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五章 国际党的盛衰
我们在前面两章中已经将巴黎公社和巴枯宁的事业述过一遍，现在特回转来再讲国际党。国际党的历史曾因其自然的趋势分作两期，前一期至一八六七年年止，后一期自一八六八年开始。在前一期中，一般普鲁东主义者占绝大的势力，独执牛耳；然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发展，与之对峙。“‘国际党的内部史是普鲁东主义与马克思所发挥的近世社会主义相抗的历史。’（普列汉诺夫）故作国际党的历史者指明第一期运动为互助时期（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夫里部耳（Fribourg）说：‘当时的国际党是互助时期，反对集产的要求，而保障自由谈判的契约之实行。’马伦也称第一时期为‘互助时期；他的特点是在普鲁东学说的影响。’马克思和普鲁东的社会学说根本上的异点也表现于实际的煽动中：马克思主义者愿意使国际党成为无产阶级一种阶级争斗的机关，普鲁东主义者愿意使国际党成为一个研究社，去讨论社会改良最好的方法和途径。他们第一就努力于组织自由意志的交换银行和信用协作社，同时马克思的信徒则要求生产工具作为集产。”（见《国家科学词典》第一卷二八五至二八六页，一九二三年第四版。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在国际党的第一期中，马克思派与普鲁东派虽因主义不同的缘故，互相对抗，然双方的争斗并不剧烈，故当时的国际党是平平安安，一步一步向前进展的。至一八六八年这种和平的局面就一变而为剧烈争斗的局面了。普鲁东派由是失势，马克思派自是年起至一八七〇年止，势力极膨涨，而国际党也正于此时达到全盛时期。然一八六八年有巴枯宁及其党徒加入国际党，旋树起无政府主义的旗帜，与马克思派相抗，迄无宁日，自一八七一年起，在党中占得优势，卒至引起国际党的分裂和消灭，而追溯此等事件的由来，皆起于一八六八年，故这一年在国际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关键。
国际党一八六八年的常年大会是于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此次预会的代表多至九十九人，计比国代表五十人，法国代表十八人，英国代表十一人（内有六人是由中央局派出的），瑞士代表七人，德国代表五人，意大利代表二人，西班牙代表一人。当一八六七年洛桑会议时，有人提出土地和生产工具应为集产的议案，因普鲁东主义者的反对打消了。至布鲁塞尔会议，形势骤变，预会的人受了日内瓦农业工人同盟罢工的影响，发生阶级觉悟，因得通过一种很重要的议案，就是，凡土地，森林，矿山，铁路，道路，运河，电线，以及其他运输机关和交通机关，都应为社会的公产，归工人协作社管理。当讨论此案时，一般普鲁东主义者力加反对，并于别人发言之际，互相谈话，故意捣乱，但卒不能阻止他的通过。不过大会又宣布工人只有借生产协作社和彼此信用保证的组织之力，才能够据有机器，所谓信用保证的组织这种主张是对他们一种小小的让步。大会对于临近眉睫的德法战争，持一种反对态度，因通过一种议案，要求各国工人用同盟罢工的方法去抵抗各种战争。此外，大会又极力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宣言他是第一个有劳绩的经济学者，对于资本作一种科学的分析，追溯到资本原始的元素上去了。
布鲁塞尔会议，马克思没有预会。他除认那种借同盟罢工去抵抗战争的议决案为无意识外（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八二页），对大会所议决的各点并无不满意的表示，而于预会代表心理的变迁，与反对派阴谋的失败，尤为高兴。他于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二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会议于今日闭会，颇为顺利，据传来的消息看，至星期四日止，会中只稍有一点让步。托雷君和其他巴黎人要将中央局移往布鲁塞尔。他们对于伦敦方面非常妒忌。奉普鲁东主义的‘勇敢的比利时人’与法兰西人在日内瓦（一八六六年）和洛桑（一八六七年）偏执成见，反对工联等等，现在竟狂信这些东西，这是一大进步。”（见同书同卷八〇页。）
一八六八年的布鲁塞尔会议既是国际党发展上的一个转机，因此引起了舆论界的大注意，甚至于转移了资产阶级舆论机关的论调。马克思于是年九月十六日告诉恩格斯说：“《晨报》昨天为国际党作第一篇社论反对《泰晤士报》。《明星报》称此次会议是一种‘成功’。《导报》（The Standard）初时攻击我们，在昨天的社论中却献媚于工人阶级之前。他予资本家以一种打击，对于土地问题现在且表现怪相来了。《讨论报》（Das Journal des Débats）深惜英国人，法国人，和比国人——就那些关于土地的议决所表示的讲，——竟属于‘共产派’，而法国人在另一方面又产出普鲁东式可笑的宣言。”（见同书同卷八一页。）此外，伦敦《泰晤士报》也在社论中宣言自基督教开始和旧世界灭亡以来，从没有看见过一桩事比得上劳动阶级此次的警醒。
不独当时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章看出布鲁塞尔会议的重大意义，即自由派的经济学者如拉甫雷（Emile de Laveleye）也无不如此，所以他带着讥讽的口吻报道：“国际党的变化开始于布鲁塞尔会议。这个组织原来只想成为一个互相防守，维持或增加工资的大结社——即一种普遍的工联。现在竟梦想假手于消灭工资制度——‘这种奴隶状况的新形态’——完全改变社会。怎样完成这种改变呢？即一切生产工具的公有。‘集产主义’是一种新学说。……社会变成‘集产’，不是由于革命，而是由于‘进化’。这种变化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由于一个会议的议决案。”（见拉氏《现今的社会主义》英文复印件一八七至一八八页——The Socialism of To-day,London）
国际党在一八六八年还发生一桩大事，就是巴枯宁的入党。当马克思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在伦敦遇着巴氏时，曾约其加入，当蒙首肯，并允竭全力为国际党服务。他旋往意大利，马氏将国际党的规程及开幕词寄去，他回信说得很诚恳，但在实际上未尝加入，更没有替国际党效力，大概是认这种机关无足轻重，故不措意。后来国际党的发展一日千里，他以为大可乘机利用，力谋入党。他于一八六七年参预和平自由联盟会的会议，并任职于此会的中央委员会，至异年七月已加入国际党的日内瓦支部，于是要求国际党与和平自由联盟会联盟，所提的条件是，工人对于有产者争取政治的自由，当予以赞助，同时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经济解放，必为之援手。但国际党对于这种可笑的要求加以拒绝。他旋退出和平自由联盟会，与同志们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由他的同志倍克向国际党中央局要求承认同盟会整个地加入，同时得保持自己固有的组织，纲领，和会议，对于认可支部得具有中央局同等的权力等等，并且表示同盟会一经加入，即可弥补国际党唯心论的缺陷。同盟会这种论调颇引起国际党人的忿怒，而法国党员为尤甚；马克思以为准另一个国际政党整个地加入，是违反国际党的规程，不允其请。但巴枯宁必欲他的党徒加入国际党，乃和他们商议，自行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令名支部一起加入，并要求中央局承认同盟会“激烈的”原则。马克思于一八六九年三月替中央局提出的答案是，中央局的职务不是对于各支部的纲领在理论上去加以评判，只是注意于这种纲领与国际党的规程及其精神是否有直接抵触之处，因此中央局主张同盟会的纲领中“阶级平等”那句无味的话应当删去，而代以“铲除阶级”一句话；同盟会于解散自己独立的国际组织后，将各支部的表册送交国际党中央局，即可加入。巴枯宁所统率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于是一面删改纲领，一面宣告解散总机关，凡属于他的各支部便一起跑到国际党来了。
巴枯宁派既得加入国际党，在一八六九年的国际党巴塞尔会议中即独树一帜。此次大会是从九月五日起至十二日止的，预会的代表虽只有七十八人，然代表的国数却比从前加多了，计法国代表二十六人，瑞士代表二十三人，德国代表十二人，比国代表五人，西班牙代表四人，意大利代表三人，英国代表二人（中央局又另派二人），奥地利代表二人，美国代表一人。马克思这一次也没有预会；巴枯宁则代表里昂和那不勒斯的支部参加会议。巴氏宿昔主张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革命独一无二的出发点，此时便由他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大会指定一个委员会提出报告，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复同情于巴氏的见解，报告的概要如下：
“承继权构成私有制的主要特点，大有助于转移地产和社会财富于少数人之手，并捐害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对于获土地为集产一点，成为最重大的障碍之一。在另一方面，承继权无论怎受限制，总是妨害个人，使不能绝对享受心理上和物质上同等发达的权利，总是构成一种不正当的特权，对于社会的平等是一种永久的威胁。本会既已采纳集产的原则，在理当同意于根本铲除承继权，这是解放劳动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一四二至一四三页。）
同时马克思为“迎头痛击”巴枯宁起见，也由中央局提出同一问题于巴塞尔会议。他的提案是根据唯物史观立论的。他以为遗产承继权不是以生产工具为私有财产的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他的法律上的结果，生产工具一旦成为公有财产，则遗产承继权自然合消灭。因此我们所当铲除的是那种使少数人在生时得假借经济势力取得多数人劳动结果的制度。至于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殊属无谓，此举在理论上是虚伪的，在实行上是反动的。不过在现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变更，而劳动阶级已经获得充分的政治力量，能取预备手段的过渡时代，自常增加遗产税，并眼制遗产承继权。
中央局这种提案系针对着巴枯宁的主张及其同志的提案而发，巴氏为力图抵制并当场煽动起见，特起而演说。内中有一段是：“中央局的报告说，法律的上层建筑物常只是一种经济状况的结果。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权利毫无疑义地总不过经济事实的表现与结果。但权利为从前事实的结果，又为以后事实的原因，这也是同样没有疑义的。这是一种很真实而有力的事实，大家如果想达到一种新的制度，必须将他铲除。所以承继权从前是以暴力权提取自然和社会财富的自然结果，到了后来就变成政治国家和法律家庭的基础，批准并保证私人的财产。因此我们赞成铲除承继权。”（见布卢巴合《马克思与巴枯宁》七五页。）
大会对于这两种提案讨论的结果，即付表决。造成巴枯宁派提案的三十二票，反对的二十三票，弃权的十三人，缺席的七人。赞成中央局提案的十九票，反对的三十七票，弃权的六人，缺席的十三人。两案都没有获得绝对大多数的赞成，因此都没有通过。
此事在巴马两方面是都失败了，都胜利了。怎样讲呢？巴枯宁以老革命家的资格，乘许多接近他的产业落后的国家的代表出席大会之际，亲自赞助自己一派所提出的铲除遗产承继权的问题，而未能通过，不能不算是失败。但反糐来一想，他的目的是在和马克思对抗，并夺取国际党的群众，此刻才开始动作，而赞助的人数即多于对方，这自然是一种成功。在另一方面，马氏经过中央局的提案原非自己重要的主张，仅为对抗巴派的一种策略，当时若无此学，则后者的提案也许一帆风顺，为大会所通过，今因此而予以打击，自己的提案虽未通过，然在策略上已告成功。不过巴枯宁加入不久，即与中央局对抗，并获得许多代表的赞助，而其来势的凶猛且远过从前的普鲁东派，国际党从此多事，已有见端，这不能不使中央局和马克思感觉到党的发展前途的危险了。
但中央局在巴塞尔会议中并不是一味受打击，仍获得一种绝大的成功，即他所提出的扩大自己的权力案，为大会所通过。这种提案是出于马克思的主张，他以为国际党是一种阶级争斗的组织，而中央局更是一个指挥作战的机关，如果没有权力，即无从指导各国的支部，尽他应尽的责任。同时预会的代表也多半感觉到各国工人阶级的结合过于薄弱，非集中权力，则中央局形同虚设，决不能尽指挥与监督的职责，遂通过如下的议案。“每个新产生的支部或社团如愿加入国际党，必强将自己的入党意见马上通知中央局。中央局对于每个新社团的加入得予以认可或拒绝，不过须提出于下届大会。凡有联合部之处，中央局对于认可或拒绝一个新支部或社团加入之前，应征求其意见，但仍保有暂时决定此事件的权力。中央局得停止本党一个支部的职权，至下届大会为止。每个联合部可以拒绝或开除一个支部或社团，但不能剥夺他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可以要求中央局停止此支部或社团的职权。一国联合部的社团或支部间如有争议，又各国联合部间如有争议，中央局得加以判决，不过须提交下届大会作最终的决定。”（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一四○页。）
现在要问加入国际党后即存心与马克思争斗的巴枯宁目击这种议案的提出与通过，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反对么？就情理讲，这是当然的，因为这不独是他的政敌的主张，而并且和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从下至上，从外至内的自由组织的原则绝对不兼容。他在这里如不出而反对，那就是不忠实于自己所抱的主义。但出乎意料之外，他不独不反对，而且赞成，不独造成，而且自承上项议案是“由我提议，由巴塞尔会议议决的”。（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九〇页，《致罗马纳国际党人书》——An die Internationlisten der Romagna）闷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在一方面，布卢巴合以为巴枯宁因中央局是革命的，所以愿他具有处置违背国际党精神的支部的权力（参看布氏《马克思与巴枯宁》七九页）。巴氏认中央局是革命的，换句话说，认他的政敌马克思是革命的，即肯牺牲自己神圣的主义而予以赞助，世间没有这样的大傻子。况且中央局始终是革命的，未尝发生变化，巴枯宁此时既赞成扩充他的权力，后来当不致主张削减他的权力，要使他赞成一只国际通信箱。故布氏之说是阿其所好，巧为辩护，殊不足取。
在另一方面，斯巴哥以为巴枯宁认自己党徒的人数必定超过马克思一派，自己必能制胜马氏，而掌握中央局的权力，故于扩充权力案乐得加以赞助（参看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事业》德文本二八〇页）。巴马两人的争斗由来已久，至此时更隐隐形成两派，势不相容，巴氏处心积虑，要推翻异己，贯彻主张，自是实情。不过当时巴派的势力远在马派之下，巴氏要想制胜，已经没有把握，说他会用“欲取固予”的政策，首先助长敌派的势力，为虎附翼，然后从而制之，必无是理。故斯氏之说，不免捕风捉影，深文周内，也不足取。
其实，巴枯宁向来是一个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这一次的举动是一种贪图小便宜，借刀杀人的勾当。他自加入国际党后，即以日内瓦为大本营，而此处的钟表业工人参加选举运动，采取一种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急进派通力合作，他希望马克思借中央局的权力去钳制属于国际党的日内瓦联合会工人政治的机会主义，故很热烈地赞成扩充中央局权力的议案。所以他后来说：“我于一八六九年九月来至巴塞尔会议，挟有一种印象，即一个由阴谋诡计的反动的支部所领导的地方联合会可以滥用他的权力，我于是在中央局的权力中去求一种制止他的方法。”（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八四页）此外，梅林以为巴氏此举大概是由于误会李卜克内西激烈反对石卫茨和倍倍尔参加北德意志国会工作的演说，为足以代表马克思的意见（在事实上马氏并不赞成李氏的说法），想借中央局的力量去反对会议政治的活动（参看梅氏《马克思传》四二四页），这虽可以备一格，但已经近于推测，十分渺茫了。至于认巴氏阴谋将中央局移往日内瓦，自己拟雄据一席，故预先布置这一着，当时本有是说（他自己后来宣言中央局以驻伦敦为宜，瑞士有许多不方便处，参看《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八五至一八六页），然我们在没有发见新证据之前，对此不便加以附和。
现在再回到中央局的提案上去。他在一方面既提出扩大自身权力的议案，以便对于各国支部收统率之功与指臂之效，在另一方面，又提出取消各支部及其他所属团体的部长和会长职务的议案，使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致保持一种君主专制的原则，拥出一尊，大权独揽。
巴塞尔大会对于这种提案也表示同意，议决劝告各支部等等取消部长会长的职权，而代以委员制，怡和中央局在前一年所实行的一样。
然巴塞尔会议不独通过上述各案，并且还有一桩可纪念的事，就是对于前一年土地作为集产的议决案，又重新决定一次。这个问题是用两种方式提出来的：
（一）本会宣布社会具有铲除土地私有权并使土地成为公有财产的权力；
（二）本会宣布土地应当成为公有财产，这是现今的当务之急。
赞成第一种方式提案的有五十四票，反对的四票。赞成第二种方式提案的有五十三票，反对的八票。这两种方式的议案，均得到最大多数的赞成而被通过，从此国际党便确切站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他的旗帜愈加鲜明，他的势力愈加膨胀，而有产阶级对他的惊疑与疾恶也愈加厉害了。
马克思对于巴塞尔会议颇为满意，所以于同月二十五日由德国汉诺威写信给第二个女儿劳拉说：“巴塞尔会议已完毕，进行颇好，我很欢喜。党中这样公开的赛珍会‘带有他的一切疮痍’，我总是系念不置的。没有一个登台献技者达到主义的顶点，但上等阶级的愚鲁又足以补救劳动阶级的过失。我们从没有到过德意志这样小的城镇，其中的小报无不满载这‘可怕的会议’的事实。”（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六年度一卷七七页。）
巴塞尔会议自资产阶级看来，是“可怕”，则国际党这一年在世界各国的进步当更为“可怕”。波士德格特说，在一八六九年，“国际党正是到处发展。旧金山（San Francisco）有一个支部，而美国全国劳动联合会（The Amerycan National Labour Union）此会的首领息尔维斯（Sylvis）方才去世——且被视为一个正式的全国支部。中央局曾注意于里昂，发尔登堡（Waldenburg），索特征尔雷鲁翁（Sottenville les Rouen），巴塞尔，圣亚田（St．Etienne），塞朗（Seraing），（下列各处同在一天内举行的！）厄尔柏夫（Elbeuf），布拉格，格纳齐（Graz）白斯特，维也纳（Vienna）——此处制面包工人因厂主称他们为蠢子，举行同盟罢工——的同盟器工，并注意于美旧金山铁路上中国人的同盟罢工。后列少数同盟罢工，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前列的同盟罢工都是国际党组织效力的符号。比国塞朗炼铁工人的同盟罢工与法国圣亚田矿工的同盟罢工都被他们的政府用最野蛮的方法压平了。‘屠杀’是当时的用语，这也算是用得适当，然一般兵士没有被激怒而施横暴行为，此事使那种维系国际党感情的结合愈加巩固了。意大利也毕竟因那不勒斯联合职工委员会（Naples Federal Trade Committee）而十分得手。德意志有党员十一万人，比利时从前只有三个支部，此时却有六十个支部。”（见波氏《工人的国际党》四四至四五页。）
国际党中央局固然注意于各国的同盟罢工运动，设法为之声援，尤注意于爱尔兰问题，他于是年爱尔兰政治犯赦免问题且特别向英政府提出抗议。爱尔兰问题就表面上看来，好像只是一个民族孤立的问题，换句话说，只是一个局部问题，其实他对于英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故此处不能不多说几句。
首先讲爱尔兰的情形。爱尔兰自受英格兰的压迫，于一八〇〇年与英格兰作所谓“最终联合”（Final Union）以来，自己没有独立的议会，事事受后者的宰制，他的最大部分的土地又为一般住在英格兰的大地主所有，每年的收获都一批一批地被运走了。爱尔兰的主要产物是薯，人民的主要食品也是薯，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七年连遇凶年，薯的收成大减，而爱尔兰九百万人口竟因此减少一半！（饿死的几达一百万人，其余三百多万人则转徙于美洲和澳洲等处。）英格兰的大地主对于这种奇荒不独不于以救济，反于一八四六年从爱尔兰输出麦粉一百三十万截特列（Zentner），牛十九万头，猪四十五万只，羊二十六万头。爱尔兰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既感受绝大的痛苦，便起而作独立运动。当一八三〇年之间，他们在鄂康尼的指导之下，用和平的方法，向英政府要求取消“最终联合”，但丝毫没有效果。至一八四○年之间，便有一个少年爱尔兰党出现，这个党鉴于和平运动的无效，主张专用暴力谋爱尔兰的独立。然英政府运用高压手段来对付一般党人的革命运动，如拘捕革命领袖，封闭言论机关，甚至于在爱尔兰全部宣布戒严之类，都是他的惯技。爱尔兰本部革命运动的势力虽因此削弱，但在美国的爱尔兰飞尼党人（The Fennians）企图革命，曾不稍懈。他们于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在纽约开会，议决于下年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共起革命。至一八六七年三月南爱的都伯林和其他地方有革命的爆发，不过被英政府压平了。革命党人于失望之余，悲愤交集，遂在英格兰从事零星暴动。是年九月曼彻斯特的警察用车押送两个爱尔兰革命党人，在途中被其他挟持武器的党人劫去。英政府于是大捕党人。他不能查出此次事变的主动人，竟于没有获得确实证据的时候，硬认被捕的人中有三人犯了暗杀罪，判处死刑。可是爱尔兰革命党人的暴动并不因此停止，至十二月，他们在克勒垦卫尔（Clerkenwell）监狱墙根施放炸药，计死十二人，伤百余人，因此引起英格兰的恐慌。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爱尔兰的革命运动表示充分的同情，然却不满意爱尔兰党人的暴乱行为（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三卷四三三页），因为在一方面，英格兰宰制爱尔兰，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事件，不是用手枪炸弹杀死少数人可以解决的，在他方面，这种暴行引起英格兰全部的恐慌，而克勒垦卫尔之役所杀伤的，大多数为无产阶级的人，因此失去了英格兰无产阶级的同情，反有碍于革命运动的进行。据马克思的意见，英格兰人民应当帮助爱尔兰独立，而爱尔兰人也应认清他们最近的目标。他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现在要问我们当怎样忠告英格兰的工人？依我的意见，他们必须以取消联合一事……作为自己公布的题目。这是一个英格兰政党对于爱尔兰解放事件在党纲上所能够提出的一种唯一合法和可能的形态。……爱尔兰人所需要的是：（一）自主政府，与英格兰分离独立。（二）农业革命。……（三）为抵制英格兰而施行保税。”（见同书同卷四三五至四三六页。）
马克思这种主张于十二月间提出于中央局，因为中央局鉴于爱尔兰党人事件，开了不少的会议，并向英政府提出请愿书，声明那行将处决的三个党人案是一种司法的残杀行为。至一八六九年十一月马克思因爱尔兰政治犯赦免问题复提出一种掊击英国首相葛拉德士吞的议案于中央局，旋即通过，正式发表。当时英国的报纸对于被囚的爱尔兰党人所受的虐待，都缄口不言，故英政府任意横行，肆无忌惮。马克思的长女小燕妮于一八七〇年三月作许多论文，寄登法国销行最广的《马赛列斯报》，将自由的英格兰待遇政治犯的情形，向欧洲大陆和盘托出，使葛氏无地自容，于是数星期后，大部分爱尔兰政治犯都被释放了。
国际党中央局对于爱尔兰党人赦免问题，除上述的议决案外，还有一种宣布英美资产阶级操纵无产阶级，和爱尔兰独立为英格兰工人解放的先决条件的重要议决案。这种议决案至今犹丝毫没有减损他的价值，因为不独爱尔兰现在仍受英格兰的宰制，仍用得着以此为奋斗的指南针，他并且初次明白向我们指出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有何等密切的关系，今特征引其本文如下。
“英格兰如果是欧洲地主主义（Landlordismus）和资本主义的堡垒，则能予英格兰以一大打击的唯一要点，就在爱尔兰。
“爱尔兰第一就是英国地主主义的堡垒。这种地主主义在爱尔兰如果站不住脚，则他在英格兰也是会倒的。但这种动作在爱尔兰要容易一百倍，因为此处的经济争斗集中于土地财产上，同时这种争斗又是一种民族的争斗，而此处的人民比较英格兰的人民更倾向革命，并且更为忿怒。在爱尔兰的地主主义纯是由英国军队维持的。当两国的强迫联合一经解散，爱尔兰就会起一种社会革命——不过是在陈旧的形态中实现出来的。于是英格兰的地主主义不独丧失他的财富的一大来源，并且也会丧失他的最大的道德力，这就是说，那种代表英格兰统治爱尔兰的力量。在另一方面，英格兰的无产阶级一日维持他的地主在爱尔兰的势力，他在英格兰便一日不能推倒这些地主。
“在相对方面，英格兰资产阶级不独利用爱尔兰人的困苦，使贫穷的爱尔兰人迫而向外转徙，借此去压下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地位，并且还离间无产阶级，使之立子互相敌视的地位。克勒特的工人革命的烈火不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Angelsachsen）强健而迂缓的态度相合。反之，在英格兰一切大工业的中心点，爱尔兰的无产者与英格兰的无产者之间发生，一种很深的对抗。一个平常的英格兰工人恨爱尔兰人为竞争者，扯低了工资和生活程度。英格兰工人对于爱尔兰人怀有一种民族的和宗教的恶感。他们看待爱尔兰人差不多像北美南部诸州的贫苦白人看待黑奴一样。英国无产者中这种对抗是由资产阶级巧为营养，并且使之活现的。他知道这种分离就是他保持势力的真正秘诀。
“这种对抗复现于大西洋的彼岸。一般被牛羊从本境驱逐的爱尔兰人复现身于美国，他们构成该处人口中一很大的和很繁殖的部分。他们唯一的思想和唯一的热情是怀恨英格兰人。英，美的政府——这就是说，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对于这种热情予以营养，借此延长国际的对抗，去阻碍大西洋两岸的劳动阶级每种正经和诚实的联合，因此又阻碍他们共同的解放。
“英政府保持一种巨额常备军唯一的口实是爱尔兰，这种军队在爱尔兰养成横暴的军事行动习惯之后，遇着必要时，——像大家曾经看见的一样——是会转而攻击英格兰工人的。古代罗马在庞大的规模中表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现在英格兰毕竟也表现出来了。凡压制他种民族的人民，也造成了自己的锁链子。
“国际党对于爱尔兰问题的观点是很明白的。他的第一种任务是促成英格兰的社会革命。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必须在爱尔兰实行一种决切的大打击。
“中央局对于爱尔兰人赦免问题的议决案当构成别种议决案的引子，此议决案所宣布的是，把一切国际正义揭开不讲，英格兰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使现今的强迫联合——这就是说，爱尔兰的奴隶境遇——于可能的时候，作成一种同等的和自由的联合，否则必须完全分离。”（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七○至七二页，中央局的机密通告——Confidentielle Miteilung）
中央局这议决案仍旧是出于马克思的建议。但他此时对于爱尔兰问题的见解比在一八六七年有一完全不同之点，就是，他从前以为爱尔兰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当英格兰工人阶级获得胜利，此问题即可连带解决，所以劝吿英格兰工人只止于注重取消英爱的强迫联合；到了一八六九年，他便认爱尔兰问题是一个有关大局的重要问题，而英格兰工人阶级的解放且以此问题的解决为先决条件。梅林以为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即认爱尔兰问题为英格兰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问题（参看梅氏《马克思传》三九八页。）。卫慈尼截（A．Wiznitzer）斥其非是（参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十卷五二页，卫氏《马克思与爱尔兰问题》Marx und die irische Frage）。卫氏的反驳是很对的，因为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已将这一点说明了。“许久以来，就相信爱尔兰的统治可以因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得势而打破。我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常发表这种见解。但更深的研究现在却使我的信仰适得其反。英格兰的工人阶级在爱尔兰分离一事实现之前，决不会大有作为。此事的枢纽必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以爱尔兰问题对于社会运动是很重要的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二二五至二二六页）马克思在此处虽没有明白指出自己对于爱尔兰问题见解的变迁起于何年，然他在一八六九年的建议中才有解决爱尔兰问题为英格兰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话，可见他改变向来的意见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中央局于一八六九年集精会神于爱尔兰问题，至一八七○年，忽因大局的变迁，而转其视线于欧洲大陆。一八七〇年欧洲所起的掀然大波，自然要算德法战争，可是我们于叙述国际党对于此事所持的态度之先，尚须讲拿破仑第三大捕法国国际党党员和中央局提出抗议等事。
拿破仑第三自统治法兰西后，对内对外，多行不义，因此威信扫地，险象环生，为收拾人心起见，于一八七○年要实行所谓“改革”。他因前此“黄袍加身”，是出于民众投票，所以此时对于所谓“改革”，也要举行民众投票，借此自欺欺人。但在举行这种民众投票之前，警察发见一种谋炸拿破第三的阴谋，认此举出于法国国际党党员的主使，遂到处拘捕国际党的领袖人物。中央局接到此项消息，即于五月三日提出抗议，内中说：“本党党纲使本党一切支部负有公然行动的义务。即使党纲对于这一点不清楚，然一个党能和工人阶级的本身为同一物，则他的性质也就使每种秘密结社的形态为不可能了。工人阶级构成每个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并且生产一切财富，就是那僣夺的权力也要假装用他们的名义来统治，他们要有什么阴谋，那阴谋就是公开的，——和太阳对于黑暗的阴谋一样——就是完全觉悟，一出了他们的范围以外，不复有合法势力的存在。……那种对本党法兰西各支部所取惊扰的强暴手段，是特为达到操纵民众投票的目的。”（见梅林《马克思传》四三九页。）
中央局认所谓炸弹的阴谋纯系法政府别有作用，故意捏造的，马克思也很相信这是“警察凭空发明的”，否则“这便是人世间所能有的最大的蠢事。”（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二七九页）然据孔拉底说，有一个人名波笠（Beaury）的，原系逃遁的军曹，自伦敦到巴黎，谋炸拿破仑第三，事前为警察所破获，遂借此尽量株连反对派人。（参见孔氏新的《建国与公社》一六七页）于是报纸喧传国际党党员夫卢龙（G．Floruens）与此事有关，并且牵连到中央局的身上。夫氏是法国一个革命的幻想家，于一八七○年二月在法国作一次小小的暴动，事败后逃往伦敦。马克思称他为一个“癫狂的少年”（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二四〇页），“富于幻想，具有不能忍耐的革命脾气”（见同书同卷二七三页），可是“有很大的决心，有学问，并具有满腔热血”（见同书同卷二七〇页），因此他在中央局两次旁听之后，即被邀参加局务。迨炸弹案发觉，他因“具有不能忍耐的革命脾气”而被诬，中央局又因他而受累了。
中央局于此次抗议之后，又为德法战争连发两次宣言，这都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不过第二次宣言关于军事各节是恩格斯代作的。第一次宣言是掊击拿破仑第三侵略的野心，第二次宣言则斥责普鲁士并吞土地的恶意，这纯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立论，绝没有袒护任何方面资产阶级政府的意味。斯巴哥以为马克思在宣言中“完全具有一个德意志人的精神”，与“自然力持一个德意志人的观点”，并认马氏的见解和俾斯麦，石卫茨等相同，和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相反（参看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事业》德文本二八二至二八三页），他所谓“德意志人”明明是指一个狭义的爱国者，这真是厚诬马克思了！
中央局第一次宣言是一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当时战争的胜负还没有分明，然马克思已断定法兰西第二帝国必倒，所以他说：“无论路易·拿破仑和普鲁士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在巴黎撞过了。这个帝国将以一种滑稽曲告终，恰和他以一种滑稽曲开始一样。但我们不要忘记，使路易·拿破仑能够演恢复第二帝国的恶剧至十八年之久的，是欧洲的一般政府和统治阶级。”（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一五五页。）
此处所指的政府，普鲁士自然也在内，所以宣言上接着又说：“这种战争在德意志方面是一种防御战争。但谁使德意志受逼迫而必须出于防御呢？谁使路易·拿破仑能对德作战呢？就是普鲁士啊！俾斯麦因为要限制国内人民的反对，并使德意志附属于霍亨索伦朝之下，便与路易拿破仑共作阴谋诡计。萨多瓦（Sadowa）之役如果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则法兰西的军队已经涌入德意志，而与普鲁士联盟了。然普鲁士自是役胜利之后，也曾做过一刻梦，要对着受压制的法兰西而树立一个自由的德意志么？适得其反！他小心谨慎地保持他的旧制度固有的好处，而又加上第二帝国的一切装饰品，就是这个帝国的实在的专制主义，虚伪的民主主义，政治上的撞骗，财政上的欺诈，吹牛皮的大话和卑鄙的诡辩。拿破仑的制度向来只发扬于莱茵河的一边，然因此却使其他一边又生出一个同伴。事情既是如此，除掉战争以外，还能有别的结果么？”（见同书一五五至一五六页。）
俾斯麦与拿破仑第三既是一丘之貉，则普鲁土的军事一旦得利，俾氏必大展其野心，所以宣言警告德国的无产阶级道：“德意志的工人阶级如果让现今的战争丧失他的严正防御的性质，而变为一种攻击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是胜是败，同为不详。自所谓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en）以来，降临德意志的一切不幸之事，将蓬蓬勃勃复活起来。”（见同书一五六页。）
然德意志的工人阶级因国际党的领导，已经很有觉悟，即法国的工人阶级也无不如此。国际党巴黎各支部于七月十二日发表宣言道：“‘政治上的野心借口于欧洲的均势和国家的体面又危及世界和平了。法兰西，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工人啊，我们要同声宣布战争的罪恶。……凡因一个优势问题而起的战争，或因一个朝代问题而起的战争，自工人看来，不过是一种犯罪的愚行罢了。有些免除血税的人看见公众的不幸又是一个新投机的泉源，我们对于这些人战争的呼声，特大声疾呼提出抗议，我们所必需的是和平与工作！……德意志的同胞啊！我们的分离必定陷入罗网，使莱茵河南岸的专制主义完全胜利。……各国的工人啊！无论我们目前共同努力的结果如何，我们是国际党的党员，无分畛域，谨向你们表示法兰西工人的善意和敬礼，作为一种不能分离的团结的保证。’”（见同书一五四至一五五页。）
“法兰西工人的呼声在德意志得着回响。七月十六日布蓝士外喜（Braunschweig）所举行的工人群众大会宣布：对于巴黎的宣言完全同意，对于视法兰西为一种民族对抗的观念一概否认，并议决各种案件，内有一种所说的是：‘我们反对一切战争，但尤反对朝代战争。……我们视自己必须从事的防御战争，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恶事，深为痛惜；但同时要唤醒全体有思想的工人阶级，当使这种绝大的社会祸患不能再现，工人阶级要替人民要求决定宣战媾和的权力，因此造成他自己的命运。’刻姆尼斯有一个代表会议，代表五万萨克逊的工人一致通过下列的议案：‘我们用德意志民主主义的名义，尤其是用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名义，宣布现在的战争是一种纯粹朝代的战争。……我们欢欣鼓舞来握法兰西工人伸出来的友谊的手。……一忆及国际党的标语“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我们永远不忘各国工人是我们的朋友，各国的暴君是我们的仇敌。’国际党的柏林支部对于巴黎的宣言也回答道：‘我们对于你们的抗议极表赞同。……我们郑重宣誓，举凡喇叭的吹声或大炮的轰声，举凡胜利或败北，都不足以使我们舍弃自己联合各国工人的共同工作。’”（见同书一五六至一五七页。）
交战国的工人阶级既一致反对战争而注重本阶级的联合，中立国的工人阶级更是如此，这是各国工人阶级一种阶级觉悟的表见，殊可庆幸，所以中央局的宣言于叙述英国工人对于战争的态度后，便以乐观的话作结束了。“英国的工人阶级同样对于法兰西的工人和德意志的工人伸出友谊的手来。他深信无论目前可怖的战争结局怎样，各国工人的联合终久会拔除战争的根源。当着法德两国正在作兄弟残杀的战争之际，一般工人却有和平友谊的信使，互相往来。这种在过去历史上无与比伦的唯一大事实，表见了一种光明前途的景色。他指明一个新社会对着这个在经济上为困苦，在政治上为癫狂的旧社会而兴起了，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为和平，因为在每个国家中都受同一原则——即劳动！——的支配，而这个新社会的开路者就是国际党。（见同书一五七至一五八页。）
中央局对于德法战争的第二次宣言是一八七○年九月九日发表的。当时德意志的爱国者正附和普鲁士的军事当局，倡议要求割让法国亚尔萨斯和洛林两州，作为后来法国对德侵略的物质的担保，所以宣言上用全力驳斥这一点。他首先承认德意志如合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足以屏障南德，在军事上本有利益，但各国的分疆划界，如以军事的利益为标准，则得陇望蜀，人欲无厌，而战争终无已时。“从公道上讲起来，大家把军事上的顾虑，作为标定国界的原则，这不是妄诞无理和时代错误（Anachronismus）么？我们要是依照这种规则，则奥地利尚须要求据有威尼西亚和明韶一带，而法兰西尚须要求据有莱茵流域，去防御巴黎，因为从东北方进攻巴黎，的确比从西南方进攻柏林更为容易。分疆划界如以军事上的利益为标准，则要求移无已时，因为每一条军事防线总有缺陷，总可以由合并前方的区域而加以补救，还有一层，这种防线是永不能作为确定的，因为战胜者会时常向战败者强迫要求扩充防线，而一种新战争又胚胎于此了。（见同书一六一页。）
纵观历史，如此战祸相寻，胜败必且迭更。“一切历史的垂教是：对付国家和对付个人是相同的。要除去他们攻击上的可能，必须剥夺他们防守的工具。不独要扼住他们的咽喉，并且还须杀死他们。如果从前有一个战胜者要破毁一个国家的实力而获得‘物质的保证’，那么，这个人就是拿破仑第一，他借的尔西特条约和他的方法而抵制普鲁士及此外的德意志。然几年之后，他那庞大的势力在德意志国民的眼前如枯草一般破碎了。普鲁士在他的最狂妄的梦想中能够或可以从法兰西获到的‘物质的担保’和拿破仑第一从他取去的一比，算得什么啊？然结局，这一次事件的祸害是不会较少的。历史规定他的报复，不以从法国夺来的方里的面积为标准，而以犯罪的大小为标准，这种犯罪于十九世纪的下半期重新唤起征服的政策。”（见同书一六一至一六二页。）
宣言于指明借战胜的余威，并吞土地，终至互相报复，祸患无穷后，转而叙述德国工人反对合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宣言，法国工人处境的困难，责任的重大，以及英国工人表同情于法国共和政府的活动，而以最勉国际党各支部号召各国的工人运动作结束。“愿本党各支部唤醒工人阶级从事实际运动。一般工人如果忘记了他们的义务，自居于消极的地位，则现今这种可怕的战争只是将来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先锋，并且将使各国的劳动者为据有武器，土地和资本的人所压制而重新失败。（见同书一六六页。）
这段话警告工人阶级至深且切，然四五十年来，欧美各先进国有组织的工人的上层份子既为资产阶级的恩惠政策所饵，复为社会民主党这一类政党机会主义的改良学说所惑，徘徊歧路，不知进取，卒至坐视一九一四年“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爆发而束手无策。及至今日，复“为据有武器，土地和资本的人所压制而重新失败”。我们抚今思昔，真不胜其感慨了！
国际党中央局及各国支部对于德法战争，虽用全力领导各国工人阶级互相联合，去加以反抗，然卒因这个阶级的组织不固，训练未周，不能如愿相偿，而国际党内部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的明争暗斗且愈演愈烈，他已自顾不暇，更无余力来组织并训练各国工人阶级了。
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看见巴枯宁和马克思相处的态度绝不相同：前者时常表现一种仇恨与猜忌的心理，而后者则存心坦白而诚实，未尝杂有何种恶意。巴枯宁采取这种态度大半是出于主观的成见，不尽由于主义的不同，因为他生平痛恨三种人，即德国人，犹太人和学者，马克思不幸为德意志的犹太人和学者，而又揭橥一种新学说，且领导实际运动，足以妨害他的活动与发展，故于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他的主要的——甚至于唯一的——敌人，必欲加以打击，然后快意。所以他于巴塞尔会议的下月二十八日自日内瓦回赫尔岑的信，即表示将与马克思争斗，并讨论争斗的策略。他说：
“我称他〔马克思〕为伟人，为什么要宽容他，甚至于赞美他呢？赫尔岑啊，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公道。我们如果不提及他对于我们一切可恶的行为，便不能够否认——至少是我不能够否认——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劳绩，他以聪明，精壮和诚实的态度为此服务，几乎二十五年了，……在这一点上他毫无疑义地胜过我们一切人。他是国际党的首创者之一，还可以说，是主要的首创者之一。自我看来，这是一种伟大的功劳，无论他已经怎样反对我们，我是永远承认此事的。
“第二种原因是政策，据我的意见，是一种完全正确的策略。……马克思在国际党确是一个有用的人。一直到现在，他是内中一个最坚固，最聪明并最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支柱，是一种抵抗任何种资产阶级潮流或倾向侵入党中的最坚强的堤防。我为满足个人的报复计，如果企图毁灭或减少他这种确实良好的影响，那我自己永不会原恕自己。但有一事是会出现，即我必须马上和他争斗，这不是出于私人嫌怨，而是由于原则的问题，由于国家共产主义，这是他和他所领导的党——英国人和德国人——所热烈拥护的。我们于是会作生死的争斗。不过凡事都有自己的时期；现在时机还没有到。
“我宽容并赞美他。也是出于策略，出于个人的政策。你怎样不知道这些先生们都是我们的仇敌，并且构成一个密集队，为着容易打败他们起见，尤其要分散他们，以便各个击破。你的学识胜过我，必定知道谁首先说过：分散与统治（divide et impera）！我现在如果和马克思作一种公然的争斗，国际党四分之三的人一定反对我，我处于不利的状况中，必定丧失我愿意站的唯一地盘。但我如果从他的乌合的暴徒（Gesindel）开始攻击，大多数人将站在我一方面，你知道马克思是怀有许多恶意欢悦的，就是他自己，看见我结果他的朋友，必定很满意。即使我的计算错误，他替他们来出面，那公然的争斗是自他开始，我于是回转来，而美满的任务即落在我的身上。”（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五八至一六○页。）
我们看了巴枯宁这封信，便知道他屡次称赞马克思不完全出于诚心，还杂有一种策略上的作用。他在表面上虽说和马氏的争斗是“由于原则的问题”，但在骨子里却多“由于私人的嫌怨”，至少是多由于个人的成见，讲到原则，他斥马氏的主张为“国家共产主义”，然他自己却也提倡一种“新的革命国家”，他的党徒在西班牙的革命运动中更造成“无数小的新国家”，他斥马氏为集权者，专政者，然他的三级制的国际兄弟同盟会的组织，其集权与专政实千万倍于马氏（参看本书上面一章的事实）。何况后者的主张集权是为着党的利益，主张专政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原与自己无涉。他在主观上也许真正不愿减少或毁灭马氏在国际党的“确实良好的影响”，但在客观上，因他率领徒众在党中造党（详情见后），满布阴谋，开始凶猛的争斗，不独毁灭了马氏对党这种“确实良好的影响”，并且将已经受着外部打击，正需要内部团结的国际党自身一齐毁灭了！
我们首先明白了巴枯宁对马克思争斗的决心和夺取国际党群众的企图，便容易领略他这一派对于中央局的许多攻击绝非偶然的，在好些场所，巴氏本人虽未尝预闻争议，讲到责任问题，他仍需担负一部分的。他的大本营在瑞士，当时据有两种言论机关：即日内瓦《平等》（Egalité）和罗克尔（Locle）的《进步》（Progrés）。《进步报》是他的信徒基云创办的。《平等报》则由他亲自主持，但巴塞尔会议以后，他自日内瓦移居意大利的洛卡尔罗，此报则由他的信徒洛宾（Robin），白朗（Perron）及国际党其他党员接办，自己不复在报上发表论文了。可是他们却利用此等机关开始攻击和自己旨趣不同的国际党瑞士支部，并以种种毫无理由的罪名加在中央局的身上。“时乎是国际党这个瑞士支部被斥责，时乎是那个瑞士支部被斥责，因为他们违背巴枯宁明白的教训而参加政治运动等等。到了最后，那种许久以来对于中央局勉自抑制的忿怒也公然爆发了。《进步报》和《平等报》讥诮，攻击，并且宣布中央局没有履行义务，例如关于三月一次的报告是；中央局必须放弃对于英国（党务〕的直接支配，而另设一个英国中央委员会去处理英国的事务；中央局对于被囚的爱尔兰革命党人的议决案是超出他的职务范围之外，因为他不当从事于局部的政治问题。《进步报》和《平等报》又偏袒石卫茨向中央局直接要求对于李卜克内西和石卫茨的问题正式表明态度。”（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六六至六七页，国际党中央局的《机密通吿》。）
中央局为着此事特于一八七○年一月一日开一个非常会议，议决六项，送交国际党日内瓦罗马语瑞士联合委员会，一面声明委员会对于中央局如有所质问，当经合法的手续，由秘书负责办理，不得在他的机关报上发出无责任的言论；一面对于《进步》，《和平》两报所指摘的事件，一一加以驳斥；内中最重要并且至今犹有绝大价值的，为第四项中央局与英国地方分会分离问题，和第五项中央局对于爱尔兰人赦免的议决案问题，第五项我们在上面已征引过，今特介绍第四项如下。
“这项议案在‘《平等》’开办之前，中央局的英国委员中时有一二人提及过。但大家总差不多是一致否认的。
“革命的开始虽或出于法国，然只有英国能作为一种严重的经济革命的杠杆。只有英国不复有农民，而地产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只有英国的资本主义形态——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企业之下大规模的联合劳动——差不多据有全部生产。只有英国人口的大多数成为工资劳动者。只有英国的阶级争斗和工人阶级组织因工联之力，已达于某种成熟或普及的程度。只有英国每种经济关系的革命必定直接影响于全世界，这正是他宰制世界市场之赐。地主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这一国有极好的地盘，所以毁灭此等主义的物质条件在此处也最为发达。中央局现在处于一种顺利的地位，可以直接伸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杠杆上，要是让这杠杆落入纯粹英国人的手中，这是何等愚行啊，大家差不多还可以说，这是何等犯罪的行为啊！
“英国人据有社会革命一切必要的物质先决条件。他们所缺乏的，是一致的精神和革命的热忱。只有中央局才可以使他们受一种影响，因此引起一种真正的革命运动，由这种结果可以促成各处〔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种意旨上曾经获得的大效果可以从统治阶级最有能力和最著名的报纸中证明出来，例如《帕尔马尔报》，《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观察报》，《两周评论》（Fortnight Review）都是，至于那众议院和贵族院中所谓急进的议员还完全不必提及，他们最近尚运用一种大力量去对付英国工人的首领。他们公然埋怨我们把工人阶级所具的英国人的精神败坏了，咽塞了，把工人阶级驱入革命的社会主义一途了。
“达到这种变化的唯一方法就在我们以国际党中央局〔的资格〕从事活动。我们以中央局〔的资格〕可以采取种种手段（例如创设士地与劳动同盟会The Land and Labour Longue），后来在公众的面前实现出来，好像是英国工人阶级自家的运动。
“倘若在中央局之外另设一个地方分会，这分会的直接效果是什么呢？地方分会站在国际党中央局与工联总会之间，不能具有权力。就他方面讲，国际党中央局必失去他对于这种大杠杆的影响。我们倘若用一种嚣叫的话去代替这种真实的和不为人所见的工作，那我们或已陷于一种错误，就是公然答复《平等报》为什么‘中央局要担任这种繁难的职务’？
“英格兰不可像别国一样，单作为一国看待。他必须作为资本的总都会看待。”（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六九至七〇页，中央局的《机密通告》。）
我们征引上面几段话，与其说是要说明中央局外不另设英国地方分会的原因，毋宁说是要表明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种机械论，决不承认资本主义发达到极点，社会主义自然会实现，他是很注重革命运动的，所以那些信口乱说马克思主义为机械论的人，盲目瞎说社会主义不先出现于英国是马克思主义无实效的人，以及故意妄逞臆说，指马克思早年主张革命论，晚年主张进化说（即改良说）的人看了马克思亲自出席议决的文件也可以缄口结舌，勿再自欺欺人了。
我们现在言归本题，再接讲国际党的事。日内瓦的罗马语瑞士联合委员会对于中央局所发的通告，予以一种极合理的答复，表明《平等报》对他的攻击是违背委员会的意志，报上所宣传的政策从没有为委员会所赞同，此后该报的编辑当受委员会严格的监督。其实当中央局的通告达到日内瓦委员会时，《平等报》的内部已发生冲突，致演成巴枯宁派全数退出之事。此报的编辑部共有九人，而巴枯宁派居其七，多数派的洛宾与少数派的瓦利（Waehry）因私人争斗而以去就要挟瓦氏退出报馆。洛氏未遂所求，遂与其他六人同时退出，《平等报》从此落入一个极端反巴枯宁的俄人乌丁（R．Utin）之手了。
《平等报》内部的分裂是由于巴枯宁派与反对派之争，而罗马语瑞士联合会的分裂也是如此。这个会是一八六九年一月由国际党的卫尔士（Welsch）瑞士各支部组织的；至一八七○年四月四日在勺得对（Chaux-de-Fonds）开会，有一个问题为会中争执的焦点，就是曾经加入国际党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日内瓦支部是否准其加入罗马语瑞士联合会。预会的人有二十一名为巴枯宁主义者，都投票赞成同盟会支部的加入，此外的十八名为反对派，一致投票否决。巴枯宁派在会中虽多三人，然所代表的人数只有六百，其余的十八人所代表的人数足有二千，双方因此相持不下，以致决裂。双方都自称为罗马语瑞士联合会，双方都以此事通告国际党中央局。中央局本其巴塞尔会议赋予的权力，于六月二十八日决定承认少数派有应用罗马语瑞士联合会名称之权，至于勺得对的多数派既是有名无实，当另自择定名称。然所谓多数派却不服从中央局的判决，仍旧使用原来的名称，并极力攻击中央局擅权专制，因此中央局即与之断绝关系。至一八七一年十一月这一派组织拢来，名为朱辣联合会，而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群集于此会中，他们后来在巴枯宁派的国际党史上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上面所谓反对派未必就是马克思派，并且这种争斗不仅出现于瑞士，还出现于法国。例如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九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里昂的党员将理查（Richard）逐出他们团体之外，然中央局尚须决定此事。理氏在里昂向来是个领袖，系一年轻活泼的人，除掉依附巴枯宁和因此而发生的过度聪明外，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可责备之处。我们上次的通告〔按此即指上文所说致日内瓦罗马语瑞士联合委员会的通告〕似乎引起许多热烈的感情，在瑞士和法兰西发生一种驱逐巴枯宁主义者的事。然事情当有限度，因此我当留心，不使有不正当的事出现。（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二四八页。）
我们从上面一段话中不独可以看出中央局的通告所发生的效果，并且还可窥见马氏对于巴枯宁派原来是持一种公正态度，丝毫没有推波助澜，故意加异己者以何种罪名的心理。不幸历时不过四十日，他因误信别人不正确的报告，以德意志通信秘书的资格，草就一种《机密通告》，于是年三月二十八日寄至柯格尔曼处转交德国埃塞那哈的布蓝士外喜执行委员会。这种通告的中坚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中央局对罗马语瑞士联合委员会的通告，而其前后则附有马克思指摘巴枯宁的议论。
马氏首先叙述国际党成立后他和巴枯宁相见，并邀其入党，后者虽满口答应，但终舍此而加入和平自由联盟会，且提出一种荒谬的纲领，如“阶级平等”，“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革命的入手办法”等等。次言巴氏后来退出联盟会，加入国际党，并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企图整个地加入国际党，而保存其特别的中央组织和会议等等，虽经中央局的拒绝，非解散这种国际组织，不得加入，但“同盟会在名义上解散了，而实际上是在巴枯宁的领导之下继续存在的。”（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六五页，中央局的《机密通告》。）
以上所述，均系事实，是完全可靠的。基云在他的《国际党》（L’Internationale）一书中对于同盟会秘密存在一点权力加以否认，并斥此为马克思派所捏造。其实巴枯宁于一八七二年四月五日写信给西班牙人穆拉（Frandisco Mora），内中有一段说：“国际党和我们可爱的同盟会在意大利……已有很大的发展，毫无疑义你是知道的。……意大利有一种青年为其他国家所没有，他们是热烈，精壮，完全不遵常轨，他们没有前程，没有出路，虽出身于资产阶级，但并不像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青年一样，在道德和智识上是精疲力竭了。他们现在投身于革命的社会主义中，而采用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会的纲领。”（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二〇至一二一页）这段话两次提及同盟会，不是这个机关秘密存在的铁证么？巴氏在信末复加入一句：“请将此信焚毁，因为内中含有名字。”（见同书同卷一二一页）试问信中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里用得着焚毁？
凡党中分派，最容易引起党的分裂，非到正式党已陷入病态中不可救药，而持异议者自有正确的主张，万不能出此。至于党中另建立一个党，更与分派不同，道完全是一桩极严重的事，在一个畸形的阶级间的党中尤有可说，讲到国际党，明明是一个近世无产阶级的政党，凡不愿替这个阶级服务的人，即不应加入，经加入，又在他的里面另造一个党，便是一种缺乏政治道德的鬼鬼祟祟的勾当，绝非光明磊落的革命家所当出此。可是我们如果以此去责备巴枯宁及其党徒，他们一定要笑这是一种不懂策略的傻话。巴氏于一八七○年写信给一个老朋友，曾表示他的革命的伦理说：“我们不可为缺乏援助和缺乏金钱所屈服，不可陷入无能为力的境界。……否则最好辞去职务，跑到寺观里面去。……凡不是小孩子或黄发理想家的人必须利用一切手段去达到目的。”（见《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第八期七六五页）所以巴氏将前此的秘密组织安置在国际党中，造成一个党中有党的局面，也不过是实行自己所标榜的“利用一切手段去达到目的”的主义，自他看来，这原是应该的。
我们的插话和评论完毕后，现在再接着讲《机密通吿》。内中对于巴枯宁的叙述也有好些是不正确的。例如马克思认巴氏在巴塞尔会议提出遗产承继权问题，是想借此获到胜利，好遂其移中央局于日内瓦的阴谋，这似乎近于揣测，因为他在会议前，已决定由日内瓦移居洛卡尔罗，果有此项阴谋，或不致有迁移的计划。至于《平等报》和《进步报》攻击中央局的言论，是出于他的党徒，马克思认此事全系他的意旨，也不免有些误会。此外，马氏以为赫尔岑死后每年遗下二万五千法郎，作为俄国一个伪社会主义的大斯拉夫主义党宣传之费，巴枯宁在赫尔岑生时既与之绝交，于其死后却称道不置，是因为获得此项遗产。其实俄国并没有这样一个党的存在，所谓赫尔岑遗产一事，也是俄国一个社会主义者巴哈墨截夫斯基（Bachmetjewsch）为宣传主义，交给赫尔岑保管的二万法郎之误，后来并未落入巴枯宁之手。
统观马克思在《机密通告》中对于巴枯宁的议论，有切合实情的，也有出于推测或误会的。然后者是一个人和其他主义不同的人争斗时所难免的过失，不足深责；惟是他最后说巴枯宁一面痛恨遗产，一面又承受赫尔岑的遗产，此事涉及巴氏的人格问题，所关非浅，如系捏造事实，故意败坏巴氏的名誉，那我们也不能替他原谅。但他在《机密通告》中固已提及一般亡命于日内瓦的俄国青年学生表示“他们必须马上公开揭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为此人说两种完全不同的话,在俄国是一种，在欧洲又是一种。”（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七五页）这些学生在日内瓦组织一个国际党的俄国支部，于《机密通告》发出前的两星期要求中央局的批准，并特别致书马氏，请他代充他们驻中央局的代表。这个组织系受俄人乌丁的指挥，而乌氏则征集甚至于捏造不利于巴枯宁的事实，直接或间接报告马克思。据马氏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恩格斯的信看来，他是从倍克的信中得知巴氏取得赫尔岑遗产的事（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二五九页），可见乌丁关于此事的报告是由倍克间接转去的。布卢巴合以为“除掉狂溺之徒外，在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不觉得马克思这种通告是他的品格上一个污点的”（见布氏《马克思与巴枯宁》九八页）。马克思对于巴枯宁发生了好些误会，因此攻击巴氏不免有过当的地方，这是实在的，他对于别人关于巴氏的报告，没有确实调査，即为宣布，以致演成错误，这也是实在的，我们承认这是他一时的过失，但绝对不承认这是他的“品格上一个污点”，因为他未尝故意捏造事实，去诬蔑巴枯宁，他的言论都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巴枯宁的攻击马克思，却完全造谣，不须根据丝毫的事实。例如他在一八七一年年底写给意大利同志的一封信中说：
“马克思是好虚荣的，好虚荣至于龌龊，至于发狂。谁不幸无意冒犯了他这种病态的，感觉敏锐的和易激怒的虚荣心，谁就变成他的死敌，他于是运用一切方法，在事实上是利用最可耻的，最非法的手段，在舆论中去伤残这个人。他说谎，捏造谣言，并努力散布最龌龊的蜚语。……
“他一经下令要迫害一个人，那无论怎样卑鄙和不名誉的事都做得出来。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在伦敦，法国，尤其是德国，便有一小批多少聪明的，阴谋诡计的，活动的和投机的犹太人围绕他，他们是——犹太人到处是这样——商业经理，银行经理，文人，政客，一切黑暗报纸的通信员，总说一句，文字经纪，和他们为财政经纪一样，他们一脚踏在银行中，一脚踏在社会主义的运动中，一屁股坐在德意志的日报上——他们宰制一切报纸——你们可以想象会产出怎样作恶的文字。
“这整个的犹太世界构成一个剥削的私派，一种吃血的人民和一种唯一的寄生者，他不独超过国界，并且超过政治意见的一切差异——这个犹太世界现在大半一方面受马克思的指挥，一方面受洛特细尔特（Rothschild按洛氏为著名的大银行家）的指挥。我确切相信洛氏一家人在一方面很重视马克思的功劳，而马克思在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也怀着一种本能的倾向和大敬意。
“此事好像有些奇怪。在共产主义与大银行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啊！马克思的共产主发所要求的是强有力的国家的集中，凡有这种集中之处，不可免地必须有一种集中的国家银行的存在，凡有这种银行存在之处，那在人民劳动中投机的寄生的犹太民族也总找得着方法生存。……（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〇六至二〇九页。）
巴枯宁这样把虚荣心，无耻的造谣报复，犹太人，银行家和共产主义等等矫揉造作，连贯起来，去攻击马克思，这才真是他的“品格上一个误点”！可是著《马克思与巴枯宁》一书的布卢巴合对于这一点却一声不响！不过布氏近已由无政府主义者而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大作恐怕又要改编罢？
我们现在再向到本文上去。播弄是非的乌丁不独以关于巴枯宁的材料供给马克思，并且在日内瓦作不正当的反巴枯宁运动。他在此处的国际党中央支部很占势力，遂怂恿这个团体于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三日议决驱逐巴枯宁及其信徒三人出会，因为他们是隶属于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支部的。他后来又在外面宣言，同盟会的支部从没有为中央局所承认，前者所称从后者取得的文件，全系伪造。从前在平等报上极力攻击中央局后来因马克思的赞助得加入局中的洛宾，当时因同盟会支部的要求，请中央局宣布这个支部从他所获得的文件的真实性。中央局旋应其请，于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中宣布曾于一八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正式承认同盟会支部加入国际党，并予以书面的答复。
可是中央局的答复方来，日内瓦同盟会的支部即于八月六日，借口为保持国际党内部的一致起见，特自行解散。布卢巴合也认此事的出现，是由于这个支部的会员要免除国际党中一种无谓的纠纷，于是极力称赞他们的宽和敦厚（参看布氏《马克思与巴枯宁》一一六页）。其实同盟会的支部内部互相争斗，弄得淹淹待毙，无法支持，才有此举。巴枯宁于事前得到消息，大不谓然，斥此为自杀，并于八月六日写信给他的党徒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真正相信在欧洲的国际党已达到如此地步，非使大家借卑屈的外交行动，怯懦和阴谋，即不复能够生息行动于其中么？倘若是这样，那国际党便不值一钱，当视为被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精神所败坏的组织，即予以解散。但我们不要这样去侮辱他。他并不坏，我们却是懦弱无能。我们局促于自己权限的感觉之内，和情愿的殉道者一样，默不作声，其实我们本来当把诽谤者拖到光天化日之下，用一击还一击的方法去报复。我们不去做这桩事，因为自己内部分裂，当着危急之际，各人似乎都愿意自图安全，并在自己的小屋子中像阿溪里（Achilles）一样忿怒填膺。我不是指摘个人，而是叙进事实。我们的仇敌却因我们的分裂和沉默，大得利益。……因此当怎样办呢？只有一法，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重新从事于我们的战斗。大家不要怕因此毁灭了国际党。如果有什么事件能够毁灭他，那就是日内瓦和伦敦的敌人全剧中的外交，阴谋及暗中活动。在光天化日中的争斗不能够使国际党更有生命和力量，因为这种白天的争斗不能够为个人的争斗，必定为两种原则——集权的共产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大争斗。”（见《巴枯宁全集》第二卷一七二页。）
巴枯宁上面一段话竟将乌丁的行动归罪于马克思，而他号召党徒要和马氏大决战的心事也完全表现出来了。他在信中指示他们根据他给基云的稿子，草就一种宣言，公布出来，并且提议派基云取道比利时，联络同志，然后前往伦敦参预是年九月国际党的伦敦会议。可是他所嘱草的宣言至一八七三年才出现，基云往英国之举也没有实现，而伦敦会议的结果且使马克思主义获到胜利，因此引起巴枯宁派的忿怒和抗议。由是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蒐集实力，积极备战，遂有海牙会议的大决斗，我们现在将这些事件一一叙述于下。
国际党一八六九年的巴塞尔会议议决下届常年大会在巴黎举行。可是一八七○年上半年法政府因民众投票之前发现炸弹案，大捕国际党党员，国际党受此打击，不能在法开会。中央局于七月间指定德国梅慈为开会地点，然德法战争的爆发又使这种计划不能实现，因此是年遂没有举行常年大会。
至一八七一年，国际党在欧洲大陆所处的境遇非常不顺利，如在法国的支部，则因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完全破碎，在德国和奥国的支部则因政府对于一般首领加以叛逆罪，横加压迫而受一大打击，在意大利唯一有力的那不勒斯支部则被警察解散，在西班牙的支部也受警察的压迫，使部中职员不得不向葡萄牙作亡命客。中央局视此情形，知道不能召集公然的正式会议，遂援照一八六五年的成例，由大多数联合支部的允许，在伦敦开一个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从九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三日止，预会的代表共二十三人，计比利时代表六人，瑞士代表二人，西班牙代表一人，中央局代表十三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在内，然在中央局十三人中仅七个通信秘书有表决权，其余六人只有发议权。
伦敦会议的议决案很多，然内中最重要的，为关于注重政治效能的议决案，这是马克思主义深深印入国际党的明证。“这种议决案重行申述〔国际党〕规程及开幕词中注重政治活动的节段，并重行申述上面所引的洛桑会议的议决案和中央局对于一八七○年民众投票所谓法兰西国际党党员阴谋案的宣言。议决案中所说的是，英国，欧洲大陆，和美洲国际党各支部所负的一定任务，不独是构成工人阶级组织的中心点，并且还须对于各本国每种有助于国际党达到最终目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予以援助。这种议决案继续说明有无数反动势力对抗国际党，他们对于工人每种解放的努力，厚颜无耻地横加压制，并力求假手于暴力去延长阶级对抗和因阶级对抗造成的各有产阶级的政权。工人阶级要构成一个特别政党去和各有产阶级的旧政党对抗，才能够对付他们这种完固的势力。造成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社会革命及其最终目的——铲除阶级——所不可缺少的。将工人阶级在经济争斗中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的零星势力联合拢来，必定可作为无产阶级抵抗他的掠夺者政治势力的武器。〔伦敦〕会议基于这些理由，特促起国际党一切党员注意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争斗和经济争斗是连在一起，不能分离的。”（见斯节克诺夫《海牙会议后的巴枯宁主义国际党》四至五页，一九一四出版。Die Bak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nach dem haager Kongress）
伦敦会议既看出造成无产阶级的政党为社会革命及其最终目的必要的条件,所以对于党的组织问题，也有一种明白的议决。就是中央局的名称只为国际党的中央机关所独有，至于各国的总机关当名为联合会（Föderalrät）或联合委员会（Föderalkomitter），各国的地方支部当依各地方的名称，名为某地支部，所有互助主义者，集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等会的名目当一律取消。各国的工人阶级当组织妇女支部。又中央局有决定下层常年大会或代替常年大会的其他会议开会地点和时间之权，所有党员每年当向中央局缴纳党费一便士。
此外，伦敦会议对于党内党外的纠纷也均有适当的处置。第一为朱辣多数派因不服一八七〇年中央局的决定所提出的抗议。伦敦会议审查的结果，认中央局前此的处置为得当，不过为保持国际党团结一致的精神起见，特忠告朱辣各支部的忠实工人再行加入日内瓦联合会，否则可称他们的中央机关为朱辣联合会，同时并申明中央局以后对于国际党中所谓机关报在资产阶级公众之前，讨论的一切不便公开的内部问题——如罗克尔的《进步报》和朱辣的《团结报》（Solidearitié）所作所为的一样——当具有取缔的权力。
第二为涅洽叶夫的讼案。涅氏为俄国一个招摇撞骗的暴徒，于一八六九年春季到日内瓦，伪称自己是由彼得保罗监狱逃出来的国事犯，且为一个秘密的全俄革命党全权委员会代表。这种骗术居然使巴枯宁入了彀。巴氏见他满具革命精神，遂称之写“小老虎”，对他推心置腹，深信不疑。但素来喜用阴谋诡计的巴氏也用自己脑袋中所发明的“欧洲革命同盟会”的名义，派涅氏为全权代表，于是年秋季遄返俄国，从事革命运动。涅洽叶夫既携有巴枯宁署名的公文，便是“如虎添翼”，遂在俄国的青年学生中装腔作势，信口开河，居然获得许多信徒。同时又宣言自己是全俄革命党全权委员会的代表，他这样在本国撒谎，自然容易被人窥破，有一个学生叫做伊万诺夫（Iwanow）的，对于他所说的秘密机关发生疑窦，他于是露出那“小老虎”的威风，将伊氏杀死，投入河中了！涅洽叶夫自己逃至外国，然因案发而系狱并处重刑的在八十人以上，尤以学生为多。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借口这种讼案攻击国际党，因此伦敦会议特令中央局草就一种正式宣言，表明国际党与涅氏的案件丝毫没有关系。这种宣言后来是由乌丁起草，在《平等报》上发表的。
参预伦敦会议的人，大概是本一种和衷共济的精神，作审时度势的措置，所以各种议案都平安通过，绝少纷争，可是会中的进行虽十分顺利，而会外却起了一个波浪，不用说，这就是巴枯宁派的反对。马克思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波尔特说：“巴枯宁……尽毕生之力，和他的残余党徒筹划对〔伦敦〕会议的抗议。他为着这个目的，特和日内瓦及伦敦一部分堕落的法兰西亡命客（也是一少数的部分）互相结合。〔他们〕所发出的口号是，大德意志主义（即俾斯麦主义）支配了中央局。这种口实系根据一种不可原恕的事实，就是，我生而为德意志人，在实际上对于中央局有一种决切的智力上的影响。（注意：德国人在中央局少于英国人三分之二，并且也少于法国人三分之二。罪过就在英法的份子在学说上为德国的份子所支配（！）而这种支配——这就是说，德意志的学说——是很有用的，并且还是不可少的。）”（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四○页。）
巴枯宁虽极力反对伦敦会议的议决案，并反对马克思，但自己只是运筹帷幄，并没有亲自出马。对于伦敦会议和马克思打冲锋的是巴派同盟会的瑞士各支部。我们已经说过，日内瓦的同盟会支部因内部互相争斗，于一八七一年八月六日自行解散了。旋因受巴枯宁的责备和日内瓦的法国亡命客的帮助，又马上组织起来，自称为宣传与社会革命行动支部。（The Section of Propatanda and social Revolutionary Action）“中央局不肯承认这个新组织，因为他仍然不过同盟会的支流和旧来的阴谋的中心点。”（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〇四至二〇五页）但为着对抗伦敦会议而于十一月十二日在松韦勒尔（Sonvillier）开会的瑞士各支部却承认宣传与社会革命行动支部所派的两个代表加入会议，至于他们自己呢，一共只有八个支部，计代表十四人。这些代表聚会一堂，首先作出一种滑稽的议决，即宣言解散罗马语瑞士联合会，将他们的总机关更名为朱辣联合会，然却不承认这是遵照伦敦会议的议决，而是应用自己从前所拟定的名称。
但这次会议最重大的事件还在对于国际党的一切联合会发出一种通告，要求他们加入朱辣党员反抗中央局之举，以便于最短期内召集大会。通告中历举国际党的规程和巴塞尔会议扩大中央局的议决，而斥后者为“给予中央局以一种危险的权力，并且预先看不出此事的结果，更是不对。”（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六七页）中央局的委员以地位的关系，因利乘便，竟令“他们特别的纲领和个人的学说来统治国际党。他们自视为一种政府，自然要把自己的意见当作正式的学说，在党中独享权利；对于其他支部所发表的意见不得视为具有同等价值的合法的表现，而视为一种邪说！……各国的通信秘书不复是各联合会中立的和公正的居间人，马上变成正宗教义的使徒，力求宣传教义，谋取私派的利益，去损伤本党共同的利益。……中央局变成阴谋的中心；而反对者则受嘲笑，被诽谤：于是争斗，公开的争斗终于在本党的怀中爆发出来了。”（见同书同卷一六七页。）
乃告书接着蹄罪中央局不于一八七一年召集正式大会，而偏举行秘密的伦敦台议，于国际党的规程是没有根据，不延请朱辣各支部和其他许多支部（，）盎加合议，是为逖法，给予自己六代表以发权，更是有心作偷。一这大会议……竟要从国际党名自主支部的自由联合中造成一相受训辣的支部等级的集檐细镇，使之伏虐于中央局的支章之下，面受其任意扣纪加入或停止活动的处分。此次会议又议决使中央局决定下届大会或代替大会的会议的时期与地点，便是对于这种（集权的]建筑物加上一个屋顶。……环境表现有利于这种倾向，道一派的理想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档，他相信到际党因近来事变的结果，必须改甏原来的组俄，而代以一种由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等级机织，自我们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当我们说明这种倾向和事官时，我们的装务是在用社会革命的名义，加以反抗，至于这种革命是我们力求实现的，而他的纲领是‘劳动者的解放由劳动者自己去担负’，不承认任何种领导的权力，即使这种权力是由工人选举并得到他们的允许，也是不管的。”（见同书同卷一六八页。）
通告书自抬出“社会革命”这块虎头牌做反抗的口实后，便进而要求建立各支部自主的原则，要求中央局不顾成立以来工人阶级争斗发展中实际的需要，回转至巴塞尔会议以前的状况，做国际间“一个简单通信和统计的机关”。为什么一定要他向后退呢？除掉自由与平等的两大原则神圣不可侵犯外，还有一种极大极大的理由，让我们快些写在下面罢：
“将来的社会应当不外是国际党所表现的组织的普遍化。所以我们必须留心使这种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一个平等和自由社会怎能从一种集权的组织中发展出来呢？国际党系将来人类社会的胚胎,从此以后，须保持我们自由与联合原则的忠实图案，抛弃每种企图集权和专政的原则。（见同书同卷一六九页。）
这封通告书虽出自基云的手笔，然据巴枯宁自己说：“我读了他之后，是完全赞成的。”（见同书同卷一六四页）因此这里毫无疑义地可以代表他的意见。但我们细心翻阅全文，他除掉从自由与平等两个空洞的原则去指摘中央局外，举不出后者真正越权违法的事实来。中央局唯一的大罪是趋向集权，然通告书明白承认〔环境表现有利于这种倾向〕，“他相信国际党因近来事变的结果〔按此当指巴黎公社因工人阶级无强固组织而失败的事〕必须改变原来的组织而代以一种由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等级组织”，可见中央局的主张原是应事实上的需要而起，原是从实际生活中发生出来，从社会革命的利害着眼的，这不比不顾实际，专从抽象原则出发的空谈家或乌托邦主义者的主张切实得多么？还有一层，中央局的权力不是自己篡夺来的，而是巴塞尔会议授予的，当时巴枯宁和基云不独不反对增加他的权力，并且极力予以赞助，此时感觉到于己派不利，便高唱自由与平等的原则来相抵抗，但当初此等原则到那里去了呢？
最好笑的是把国际党看做将来人类社会的雏形，硬要他预先自由平等一下，以便垂范将来！我们说无政府主义者是乌托邦主义者，有人也许以为是言过其实，但这桩事就是一个明证。当近世无产阶级还没有壮大，阶级争斗未曾展开的时代，英法一班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多有共产试验场的组织，作为改造社会的榜样，这种组织——如欧文的共产实验场和卡伯的伊卡利等等——勉强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胚胎”。至于因无产阶级壮大和阶级争斗发展，应运而生的党会，是一种和统治阶级作战的组织，绝对谈不到什么“将来人类社会的胚胎”或雏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或巴枯宁主义者不是没有参加过实际争斗，就是不能从这种争斗中得到教训，所以把自己对统治阶段作战的组织常作将来体会的新模型，其缺乏常识一至如此，怪不得普列汉诺夫要称巴枯宁为“双料的乌托邦主义者”！
话虽这样说,但我们如果相信巴枯宁及其党徒尽是一些为自由与平等两个抽象原则而争斗的大傻子，未免太笨。因为这些东西只是争斗中的一种幌子，换句话来说，只是号召群众，对付中央局和马克思的武器，而绝不是自律的信条。否则他们声声口口斥中央局不该倾向“一种由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等级组织”，自己一派的国际兄弟同盟会为什么又分为三级，而且第一级的“国际兄弟”不使其余两级的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参看本书上面一章）呢？！知道这不是百分之百的“一种由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等级组织”么？难道这是合乎自由与平等两个原则的“将来社会的胚胎”么？！难道“一个平等和自由的社会”能从这种极集权能事的“组织中发生出来”么？！在巴枯宁及其少数党徒做了这种鬼鬼祟祟的事，就是正常的应当的，在中央局和马克思为革命利益计，堂堂正正主张扩大指导总机关的权力，就是阴谋诡计，罪大恶极！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礼法岂为我辈而设？巴枯宁及其党徒的真意大概是在此罢？！
自朱辣联合会会议的代表们这种虚构事实，勇于责人的通告发表后，复经巴枯宁，基云等对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国书信的活动，资产阶级报纸的转载和挑拨，在各国党发生了相当的效力。尤其是比利时的联合会首先响应，他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四五日大会中有下列的议决：
“眼见各反动报纸每日传播荒谬的蜚语，说要把国际党变成一种专制的团体，假手于等级制的方法，使一切党员都屈服于上级机关的训练与命令之下。
“复念及反专制主义和集权的国际党时常相信他的组织必须和他的原则一致，
“特郑重宣言，国际党不过是一种完全自主的联合会的集合体，而中央局不过是一种通信和报告的中枢，决非别的组织。”（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此外，西班牙，甚至于英国都因受蛊惑或自身的利害关系，呈出一种反中央局的趋势，而意大利的国际党各支部联合会竟不肯参加一八七二年的海牙大会，并与中央局断绝一切关系。
中央局处此内外夹攻之际，为表明事实的真相起见，特于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发出一种非公开的通告，对于巴枯宁派的通告书加以驳斥。这种通告名为《所谓国际党的轧栎（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I’Internationale）。HpeP。pe，大概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而恩格斯也曾参加工作（参看梅林《马克思传》四八五页）。
中央局的通告说明国际党内部的纷扰，是由于少数阴谋家从中作祟，尤以巴枯宁为祸首。书中历述巴枯宁创设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目的，在巴塞尔会议提案的用意，涅洽叶夫在俄国遗累无辜青年的勾当，以及巴氏的信徒理查德和加斯帕特·勃郞（Gaspart Blanc）卖党求荣的事实等等。内中所说，有些是很对的，有些却不正确，恰和《机密通告》所犯的毛病一样。此等争辩的议论，因事过境迁，已成陈迹，我们也用不着多所介绍。惟通告中有两段话说明固守门户的社会主义的私派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及国际党的兴起和性质，很关重要，今特征引如下：
“在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争斗中，起首一期总是由固守门户的私派运动标明出来的。当无产阶级的发达还不能够为阶级行动之时，这种私派运动自有他的存在的理由。单个的思想家批评社会的矛盾，而提出幻想的解决方法，工人群众对于他们只须接受过来，予以传播，见诸实行就成了。此等开路先锋所创造的私派正和他们的性质相符，对于每种实际的活动如政治，同盟罢工和结社，总说一句，对于每种公共运动，是远而避之。无产阶级的群众对于他们的宣传是漠不关心，甚至于取一种仇视的态度。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听从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及伊卡利之徒，恰和英国的宪章主义与工联主义者不愿意听从欧文主义者一样。这些私派原来是运动的杠杆，然这种运动一经超过他们向前进展，他们便变成他的障碍物；他们于是变成反动的。……总说一句，这是无产阶级的幼稚状态，和占星术及炼金术为科学的摇床一样。无产阶级必须超过这一步，国际党的创设才是可能的。
“国际党对照着此等私派幻想的组织，而为各处无产阶级真正的和作战的（kampfgewillte，militant)组织，此等地方在对资本家，地主及其有组织的阶级统治——国家——争斗时，是互相结合的。就是国际党的规程也只承认追寻同一目的并采纳同一纲领的工人联合会，至于这种纲领仅规定无产阶级运动的大纲，而理论的作成则让诸实际争斗中的需要和各支部思想的交换，因此他一律灌输一切社会主义的信仰于他们的机关和大会中。”（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二二至二三页。）
巴枯宁自看见这种通告后，怒不可遏，不禁破口大骂。他于一八七二年六月十二日写信给朱辣的同志说：“达摩克利斯（Damokles）的剑久已威吓我们，毕竟砍在我们的头上了。这本来不是剑，只是马克思君平常的武器——一堆废物。……可笑的发明，伪造的原则和事实，可恨的讥讽，粗率的谎言，无耻的蜚语，总说一句，马克思君在战场中的全副武器。这是一切荒谬和龌龊史的有系统的征集，而德意志和俄罗斯的犹太人——他的朋友，代理人，学生，同时又是他的杀人的帮手——顽劣的恶性根传播这些东西来反对我们，尤其是反对我，几及三年，特别是自不幸的巴塞尔会议以来更甚，因为我们在会中敢于和大多数人反对马克思的政策。”（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七页。）
统观巴枯宁对马克思的争斗，最初是对人的成分居多，主义的成分较少。巴枯宁素来痛恨马克思，自加入国际党后，眼见马克思主义已逐渐取得领导权，自己本着向来本能上自由平等的主张，急思独树一帜，去夺取群众，于是不惜运用阴谋（如从前的秘密组织仍令其继续存在是），相与周旋。迨衅隙既开，彼此摭拾浮言，互相攻评，对人的问题愈益显著。在这种攻评中，双方都有过失，自不待言，不过就有心作伪和故意诬蔑一点讲，巴氏方面表现得独多，而马氏方面似乎未尝有过。不过我们如把巴马之争看做完全对人的问题，便是一绝大错误。因为不独巴氏于对人的问题要用主义做幌子，以便说得冠冕堂皇，易于动听，而且双方参战的人大都是为着主义而来的，否则大家岂不有“吹绉一池春水”之感么？总而言之，巴马两人的主张，实足以代表当时两个人群集团——即产业落后的国家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阶级的集团及产业发展的国家经过争斗的无产阶级的集团——的思想的倾向（这当然是就总的趋势讲的，单个的事件未必如此，如产业最发达的英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因变成工人贵族，别有作用，不惜与巴派携手，就是一例），故他们的争斗有声有色，震动一时，愈到后来，则主义的成分愈加增高，而表现为各支部独立自主和中央局集权之争，即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争。这两种主义既根本不相容，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政府主义更是尽量批评，丝毫不肯宽假。今特再度介绍他们的评论，然后及于双方的决斗。
恩格斯有一次写信给柯洛，批评巴枯宁的学说道：“巴枯宁有一种奇怪的学说，即一种普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依照这种学说，第一个要点是，不视资本以及因社会发达而起的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间的阶级对抗为应当铲除的主要弊端，而视国家为应当铲除的主要弊端。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大群众，和我们的见解是，国家的权力并非别的东西，不过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保护他的社会特权的组织，然巴枯宁却主张：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的资本仅悬在国家的手中。国家既为主要的弊端，所以大家必须先铲除国家，于是资本自然歼灭了；反之，我们以为铲除资本，消灭少数人手中据有全部生产工具的事件，则国家自然会倒下来。这个异点的主要地方就在：没有社会革命，即去铲除国家，殊无意识。铲除资本就是社会革命，而全部生产方法的变革，终久随之出现。但巴祜宁既认国家为主要弊端，所以凡可以保持国家——无论是共和国家，君主国家或他种国家——生命的事，都不可做。因此对于一切政治，完全不得参加。从事于一种政治行动，尤其是参加选举，便算作背叛主义。大家当从事宣传和组织，并且当咀咒国家，当一切工人都加入他们一边的时候，当他们获得大多数人的时候，大家就铲除一切权力，而代以国际党的组织。这种大举动叫做社会的清算（Soziale Liquidation），而幸福的世界便从此开始了。——所有这些话说起来非常激烈，并且十分简单，大家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他学熟，因此巴枯宁这种学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立受一般谈主义的青年，博士，及其他空论家的欢迎。但劳动群众却不相信国家公共的事业同时不是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天性是倾于政治的，如有人指示他们当抛弃政治，终久就不会睬他。向工人宣传，无论在何种情形中断绝政治关系，这就是驱策他们入于牧师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中。——照巴枯宁看来，国际党的创设不当为着政治的争斗，但在社会清算的时候，他要能够立即站在旧国家组织的地位上，所以必须极端接近巴枯宁将来社会的理想。在这种社会中，第一就是没有权力的存在，因为权力等于国家，国家等于绝对的弊端。（没有决切的意志，没有一致的统率，大家怎样去经营工厂，行驶火车，和驾驶船舶，关于这一点，他们简直不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权力也消灭了。每个私人，每个团体都是自主的，但各人倘若不将自己的自主权抛弃一部分，即使两个人组织一个社会，究竟怎样弄得成功，巴枯宁于此又缄口不言了。——然国际党的措施必须依照这个模型。每种职务是自主的，在每种职务中每个人是自主的。巴塞尔会议的议决案给于中央局的权力，使之堕落，为祸不浅，这种议决案是当咀咒的啊！即使这种权力是本〔大家的〕自由意志给予的，他必须消灭，因为这总是一种权力！这就是那欺人之谈的主要点。”（见《新时代杂志》）
恩格斯上面的信既暴露了巴枯宁自主之说的非是，于海牙会议后，又在意大利毕格拉密（E．E．Bignami）所办的《民报》（La Plebe）上发表一篇《权力原则论》（Ueber das Autoritätsprinzip），说明权力的必要。他在起首三段中说：“在不久之前，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所称为权力的原则，开了一个真正的十字军。他们相信把这种行动或那种行动视作一种权力的行动去宣告他的罪状就够了。如此笼统的方法令人讨厌，这桩事必须详细加以考究。就此处所用的字义讲，权力是：把他人的意志役属于我们的意志之下。因此在他方面，权力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然这两个名词说来不好听，而在他们中间所表见的关系，对于服从方面又令人不乐，现在便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世间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除去这种关系，我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是否能够创造另一种社会状况，使这种权力不复有存在的余地，使这种权力一定会消灭。我们如果把构成现今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经济的，工业的和农业的关系考究一下，便觉得此等关系有以许多个人的联合行动去代替一个人单独行动的倾向。……无论在何处，各个人独立的行动是由一种联合的行动，由一种彼此互相依赖的复杂行动去代替的。但是凡提起联合行动的人也就是提及组织。现在要问，一种组织如没有权力是可能的么？现今资本家的权力是指挥财富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我们假定一种社会革命把这些资本家都推翻了。我们又假定完全立于反对权力者观点的地位，使工人所使用的土地和生产工具都变成他们的集产。在这种地方，权力还是消灭了，还是只变成他的形态呢？”（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二年度一卷三七至三八页。）
恩格斯于说明每种组织必须有权力存在之后，又举出些例证来。“我们把铁路来做又一个例子。无数人的协作在此处是绝对必要的，大家如果要想避去一种大不幸的事，则这种协作必须于准确的时间开始。在此处全部企业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一种有支配力的意志去决定一切细微问题，至于那执行决定大多数有关系的人的意志，无论是出于一个代表，或出于一个选举出来的委员会，都是一样。在一个或他个例中，我们还是要有一种权力。并且不仅如此。铁路上职员的权力要是被人移交给旅行的先生们，则第一次火车必定遇着的事是什么呢？然一种权力的必要，一种绝对权力的必要，没有一块地方比一只船在大海中尤为明白。当着危急之际，一切人的生命都系于一个人那种临时绝对屈服一切人的意志之下。当我将这种议论陈述于一班反对权力最猛烈的人之前，他们便只能予我以下列的答复：唉！这是真的，但我们在此假予那代表的，并非权力，不过是一种委托的职务罢了。此等人相信他们把事物的名称改变，就可以把事物改变。这些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是和全世界开顽笑啦。”（见同书同卷三八至三九页。）
权力的存在既是必要的，便不是恶，而盲目反对权力的人即等于瞎闹，所以恩格斯说：“把权力的原则看做绝对坏的，把自主的原则看做绝对好的，这是一种无意识之谈。权力与自主具有相对的意义，他们应用的范围是因社会发达相异的局势而之变迁的。一般反对权力者要是说明将来的社会组织所具的权力只以生产关系万不可少的为限，那么，大家和他们也有可以了解的地方；但他们对于一切必须使用权力的事实都盲目不见，只拚命反对这个名词。”（见同书同卷三九页。）
在组织复杂的社会中，处置一切事务，必须权力，还是就平时讲的，至于遇着革命事件，是变出非常，成败利钝，常决于顷刻，尤非具有权力不为功，要革命而又反对权力的存在，这不是无知无识，就是别有作用，所以恩格斯在最后一段中说：“这些先生们也曾经看见过一种革命么？一种革命的确是一种使用最大权力的事，革命的行动是一部分人口借枪炮刺刀以及一切具有大权力的工具，把他们的意志强迫加于其他一部分人口的身上；曾经获胜的党派必须借恐怖——这种恐怖是由他的武器灌注到反动派中的——之力去维持他的威权。巴黎公社要是不用一种武装人民的权力去抵抗资产阶级，他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至一天之久么？反之，我们不能够责备他使用这种权力过少么？所以〔我们现在所得的公式是〕或此——或彼：就是，反对权力的人或者是自己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在这种地方，他们只是造出些纷乱，或者是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在这种地方，他们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地方，他们只是替反动效力。”（见同书同卷三九页。）普列汉诺夫称恩格斯这篇文字为宣传文中的最上乘，因为他是以周密，明了，和简单见长（参见同书同卷一五页）。此外，马克思于一八七三年一月也在《民报》上发表一篇论文，名为“《政治的局外主义》（Der politische Indifferentismus）。他此文的用意与恩格斯上面的信大致相同，但体裁却完全相反，因为他是以深沉和讥讽的文笔发表他的意见的。当时巴枯宁主义者在意大利很占势力，他们打起革命高腔，咀咒一切政治行动，并且禁止工人组织工党和争立法上的保护等等（参看同书同卷一一页，恩格斯的意大利通信），所以马克思说：
“工人阶级不要组织政党，也不要借何种口实去作政治行动，因为向着国家一方面走的争斗就是承认国家，此事有背于那万古不磨的原则！工人不要从事于同盟罢工，因为作要求增加工资或抵制减少工资的争斗，就是承认工资劳动制度，此事又有背于解放工人阶级的万古不磨的原则！
“当一般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争斗中联合拢来，去获取让步时，是从事调和，是有背于那万古不磨的原则！因此大家对于每种政治运动必须加以咀咒，而英，美工人却有一种坏的习惯，要作这种政治运动。工人们不当耗费自己的力量去要求工作日法律上的限制，因为这就是与企业家互相调和，然这种调和却能使工人每日的劳苦从十四点或士六点钟减至十点钟或十二点钟。他们又不必努力去要求用法律禁止十岁以下的女孩子从事于工厂劳动，因为假手于这种方法，则十岁以下的男孩子被掠夺一事这是没有消灭的。这又是一种新调和，这又有伤于那万古不磨的清洁！
“一般工人更不须要求国家——他的预算案是建筑在掠夺工人阶级上面的——担负授工人子女以初等教育的义务——此事在美国已实现——因为初等教育还不是一种普及的教育。与其使男女工人在国立学校中从一个教师受教育，宁可使他们不能读书，写字和计数。与其破坏那万古不磨的原则，宁可使工人阶级安于愚昧无知，而每日劳苦十六点钟！
“当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取一种革命的形态时，当工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地址上建设他们革命的专政时，便大大地破坏了那些原则，因为为着满足可恶的龌龊的日常需要和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起见，他们不解除武装，消灭国家，反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和过渡的形态。工人不可创设工联，因为这就是延长社会的分工，像这种分工是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然这种分离工人的分工真是他们奴役的基础。
“总说一句，工人当袖手旁观，不当耗费他们的光阴于政治和经济的运动上。所有这些运动所能给予他们的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即时的结果。他们必须像真正奉教的人民一样，鄙视日常的需要，抱着充分的信仰叫道：“只要那万古不磨的原则存在世间，洁白无疵，即使我们的种族被钉在十字架上，即使我们的种族扫地无存，是不要紧的！”他们必须像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样，信仰牧师的话，鄙视地球的俗物，只望得升天堂。他们不要理会天堂，只去理会社会的清算，这种清算在一个良辰美景中是会在世界上任何一隅自己实现的——没有人知道他怎样实现，及何人使他实现——这种欺诈完全是一样的。
“工人阶级为着等候这种有名的社会清算，必须驯良如一群饲养很好的羊一样，不去惊扰政府，并且当畏惧警察，遵守法律，委命于枪弹炮火之下而无怨言。
“工人在一切日常生活中必须做国家最服从的仆役，但对于国家的存在，心中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提出抗议，并且必须购买和诵读关于论铲除国家的小册子，借此作为自己在理论上深深鄙弃国家的证据，我们必须防备有别种反抗起而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对峙，对于将来的社会——在将来的社会中这种可恨的制度是会消灭的——有所宣布！“（见同书同卷四〇至四一页。）
以上各节是马克思《政治的局外主义》一文中前面的一小半，以后是追溯这种思想的传统，上及于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布累（Bray），下至普鲁东。他以为普氏虽宣传经济上的局外主义，然尚要求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至巴枯宁主义者则变本加厉，宣传政治上的局外主义了！这些节段对于我们的目的，比较不甚重要，故不再为介绍。
恩格斯和马克思上面批评巴枯宁主义的文字浅显而深刻，语语中的，真使瞎唱空洞的自由与平等原则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置喙的余地。我们由此也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对抗是达到怎样登峰造极的程度，双方的必出于争斗，必出于猛烈的争斗，是完全自然的事。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西欧的无产阶级运动历二十余年，迨国际党出生，才算得是一种有群众有实力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几经努力，才击败并肃清普鲁东主义，使这个党一步一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现在忽有一种比普鲁东主义还要无聊的巴枯宁主义要来干“拔赵帜立汉帜”的勾当，这不简单是马克思主义的盛衰问题，而是国际党的存亡问题，并且不简单是国际党的存亡问题，而是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前途的生死问题。所以他们为主义计，为国际党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前途计，对付这种乌托邦的主义和危险的政敌，当然要惟力是视了。
马克思既决意和巴枯宁派作大决斗，便以一八七二年的国际党海牙会议为战场，并且先期调兵遣将，从事布置。他于是年六月二十一日写信给寄居美国的索尔格说：“此次会议关系国际党的生死存亡。你必须来，〔此外〕，至少尚须来一二位。至于各支部如不直接派遣代表，可送委任状前来。”（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五九页）至七月二十九日他又写信给柯格尔曼说：“此次国际会议是国际党的生死关头，我于退隐之前，至少也愿意保护他，使不受捣乱份子的危害。因此德意志必须在可能的限度内尽量派遣代表。”（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年度二卷七九九页。）准备既周，马克思和恩格斯便亲自出马，而马氏女婿龙格和拉法格也一同上阵。马克思除掉代表中央局外，还受有纽约，莱比锡和梅慈三处支部代表的委任状，恩格斯则受有纽约和布列斯劳两支部代表的委任状，龙格则为法国的代表，拉法格则为西班牙马德里国际党联合会的代表。此外，就大体讲，德，法，奥，美和德语瑞士的代表或是极力拥护马克思的主张，或是表同情于他的主张中的某几点。
在另一方面，巴枯宁久已处心积虑要向马克思争取国际党，对于一八七二年的大会的决斗，准备更早。他在是年一月二十三日致意大利罗马纳的诸同志信中说：“下届国际党大会约于九月初间举行，甚愿意大利保持一种伟大而明哲的代表职务。此外，必须派遣许多代表，一律予以十分确切的训令，至少对于各主要问题须弄得清楚，并且必须充分了解我们伟大的国际党的原则，义务，状况和生活条件。只有这样，意大利才能在下届大会中作有价值的发言，并很适当地参加国际党确定的再造的大工作。”（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一九九页。）
巴枯宁不独号召党徒准备与会，自己也打算参加，且预计可获得一种决切的胜利，所以他在是年六月十二日致朱辣同志的信中说：“此外，我总是把一切诽谤者留待一个荣誉法庭去解决，而这种法庭在下届大会中毫无疑义地是不会拒绝我的。只要这种陪审员给予我以独立和严正裁判的一切保障，我可以将一切政治和个人事业中必要的详细情形说明出来，不必怕那无稽之谈的危险了。（见同书同卷二一九页。）
可是在巴枯宁发此信的前一日，中央局通告这次大会在海牙举行，他大概是因不能由瑞士直接通过德法两国，前往荷兰，须由意大利浮海，不大愿意，竟没有与会。幸有他的唯一大将基云亲自到场任指挥之责，也有相当的力量。而西班牙（西班牙所派代表五人，只有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者，余均为巴枯宁主义者），比利时，荷兰，瑞士的朱辣，和英国的代表大半是极力拥护巴枯宁的主张或是表同情于他的主张中某几点的。双方的部署既定，轰轰烈烈的争斗便开幕了。
海牙会议是从一八七二年九月二日起至七日止的。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比利时,瑞士，荷兰，西班牙，美利坚，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波兰，爱尔兰，和澳洲都有代表出席。节克（Gustave Jaeckh）说，后来有人称此为“最大的国际会议”（见节氏《国际党》一九一页，一九〇四年莱比锡出版——Die Internationale），算是很对的。预会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分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就大体讲，也可以说分为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因为在一方面，多数派中的布浪葵派尤其非马克思主义者，仅对于工人在政治领域争斗的必要和组织上团结一致的必要这两个根本问题表示同意，故出来帮助真正的马派。在另一方面，少数派也不至是巴枯宁主义者，内中有些人仅因反对中央局的集公等事项而赞助真正的巴派。
“多数派的组成分子如下：中央局十六人；法国各支部代表六人；德国代表十人；瑞士代表三人（内中有一人来自德国），美国代表二人……西班牙代表一人……波希米亚（Bohemis）一人；丹麦一人，匈牙利一人；共计四十人。少数派的组成分子是西班牙代表四人；朱辣联合会代表两人；……比利时七人；荷兰四人；英国各支部五人（内中有四人为中央局委员，已经决切地加入反对派，……）；法国一人，代表驻布鲁塞尔的法国支部；中央局还有一人；……共计二十四人。”（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三〇页。）
海牙大会为防止冒名预会的人起见，特花三天工夫密查代表证书。巴枯宁派知道自己人数太少，难操胜算，故对于异派的代表证书吹毛求疵，多所留难，因此引起争端。基云说代表美国支部的法国布浪葵派的发永（Vaillant）为王党和资产阶级的人，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指摘拉法格的证书，拉氏当场辩论，侃侃而谈，结果他们的证书为大多数所承认。于是巴列（Barry）的证书又发生纠纷，巴氏住在伦敦，代表美国芝加哥一个支部，穆脱斯赫德（Mottershead）起而反对，说他在伦敦不是一个著名的工人领袖。马克思反驳道，这倒是一种光荣，因为英国著名的工人领袖大都被自由党人收买了。（按马氏此言是有感而发，因英国工联运动的首领如卢卡拉夫特——Lucraft——和阿德格等自中央局成立后，即担任要职，起初利用国际党替工联争选举改革，及目的既达，想要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又向自由党暗送秋波；旋因中央局发表法兰西内乱的宣言，借口国际党参预巴黎公社的事件，与之断绝关系。）巴氏的证书也被会中认可。大会审查的结果，只有纽约第十二支部代表卫斯特（West）的证书未得通过，因此支部是在武德哈尔夫人（Mrs. Victoria Woodhull）和克拉夫霊女士（Miss Tennessee Claflin）两个富人支配之下，专门宣传自由恋爱，并且没有缴过党费，巴枯宁派称她们为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满带着中等阶级和敌视工人的臭味。
审査证书之事既毕，接着就有许多人提出攻讦巴枯宁派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书信，大会为慎重审查起见，特设一个委员会，举五人和同盟会争斗素无关系的人为委员，详加考察，故此事没有实时解决。
海牙会议的第四日才开正式会议。首由法人牢飞（Rauvier）唱革命歌，次由英人雪克思顿（Sexton）用英语宣读中央局的报告。这种报告出于马克思的手笔，他在会中复用德语宣读一遍，龙格则用法语宣读一遍，阿伯尔（Von Abeele）则用法兰德斯语（Flämisch）宣读一遍。报告历述最近三年中国际党在各国的遭际：如在法国，则拿破仑第三借口于民众投票的炸弹案，无故大捕全国的国际党员，梯也尔复运用暴力，血剿巴黎公社，在德国，则普鲁士政府用国事犯的罪名横加于布蓝士外喜委员会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身上；在英国，则自由党的政府对于爱尔兰的国际党支部横施压迫。资产阶级的政府对于国际党的党员既是暴戾恣睢，任意虐待，而资产阶级的报纸对于国际党尤喜散布谣言，横加诬蔑，如芝加哥大火指为他的阴谋，以及其他种种无稽之谈是。可是国际党虽这样受压迫，他的发展却更加迅速，如荷兰，丹麦，葡萄牙，苏格兰，和爱尔兰，都有国际党的侵入，如美国，澳洲，新西兰（Neuseeland）和倍诺斯爱勒（Buenos Aires）都见国际党的发达。这种报告大受会中的赞扬，即时通过。当日比国代表布利斯墨（Brismée）提议对于无产阶级在阶级争斗中所受的一切牺性，当表示钦仰和同情之意，也为大会所采纳。
至第五日大会开始讨论中央局的权限问题。吕提芝（Lüttich）的代表根据比利时联合会的意见，主张缩小中央局的权限。拉法格以为一种中央集权是阶级争斗所必需的，即使没有中央局，犹当创设一个，况已有中央局，万无缩小他的权力之理。基云本着朱辣联合会的意见，出来作一种激昂慷慨的演说。他以为国际党不是几个人的产物，而是由各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情形中发生出来的，因为各国工人的状况形成他们的感情，努力，思想和利害的一致，遂产生国际党。朱辣的党员前在巴塞尔会议赞助扩充中央局的权力，现在要求取消他的权力，是因他们受了他滥用权力之害。他们现在主张中央局不当为中央主权机关，当为一个通信和统计的中心点，因为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争斗中，实在用不着中央局的指导。“索尔格则促大会注意于中央局在罢工时所负的任务，和他在这一方面活动的成功。‘中央局必须为党的总参谋部’。……‘自主派人说我们的党用不着任何领袖；反之，我们以为急须一个领袖，急须一个头脑健全的领袖。’当索氏说这些话时，大家都注视马克思。他在结论中宣称需要一种有力的中央集权，而中央局的权力不独不应减削，并且还当扩充。”（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三三页。）
“中央局提议，规程通则第二部分二，六两条曾经伦敦会议修改过，现应代以两个新的规条，再予中央局以权力，并巩固国际党内部的纪律。大会以四十票对四票通过第二条的议案。弃权者十一票。中央局因此须负责执行大会的议决案，并监视各国严密遵守本党的原则和规条。”（见同书同页。）
迨大会讨论第六条，马克思特起而作长时间的演说。他以为中央局从前所获的权力不独应常保持，并且应当扩充；他不独应当具有停止单个支部至下届常年大会为止之权，并且在一定的谨慎条件之下，还应当具有停止整个联合会至下届常年大会为止之权。中央局既没有警察，又没有军队可以强进施行他的决定，他的权力纯粹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这毫无疑义是必要的。如果要把他降为一个通信箱，那不如直截了当地将他消灭。马氏这一番话说得有声有色，是十分动听的。
当大会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终结，提付表决时，计赞成者三十六票，反对者六票，弃权者士五票，这一条修正案又以大多数通过了。“修正案予中央局以停止国际党任何分部，支部，支联会，或整个联合会，至下届大会决定为止的权力。但中央局事前如不征求各有关系的支联会的意见，不得施行此权力。如系屏除一个支联会，须要求联合会的各分部于三十日以内选举一个新支联会。如屏除整个的联合会，须通告其地一切联合会，当大多数联合会要求召集一个非常会议时，中央局必须照办，此项会议由每个民族派代表一人，在一个月内集会，确切决定纷争。”（见同书二三三至二三四页。）
关于扩大中央局权限的问题，马克思派是完全胜利，巴枯宁派完全失败了。从此以后，马氏不复任职于中央局，更足以表见他是为主义而奋斗，不是为——像巴派所指摘的一样——个人专政而奋斗。然就是他前此成为中央局的唯一领袖，也是分所当然，并不因巴派的指摘而损及他的毫末。德国保守派的历史家路德福迈耶（Rudolph Meyer）说得对：“他以最合法的形态，变成掌握中央局全权的人，他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因为他尤其是国际党之祖。他是国际党原则和组织的发起人。毕士烈教授不是说过么：‘没有一个人对于国际党的成功比马克思博士更为有力，关于欧洲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知识的深邃，更没有能及他的。’还有一层，他是一切领袖中最有才能的人。并且具有（像他在海牙大会的演说所表现的一样，）一种热忱，这是国际党的组织中执行伟大工作所必需的。他的观念要是实现出来，中央局一定需要一个领袖，‘一个头脑健全的领袖’。这样的领袖正是马克思。”（见迈氏《德意志第四阀的解放争斗》第一卷一四四页，一八七四年柏林出版。——Der Emanc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 in Deutschland）
中央局的权限问题既经解决，恩格斯即提出一种迁移中央局至纽约的议案，这是他和马克思，龙格等共同暑名的。恩格斯说，在德法战争之前，马克思即提议将中央局移至布鲁塞尔，因比利时的联合会不表同意，遂不果行；现在为国际党的利益计，当使中央局离开伦敦，至少以一年为度，至于迁徙的地点，就目前的形势讲，当以纽约为宜。大家听了恩格斯的话，沉默半晌，无人发言，最后发永出来反对，布浪葵派附和之。署名于恩格斯提案的塞列伊尔（Serraillier）建议此事当分三层表决，第一，中央局是否迁移，第二迁往何处，第三新中央局的组织。大会对于第一问题，赞成迁移者二十六票，反对者二十三票，弃权者九票，对于第二问题，赞成迁往纽约者三十票，对于第三问题，则举出十二个委员，并承认他们得自由增加七个委员。因此中央局的迁移问题又解决了。
关于中央局的一切问题既经解决，接着就讨论发永所提出的政治行动的议案，自开议的第五日晚上起，至第六日才告终结。发氏这种议案全以一八七一年伦敦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议决案为蓝本。当时基云力持反对论，以为瑞士的工人参加选举运动，时乎与资产阶级的急进派携手，时乎与反动派联合，朱辣同人对于这种卑鄙行动，不愿过问；他们本来也是政论家，但是消极的政论家，不愿意夺取政权，只愿意毁灭政权。龙格反驳此说，说巴黎的工人在九月初旬如已组成一个政党，必知道怎样进行他们的计划，不致于束手待毙。此案付表决的结果，赞成者二十九票，反对者五票，弃权者八票；遂得通过。其内容如下：
“无产阶级在对各有产阶级集合的势力作战时，只能作一种阶级的行动，将自己的势力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和各有产阶级所组的一切旧党对抗。无产阶级这样组成一个政党，是达到社会革命的胜利所必需的；尤其是达到他的最终目的——铲除阶级——所必需的。工人阶级在产业方面已经形成的诸势力的联合必须作为他手中反抗剥削者的政治势力的杠杆。土地和资本的主人为延长和拥护他们的经济垄断并役使劳动起见，必然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所以夺取政权成为无产阶级的第一种义务。”（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六五至二六六页。）
海牙会议于解决此案后，开始听五个审査委员关于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报告。五个委员中有三个为法人，一个为德人，一个为比人，下面的报告是经前列四人同意署名的。
一、一个秘密同盟会曾经存在，这同盟会的纲领和国际党的党纲是直接抵触的。至于他现在是否仍旧存在，不能确切证明出来。
二、据巴枯宁署名的纲领书和书信，可以证明他曾经企图——甚至于已经成功——在国际党里面设立一个秘密团体，叫做同盟会，此会的纲领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与国际党的党纲完全不同。
三、巴枯宁曾有欺诈的行为，图取他人全部或一部财产，这是一种不正当的事件。他因为不肯履行义务，他或他的党羽曾应用恐吓手段。
审查委员会基于上述的理由，要求驱逐巴枯宁，基云和许卫士给柏尔（Schwitzguébel）等出党，因为相信基许两人仍然隶属于同盟会的缘故。
上面的报告，有一个比国的委员不肯署名，并用书面提出抗议，说：“我对于审查委员会关于同盟会的报告，提出抗议，且保持我向大会陈述理由之权。据我看来，从控诉中找出来的唯一确实事件是：巴枯宁曾企图在国际党中组织一个秘密团体。”（见布卢巴合《马克思与巴枯宁》一四六页。）
大会接到此等报告后，主席令基云出来辩护，基云不允，说如此未免把多数派的滑稽剧看得太认真，况且这原是借反对几个人去反对联合主义的一种行动。于是荷兰支部代表达夫（Dave）宣读巴枯宁派的各联合会所缔结的团结契约（这种契约是由五个比利时代表，四个西班牙代表，两个朱辣代表，两个荷兰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共同署名的），其要点如下：“一、我们将和中央局继续我们的行政关系，如关于缴纳党费，通信，和劳动统计之类；二、我们所代表的联合会将继续互相联络，并和国际党一切支部联络，三、中央局如干涉联合会内部的事件，则署名的同人所代表的联合会将保持他们的独立，依国际党日内瓦会议所定的党纲，各联合会并没有违反党纲；四、我们要求一切联合会和支部预备于下届国际党会议中赞成自由联合的原则，使之胜利，作为国际党劳动组织的基础。（见同书一四七页。）
自达夫宣读这种契约后，大会即开始对于巴枯宁和基云等的事件投票，赞成驱逐巴枯宁出党者二十七票，反对者七票，弃权者八票，赞成驱逐基云出党者二十五票，反对者九票，弃权者九票。此外，还有数人本在驱逐之列，但投票至驱逐许卫士给柏尔时，赞成者比反对者少两票，因此遂中止了。
大会于驱逐巴基二人后，令审查委员会将审查同盟会的文件，公布于世，但后来未能照办。至一八七三年七月，恩格斯和拉法格合草一小册子，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借完审查委员会所未履行的责任，而马克思对于此书的著作也曾参加过。此书的主旨是宣布巴枯宁的秘密同盟会及其他种种阴谋，内中攻讦巴氏之处，和我们从前所说的一样，有些固是事实，但捕风捉影，深文周内之弊，也在所不免，故现在不能视此为一种正确的历史。
关于审查委员会的三项报告，其一，二两项布本书上面一章已提及，不必再赘，现在只将第三项说一下。当一八六九年，有一个俄国人爵巴维恩（Ljubowin）偶到柏林，听说巴枯宁的困状，虽不识其人，却久耳其名，心中颇为钦慕，因稍予以金钱的接济，并向彼得堡一个书店叫做坡尔耶确夫（Poljakof）的，代找文字工作。这个书店允以一千二百卢布请巴枯宁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预付三百卢布。巴氏于是年十一月二日写信给爵巴维恩，说即日开始翻译，但迟至十二月中旬，还没有动手，对于爵氏的质问则以过忙对，并允于一八七〇年四月底译完。然巴枯宁于一八六九年年底共送去译稿二三十页，从此遂告终止。一八七〇年一月中旬，涅洽叶夫到巴氏处，劝他不要再翻译《资本论》，但一心一意从事于革命的宣传，至于三百卢布的预支金，当代为了结。涅氏于二月底，又露出“小老虎”的威风，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写一封信给爵巴维恩，上面饰一斧，一短剑，和一手枪，禁止爵氏向巴枯宁索回三百卢布，否则将有生命的危险。像这样的吓诈行为，巴氏本人自然没有预闻，不过事情既和他有直接关系，而当时又不容易查明真相，所以审查委员会有“他因为不肯履行义务，他或他的党羽曾应用恐吓手段”的话了。
海牙会议将一切重要问题解决之后，国际党的阿姆斯特丹分部在阿姆斯特丹召集一个公开的会议，倍克，索尔格和马克思等都有演说；而马氏在演说中说明无产阶级历史的使命，发挥将来运动的策略，并解释此次大会对中央局措施的适当，尤关重要，今特介绍其词如下：
“当十八世纪时，一般君主和大权在握的人总是在海牙集会，去讨论他们朝代的利益。我们不顾他人的洞吓，在同一地方来开劳动裁判会（Assisen der Arbeit）。我们在一种最反动的人口中已经证实了我们伟大的党的生存，发展和将来的希望。
“当我们决定开这个大会的消息传播后，即被指为派遣密使任扫除地面的工作。我们并不否认到处都有密使；但大都为我们所不认识。我们在海牙的密使就是工人，他们在海牙的劳苦恰和在阿姆斯特丹一样，此等工人每日作工十六点钟。这就是我们的密使。其他密使我们是没有的，在一切国家中，凡我们所至之处，即遇着他们准备对我们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很迅速地了解我们的目的是在改善他们的状况。
“海牙会议已经完成了重要的工作。他已经宣布劳动阶级必须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去攻击正在崩溃的旧社会，而伦敦会议这种议决案从今以后加入于我们的规程中，实可庆幸。我们党中有人组织了一个团体，要求工人与政治绝缘。我们的任务就在解释采用这种原则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怎样危险而惨淡。
“工人为着形成劳动的新组织起见，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必须破坏那支持旧制度的旧政治，否则将受后者的宰制，恰和初期的基督教徒一样，鄙视并忽略旧政治，永不能在现世建立他们的国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要达到这种目的，到处必须应用同一手段。我们知道必须顾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说，且不否认某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我如确切认识你们的制度的话——荷兰的工人可以借和平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虽是这样，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欧洲〕大陆最大多数的国家中，暴力是我们革命的杠杆；最后要形成劳动的统治，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诉诸暴力。
“海牙会议给予中央局以重大的新的权力。当着这个时候，各国君主集于柏林，而对付我们的严厉的新压迫手段即出于这个封建制度和过去时代有力的代表的集会中；迫害既是有组织的，海牙会议以为增加并集中中央局的权力，去从事于那行将开始的争斗，是聪明而必要的；我们如果孤立不相联络，在行动上必定无能为力。此外，除掉我们的仇敌外，谁能感觉中央局的权力是可怀疑的呢？他有一种官僚体系，或一种武装警察足以强迫他人服从么？他的权力不是一种唯一道德的权力么？当他有所决定，不是传达给各联合会，由他们去执行么？一般君主在这种状况中，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官吏，仅把他们的势力建筑在道德的影响和道德的权力上，那他们对于革命的进程必定是一种很弱的障碍物。
“最后，海牙会议将中央局的驻所从伦敦移到纽约。许多人，甚至于我们的朋友，不大喜欢这种议决案。他们却忘记了，美国将成为工人世界，每年有五十万工人迁入这个新大陆，而国际党必须在这个工人势盛的地方安下坚固的基础。此外，大会的议决案于中央局以一种权力，使他为着公共事业的必要和利益起见，得选择委员加入其中。我们希望，以中央局的明达，必能选得有才干的人员，即选得在欧洲知道高举我们党的旗帜的人员。
“同志们！我们就想一想国际党的根本原则——团结一致。我们在各国一切工人中如果能坚固地建立这种富于生命的原则，必能达到我们所争取的大目的。革命必须团结一致，我们在巴黎公社找着一个绝大的例子，他的失败是因一切都城如柏林，如马得里等等没有同时爆发一种大革命运动，以与巴黎无产阶级这种武装暴动相联络。
“至于我自己，将继续我的任务，即促成工人的团结一致，此事对于将来是有好结果的。不，我不会退出国际党，我的余生和我过去的工作时间一样，将专注在社会观念的胜利上，我们确切相信，此等观念有一天会引导无产阶级达到统治的地位。”（见路德福迈耶《德意志第四阀的解放争斗》第一卷一四〇至一四二页。）
马克思这篇演说词意义重大，词句浅显，用不着我们来加以解释。惟有一点须提出来说一下。自马氏说过英，美甚至于荷兰的“工人可以借和平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后，一般“和平革命家”（其实是机会主义者）就大吹特吹“和平的方法”的好处，去麻醉工人，要实行和平革命。他们所谓和平革命就是永久不革命的代名词，因为他的所最注重的是和平，革命而不和平，常可不革命，所以非统治阶级自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革命是无从实现的。然这却不是马克思的过错。怎样讲呢？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英译《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说过：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是毕生研究经济史和英国状况的结果，而这种研究所达到的结论是：至少在欧洲，英国是一个唯一的国家，可以完全由和平合法的方法实现那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他一定从不会忘记加上一句，就是他并不希望不经过一种‘拥护奴隶制的叛变’（Proslavery rebellion），英国各统治阶级即会屈服于这种和平合法的革命之前。”（见英文《资本论》第一卷三二页，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出版）所以马克思所谓和平方法的革命仍要经过叛乱，不过是一种“兵不血刃”的武剧罢了。
还有一层，这种革命在马恩时代的英美虽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在现代却绝对不可能了。关于这一点，列宁说得很清楚：当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型，没有军国主义，没有高度的官僚系统。因此马克思当时把英国除外，此处一种革命，甚至于一种人民〔按指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不预先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关’，似乎是可能的。但在一九一七年的现在，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时代，马克思这种限制不复存在，英美在没有军国主义和官僚系统存在的意旨上，本是世界上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最大的和最后的代表，现在却完全沦入整个欧洲官僚系统和军国主义制度的龌龊流血的深渊中，对于一切加以宰制和压迫。‘每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在现今的英美也是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已经达到欧洲帝国主义共同的圆满点）。”（见列氏《国家与革命》三三页。）
现代的英美既有完备的官僚系统，复有庞大的海陆军，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须破坏统治阶级现成的国家机关，这决不是借和平的方法能达到目的的，所以在同一状况之下，暴力也同样是英美将来革命的标准，丝毫不用怀疑了。
我们现在再回转去讲国际党的事。海牙大会的工作既经完毕，即于第六日宣传闭会。中央局的权力在此次会议中大加扩充了，巴枯宁派也被驱逐了，此后宣若大有可为；乃自他西迁纽约，国际党便一蹶不振，终至于匿迹销声。一般浅见的人不去审察当时的局势，考求深远的原因，辄认中央局西迁为国际党消灭的总因。其实欧洲各国的工人自德法战争后，心理为之一变，爱国主义的潮流逐渐膨涨，工人运动只有一种离心力，不复具有向心力，再明白些说，各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不复向国际一方面走，而是向国家一方面走的。还有一层，自巴黎公社失败，法国的无产阶级大遭屠杀后，影响所及，各国工人阶级不复具有革命的勇气，更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即时会破裂。有了这两大原因，所以他们遂忘情于国际党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也不必多说，现在应当研究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会议忽提出将中央局迁往纽约的议案，究竟原因何在？恩氏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希恩斯（Hins）已经提出一种草案，内有取消中央局的条文。我个人的意见如果是对的，则我和马克思不加入〔中央局〕，就现在的情形讲，我们简直没有时间作工，这种情形是不当继续下去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一年度二卷五一页）照恩格斯此信看来，好像是因他和马克思不愿再任中央局的职务，故使之远离伦敦。可是梅林说得好：“这是一种偶然的话，这是从忿怒中发出来的。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在中央局拒绝复行当选，中央局也没有离开伦敦的必要，至于为着自己文字上的工作起见，于国际党的根基稳固之前，便将置之脑后，这一层是马克思屡次否认的；况当时正是国际党存亡危急之际，马氏决不作听国际党陷于此等境遇之想。”（见梅氏《马克思传》四八九至四九〇页。）
恩格斯致李卜克内西信中的话既不是中央局迁移的主要原因，那么，这原因究竟何在呢？世人于此，议论纷岐，莫衷一是。有些人说，马恩两氏要使中央局迁往纽约，是防备巴枯宁派得势，宰制中央局，故不能不使之远处大西洋的彼岸，以避其锋，又有些人说，马克思不独是要完成他的《资本论》，无暇他顾，且因晚年为病魔所扰，心中非常烦闷，又知国际党的大势已去，不可救药，故决计对于中央局的事，不再过问，令其远徙，乐得不见不闻。（例如节克和波士德格特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都是根据上列两说的意思，参看节氏《国际党》一九〇页，和波氏《工人的国际党》八〇页。） 但这都是一些揣测之词，不中肯棨，因为巴枯宁派在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等国虽很占势力，还是抵不住马克思派，中央局更很少他们一派的分子，用不着预先作迁地避难之计。况自海牙会议解决中央局的权限问题后，两派的胜负已见，更用不着为防备巴枯宁派的宰制中央局而作迁徙之举。至于认为马氏一己的原因而忘情于中央局，尤与他后来努力维持中央局的事实显然不相容。
上列两说既系凭空推测，与事实不符，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提出迁徙中央局的议案，到底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防备布浪葵派宰制中央局，贻误大局。
布浪葵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极相似而实又极相反，相似之点是两者都主张革命，主张专政，相反之点是，前者的主张是本能的，主观的，后者的主张是科学的，根据客观事实的。恩格斯于一八七四年对于伦敦三十三个布浪葵主义者所发布的纲领书，特著论批评，他说：“就大体论，布浪葵是一个政治的革命家，至于他为社会主义者，那只是因表同情于人民的困苦而出于本能的，他既没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复没有拯救社会一定的实行的计划。他在政治活动中是一个‘实行家’，相信有一小群组织完备的人乘机引起革命的政变，借起初一点成效，轰动群众，就可以造成一种胜利的革命。……布浪葵既把每种革命看做一小群革命者所引起的政变，成功后，自然发生一种专政的必要：大家必须明白了解，这并不是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小群引起政变者的专政，这一小群人又是以布一个人或几个人专政之下组织拢来为前提的。”（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三七四至三七五页。）“我们的布浪葵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他们要倡一种趋于极端的学说。……这三十三人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幻想只要有一种超越过渡行程和让步的好志愿，此等事就免除了，当此等时期——像〔他们〕确说的一样——‘超过了’，他们只要稍微引导一下，后天就有‘共产主义出现’。”（见同书三七七和三七九页。）
布浪葵派的主张既经说明，现在可以归到中央局迁移的问题上去。中央局的法国委员多为布浪葵主义者，平日因有马克思在内作中流砥柱，不能为所欲为；但马氏既决定于海牙会议后退出中央局，而该局的权又扩充，使其仍驻伦敦，终有一日将受其宰制。他们便会实行那盲目革命与私人专政的主张，假借名义，在欧洲各国引起无意识的暴动，适足为一般反动政府扑灭国际党的口实。故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患预防，不得不提议将中央局迁至纽约，借此脱离这一派的羁绊，保存国际党的生命。观于一方面，当通过此案时，好些巴枯宁派的人认此事对于他们无异‘调虎离山’，大有利益，特起而投票赞成，另一方面，许多布浪葵主义者于讨论这个问题时力持异议，于通过此问题后，多退出会外，后来并著论攻击国际党，说他逃过大西洋，躲避革命，由此可以寻出其中的蛛丝马迹了。
我们关于海牙会议的叙述和解释已完全结束，现在要问那为此次争斗的一方的主将且被大会开除的巴枯宁于事后作何感想，有什么举动？他因布鲁塞尔的《自由报》（Liberté）登载开于他被除名的事，特于是年十月五日写一封长信给此报的编辑部，陈述事件的经过，批评马克思的主张，支离琐屑，殊无介绍的价值。惟内中有几句话却十分重要，就是：“上述两种趋势在事实上现在是不能够调和的。只有社会革命的实施，伟大的历史的新经验，和事实的逻辑可以使他们或迟或早达到一种总解决。……（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二四页。）
海牙大会驱逐出巴枯宁，但并没有解决巴枯宁派，更没有扑灭巴枯宁主义。这自然不是他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巴氏上面所谓两种趋势，不用说，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而他所提出的解决法，的确也是必经的途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正是“社会革命的实施，伟大的历史的新经验和事实的逻辑。”然他们都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巴枯宁主义的荒谬。自经过这次大实验后，马克思主义愈益发扬，而巴枯宁主义简直是无声无嗅，这总算是如了巴枯宁的愿，“达到一种总解决”。
海牙会议固为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短兵相接，胜负攸分的大战场，也是国际党的历史正式闭慕的大纪念。因为自此以后，这个本来要老死的党忽裂而为二，一为马克思派的国际党，一为反集权派或巴枯宁派的国际党，双方都延至四，五年之久方才消灭。论名义，则前者继承正统，名正言顺，可是他的躯壳虽存，灵魂已渺；论实力，则后者稍有可观，不过他系异军突起，面目全非，不得视为国际党的嫡派，故我们称海牙会议为国际党历史的结局，并非形容过当。今特将两派此后的状况略述于下，作为国际党史上的一种余波。
巴枯宁派的代表在海牙会议既是屡战屡败，一筹莫展，知道国际党中从此没有他们用武的余地，急谋另树一帜，与之相抗。西班牙的代表于散会后，与朱辣代表同赴瑞士的圣提美（Saint Imier），并前往沮利克，问计于巴枯宁，兼和在该处的意大利联合会代表结合，共谋进行。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五日圣提美有所谓“反集权”的国际党会议出现，预会者，有意大利联合会代表六人，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四人，法国支部代表两人，美国支部代表一人，余则为朱辣的代表。会中所议决的重要事件大致如下：一、各联合会和支部的自主与独立为劳动阶级解放根本的先决条件；二、无产阶级的第一种任务是毁灭政权，而假手于“无产阶级的专政”去达到毁灭政权的目的，其危险与任何种政府形态相等；三、同盟罢工为一种有效的争斗武器；四、将一切基于互助与平等的生产团体结合成为自由联合会，才可以达到劳动的解放。这些议决案和布卢巴合所说的一样，将巴枯宁的见解充分表见出来了；可是其中解放劳动阶级的主张是否有实行的价值，大家将一八七三年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所起的革命看一下（参看本书上面一章），就可以知道了。
至一八七三年九月一日，反集权派在日内瓦开第二次会议，计朱辣代表十人，西班牙代表五人，比利时代表五人，法国代表五人，意大利代表四人，英国代表两人，荷兰代表一人（兼为比利时代表）。会期共六日，会中所议决的重要问题是：（一）不要中央局，免得发生中央专制之弊，（二）不规定主义，免得表见一种正式的会议意见。此外，关于总同盟罢工的讨论，尤有惊人的妙论：有人说，总同盟罢工就是社会革命，只要罢工十天，即将现社会制度相继推翻了；可是又有人说，总同盟罢工是没有意识的，因为他的前提是到处必须有组织，当劳动者的组织一经完备，则社会革命便实现了。当讨论终结时，会中乃为下列的议决：就国际党组织的现状讲，总同盟罢工问题不能够完全解决，因此敦促各国的工人速起从事于国际的工联组织。此次会议真正是充分表见了无政府的状态，因为党中既没有中央局，各联合会和支部便一律平等，又不规定主义，大家可随意做去，更觉自由。一般代表名此大会议为国际党第六次常年大会，基云作《国际党史》，也是这样大书特书，都自以为这是继承一八七二年第五次海牙大会而来的；可是他们的组织和主义即与旧国际党不同，而尤自认为正统派，殊觉无谓。
反集权派于一八七四年九月七日至十三日在布鲁塞尔开所谓第七次常年大会，预会者虽只有十五人，但所代表的国家，却有英格兰，比利时，西班牙，法兰西，意大利，瑞士，和德意志等等。斯节克诺夫说：“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的代表完全是一个泡影，纯粹是在装门面，这是显然无疑的。意大利的代表也只是一个泡影，因为意大利的社会革命委员会曾经宣言，他将不派代表。柏立兴（Berrychen按柏氏为比人，充意大利的代表）所代表的只是巴勒摩（Palermo）一个乌有的团体。在实际上只有西班牙，朱辣和比利时的联合会代表为会议中的真代表，而比利时的代表又占会中人数的最大部分。”（见斯氏《海牙会议后的巴枯宁主义国际党》二一页）斯氏以为西班牙，朱辣和比利时的代表是真正代表各本国国体的，然按之实际，西班牙的支部已成强弩之末，因为该处的巴枯宁主义者自一八七三年举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失败后，国际党的组织为政府所解散，大批党员被捕，内中并有六十六人被装入袋中，投诸大海，至一八七四年各处支部虽独有存在的，然不久也次第消灭了。因此，就布鲁塞尔会议的实力讲，已无足观，而会中的代表又复分为两派，就是英德两国的代表（德代表为拉萨尔主义者）极力主张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西班牙，朱辣和几个（非全体）比利时的代表则极力主张工人阶级不得作政治运动。德国代表说，社会主义的工党如放任资产阶级独揽政权，便等于自杀，工党虽不迷信用和平方法可推倒资产阶级的国家，但却可利用议会的活动做煽动的工具，如果要想用法子使德国工人抛弃政治活动，那简直是儿戏。反之，比利时的代表巴士廷（Bastin）和味利兴（Verrchen）说，比国的工人谈不到政治活动，因为他们没有普通选举权。巴枯宁主义者因工人缺乏选举权，就抛弃政治运动的主张，这是一个大可注意之点。于是朱辣代表用朱辣联合会的名义，宣言朱辣的社会主义者本来有选举权，但因失败的经验，遂相戒不作政治运动，因为朱辣各支部起初是一面赞助资产阶级的各政党，一面工人的候选者，这些政党在表面上允许帮助工人，暗中却欺骗工人，朱辣党员受了这种教训，所以反对政治运动。巴枯宁主义者因工人选举运动失败，就抛弃政治运动的主张，这又是一个大可注意之点。选举运动的范围狭小，政治运动的范围广大，他们因一时缺乏选举权，和偶然在选举中失败，遂反对一切政治运动，并以此为金科玉律，这真叫做“因噎废食”！布鲁塞尔会议对于政治运动，意见既不一致，于是无政府主义者便不得不出于退让的一途，会中乃作下列的议决：各国的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可依自己的判断，去决定他们所愿取的政治方略。这是此次会议唯一的成绩，至于其他问题虽有讨论，却无结果，更不足道了。
一八七四年的布鲁塞尔会议已经暴露反集权派的衰败情形，一八七五年更无会议。至一八七六年十月这一派复在百伦开会。此时的景况更有“江河日下”之势，因为原来倾向巴枯宁主义的比利时和荷兰的工人鉴于这种主义对于他们毫无实益，遂转入政治行动一途，不再理会这玩意儿了。当时预会的代表虽有二十余人，而朱辣的代表却占三分之二。会中意见仍旧不一致，所讨论的议案，毫无结果可言，内中唯一可述的事，是关于革命活动的一致一种议决。不过这种空空洞洞的门面话，何尝有什么实效？至一八七七年九月反集权派在味未（Verviers）再集会一次，而这个自命为正统派的国际党遂消灭了。
巴枯宁派新创的国际党的命运，既是如此悲多欢少，无形清灭，而真正正统派的国际党的晚景尤为荒凉悽惨，令人不胜今昔之感。中央局于海牙会议后，迁至纽约，总秘书为索尔格。索氏系德国萨克逊人，曾参加一八四八年巴登的革命运动，旋亡命于比利时及瑞士，后乃寄居美国。他的为人品性坚强，尤热心于共产主义，极得马克思的信任；他对于中央局迁移一事本来极力反对，尤不肯担任职务，但因马氏的敦促，遂牺牲一切，出任巨艰。可是外则巴枯宁主义者恨之刺骨，称他为马克思的奴隶，到处散布谣言；内则新中央局的委员多对于旧中央局发生误会，并因索氏与旧中央局有关系而引起反对。又加以局中缺乏经费，一切事业都不能进行，故索氏虽有长才，也竟是一筹莫展。
新中央局受命于国际党衰败之际，虽明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还是勉自振作，冀尽人事。他首先发表一种受任宣言，和一种促各国工人阶级组织国际工联的通告，并宣布停止朱辣联合会的职权。至于其他联合会和支部如不承认海牙会议的议决案和中央局，是自外于国际党，将不复视为党中的份子。关于停止朱辣联合会一事，马克思视为一大错误，因为此会已自行退出国际党，不能加以处分。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和支部虽与国际党分离独立，然此外的联合会和支部为数也不少，如能竭诚拥护中央局，国际党的前途未必无望。可是他们受了时势变化的影响，不复措意于此，除美国外，几乎没有联合会及支部向中央局作报告（关于欧洲各国的报告全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私人担任的）与缴党费的，因此这个没有基础的中央局便有朝不保夕之势。
中央局的形势既如此不佳，他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欧洲召集一个常年大会，共筹大计。他于是采纳恩格斯的献议，决定于一八七三年九月在日内瓦开会，因为该处的劳动群众是拥护中央局的，故恩氏称之为“自己的家里”（参看《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一〇六至一〇七页）。但中央局将开会的通告发出后，自己竟筹不出派遣代表的经费，迫不得已，向伦敦找人前往日内瓦代表出席，这桩事将国际党的衰败情形和盘托出。马克思于是月二十七日写信给索尔格说：“日内瓦会议的失败是不能幸免的。自从此感知道美国不派代表的时候起，事情便糟了。有人在欧洲极力形容你们是我的傀儡。所以你们不出席，我们反出席，则反对者所散布的谣言好像是征实了。此外又足以证明美国的联合会只是站在纸面上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表明他们在〔现今的〕状况之下不能直接派遣代表；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消息也是一样地不好。法国方面的参加更谈不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则会中的大多数人必出于瑞士，并且必出于日内瓦本地，这是一定的。”（见同书一二〇至一二一页。）
日内瓦会议是从九月八日起至十三日止的。预会的代表，除掉德国一人，奥国一人，穆提尔（Moütier在朱辣）支部一人，德语瑞士四人外，其余二十一人都出于日内瓦。即在这二十余人中还有十三个是由倍克请来撑门面，壮观瞻的，在实际上并不代表任何支部。至于会中的议决更无足纪，比较重要的，就是决定中央局仍驻美国和下届常年大会于两年后（一八七三年）举行。马克思此时固已承认国际党是死去了，所以他在上面致索尔格的信中又说：“依我的意见，按照欧洲的状况，只好让国际党的正式组织退转去，如果办得到，则纽约的中央机关不要放手，庶几一班蠢材如培勒特（Perret）和一班投机者如克洛色勒特（Cluseret）不能夺得这个机关去做投机事业。”（见同书一二一页。）
索尔格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叮咛付托，勉力支持中央局，至一八七四年八月，已精疲力竭，不能不放手了，于是提醒议将中央局无期的停止开会，所有一切案卷由三个人成立的委员会保管。他的提议未被采纳，遂辞去职务，由斯拜尔继任为总秘书。恩格斯于九月十二日写信给索氏说：“旧国际党因你的退出遂完全告终了。这也是好的。旧国际党属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当时全欧洲所盛行的压迫使那方才复起的工人运动抑制内部一切争斗，而首先是呈露一种一致和自制的心理。当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能够占首席地位，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或是方向着这种运动走，或是已经加入这种运动中。就实际上讲，当一八六四年的时候，这种运动理论上的特质在全欧洲——这就是说在群众中——尚不明了。德意志的共产主义还不是以工党的资格而存在，普鲁东主义还很软弱，不能矜炫他的特别的幻想，巴枯宁新的小零售店的简直还没有出现于他自己的脑袋中，就是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相信在规程中所宣布的纲领可以实现于运动中。一切部分这样真实结合起来，必定产生第一种大结果。这种结果就是〔巴黎〕公社，国际党虽没有动手去创造他，然他在心灵上无条件地是国际党的产儿，人们要国际党为他负责，也全是对的。国际党既因公社而成为欧洲一种道德的势力，马上就发生争端。每个支派都要替自己夺取这种功果。于是不能止住的分裂出现了。有一班人实心预备依向来的党纲继续进行，然因妬忌这班人——德意志的共产主义者——的势力膨涨，逐将比利时的普鲁东主义者驱入巴枯宁派投机者的怀中。海牙会议在实际上是一条末运——并且是两派的末运。应用国际党的名义而尚有可为的地方只剩着美国，一种幸运的本能将领导机关安置在这里。现在此处的权威也归于消灭，再要努力去延长他的新生命便是愚行，便是妄费气力。国际党在一方面——将来〔的世界〕就在这一方面——支配欧洲的历史已经十年，回顾自己的工作，也可以自豪了。但在旧形态中他已经是生存过度。要像旧国际党的样子，联合各国一切无产阶级的党派成为一个新国际党，须有工人运动的一种普遍的失败出现，和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四年间所表现的一样。此外，现在无产阶级的世界是太大了，太辽阔了。我相信下届的国际党——在马克思的著作传播几年之后——将为直接共产主义的，并将接受我们的原则。”（见同书一三八至一三九页。）
恩格斯因索尔格退出中央局，发出上面一段议论，是极关重要的，因为他将国际党兴败存亡的深远原因说明出来了。此外，他最后几句话是希望真正共产主义的和集权的新国际党出现，他的希望是中了，不过这不是“下届的”第二国际党，而是现今的第三国际党。考茨基替马克思的《国际党开幕词》作序，因马氏批评马志尼的秘书所提出的党纲，有那种纲领的目的在作为欧洲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实不可能的话，便借此攻击第三国际党，说“马克思在当日斥为‘不可能的’东西，现在竟出现为第三国际党，他的中央政府具有一种无限制的权力，迨为马志尼未曾行使过的。”（见马克思《国际党开幕词》第四页）其实考茨基这句话不是有心作伪，故意曲解马克思的意旨，借遂私图，就是心粗气浮，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所谓“不可能”，是就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讲，不是就主义讲的，观于巴塞尔会议，伦敦会议和海牙会议之际，马克思都有关于扩充中央局权力的建议，可以知道，观于恩格斯上面的议论，当更明白了。
中央局自索尔格退出后，苟延残喘，几及两年之久。他和欧洲各国的关系几乎等于零，至一八七六年，自问已经达到山穷水尽的境界，遂向各联合会和支部发出一种通告，宣言于是年七月在菲列得尔菲亚开一个大会，而他的责任即以各代表集合开会时为止。欧洲各国向他作答复的，只有瑞士一处，其余的都是充耳无闻。至七月十五日，这个会议开会时，欧洲没有派遣代表，仅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托一个早前到美国的瓦尔斯脱（Walster）为代表预会，余则为中央局委员十人，和北美联合会代表十四人。他们共同议决解散国际党的中央局，并发表一种宣言道：
“同志们！菲列得尔非亚的国际会议已经将国际党的中央局解散，这种组织的外表结合不复存在了。
“各国资产阶级又会叫道‘国际党死了’，并且将本其幸灾乐祸的心理，指本会的议决为世界劳动运动失败的书面证据。我们切不要受敌人叫喊的影响啊！我们放弃国际党的组织，和欧洲现今的政治状况是有连带关系的，但我们却看见这种组织的原则为全体文明世界进步的工人所承认，所拥护，这就是一种补偿。我们予欧洲的工人同志以少许时间，使得巩固自己国内的事务，他们即刻就会把隔离他们和世界上其他部分工人的障碍物除去。
“同志们，你们已经将国际党的原则深深印入自己的心窝中；即使没有一种组织，你们也会找着方法去扩充你们同志的范围。你们会获得新战士，为实现吾党的理想而奋斗。你们的美国同志以一事相期许，就是他们将竭尽忠诚，在国内力谋国际党的胜利，等到情形顺利，各国工人再结合拢来共同争斗，于是下面的一种呼声将叫得更加响亮：
“‘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二八五至二八六页。）
自一八七二年海牙会议以后，国际党已经是名存实亡，至一八七六年菲列得尔菲亚会议以后，国际党便名实俱亡了。但这只是就他的躯壳讲，至于他的精神是始移存在，并且日益发扬的。所以马克思在《豪厄尔君的国际党史》（Mr．George Howells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一文中说道：“豪厄尔君从一个偏狭的庸俗人高高在上的观点出发，向‘十九世纪’‘受过教育的读者’揭穿内慕道，国际党本来不成器，现在是死了。在实际上，德意志，瑞士，丹麦，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和北美形成社会民主诸党，很少组织在民族范围之内的，许多国际团体也不复是一些孤立的支部，稀稀松松地散布于各国，由一个中央局加以维系，而是工人们自己在不断的活动的和直接的交接中，由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和趋赴共同目标这几点结合起来了。
“自公社失败后，法国一切工人组织一时自然被破坏，但现在〔一八七八年〕又开始发展。在另一方面，斯拉夫人，特别是在波兰，波西米亚和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不顾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障碍，正在参加国际运动，而他们所达的限度是一八七二年最热烈的人所不能达到的。所以国际党并没有死去，只是由第一个时期转入一个更高的时期，而他原来的倾向有一部分是实现了的。在这种进步的发展的过程中，于写定他的历史最后一章之前，他仍将经过好些变迁啦。”（见《新时代雅志》第二十年度一卷五八九页，巴哈《国际党史料》——Max Bach：Beiträge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马克思既是开创国际党的主要人物，而党中的一切重要文件又都出自他的手笔，所以桑姆巴特称“中央局的各种演说词和国际党无数会议中的讨论等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一种正式的教课。”（见桑氏《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二五四页。）在实际上，国际党无异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机关。现在国际党的躯壳虽正式消灭，但马克思主义不独不随之消灭，而且愈见发扬，正因为前者的精神“并没有死去，只是由第一个时期转入一个更高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愈见发扬的证据在那里呢？就在德国无产阶级唯一的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奉这种主义为正式党纲。因此这个党的历史便构成本书下一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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