传》二四七页。）
　　八，“项羽……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见同书第二册《高祖本纪》一三二页。）

　　一，“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见同书同册《项羽本纪》九八页。）
　　二，“良……居下邳，为任侠。……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见同书第三册《留侯世家》二六二页。）
　　三，“陈平……家……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陈涉起而王陈，陈平……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见同书同册《陈丞相世家》二七○至二七一页。）
　　四，蒯通说武信君曰：“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见同书第四册《张耳陈余列传》二二八页。）
　　五，“彭越……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见同书同册《魏豹彭越列传》二三六页。）
　　六，“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见同书同册《淮阴侯列传》二四五至二四六页。）
　　七，“田儋详〔即佯〕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见同书同册《田儋列传》二六六页。）
　　八，“郦商者，高阳人。陈胜起时，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 （见同书同册《樊郦滕灌列传》二七三页。）

　　“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

　　“召诸县父老豪杰曰：‘……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妒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见《史记》第二册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汉高祖是农民暴动的首领。”（见《读书杂志》一卷四，五期陈君《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一四页。）

　　“刘邦代表农民〔这一句下有注解一大段，其曲解刘邦的身世，恰与陶君同〕，战争数年……刘邦遂从若干农民领袖底共同争斗中，作了一个成功者，开农民为皇帝底创例。”（见《二十世纪》第七期《胡适批判》一一二至一一四页。）
　　“农民暴动底成功，总是回复到地主政治。如果要有进步底作用，那就须有进步的阶级去领导他。然而如此，农民意识也就不能政治化了，他只有跟着进步阶级走。所以陈胜，刘邦只有相继称王，郦商，王陵，英布，彭越只有相继称臣，把自己贵族化，共同实现贵族政治。刘邦底农民国家遂不得不实际上同名义上一样，向着封建国家底路上走。这从农民暴动底领袖人，农民国家底组织者自己起。原来农民是受着地主阶级影响的，要摆脱封建习气，只有靠新兴底进步领导者底理论和农耕工业化，社会化之环境底改造，至少也要在对地主阶级抗争时，才能办到一点。秦末底农民运动绝不如此。他们底对象不是地主而是商人，地主反而是他们的同盟者。领导者是农民自己。自己又没有别于封建政治底理想社会。既已称王称帝贵族化，还能不同流合一么？私财产，恋家乡，企图占据底性根，必然如此。刘邦于是开始其移农民基础，平民生活于贵族生活底转变。他遂由代表农民利益到代表地主利益，做了便利地主及其上层——贵族底事情。”（见同书同期一一五至一一八页。）

　　“陈胜……字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得通，度已失期。失期法当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分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射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张，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邓，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单身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见《史记》箔三册《陈涉世家》二二一至二二二页。）

　　“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雠。”（见《史记》第四册《张耳陈余列传》二二七页。）

　　“刘邦重得关中后，对于‘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大赦罪人。’（俱《史记》卷八）同时又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前汉书》卷一上）……于是每到折兵败战时，萧何则‘发关中老弱’（《史记》卷七）去补充。并当楚军感粮食缺乏时，汉军则因”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汉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阙中以待’之。（同卷五十三）这个然萧何有功，而关中农民底拥护却是刘邦所以能打倒项籍底主要原因。刘邦代表农民利益，农民帮助刘邦争斗，事实非常显然。”（见《二十世纪》第七期一一三至一一四页。）

　　“在注二一六所说刘邦对于关中农民底兴革外，一般的政纲就是两次：（高帝五年和六年）大赦天下，以宽慰罢敝贫苦之农民。‘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者，皆免为庶人。’‘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前汉书》卷一下）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前汉书》卷二十四上）自己则生活节俭，不烦苛农民之的负担。这是汉高帝刘邦在短短一期间所行底便农之政。虽然没有积极的作为，农民，尤其那时底农民，需要什么作为？他底生活产生出底最大希望，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康衢老人歌）之自然的自食自给，‘帝力河有于我？（同）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刘邦之除秦苛烦，萧曹之清净无为，文景之休养生息，就是最合农民利益，最受农民欢迎底政策。这要农耕工业化社会化底时代，才需要国家底积极活动。”（见同书同期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高帝五年（纪元前二○二年）汉王刘邦即帝位后，诏令‘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地主和贵族——作者）前或相聚保山泽’的，‘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师古）……令诸吏善遇高爵。’八年（纪元前一九九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便好也——师古）田宅。’（《前汉书》卷一下）”（见《二十世纪》第七期一一八页。）

　　“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

　　“未能也。”（见《史记》第三册《留侯世家》二六五页。）

　　“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计。……汉王数十万之众，距巩洛，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荣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阻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夫以足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见《史记》第四册《淮阴侯列传》二五四至二五五页。）

　　“秦失恤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亡国之后，使批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袵而朝。”（见《史记》第三册《留侯世家》二六四页）

　　“汉王辍贫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见同书同册二六五页）

　　一，彭越昌邑人，“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起兵后，收集泽间少年和散卒，“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助之。”（见《史记》第四册《魏豹彭越列传》二三六页。）
　　二，英布“秦时为布衣”，后率丽山徒众亡之江中，为群盗，迨陈胜起兵，布聚兵数千人，属项梁，至汉三年又背项羽而从汉王（见同书同册《黥布列传》二三九和二四二等页。）
　　三，郦商于陈胜起兵时“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属沛公于歧。”（见同书同册《樊郦滕灌列传》二七三页。）
　　四，王陵“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及……起沛入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见同书第三册《陈丞相世家》二七六页。）
　　五，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及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项梁败，又属项羽，……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见同书第四册《淮阴侯列传》二四五和二四六页。）
　　六，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后弃羽降汉王。（以上均见同书第三册《陈丞相世家》二七○和二七一页。）

　　注：陶君在最近刊布的一书中说：“楚的残余贵族项梁顷羽以豪家子弟八千起兵”（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三八页。）他毕竟看出项羽是贵族，算是三年来的一大进步，不过叶青君已宣布于前，他恐怕不过依样葫芦，未必真是自己的研究有得吧。否则对于刘邦何以至今仍不改变意见？

　　“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见同书第三册《陈丞伯世家》二七二至二七三页。）

　　“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见同书第四册《魏豹彭越》列传二三六页。）

　　“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甚大怒，悔来，欲自杀。”（见同书同册《黥布列传》二四二页。）

　　“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四人。’四人谒，上慢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见同书同册韩王信卢绾列传二六四页。）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面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见同书同册一五页。）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见同书同册《刘敬叔孙通列传》二七页）

　　“汉的统治还是武力的统治。纯武治是不够的，所以陆贾进诗书之说以后，便有下列的诏：
　　“一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者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勿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本纪》）
　　这种纯武力统治之外，还收罗贵士大夫‘共安利’天下。”（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一九页。）

　　“刘邦称帝后，儒生也相属归心。当刘邦初起时，他是轻儒生的。称帝以后，为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转变而尊重儒生。”（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四五页。）

　　注：一个人著书立说，偶然流于错误，后来研究有得，加以改正，这本是一桩很平常的事。不过总不能像陶君的大著一样，完全由一大堆的错误构成，并且对于“刘邦称帝以后仍然力求镇压这个阶级”这样重要的问题，于发见错误之后，既不修改原书，仍令重版发行，复不在新著中加以声明，使人注意，这不能说是应该的。

　　“王莽的重要改革第一是王田制”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汉书》卷九十九中）
　　“第二是禁止买卖奴隶。
　　“‘更名奴婢曰“私属”不得买卖。’（同上）
　　“且改良奴婢的待遇。试看他自己对于奴婢的态度可推知。
　　“‘哀帝时，莽退就国，（其次子）获杀奴，莽切责获，迫令自杀。”（《廿二史剳记》卷三王莽自杀子孙条）
　　“第三是行六筦之制，以摧抑商人资本，对于专山泽之利者重加课税。
　　“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其余扰害社会经济的如屡改币制之类，自然不是必要的制度。
　　“然而官僚组织是不宜运用以改革社会组织的。官吏看来好像是驯服的机器，其实是一副榨绞民众的机器。官僚是以俸禄为生计的。俸禄却出自农民与奴隶。不剥削农民与奴隶，则官僚组织便不能存在。要发动官僚组织，必须有俸禄的颁给，与地税的赐与。这种组织在社会改革时必先破毁，才可以期望改革有效。王莽却不然。他虽然改定官名，却保持固有的官僚组织。因之一切改革都只有给与官僚以奸利的机会之效果，而实惠不能溥及于民众。
　　“‘群吏县宰，家累千金。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开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几以禁奸，奸愈甚。’（同上）
　　“王田制既侵害地主的财产，地主又多兼官僚，所以官僚也怨恨。只有借改革为奸利的官僚得到利益。至于农民则没有实益可得。而商人资本的摧抑，只有破坏农业金融的半面结果，却没有积极的制度来救济农业经济因此所生的缺陷。所以改革的结果，是地主的怨恨，官僚的背叛，奸吏的搜括，农民的流散。于是赤眉，铜马，新市，平林，大批的游民无产者与农民，以及刘秀等的豪族地主，都蜂起暴动。王莽由汉代宫廷所夺下的政权便崩溃了。”（见《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一二○至一二二页。）

　　一，“王莽曾提出农村的改革，但这并不是因为王莽想恢复遗传之旧制，而是政府仍然不是农民政府的原因”（见仁克译的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七○页）
　　二，“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见《胡适文存二集》一卷《王莽》二一页），
　　三，“王莽即位……下诏道：‘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过八而田满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王莽这种处置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即‘土地国有’，‘均产’，其目的在于‘均众庶，抑并兼’。”（见杨东蓴君编《本国文化史大纲》。）他是“一位社会革命家。”（见同书三六九页。）
　　四，“以代表农民底王莽变法，在严厉施行武帝破坏商工生产底经济阱政策后，简直回复到了自然经济底状态，交换不用货币。”（见《二十世纪》第七期叶青《胡适批判》一二六页。）

　　“明圣之世，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可比屋而封。……秦为亡道，残灭诸侯，以为郡县，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残，考功施赏，建国数百，后稍衰微，其余仅存。太皇太后躬统大纲，广封功德以劝善，兴灭继绝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虏流言东郡，逆贼惑众；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奋怒，所征殄灭，尽备厥辜，天下咸宁。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见同书问卷上一六页。）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以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见同书同卷中四至五页。）

　　“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予以不德，袭于圣祖，为万国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风俗。追监前代，爰纲爰纪。……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于一城。（如淳曰：十里为成。）五差备具，合当一则。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二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为任者八十三人，及汉氏女孙中山承礼君，遵德君，修义君，更以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见同书同卷中一○页。）

　　注：陶君在最近刊布的一书中说：“哀平之际，社会矛盾已不可调和。……大商人大奴隶所有者固欲维持现政府，镇压革命；因土地兼并及商业资本集中而日益陷于困难的地主阶级，目观农民暴动之来临，乃起而改革社会，因主张改组政府。……改组政府的运动以王莾为中心而进行。……（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二九五页。）又说：“社会矛盾的爆发，将颠覆大奴隶主大地主的政权，地主阶级尤以中小地主富农亦将相随覆没。运用官僚组织以行改革而缓和革命，成了地主富农的现实要求，王莾依附王太皇太后的权力，造作符命，根据《周礼》，取得政府，实行改革。”（见同书同册三三四页。）

　　“由农民政权转变为地主政权遂成功者：
　　“刘邦 刘渊石勒等 朱元璋”（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四四○页。）
　　“一三四一年以后，反抗元朝封建的剥削的游民无产者农民军，如……做和尚的朱元璋与农民徐达，土匪常遇春等，到处蜂起。而其中跳出一支尊重士大夫而‘不受子女玉帛’的游民军（朱元璋）成就了最专制的王朝。”（见同书二一六页。）
　　“后一千五百多年（一三六○年左右），革命中的游民叛变却有全不相同的实际。这一时期已经是大手工业的阶段。大商人每每有独立的手工业者几千乃至万家在他支配之下。又承元朝开通中国与西亚细亚交通之际，商业资本得到异常的发达。于是大地主大商人阶级所造成的破产农民，手工工人及贫农，蜂起反抗蒙古的统治。在这一表面为民族运动而实际为反商人地主运动之中，手工工人及农民蜂起的对象，自然是地主商人及其所保持的私有财产制度。元的政府是崩溃了的。商人地主的反攻及自保，成了明了的事实。各处有聚众保营的富翁，各处有反对农民无产者的士子。蜂起的各个集团，因此中分为两大壁垒，其一是与商人地主决战的，其一是变而保护富家并收罗士子的。聚众保营的势力当然选择后者，引为友军。友军的首领朱元璋竟凭借他们以取政权成功之后，依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他与刘邦只建设松懈相依的诸侯王政治不同，竟建立超越前代的中央集权政治。”（见同书二二三至二二四页。）

　　“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降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见《晋书》一○一卷《刘元海》一页。）

　　“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见同书同卷同页。）

　　“他们〔指农民〕要反抗地主，不得不反抗士大夫。他们要反抗士大夫，不得不反抗孔子学，即地主士大夫宗教的教义。”（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八一页）

　　一，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六年“如濠州…… 召父老饮，极叹曰：‘吾去乡十有余年，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与父老子弟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欢聚为乐。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远贾滨淮，郡县尚苦寇掠。父老善自爱。令有司除租赋。”（见《明史》一卷五页。）
　　二，他于二十七年谕中书省道：“东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悯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各一年”（见同书同卷六页。）
　　三，他即皇帝位的洪武元年谕徐达等道：“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见同书二卷一页。）
　　四，同年“免镇江租税，避乱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有司以礼聘致贤士，学校毋事虚文，平刑，毋非时决囚。除书籍田器税，民间逋负免征。（见同书同卷一至二页）
　　五，同年九月下诏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见同书同卷二页。）

　　“古代游民无产阶级则为财富集中而生产分散的产物。他们的理想是如何分配这集中的财富，及如何占有这分散的生产。并且，现代无产阶级是社会的最下层，而古代游民无产阶级则尚有奴隶与农民在其下。……古代的游民无产阶级不主张废止身分的差别，以保持奴隶制。”（见《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孔克仁传》亦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群雄，遂有天下。令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见《廿二史剳记》三二卷一页。）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革命发展中，革命集团每随革命潮流之高涨而直接变质为正相反对的反革命。革命集团兴起于革命民众之中，随革命的发展遂一跃为统治阶级，取过去的经济剥削与政治支配组织返施于革命民众之身。”（见《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一七页。）

　　“刘裕的军事本是平民的集团。刘裕共起事业的是刘毅。他们都有游民的气味。”（见同书一二六页。）”

　　“以地主起事并反攻农民而成功者。”（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四四○页。）

　　“士大夫阶级对内有民族意识。”（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三五页。）
　　“士大夫阶级对外没有民族意识。”（见同书同页。）

　　“国家组织决不会有官僚发生。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也便是享有土地和农民的侯伯大夫士。换句话说，治理土地和农民的人便是掠夺土地和农民的人。卿大夫士的所谓俸禄，便是农民耕种土地的所得。在这个时期以前，治理阶级（The governing class）和统驭阶级（The reigning class）是同一的，不分的。治理者便是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来治理。”（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八七至八八页。）

　　“在经济上，地主是此后的统驭阶级。在政治上，官僚是此后的治理阶级，沟通这两种人物的，是广大的士大夫身分。官僚取人材于士大夫，而士大夫则倚存于土地私有权。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见同书九二页。）
　　“……地主和官僚的关系也有无限的连锁。虽有非地主的士大夫，但士大夫一入官僚，便成地主。虽有非士大夫的地主，而子弟一旦读书，“学优则仕”便取得士大夫的身分。虽有非官僚的士大夫，但对于农村和城市小市民，仍有支配的力量。在朝为官僚，在野为绅士。在乡为地主，入学从仕则为士大夫官僚。因此，官僚的治理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见同书同页）

　　“所谓‘郡县制’者是地主阶级以田赋为本阶级巨大的补充收入的制度。其方法，地主阶级的过剩人口及地主自身获得某种地位以分配田赋。此种地位便是非世袭的官僚制度。”（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二七二页。）

　　“官僚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支配。却不是地主阶级自己来支配。官僚买卖土地，而地主包办官僚知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为官僚，不是以其为地主之故而行支配地主去做官僚，必须经由买爵或科举或夤缘官僚去做地主，必须经由买收并稍加一些侵夺官僚与地主是这样分离而又联络的。
　　“地主是官僚的补充人，官僚也是地主的中坚候补者。
　　“地主依于夤缘，买爵，及科学而补充官僚。地主转化为一种独占知识的有闲阶级。这便是士大夫阶级。
　　“地主阶级非持有政治支配，不能继续其经济剥削。所以地主阶级努力于独占官僚系统。官僚既不是像贵族那样出世袭身分，所以也须取得经济剥削，以保持自己的生存及优越地位。因此，士大夫阶级是以地租及国赋为生活资源的阶级。
　　“我们说士大夫统治，便是指地主统治。但是中国地主统治是取官僚政治的方式，而不取贵族统治的方式。所以我曾加意描写此为地主与官僚之连锁及为地主阶级之化身的士大夫阶级。”（见《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六至一○七页。）

　　“官僚既是治理阶级，则其生存实在于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缴纳的租税；且为维持并圆活其所掌握的政权计，常把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的利益，兼筹并顾。所以官僚一方面虽常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他方面又有时抑制地主，也有时恩惠及于农民。”（见《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九二页。）

　　附注：当本文将近排完的今日，《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四辑又出版了。急忙买来一看，发见陶君一篇短文，是专门攻击我的，我已经来不及尽情反驳，（其实也没有必要，）特附志数语于此。
　　西谚说：“开口是银子，闭门是金子。”凡当“名教授”的人都懂得这种秘诀，所以他们为维持饭碗与尊严起见，对于中国学术上的一切大问题，既不敢挑战，也不敢应战；同时也无暇为此，因为吃饭，上课，拿钱，享乐，睡觉几乎占去他们的全部时间。三五年来，陶君对于别人反驳他的文字，照例不作答，据说，他认论敌们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没有回答的价值。此次居然承他“赏光”，出来应战，真算是我毕生的荣幸！但我把他的大文读完，不禁大大地失望，因为他不独对于我驳他的议论不敢应战，一字不提，而且老羞成怒，胡乱反驳自己虚构的不重要的事实，借以达到“掩耳盗铃”的妙计！今特略举数例如下：
　　一，陶君起首一段说我“一摇笔就是几万字，并且只需五六天或一二两天就成稿。这是可惊的记录了。”我不独没有说过“四万字”，“八万字”，“二万多字”“只需五六天或三两天”，并曾明白宣布“我因要批评陶希圣先生的四部大著，……花费六个月工夫，仅草成十万字。”试问陶君凭空造一个谣言，再加以反驳的讥笑，有什么意思？还有一层，当我没有批评到他时，他说：“最有光彩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极熟的李季子先生于第二辑以丰富的篇幅出马。我在这里感觉到高度的兴趣和钦敬。”（见《读书杂志》论战三辑陶文一页。）迨我批评他以后，他就骂道：“要知道翻印马氏全集也代替不了中国史，”“那怕拿写八万字的工夫找得八百字的真实材料，对于中国史到底有益些。”（见同书论战四辑陶文五及七页。）其实本书（附录不计）征引马氏的话大概不过百分之四五，而引用中国史之处却占百分之七八十，尤其 是对他的批评马氏的话恐怕不到百分之一，而史书上的材料却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他说话不以事实为准标，专以喜怒为权衡，一何卑鄙至此。
　　二，陶君：“《尚书》《尧典》《舜典》并不是汉儒就古籍修吹的，纯粹是汉儒纪‘大一统’的理想，”因此斥我不该引《尚书》中的某些材料做史料。他既没有举出丝毫证据来，我自然不必加以反驳，只请他简单答复两个问题。（1）《尧典》所记“仲春中日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的研究，在当时确是如此。《尧典》既完全出于汉儒的伪造，何以造得那样正确？（2）《尧典》《舜典》既是完全没有根据，何以骨子里恰恰表现氏族社会末期的形态，换句话来说，何以恰恰描写为尧舜禅让而不描写为尧舜征诛，何以提出图腾遗迹的朱，虎，熊，罢，夔，龙，而不提出刘，萧、韩，□，贾，随？
　　三，陶君说：“科学家为什么不知王是和一切社会现象一样变化的东西？科学家为什么遇见王便想到专制主义？”又说：“《史记》的商王世系固然可靠，除了指出商代社会是男系社会，是兄传弟与父传子两制过渡的社会以外，并没有证明那时有什么专制主义。”“遇见王便想到专制主义”，这又是陶君自造的谣言，与我没有丝毫关系。因为我说夏商实行专制主义，完全以《尚书》和《史记》所描写的专制君主的话为根据，并不是以王为根据。（本文说明武王未尝实行专制主义，尤为明证。）陶君一方面宣布《史记》的商王世系为可靠，另一方面又表示《史记·殷本纪》所描写的专制主义为无稽，自己却提不出证据来。可怜的“清后的士大夫！”（这是陶君此次替自己上的尊号！）
　　四，陶君说：“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谩骂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憎恨。可惜无产阶级太多了。”“其实，书斋里八万十万字尽写的，那个是无产阶级？彼此一笑好了。”论战是动肝火的事情，嬉笑怒骂是我作文的态度，无用讳言的。我对于陶君，骂则有之，（试问笼统宣布“常识是反科学的”的人是不是应该挨骂？）谩骂则“吾岂敢！”“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陶君如指得出证据来，我愿意悬一个铜子的赏格！“无产阶级太多了，”自然是“清后的士大夫”所不愿意的！“书斋里八万十万字尽写的，”也当然不是工厂里作工的“无产阶级。”不过“清后的士大夫”没有权力消灭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的智识分子投身于无产阶级，为之服务（马克思列宁以及无数的开路者无不如此）的事实！“书斋里八万十万字尽写的”固然有些像“大学教授”编讲义，但无产阶级的走卒不独不会被邀去参与洛阳会议，并且还时时有被逮捕，受电刑，甚至于遭枪毙的危险。这就是“清后的士大夫”与投身无产阶级的人中间一个大大的不同之点。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对于时时有被逮捕，受电刑，甚至于遭枪毙的危险的人“一笑”，也是应该的。不过内中恐怕不免含一点“阶级”的“成见”吧！
　　以上四点是陶君向我进攻的主要武器，至于其他各点则更加无聊，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呀，“和贵族携手”呀，“希望没有向军警求助以毁灭政敌的情事，发生于论战”呀，“无产阶级更有成见”呀，真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说什么东西！”像这样无聊的文字，我本没有答复的必要，不过此地不须另起炉灶，只要附带说几句，也未尝不可偶然为之。从此以后，陶君如再以这一类的大文进攻，我决不特别答复，（我对于顾冠群，刘微尘，张季同，陈邦国，苏华，任曙等为文胡乱批评我或攻击我，不特别作文答复，就是一些先例，）因为我还有大批正经的文字工作要做，不屑与无聊的作品斗气。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