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四章 巴枯宁
迈克尔·巴枯宁于一八一四年五月八日出生于俄国推威尔（Twer）的托学克（Torsch k）县耶穆隙罗（Prjamuchino）村一个贵族家中。他的父亲曾为外交家，任职西欧，卸任后，于四十岁许娶得一个炮兵师团长的年青貌美的女儿，共生子女十一人，迈克尔行五，是为长子。这位老人虽是一个保守派，手中据有七百农奴，为农奴制的拥护者，然因自己曾受专制母亲严厉的待遇，对于子女倒也能一反其道，纯取放任主义。因此迈克尔在家庭中不受何种拘束，而静悄的乡村生活复足以遂其意志的发展，不为外界的环境所刺激和压迫，所以他的幼年时代是在自由的空气中度过的。
俄国的朝野上下自倾心于西欧的文物制度后，贵族子弟多留学西欧各国，于是西欧的自由主义随之侵入俄国，形成一种运动，而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一般贵族军官在圣彼得堡所起的叛乱即这种运动爆发的见端。自是以后，数十年之间，俄国贵族和智识界人的精神生活为这种自由主义运动的理想和十二月党徒（Dekabristen）牺牲的精神所支配，而巴枯宁少年时代在这一方面所受的影响更是不小了。
他的父母愿他经过贵族子弟所应历的途径，以军曹出身，因于他十四岁时，送往圣彼得堡的炮兵学校肆业，至一八三三年便变成一个军官。但巴枯宁的为人是山野之性，不惯拘束，他受军事训练和服务军队的时期就是精神上感受痛苦的时期。当一八三四年年初他因不以从属的礼仪对待长官，与炮兵学校的主持人索鹤莎列（Ssuchosanet）将军冲突，遂弃去原有的军职而投身于俄国西方的陆军炮兵队中。不过这里也是落落不合，且因目击俄国军队对于波兰的横暴行为，更痛恨专制，觉得军人生活非他所能堪，乃于是年十二月辞去军职。
巴枯宁自脱离军人生活后，由父亲代为在推威尔政府中谋得一文职，但他却决意研究学问，不肯就职。当一八三五年的秋季，他大概是住在自己或亲戚的家中，曾于此时认识一个哲学家斯坦克卫芝（Stankewitsch），因而研究德国的唯心哲学。至一八三六年年初，他离家前往莫斯科，继续研究哲学。这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弟一般的倾向，他们不关心于社会和政治问题，惟以哲学宗教这一类科目为务，尤其是趋向德国哲学，企图获得思想上的自由。巴枯宁此时还不是一个革命家，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认每个忠实的国民主要的任务是在以信仰和真理去替沙皇与祖国服务。不过他的思想已经含有后来那种趋向破坏的种子。他于是年二月写信给他的二姊哇哇哪（Warwana）说：“我已经是人了，因为我愿意做个人，因为我是被诏来做个人。除掉做人外，没有其他目的，凡阻碍我向这个目的进行的东西，我都加以毁灭。凡为着屈服人类而造成的状况是当受诅咒的；凡没有意义而又束缚意志的观念是当受咀咒的。大家必须破除一切伪的东西，用不着怜恤，也用不着有什么除外，要是这样，真理才能够胜利——真理是会胜利的。……绝对的真理，并不是附着在这种或那种状况上的〔真理〕。——这就是我的格言。”（见斯节克诺夫《巴枯宁传》——Michael Bakuning，Ein Lebensbild．Stutlart．1920）
巴枯宁虽潜心研究学问，然他的长处只在刚毅果敢，足以动人，至于思想总是没有条理，关于这一点，柏尔女士（Natolie Beer）于一八三五年三月给他姐姐的信描写他的言语的影响时，表现得很清楚。“有些人品性的坚强和精神的恳切，可以大有作为，这种影响就是那些人的表现之一。……他在面前使我受一种影响，然我却永不能将这种影响完全的意义告诉你。这是一种浑沌的东西，是一个感情和理想的深渊，使我十分惶惑；我已千百次决定把这些事情深思远虑地考虑一下，但每次总陷在他们的羊肠鸟道中。咳，这是因迈克尔尔的心肠和头脑系一种羊肠鸟道，你不能在此中即刻找若线索，而〔他那〕时常流露出来的火花（他的心肠和头脑是满具烈火的）也于不知不觉之中，把你的心肠和血燃烧起来了。”（见同书一六页。）
柏尔口中的巴枯宁正是方才潜心学术的巴枯宁，在此思潮怒发，清浊不分的当儿，这是自然的现象，即初入柏林大学时的马克思的思想，何尝不是如此？可是他继续研究学问三年，这种纷乱的状况仍不少减。俄国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Bjelinski）于一八三八年四月写信给他说：“自我看来，你现在不过是各种元素纷乱发酵的一种表现罢了。你的自我力求在大规模的形态中发露出来。这种精神的过程，你是觉得痛苦的：在这种过程中，破坏的进而为创造，腐败的进而为新果。”（见同书一八至一九页）别氏最后这句话对于巴枯宁的将来抱有莫大的希望，可惜巴氏的思想终久没有什么进步，无所谓“创造”，更无所谓“新果”。他于一八四三年作《德意志的反动》（Die Reaktion in Deutscland）一文（此文是用伊利杂德——Jules Elizard名字在《德意志年鉴》中发表的），内中有一句话是：“破坏的意志同时就是一种创造的意志”，这足以表见他注全力于破坏的心理，和他的思想所达的限度。这句话也是他此后做事的根本原则。马克思有一次写信给波尔特（Polte），说巴枯宁是“一个毫无理论知识的人”（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三九页），又有一次少说他“在社会理论方面，是最没有知识的一个人”（见马克思《与和格尔曼书》六四页），真是看出了他的短处。此外，波士德格特有一段话评论巴氏，也很恰当。“巴枯宁的意见的变动似乎和天气一样。他在一刹那中含有意见的一切方面，从写忠实的信给俄皇，求他抬高人民的地位起，至宣传——和涅恰耶夫（Nechayev）相同——用惨酷的战争，暗杀及行窃去反抗统治阶级的个人止。他的伟大不在他的思想上或无聊的著作上——他从事著作，起首非常热心，然都是半途而废——而在他那有吸引力的人格和强壮的精力上。他有一种说大话的能力，奢谈自由等等，非常动听，因为他是出于至诚的。”（见波氏《工人的国际党》四七页）就是巴枯宁自己，到了晚年也深知他不长于理论，所以说：“我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哲学家，甚至于还说不上一个专业的文人。我一生著作很少，当必要时，当一种热烈的信念强迫我去克服对于每种公开的自我批评的本能的厌恶心时，我才动笔为文。”（见《巴枯宁全集》第二卷二六八页，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Michael Bakunin．Gesammelte Werke）
巴氏虽不长于理论，然他的人格自有其伟大处。“他将俄国人的一切特质都联合在自己的身上：如可爱，仁慈，慷慨，童稚气，勇猛精壮中的疏懒，和对无秩序的流荡生活的倾向是。此外还有对自由的热烈要求和高加索（Kaukasus）自由的捷克人（Tcherkessen）所保持的傲气。但那种野性和原始气，就是他的俄国朋友也会吃一大惊，然这恰和他所具的高度教育结合在一起。”（见胡霍：《巴枯宁与无政府》六一页，一九二三年莱比锡出版——Ricarda Huch：Michael Bakunin und die Anarchie）
巴枯宁既具有一种高傲的性格，童稚的气概，坚强的意志和自由的欲望，便不容易和人相处，至少是不容易和不受他的指挥的人相处。例如别林斯基本是他的极亲密的朋友之一，然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一种充满变化的和波澜起伏的历史，由别林斯基对这位朋友绝交和重新回到这种有吸引力的心的企图表现出来了。别林斯基指摘巴枯宁的支配欲，确是对的：他是一个生成的专擅者（Diktator）。他看了天气是怎样，尝了麦片是怎样，便要求朋友们也必须具有同样的意见与嗜好。然他却十分质直，稚气，和善，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支配欲，也不是故意要支配他人，所以被激怒的人对于自己的指摘马上又反悔，不得不予收回。”（见同书三二页。）
巴枯宁后来和马克思的争斗固由于阶级背景的不同和主义上的差异，然他这个“生成的专擅者”的性情也有几分关系，这是此处应当附带说明的。
我们对于巴枯宁的思想，性情，人格等等既己略加介绍，现在当再转回去叙述他的学业生活。他在莫斯科研究学问至四五年之久，于一八三七年更进而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后来留学柏林，复继续此业，受黑格尔的影响很深。他后来且应用黑氏的辩证法于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上，以为国家（中央集权）是正，无政府是反，而联合（Föderatioon）则为合。
巴枯宁既开始研究德国哲学，总觉得在本国不方便，要亲往德国，尤其是和他的大姐恋爱而又逃婚的斯坦克卫芝避往西欧，予他以一大冲动。但他的父母因其自由行动，不听教训，不肯于以金钱的接济，在国内时已常因此而感受压迫，更无余资往外国留学。然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安肯低首下心，为环境所牺牲，于是写信给友人赫尔岑（Herzen）和阿夹列夫（Ogarew），要求给予两千卢布，作游历外国的费用。他在信中说，如果没有做一点正经事业，即淹淹死去，殊不值得，所以希望出洋留学，成为一个活泼而真有智慧的人，这不独是单为他自己的缘故，并且还是对于祖国和一切环绕他的人们，勉为一个有用的人。黑阿两氏对于巴枯宁的请求，慨然允诺，他因于一八四〇年的夏季达到留学柏林的目的。
巴枯宁初到柏林，意在求学，并且预备将来回去做教授，要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并没有打算从事革命运动。可是他从宁静死寂的俄国来到革命前夕的德国，因环境的不同，他的注意力便马上注射到政治和革命上去了。他当时一面告诉他的姐姐，说必须视他为业经死去，以示自己不复能走俄国旧贵族的道路，一面又写信对屠格涅夫（Turgeniew）说：“我的帆扯起来了，很快地达到目的地。我不知道将在暗礁上，还是更坏些，要沉入沙泥中。但我只知道，如果剩下一滴血，我是不停止进行的。”（见《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九二六年第八期七五三页，马廷诺夫：《巴枯宁与无产阶级的革命》——A．Martynow：Michael Bakunin und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的确，他是一帆风顺，投入革命的怀中了。他于一八四二年年初移居诸勒斯登，更与革命诗人黑维相识；不过因主张激烈，为当地政府所疾视，自觉不能安居，遂于一八四三年与这位诗人同往瑞士。
巴枯宁在瑞士与魏特林及其共产主义的信徒时有往来。他们都是一些手艺工人，巴氏受了很大的影响，曾发生一种做木匠的念头，并很接近共产主义。但魏特林所代表的究为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而巴枯宁所代表的——和马廷诺夫所说的一样——则为“前资本主义农奴制时代农民的社会意识”（见同书同期七五六页），双方的立场不同，所以终于格格不相入。当巴氏在柏林时，会为路易勃郞的《改革报》作一文，说：“我相信不幸的和被压迫的国家如俄罗斯与波兰，除民主主义外，没有其他救星。”（见同书同期七五七页）他从当时一直到寄居瑞士，和没有出国前的马克思一样，只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有一次在瑞士报上表明：按魏特林的计划所组织的社会，他不能够生存，因为那不是一个自由社会，而是一个借强迫力组合的兽群，这个兽群的心目中只知道有物质而不知道有精神和其他一切高尚的娱乐。
巴枯宁与魏特林派虽不是同调，然因和后者时相过从，遂被瑞士政府认为共产党徒，而俄国驻瑞土的公使更报告本国，俄政府且要求将其引渡回俄受审。巴枯宁乃于一八四四年出走布鲁塞尔，旋因不乐居该处，转往巴黎。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初到巴黎未久，即变成共产主义者，巴枯宁也是如此。他初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极力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且是一个诚心诚意的共产主义者。”（见胡霍《巴枯宁与无政府》八二页）到了后来，他又自认为集产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详见后），但无论共产主义者也好，集产主义者也好，他终于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特殊的共产或集产主义者，这是我们应当特别声明的。又马克思是在巴黎形成自己的理论的体系，巴枯宁也是在巴黎形成他的社会革命的见解。彼此所获的结果虽完全不同——不，虽完全相反——然巴黎的寄居同是他们的生活史上一桩最重大的事件。
巴枯宁因卢格的介绍，在巴黎初次认识马克思。他于一八七一年回忆当时的马氏说，“马克思那时比我进步得多，他现在虽不见得比我进步，然学问的渊博，远在我之上。我那时不懂经济学，且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玄谈，就是我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自出本能罢了。他虽比我年少，却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有学问的唯物论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他那时正在创造他现今〔学说〕体系的初基。我们时常见面，因为我很敬仰他的学问和他那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表现的热忱。然这种热忱却杂有个人的虚荣心在里面。我很高兴和他接谈，当他的谈话不引起妬忌心的时候——可惜这种心理是时常呈露的——那是很富于教训，并很有神彩的。然在我们两人之中从没有一种诚笃的交谊。因为我们的性情不容有这种交谊。他称我为一个感情的唯心论者，他是对的；我说他是一个浮夸的和不忠实的人，我也是对的。”（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至二一一页，一九二四年柏林出版。）
巴枯宁上面一段话在一方面固然显出他与马克思相见后不能情投意洽，信口雌黄，在另一方面却表见他十分景仰马氏，并且于不知不觉之间，受了后者很大的影响。例如他后来在《上帝与国家》（Gott und der Staat）一文中说：“唯心论者与唯物论者，那一个是对的呢？当问题一经这样提出，便不会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唯心论者是不对的，只有唯物论者是对的，这丝亮没有疑义。因为事实先于理想，而理想恰和普鲁东所说的一样，只是一朵花，物质的生存条件构成这朵花的根柢。并且人类全部精神的，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历史只是他们的经济史的一种反映。”（见《巴枯宁全集》第一卷九四页，一九二一年出版）巴枯宁这样的说法是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说的证据，他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信给马克思，自称为马氏的学生，并以此为荣幸，是他从马氏处获益之深，已亲口供出来了。
巴枯宁在巴黎所遇的重要人物，除马克思外，要算普鲁东。他们两人对于彼此的影响，斯节克诺夫说得很中肯。“讲到普鲁东，则〔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至于那一方面的影响更大，尚是一个疑问。照拉里（Rally）的证据看来，巴枯宁自己是要把普鲁东看做学生，不是看做先生。他在精神方面所站的地位较普氏为高，特别是在哲学一道所站的地位较普氏为高，这是没有疑义的。普氏得知道德国的哲学，尤其是得知道黑格尔，大半是巴枯宁之力（马克思也有一部分的力量）。普鲁东所能够影响巴枯宁的，是他的政治的见解，联合主义，和无政府的形态。”（见斯氏《巴枯宁传》二八页。）
巴枯宁得马克思的益处既比得普鲁东的为多，所以他虽与马克思不合，仍是满口称赞马氏的学问，并且对于马普之争，也常站在马氏一方面。他说：“世上殆不能找出一个人像马克思一样见闻之广，浏览之多。他此时（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四年）所研究的唯一对象已经是经济科学。他对于英国经济学者特别努力研究，这些人因有确切的认识，实际的思想途径——这种途径是建筑在英国经济事实上面的——以及严格的批评和推论的勇敢，遂胜过其他一切〔经济学者〕。然马克思则于这几点以外，还加上两种新元素，即一种极抽象的和非常巧妙的辩证法——这是从黑格尔派中得来的，他加以阐扬，常达到极处——和一种共产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对于法国一切社会主义者——从圣西门起至普鲁东止——〔的著作〕自然都读过；他公然愤恨普氏，并对之下铁面无情的批评，在这种批评中有许多的确是对的。普鲁东虽努力脚踏实地，终久是一个唯心论者和玄学家。他的出发点是正义的抽象观念；他从正义达到经济的事实，反之，马克思则宣布古今一切人类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指示的无疑的真理，并且指明经济的事实常先于法律的和政治的正义。说明并证实这种真理，是马克思对于学术上主要的贡献之一。”（见同书二九至三〇页。）
巴枯宁寄居巴黎，一连四年；至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纪念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的庆祝会中演讲波兰革命对于俄皇专制的暴力是一种打击，希望波兰人与被压迫的俄人四起抵抗俄皇，一切斯拉夫民族得因革命而获得自由，欧洲的专制主义得因革命而随之消灭。巴氏此次演说颇关重要，一则因为这是他在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次，二则驻巴黎的俄国公使启色列夫（Kisselew）因此要求法政府将他驱逐出境，并且暗中散布谣言，说他原为俄政府的侦探，因喜欢饶舌，遂被革退了。
巴枯宁不见容于法国，乃于一八四七年年底前往比京布鲁塞尔。他在此处追念既往，默想将来，竟是百感丛生，不知所措。他于是时写信给一个同国的朋友说：“我向来的全部生活差不多都是由不自由的转变决定的，与自己的预定计划没有关系；不知道我的生活将引导我向何处进行。但只觉得我不能同转去，并永不改变我的信念。这是我的全副精力所在之处，这是我的全部价值所在之处；这也是我生平的全部真理所在之处；这也是我的信仰和义务所在之处；其余的事情我不措意，他要怎样就怎样。这就是我的供状。他们会说此中含有许多神秘，但谁又不是一个神秘者呢？没有神秘，能够有一点生命么？要在无边的和无定的神秘境界才有生命。真正说起来，我们差不多一无所知，我们所棲息的生活的区域，为奇怪的东西和生活力所环绕，我们的每一步骤能使这些东西表现出来，这不为我们所知道，甚至于常是和我们的意志无关。”（见胡霍《巴枯宁与无政府》九八页。）
巴枯宁在此百无聊赖趋于神秘之时，复与前两年来此的马克思及其一班同志相遇。他既是代表落后的俄国十七八世纪农民暴动的意识而渴慕自由，马克思则代表先进的西欧——英,法，德——新兴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注重组织与训练，宜其对后者心怀不满，要加以谩骂，他于一八四七年写信给黑维说：“德国的手艺工人，波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等……尤其是马克思，都在这里干他们的勾当。〔综计他们的言行是〕虚荣，怨恨，空谈，理论上的兴高采烈，实行上的胆小心怯，系念于生命，行动，和质朴，而却完全缺乏生命，行动和质朴，——咬文嚼字的与高谈雄辩的工人和他们讨厌的勾结——费尔巴哈是一个‘有产者’，——而‘有产者’这个名词便时常挂在嘴上，令人厌恶——然他们自己由顶至踵完全是小城市的有产者，——总说一句：他们不过是说谎与愚蠢，愚蠢与说谎罢了。在这种团体之中想吸一点自由圆满的空气是不可能的。我避开他们，并且毅然宣言不加入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手艺工人联合会，我不愿意和他们发生何种关系。”（见布卢巴合《马克思与巴枯宁》三八页。）
可是到了一八七一年，巴枯宁承认此时前后自己的错处，而马克思的“说谎与愚蠢，愚蠢与说谎”，也变成正当的活动了。他说：“我们在一八四八年发生不同的意见，我必须说理性多在他一方面而不在我一方面。他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创立一个德意志共产主义者支部，并联合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与好些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借他的朋友和不可分离的同志恩格斯的赞助，在伦敦创立一个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第一国际联合会。他在该处用这个联合会的名义，和恩氏共同草成一种极有价值的著作，名为《共产党宣言》。我自己为欧洲革命运动的狂潮所激荡，大半只注意于这种革命的消极方面，而不注意于他的积极方面，这就是说，大半只注意于现状的破坏，而不注意于以后的建设与组织。（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一页）
巴枯宁于事后，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准备最后大争斗的当儿，能够觉悟前此的是非倒置，算是为人坦白，不肯文过。不过他这个人完全缺乏观察力和思考力，处事全凭感情，偶有不合，即咆哮鼓噪，愤怒填膺，要到情过境迁，才能有所觉悟，假使没有这种机会，他使无从觉悟了——这是他生平最大的缺点。他此次逃难于布鲁塞尔因没有活动的余地，所以只好发发脾气。可巧历时不久，二月革命爆发了，他有用武之地了，于是直奔巴黎。赫尔岑说：“二月革命后的初期，是巴枯宁生平最好的时期。他回到巴黎，急投身于革命的海洋中。他在梦汤雅（Montagnards）的兵营中不出来了，和他们同餐，宣传共产主义，用平等的名义宣传一齐平等，和一切斯拉夫民族的解放，奥地利的毁灭，永久的革命，战争到杀绝最后的仇敌为止。兵营总监科息底列（Caussidiére）要在‘无秩序中维持秩序’，不知道当怎样遣走巴枯宁，他和夫洛康生出一个主意，将巴氏送到斯拉夫民族中去，他们相信巴氏将在这种民族中自取灭亡。科息底列讲到巴枯宁，便说‘何样的一个人，何样的一个人啊！在革命的初期，他简直是无价宝，然到了后来，人家非杀他不可。’”（见斯节克诺夫《巴枯宁传》三四页。）
科息底列生了一条妙计，夫洛康于是以三千法郎赠予巴枯宁，使他往德国进行革命运动。在巴枯宁方面，虽集精会神在参加革命，但并不了解西欧无产阶级初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因此也就无意于此，乐得向东方去寻出路。他后来在自己对俄皇的供状中追忆一八四八年在巴黎的情形说：“我从没有像在巴黎那样感觉孤寂和疏远的。”（见《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第八期七五八页）这自然是实情，所以他不能久留巴黎了。
巴枯宁于是年四月抵德国。当黑维在巴黎组织武装军队要闯入德国时，他曾加以赞助，迨马克思和恩格斯攻击黑氏此举（参看本书上册新版四二六至四二七页），他即出而袒护黑氏，于是和马恩两氏公然决裂了。巴枯宁于一八七一年又承认马恩两氏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说：“我现在相信，并且明白承认他们对于一般局势的观察是对的。他们以一种毫不客气的态度——这是他们在攻击中所优为的——攻击他，我于他不在场时，在科隆热烈为之辩护。”（见《巴枯宁全集》第一卷九〇页。）
巴枯宁与马克思不独因黑维的缘故而失和，并且还有一件事也引起彼此的大误会。就是《新莱茵报》于一八四八年七月六日发表巴黎通信员欧卫柏克的一封信，其内容如下：“关于斯拉夫的宣传一事，昨天有人确实告诉我们，说乔治珊德获得种种文件，牵连那个从此出亡的俄人巴枯宁，这些文件说明他是俄国的一种工具，或新近收买的侦探，近来许多不幸的被捕的波兰人最大部分的责任是在他的身上。乔治珊德曾将这些文件给她的亲信人看过。我们对于斯拉夫国家并不反对，但出卖波兰爱国者的事永不应再现了。”（见同书第三卷二一二页。）
巴枯宁看见这段新闻，一面在诸勒斯登的报上提出抗议，一面要求乔治珊德声明此事的真伪。《新莱茵报》除掉于七月十六日登载他的抗议外，复于八月三日刊出乔治珊德的来信：“你们的通信员所报告的事实全系虚伪，没有丝毫真实的影子。你们对于前王国驱逐出法兰西的巴枯宁君所传播的消息，我从没有丝毫证据。即对于他的品性的忠实和意见的真实也把不怀疑。……素仰你们的公平正直，望即将此信刊人报端。”（见同书同卷二一三页。）
当《新莱茵报》登载巴黎方面所送关于巴枯宁的消息时，马克思本不在科隆，系由恩格斯代理主笔，不过我们知道他们两人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是共同合作，不分彼此的，所以不必在这一点上去替马克思卸责，即他自己也没有卸责的意思。他于刊布乔治珊德上面的信后，又附加一个短注，声明借此使巴氏获得却除巴黎某几方面疑惑的机会。我们于详述此事的经过后，还须略加解释如下，
巴枯宁出身贵族，竟肯抛弃自己的安富尊荣，来到西欧从事革命运动，真是难能可贵；然当时的人对于他偏时常发生怀疑，却有几种原因。第一，俄罗斯是一个厉行专制主义的国家，而俄政府对外的政策不独是利用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乘机取利，并且还派遣奸细在各国斯拉夫民族中从事煽动，借收渔人之利，所以四十年代的西欧对于俄罗斯有一种普遍的恐惧，而各国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家对于俄国人大都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巴枯宁既为俄人，自然容易被人一律看待。第二，俄国向来没有著名的人物献身于欧洲的革命舞台，足以改变世人的心理，巴枯宁虽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然当时没有赫赫之名，可以取得别人的信仰，且他前在巴黎时已被俄使馆散布谣言，诬为侦探，因此更容易引起世人的误会。第三，大斯拉夫主义是俄政府的对外政策之一，他想借此名义并吞散处德意志，匈牙利和土耳其等国的斯拉夫民族，以遂其扩充领土的野心；巴枯宁在一八四八年复高唱斯拉夫民族独立说，虽他的用意与俄政府的大斯拉夫主义不同，然因此却容易招人疑忌。有了以上三种原因，巴枯宁的活动遂常受世人的猜疑，流言一经发生，真伪自难立辨，巴黎方面的通信员以上述传说报告《新莱茵报》，自然是过于卤莽，但未必出自虚构，故意诬蔑巴氏。至于《新莱茵报》以此登诸报端，不独是遵有闻必录的常例，并且还要借此去考验巴氏的人格，因为他当时正在德国，这个消息如果不确，必出来辨明，是非得由此大白。当一八五三年九月，伦敦《晨报》（Morning Advertiser）复以此事訾议马克思，马氏逐一答辩，并且反诘道，真理是由辩论而成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争论的陈述中抽出来的，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这一点，还能惊异么？《新莱茵报》登出那段新闻，我们不能认他为出于恶意。尤其是马克思对于巴枯宁未尝存心报复，故于接到乔治珊德的信，即为之更正，于一八四八年八月底在柏林遇着巴氏，更言归于好，至是年十月巴氏遭普鲁士政府的放逐，他在《新莱茵报》上极力攻击普政府，袒护巴枯宁，就是后来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英通信事务，犹对于巴氏的参加革命运动，称道勿衰——这几点都足以证明马克思对于巴枯宁并无私怨可言。
可是无论如何，巴枯宁总不能与马克思接近，通力合作，因为他的革命的对象和主张与马克思绝不相同。“他的觉悟的焦点是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君主专制的推翻，斯拉夫民族的解放，并且依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从下至上形成他们的再造。他此时的见解在小节上虽未尝确定，然在大体上，却抱定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我不相信宪法和法律；最好的宪法也不能使我满足。我们所要的是别样东西；即骚动，生活，和一个新的没有法律的自由世界。’”（见布卢巴合《马克思与巴枯宁》四○页）我们于此有两点是应注意的：第一，巴枯宁所以主张推翻俄，奥，普，土四国的君主制，最要使这四国内的斯拉夫民族独立，然后自由联合拢来，这就是他的斯拉夫民族的自由运动，也就是他所倡的大斯拉夫主义。他自己声明不是大斯拉夫主义的党员，更不是俄皇的期友，这是对的，然他所发布的宣言既是以斯拉夫民族的解放和大团结为主旨，我们不能不名之为大斯拉夫主义，恩格斯在这种主义上加一个“民主主义的”形容词，可说是恰如其分（他后来且劝俄皇“勇敢地举起大斯拉夫的旗帜”，详见后）。第二，布卢巴合所引的几句话出自巴枯宁一八四八年夏季致黑维的信中，这是他的思想达到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次表现，值得大书特书的。
巴枯宁的主张既是斯拉夫民族的独立与大团结，他的活动自然要向这一方进行。他自一八四八年四月抵德后，即前往柏林，因受警察的监视，不能活动，乃经过莱比锡到布列斯劳，去筹划他的斯拉夫民族自由运动。他在此处得到新旧的同志很多，然旋因风声紧急，又匿迹销声了。至五月底，复出席于波西米亚，布拉格（Prag）的斯拉夫民族会议。他对这个会议所构成的“斯拉夫联合”的基础如下：“造成此等基础的原则是：一切人的平等与博爱。在自由的斯拉夫人青天之下，不论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没有不自由的人。一切形态的隶属（农奴的倚赖）将永远铲除。一切斯拉夫人在同等的标准上一律自由，一律是兄弟。除掉自然所创造的以外，他们中间没有不平等的。更没有阀阅。如尚有享特权的贵族之处，他们要是愿意做斯拉夫人，必须在博爱的领域和牺牲的伟大中去找自己的优点与特权。学者和艺术家的贵族——人民家族中最长的姐姐——必须投入民众中去创造自己的新生命，并输入从时代所采取的知识。”（见《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第八期七五九页。）
巴枯宁的斯拉夫民族联合的纲领，大谈其博爱，并请求享有特权的贵族为做斯拉夫人起见，一齐抛弃特权，实行平等，这不独是天大的幻想，也可由此窥见他和马克思等所领导的西欧无产阶级的自由争斗，相距有多么远！然参预布拉格会议的斯拉夫人大半是一些反动的和保守的份子，不独不肯倾向革命，即连巴枯宁这一类的主张也不能接受。巴氏虽努力设法去改变他们的倾向，仍旧没有何种效果，并且这种会议还没有告终，当地即发生变乱，故毫无成绩可言。
布拉格的变乱，有许多人说是由巴枯宁主使的，此事是否属实虽无确证，然他于乱事发生后，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却是真的。我们可从一个捷克人一八六一年的回忆中证明这一点：“在全部纷乱中，脑筋还没有昏乱，并且还具有一种坚强意志，要使那浮躁的反动所激怒的扰乱成为一种真正革命的，的确只有巴枯宁一人。凡危险最大的地方，都有他的踪迹出现，凡束手无策，不知所措的地方，他都予以援助，并且参加一切公私会议，出了兵营，即入会议室，和那些由乡村来到布拉格的代表磋商一切事情，又亲自下乡去提倡普遍的运动，借使那些被封锁在城市中的少数战争者获得帮助。如果要说明这些努力为什么都属徒劳无功，那我们必须详细术及好些零星事件。总之，凡巴枯宁的力量所能及的，他都做到了，在几天之内，他变得很重要的效果，及革命党的信任，到了后来，人家仍是和他团结起的。”
可是布拉格的变乱未即遭失败，巴枯宁因离此往布列斯劳，复不能安居，乃于七月中旬重来柏林。九月二十二日他复由柏林往布列斯劳。然至十月六日被普鲁士政府放逐，不准再在境内逗留。因往诸勒斯登，又于是月九日被放逐，于是直走刻腾（Köthen），谋得一棲身之所。
巴枯宁在刻腾草就一种宣言，名为《对斯拉夫人的呼吁》（Aufrug an die Slaven）。这种宣言的大意是忠告反动的斯拉夫民族与德意志及匈牙利的革命者通力合作，携手共进，借此达到他们的自由独立。这个小册子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述他的目的的正式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种作品，力持一种反对的态度。恩氏且两次作文驳斥，题为《民主主义的大斯拉夫主义》（Der demokratische Panslavismus）发表于一八四九年二月十四十五两日的《新莱茵报》上，今特介绍其中重要的数节如下。
恩格斯看出巴枯宁对斯拉夫人的呼吁只是一些幻想的纸上空谈，不是可以见诸实行的图案，所以于入题之先，首用几句话预示这种呼吁的弱点。“大家因痛苦的经验所得的教训是‘欧洲民族友谊的结合’，非空谈和虔诚的志愿所能实现，要借激烈的革命，和流血的争斗才能达到目的；并且欧洲一切民族用不着在共和的旗帜之下，作友谊的结合，须联合革命的民族去抵抗反革命，这种联合不是在纸上实现，而是在战场上实现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三卷二四六至二四七页。）
巴枯宁的宣言用革命的权力宣布普鲁士，奥地利，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而以造成共同的欧洲共和国联盟为最后目的。恩格斯批评道：“革命用‘自己的权力宣布〔各团国〕无解’，但同时却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动手去执行他的命令，这就恰是不好的地方。”（见同书同卷二四八页。）
巴枯宁在他的宣言中要求斯拉夫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并且认定正义，人道都在他们的一边。恩格斯批评道：“‘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我们在大斯拉夫宣言中除掉这些多少具有道德性质的范畴外，别无所见，这些范畴十分动听，但在历史的和政治的问题上便完全没有指出什么东西。‘正义’，‘人道’，和‘自由’等等可以千百次要求这桩或那桩东西；但事情如果办不到，自不会出现，无论怎样，只是一种‘梦想’。大斯拉夫主义者从斯拉夫群众自布拉格会议以来所履行的任务中当明白了自己的迷梦，当能看出，用一切虔诚的志愿与完善的梦想去抵抗铁一般的实际，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政策不善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政策，即‘革命的政策’。到了一八四九年，他们还出来唱同一的旧调，西欧对于这种调子的内容是曾因极惨酷的流血的反动而失望了的！”（见时书同卷二四九页。）
恩格斯既指出巴枯宁用几个好听的空洞名词来相号召，无济于事，又表明巴氏一切斯拉夫民族独立建国的主张，尤属不可能。他以为一个民族要原来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后来被他族征服，压制，才可以讲独立，至于奥地利等的斯拉夫人都没有独立的历史，即缺乏独立的资格与能力。“凡从来缺乏一种特有历史的民族，凡方才达到最粗野的文化程度即陷于外国权力底下的民族，或因外国的宰制才被驱入于第一期文化程度的民族，都没有生机，永不能够独立。奥地利国内斯拉夫人的命运就是如此。捷克人——我们还愿将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Die Slovaken）算在里面——在语言上和历史上虽不相同，然他们从没有一种历史。自查理大帝（Karl，der Grosse）以来，波西米亚即系在德意志肘腋之下。捷克民族一时达到解放，构成一个大莫拉维亚国，然旋又受人宰制，在五百年之中，便成为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兰间一种游戏的球，被人抛来抛去。于是波西米亚和莫拉维亚确切归入德意志版图，而斯洛伐克的地方则为匈牙利所有。这种丝毫没有历史存在的‘民族’也要求独立么？就是所谓南斯拉夫人也是一样。伊利里亚的斯洛文尼亚人（Illyrische Slovenen）达尔马提人，克罗地亚人（Kroaten）和绍克人（Schokazen）的历史在那里？自十一世纪以来，他们即失去了政治独立最后的影子，一部分伏处于德意志的权力之下，一部分伏处于威尼斯（Venezianisch）权力之下，一部分伏处马扎尔的（Mazyriasch）权力之下。从这种零星碎片中可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和富于生机的民族么？”（见同书同卷二五一至二五二页。）
上列各处的斯拉夫人没有自己一民族固有的历史不足以言独立，即使独立，也是要受人宰制的。所以恩格斯说：“奥地利国内的斯拉夫人从没有一种固有的历史，他们在历史上，文字上，政治上，商业上，工业上，是依赖德意志和马季利亚的，他们已都多少同化于德意志，马扎尔和意大利，如果独立组织国家，那么，支配这种国家的，必不是他们，而是住在他们城市中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并且到了后来，匈牙利和德意志对于这样缺乏生机的居间小国的分离和自立，是不能够忍受的。”（见同书同卷二五六页。）
可是当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处发生革命之际，这种斯拉夫民族要是乘机崛起，力争自由，也未尝不能创造自己的新历史，取得独立的资格，但他们的表现偏偏是不觉悟的，是反革命的，这就真正不配讲独立了。所以恩格斯接着又说：“然所有这些事也未必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斯拉夫人在他们被压制的任何时期中要是曾经开创一种革命的新历史，那么，他们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生机。从这个时期起，革命对于他们的解放是要发生兴趣的，而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特别利益则消灭于欧洲革命更大的利益之前。但从来没有过这么一回事。斯拉夫人——我们再声明一次，此处总是把波兰人除外的——恰恰长为反革命的主要工具。他们在国内受压制，可是在国外，凡他们的影响所及之处，就是一切革命民族的压制者。……当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和马扎尔人树起革命旗帜的时候，斯拉夫民族就和一个人一样，集在反革命的旗帜之下。……在卫狄施格列次和节拉契芝之下参加压制维也纳，克拉高，勒谟堡（Lemberg）和匈牙利革命的，恰为克罗地亚人，斯罗焚人，达尔马提人，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洛田人（Die Ruthenen），我们现在从巴枯宁处知道，布拉格会议不因德意志人而破裂，却由加里西亚的捷克的和斯洛伐克的斯拉夫人而破裂。”（见同书同卷二五六至二五九页。）
恩格斯上面一段话将奥地利等处斯拉夫民族反动的事实都暴露出来了。像这种甘心受人压制而又甘心为压制者作鹰犬的民族，其前途自然是惨淡无光的。梅林以为恩格斯否认这种民族历史上的前程，是流于错误（参看梅氏《马克思传》一七〇页），而一九一八年奥地利国内斯拉夫人及南斯拉夫人且奋起建立捷克斯洛伐克（Tschechoslowakei）共和国和约角斯拉维（Jugoslawien）王国，照这样看来，好像恩氏的话的确是流于错误。其实不然。因为恩格斯认定除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国内的斯拉夫人外，其余的斯拉夫人没有独立的前程，是由于他们缺乏初期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工业的独立条件和生机，这是就当时的实情立论的；但数十年来，情过境迁，这种斯拉夫人逐渐醋觉，抱着民族思想，从事革命运动，日进无已，于是独立的条件逐渐备具，至一九一八年他们的革命运动更为猛烈，他们既能开创一种革命的新历史，表现了自己的生机，又适遇奥地利帝国四面楚歌，土崩瓦解之际，自然可以独立建国。此事和恩氏的见解不独不相背驰，而且是适相符合。
我们现在再归到本题上去。恩格斯于暴露斯拉夫民族的反革命行为后，转而指摘高唱一切斯拉夫民族独立的人，而以抵抗反动的斯拉夫人，拥护革命作结束。“一切大斯拉夫主义者把民族——这就是说，幻想的普遍的斯拉夫民族——看在先，革命看在后。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愿意在一种条件之下参加革命，即允许一切斯拉夫人——没有例外，也不顾物质上的必要——建立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但革命是不承受条件的。一个人或是革命者，并且承受革命的结果——这种结果是随他自己的意思产生的——或投身于反革命之下，也许完全出于意料之外，一朝得与尼古拉（Nikolaus）及卫狄施格列次把臂谈心。……我们现在知道，革命的仇敌集中之地：即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地方；凡对于此等地方空谈一种不定的民主主义的前程，都不足以使我们不把我们的仇敌当做仇敌看待。……对于这种背叛革命的斯拉夫人要用争斗，要用‘不顾生死的争斗’；要用破坏的争斗，和无所顾忌的恐怖主义——这不是为着德意志的利益，而是为着革命的利益！”（见同书同卷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恩格斯这篇批评文字不独把巴枯宁《对斯拉夫人的呼吁》打得焦头烂额，体无完肤，并其于现今高唱民族自决或独立借便私图的反动派野心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一种当头喝棒。因为只有自有历史的民族真正向革命一方面前进，才配谈自决或独立，至于反动的领袖勾结帝国主义，如西藏的达赖和东三省的溥仪勾结英日帝国主义去宰制当地民众的企图，是绝对不能享有民族自决或独立的权利的。然恩格斯如不从革命的立场，指出这个标准，许多人为一个空洞的美名所炫惑，对此问题是不容易有正确态度的。
现在要问巴枯宁对于恩格斯的批评持一种什么态度，当然是反对的，不独当时反对，后来仍是如此。他于一八七一年虽空空洞洞宣布理性多在马恩两氏一方面，而不在自己一方面，然在具体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他说：“我是斯拉夫人，愿意假手于革命使斯拉夫人种从德意志人的羁绊之下解放出来，这就是说，破坏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诸国，在充分的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基础上，从下至上，改造各民族，而不借助于一种权力的强迫力，无论这种权力自称为怎样革命，也不管他在实际上是怎样的明达。……但马克思是一个德意志的爱国者，他从前和现在一样，不愿承认斯拉夫人有从德意志羁绊之下解放出来的权利，他从前和现在一样，以为德意志人是被召来对于他们施布文化的，这就是说，对于他们或任意或强迫施行德国化。”（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一至二一二页）我们看了恩格斯在上面所说奥地利国内斯拉夫人不能独立建国的理由，再回忆马克思对于德意志的态度，便知道巴枯宁称马氏为“德意志的爱国者”，称马氏“不愿承认斯拉夫人有从德意志羁绊之下解放出来的权利”，纯粹是一种偏于感情的成见，绝对不是事实。
巴枯宁在一八四九年年初不独表发了上列宣言，并且极力活动。他于一月游至莱比锡，仍进行他的斯拉夫的运动，至三月初，又前往诸勒斯登，因为此处的革命运动颇盛，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巴枯宁在此处又颇有声名，一切更容易进行。适值萨克逊政府对于法兰克福议会所制定的宪法不肯承认，诸勒斯登就发生群众示威的游行运动，政府的军队向群众开枪射击，遂激成变乱。五月三日城市中的民军筑垒备战，萨克逊王潜逃，革命的临时政府即时出现。巴枯宁虽没有加入临时政府，然却是实际上的领袖。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的革命与反革命》中对于巴氏犹致推崇之词，说：“这些争斗者差不多完全出于城厢一带工业区域的工人。他们得着一个能干的和头脑冷静的俄国亡命客巴枯宁为领袖。”（见恩格斯《德意志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二三页，又英文原本一七〇页）可是当时欧洲的反动已在各处着着占得胜利，而诸勒斯登的革命已成强弩之末，无能为力；普鲁士的军队旋向诸勒斯登进攻，临时政府支持一星期便消灭了。至五月九日临时政府中人大都逃走。巴枯宁要是为着自己的利害计，本可及时遁去，然他却不肯偷生畏死,临难苟免，曾力劝军事领袖收拾余烬，向波西米亚去制造一个新暴动，迨不能达到目的，才与友人同赴夫赖堡，旋转往开姆尼茨（Chemnitz）。然他于疲乏之余，深入睡乡，遂于十日为人所执，解交普鲁士军队。
巴枯宁自此时起，开始他的牢狱生活，德，奥，俄，监狱的铁窗风味他都尝过了。他于是月十四日被萨克逊的军事裁判官判处死刑，旋减为无期徒刑。然奥国政府因为他曾参加布拉格的乱事，向萨克逊要求引渡，于六月十一日被交给奥国。至一八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奥国的军事裁判官也将他判处死刑，旋又改为无期徒刑。可是他在奥国的监狱中手足均加上镣铐，有时还被狱卒用绳条拴在墙上；度这种痛苦的生活至半年之久。于是俄国政府又向奥国要求引渡，他又被交给俄国了。
巴枯宁被解至俄京后，俄皇尼古拉一世令他写一张供状，报告德意志和斯拉夫的运动。他也遵命照办，但只将自己在外国的生活和对内对外的政策，用坚强勇敢的态度，叙述出来；至于他的同志的姓名，在供状中明白宣布不能说出，因为他不能够卖友。尼古拉一世看了他的供状说道，巴枯宁是一个聪明人和好人，但也是一个危险人，所以必须将他监禁起来。巴枯宁初时被禁锢于彼得保罗狱（Peter-Paulo-Festung），至一八五四年被移至士吕塞尔堡狱（Die Schlüsselburger Festung）。他本是一个性情激烈，喜欢奔走运动的人，现在在狱牢中度了静悄寂寞的生活，当然觉得难堪，于是和马克思一样，当着毫无聊赖之时，便习数学，并读莎士比亚的剧本。但这种事业也不是永远的解愁散，他因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遂患起血枯病来了。他的全副牙齿完全脱落，而他的健康也大受损伤。然他的意志坚强，精神壮旺，毕竟战胜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因此他出狱之日与入狱之时，体质上没有多大的差异。
尼古拉一世于一八五五年三月二日去世，新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即位时，照例要大赦一次，表示“皇恩浩荡”，可是这位新皇对于其他政治犯肯施“恩典”，独于巴枯宁不允放松，竟把巴氏的姓名从被赦政治犯的名单上勾销了！过了一月，巴枯宁的母亲进谒新皇，要求赦免她的儿子，新皇答道：“太太，你当知道，你的儿子有生之日，永不能自由了。”然新皇虽不准巴枯宁完全恢复自由，却许他于监禁与充军到西伯利亚两事任择其一。巴枯宁自然要选择后者，这桩意外的事对于他极关重要，因为他自得到赦免无望的消息后，忍受不了终身的禁锢，已经和他的弟弟亚历才（Alexei）约定，再过一月，如真绝望，即当服毒自尽！
巴枯宁得到流窜西伯利亚的特许后，延至一八五七年三月才被押解前去，他自从在德国被捕下狱，至此时已有八年之久。然此后的生活便渐入佳境。当往西伯利亚之先，得俄皇的允许，在家乡耶穆隙罗住过一星期，一叙天伦之乐，然后往西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Tomsk）。他在该处结识一个被流窜的波兰人耶特科夫斯基（Xaver Kwjatkowsky），而耶氏的女儿安多尼（Antonie）心慕巴枯宁的为人义侠可风，不禁为之倾倒。同时巴氏于八年牢狱苦境之后，也殊感生活枯操，急思成立室家，于是对这年龄比他小一多半的女郞发生热烈的爱情，至一八五八年年底，这一对有情人便成为眷属了。
当巴枯宁居托木斯克之时，西部西伯利亚总督哈斯福耳德（Hasford）为之运动一文职，即充任秘书，但他自己不肯就职，要求转往东部西伯利亚。他的表兄木拉威夫·阿穆斯基（Murawjeff-Amurski）伯爵正为东部西伯利亚的总督，借其帮助，得往居东部的伊尔库次克（Irkutsk）。他在表兄的治下获得更大的自由：不独在阿穆尔社（Amur-Cesellschaft）担任职务，不独可以游历各处，并且还负有官场的使命，能到极东的边界去从事督察。当一八六〇年他的母亲复請俄皇特准他重返故乡，但俄皇再拒其請，說他有生之日，不得再出西伯利亚。可是俄皇虽不准他生还，他却利用自己所获的行动自由，于异年八月潜行至阿穆尔省（Amur）海滨，乘美国船，经日本横滨至美国，转赴伦敦作寓公了。
巴枯宁自一八四九年五月至一八六一年八月这十二年间，或囚牢狱之中，或处荒野之地，度其寂寞静僻和孤陋寡闻的生活，他在一八四〇年代既没有懂得当时西欧的革命潮流，在监狱和充军时，对于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西欧产业发展所引起的绝大变化的实际生活更是十分隔膜，无从懂起，因此他的思想仍是十七八世纪俄国农民暴动的思想，到伦敦后仍要继续前此大斯拉夫主义的活动。他于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五日在赫尔岑的《科罗科尔报》（Kolokol）上发表一封《致俄罗斯，波兰，和其他斯拉夫朋友书》（An die russiscen，Polnischen und die anderen slawishen Freunde），开始即说：“我现在出现于你们——我的历试不爽的老朋友以及和我们具有同一思想，同一意志的青年朋友——的面前：请你们让我从新加入你们的中间；我希望尽毕生之力，在你们的中间，和你们为着俄罗斯的自由，波兰的自由，及一切斯拉夫人的自由与独立而争斗。”（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Die Allianz der Sozialistischen Demokratie und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nassoziation——七八至七九页，一九二〇年司徒嘉德新版。按新版本名《马克思还是巴枯宁？》——Marx oder Bakunin?——以其含有社会民主党人诬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味，故仍用原来的书名。
巴枯宁是一个革命家，而又来到世界工人逆动的中心点伦敦，为什么不参加这种运动，要画地自缚，以斯拉夫运动为限制呢？他回答道：“我在革命的年代中已经获得这种经验：在法国既不能立足，在德国也是如此。我对于全世界进步的运动固然要保持从前热烈的同情，但为不虚掷我的余生起见，从今以后，我的直接活动必须以俄罗斯，波兰和斯拉夫人为限。这三个隔绝的世界在我的爱和信仰上是不能分离的。”（见同书七九页。）
原来巴枯宁因从前在法德参加革命运动没有立足地，便要关起大门来做大斯拉夫主义的运动，他真是会打算盘！不过他在一八四八年即表现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到了一八六二年倒崇拜国家起来了。“大俄罗斯人民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唯一的——是过一种外部的国家生活。他们内部的状况十分痛苦，已经达到最大的贫穷和奴隶状态，但他们珍视俄罗斯的统一，伟大和权力，超出一切之上，并且为着此等根本原则，准备牺牲一切。所以在大俄罗斯的人民中发达一种国家的觉悟，和一种实际的沉默的爱国主义。大俄罗斯人民在一切斯拉夫民族中单独保持了自身，完全无缺，单独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并且使欧洲感觉他们的力量。……不要相信他们会失去自己合法的影响和这种政治力量，这是他们为保障国家的完整起见，用一种烈士的自制，经过三百年争斗得来的。……我们如果把鞑靼人逐回亚洲，把德意志人逐回德意志，我们便变成一种自由的人民。（见同书七九页。）
巴枯宁的大斯拉夫主义的运动不是一种革命运动，而是一种人种战争——一种投降或联合反动势力的人种战争，所以他公然歌颂尼古拉了。“有人说，尼古拉皇帝当死前不久的时候，在准备和奥地利战争中，想号召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起来作一种普遍的暴动。他曾违反自己的意志，引起东方战争，为防守起见，要从一个专制的皇帝变为一个革命的皇帝。据说他对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宣言已经签名了。他虽恨波兰人，但却明白看出没有此举，则斯拉夫人的兴起为不可能。有人说，他压制自己的厌恶心，准备承认波兰人的独立。”（见同书七九页。）
巴枯宁这篇宣言只发表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永没有出现，所以不能尽量窥见他的妙论，更无从知道他的结论。不过就上面的几节讲，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为实现自己梦想中的大斯拉夫主义起见，于赞颂俄罗斯国家和欣幸“欧洲感觉他们的力量”后，必然要用直接或间接，公然或秘密的方法，去依附俄皇的势力，将其所利用。而他根据完全无稽之谈，轻信专制恶魔的尼古拉会“变为一个革命的皇帝”，会“承认波兰人的独立”，正是此事的见端。所以在实际上巴枯宁的大斯拉夫主义与尼古拉的大斯拉夫主义不能有多大的区别。
除掉这篇不完全的宣言外，巴氏在一八六二年九月又刊布一个小册子，名《罗曼诺夫，浦加却夫还是佩斯特尔，人民之事》（Romanoff，Pugatscheff oder Pestel Die Sache des Volkes）。罗曼诺夫是俄皇的姓，浦加却夫是喀德邻二世（Katharina Ⅱ）时哥萨克（Kosak）大暴动的首领，一七七五年一月被杀于莫斯科，佩斯特尔是一八二五年对尼古拉一世图谋不轨的十二月党的领导人，也被绞决。巴枯宁把这三个专名词连在一起，当作书名，用意何在呢？我们先请他开口罢：
“有些人还在问俄罗斯是否会发生革命。革命是逐渐逼近了，他统治着一切地方和一切人的精神。他借政府的手所表见的活动，比自己的信徒的努力还更有效果。他非至改造俄罗斯的世界并创造新的斯拉夫世界，将不停止活动。”（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八○页。）
革命既已站在俄罗斯的大门口，将怎样进门呢，换句话说，将由谁来引导呢？巴枯宁以为有三个不同的人，在三种不同的方式中，把革命接进俄罗斯。第一个资格十足的人是亚历山大二世！“〔俄罗斯〕朝代是在准备自己的毁灭。他要拯救自己，不去保护警醒的人民生活，反加以阻碍。这种生活倘被正当地了解，则皇室必能达到从来未有的权力和荣誉的高度。……真是可惜。命运送给皇室的一种伟大和愉快的任务是罕有其匹的。亚历山大二世很容易变成人民的神圣，这第一个农民皇帝（Zemski Aar）的威赫不在使人民畏惧，而在使人民爱慕，自由和安乐。他倘若获得这种人民的拥护，便可以成为全斯拉夫人世界的救主和君主。（见同书八〇至八一页。）
“第一个农民皇帝”，这是何等动听的名词！亚历山大二世对于农民到底有什么功德呢？“他的初政是冠冕堂皇的；他已经宣布了人民的自由，这是一千年奴隶状况后的自由与一种新生活；他似乎愿意替农民的俄罗斯设施一切，因为在大彼得（Peter，der Grosse）的国家中不能有一种自由的人民。亚历山大二世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八日下诏——不管一切缺点和一切无意义的矛盾——取消农奴制，在这一日他是俄罗斯从未见过的最大的，最被敬爱的和最有权威的皇帝。”（见同书八一页。）
亚历山大二世取消农奴制是由于替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得自由劳动，并不真是替农民谋利益。在名义上农民虽被解放，但在实际上他们的痛苦并没有减轻，即购买土地，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巴枯宁竟称这个欺骗农民的皇帝为“农民皇帝”，这除帮助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去麻醉农民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可是他唯恐这位“农民皇帝”不肯照自己的意旨实行革命，便利用革命的青年去恐吓他。“这些青年为什么不拥护你，而倒反对你呢？这是你的一大不幸。……他们尤其需要自由与真理。但沙皇是第一个给予人民以自由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他，并宣言反对他呢？他们是为抽象的革命理想和动听的共和名词所诱惑么？一部分也许如此，但这并不重要，这只是表面的。我们的进步青年大都知道，西方的抽象名词，保守的和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民主主义的一样，不能运用于俄罗斯的运动中。……俄罗斯的人民不以抽象的原则自缚。……他们不知道西方的理想，凡保守的，自由的，甚至于革命的固执教义要企图去转移他们的方向，将徒劳无功。……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将提出新的原则，创造一种异样的文明，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新的法律，一种新的生活。（见同书八二至八三页。）
这段话不独表见巴枯宁是怎样苦口婆心，奉劝这“第一个给予人民以自由的”“农民皇帝”回心转意去领导“革命”，并且显出他是一个特别国情论者，不承认俄国的发展，将步西欧的后尘，却断定俄国“将提出一种新的原则，创造一种异样的文明”等等。这与马克思所谓“产业发达的国家只是替产业不发达的国家指出他自己将来的图样”（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七页），完全相反。然俄罗斯在以后几十年中走入西欧资本主义的大道，否认了巴枯宁的见解，而批准了马克思的预言。这正是双方的世界观不同的结果，即一方唯心，一方唯物，一方主观，一方客观的结果。
现在再回转来讲巴枯宁对俄皇的忠告。“我们的最大多数的青年是属于民党（Volks-partei），而这个党的唯一目的只是人民事业的胜利；这个党没有拥护或反抗沙皇的成见，他如果开始那伟大的工作，而不辜负人民，党绝不为难他，现在还不算迟；他如果站在人民的头上，这些青年必定欢天喜地跟着他走。他们决不为西欧革命的成见而有所迟疑。使德意志人回到德意志去，这正是时候了。沙皇倘若知道，从今以后不复为一种强迫的中央集权的领袖，而为自由人民自由联合的领袖，站在一种强固的和新建的力量上面，与波兰及乌克兰（Ukraine）联合，并解除一切极端可恶的德意志结合，勇敢地举起大斯拉夫主义的旗帜，于是他便变为斯拉夫世界的救主了。”（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八三页。）
巴枯宁于恳求这资格十足的“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勇敢地举起大斯拉夫主义的旗帜”之后，又向他提出所谓民党的党纲，然后回头自问：“我们现在往那里去，并和谁同去呢？我们要往那里去，已经说过；我们要和谁同去，也已经说过，除掉人民外，我们不和别人同去。还要问的只是我们跟谁走。我们是跟罗曼诺夫走，还是跟浦加却夫走，还是跟一个新的——如遇得着的话——佩斯特尔走呢？”（见同书八四页。）
巴枯宁对于这一自问的答案，早已成竹在胸，无所用其踌躇了。所以他从心的深处脱口而出道：“我们说真话。罗曼诺夫如果能够并愿意从一个彼得式的皇帝变为一个农民皇帝，我们宁愿跟他走。我们很高兴站在他的旗帜之下，因为俄罗斯的人民仍承认他，而他的权力已经造成，随时可以动作，他对于这种权力如加以人民的洗礼，便可以成为一种无敌的力量。我们还有一点愿跟着他走，因为只有他能够实现一种和平的大革命，不会流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的一滴血。因为人类愚蠢的缘故，流血的革命有时是必要的；但这是一种大坏处，一种大不幸，不独就被牺牲的方面若是如此，即就他所实现的目的清洁圆满一方面看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法兰西革命中已经见过了。”（见同书八四页。）
羡慕“和平大革命”而向统治阶级的总代表请愿的巴枯宁至再至三地表明态度道：“所以我们对于罗曼诺夫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是他的仇敌，我们也不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俄罗斯人民事业的朋友，是斯拉夫事业的朋友。沙皇如果站在这种事业的头上，我们将跟着他走；如果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将成为他的仇敌。因此整个的问题是，他做俄罗斯皇帝，农民皇帝的罗曼诺夫呢，还是将做彼得式皇帝的霍尔斯台·哥托尔佩（Holstein-gottorper）呢？他将替俄罗斯服务，替斯拉夫人服务呢，还是替德意志人服务呢？这个问题马上会解决，我们于是知道怎样干了。”（见同书八四页。）
巴枯宁毫无疑义地是一个革命家，甚至于还可称为一个意志坚决的革命家，但他的革命完全是盲从瞎闹，等于儿戏，因为他干革命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人种的观点出发，以致一方面甘心情愿拜倒在统治阶级的总代表沙皇的座前，恳求后者起来革命，另一方面把一切反革命的斯拉夫人看做担负革命使命的主角，把一切德意志人看做反动的集团（他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俾斯麦的外交，同为德意志的反动势力，参看《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六六页），他的认识既错，便到处撞壁，弄得头破血流。
巴枯宁这个小册子对于亚历山大二世不会发生丝毫效力，这是每个稍具阶级意识的人所能感觉到的。他说：“这个问题马上会解决，我们于是知道怎样干了。”他此后到底“怎样干”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对：“在他的纯洁的信仰惨遭失望之中——除掉自顶至踵投入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八四页。）
当巴枯宁要求俄皇“勇敢地举起大斯拉夫主义的旗帜”时，自然没有顾到将发生怎样的结果。但到了后来，他也清醒过来，并转以此警戒别人了。他于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七日写信给朱科夫斯基（Joukovski）说：“关于大斯拉夫主义，马克思完全是对的，这种主义会愈加成为一种隐藏着的专制主义，因为俄罗斯的各皇帝总是允许斯拉夫诸民族从外国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以便他们屈服于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之下，大家必须承认，我们斯拉夫的兄弟们因自己偏于一面的民族主义，予沙皇的宣传以很大的助力。……”（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五卷四一一页，列特闹《巴枯宁与一八六八至一八七三年的俄罗斯革命运动》——Bakunin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in den jahren 1868—1873）！，巴氏这段话真要算是“夫子自道”了！
可是巴枯宁当时对于他的大斯拉夫主义不独作文字上的鼓吹，并且从事于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组织，冀收实际上的效果。他为着这种运动，于一八六三年年初前往瑞典，想转赴波兰，接洽一切，没有如愿相偿，遂于十月返伦敦，旋往意大利。
到了这个时候，巴枯宁才从实际经验——特别是一八六三年的波兰暴动——中感觉到自己的大斯拉夫主义运动是“此路不通”，不得不停止进行。于是翻然改图，打开大斯拉夫主义的大门，开始注意国际的社会革命运动了。然他何以要选定意大利为活动的目的地呢？这自然有许多公私的原因，如该处气候温和，适宜于他的妻子的养病，生活程度较低，容易筹划家计，解放运动正盛，不愁无武之地，直接间接认识好些领袖，易于立足等等都是。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巴氏当时的思想虽已转变，仍不过进一步代表落后的农民群众和城市的小手工业者（即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甚至于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要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才找得到他的基本队伍（其次为西班牙，瑞士等处，所以他的势力范围终不出这几国），故不能不以此为大本营。
关于巴枯宁代表落后的农民群众和城市的小手工业者的意识一点，是用不着繁征博引来证明的，因为这些人所想望的是自由与独立，而巴氏所号召的是自由与平等，所谓五雀六燕，铢两悉称，大家自不会发生疑义。惟他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一点，也许有人以为是我故意加以诬蔑，故须举出相当的证据来。例如他说：
“意大利的社会革命可以比别国更近些。在欧洲许多国中，已经有一个特别层的工人存在，并且构成一个特权阶级。此等工人取得高工资，受过——就字面讲——良好教育，浸润在资产阶级的原则，目的和浮夸之中，简直和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意大利没有这样的一个阶级层。……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很贫苦的无产阶级，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轻视，而德意志的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仿效他们，也取同一态度。他们是错了，因为我们行将发见的将来社会革命的精神与力量，是在最贫苦的工人中，而不在前面所说的繁荣部分的工人中，也不在采取资产阶级生活和思想方式的工人中。（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一六一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端轻视意大利的很贫苦的无产阶级！这是真的么？是真的！因为巴枯宁所谓很贫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指真正作工的无产阶级，而是指他的敌人。所以斯节克诺夫说：
“巴枯宁一提及‘无产阶级的最下层’，真正只想到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关于这一点，他提及现代的意大利和援引《共产党宣言》下列有名的节段两事，表现得十分清楚：
“流氓无产阶级是由旧社会最下层的腐败物构成的，在某种限度内是混杂在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中。然就全体讲，流氓无产阶级的分子因受他们生活状况之赐，最容易变成反动势力收买的工具。”（见同书一六五页。）
巴枯宁所谓很贫苦的或最下层的无产阶级既只是流氓无产阶级，而又视此为“将来社会革命的精神与力量”所寄托，自然是代表他的意识。不过现在又发生一个疑问，就是一个人的学说通常只能代表一个阶级的意识，否则至多也只能兼代表和这个阶级相近的一种人群的意识，巴枯宁怎能在一方面代表落后的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的意识，而他方面又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呢？难道前者即等于后者，或前者和后者极相近么？我们的答案是极相近。所以斯节克诺夫又说：
“在实际上，流氓并不具一种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他不仅从手艺工人招致队伍，并且从小资产阶级的破落户（破产的独立工匠，农民，小官吏等等）招致队伍。”（见同书一六五页。）
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因破产而失业，变成流氓无产者，其痛恶训练与纪律，而主张自由独立，更甚于前者，故巴枯宁代表这两种人的意识是绝对没有冲突的。
我们于说明巴枯宁所代表的阶级意识后，当接着叙述他的活动。他于一八六四年八月复游瑞典，至十月又返伦敦，才与马克思重相见。当他于一八六二年到伦敦时，未尝访问马氏。这是什么缘故呢？听他自己宣布罢。“此时赫尔岑，阿夹列夫和马志尼告诉我下面的一桩事：当我在德意志和俄罗斯的监狱及西伯利亚绝没有度着快乐日子的时候，马克思等在英德文报纸上对于我散布极可耻的谣言；他们说我并没有关在牢狱中，尼古拉皇帝很欢迎我，予我以一切方便和享乐，并有漂亮的妇女及香槟酒任我逍遥等等。”（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一四页。）
其实马克思绝对没有诽谤过巴枯宁，惟一八五三年八月有一个英国人名法兰西斯·马克思（Francis Marx）的，在报上用F．M．署名的信宣布巴氏为俄国的侦探，马志尼等为之推辩护，同时便错认法兰西斯·马克思为卡尔·马克思，以致事后在巴氏面前飞短流长，引起他的误会。迨他于一八六四年重到伦敦，在一个裁缝处制新装，这个裁缝是马克思的信徒和朋友，闻于马氏，后者才致书要求与之相见，当面解释误会。巴枯宁后来告诉我们说：“我回信答应相见，他来了，我们互相解释一番；他誓言从没有说过或做过何种反对我的事，反之，对我总是保持一种诚实的友谊和很大的敬意。我知道他是在说假话，但我的确不复有仇恨的感情了。（见同书同卷二一五页。）
巴枯宁虽执着成见，否认马克思的真诚，但马氏忠厚待人，对巴氏确具一种好感，他于十一月四日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巴枯宁问候你。他今天往意大利，他的住所在佛罗伦萨（Florenz）。过了十六年之后，我昨天第一次再看见他。我必须承认，他待我很殷勤，好过从前。关于波兰的运动，他说，俄政府为着使俄罗斯自己安静起见，特惹起这种运动，但并没有计算要作十八个月的争斗。所以俄政府在波兰会激成这种事件。……自波兰事件失败后，巴枯宁现在只参加社会主义的运动。经过十六年之后，还没有退转去，且更向前进取的人，我看见的为数甚少，然就大体讲，他却是这种少数人中的一个。”（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三卷一九一至一九二页。）
巴枯宁到佛罗伦萨后，和当地的同志设立一个秘密的革命友爱社，但不久即消灭了。至一八六五年十月，他移居那不勒斯（Neapel），复纠合同志，组织一个秘密的国际机关，名为国际友谊会（Die international Verbrüderung），后改名为社会革命者同盟会（Verein sozialer Fevolitionäre）。有意大利人，法兰西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巴枯宁在意大利极力活动，希望广集同志，以厚势力；然马志尼在此处宣传一种宗教和集权的国家主义，颇有根基，因此他们的社会革命者同盟会故意倡一种正相反对的学说去打破马志尼的宣传。巴枯宁后来说道：“同盟会的发生是由于对抗马志尼宗教的和政治的固执教条（Dogmatismus），而主张社会主义，所以此会所采取的是无神论，完全否认每种权力和统治，取消法律上的权利，否认那限制自由人性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并且主强集产；此会宣布劳动为公共组织的基础，这种组织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表现为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由联合。”（见斯节克诺夫《巴枯宁传》六一页）我们看了这段话，便知道巴枯宁因为抵制马志尼的上帝与国家的宣传，遂于不知不觉之间，凭着感情，趋向极端，而形成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学说。
巴枯宁在意大利所手创的社会革命者同盟会是反对宗教和国家的，然他却于一八六七年加入一个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创设而与自己的宗旨完全相反的和平自由联盟会。这个会恰于是年在日内瓦开第一次会议，今特将此大会议中所提出的纲领写在下面，不独表见马克思极力反对国际党和联盟会携手（参看本书中册三三〇至三三一页），具有极坚强的理由，而且更显出巴枯宁与之合作，实在荒谬无比。
一、一切民族都是姊妹。
二，民族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三、各民族间所起的纠纷当由本会议解决。
四、参预本会议的会员当由每种人民的民主主义团体选派出来。
五、每个民族不问人数的多寡，在会议中都享有投票权。
六、罗马教是一切宗派中最危险的一派，当宣布他的消灭。
七、上帝的宗教当由本会议信奉，每个会员负有传布这种宗教于地球上的义务。
八、本会议推荐最有学识和智慧的人担任牧师的职务，而使无知的牧师归于消灭。
九、借宣传，教育和道德之力传布上帝的宗教。
十、共和为自由人民所珍视的一种唯一的政府形态。
十一、只有民主主义享有对于战争的灾祸提出抗议的权利。
十二、只有奴隶享有向专制主人宣战戟的权利。
以上所列的纲领是信奉上帝，拥护共和政府，并且主张和平，这都是和巴枯宁所抱的主义绝对不兼容的。巴氏何以要加入其中呢？因为他看见这个会为各国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所发起，在一方面，自己没有看清他们的作用，以为可以与之合作，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另一方面，幻想利用他们为之宣传主义！至一八六八年九月和平自由联盟会在百伦开会，巴枯宁提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计划书，要毁灭一切国家，而代以自由生产协作社的联盟，使各阶级与个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一律平等。当时有参预会议的代表勺德（Chaudey）责备他不该宣传共产主义，他愤然作色道：“大家因为我要求阶级与个人在轻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并且因将我宣布信仰集产，同情于布鲁塞尔劳动会议，遂责备我为共产主义者。果有人问过我，你对于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怎样分别么？勺德君是执行普鲁东遗嘱的人，竟不懂得这种分别，我真正觉得奇怪！我厌恶共产主义，因为他否认自由，没有自由，我便不能觉得世间事物是人的。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社会中一切力量集中于国家，听国家加以吸取，因为他必定要把财产集中于国家的手中，至于我，宁愿铲除国家——国家是从根本上铲除自治的原则，而保护自身的生存，他借口使人类改良，使人类沐浴文化，然一直到现在，只是奴隶他们，压迫他们，掠夺他们。并且消灭他们。我愿意使社会的组织以及集合的或社会的财产的组织，借自由协作社的方法，从下至上做起，不是借一种权力——〔无论这种权力的形态怎样〕是一种权力——由上至下做起。当我要求铲除国家，自愿意铲除私人继承的财产，因为这只是国家的一种设施，只是国家原则自身的一种结果。诸君啊，就这种意义讲，我是集产主义者，绝不是共产主义者。”（见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四○至四一页，一九二〇年柏林出版——Anarchismus und Sozialismus）
巴枯宁上面一段话斤斤于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的区别，其实这也只是他个人的一种特别解释，就一般的理论讲，这两个名词的区别不是如此的（共产主义主张生产物和消费物的公有，及平均分派，集产主义主张生产物公有，消费物私有），在普通的用语上，这两个名词且视为异名同义的名词（参看阿白海默《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四五页）。至于他这段论的失当，普列汉诺夫分析和批评得最为警切。普氏说：
“此处所引的文句指明巴枯宁：
“一、用‘一切人类最充分的自由’的名义抨击国家和‘共产主义’；
“二、用经济上平等的名义抨击‘私人继承的财产’；
“三、认这种财产为一种‘国家的设施’，为一种国家原则自身的结果；
“四、如私人财产不是继承的，则不反对，如继承权不是私人的，也不反对；
“换句话来说：
“一、关于否认国家与共产主义一点，巴枯宁与普鲁东完全一致；
“二、他于这种否认之外，更加上一种：即否认私人继承的财产；
“三、他的计划只是由两种抽象原则——‘平等’的原则与‘自由’的原则——相加而成的一种总数；他相继应用这两种原则，而关于批评事物的现状，便使每种原则独立起来，不相连络；他没有问一问自己，否认其中一种的结果，能否与另一种的结果相容；
“四、他和普鲁东一样，不大懂得私产的起源，及私产的发达与政治形态的发达两者间的原因；
“五、他没有确切考虑‘私人继承的’用语（他在别处也应用过这种用语）究作何解释。
“普鲁东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而巴枯宁则为双料的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的计划只是一种自由的乌托邦与一种‘平等的乌托邦’结合而成。普鲁东在某种限度上至少是忠于他的契约原则（Vertragsprinzip）的，而巴枯宁则驰聘于自由与平等之间，从推论开始时即受压迫，使前者为着后者的缘故，与后者为着前者的缘故，而相继限于困难之中。普鲁东是一个普鲁东主义者，无可责备，巴枯宁则因为那‘讨厌的’共产主义的缘故，并且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缘故而成为一个伪普鲁东主义者。”（见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四一至四二页。）
普列汉诺夫上面批评巴枯宁的文字至为深刻。巴氏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计划在当时的百伦会议中也因赞成的少，反对的多，遂被否决。他加入和平自由联盟会，原想利用一般智识份子，替他传播主义，此时受了挫折，才知道前此的计算只是一场空梦，于失望之余，与少数同志草就宣言，宣告出会。可是当他在会中演说时，曾极力攻击预会的人，因此他的宣言还没有发布，已被驱逐出会了。
巴枯宁和他的同志退出和平自由联盟会后，即以他前此在意大利所组织的社会革命者同盟会为基础，在日内瓦新建立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Internationale Allianz der sozialistischen Demokratie）。这是国际政党中一种闻所未闻的组织，我们为彻底了解巴枯宁的公共活动及其与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党争斗的内幕起见，有详细叙述这种组织的必要。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背后隐藏一种奇特的组织，即所谓国际兄弟同盟会（Allianz der internationalen Brüder），这个会共分三级，
一、国际兄弟。
二、民族兄弟（Nationale Briüder）。
三、半秘密和半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组织。
什么是“国际兄弟”呢？“只有诚心采纳〔同盟会〕全部纲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结果，并具有聪明才智，德性信义，与革命热忱的人——即有恶魔附身的人——才能够做国际兄弟。……一切国际兄弟互相认识。在他们中间绝不能有政治的秘密。……国际兄弟的组织分为：A、总委员会或组织局；B、中央委员会；C、民族委员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八五页。）
总委员会为整个组织中最高的权力，可以变更同盟会的纲领，条例和组织法。中央委员会复分为中央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复分为行政民族部和监察民族委员会。“凡选定一个新兄弟，必须经民族委员会全体出席兄弟（至少三人）的同意，和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大多数的批准。”（见同书八六页。）
什么是“民族兄弟”呢？就是由国际兄弟在各民族中所组织的会员，位置在国际兄弟之下，而不能参预他们的机密组织的。“每个民族委员会如认为必要时，得分会员为两极：A、一级为每处互相认识的民族兄弟，B、一级为仅在小团体中互相认识的兄弟。——无论如何，民族兄弟不得知道有一种国际组织的存在。”（见同书八六页。）
最后为半秘密和半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组织。“同盟会的常川中央委员会系由常川民族委员会及日内瓦中央局的一切会员组成。这些会员联合起来构成同盟会的秘密大会；这个大会是同盟会的组织的和最高的权力。……日内瓦的中央局是常川中央委员会的常川代表。他是由中央部的一切部员和监察委员会的一切委员成立的。……中央局在法规……的限度内，是同盟会最高的行政会议。（见同书八七页。）
我们看了这种等级制的党的组织，便知道党的重心全在所谓国际兄弟，而领导这国际兄弟的巴枯宁更是大权独掌，变成“党皇帝”了！怪不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带着叙述的方式批道：“据有整个同盟会的立法权的常川中央委员会是由自己指派的。常川中央委员会的常川行政代表——日内瓦的中央局——是由自己指派而不是由所谓委员会选举的。日内瓦的中央局的中央执行部也不是由中央局选举，而是由给子巴枯宁同志以全权的少数人强制指定的。……民族委员会‘当留心组织各国同盟会，使受常川中央委员会会员的统制，并派代表出席大会’。用同盟会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从下至上的组织。……‘中央部是必须由常川中央委员会的会员组成，则中央委员会必须假手于民族委员去组织并领导一切地方团体，使他们只送常川中央委员会的会员到这种会议当代表，如没有此等委员会的话，部派关那些无条件服从民族委员会命令的人，因此使同盟会的整个组织永远操在常川中央委员会的手中。’此等命令不出于选举前夕的一个大臣或一个波那帕脱的府尹，竟出于一切权力的死敌，有力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下至上的组织的宣传家，各团体和各独立团体自由联合会的自治的讴歌者，即出于为保护自己地位的神圣的巴枯宁。”（见同书一一至一二页。）
依照马克思等所征引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秘密组织条文看来，他们责备巴枯宁，是非常正当的。巴氏后来与马克思争斗，斥之为专擅者和极端的中央集权者，其实这不是马氏的毛病，而是他自己的毛病。当一八七〇年，他与向来的好友涅洽叶夫决裂，因于忿怒中批评后者道：“他以为只有一打私人中间才有真诚，相互的信任，和实际严密的结合，这一打私人便构成会神圣的神圣。其余的人是听任指挥，和一种盲目的工具一样，和这一打真正结合的人手中所用的材料一样。欺骗他们，置他们于危险地位,盗取他们所有的东西，甚至于在必要时毁灭他们，这真正是一种可行的义务——他们是阴谋的材料。……一般温和的人对于革命的主张仅有一部分的热心，于这种主张以外，还有其他人类的兴趣，如爱情，友谊，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是——这种人的同情，自他看来，不是一种强固的根据，因此他的义务是用主张的名义，支配你的全人格，而使你不知道。”（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五〇页）就巴氏上面三级制的党的组织看，这段话差不多是专替自己写照了。
我们介绍国际兄弟同盟会的组织和批评已经完毕，现在当择要叙述他的纲领和马克思等的批评。纲领第二条说：“国际兄弟同盟会志在同时实行社会的，哲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普遍革命，使建筑在财产上，剥削上，统治上，以及宗教性，超感觉性，资产阶级固执教义性，甚至于雅各宾革命（jakobinisch-revolutionäre）性权力原则上的现制度，一点都不存留，首先从欧洲做起，然后及于其余的世界。我们所喊出的口号是：予工人以和平，予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将一切种类的压迫者，剥削者，和宰制者处死，我们要破坏一切国家，教会，及其一切设施，一切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法规，使千百万贫穷的，被斯骗的，被奴使的，受痛苦的，和被剥削的人，从他们的一切领袖，一切正式的和半正式的施主——不论是团体或个人——解放出来，终久能够完全呼吸自由的空气。（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九〇页。）
纲领第三条中的一段说：“但为着保持以人道待遇人们的权利起见，大家必须无情地反抗那地位和事物，必须破坏一切，尤其是财产及其必然的同事——国家。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诀。”（见同书九一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几条批评道：“我们真遇着革命者的革命精神了！为着达到这种合算的目的起见，第一个条件不是用平常革命家所固有的方法去和国家及现存的政府作战，而是用攻击‘国家的设施及其结果与基础，即私人的财产’，这种好听的和学者口吻的话去作战。所以要破坏的，不是波那帕脱的国家，也不是普鲁士的国家，也不是俄罗斯的国家，而是抽象的国家，是自在的国家，是无何有乡的国家。……革命的一种行动的必须是议决铲除国家，和巴枯宁第一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在里昂所做的一样。……然我们试追踪无政府主义的福音到他的结果上去。假定国家是因议决案而被铲除了。依照〔纲领的〕第六条，这个步骤的结果是：国家破产，借国家帮助的私人债务清算消灭，每种税捐消灭，军队，官吏，官僚体系，警察，和牧师取消，正式的法律义务消灭,一切文书契据及一切法律的和私法的文件，都付之一炬，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移归劳动协作社和此等协作社的联合会，而这联合会‘将构成公社’。公社对于这样被夺去一切的个人将保证予以无条件的生活必需品，此外他们还可借自己的劳动，取得更多的东西。然里昂的过程已经指出，铲除国家的简单的命令决不足以履行这一切美丽的命令。反之，两营国民军即足以打破这光辉灿烂的梦想，并使巴枯宁把这表演奇迹的命令插在衣袋中，急忙赴日内瓦了。”（见同书一三至一四页。）
纲领第五条说：“无政府，我们不怕他，并且叫他出来，相信自由，平等，正义，新的秩序，以及对抗反动的革命力量必定由这种无政府中——即由不受牵制的人民生活无限制的活动中——产生出来。这种新生活——人民革命——毫无疑义地将立即组织起来，但他将依照自由的原则，从下至上，从外至内，完成他的革命组织，不像每种权力所必须做的一样，是从上至下，从中至外干起——至于这种权力无论是自称为教会，君政，立宪国家，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或革命的专政，对于我们都是一样。这一切都是剥削和专制的确切的泉源，我们同样厌恶他们，同样拒绝他们。”（见同书九二页。）
纲领第六条说：“h、为着公社的组织，要有防堵区的常川联合，并设置一种革命的公社会议，由每个防堵区派一，二个代表，由每条街或市区派一个代表，而此等代表有负责证书，并且〔对选民〕永久负责任，随时可以撤回。这样组织的公社会议可以替公社革命的管理部每一部门从自己的怀中特别选出执行委员会；i、发生变乱和组织公社的首都宣布，自他破坏权力和保护国家之后，——此举是正当的，因为国家奴役他和其他地方一样——他即舍弃领导并征发各省的权利，不如说他即舍弃每种要求；k、号召一切省区，公社，和联合会跟着首都的榜样，首先作革命的组织，然后派送具有负责证书，担负责任并随时可以撤回的代表到一个联合的集会地点，用同等原则的名义，建立各举事的联合会，公社和省区的联合，并组织一种革命的力量去制胜反动。”见同书九二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几条批评道：“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防堵区的组织中我们首先有了公社会议，于是又有执行委员会，这些会要能够履行何任务，必须具有何种全权，并且受一种武装力量的拥护；其次我们更有一个完全的联合议会（Bundesparlament），他的主要任务将为建设这种公共的力量。这种议会和公社会议一样，对于一个或许多个委员会必须授以执行权，他们已经因此加上权力的特质，且将因争斗的必要，使之愈加显著。所以我们看见权力国家的一切元素尽善尽美地恢复起来了，至于称这副机器为从下至上组织的革命的公社，是无关重要的。名称不能改变事实；从下至上的组织每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都有的，而负责的证书甚至于中古时代已经有了。此外，巴枯宁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称(纲领第八条)他的组织‘新的革命国家’(neuer revolutionäree Staat)。（见同书一五页。）
纲领第九条说：“这种组织排去每种专政和保护领导权力的思想。但为建立这种革命的联盟和谋革命对反动的胜利起见，在人民的无政府——这种无政府恰恰表现生活和一切精力——中，革命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必须找着一种机关。这种机关必定就是秘密的和普遍的国际兄弟同盟会。”（见同书九三页。）
纲领第十条：“同盟会相信革命绝不是单个人或好些秘密的团体所能制造。革命是自己由事物的暴力中，事实的原动力中发生出来的。他们在民众本能的意识深处早就准备着——于是常因无足轻重的原因而爆发了。一个组织完善的秘密团体所能够做的事，第一是将适合于群众本能的观念散布于群众中，对革命履行催生的责任，于是从真诚的，精壮的和有智力的人中组织——非组织革命军，因为军队必须是人民自己——一种革命总参谋部，至于此等人是没有野心和虚荣心，为人民特别真诚的朋友，并且准备为革命观念的传播人，对人民的本能服务的。”（见同书九三页。）
纲领第十一条说：“此等人的数目不宜太多。全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个坚决而团结的革命家就够了。最大国家的组织有两三百个革命家绰有余裕了。（见同书九三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几条批评道：“为获得革命的结果，需要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国际党是要借宣传，讨论和无产阶级公开的组织去求这种统一——而巴枯宁只需要一种百人的秘密组织，只需要具有革命思想的有证书的代表，只需要自称为革命的总参谋部，即站在常川‘同志巴枯宁’命令之下的。所谓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不过是盲目的信仰和死尸般的服从罢了。……完全和耶稣教徒（Jesuiten）一样。如果说一百个国际兄弟应当‘做革命观念和群众本能中间的介绍人’，那就在同盟会的革命观念与无产阶级的群众中间划出一道不能超越的鸿沟；这就无异宣布除掉取材于特权阶级外，即无处招致这一百卫士。”（见同书一六页。）
我们于择要介绍国际兄弟同盟会的纲领和马恩两氏的批评后，当进而介绍巴枯宁起草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整个的纲领，以补上文的不足：
“一，本同盟会宣布无神的主张，本会要铲除一切宗教的崇拜，而以科学代替信仰，以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二，本会特别努力使各阶级和男女两性的个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律平等，而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入手办法，因此在将来每个人的所得和他的劳务相等，并依照上届布鲁塞尔劳动会议的议决，土地，劳动工具以及其他一切资本当为全社会的集产，只能为劳动者所使用，这就是说，只能为农业的和工业的协作社所使用。
“三、本会要使两性的儿童从出生时起即获得平等发达的方法，这是指他们的营养，教育，以及科学，工艺和美术上一切等级的教程的平等；本会深信初时这虽只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平等，会使各个人愈加达到一种大平等，并使一切人为的不平等——这是一种虚伪的和不公正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产物——归于消灭。
“四、本会仇视每种专制主义，除共和外，否认其他一切政体，极端排斥每种反动的组织，对于政治上的活动，凡不是以劳动者对抗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即时和直接目标的，概不参加。
“五、本会察出现今存在的一切政治和主权的国家既愈超于管理各处公共事业的简单职务一途，则此等国家必须消灭于自由的农工协作社普遍的联合之中。
“六、社会问题最终而有效的解决既只能在各国劳动者国际的或普遍的团结基础上找出方法来，故本会对于每种基于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竞争的政治，加以排斥。
“七、本会要使一切地方联合会借着自由，形成一个普遍的联合会。”（见同书九四页。）
我们可以拿普列汉诺夫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话转赠给巴枯宁所草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纲领，就是“在理论方面是站在乌托邦主义的地皮上，在实行方面对于现今无产阶级的解放争斗发生了消极的作用。”（见蒲氏《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三页）巴氏不注重实在的事实，要凭口舌去铲除人世间一切宗教的崇拜，已属空谈，要使各阶级一律平等，尤为可笑，因为人类中既有阶级的存在，即不能平等，既经一律平等，即无所谓阶级，所以当时国际党中央局指出他的谬误，说他不当讲“阶级平等”，当讲铲除阶级。至于他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使阶级平等的入手办法，更是舍本逐末，因为遗产承继权——和马克思在国际党一八六九年巴塞尔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提案所说的一样——不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原因，而是他的一种结果，私产制度一经推翻，遗产承继权自然随之消灭，巴氏要形成社会革命，当从根本上做起，不当从枝叶上着手，至少也不当单独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又他不主张参加非以劳动者对抗资本为直接目标的一切政治运动，这明明是使无产阶级的人对于本来和自己有间接利益的，并可以养成他们组织能力的一切政治运动都有一种消极的态度，这是于他们有损无益的。总之，巴枯宁这种纲领在理论上和实行上非常不妥当，所以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替国际党中央局所草的报告中，对之大肆讥评，认此为一种“没有思想的空谈”，为一种“空洞理想的花冠”。他于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波尔特说，巴枯宁的“纲领是一种肤浅的，左右乱堆起来的东西——使阶级平等（！）以铲除遗产承继权为社会运动的出发点，（这是圣西门的无意识的东西），以无神论做教条，预先指导会员，并且以不参加政治运动为主要的信条（这是普鲁东的）。这种小孩子的拼音缀字书（Kinder-fibel）在劳动运动的实在条件还很不发达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从前很受欢迎（现在还有一点立足地），在罗马路的瑞士及比利时一些浮夸的，野心的和肤浅的偏想家中也是如此。讲到巴枯宁君，过去和现在一样，这种教义（还是从普鲁东，圣西门等等乞来的废物合成的），只是附属物——只是保障自己地位的工具。他在理论上虽等于零，然做阴谋家却是得心应手。（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三九页。）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在上列纲领中也表现得十分明白，他要用废弃政府和消灭国家做开始社会革命的武器，去和据有政治及军事组织的资产阶级宣战，这真是痴人说梦！阜尔德斯说：“他既不相信发展律，复不相信社会主义所研究出来的科学的产物。”（见阜氏《社会主义思想界中的主要潮流》二六五页）这话说得很对，因为他和从前的乌托邦主义者一样，把社会当作一种机械体，以为可以凭着自己理想的计划，任意拆毁，任意装置，其实社会自有其发展律，如政府的废除，国家的消灭，这都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完全成功后的结果，决不能把此事当作社会革命初期的工具，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于反革命以死灰复燃的机会了。所以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对于所谓国际党分裂所草的通告书中说：无政府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的“主人巴枯宁所炫示的大仪仗马，巴氏从一切社会主义的体系中仅仅取得一种标题。一切社会主义者所谓无政府如下：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铲除阶级——一经达到，则国家的权力便消灭了——这种权力是用起来保持大多数生产者于少数掠夺者的羁绊之下的——而政府的职务便变为简单管理的职务了。同盟会却从相反的一端去进行。他宣布无政府是无产阶级的人毁灭那集中于掠夺者手中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最有效的方法。”（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和国际党》一四页。）
我们对于巴枯宁的学说和马克思的批评已经随时随地叙述了好些，现在特再介绍一种比较分析他们主张的说法如下，一则可以总括双方的意见不同之点，二则可作为了解他们在国际党猛烈争斗（见本书下章）的张本。
“巴枯宁要求马上铲除国家，马克思则以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着革命的利益，必须利用国家，并于资本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
“巴枯宁认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没有知识的工人群众对于社会革命业经成熟，只须在各处引起一批暴动就成了。反之，马克思确切相信社会革命的杠杆不是无知识的落后的工人群众，而是具有明显的阶级觉悟并受过训练的工厂与作坊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厌恶阴谋诡计的秘密组织，因为他的意思是，只有庞大的工人运动才能履行一种伟大的革命任务。反之，巴枯宁却是阴谋诡计和秘密结社的好朋友。
“巴枯宁号召即时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他要看见世人所谓一切坏的情欲得发泄出来。马克思则号召工人阶级从事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巴枯宁把零星的暴动，和孤独的行动看做达到社会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极力反对单个的团体或私派每种暴乱的企图，因为这些团体或私派是把自己主观的意志看做客观历史进程的律令。
“马克思以为国际党的创设是在用工人阶级一种真正争斗的组织去代替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私派，而每种分门别户的私派组织只是一种反动的行为，只是一种退步而非进步。
“在另一方面，巴枯宁曾经宣言解散他的同盟会，而加入国际党，但并没有解散同盟会中的秘密组织，他要使国际党的整个活动受他的私派专政的宰制。而这加入国际党的秘密组织所要追逐的目标，正是马克思及其同志视为有害于工人运动和革命的。
“此等根本的意见差异，就是造成马克思与巴枯宁，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原因。”（见少年国际出版社的《共产主义的开路者》九二至九三页，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Wegbereiter des Kommunismus）
巴枯宁和马克思的意见既如冰炭的不兼容，而偏又同隶一党，他们终必出于争斗，这是势所必至，无可避免的。然我们暂且不提此事，现在要说的，是他自一八六八年草成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纲领后，曾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寄一份给马氏,并附一信道：“你给色诺（Serno）的信关于我的部分，他已告诉我了。你问他，我以后是否和从前一样，仍是你的朋友。亲爱的马克思，〔我当〕比从前更好，因为我现在比从前愈加明白，你遵着经济革命的大道而行，招呼我们同走，并鄙薄陷于半为民族，半为政治事业的歧途的我们，你是很对的。我现在所做的事就是你二十多年以来所做的。——我自和百伦会议的有产者正式公然分离以后，除掉劳动界外，不知道有其他世界，不知道有其他世界。——自今以后，我的祖国就是国际党，你是站在这一党最著名的创造者之列。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是你的学生——做你的学生，我可以自豪！——这桩事便足以表明我所处的地位和我个人的意见。（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九年度一卷六页）马克思接阅此信后，笑为纯系感情作用的玩意儿。
巴枯宁此时既转其视线于国际党，称为他的“祖国”，便和国际党发生很多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留在下章去讲，今特按照次序，叙述他此后其他重要的活动。
当一八七○年德法战争之际，巴枯宁以为社会革命的时机已至，遂预备在法国引起革命。迨法国为普鲁士所败，他便向法国的同志大声疾呼，说只有无政府才可以拯救法国。
并于九月十五日前往里昂，参加革命运动，对于当时所组织的拯救法兰西的中央委员会尤热心赞助。至二十六日更有巴枯宁等署名的宣言出现，即：
法兰西共和国，
公社革命联合会〔布告〕：
国家处境的艰难，公家力量的薄弱，和各特权阶级的冷淡，遂使法兰西民族陷于地境。革命组织的人民如果不急起直追，力图补救，他们的前程便丧失了，革命也丧失了，一切的一切都丧失了。拯救法兰西联合委员会的代表深感前途危险万状，并确信人民不顾生死的行动刻不容缓，提议采取下列的议决案：
一、国家的管理机关和行政机关已经没有能力，特予以取消。
法兰西人民自己处理一切事务。
二、解散一切刑事和民事法庭而代以人民裁判。
三、赋税和抵当的支付业经中断。取消征税而代以联合公益的经费，并按照拯救法兰西所必需的数目，从财主处征收之。
四、国家既不复存在，便不能够干预私人债务的支付。
五、拯救法兰西委员会取消现有的一切公社管理，而代以一切联合公社，此等委员会是在人民直接支配之下行使一切权力的。
六、每一城市委员会得派代表两人参加组织拯救法兰西革命会议。
七、这个会议即时集合于里昂市政厅。
自这种充分表见巴枯宁精神的宣言发布后，巴氏等果于二十八日借群众的力量，占领里昂市政府，开始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可是这一天还没有过完，他们又被国防军赶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巴氏这种革命为儿戏，不算是故意刻薄他了。
巴枯宁自己在里昂所起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不崇朝即被推翻，犹可能是事出仓卒，布置未周，以致为敞所乘，并不是他的学说不能应用的缘故。然我们再看一看他的党徒于一八七三年在西班牙所起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相继失败，以及恩格斯持于此事的批评，便知道这种革命是一种千真万确的乌托邦的理想！
西班牙自阿马对奥（Amadeo）王于一八七三年二月九日退位后，三日即宣布为共和国，至四月十日举行宪法会议的选举，六月间这个会议开会，同月十一日新政府成立。西班牙一班有新思想的人多半相信巴枯宁主义，因此巴氏所创设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会在此处颇占势力，而国际党的支部也为巴氏的信徒所左右。当西班牙举行选举之前，巴塞罗那（Barcellona）和阿尔魁（Alcoy）等处的工人开会取决他们在选举中和议会中应取的政策时，巴枯宁主义者即反对国际党采用何种策略去参与政治行动，个人即或要选举，也当听其自由选择。此事的结果是，凡属国际党所指导的群众参预选举的，既没有一定的方针，复没有预定的候选人，因此，大遭失败，没有选出一个真正可以代表他们的人出来。
恩格斯说得对：“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不发达的国家，所以说不到劳动阶级的即刻解放。在这种解放实现之前，西班牙还须有预先几步的发达，并且还须把许多障碍物除去。在最短的时间内踏过这预先几步并迅速除去这些障碍物——这种机会，〔西班牙〕共和国呈献出来了。但西班牙的劳动阶级只有借实际干预政治的力量，才能够利用此机会。”（见恩氏《共产主义与巴枯宁主义》一二至一三页）所以用一定的计划去参预选举，原是西班牙劳动阶级当时一种不可少的训练。然一般巴枯宁主义者却极力反对此举，大倡总同盟罢工之说去煽动工人，实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他们以为“一国或全世界一切工厂的工人一旦停止工作，至多四个星期，将强迫资产阶级屈服于工人之前，于是这些工人就有自卫之权，而全部旧社会在这种时机中即被推翻了。（见同书一五至一六页。）
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既极力鼓吹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巴塞罗那便首先发难，然发难之后，竟一无所为，坐以待毙。阿尔魁的工人也于七月初间继起罢工。他们五千人与三十二个警察及几个武装的有产者相抗至二十点钟之久，才获得胜利。指导群众的无政府主义者于得胜之后，仍组织一种特别形态的政府，叫做“公安委员会（Wohlfartsausschuss）。这个委员会除掉禁止一切男子离开城市，只准有护照的女子迁徙外，也是一无所为，坐以待毙。西班牙政府的军队随即向此处进发，于是公安委员会消灭，政府的军队没有遇着抵抗，即安然进城。
巴枯宁主义者在其他城镇所起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也大概是于成功后侈谈自主，各自为政，不知共同动作，一致御敌，所以中央政府的军队一到，他们便如鸟兽散。“哥尔多华（Cordova）于〔七月〕二十四日由利薄尔（Ripoll）的一部分军人占领了。二十九日巴费亚（Pavia）向那有军事防御的塞维里亚（Sevilla）进攻，至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电报中的日期常不甚确切——即攻入。他留下一纵队镇压外城，开军队向加的斯（Cadiz）进攻，该城的防御者只在城的入口处，而防守又薄弱，所以至八月四日没有何种抵抗，即被解除武装。在以后的几日中，巴费亚解除山虑卡德巴拉墨塔（San Lucar de Barrameda）山洛格（San Roque），塔里法（Tarifa），阿合西勒（Algesiras），及许多小城镇的武装，也是一样没有遇着抵抗，这些城镇都是粗成自主的区治的。同时巴费亚又派军队进攻麻洛甲（Maloga）和格郎拉格（Gronada），前者于三日被占据，后者于八日被占据，都没有遇着抵抗，所以至八月十日止，还不到两个星期，这许多地方几乎没有战斗即被征服了。（见同书二五页。）
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所起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已如上所述，今特介绍恩格斯的批评如下：
“一，巴枯宁主义者一遇着一种严重的局势，即迫而抛弃他们向来的全部计划。他们起初就牺牲了关于政治义务的教育，特别牺牲了关于选举义务的教育。跟着出现的是无政府，是铲除国家；但实际上没有将国家铲除，却努力建设了无数小的新国家。他们的根本原则是劳动者对于非以无产阶级即刻充分解放为目的的革命，不可参加，后来便抛弃这种原则而参加公然纯粹的资产阶级运动。到了最后，他们迎头痛击自己刚才宣布的信条，就是：一个革命政府的建设，对于劳动阶级只是一种新的欺骗，只是一种新的叛逆。他们兴高采烈地现身于各城镇的政府委员会中，差不多无论在何处，总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被有产者所挟持的，和在政治上被利用的少数。
“二，但这种否认向来所宣传的根本原则的事是在一种最卑怯最虚伪的形态中实现出来的，并且是在恶意志压迫之下实现出来的，所以一般巴枯宁主义者及其所指道的草案在运动中都没有何种计划，更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此事自然的结果是怎样呢？一般巴枯宁主义者或阻碍每种运动，如在巴塞罗那是；或出于孤立的，无计划的，和无意识的暴动，如在阿尔魁和山卢卡德巴拉墨塔是；或使乱的指导权落入一般不妥协的有产者手中，如在大部分的变乱中是。所以巴枯宁主义者极端革命的呼声，一与事实相接触，其所实现的途径或是风平浪静，一无所为，或是出于从初时起即没有希望的暴动，或是加入一个蹂躏工人并且在政治上极力掠夺工人的资产阶级党中。
“三，就所谓无政府的原则和自由联合的独立团体的原则讲，除掉对于革命斗争的工具作一种无办法的和无意识的破坏外，一无所有，而政府却因这种破坏得以少数军队压服各城镇，几乎不遇着何种抵抗。
“四，这种曲调的结局不独使组织很好的西班牙国际党——真的和伪的一样——陷入歼除盲动者的漩涡中，至今被其解散，并且还使无数虚构的暴行——各国一切庸俗人以为没有这种暴行，便想象不出一种工人变乱——加在他的身上；因此使西班牙无产阶级再组国际党一举成为许多年后不可能的事了。
“五，总说一句，在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已经供给我们一个无比的模样，使人知道怎样是一种必不可起的革命。（见同书二九至三〇页。）
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所演的滑稽剧及恩格斯的批评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再回到巴枯宁本人的活动上去。他自一八七○年九月下旬里昂革命失败后，即为国防军所逮捕，旋因友人的帮助，才得释放。他潜往马赛，谋起革命，企图借此使里昂的革命重新爆发。不意他不独无法发动马赛的群众，而自己派往里昂的代表波兰人兰克维芝（Lankewitsch）复被捕，并搜出该处一切同志的名单，捕获人多。巴氏因计划败露，遂剪发割须，于十月二十四日乘船往意大利的热那亚，旋即博赴洛卡尔罗（Locarno）。
巴枯宁素来抱一种乐观主义，以为社会革命即在目前。可是里昂之役的教训使他竟由乐观而变为悲观，巴黎公社失败后，悲观更甚。他于里里昂事变后，写信给帕利（Palix）说：“我在深切的悲哀和悽惨的情绪中离开里昂。我开始相信法兰西是完了。他将变成德意志的属国。……德国人固执的社会主义将起而代替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所说的话只能在普鲁士的刺刀许可的范圉以内。……普鲁士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埋性与彼得堡沙皇的鞭子结合起来，维持全欧洲的安宁与公共秩序至少会有五十年之久。举凡自由，社会主义，对人民的正义，和人道的胜利，都归于乌有！因为这一切都可以从现今法兰西的毁灭中发生出来，法兰西的人民和里昂的人民倘若愿意有此，他是要出现的。”（见斯节克诺夫《巴枯宁传》一一四页。）
巴枯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即乌托邦主义者——自然不懂社会的发展律，也不懂群众运动。在没有得到教训之前，便满怀乐观，幻想群众本时不需要组织与训练，临事由少数人去充当参谋，就可编成革命的队伍，引起暴动，达到革命的目的；迨惨遭失败，即打昏了头脑，觉得前途尽是荆棘，没有出路，于是由极端的乐观而转变为极端的悲观。他上面这封信在一方面是夸大了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威权（至于把俾斯麦的政策，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混在一起，尤为无理取闹），完全看不出恩格斯和马克思所预言的德法战争后普鲁士工人运动的兴起（参看本书本册第二章），在另一方面忽观了法国民众潜伏的力量，以为此时一败涂地，终难再起了。其实普俄不独未曾宰制欧洲至五十年之久，而巴黎公社以后不过五年，法兰西的工人运动复兴，一八七六年他们又在巴黎开第一次劳工会议了。
但巴枯宁对于这种工人运动复兴的象征是无所察觉的；他在这一年的悲观且愈加显著。当他临死的前十日，老友莱雪尔（Reichel）说他可惜没有得着闲暇，作出自己的传记。他答道：“我当为谁作这种传记啊？真值不得开口。现在一切民族的人民都已丧失革命的本能。他们对于自己的状况非常满意，且唯恐丧失自己所有的东西，这种恐惧便使他们忍耐而不肯发难。我如果还能恢复一点健康，当著一部基于集产主义原则的伦理学，而不用哲学或宗教的语句。”（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七四页。）
这种伦理学的著作没有出现，自不待言，可是巴氏自寄居洛卡尔罗后，因对于社会革命发生绝望的心理，遂开始著一部《社会革命与军事专政》（Die Soziale Revolution und die Militardrktätur），作为他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底所草《致一个法兰西人的书信》（Lettres ã un Francais）的续篇。他生平的作品大都是些片断的文字，没有系统可言，此书虽未能完成，然对于人类，宗教，哲学，国家以及无政府等等的议论，要算是比较有系统的了。
巴枯宁自经过里昂和巴黎公社两次革命失败后，生活上开始一种显著的转变。他此时已是年老多病，既不能谋生，又有室家之累，物质上的压迫遭到最大的限度。当一八七一年，他的手中有时仅剩五个生丁，连茶烟都不可得。他前在西伯利亚结婚的妻子于他逃到西欧后，也束装前来，曾和他同居意大利。至一八七二年春季安多尼携着小孩子同返俄罗斯，巴枯宁自己则往沮利克。此处有俄国男女学生数百人，大半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为日后传播巴枯宁的思想于俄国的媒介。
巴氏于是年十月复返洛卡尔罗，至一八七三年九月往百伦，寄居友人阿道夫·佛格特（Adolf Vogt）家中。他在前一年的九月既被逐于国际党（详情见本书下章），此时复与俄国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决裂，因此受了不少的刺激，同时革命运动一时没有希望，而他自己又新得一个安乐窝，可以优游卒岁——这几点合拢来，遂促成他发出一封反常的书信，即退出革命队伍的书信。这信是他致朱辣联合会（Juraföderation）的同志的，内中有数节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利用这个机会请求承认退出朱辣联合会和国际党。
“此事的出现是有许多原因。但不要相信这尤其是近几年来人们加于我的无数侮辱所致。我不能说对于这些事绝无所感，不过我如认再行参加你们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工作和争斗还有用处，便感觉自己尚有抵抗这些侮辱的力量，但我并不具有这样的意见。
“讲到家世和个人的状况——当然不是讲倾向——我只是一个有产者，这样，除掉在你们中间做宣传工作外，别无所能。然我现在确信大理论的说法——不论是印刷的或口头的——的时期已经过去。单是理想如果能够拯救世界，则国际党这九年来所发挥的理想多于人们所能应用的；同时我也要要求每个人发明一种新的理想。
“时代不复等待着理想，而是等待着行动。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尤为现今的要图。然这种组织必须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工作。我倘若年事尚轻，一定走入工人中间，参加我的兄弟们的劳动生活，同时和他们共同担负这种必要的组织的大工作。
“但我的年龄和健康不允许我做此事，他们要把我安置在孤寂与休息之中。即每次企图游历，对于我也是一桩重大事件。在心理上我还觉得强健，但在体力上实在疲劳，自审不复具有争斗所必需的力量。我在无产阶级的中间只是一种累，无所裨益。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眼见一切的一切都强迫我脱离关系。我远隔你们和一切世界，一般说来对于国际党，特别说来对于朱辣联合会，能有什么用处？你们的伟大的和完善的联合会从此以后是完全勇猛，完全切实的，不必容许尸位素餐或名誉职位的存在。”（见《巴枯宁全集》第三卷二六六页。）
这戏段话不独表见巴枯宁以坚决的口吻，要求退出革命的队伍，并且表见他于受过一八七○和一八七一年法国各处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后，已经注重无产阶级的组织，知道非此不足以言解放，这算是他的一大进步。不过他说理论的时期已过，当时正是行动的时期，这样把理论与行动画成两个漠不相关的东西，自是绝大的错误。其实两者是互相贯注，不能分离的，理论如没有行动的实践，必成为空论，行动如没有理论的指导，必成为盲动。至于他以衰老多病，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赘疣为理由，要求出党，这自然只是一种口实，内幕并不如此，值得我们提出来说一说的。
意大利有一个青年叫做卡斐尔罗（Carlo Dafiero）的，相信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拟将自己所得巨额的遗产，从事于这种神圣事业的宣传。他于一八七二至七三年的冬季，与巴氏商定，以这个老人的名义购买一种别墅，除供后者的居住外，兼作意大利一般革命者的避难所，并创办一个秘密的印刷所和武器储藏所，以备革命爆发时的需要。这种别墅是于一八七三年夏季购好的，屋子颇狭小而潮湿，巴枯宁自迁入后，即大兴土木，卡斐尔罗更踵事增华，十万法郎因此耗去（指购买与装修两项讲），而卡氏的家财竟无以为继了。
巴枯宁自得着这个安乐窝后，一面致书朱辣联合会，要求退出，不再作公共的活动，一面致书他的妻子，令携小孩来意，共享家庭的幸福。当他宣言退出革命队伍的时候，卡斐尔罗以为这不过一种掩人耳目的官样文章，在实际上他必定仍旧暗中活动。殊不知巴枯宁因受了当时环境的影响，虽未曾改变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然对于这主张实现的可能性根本发生摇动，他已无意于公共的和革命的活动，只想关起门来，过一种私人的和家庭的舒适生活了。卡斐尔罗对于这种情形逐渐感觉不满，加以朋友和妻子（系俄国的女革命家，因巴枯宁而认识的，旋即结婚）的唆耸，遂认定巴氏住在这个别墅，除掉自己的家庭幸福外，对于意大利的革命没有利益，如不挥之使去，则残余的财产无从保全。至一八七四年七月十三日安多尼率领三个小孩，和自己的父母，及姊妹来到巴氏别墅，满冀从此稍享安宁的幸福，不意卡斐尔罗好像故意恶作剧一样，竟于是日晚上来下逐客令了！
青天一个霹雳打在这衰老多病的老革命家头上，当然也是受不了的。妻室儿女和亲戚一大批人新来相集，叫他如何能将这冷水浇背的事告诉他们呢？即告诉他们，又有什么解法呢？他陷在这进退维谷之中，一筹莫展，真想以一死了之。但死，也正不是一桩容易的事，自念奔走革命，前后二十余年，因革命而受监禁和放逐也有十余年，此时不能效匹夫匹妇的自经于沟壑，必须找得一死所。当时意大利各处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犹在蓬蓬勃勃的进行中，大有促成暴动之势。他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燃起革命的老火，突然离家，不告而去。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斯普吕根（Splügen），三十日来到准备暴动的中心地波伦亚，挟着一支手枪，预备参加此处的暴动，在巷战中如不为敌所杀，即打算用此无情之物，结果自己的性命。但暴动还没有起来，即被破获，而巴氏处置自己生命的问题，也因此不能解决。
巴枯宁在波伦亚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乃于八月十二日乔装一个农村牧师，如若青花色眼镜，一手持杖，一手提一个蛋篮，再返斯普吕根。在另一方面，安多尼见丈夫不辞而行，已经十分惊讶，至八月六日，有人告诉她，她所居的别墅非巴枯宁所有，系革命的产业，她必须马上让出来。她于三日后迫得离此他往，旋侦知巴氏的所在，即遄赴斯普吕根，舆之相会。巴氏在妻子的面前宣言不再从事于任何和公共的或阴谋的活动，并拟前往美国，归化为美国人。可是旅费无从出，这种计划也徒成画饼。
巴枯宁在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对于卡斐尔罗的突然下令逐客，使他的全家流离失所，心中实不甘服。他始终认卡氏既使他为别墅的共同所有人，自己可以主张所有权，后者绝没有权力将他逐出别墅。因于九月下旬在另一建地方与卡氏会见，满望双方言归于好，他和家人得重返故居，但结果仍旧失望。尤其难堪的是他的亲密的朋友和信徒基云（Jammes Guillaume）以及朱辣的同志于此时来信，都不直他的所为。“他遇着这种逆袭愈加使他坚持别墅隶属于他不让隶属于卡斐尔罗的意见。基罗对于他为得严正的法律观念是不能了解的。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宗祖的人，为着铲除遗产承继权而争斗的人，对于所有人很慷慨地让他享用的一份产业，竟主张所有权，这不是基氏所能了解的。”（见胡霍《巴枯宁与无政府》二五二页）同时这些同志叹念他晚年贫苦，每月拟送三百法郎给他作生活费，但他的心中殊为不悦，拒而不受。
巴枯宁于山穷水尽之时，来到瑞士的卢加诺（Lugano），全家即卜后于此。但他终久想出一条生路，就是请他的姨妹做全权代表，返俄国去分取他所应得的遗产，预计可获十万卢布。同时他在卢加诺附近赊购一份园林田宅，拟从事于园圃的工作。于是购置书籍，研究化学，制造肥料，开垦地皮；成行成列地种植果模，在果树之间复播种子，而施以极丰富的肥料，结果都被烧焦了！然这种试验足足花去一年工夫！
巴枯宁的农圃生活固然没有成功，而他的遗产奢望也终成泡影。他的姨妹从他的家中所分的遗产是一种森林，出售后获价仅七千卢布。当他于一八七六年三月拿到此项数时，一般债权者已于早一个月前限他于三个月内还一切债务，此时出入相抵，相差甚远，不得已，只好将前此赊买的田宅重行卖去，离开卢加诺，前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依他的朋友和信徒干巴集（Gambussi）为生（干氏于他死后和安多尼结婚了）。但在他离开瑞士之前，还要往百伦访友，兼在该处就医，因于六月十三日自卢加诺出发，同时安多尼则往那不勒斯去布置住所。他在百伦会着阿道夫·佛格特和莱雪尔等，但病象日增，已成不治之症，至七月一日便一暝不视，与世长辞了。
“巴枯宁在许多地方是有过失的；然却有一点东西足以胜过他的一切短处——即他的精神中所具的自强不息的原则。”别林斯基这句话要算是巴枯宁的盖棺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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