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六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
我们要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当以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出发点，关于此会的起源，成立和拉萨尔当选为第一届会长等事，本书第二册《拉萨尔》一章已经说过，兹不再赘，特从拉氏死后这个会的情形讲起。
拉萨尔死时（一八六四年八月）的嘱咐，是令伯卡德·倍克（Bernkard Becker）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会长一职。然倍克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完全要受哈慈费尔德伯爵夫人的支配，而伯爵夫人复利用自己的财力和地位，把持会务，不使会中进行的事件，丝毫违背拉氏生前的意旨。又加以会中的重要份子互相猜忌，互相水火，故会务没有什么大起色。
倍克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会长一职，不能胜任愉快，至一八六六年一月就有脱尔克（Tölcke）继他的任做会长，脱氏的才干远过于倍克，然当时联合会拙于财力，也不能有大作为。是年六月，白尔（Perl）继脱氏之后，当选为会长，至一八六七年，石卫茨又继白尔之后而为会长了。石氏出生于法兰克福，为人精明干练，喜与工人接近，但一八六二年因一件鸡奸男孩案而被判处徒刑，他虽否认有这种行为，名誉上却受了指失。当拉萨尔在世时，看出他是一个人才，很愿意他入会，可是法兰克福的会员群起反对，拉氏乃令其加入莱比锡的支部，并加入联合会的委员会中。当石氏做联合会会长时，很喜专权，而又常党于俾斯麦，因此受尽会内会外的攻击。至一八七一年，他自己也弄得精疲力竭，意懒心灰，以为与其再任会务，不如去劈木材，打石头，还好得多，因宣布辞职，而哈森克列卫（Hasencliver）于七月一日当选为会长。到了一八七五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社会民主工党（Die sozialdemikratische Arbeiter-Parttei）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党。我们于叙述这种合并事件之先，当讲一讲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
自拉萨尔等于一八六三年创设全德工人联合会后，一般受进步党支配的工人联合会旋即在法兰克福组织一个共同机关，名为德意志工联总会（Verband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e）意在和拉萨尔派对峙，借作资产阶级的堡垒，而倍倍尔且为总会常川委员会委员之一。倍倍尔因受李卜克内西的影响，变彭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参看本书第二册一一二页。）在德意志工联总会中很占势力，因此这个会便一步一步离开进步党而转入社会主义一途了。当德意志工联总会于一八六五年在司徒嘉德开会时，已逆着进步党的主张，宣布要求普通选举权，至一八六六年且公然表示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经济计划。迨一八六八年努连堡开会时，因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努力，遂采纳国际党的党纲；同时并议决创办一种《民主周刊》，作为机关报，归李氏主持。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派与石卫茨一派本来是互相水火的，倍李两氏因这种现象究非无产阶级之福，力谋两派的团结，乃于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七日在《民主周刊》上发布一种宣言，定于八月七日在挨塞那哈开一个联合大会。这种宣言是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六十三个会员，德意志工联总会一百零六个会员，和国际党日内瓦支部两个党员署名的。当开会时，石卫茨派到代表一百十人，反对派到代表二百六十二人，此外，还有奥地利和瑞士的代表。然开会之后，两派对于事务部的选举，已起剧烈的争端，无法调和，因即闭会。反对派于是重新开会，议决组织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并将《民主周刊》改为《民国报》，每星期出版两次，作为党的正式机关报。至于从前的德意志工联总会于这次会议后，也开会一次，即行解散，他的会员一律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今特将这一的党纲纪录于下：
甲、社会民主工党力求组织一个自由民国。
乙、凡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负有竭全力主张下列各根本原则的义务：
一、现今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良达于极点，应以最大的力量与之抗争。
二、劳动阶级解放的争斗不是一种阶级特权和优先权的争斗，而是一种为同等权利和同等义务的争斗，一种为铲除一切阶级统治的争斗。
三、工人对于资本家经济上的倚赖构成每种形态奴役的基础，因此社会民主工党力求铲除现今的生产方法（工资制度），借协作劳动之力，使每个工人获得充分的劳动收入。
四、政治的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万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此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能分离，前者的解决实有赖于后者，并且只有在民主主义的国家中这种解决才是可能的。
五、工人阶级要共同一致从事争斗，他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才有可能，社会民主工党念及这一点，故有一种一致的组织，且使每个人能运用自己的力量替全体谋幸福。
六、劳动的解放不是一种地方事业，也不是一种民族事业，而是一种社会事业，凡有近世社会存在的国家都包括在内，社会民主工党念及这一点，特于联合律许可的范围内，自视为国际党的支部，信仰国际党所努力奋斗的事业。
丙、社会民主工党以下列各项为煽动中最切近的要求：
一、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当赋予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使得参加国会，各联邦议会，省议会，市议会以及其他一切代表团体的选举。对于被举出来的代表当有充足的日给费用的保障。
二、由人民举行直接立法（这就是指提案权和否决权）。
三、凡阀阅特权，产业特权，门第特权，和专业特権都当取消。
四、组织国民军去代替常备军。
五、将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分离出来。
六、国民学校中的强迫教育，和一切公共教育机构的免费教育。
七、审判庭的独立，设立陪审官制，审判厅和专业审判厅，并实行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程序，与免费的裁判。
八、铲除一切〔限制〕言论，集会和结社的法律；规定标准工作日；限制妇女劳动，禁止儿童劳动。
九、铲除一切间接税，实行一种唯一直接的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
十、在民主主义的保障之下，由国家推行协作制，并替自由的生产协作社作信用上的担保。
以上的党纲是以德意志工联总会的纲领为蓝本，他的内容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相同之点极多，所以梅林批评道：“当李卜克内西说共产主义最后的结果都含在挨寒那哈党纲中，固然是对的，然脱学克说挨塞那哈的党纲在大体上就是拉萨尔派的纲领，也一样是对的。”（见梅氏《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三六七页）至于马克思对于这种党纲自然是不会满意，但当时似乎不甚重视社会民主工党，所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虽偶然提及这一党，并没有赞否的表示。不过挨塞那哈党纲有一部分后来加入哥达党纲中，受马克思严厉的批评，由此可以窥见马氏的态度了。
社会民主工党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主义上虽没有很大的歧异，然这两派是互相仇视，互相攻击的。但自石卫茨于一八七一年辞职，哈森克列卫继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会长后，两派的嫌隙较前稍微减少了。旋因受环境的压迫，双方都觉悟到同阶级的党派应当同心御侮，不宜同室操戈，遂尽弃前嫌，互相联合，于是有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哥达大会的出现。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七十三人代表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二个会员预会，社会民主工党有五十六人代表九千一百二十一个党员预会。会议的结果，双方甚为融洽，两派由是合并为一党，名为德意志社会主义工党，他的党纲如下：
甲、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泉源，普通有用的劳动既只有借社会之力才是可能的，所以一切劳动生产物都属于社会，这就是说，都属于社会全体人民，以普遍的义务而享同等的福利，各人可按照他合理的需要，〔而取得生产物〕。
在现社会中，各种劳动工具为资产阶级所垄断，因此构成劳动阶级的倚赖，这各倚赖就是一切形态的痛苦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将劳动工具变为社会的公产，并且用协作的方法去支配全体劳动，对于劳动的结果则须为公共的利益而应用，依公平的方法而分配。
劳动的解放必须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其他一切对抗的阶级不过是一种反动的群众罢了。
乙、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基于此等根本原则，力求依一切合法的方法，去组织自由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借铲除工资劳动制之力，去打破工资铁律，并且消灭各种形态的掠夺，除去社会上和政治上一切不平等的事。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虽首先活动于国家范围之内，然却知道工人运动所具的国际性，并且决定履行这种运动所加诸工人身上的一切义务，借以实现人类的友爱。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因为预备解决社会问题起见，要求在劳动人民民主主义的管理之下，借国家的帮助，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协作社。此等生产协作社是为工业和农业而创设，规模宏大，以后全体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都导源于此。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要求以下列各条作为国家的基础：
一、凡年满二十的国民在国家及公社的选举和投票中，都有普通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及投票权，并且采用秘密的责任投票制。凡选举或投票日期必须为星期日和休业日。
二、由人民直接立法。由人民决定宣战及媾和。
三、普遍的军役。用国民军去代替常备军。
四、取消一切例外的法律，特别取消那些〔限制〕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即限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研究自由的法律也当在废除之列。
五、由人民掌握裁判权。裁判事务不得征费。
六、由国家施行普通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普遍的入学义务。一切教育机关都为免费的教育。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业。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要求在现社会之中实行下列各条：
一、依据上列的要求，极力扩充政治权利和自由。
二、国家和公社征收一种唯一的累进所得税去代替现有一切病民的间接税。
三、无限制的结社权。
四、规定一种适合社会需要的标准工作日。禁止星期日的劳动。
五、禁止儿童劳动，和一切有碍卫生及道德的妇女劳动。
六、工人生命和健康的保护法。工人住所卫生的管理。由工人所举的委员监督矿山，工厂，工场和家庭工业。〔制定〕一种有效的负责条例。
七、〔制定〕监狱劳动的章程。
八、一切劳动基金和义账基金完全〔由工人〕自行管理。
以上的党纲是大会前由双方预先拟就的，布拉克并将这种草案递送伦敦，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马克思于是对之下一种严厉的批评，这就是他的有名的《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批评》。同时他又草就一信，连同这种批评寄给布拉克，转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马克思表示不赞成社会民主党与拉萨尔派为让步的合并，因为他认前者的党纲不完善，然已含有共产主义的种子，差强人意，至于后者则已成为一个固守门户的私派，将在历史的发达中自行消灭，用不着俯就其主张，致弄出这种非驴非马的党纲。“我的义务不便对于我所深信为完全可訾议的和败坏党务的党纲，缄口不言，致同默认。每一步实际的运动比一打党纲还重要。大家要是不能——现时的状况也不许——超过挨塞那哈的党纲，便当简单协定一种一致的行动去对付公共的敌人。但一订出党纲（此事本当待至许久的共同行动之后），便在世人之前标出了界石，而出人将以此去测量党的运动的高度。拉萨尔主义者的领袖所以过来，是为现状所强迫。要是预先向他们宣布不能讨论原则上的问题，那他们必定以协定一种共同行动的行动计划或组织计划为满足。不此之务，却让他们挟着委任状出席，并承认这种委任状为有效，因此屈服于这些急需援助者之下。他们为占上风计，复于调和会议〔指哥达会议〕之前开一个会议，而正式的会议反开在后。……大家以为一般工人对于这种联合的事件是何等满意，但如果不相信购取这样眼前的结果所费太多，那便弄错了。此外，这种党纲除掉拉萨尔信条的神圣话语外，是一无所用的。”（见啻尔和蒙伯特编的《经济学研究选刊》第十二卷下集一三七页）马克思最后这句话可算是他对于哥达纲领的总评，至对于其中谬误之处与矛盾之点，分条分句驳斥，尤为详尽透彻，今特择要介绍于下：
马克思对于哥达纲领的起首一句批评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自然也恰和劳动一样，是使用价值（实在的财富也是由这种使用价值而成的！）的泉源；劳动自身只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类的劳动力——的表现。……我们现在就让这句话站着。大家所希望的结论是什么呢？显然是：‘劳动既为一切财富的泉源，则〔各人〕在社会中除掉〔收取〕劳动的生产物外，便没有人能够据有财富。因此一个人自己如果不去劳动，依赖别人的劳动为生，而他所得的文化就是牺牲别人的劳动。’”（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三八至一三九页。）
哥达纲领第一句有病，而第二句和结论尤甚，所以马克思说：“照第一句讲，劳动为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泉源，则没有一个社会是能够缺少劳动的。我们现在所见的却适得其反；没有‘有用的劳动是能够缺少社会的’。……有用的劳动既只有在社会之中〔按‘在社会之中’数字是草案中的话，哥达会议中已删去〕，借此会之力，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的收入便属于社会，而各个劳动者所得的分子只是维持劳动“条件”——社会——所不需的。就实际上讲，在各种时代中，一班拥护当时社会状况的人也曾经应用过这句话。第一就是政府的要求，因为他是维持社会制度的社会机关；继则为各种私产的要求，因为各种私产是社会的基础云云。大家可以看出这种空洞的句子可以随人应用。（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三九至一四〇页。）
哥达纲领的第一节既是语弊百出，而第二节尤不免“效颦西施”之诮，马克思说：“那从国际党党纲借来的句子在这种‘订正’中也是错的。在现社会中劳动工具是为地主（地主的垄断是资本垄断的基础）和资本家所垄断。国际党的党纲关于这一节没有指出这一阶级的垄断者，或那一阶级的垄断者。他所说的是‘劳动工具——这就是说生活泉源——的垄断。’‘生活泉源’这种补助句子便足以指出土地是包括在劳动工具中间的。”（见同书同卷下集一四一页。）
哥达纲领的第三节，草案原为“劳动的解放要将劳动工具提作社会的公产”，马克思以为“提作”（Erhebung）不妥，应改作“变为”（Verwandlung），关于这一点，哥达大会是照办的。又他对于这一节中所谓“劳动的结果”一语，斥为太泛，因为这是指劳动的生产物讲，还是指劳动生产物的价值讲呢？如果是指价值，那么，这是指全部价值讲，还是指劳动所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讲呢？此外，他对于此节所谓“公平分配”，便问“公平”的标准何在，并且引用第一节中所谓“劳动的结果属于社会中一切人民，按照同等的权利，毫不短少，〔分配于人民〕，（按此为草案中的话，哥达大会已加修改，如上文所载）几句话，大下批评，同时并表示他对于将来共产社会中分配问题的意见，大致是，在共产的初期，劳动者于支付应纳的一切公费外，当取得充分的报酬，不能遽言及同等的分配，要到了共产第二期，才可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
马克思发表他对于分配问题的意见后，接着就批评哥达纲领第四节道：“起首一句出于国际党党纲的首数字，但是‘改正过的’。该处所说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必为劳动者自身的事业’；反之，此处却要‘工人阶级’去解放‘劳动’，这是什么话呢？谁能够捉摸他。在另一方面，下面的陪句纯粹是征引拉萨尔的话，就是：‘其他一切对抗的阶级只构成一种反动的群众。‘《共产党宣言》上说：‘在现今和资产阶级对抗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他阶级因大工业而日趋毁败，无产阶级则为大工业自身的产物。’此处把资产阶级看做对抗封建主义者和中等阀阅（Mittelständen）的革命阶级——即负有发达大工业的使命者——至于那些封建主义者和中等阀阅对于陈腐的生产方法的形态所造成的社会上一切地位是愿意保持的。然他们构成一种反动的群众，却不是和资产阶级在一起的。在他方面，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而为革命者，因为他自己是由大工业的地皮上生长出来的，他是力求铲除生产中资本主义的特质，而资产阶级则努力保持这种特质。但《共产党宣言》又指明：‘各中等阀阅……看见自己行将降入无产阶级，就会变成革命的。’从这一点看来，说他们和资产阶级及封建主义者对抗无产阶级，‘只变成一种反动的群众’，这又是没有意义的话。”（见同书同卷下集一四七页。）.
马克思于指出（甲）项中各节的疵点后，又进而批（乙）项中所谓“工资铁律”，“生产协作社”，和“自由国家”。他对于前两者所发的议论已引入本书第二册《拉萨尔》一章（参看第二册一八八，一八九，和一九○页），兹不赘述，对于后者所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中间，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此时的国家形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无所谓自由的国家。此外，哥达纲领中的要求多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口头禅，没有十分重大的价值，所以马克思说：“他的政治上的要求，除掉包含一些举世都知的民主主义旧祈祷文外，别无所有：如普通选举，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和国民军等等。这只是资产阶级民党的响应声，这只是和平联合与自由联合的响应声。这些要求如不是在幻想的概念中夸示出来的，便尽是一些曾经实现的要求。不过实现这些要求的国家，不在德意志国内，而在瑞士和美国等等。这种‘将来的国家’就是现在的国家，不过是生存于德意志‘范围’以外罢了。”（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五五页。）
马克思上面一段话是批评哥达纲领中第一列前四条的要求，旋又批评五，六两条对于教育和司法的要求道：“平等的教育呀？大家在这种话中所幻想的是什么呢？大家相信在现社会中（大家只能涉及于现社会）一切阶级的教育能够平等么？大家或者是要求强迫各上等阶级只得受少许国民学校的教育么？至于这种教育不独是和工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相适合，并且是和农民的经济状况相适合的。‘普遍的入学义务。免费的教育。’第一项本出现于德国，第二项即出现于瑞士和美国的国民学校中。美国有几邦的高等教育机关也是‘不缴费的’，在实际上这只是从一般赋税的款项中替各上等阶级支付教育费。此外，第五条要求‘免费的裁判’，情形正复相同。刑事裁判是到处免费的，民事裁判差不多只是关于财产的冲突，因此，差不多只涉及各有产阶级。他们的诉讼也当由人民的款项来担负么？”（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五六至一五七页。）
可是哥达纲领对于教育方面的要求所暴露的弱点，还不止于上节所说的，所以马克思接着又说道：“对于学校这一段至少应当要求技术学校（理论的与实习的）和国民学校连结提来。‘由国家施行国民教育’这句话是完全可訾议的。用一种普遍的法令去规定国民学校的基金，教员的资格，教课的种类等等，以及由国家视学员去监督这些法合的执行——例如美国已实行这一着——此事和所谓国家为国民教育者完全不同！政府与教会对于学校的每种影响是当同样拒绝的。……整个的纲领虽有许多民主主义的声调，然却为拉萨尔私派对于国家的臣服信仰（Untertanenglauben）所污染，或者——这也不能较好——为民主主义的神秘信仰（Wunderglanben）所污染，或者还是为这两种和社会主义相去一样远的神秘信仰的混合物所污染。”（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五七页。）
以上三段是就第一列各条说的，至于第二列各条非纲领中的重要部分，故马克思也没有详细的批评，我们今特介绍他对于四，五两条的意见如下：“别国的工党没有这样空泛的要求，只是在当时的状况之下，按照经常的标准，规定工作日的长短。……规定工作日必须将妇女劳动的限制——关于工作日的长短，休息等等——一起包括在内；否则他只能指将妇女劳动排出于那些有伤妇女身体或有伤女性道德的工作种类之外。如果是指这一层，便当说明出来。……一概禁止儿童劳动是大工业的生存上所不能堪的，因此这便成为一种虔诚的空愿。当可能的时候，贯彻这种主张，便成为反动的，因为按照年龄不同的等级，严密规定劳动时间，并且以特别谨慎的方法去保护儿童，则早年和生产的劳动结合而辅之以教育，这是改变现社会最有力的方法之一种。”（见同书同卷下集一五八页。）
此外，马克思对于哥达纲领还有批评之处，如所谓“知识自由”，他以为这一条已载入普鲁士宪法中，用不着抄袭出来；所谓“良心自由”，他以为这是资产阶级宣传宗教的声调，一个无产阶级的党用不着随声附和；所谓“工人阶级为着自己的解放首先活动于现今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他以为这是拉萨尔把工人运动限于最狭义的国家范围的见解，非常荒谬——这几点在哥达大会中或是删除了，或是改正了。至于马氏认为其他不妥之处，尤不胜枚举，因不关重要，我们也不再说了。
马克思上面的书信和批评于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发出，而哥达大会于是月二十五日才举行，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要是肯听马氏的话，主张将两派所订草案中谬误之处去掉，本还来得及。况且恩格斯因倍倍尔为此事征求意见，已于三月二十八日复一长函（参看倍倍尔《我生回头录》第二卷三一八至三二四页），内中批评哥达纲领草案之处，虽不及马克思的详尽，然大致是相同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如果有意设法修改，自可从长计议。可是他们与拉萨尔派合并的心思甚切，无睱顾及党纲的谬误，只一味迁就对方的意思，免致分离。因此，李卜克内西将马克思的书信及批评秘不发表，自以为是因党务的发达，不得不如此，所以他后来说：“我们将书信确切审查过，我个人和他为长久奋斗的同志，是他的学生，和他在伦敦备尝亡命客的滋味，我得称为他的学生和朋友，常以此自豪——我曾提出一个问题于自己之前，就是：我们现在照马克思所志所愿的方法做去，果有益于本党么？他在理论上反对这种草案的话，是一字一句正确的，关于这一点，我当时和现在一样，确切知道；但理论与实行是两桩事，所以我虽对于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批评具有无限的信仰心，然在实行上却自取途径。我曾自问道：照马克思所要求的党纲，现在能够贯彻么？我于细心考虑之后，确信此事的不可能，然和马克思有暂时决裂的危险——决裂之事也曾出现，不过历时不久——我于是宣言道：此事办不到，我敬仰马克思，但我更敬仰本党！”（见斯巴哥《马克思的生本及其事业》德文本三〇三页。）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看见哥达纲领草案时，十分诧异，并非常忿怒，因为照这种党纲看来，则德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大有每况愈下之势，瞻观所系，殊觉减色，所以恩格斯在是年三月二十八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就大体讲，一个党的正式党纲，不及他所做的事业的重要。然一种新党纲总是一面公然标出的旗帜，外界将以此为标准去批评这一党。因此这种党纲至少也不应比挨塞那哈〔的党纲〕退转去。大家也应当想一想，别国的工人对于他将发出何种议论；德意志全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这样屈服于拉萨尔主义之前，将发生何种印象啊。”（见倍倍尔《我生回忆录》第二卷三二三页）恩氏不满意的表示还不止此，因这种党纲的出现，使自己和马克思陷于困难的地位，大有与新党断绝关系的意思，所以他在同信中又说：“这种党纲要是被通过，则马克思和我决不能承认建筑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我们必定严重考虑对于他将取何种态度，并且将公然宣布出来。——你试想一想，在外国的人对于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以为是由我们负责的。巴枯宁在他的《政治与无政府》（Politik und Anarchie）一文中就作这种观察，凡李卜克内西自创办《民主周刊》以来所发表的未经思索的话，我们都必须负责。一般人怀着幻想，以为我们从此处宰制〔党中的〕全部历史，其实你我都知道，我们对于党内的事务，差不多从来丝毫没有干涉，只对于我们认为曾经弄出的错误——这也只是关于理论方面的——力图补救。但你自己会看出这种党纲构成一个转向点，很容易逼迫我们对于党卸去一切责任。”（见同书同卷三二二至三二三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极不满意的纲领竟在哥达大会中通过了，他们对之不能不抱悲观，然在实际上，以后党务的发展，却有令他们乐观之处。因为拉萨尔派虽一口咬定要采纳拉萨尔主义，并且在哥达大会中获得胜利，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派的人却是手腕灵敏，能够亡羊补牢，故旋在实际上占得上风。倍倍尔于是年九月二十一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大会所议决的是所志所愿的外表。此举表出他方面一种可怕的浅肠狭肚的样子和一部分执拗的态度，大家要是不愿意使那闹得很热闹的联合大会毫无结果而散，致为反对者所快意，而贻党中以最大的羞辱，那么，大家对待这些人必须和对待磁料偶像一样。然毕竟于用人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有一种满意的结果。此后对于那浅肠狭肚的样子以及个人的妄自尊大心虽还有些争斗，然我们的动作要是灵敏，则这种争斗将无伤于全局，而现今一部分反抗的份子于两年之后将另具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这是我所不疑的。全局〔的事务〕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一般人浸润于拉萨尔和石卫茨的精神中八九年之后，不愿意即刻相安于另一种方法中，此处所需要的是忍耐。……就大体讲，我们对于党务的进行，能够十分满意，到现在大家才看出从前的争斗耗费了何等气力，党中现在财政状况的良好是从前所没有的，现虽遇着工商业不振的时侯，然党费却如期收入。”（见同书同卷三三五页。）
恩格斯于十月十二日答复此信，对于党纲的谬误，犹深致不满，然因党务进行很顺利，外界复没有攻击的论调，他和马克思也乐得默尔而息，不必有所表示。“全部〔党纲〕无头绪，无线案，不合逻辑，令人齿冷，达于极点了。资产阶级的报馆中要是有一个有批评能力的人，必定将这种党纲一句一句查验过，将每句实在的内容探讨出来，将内中无意识的地方明白暴露于世，将内中矛盾之点和关于经济上的谬误……加以发挥，使吾党全体成为一个可笑到万分的党派了。然资产阶级报馆的驴子计不出此，却以完全庄严的态度，承认这种党纲，并且将内中所没有的东西为之加入，指他含有共产主义的意味。一般工人似乎也持同一态度。马克思和我对于这样的党纲能够不公然否认，完全是由于〔外界〕这种情形。我们的敌人以及一般工人既误认这种党纲为出于我们的见解，此举便可以使我们缄口不言了。……至于说全局的事务是一种教育的实验，在这种状况之下，此事也会有一种很顺利的成功之望，你完全是对的。这种联合如果保持到两年，便有一种大结果。可是这种的联合毫无疑义地本当以较廉的代价换过来。”（见同书同卷三三七至三三八页。）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最初的党务进行中已十分顺利，在以后两三年中的经过，恰和恩格斯所猜想的一样，更产生“一种大结果”。“党中自一八七五年六月八日至一八七六年八月十日的总收入，计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三马克，又十七分尼，八个支月薪一百三十五马克的宣传者极力为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活动；四十六个支取全薪的职员以新闻记者等等的资格而活动，此外还有七十七个特种演说者，预备为宣传而呼号奔走。党中的报从十一种增至二十三种；为着使被警察禁止的地方的党员履行他们财政上的义务起见，特刊行一种小报，每月出版一次，名为《选举者》（Der Wähler）每分售二十分尼。《国民报》与《新社会民主报》〔按后者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现在都消灭了，而代以莱比锡的《进步报》，这是党的中央机关报，由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列卫负编辑的责任。至于此后在形态上组织散漫的状况中所产生的结果，可于一八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哥达所开的第二次社会主义者会议中证实出来。一八七七年一月十日的选举使〔党中〕国会议员的数目增至十二人，而社会民主家的票数增至四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三票。此时党中有四十一种谈政治的报，还有十四种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工联报。据呈递到会中的账目看，自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一日至一八七七年八月三十日党的收入有五万四千二百十七马克，又六十分尼，然全党牺性的志愿就可在这种数目中表现出来。单是在亚尔多纳斯托马（Altona-Stormarn）的选举团体中，因选举竞争化去三万马克。”（见施雷德《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史》二七至二八页，一九一二年出版，W．Schröder——Gesch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organisation in Dontschland．Dresden）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成立两三年内的发展既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党中一般领袖复于政府取一种攻击的态度，因此惊动了那位铁血宰相俾斯麦，处心积虑，要及时予以扑灭。适值一八七八年五六两月发生两起行刺德皇的案子，俾氏遂借为口实而大施其摧残无产阶级运动的政策。我们现在先叙述这两桩事的经过，然后讲俾氏对付的手段。五月十一日德皇威康一世乘马车经过一处地方，有一个叫做霍德尔（Hödel）的，向之连发手枪数响，德皇却未受伤。迨凶手被捕后，一时宣传他是德意志社会主义工党的党员；俾斯麦在佛利德利系斯儒洛（Friedrichsruh）闻讯，即致电柏林政府，预备用非常法令去对付这一党。讲到霍德尔，系一个私生子，曾习锡匠业，本于是年在莱比锡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但他素来招摇撞骗，并且行窃，在莱比锡替党销售报纸，因复行撞骗，被驱逐出党，并于五月九日在《进步报》上明白宣布过。这种行刺案和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简直丝毫没有关系；可是俾斯麦借题发挥，特于是月二十日提出一种取缔社会主义工党暴动的法令，要求国会通过。当时国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力加反对，固不待言，即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也窥见俾氏的用心不独在一网打尽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并且还要推倒自由派，实行他的保护税则和铁路国有的政策，所以也取同一态度。因此国会对于此案的投票，赞成者只六十票，而反对者乃多至二百四十三票，遂被否决了。
俾斯麦因国会否决他的提案，心中大不高兴，可巧六月二日又有一个诺俾灵（Nobiling）博士用枪轰击德皇，致受重伤的事出现。据倍倍尔告诉我们：“当俾斯麦接到这种消息，兴高采烈地叫道：我现在拿住了这一班人——民族自由派——我现在要把他们抵在墙上，使他们叫苦；〔他说了这些话之后〕，才询问那位为诺俾灵枪击而受重伤的皇帝的康健情形。”（见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二卷四一三页）诺俾灵出身于资产阶级，素来反对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就是在审判中也没有发见这一党直接或间接和行刺案有丝毫关系。但俾斯麦含沙射影，暗箭伤人，利用权势与金钱，收买许多报馆，叫他们向民众散布种种陷害社会主义工党的谣言，称这一党为暗杀党，破坏党，说他要使群众打破上帝，国王，家庭，婚姻，和财产等等。同时又促德皇解散国会，实行他对于自由派与社会党双管齐下的计划。迨新国会成立，俾斯麦便操得胜算，因为保守派和中央派的议员人数大增，而社会主义工党的议员前为十二人，此时减至九人，民族自由派的议员前为一百三十七人，此时减至一百零六人，进步党的议员前为三十九人，此时减至二十六人。至十月二十一日，新国会果然通过一种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内中所规定的是：“凡以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企图去推翻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为目的的党会，都在禁止之列。凡有这种企图出现的集会当及时禁止或予以解散，凡其有同样倾向的印刷物，以及为促成社会主义的企图而征集捐款，都在禁止之列。……各地方如有因社会主义的企图，将危及公共安宁之事，可将这种认为有害治安的人驱逐出境。”（见达马士革《国民经济学史》第二卷一七三页。）
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由国会通过，俾斯麦正是如愿相偿，便借此大施其压制手段。这种法律自一八七八年十月底施行，至一八九〇年九月为止，予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以一种绝大的打击，观于倍倍尔一八九〇年在哈勒（Halle）大会中的报告，即可见一斑。然梅林对于此事的纪载尤为正确：“就大略统计起来，在〔取缔〕社会主义者法律之下，有一千三百种定期或非定期出版物被查禁，三百三十二个种类不同的工人组织被封闭。从戒备地带被放逐的有九百人，内中负有赡养家室义务的超过五百人：计柏林二百九十三人，汉堡三百十一人，莱比锡一百六十四人，法兰克福七十一人，斯德丁（Stettin）五十三人，斯普棱堡（Spremberg）一人；在欧芬巴哈（Offenbach）则黑森（Hessisch）政府以驱逐非本地的德国人为止。审判机关所判处的徒刑合计约一千年，而分受此刑的人共有一千五百名。所有这些数目固近于实际，然尚不足以尽量形容此等毁灭人类幸福和人类生命的事变，无数烈士——他们是因资本主义的或警察的磨折从自己可怜的家中逼迫出来的——都因此而受亡命的困苦和早年的夭折。”（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三二五至三二六页。）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受了政府这样严厉的压迫，一切组织都被破坏，一切出版物都被封禁，国内已经没有活动的余地，于是许多重要份子逃往瑞士，拟创办一种社会民主报，就近运入德国，作为秘密的宣传品。倍倍尔特为此事致书恩格斯，请他和马克思加入发起和编辑人之列。他们鉴于党中从前的机关报《将来杂志》（Die Zukunft）的论调不可靠，而主持《社会主义民主报》的人又有这个杂志的份子，所以拒绝参加。我们于叙述此事之前，须将办《将来杂志》的人物说一说。
这种杂志是一八七七年十月一日出版的，杂志的经费系由法兰克福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合换柏格（Höchberg）一人担负。他原是一个幻想家，并不懂得社会主义，所以出钱为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办报，只是出于沽名钓誉的心理。合氏亲自主持此杂志，后来又请到一个银行事务员伯恩斯坦当秘书，为杂志做论文，此外还有一批人加入作者之列。他们的论调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见解相去甚远，所以他们向马恩两氏要求作品，均被拒绝。马克思于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在致索尔格的信中说，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自与拉萨尔调和后，又有和其他方面调和之事，在柏林……则与杜林及其‘崇拜者’调和，此外并与一批半成熟的学生及过于聪明的博士联合一起，他是要以一种“更高理想的”转换点给予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要用近世神话及正义，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女神去代替物质的基础（当大家愿意对于这种物质的基础有所行动时须有严密的客观的研究）。编辑《将来》的合换柏格博士就是这种潮流中的一个代表，他已经仗着财力，加入党中了。……他的《将来》的计划本很可怜，表现于世，几乎再没有一种更‘谦逊的傲慢’的样子。”（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五九页）我们看了这段话，便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将来杂志》这批人是怎样地不满意了。
可是担任《社会民主报》编辑事务的人又为《将来杂志》的人，宜乎马克思与恩格斯不肯与之合作，后虽经倍倍尔屡次致书恩氏，解释疑惑，请求赞助，终无所成（参看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三卷五一至八九页，倍恩两氏关于此事的书信）。现在特借马克思于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五日致索尔格的信说明他和恩格斯拒绝参加《社会民主报》的经过。
“倍倍尔写信给我们，说大家要在沮利克创办一种机关报，要求我们列名于编辑者之中。〔他〕向我们指定希尔士（Hirsch）为负责的〔正〕编辑。我们承认此议，我并且直接写信给希尔士（当时在巴黎，旋在此第二次被驱逐），请他担任编辑事务，因为只有他，我们就相信，对于一般博士，学生，及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混合团体——这种混合团体曾盘据《将来》，又开始侵入《进步报》——将远而避之，并将严密保持本党的路线。但现在证实希尔士已在沮利克发见了一个蜂窝。合换柏格博士，伯恩斯坦（合氏的秘书），施兰姆（C．A．Schramm），莱比锡所派的卫列克（Viereck），和柏林的商人息格尔（Singer他于数月前来访过我，）五个人因莱比锡方面的人〔指倍倍尔等〕充分的允许，构成一个组织委员会，并在沮利克指定三人（即合换柏格，伯恩斯坦，和施兰姆）组合为管理委员会和监督编辑委员会，处决一切任务；站在他们上面的，则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几个德国领袖，构成一个最高的机关。希尔士现在第一就问钱从何来；李卜克内西写信说出自‘党中和合换柏格博士’；希氏撇开门面话，归结到此款完全是出于‘合换柏格’。第二，希尔士不愿屈服于合换柏格，伯恩斯坦，及施兰姆三角联盟之下，尤其是很对的，因写伯恩斯坦答复他的问事的信，摆出官僚的架子，责备他的《明灯（Laterne）报〔按此为希氏所办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小报，可用信封寄出的，〕——说来真奇怪——是趋于极端革命云云。
“希尔士于长久的书信交换——李卜克内西在这种书信中没有占得上风——之后，自行退转来了；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我们也会退转来，和我们对于合换柏格的《将来》及《卫德》（Wiede）的《新社会报》（Die Neue Gesellschaft）在起初就拒绝合作一样。这班人在理论上既等于零，在实行上又不中用，他们要打脱社会主义（这是依照大学校中的药方正确制出来的）的牙齿，特别要打脱社会民主党的牙齿，要开导工人，要假手于自己乱七八糟的一知半解，将——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受教育的份子’，输入工人中间，尤其是要使本党在庸俗人的眼中表见得很有体面。这都是一些可怜的反革命的空谈家。——也好。现在行将有一种周刊在沮利克出现，受他们的监督，和莱比锡方面的人上级的监督（编辑为服尔马——Vollmar）。同时合换柏格来此劝导我们。他只遇着恩格斯，恩格斯对于他（假名为利希脱——H．Richter——博士）所编辑的年刊加以批评，使他明白我们和他中间有一道深沟〔隔离着〕。……俾斯麦在德国施行强迫的镇压，使这一批人得淸清楚楚说话给人听，俾氏此举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却于我们很有利益。
“当恩格斯将实话告诉合换柏格时，他才出了云雾；他是一个‘在和平中’发育出来的人，希望无产阶级的解放只系于‘受教育的有产者’——这就是说，和他一样的人——的身上。然李卜克内西却向他说，我们对于一切事根本赞同。在德国的一切人——就是指一切领袖——都赞成他的意见等等。就实际上讲，李卜克内西自与拉萨尔派调和，铸成大错以后，对于这一切半人（Halbmenschen）大开门户，已经散布了败坏党务的种子，只有借〔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才能够加以铲除。
“现在这种周刊。党的机关报——如果真正照合换柏格的‘年刊’的办法进行，那我们迫不得已，对于党这种的堕落和学说这样的败坏，当公然出来反对！恩格斯已经草就一种通告（一封信）给倍倍尔等（这自然只是一种给德国党中领袖的私人通告），明白表现我们的意见，丝毫没有隐藏一点。因此这些先生们是预先受了警告，也深深认识我们，知道内中所指的是：屈服或破裂！他们要是愿意调和让步，那就更糟了！要我们调和让步，是绝不允许的。那种议会主义已经使他们变成驴子达到什么程度，除掉别种证据外，你可以从他们认希尔士犯了一大罪的事看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他因凯叶（Kayer）对于俾斯麦保护税立法的演说词，在明证中敲打了凯氏几下。现在〔他们〕又说，党中——这就是说，党中几个议会主义的代表——曾以全权授与凯叶，叫他这样说的！〔既是这样〕，这几个人的耻辱便更大了！但这也只是一种空虚的遁辞。在实际上，他们是十分愚蠢，致允许凯叶用他的选举人的名义谈话；然他反用党的名义说话。无论如何，他们受了议会主义的愚行（Parlamentarischer Idiotismus）的侵害已经很深，相信要超越批评之上，斥批评为一种侵犯君主的罪过！”（见同书一六四至一六六页。）
马克思上面几段话非常重要：第一，表见他和恩格斯从初时起即不信任那后来兴风作浪的伯恩斯坦，知道伯氏有“官僚的架子”，和反对“趋于极端革命”的改良主义的见解；第二，表见他们反对没有理论知识和实行能力的投机的智识份子把持党务，打脱社会主义和党的牙齿；第三，表见他们不赞成盲目的“议会主义的愚行”，和不接受批评的官僚主义。就当日德国党的情形讲，这种批评当然是对的。党中的主要份子如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因为缺乏理论上的人才，引入一批未成熟的，并且还是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担任报馆的著作，这不能不算是一种错误。不过就倍李两氏本人而论，确是赤胆忠心，力谋党务的发达，并没有自觉地抱定何种机会主义，甘心与资产阶级调和妥协，马氏对于他们似乎责备过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自巴黎公社失败，和国际党消灭以后，欧洲各先进国除德意志外，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可言，因此马克思爱护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自然更深，而希望这一党不误入歧途，自然也更切，所以于不知不觉之中，本《春秋》责备贤者的心理。对于一般领袖便丝毫不肯宽假。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致倍倍尔的长信中已经暗示出来了。“我们对于本党在德国所遇的难关，力争而得的结果的重要，以及一般党员历来完全可为表率的态度，并不轻视。凡在德国所获的胜利使我们欢喜，恰和在别国所获的胜利一样，这是不待言的，并且还使我们更加欢喜，因为德国的工党从初时起便是在我们的理论维护中发达出来的。恰恰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也必须特别注重德国党实行上的态度，特别是党务公开的表示，须与一般的学说相符合。有些人对于我们的批评自然不大愿意听，但党中有几个人在外国，不为争斗中地方的关系和零星小故所影响，时时依照近世无产阶级运动所适用的一切理论去测量党的言行，并将党表现于德国以外的样子所有的印象反映出来，这种举动对于党必比一切没有批评的客气话较为有益。”（见倍倍尔《我生回顾录》第三卷七四页。）
可是恩格斯对于倍倍尔虽有相当的了解，然彼此书信往来，仍旧不得要领。倍氏遂决计亲往伦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当面解释一切，庶可获得他们对于《社会民主报》的赞助。他因马恩两氏特别不满意于伯恩斯坦（参看伯氏《我的亡命时期》一六三，一九一八年第三，第四版。Aus den Jahren Meines Exils．Berlin），故于一八八〇年十一月约他同往伦敦，让他们亲自考验，以备将来《社会民主报》找不到编辑人时，即令承之。至于马恩两氏不满意伯氏的原因，还不止于马克思上面的信中所说的，恩格斯在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五日致倍克的信中又说：“合换柏格，施兰姆，和伯恩斯坦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合换柏格在沮利克编辑的——中合作一篇论文，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 auf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表见他们三个人都是完全平常的有产者，都是和平的慈善家；他们责备〔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专门变成一个〔工人党〕，责备他激起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并要求将指导这种运动之责委诸他们这一类受过教育的有产者。”（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三一页），伯恩斯坦的行动既如马克思所言，好摆架子，而他的言论，又如恩格斯所述，完全带着资产阶级的色彩，难怪他不为马恩两氏所悦了。
当伯恩斯坦随倍倍尔到伦敦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之仍没有好感，据他自己所述，他们认他为一个“骄傲的书房社会主义者”（Ein anmassender Stubensozialist参看伯恩斯坦《我的亡命时期》一六九页）。至于倍倍尔却不虚此一行，到伦敦后即住在恩格斯的家中（伯恩斯坦却不能享受这种权），备受马恩两氏殷勤的款待。他于是将党务进行的困难情形，以及言论上不一致的原因，一一陈诉于他们之前，卒获得谅解。他们三人乃共同协订以希尔士继服尔马为《社会民主报》的编辑，以廓清前此言论庞杂之弊，马，恩两氏当予以赞助。可是倍倍尔返德国后,旋接希尔士的信，不愿前往沮利克，请将《社会民主报》移至伦敦。倍氏特因此事召集会议，大家都不赞成迁移之举，乃议决以李卜克内西为此报的主任编辑，以考茨基副之，倍氏即于是年年底将此事通告马恩两氏。然李卜克内西当时正在监狱中，而考茨基也因自己非生长于德国，不熟习德国政情，不愿担负全责，只愿从旁赞助，于是编辑的责任遂暂时落在伯恩斯坦的身上了。伯氏本是一个聪明人，自度如不能获得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欢心，必不能久于其位，于是小心翼翼，在文字上力求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未几，果为他们所赏识（参者埃系霍恩的《恩格斯书简》四九页），而恩氏且常为《社会民主报》作文。伯恩斯坦旋即为正式编辑，此至一八八八年因瑞士政府应德政府的要求，驱逐他出境，才别此报一起搬往伦敦，继续担任编辑，至一八九○年停办时为止。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除掉《社会民主报》外，旋又有一种《新时代杂志》在司徒嘉德出现，这是由考茨基编辑的。考氏于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布拉格，幼年就学于维也纳，及长则专攻自然科学，历史和经济学等科。他因受了巴黎公社事件的感应，注意于社会问题，至一八七五年加入左派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潜心于马克思的学说，至一八八○年著《人口繁殖影响》（Einfluss der Volksvermehrung）一书，即表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至一八八三年，考氏主《新时代杂志》（初为月刊，旋改为周刊）的笔政，直至一九一七年为止，历三十五年之久。马克思的学说前此不为德国一般群众所知道，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这种主义普及德国，他的功绩实在不小。此外，他在一八八六年所著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一八九二年所著的《尔伏特党纲》（Das Erfurter Probramm），一九〇六年所著的《伦理与唯物史观》，以及其他小册子，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大有助力的。当着这个时期，他是代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故于俄罗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问题，能根据革命的观点，为之辩护，并赞成武装暴动。直至一九〇九年著《到权力之路》（Der Weg zur Macht）一书，犹不改常态。但自一九一〇年卢森堡，梅林，和泽特金等所领导的“左派急进派”（Die Linksradikalen）的辩论起，考氏便变成中央派。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他的主张更加摇动，更自附于改良主义之列，而完全否认自己从前革命的学说。在大战中（一九一七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他虽隶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然至一九一九年春季党的大会有条件地宣布赞成无产阶级的专政，他又回到老党去了。此外，他又领导第二国际党专向改良一方面走，以致误入歧途，达到末运，是考氏之功实不足以抵其过了。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中央机关报既在外国发行，他的会议，不用说，也是在外国举行的。他于一八八〇年在瑞士的卫登（Wyden）开会，一八八三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Kopenhegen）开会，一八八七年在圣加伦（St．Gallen）开会。当时有些党员愤德国政府的横暴，遂大倡无政府主义，并主张暴动，他们的领袖是摩斯特和哈塞尔曼（Hasselmann）。至一八八○年的卫登会议，预会的人共同议决驱逐摩哈两氏出党。
关于摩斯特的言行，马克思在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九日致索尔格的信中早已表示不满意的态度，他说：“我们责备摩斯特的地方，不在他的《自由报》（Die Freiheit）过于革命，而在此报没有革命的内容，只有革命的空话。我们不责备他批评在德国的党中领袖，而责备他（一）不像我们一样，对于这些人用信件报告他的意见，竟公然加以侮辱；（二）他此举只是一种口实，想借此见重于世，并且实行青年织工和商人这些先生们无意识的阴谋诡计。……摩斯特是一个富于小孩子虚荣的人，在实际上相信世界的状况须遭一种暴力的猝然变乱，因为这个摩斯特不复住在德国，而是住在伦敦，〔可以隔岸观火〕。”（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三页。）
恩格斯在同年七月一日致倍克的信中也说：“……在另一方面，那些说革命话的英雄现在出头了，并且要假手于小组织（Klüngeleien）和阴谋使党正式解体。这种企图的中心是现今的工人联合会，……一个青年织工，一个商人和其他人等近年来至少已有六次组成欧美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但总是被那无神世界的绝不理会打消了。现在要用暴力贯彻起来，他们并且找着摩斯特做联盟者。《自由报》上所谓革命，是大谈其杀人放火（Mord und Brand），这对于老好人的摩氏自然是一种新的享乐，从来未曾尝试过的。此外，国会的历史大大地被夸张，作为口实，去拆散本党，并创造一个新党。这是几个空无所有的人利用德国压迫的状况和钳制舆论，自圆私利，他们的野心和自己的能力实在太不相称，听说摩斯特宣传我们站在他的后面，那简直是说谎。他自开始干这种把戏后，即避不见面。”（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二七至二八页。）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与列宁的时代一比，则阶级争斗还不算十分剧烈，因此党的组织也不能十分健全。然马恩两氏对于党的组织的原则及其应取的途径，固随时随地力为抗争，或加以指导，如他们在国际党对普鲁东派和巴枯宁派的争斗，和上文对于伯恩斯坦等的指摘，都是一些显例。这次批评摩斯特的信又表见他们对于盲目的冒险主义和野心的小组织是何等深恶痛绝。由此可以知道摩斯特等的被驱逐出党，是咎有应得了。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自在卫登会议驱逐摩斯特和哈塞尔曼以后，复于圣加伦会议中作一种反对无政府主义与暴动的议决，他的党员在艰难困苦之中，不致因政府的横暴而激于一时的意气，盲从无政府主义的学说，采用暗杀和暴动的方法，自陷于迷途与绝境，半由于一般领袖能事先预防，而加伦会议的议决案尤关重要，今特征引于下：
“本党大会以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既努力争个人主义的绝对自治权，便是反社会主义的，这种学说批评现社会制度虽也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然不过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根本思想中一种流于一偏的形态罢了。他与社会主义要求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以及生产的受社会支配尤不相容，如果生产不是回转到小手工业者的小规模上去，他便流于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中了。无政府主义的崇拜暴力政策和仅仅承认暴力政策，是由于对暴力在人民史上的任务有极大的误解。”
“暴力是一种革命的要素，也是一种反动的要素；而后者此前老更为常例。凡个人使用暴力的策略，不含达到目的，这种策略既有伤于群众正义的感情，便是积极有害而可斥责的。”
“我们以为加迫害者和宣告罪犯者对于被迫害者和被宣告罪犯者个人的暴力行动是要负责的，我们觉得这样〔私人暴力行动的〕倾向是各时代中在同样状况之下所表现的一种现象，也是现今一般被雇佣的侦探为着反动的目的借以加害于劳动阶级的一种现象。”（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圣加伦会议录》三九至四五页。Verhandlungen des Kongresses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n St．Galleen．Zürich 1888 pH）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当着德国施行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时期中在外国活动的状况已略如上述，现在将讲他在国内活动的情形。这一党自成立以来，势力增长，一日千里，于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一班投机份子争先恐后，加入党中，借此为出风头和得名誉的场所。一切党务遂于不知不觉之中，多为这些戴假面具的社会主义者所操，以致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满意。迨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发布后，党的大小机关都被摧毁，这些投机份子知道党的限运已到，实已无炎可趋，无势可附，多半逐渐与之脱离关系，另作良图。因此一部分党务才落入工人同志的手中；他们是为自己一阶级做事，不杂有何种作用，故一经动手，便能收得实效。恩格斯于一八八三年五月写信给倍克说：“自〔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使德国的青年脱离一班‘受过教育的’先生们的关系以来，我们的青年也是一些真正杰出的人物，至于这些‘受过教育的’先生们在一八七八年以前，企图用他们在大学中所得的纷乱愚昧的学问，从上面去教导工人，可惜这种‘首领’出来帮忙的，人数实在太多。这种腐败份子现虽没有完全除去，但〔工人〕运动又已入于决切的和革命的途径。群众比几乎所有领袖要好得多，这就恰是我们的青年卓绝的地方，凡在〔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逼迫群众自己去从事运动的地方，以及一般领袖的势力缩小的地方，这种运动〔的情形〕现在比旧时为好。”（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四九至五〇页。）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青年党员既应时势的要求，振臂而起，努力奋斗，于是铁血宰相手下的警察竟有望风披靡，莫敢撄其锋之势。恩格斯于一八八四年二月十四日在致倍克的信中复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将大部分消息压下不登——这种报纸只时时发出一种恐惧叹息声，以为吾党不独没有丧失立足地，并且还获得〔新的〕立足地，十分迅速——然德国的煽动并不算坏。警察已经替我们的党员开辟一个很好的战场：即和警察自己作普遍的和不断的争斗。这种争斗到处都有，随时都有，且大有结果，还有一种妙处，就是，他带有很大的诙谐态度。警察是被制服了——且被人取笑了。我以为这种争斗在〔现今的〕状况之下，最为有用。他使我们的青年于仇敌新鲜活泼地保持一种轻蔑的心理。像德国警察这样劣等的队伍真用不着送到战场上来敌御我们，即使他们处在占优势的地方，也要遭一种道德上的败北，而我们的青年胜利上的保证却一天一天增加起来。这就争斗所产生的结果是，压迫一经放松，……则我们人数的增加不复是以几十万计，当以几百万计。在一般所谓领域中有许多腐败的东西，但在群众中，我却抱有无限的信任，他们虽缺乏一种革命的遗传性，然这种和警察的小争斗逐渐予以补偿了。你要怎样说，自可怎样说，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无产阶级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已经学得共同活动，一致进行的。〔现在〕表面上虽没有现出什么东西，然我相信我们可以静观集合的号音发出之处，你看他们是要出台的！”（见同书五二至五三页。）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青年党员努力奋斗的结果还可于国会的选举中表见出来。当一八七八年新国会改选之时，这一党获得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共举出九个议员，至一八八一年国会改选之时，只获得三十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一票，然在一八八四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九十票，共举出二十四个议员，至一八八七年的国会遇举，获得七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十八票，而一八九〇年的国会选举，获得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共举出三十五个议员。由这种事实看来，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给予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打击只是形式上的，在实际上，除一八八一年外，党的努力不独没有衰减，而且较前大增了。俾斯麦施行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用意是在摧毁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其结果只是予这个党以一种兴奋剂，鼓励其前进。当颁布这种法律的前一月，马克思在致索尔格的信中说：“俾斯麦君好好地替我们作工”（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六一页），这句话毕竟是说中了。世人震于俾斯麦的功业，把他看得太高，至少也以为他和曹操一样，“固一世之雄也”，其实马克思的女儿说得对，自他们的父亲看来，俾斯麦只是一个助人兴趣的小丑，至多也只是一个于不知不觉中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而有几分可用的共谋者（参看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二七八页）。然在另一方面，使德国社会主义工党遇着俾斯麦严厉的压迫，即自馁其气，不复奋勇直前，以为无产阶级的先导，则俾氏一时也未尝不可予智自雄，认为得策；故这个党的胜利还是由他的党员群众在争斗中不屈不挠，再接再厉获来的，我们对于他们的奋斗精神不能不表示是一番敬意。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一八九〇年的国会选举中既获得空前的胜利，而施行取缔社会主义者法律的黑魔俾斯麦又已于是年三月去职，德皇威廉第二（Welhelm Ⅱ）知道法律不死人心，再要推行下去，不独结怨于民，并且也徒劳无功，因于是年十月一日起，废弃这种法律，而恢复一八七八年十月以前的原状。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利用这个机会，即于是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开一个空前大会，筹备党的新组织。当时预会的代表有四百人，而英，法，比，奥，瑞士，荷兰，丹麦，瑞典，和波兰的工党且派十七个专员到会致祝词，庆贺党和民众的胜利。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系依照一般通例，以常年大会为最高机关，平时一切党务则由十二个人——会长两人，秘书两人，会计一人和管理员七人——共同处理。大会又议决，《柏林民报》（Das Berliner Volksblatt）自一八九一年一月一日起，更名《进步报》，作为常的正式机关报，一切公共文件都由他发表。
德国党一八九〇年的哈列大会使他有一种新的组织，而一八九一年的尔伏特会该更使他有一个新的名称和一种新的党纲。他的新名称是什么？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于他的新党纲，我们且不忙说出，须先叙述一些起源。德国社会主义工党是由拉萨尔派和挨寒那哈派合并而成，他的哥达党纲受马克思与恩格斯严厉的批评，他的党员的言论行动，多为马恩两氏所不满，这都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可是这一党自合并后，内则有“全党中头脑最消楚的倍倍尔”（引恩格斯语，见《恩格斯书简》五玉页）与勇敢有为李卜克内西任指挥，外则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责督，故党的行动有逐渐趋于科学的社会主义一途之势。迨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颁布后，又于党中以澄清一般投机份子和不良份子的机会，而后起的人物如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辈，一时复能本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发为议论，传播于世，故党中的言论也逐渐入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正轨。一八九一年距马克思去世之期虽已有八载，然恩格斯仍然健在，监督党务的进行，不遗余力。一八九〇年哈列会议的一切建设，出于他的策划尤多；至一八九一年一月他更将前此被李卜克内西藏着未发表的马克思《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批评》在《新时代杂志》上刊布出来，使全体党员得深刻认识哥达党纲的谬误，自动起来赞成党纲。至于这种新党纲是由考茨基起草的，草成之后，复预先发表，供一般党员的研究讨论，然后提出于尔伏特大会。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尔伏特大会是从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四日起至二十日止的。预会的代表共有二百五十人，而反对考茨基所草的纲领的，仅十余人，其余的代表都一致赞成。这种党纲完全是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作成，凡拉萨尔的主张，如生产协作社，国家帮助，和工资铁律等等，去得干干净净，形影全无。今特将他的全文征引如下：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因自然的必要，使小营业倾覆，而此小营业的基础砍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这种经济发展将劳动者及其生产工具分离了，并且使他变成一个没有财产的贫民了，而生产工具便为一般人数比较甚少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
“伴着这种生产工具的垄断而起的事，是大规模的营业驱逐零星的小营业，工作器具发达而成机器，和人类劳动生产力巨大的增加。然由此变化所产生的一切利益都分为一般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讲到无产阶级和日就灭亡的各中层——即小市民和农民——这种变化只是指次第增加他们生存上的不安全，祸患，压迫，奴役，堕落和掠夺。
“无产者的数目总是意加增多，剩余劳动者的队伍总是愈加扩大，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分裂总是愈加宽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总是愈加激烈，而这种阶级争斗将近世社会分成两个互相仇视的营寨，并成为一切工业国家的共同特点。
“因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本质而发生的危机使有产者与无产者间的鸿沟愈弄愈宽，这种危机总是愈加扩大，愈加凶恶的，他将使普遍的不安宁成为社会中的一种常态，并且证明，现社会的生产力已经超出顶点，而以生产工具为私有财产一事已经是和这种生产力适当的运用及充分的发达不能相容了。以生产工具为私有财产这桩事以前本是一种保障生产者自己生产物的财产的方法，现在却变成一种夺取农民，手艺工人和小商人产业的方法，变成一种使不劳动的人——资本家和大地主——占据劳动者生产物的方法。要想使大生产业和继续增加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不复成为被掠夺阶级的痛苦与压迫的泉源，而变为最大的幸福与各方面调和发达的泉源，那只有将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即土地，矿山，原料，器具，机械和交通工具——变为社会的财产，将商品的生产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这是替社会并由社会生产的。
“这种社会变革的意义，不独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并且还是在现今状况之下感受痛苦的全人类的解放。然道只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其他一切阶级虽因〔自身的〕利益互相冲突，总是站在以生产工具为私有财产的地皮上，总是以维持现社会的基础为共同的目的。
“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掠夺所起的争斗，必定成为一种政治的争斗。工人阶级没有政治上的权利，便不能着手实行他的经济的争斗，便不能够发达他的经济的组织。工人阶级没有取得政治上的权力，便不能够使生产工具过渡成为公共的产业。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使工人阶级这样的争斗成为一种有觉悟的一致的争斗，并且向他指出他的必然的目的。
“凡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利害是相同的。因世界交通的扩充，及应世界市场而起的生产的发达，一国工人的状况愈加是依其他各国工人的状况而决定的。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一种和各文明国工人有同等关系的事业。德国社会民主党认识了这一点，感觉并宣布自己和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为一体。
“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争斗的不在阶级的新特权和优先权，而在铲除阶级统治和阶级自身，并且在使一切人类享同等的权利，尽同等的义务，而没有男女和门第的区别。他基于这种见解，不独是反抗现社会中对于工资劳动者的掠夺和压迫，并反抗对于一阶级，一党派，一性别及一人种的每种掠夺和压迫。
“德国社会民主党基于此等根本原则，首先要求下列各项：
“一、凡年满二十的德国人，不分男女，对于一切选举及投票事件，都应有普通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及投票权，并且采用秘密的投票方法，比例的选举制度，迨这种制度施行后，按照人口的数目，依法重新规定选举区域。立法议会的期限以两年为度。选举和投票的事务于法定休业日举行。凡当选的议员须取得新俸。凡关于政治权利的限制，除剥夺公权外，当一律取消。
“二、借发议权和复决制的权限，由人民直接立法，在全国，各邦，各省和各公社中，人民自主自治。官吏由人民投票选举，并〔对人民〕货责任。〔人民〕承认每年纳税。
“三、普遍的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由人民的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以仲裁的方法去调解一切国际间的争端。
“四、取消一切限制或压迫言论自由及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
“五、取消一切使妇女在公权及私被方面不能与男子享受同一利益的法律。
“六、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业。革除一切应用公币于教会或宗教目的的事件。凡教会或宗教团体当视为私人的联合组织，得在一种完全独立的状况中处理自己的事务。
“七、学校中不得混入宗教。〔人民〕有强迫入公共国民学校的义务。豁免国民学校中的教育费，教育用具费，和管理费，凡被认为具有适当能力，可资深造的男女学生升入各高等教育机关，也同样豁免此等费用。
“八、裁判事务的受理和法律上的保护不得征费。由人民选举的裁判官处理裁判事务。凡刑事案件当准于上诉。凡无罪的人受了诬告，监禁及处罚，当给了赔偿。取消死刑。
“九、凡医药的疗治——如生产的看护及应用药品都包括在内——不取费用。埋葬事务也不收费。
“十、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作为一切公共经费，因为这是当由税款补充的。〔各人有〕自行核实他的进款和财产的义务。征收遗产承继税，所收的税额以遗产的多寡及亲疏的关系而递次增加。取消一切间接税，附税和其他为着少数享特权者牺牲公众利益的经济政策。
“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保护工人阶级的缘故，首先要求下列各项：
“一、以下列各项为基础，实现一种国内和国际的有效的工人保护立法：
甲、规定一种标准工作日，每天至多不得超过八点钟。
乙、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从事于图谋日食的劳动。
丙、除掉依照各项工业的性质，因艺术上的理由，和公众幸福的缘故，须实行夜间工作外，当禁止夜间劳动。
丁、每个工人每星期至少须继续休息三十六点钟。
戊、禁止以货物代工资的制度。
“二、由全国劳动部，地方劳动公所，和劳动总会监督一切产业的营业，调查并整理各城镇和乡村中的劳动状况。实行一种完善的产业卫生制度。
“三、凡务农的劳动者和夫役当与工业的劳劲者在法律上居于同等地位；并取消夫役法规。
“四、确切保障结社的权利。
“五、由国家承办全体工人的保险事业，使工人在这种事业的管理中得为有效的共同参加。”（见啻尔和蒙伯特编的《经济学研究选刊》第十二卷下集一三〇至一三四页。）
以上的党纲和考茨基自己所说的一样：“是分成两部分，一为总括的和理论的部分，这是论列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原则和终极目的的，一为实行的部分，他所包含的要求是社合民主党以一个实行的政党的资格向现社会和现国家所提出的，有了这种要求，便开辟一条达到他的终极目的的道路。……第一部分又分为三枝：（一）现社会及其发达过程的特点。由此所演出来的是：（二）社会民主党的终极目的，（三）及其实现的方法。”（见考氏《尔伏特党纲》第一页，一九二○年十六版》，我们如果要讨论这种党纲，自然只提及第一部分，而不必讲第二部分，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根据，最为重要；至于后者则条分缕述，纲举目张，大家很容易明白，不必辞费。然就是讲第一部分，也并不是替他做注释（考茨基的《尔伏特党纲》一书多至二百七十页，正为这种目的而作，可供读者的参考），只将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简单说几句。党纲第一部分第一节的起首一句即含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因为他固明白承认人类的历史不是由什么理想决定，而是由经济的发展决定的。第一节的第一句和第二节的第一二两句含有马克思的资本集中说，第一节的第二句和第二节的第三句含有马克思的痛苦累增说，第四节则含有马克思的危机说。至于其他各点，如阶级争斗的日趋剧烈，阶级争斗的必成为一种政治争斗，阶级争斗的国际性，无产阶级的解放为这个阶级自身的事业，以及铲除阶级统治和阶级自身等等，无一不以马克思的学说为蓝本。因此我们可以说尔伏特党纲是马克思主义的结晶品。
当尔伏特党纲出现时，恩格斯独存在。并且距大会前的两三月，中央党部也草就一种纲领，邮寄给他，内中不妥之处甚多，即由他详细加以批改，因不合用，旋被弃置而改用考茨基上面的纲领。（恩氏批改的文字后来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年度一卷五至一三页，名《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一年党纲草案批评》——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entwurfes 1891．）恩氏对于这种纲领也曾加以赞助，当被通过时，感觉非常满意。他于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写信给索尔格说：“考茨基的纲领草案，由倍倍尔和我予以帮助，理论部分为纲领的基础，已被通过。马克思的批评已经完全实现，我们很满意了。”（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三七〇至三七一页。）
恩格斯在生时得亲眼沿见他和马克思毕生所创造的学说尽量表现于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自然要算一大快事。自此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名义上总是奉行尔伏特党纲，直至一九二一年九月的革力次（Dörlitz）会议才有所修改，然已经过三十年了。但不幸一考这三十年间党的历史，则所谓奉行党纲，只是有名无实的。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要探索他的原因，必须回转去考察这个党内部向来的种种趋向。
我们在上面已经征引过恩格斯一八八三年和一八八四年两次给倍克的信，说明党中的“腐败份子……没有完全除去”，“在一般所谓领袖中有许多腐败的东西”，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主要的致命伤。这种份子本来不属于无产阶级，是由小资产阶级跑来的。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虽赶走了一大部分，但仍有一小部分潜伏在党中，发生决切的作用，阻碍党向革命一途前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得很清楚，并且甚为焦灼，尤其是和马氏分工合作，专门注意于策略问题的恩氏屡次标举事实，提出警告，现试述数例如下：
一、恩格斯在《德意志帝国建设中的暴力与经济》中说：“工人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一般小有产者也隶属于他。”（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一二六页。）
二、恩氏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小有产者和农民的加入，的确是运动大进步的指标，但一经忘记这些人必须要来，因为必须，所以才来一点，就是一种危险。他们的来到是无产阶级在实际上已经变成领导阶级的明证。不过他们是挟着小有产者和农民的观念与意志而来，大家不要忘记，当无产阶级对此等观念和意志让步时，就会丧失自己领导的历史的任务。”（见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三卷八一页。）
三、恩氏在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这篇论文和合换柏格的信明白表见三星〔按此为合氏，伯恩斯坦，施兰姆三人名字在报上的符号，〕要将他们在年鉴中第一次宣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见解，输入《社会民主报》，作为与无产阶级的见解有同等意义的东西。我不能像你们在莱比锡一样，看不出，车子走得这样远，没有正式的破裂，即愿意阻止此举。你们始终承认这些人为党中的同志。我们却不能如此。年鉴上的论文使我们和他们严格而绝对地分离。当这些人宣言和我们同隶一党时，我们便不能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此处所讨论的各点，是每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绝不会再讨论的。现在党内将这几点提出来讨论，就使整个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生问题了。……当德国党忠于自己无产阶级的特质时，我们对于其他一切顾虑，都置诸脑后。但一般被收入的小资产阶级的份子现在公然表现色彩，事情便不相同了。他们如被允许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观念零星夹带到德国党的机关中，这机关简直对我们关门了。（见同书同卷八四页。）
四、恩氏在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党中小资产阶级的浅肠狭肚者和庸俗人的意识，我们向来是极端反对的，因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这种意识已经袭击过一切阶级，成为德意志的遗传病，成为卑诌，屈服和德意志一切遗传恶德的姊妹。他是我们在外国被人取笑和轻蔑的因素。他是德意志人中所流行的懈怠和品性软弱的总原因。从皇宫起至鞋匠的小屋子止，常受他的统制。自德意志形成一个近世普罗利达利亚特（Proletariat）并发达为一个阶级——他对于德国这种遗传的毒症差不多没有沾染——以后，在争斗中才表见自由的见解，精力，气概和坚决的性质。我们对于庸俗人的浅肠狭肚和懈怠的老遗毒侵入这个健全的，德国唯一健全的阶级的每种企图，不当竭力争斗么？但在暗杀案和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颁布后最初的恐怖中，一班领袖也慄慄危惧，这只是证明他们自己生活于庸俗人中，并感受庸俗人的意识实在太久了。当时的党即或没有变成庸流俗物的党，也很相像。此事现在幸已过去，不过近来因取缔社含主义者的法律而引去的庸俗份子——他们在那大半未毕业的学生中很占势力——仍然存在，必须加以严格的监视。”（见《恩格斯致伯恩斯坦书》一一五页，一九二五年出版——F．Engels Briefe an Bernsteion）
五、恩氏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一般领袖中的小资产阶级的份子一时将在群众中到处找着他们向来所缺乏的根据地。向来单个人中的反动潮流现在可以成为必然发展的要素——地方的——而重新出现于群众中。要推动群众再向前进，不使他们留在上级不良领袖的手中，必须有一种改变的策略。这也是要等待着的。”（见同书一五九页。）
六、恩氏在一八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致倍克的信中说：“德国党的争斗并不使我惊讶。在一个庸俗人的国家如德意志中，党必定有一个庸俗的‘受过教育的’右派，在紧急的关头，把他去掉。庸流俗物的社会主义在德国开始于一八四四年，《共产党宣言》已经批评过。这种主义的不灭亡就和德国庸俗人自身的不灭亡一样。当取稀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存在的时候，我不主张引起分裂，因为武器不是相等的。但这些先生们如果要分裂，如果要压倒无产阶级的特质，而代以一种没有气力和精神的粗率的，美术的，感情的博爱，那我们必须承认现状，任听他怎样就怎样。”（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五九页。）
七、恩氏在一八八七年的《住宅问题》序言中说：“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直到现在，仍有充分的代表。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和慈善朋友要使工人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人。……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自身中间，一直到国会组为止，某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找着他的代表。大家对于近世社会主义的根本观以及将一切生产工具变为社会财产的要求固然认为正当，但把他们的实现看做遥遥无期。因此现在只须从事于社会的补缀工作，而并且可以按照情形，表同情于反动派所谓‘提升劳动阶级的企图’。……大家必须明白懂得有这样的一种趋向存在。当此趋向后来一经取得坚固的形态和有定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于为人所愿意的——时，在构成他的纲领中必定回到他的先驱者那里去，因此普鲁东也难为人所避免了。”（见恩氏《住宅问题》序言五至六页。）
恩格斯上面这七段话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党的内幕完全揭穿了。总括起来说，他：
一、看出党中包含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份子。
二、警告党对小有产者和农民的观念与意志不得让步，否则将丧失自己领导的历史的使命。
三、不承认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为同志和领袖，以免他们散布不正确的意见，摇动党的基础。
四、宣布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为与卑谄，屈服和德国一切遗传恶德为邻的东西，必须竭力与之争斗，使不侵入党中。
五、察觉党中一班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份子在没有革命素养的群众中发生作用，妨碍后者的进步。
六、承认党内已形成一个具有力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的右派，要压倒党的无产阶级的特质，而代以麻醉群众的博爱，否则不惜出于分裂。
七、发现党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用改良主义去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
由此看来，德国党从初时起就是一个极不健全和危机四伏的党。下面的群众既“缺乏一种革命的遗传性”，上面的领袖又大半满具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样上下相合，他安得不走入歧途？！尤其是一班领袖有左右党员群众的力量，这个幼稚的党的命脉全操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恩格斯对于领袖健全与否的问题视为一个极重大的问题，首先把全副精力注在这上面，想获得一种满意的解决。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会使他和马克思失望的。岂止失望，有时竟使他们绝望，迫得恩氏于一八八〇年四月一日写信给倍克说：“依我的意见，老党及其早前的组织是告终止了。”（见埃系霍恩编的《恩格斯书简》三六页）从此以后，他们总是用尽气力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份子争斗，虽因此引起党的分裂，也在所不惜。不独他们具有这样的决心，甚至于倍倍尔也无不如此，并且早就发表这种意见了。他在一八八二年一月四日致奥尔（Auer）的信中说：
“我的意思也是，如果可能的话，企图在今年召集一个人数更多的会议。并不是防止分裂，因为事情如果更向前发展，终久会有此举。我以为我们的一部分领袖许久以来，毫无疑义地已疲于争斗，依照他们的性情和见解讲，是不愿前进，竟被驱策出此，早已逆着他们的意志，现在在外表上并保持着原状，或因自己不明了那见解中的对抗，或因他们宣言很难得到群众的同意，于是会丧失他们向来的地位。
“〔双方〕不同之点，不在是否五年内将爆发一种革命。大家对此或有争论，但不是分裂的理由，如以此为一种理由，至少也是毫无意识的。不同之点就在运动当为阶级运动的整个见解中，这种运动具有，并且必须具有改造世界的大目的，因此不能与统治社会调和，倘若出此，他便简单消灭在新形态之中，并脱离向来的领导而重新产生出来。”（见倍氏《我生回顾录》第三卷二二六页。）
但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右派因毛羽未丰，不能高飞，又加以外则受俾斯麦取缔社会主义者法律的压迫，内则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监督，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的指挥，更不敢发动。还有一层，这一派的中坚份子伯恩斯坦素来善观风色，既因取得马恩两氏所赞助的《社会民主报》的编辑而变成一个临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派中的别人当然更要望风披靡，不能为所欲为。所以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世，这一派虽具有潜势力，不敢肆意妄为。而尔伏特党纲且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好像这种主义是彻底胜利了。但当马恩两氏相继逝世，形势即为之一变，党的真相暴露于世，而其关键，仍在伯恩斯坦，今特述其梗概如下。
我们已经知伯恩斯坦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并为这个阶级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恩格斯曾称他为财主合换柏格的“庸俗人同志”（Mitphilister——见《恩格斯书简》三六页）。他自一八八八年移居伦敦后，目视英国比较良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耳闻英国那个在资产阶级智识份子支配之下而“以畏惧革命为根本原则”（引恩格斯语，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三九○页）的费边会（The Fabian Society）社会主义的学说，于是决心抛开临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或无产阶叙革命战士的假面具，重新露出那副与“卑谄，屈服和德意志一切遗传悪德”为邻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尊容，再倡改良主义。不幸——自他看来，也许是“幸而”——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去世，他便得着飞跃的机会了。
他自异年起至一八九八年止，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一批论文，名为《社会主义的问题》（Probleme des Sozialismus），这是他倡改良主义，并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他于一八九八年写一封意见书给社会民主党的司徒嘉德大会，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以指摘。至一八九九年复以这种意见书为蓝本，著一部书，叫做《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我们为了解他的学说起见，对于此书的各要点须加以介绍。
伯恩斯坦在书中首先反对马克思历史的唯物论，并且拿住恩格斯去攻击马克思，说后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于唯物史观的说法，没有成熟，是不能应用的。他于是依照自己的意思，加以“修正”，说历史的唯物论中“无论如何，有多种要素存在，他们中间的联系很不容易正确发见出来，可以确切决定在某种已定的场所，找出那最坚强的原动力。纯粹经济的原因不过首先造成接受某些观念的地面，至于这些概念怎样出现，怎样传播，并取那种形态，则以一整批的影响所发生的作用为转移。”（见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八至三九页，一九二一年司徒嘉德改正版）“依照这一切看来，现在唯物史观的形态比他原来的创造者所给予的，另是一个样子。”（见同书四一页。）“在实际上……他不是纯粹唯物的，更不用说纯粹经济的。”（见同书四三页。）
伯恩斯坦这样“修正”历史的唯物论后，使用最决切和最勇敢的态度，反对革命的辩证法，公然宣布“他是马克思主义中造反的东西，是正确考察事物途中的陷阱。”（见同书五九页）“他的睥睨真理和幻灯的睥睨发光体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成就的大劳绩不是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由于违反这种辩证法。在另一方面，当他们毫不注意地陷入布浪葵主义最重大的错误中，第一是由于把黑格尔这种东西加在自己的学说里面。（见同书七一页）。
伯恩斯坦既发见马克思的方法论（辩证法）和根本学说（历史的唯物论）都是十分谬误，其他学说当然无往而不错。例如自伯氏看来，马克思的价值说，危机说，痛苦累增说，崩溃说，武力革命说，无产阶级专政说以及国家观等等，不是陈旧，就是错误，都不合时宜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争气，创造一些乱七八糟的学说，怎样处置呢？伯恩斯坦告诉我们说：“使学说再归于一致，使理论与实际再归于一致，这种任务，他们留给后人了。大家对于学说的漏洞和矛盾处要毫无顾忌地算账，才能够解决这种任务。换句话来说，马克思学说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自批评始。……学生的任务就在不永久重述先生的话。”（见同书五○页。）
这样的学生，不用说，就是“庸俗人同志”伯恩斯坦！ 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地皮上，用九牛二虎之力，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他所标榜的是民主主义。据他说：“民主主义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他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态。（见同书一七八页）“民主主义是没有阶级统治，是一种没有享政治特权的阶级的社会状况指标。”（见同书一七六页。）“民主主义的发展的确不会弄出中断的局面，因为他决不从事于普遍的，同时的和暴力的夺取，仅借组织和法律，渐渐地解决。……封建制度及其硬性的，固定的设施，差不多到处必须用暴力去予以拆毁。至于近世社会的自由设施和前者不同之处，就在他们是柔性的，可变化的，并适宜于发达的。用不着拆毁他们，只须让其向前发展。这固然也需要组织和有力的行动，但不须革命的专政。（见同书一九七页。）
大家看啊，伯恩斯坦认定一八九九年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柔性的，可变化的，并适宜于发达的。用不着拆毁他们，只须让其向前发展”。这就是说，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从此只有进化，没有革命，只有渐变，没有突变，所以不需要“革命的专政”。但他在自己书的新版注脚中也承认有“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的诸种革命”（见同书二三〇页），这样残酷的事实和他大大地开过顽笑之后，应当可以塞住他的喉咙了。不过“庸俗人同志”的脸皮毕竟与别人不同，故他于一九二〇年新版的序中“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总括起来若，我只能说，除掉几种次要的估计外，二十一年的经验仅使我对于本书所发挥的见解的自信更加强固了。”（见同书五页。）既是这样，我们对于他所自信的见解还要择尤介绍一二。
伯恩斯坦那种帮助资产阶级侵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最露骨的表示，莫过于他所提出的配合民主党对殖民地的政策。他以为取得殖民地，“即预先视为可斥责的事，是没有理由的。……当我们顾虑到德国现在每年要输入大批殖民地的产物时，我们必须也当对自己说，有一个时候会来到，此等产物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来自自己的殖民地。……享受热带种植的产物既无可斥责，则自己从事于这样的种植也不能受斥责。此处决切之点不是是否〔获取殖民地的问题〕，而是怎样〔获取殖民地的问题〕。欧洲人占领热带地方，对于土人既不限定妨害他们的生活享乐，一直到现在，一般的例子也不是如此。还有一层，只能承认野蛮人对于他们所占据的土地有一样受限制的权利。更高的文化在必要的时候，也具有更高的权利。对于土地的使用给予历史的法律权利的，不是土地的占领，而是土地的种植。（见同书二一○至二一一页。〉
这段话用不着我们加以解释或发挥，已经赤条条地表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狰狞的面目。“更高的文化在必要的时候”既“具有更高的权利”，则文化较高的德国当然可去统治文化校低的中国。的确，伯恩斯坦是不讳言这种主张的，所以他明目张胆地替德国资产阶级夺取胶州湾作辩护士，说那是有理由的。“有些报纸走得更远，宣布在一切状况之下，党对于取得〔胶州〕湾必须从原则上予以斥责，我可绝不附和。德意志人民对于瓜分中国以及德国从中国分尝一臠，不发生兴趣。但他们对于中国不为其他民族的牺牲品一事，极为关切，对于中国的商业政策不隶属于一个外国的利益之下或列强利益之下，极为关切——总之，关于中国的一切问题，德国应有一种决切的发言权。他对中国的商业要求这样的一种发言权。现在取得胶州湾既是巩固并加强这种发言权的手段。——此事的有助于发言权，是不能争辩的——依我的意思，社会民主党便没有在原则上反对此举的理由。除掉获取的方法和口实不计外，这并不是德国外交政策最坏的一击。
“此事涉及巩固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即使没有那种获取，中国也要一天一天愈加被拖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中，俄国也要继续他的蚕食政策，一有机会，就会占领满洲各海口，这是没有疑义的。所以问题只在德国是否应当安然看着中国因一桩一桩造成的事实，愈加陷于依赖俄国的境界，还是应当确定一种位置，使他在经常的状况之下，对于中国事情的处理，可以随时表现他的力量，不致于被迫以事后的抗议为满足。租借胶州湾在过去和现在，既是为着获取德国将来利益的保证，和他所宣布的一样，所以社会民主党也可以赞成此举，并且丝毫没有抛弃他的原则。”（见同书二〇七至二〇八页。）
我们看到这些话，对伯恩斯坦真要骂一句不要脸的东西，真要学列宁一样，替他加上“叛徒”的尊号。这并不完全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觉得他的话特别可恶，而是因为绝对违反马克思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遗教，对于中国问题全没有替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着想，仅以德帝国主义的商业利益为前提，要占领中国的土地，做德国与列强共同掠夺中国的保障。还有一层，中国的沿海土地被强迫租借，实以德为戎首。自此端一开，俄租旅顺，大连，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遂相继出现。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状况的最大部分责任应由德帝国主义担负，而号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的一派领袖竟毫不知羞地明目张胆宣布“社会民主党也可以赞成此举，并且丝毫没有抛弃他的原则”。由此可以证明他的堕落是达到怎样的程度了！
统观以上的叙述，便知道伯恩斯坦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点，绝对没有共同之点，所以大家称之为“修正论”（Revisionismus）。可是这个狡猾的叛徒在名义上并不和马克思及恩格斯断绝关系，他仍然要和他们联在一起，以便对无产阶级的群众易于招摇撞骗。所以他说：“人们如果要称这种见解为‘修正论’，也是可以的。但大家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也是修正论者，并且是社会主义史上所知道的最大的修正论者。每种新的真理，每种新的认识，是修正论，发展既没有底止，而争斗的形态及其条件又要受变化律的支配，在实际上总有修正论的学说出现。”（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不错，马恩两氏“也是修正论者”。例如他们经过巴黎公社的事后，在一八七二年的《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说：“因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的大发展，和因此而进步的工人阶级党的组织，以及种种实际的经验，——首先为二月革命的经验，尤其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无产阶级在此第一次掌握政权至两月之久——这种纲领现在有一部分是陈旧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占据现成的国家机关，为若自己的目的而予以运用’。”（见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一八页，一九二一年柏林第八版）我们看得很清楚，马恩两氏是为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而修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但在另一方面，伯恩斯坦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维持现状的利益而修正，是在站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替他们保镖，因此他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和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暗探。这就是马恩两氏与伯氏同样从事修正而又绝不相同之点。这一不同之点系双方人格高下攸分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便看过的。
伯恩斯坦谈及自己的见解，说道：“我完全知道，他们在各重要点上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学说所表现的见解不相同——他们的著作对于我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发生过最大的影响，恩格斯不独至死时止把我看做亲密的朋友，并且在他的遗嘱中对我表现大信任的证据。这种见解的差异不是最近的事，而是长年的内部争斗的产物，我的手中并有证据可以证明恩格斯是知道此事，我总是必须决切地反对他这样狭隘，他要求他的朋友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大家看到下面的陈述将懂得我向来为什么尽可能地避免在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形态中，发表我的不同的意见。此外，关于实际的问题，马恩两氏自己已经因时代的推移，大大地修改他们的意见，这也是使我向来容易避免发表不同意见的原因。”（见同书一一至一二页。）
这段话只能表现伯恩斯坦的不忠实与说谎。他以为自己和马恩两氏的见解不同，由来已久。恩格斯当然知道，其实何止恩氏，马克思也同样知道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他后来恐受马恩两氏的排斥，才掩去本来面目，变成一个临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小心翼翼地作工。他说大家看到下面的陈述，将懂得他为什么尽可能地避免于马恩在世时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但我们细心读过他的全书后，实在不懂他有什么光明正大的理由要这样做。至于说他们对于实际问题，因时代的推移，和他一样趋于改良主义（他虽没有明白说出，但言外之意确是如此），因此可以使他避免发表意见，那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诬蔑，没有丝毫事实上的根据。他在马恩两氏生时不敢妄肆邪说的唯一原因，就是慑于他们的权威，恐他们宣布他的罪状，不能再在党中做暗探。自他看来，恩格斯实在活得太久，使他不得早些露出真面目，效忠于本阶级（小资产阶级），所以气愤愤地指摘恩氏是“这样狭隘”。不过这种“狭隘”是阶级间的分水线，恩格斯要防止叛徒的出现，是不能不“这样狭隘”的！还有一层，恩氏因伯恩斯坦多年来工于子掩饰，没有察出他的奸滑狡诈，遂推心置腹，深信不疑；不意这位老战士的尸灰犹在英国海峡盘旋之际，那做临时马克思主义者过久而不复能忍耐的暗探已在伦敦高举反叛的旗帜了！因此，即抛开阶级的立场和党的利益不讲，伯恩斯坦在私人的友谊上也是一个最不忠实的人，否则他与恩氏交接二十余年，如果真正相信自己的意见是理直气壮，没有其他作用，有何不可及时在党中提出讨论，而必待恩氏的去世然后发动呢？！
他的不忠实真是随时随地可以表现出来。例如他编订马恩两氏的书信（在名义上是他和倍倍尔共同负责，但倍氏因年老力衰，并不负实际责任），任意裁减他们批评一般人和朋友同志等等的节段，致使我们不能窥见全豹（比原信少去六分之一）。尤其是恩格斯给他的信于恩氏死后延不发表，近来耶萨诺夫抄出一份，在俄付刊,伯氏才于一九二五年将原文印出，然距恩氏去世时足足三十年了！为什么要这样拖延呢？因为内中有反对机会主义的文字，能予伯氏自己以致命的打击。举个例来说：恩格斯于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五日写信给他道：“不要忘记一条老规则：只顾运动与争斗的现在，而忘却运动的将来。这条规则是隶属于我们的。”（见《恩格斯致伯恩斯坦书》一六七页）可是伯氏在一八九八年却说：“自我看来，运动是极重要，而世人所称为社会主义共同的终极目标不算什么，在这种意旨上我至今犹承认此说。”（见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九页。）这种说法与恩氏教训他的话直接相反。这是他甘心做叛徒的明证，这也是他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暗探的明证，因为他叫人家只管运动，不管终极目标，试问没有终极目标的运动是一种什么运动？不用说，是一种无伤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良运动，这样运动一万年，无产阶级也达不到解放的目的。因为他始移堕在机会主义的深渊中而不能自拔！机会主义，恰和卢森堡所说的一样：“他的固有的倾向是使工人运动向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前进，这就是说，使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完全停止。”（见卢氏《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四八页，一九〇八年莱比锡出版——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无产阶级不从事阶级争斗，能够梦想解放么？然做暗探的伯恩斯坦必定微微地笑道“深中下怀”！他必定再三向无产阶级高声叫道：尽管运动罢，努力运动罢，“终极目标不算什么”！
可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暗探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混了五十多年，震于他的声名，以为他真正创造了一种什么新学说来和马克思主义对抗，凡他所说的只是一种拾人牙慧的顽意儿，并非自出心裁的见解。所以啻尔提及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说道：“凡近数十年来德国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切反对论差不多都集合起来了。”（见啻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四二二页） 就是伯氏自己也直言不讳：“同时这里要一起声明一下，这种批评并不装作是自出心裁之作。此处所说的，即使不是全体，也是最大部已被他人详细说过，至少也暗示过。本书的合法性不在乎发见从前所未尝知道的，而在乎承认已经被发见的。”（见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五一页。）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已经“详细说过，至少也暗示过”的东西，伯恩斯坦人云亦云地承述一遍，或至多加以发挥，本来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可言。不过因他混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已经有几十年，一旦起来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的内应，这究竟是变出非常，不能不使这种队伍发生纷乱与内讧，而予敌人以操纵宰制，坐观活剧和感谢内应的机会。关于这一点，暗探先生是预先估计到的，所以后来在半装傻，半得意的状态中说明出来了。“我预先料到自己的书将受同志们的反对，但却没有料到他要引起党内对我一种忿怒的风潮，并使我在非社会主义的各界中获得一种声名。……这部书的遭际不同，第一是由于情形不同的缘故，这里首先由马克思派中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命题自己加以批评，而向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的讨论差不多总是限于解释这些命题，以及由此所发生的结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那样的一种社会主义的教义，向工人阶级宣布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马上要崩溃，使之完全仇视国家，并对于民族的利益取绝对冷淡的态度。有人以为马克思学说的铁律的信仰既经摇动，这种对工人精神上的支配也会摇动，因此使工人转入不甚仇视国家的趋向中。所以本书受资产阶级报纸热烈的欢迎，和各种各样的赞颂。”（见同书二五九至二六〇页）猗欤休哉，暗探先生的功业彪炳史册，而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如此的大功业也当然不是伯大暗探一手一足之烈造成的，尚有大批的“探伙”帮他办案。内中比较著名的是：达微德（David），服尔马，坎普斐迈耶（Paul Kampfffmeyer），倍斯（Heinrich Peus），斐西耶（Edmund Fischer），厄尔姆（Adolf von Elm），和亚塔尔舒尔慧（Arthur Schulz）等等。这批人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所谓“修正派”（Die Revisionisten）。此处自然没有介绍并批评他们的“学说”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只微引梅林的几段话作为对这一派的“理论”和实际的总评。
“当无产阶级的解放争斗统制着近世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而这种统制且一年一年加甚时，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最后一句话。……谁要看待马克思主义超过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又不愿简简单单回转到资产阶级的世界中去，谁就会陷入折衷论或怀疑论中。折衷论到处收集材料，造成一种新学说，可与每个纸扎的屋子一睹坚固的程度。怀疑论则于马克思的每个命题之后加上一个疑问符号，或用勒新曾经指出的方法，对于这个或那个命题指为非人类健全的了解所嘉许，对于其他一切则用一种胜利的轻蔑态度，置之不愿。修正论就是陷在折衷论的息拉（Scylla）和怀疑论的卡立布狄斯（Charybdis按此为意大利和西西利海峡的两个危岩）中，以致进退继谷。
“修正论的本质是空无所有。因为他对于自己没有懂得清楚，故感觉一切世界尽是错误，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既是一种纯粹的云雾，自有几分权利主张空空洞洞的东西。他修正社会主义的学说，不从社会主义学说的地皮出发，而是从资产阶级的观念出发，他自己在此等观念之前是惶恐畏缩而不愿有所议论的。马克思主义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不断的批评，并挟着这种批评去考查一个时期的实际，然修正论却把此事当作一种自足的目的，为着修正的缘故而修正，他因为畏惧绝对的教条，遂蔑视每种相对的真理。他的思想从不达到终点，当事实的逻辑使他感觉心痛时，他就诉起苦来，说是缺乏“良好的论调”。
“所以他是从虚无出发，经过虚无而达到虚无。世间从来没有一个比修正论更拙劣的预言家。当十九世纪下半期产业兴盛之际，“正宗派”马克思主义者起而作详细和劳苦的探讨，要看马克思危机说的正常性至怎样的程度，修正论则直截了当地宣布，像从前那样的普遍的商业危机，在长时期中是不会有的，然马上跟着出现的危机却予以一种确切的答复。当一般马克思主义者欢欣鼓舞祝贺工联的继续发展，而又不因此忽视资本更有力地继续蓄积时，修正论则预言工联的成功是逐渐取得资产阶级的产业。当一般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研究帝国主义政策的新形态，并预先说明他将完全破毁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更大的活动领域时，修正派人则梦想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工党，依附那颇为健全的市民去求幸福，而一九〇三年的国会选举和邦议会选举又予以一种确切的答复。“（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三五三至三五四页。）
修正派的把戏既不过如此，原是值不得一击的。当时起来和这一派作战的，很有好几员健将，如卢森堡，帕活斯（Parus），普列汉诺夫，梅林和考茨基等都是。考氏于一八九九年草《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纲》（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专门对付伯恩斯坦。他因为要别于修正派，便自命为正宗派，而这个正宗派并不是左派，乃是一个中央派。考氏领导这一派日趋于会议主义与改良一途，逐渐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忘得干干净净。他与伯氏不同之点只是他在口头上尚尊奉马克思主义，而后者则明目张胆加以反对。当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主义的运动受一大打击，考氏的机会主义愈加显明，而他的真面目也愈加表现得清清楚楚。他前此对于伯恩斯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常加以驳斥，至一九一八年自己却草一个小册子，名为《无产阶级专政》（Die Dktatur des Proletariats），曲解马克思的意旨，借遂其反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隐衷，被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击得焦头烂额，体无完肤，而世人便一眼望见他和伯恩斯坦同是一丘之貉了！其实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一九二三年的自传中提及伯氏说道：“我们在大战中又遇着头。各人都保持自己理论上的特质，但在实行上我们现在差不多的总是一致的。”这真叫做“不打自招”！所谓正宗派的中央派与修正派的右派在实际上原来是紧接在一起，未尝分离的。
我们要懂得这种内幕，对于柏尔所说的一种显然矛盾的现象，才不觉得神秘。就是：“在文字和党的大会——特别是在一九〇三年可纪念的诸勒斯登大会——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占得胜利，但在日常工作中全部理想是推行一种议会的政府法，和社会立法。修正论以及和他相关连的民族感情是全线胜利，使工人阶级对于革命的可能性充满了怀疑的心情，对于目前的要求则具一种‘实在政治的’意志。”（见柏氏《社会主义与社会争斗通史》第五卷八四页）这里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自然不是专指中央派，而是包括卢森堡，梅林等的左派在内。党的理论是如此，而党的实行是如彼，怪不得伯恩斯坦虽受一班著名的理论家的打击，犹能从实际生活中大举反攻，使他们无辞以对。我们试听他说罢：
“在实际上，这就是说，在党的行动上，他终久总是做了〔指竭至力从事于普通选举权，民主主义等运动〕。但在他的宣言中，他的文字上的代表常是加以拒绝，至今犹如此。一个时代作成的语句在欧洲到处具有特权，无限制地统治着，在此等状况之下犹有可说，一直至某种程度为止，也是正当的，不过他们现在只是一种死的重量，竟仍旧为人所敬畏，以为运动的进步是系于他们，而不是系于活的认识，因此能有所作为，而且成为必要的。例如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实际是站在议会工作，数目众多的人民代表职务和人民立法的地皮上，这一切都是反对专政的，此时犹固守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话，是否有意义呢？这句话现已陈腐，要剥去专政这个名词宣布的意义，而予以一种柔和的意思，才能够使他和实际相符合。社会民主党全部实际的活动是在创造各种状况与先决条件，要使近世社会制度能够免去突然的暴乱而达到一种更高的制度，并当保证能够如此。他的信徒因为觉悟自己是一种更高文化的开路队，才再三提起勇气与热情，而那种想望中的社会收归已有（Gesellschaftliche Expropriation）的道德的合法权利，最后也是建筑在这种觉悟上的。但阶级专政是属于一种低级文化中的，当时还丝毫没有现今宣传与法律目标的种种方法，即或有，也陷于一种极不完全的形态中，并且缺乏适宜的机关，可是现在如果激起一种思想，以为从资本主义的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必须在当时的发展形态中实现出来，那除掉事情的是否适宜与是否可行不计，这只能视为一种复入迷途，只能视为一种政治的遗传病复发。”（见伯氏《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八一至一八二页。）
伯恩斯坦拿什么低级文化与高级文化的空洞话做专政与不专政的理由，固然是一种无聊的诡辩，不值识者一笑，然他责备社会民主党在实行上踏入议会主义的道路（即机会主义的道路），在理论上空喊着革命的口号（如无产阶级专政之类），名实不符，是极有理由的。社会民主党从发生时起（从拉萨尔的时代起）一直到现在，所走的差不多是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很少表现革命的行动，尤其（恩格斯死后，他的堕落日甚一日，他是一个改良党，而不是一个革命党。所以伯恩斯坦老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劝他老实抛开假面具道：“社会民主党如果具有勇气，能从已经失时效的语句中解放出来，而愿意露出自己实在的真面目。即一个使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良党（Eine demokratisch-sozialistischen Reformpartei，那他的影响必定要大得多。（见同书二三〇页。）当然，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更放心，这两个阶级的人加入的也当更多了！
然我们现在要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份子中虽混入不少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于资产阶级的人物，但下层的群众究竟是产业工人，他们怎能允许党内有一个修正派存在与横行呢？并且“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他们又怎能允许党内有一个实质上与修正派没有差异的正宗派存在与横行呢？这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么？当然不是的。柏尔以为”德国产业与对外贸易惊人的兴盛，以及党内几乎不断的人数的急速增加和对他的候选人投票数的急速增加是大有助于修正论。”（见伯氏《社会主义与与社会争斗通史》第五卷八四页）如以此去解释修正派或正宗派的生存与发育，固然不算错误，但毕竟不是根本的所在。直接的根本原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群众多系工人贵族，既缺乏革命的遗传性，而生活状况又较一般工人为良，故乐得维持现状，苟且偷安，而不思有所进取。一班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在这种工人贵族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修正派。而在口头上本来要革命的正宗派在这种工人贵族的基础上，才于不知不觉之中走上了修正派同一的道路。
但我说这句话，绝不是替一般领袖们减轻责任，将他们的过失一齐归在下层群众的身上。卢森堡说得对：“巴黎公社的坟墓已经结束了第一期的欧洲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党。自此以后开始一个新局面。此后所出现的不复是自发的革命，暴动，和街市战争，使无产阶级每次于事后再回转到他的消极的状态中去。此后所出现的是有系统的日常争斗，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主义，群众的组织，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的结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与顽强的拥护目前的日常利益结合。”（见卢氏《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三页，一九一九年柏林出版——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eatie）此等工作本来是很烦难的，要有极忠实而干练的领袖任理论与实际工作的指导，一方面不放松日常的争斗，另一方面顾到远大的目标，才能够避免恩格斯所说的“只顾运动与争斗的现在，而忘却运动的将来”的毛病。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一班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不独觖乏如此才能，并且绝对没有这样的忠诚与意志。试看上面征引恩氏一八八四年二月十四日给倍克的信所描写的党员群众奋斗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德国党并不是一个天然生成的工人贵族党，只因为这些不忠实的领袖所麻醉，引入歧途而不能自拔，才逐渐安常守故，不肯努力争斗，尤不肯为着远大的目标争斗。迨习惯既成，积重难返，于是人以类集，一般生活比较优裕的工人贵族都跑到党中来干机会主义的运动了。所以我们虽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下层群众很不健全，但应由领袖份子负大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未曾加以适当的指导和革命的训练，以致这些本来缺乏革命遗传性与争斗经验的人无从走上解放争斗的坦途，而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职责。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德国党愈到后来，愈加走入机会主义的道路，是要由修正派和正宗派负主要责任的。
除伯恩斯坦的修正派和考茨基的正宗派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固然还有梅林，卢森堡，泽特金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等所领导的左派急进派，是代表一种革命的潮流；但这一派的发生既迟，而力量又十分薄弱，不足以左右党的政策，故略去不提。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从事于理论与实际领导工作的上层份子既多为投机主义者，而下层的群众又大半为工人贵族，像这样无聊的党，一到紧急关头，是会丑态百出，贻人笑柄的。果然，一九一四年的大战把他的“潜德幽光”一齐发露出来了。当战事爆发的前一星期，全德国各处的党报一致反对战争，一致斥责奥地利的主战派向塞尔维亚（Serbien）提出哀的美敦书为轻举妄动，冒险投机。但到了八月四日，党的国会组却发表宣言道：
“我们现在是站在战争的铁一般的事实前面。仇敌侵入的恐慌迫在眉睫。我们现在要决定的，不是是否赞成战争，而是考虑保证国家所必需的手段。——俄国的专制主义已经染着自己人民最好的血，他的胜利对于我们的人民及其自由的将来即不全部发生危险，也有大部分的危险。我们当防止这种危险，保障本国的文化与独立。当危急的时候，我们不会听自己的祖国陷入困难中，这是我们向来郑重宣布的，现在要实践前言。此外，国际党曾经承认每种人民随时有民族独立与自卫权，我们觉得此举正与国际党一致，恰和他共同排斥侵略战争一样。——我们受此等原则的指导，对于所要求的战债特予认可。”（见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至一一页。）
“国会组于八月四日因这种宣言而给予的口号，就决定并统制德国工人阶级在大战中的态度。祖国危险呀，民族防御呀，为着人民的生存，文化和自由而战争呀，——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团所高唱的口号。其他一切只是此举简单的结果：各党报和工联报的变更态度，群众爱国主义的狂热，武力监视下的和平，国际党的突然解散，——这一切不过是国会中所表现的第一次行动不可避免的结果罢了。”见同书一一页。）
一九一四年德国党的国会组对于侵犯比利时中立的德帝国主义战争的军费，是采取投票赞成的态度，我们试回溯一八七○年党的国会组对德国初时本为防御而迎战的德法战争的军费，是采什么态度呢？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向北德意志国会提出一种书面的宣言道：
“现在的战争是一种朝代战争，是为着波那帕脱朝的利益而起，恰和一八六六年的战争是为着霍亨索伦朝而起一样。
“因进行战争向国会要求的金钱，我们不能够赞成，因为此举是对于借一八六六年的事变准备了现今的战争的普鲁士政府一种信任的投票。
“然我们对于所要求的金钱也不能否决；因为此举可以被视为赞成波那帕脱轻躁而犯罪的政策。
“我们是每种朝代战争原则上的反对者，是社会共和主义者，是国际党——他不分国籍，反抗一切压迫者，将一切被压迫者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兄弟会——的党员。不能直接或间接宣言赞成现在的战争，同时我们宣示一种可靠的希望，欧洲各种人民经过这次悽惨事变的教训，将努力获取自己的自决权，并铲除现今的武力统治和阶级统治，因为这是一切国家与社会恶德的原因。”（见倍倍尔《我生回顾录》第二卷一七九页。）
李倍两氏在四十五年前宣布民族生存的利益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且都反对朝代的战争，这是国际党的原则。一九一四年德国党的国会组却宣布民族独立与国际社会主义不一致，且应赞助本国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也是国际党的原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我们应当知道，李倍两氏所指的国际党是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国会组所指的国际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第二国际。前者是趋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后者和德国党一样，是趋向机会主义的，所以他们所领导的党员虽同属一党，不过仅有时间上的差异，而对于战争的态度绝对相反。倍倍尔说：“马克思也已经宣言赞成我们的主张。”（见同书同卷一八〇页）大家试把这四十五年间的两桩事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近来堕落到什么地步，和马克思的意旨相差有怎样远了！
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一九一四年的大战态度讲，他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维也纳的《工人报》（Die Wiener Arbeiterzeitung）于八月五日称赞他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宝贝。”卢森堡则于前一日宣布他是“一个发臭的死尸”（Ein stinkender Leichnam）。他到底是“宝贝”，还是“死尸”。二者似乎不可得兼。但他却不然：是“宝贝”，又是“死尸”。这就是说，他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宝贝”和无产阶级的“死尸”。德帝国主义者所以毫不踌躇地敢于从事战争，正因为他们早已知道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尾巴，一旦发生战事，他必定号召党员群众和无产阶级去做资产阶级的后盾，不，去做资产阶级的前驱，把工人们的血肉之躯挡住敌人的炮火，求取最后的胜利，借替主人们争得更好的世界市场。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作用。这可爱的“宝贝”，和可恶的“死尸”！
“宝贝”党取“死尸”党这样功业与罪孽并茂，在大战中不由得不发生分化。就大体讲，他是被分为三支：即多数派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卡斯同盟会（Spartacusbund）。多数派是最反动的极端右派，他的人数最多，势力量大，据有社会民主党四分之三的报纸。他的理论自然是修正派的理论。但说来也奇怪，修正派的首创者伯恩斯坦竟不站在他的旗帜之下，而隶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伯氏大概是嫌他过于直截了当地揭开假面具，不甚雅观，故不愿站在一条战线上，并且多多少少地加以比较委婉的攻击：“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对于特别的民族问题——军事问题包括在内——与资产阶级的学派的见解未免太接近了，独立派则又和战前一样，获得一种不可调和的观点。前者对资产阶级的利益较之从前，倾于过大的让步，致使后者望而却步，因为他的受斯巴达卡斯份子影响□群众忍耐不住，催取激烈的手段。”（见伯氏《德意志的革命》六五页，一九二一年柏林出版。——Die deutsche Revolution）一个党致被素来主张德帝国主义占领非洲殖民地和中国胶州湾的伯恩斯坦目为“未免太接近”“资产阶级的党派的见解”，“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倾于过大的让步”，那他的价值，也可想而知了！
讲到独立社会民主党，情形极为复杂，有向来右派的领袖如伯恩斯坦辈，有向来正宗派的领袖如考茨基辈，也有左派的急进份子，与斯巴达卡斯同盟会极接近，甚至于还有一批加入其中。但语其领袖，虽有时也不赞成多数派的主张，互相冲突，然本质上仍是机会主义者，故始终只能和多数派联合，很难与同盟会携手同行。
斯巴达卡斯同盟会是由社会民主党真正的左派和一般最贫苦的革命的工人组成。他的领袖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政党，具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后来改名为共产党（名称经过几次改变，此处不能详说）。
以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的大概情形。多数派既是其中最占势力的一派，所以我们首先拿他来做对象。社会民主党许多年来即认定机械的时代不是革命的时代，因为机关枪已经消灭了革命。他根据这种认识，绝不企图向革命一途前进，因此缺乏革命的意识，更谈不到革命争斗的素养。尤其是极右的多数派绝对没有梦想到要革命，并准备革命。当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国因军事失败，人民怨恨，军心摇动，资产阶级的政权朝不保夕，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不独不肯遵照马克思的遗训，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派他的党员包尔（Gustav Bauer）和霞德曼（Philip Scheidemann）入阁，去替资产阶级保镖。迨德皇威廉第二为大势所迫，于十月底离开柏林，退居比利时的斯坡（Spa）大本营，十一月九日柏林发生政治的总同盟罢工，首相玛克斯（Prinz Max von Baden）自知不能再干下去，将政权交给多数派的亚柏特（Fritz Ebert），亚氏于当日发出通告，接受政权，而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国民！我很悲切地要求你们离开街市，努力于安宁与秩序！”（见伯恩斯坦《德意志的革命》三二页。）
群众运动方才开始，社会民主党就要把他消灭下去，这是一种很明显地背叛无产阶级的行为。所以斯巴达卡斯同盟会异日的《红旗》（Rote Fahne）报上直斥这样要求“送群众回家，是要恢复旧‘秩序’”。而多数派要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织政府，这一党的领袖如雷得部耳（Geoge Ledebour）等也目“多数派领袖亚柏特，霞德曼，兰芝堡（Landsberg）等为社会主义的叛逆，无论如何，不可和他们共同组织政府。”（见伯恩斯坦）德意志的革命》三四页）多数派的党部是怎样无耻反动，更可以从另一桩事看出来。就是他借口于“不合民主主义的原则”，拒绝独立社会民主党“全部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力仅能归全体工人和兵士所选举的亲信人掌握”的要求，又借口于“对人民的粮食大有危险”，拒绝后者“排除一切资产阶级人员于政府之外”的要求（参看同书三五页。）。马克思明明提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当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却怕损伤了那万古不磨的神圣的“民主主义的原则”，偏要与资产阶级合作，去保护后者的安宁与秩序，这又是明目张胆地背叛马克思的遗教。
但独立派与多数派的差异本来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很少本质上的悬殊，所以双方磋商妥协，马上就组织一个所谓“人民委员会”的六人政府。今特将他们的姓名，职务，出身和派别列表于下：
| 姓 名 | 职 务 | 出 身 | 派 别 |
| 亚柏特 | 内务和军政 | 马鞍匠 | 多数派 |
| 哈斯（Hugo Haase） | 外资和殖民 | | 独立派 |
| 霞德曼 | 财政 | 排字匠 | 多数派 |
| 狄特曼（W．Dittmann） | 遣散和公共卫生 | 细工木匠 | 独立派 |
| 雷芝堡 | 报纸和新闻 | 律师 | 多数派 |
| 巴特（Emil Barth） | 社会政策 | 未详 | 独立派 |
这些政府大员虽多出身于工人，但都办过多年的党务，久已变成党内的官僚和老机会主义者，早忘却本来面目了。在这些大员之下还有大批的次等官僚，大都为这两派人所分据，而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也在外交部与邮务部各占一个次等位置。于是这一批“党官”都弹冠相庆，变成“国官”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此等官僚更不是例外：他们整天地叫着“努力工作”，“维持秩序”，结果，无产阶级的群众是被麻醉，不复动弹，而资产阶级的旧秩序也被巩固，可保无虞；不过所谓革命的本身，未免有些滑稽！
但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他们以为这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并且和奥地利的拆宁伯爵（Graf von Caernin）向群众所宣布的一样，“是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最大的革命。”因此党的光荣是超过法兰西有名誉的革命和“俄罗斯不名誉的革命”之上。就是向来善观风色，见革命潮流汹涌，向左走了半步的伯恩斯坦，也大加称赞，说：“从这些布告〔指工人兵士会议和党部等努力工作，维持秩序的布告〕中可以看出，当革命之日，柏林的工人阶级是怎样受社会民主党旧有的精神——这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创造者灌注给他的——的统制；胜利的工人阶级及其代表是怎样顾虑到对风潮汹涌的阶级争斗中的革命自身，保持一种决切的文化运动的性质；他们是怎样顾虑到对革命中非争斗者的幸福，安宁和权利，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对革命开辟新权利的道路,必须不让凶野的无秩序和低级本能所表现的执拗的精神得以活动”（见伯氏《德意志的革命》三九页）记得袁子才颂扬某公子，曾称为“温文尔雅，吹气如兰”，我们对于德国的革命也可以应用同一颂扬语，所以他不独是不流血的，而且是十分文雅的，宜乎其为“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最大的革命”，替社会民主党增光不少！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在实际上不过为中等阶级的政治革命，这样引为殊荣,不可一世，而德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经济学者桑姆巴特却很直爽地说：“我们和法国人，一切罗马族人，以及俄国人不同的地方，就在缺乏每种革命的才能。（现在仍然如此，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革命’后，更充分表见出来了。）我以为如有何处曾经发明德国人不会干革命事业，那就是此次革命，这却不成其为革命。十一月九日工人的‘胜利’，有几分和亚俄斯塔（Aosta）公爵的军队对于奥国人的‘胜利’相似：这是一种对于不在该处的敌人的胜利，是一种没有争斗的胜利。……德国受压迫的大多数工人生平从没有作愿意干革命事业的想法；当这种革命突然出现的时候，人家极为惊骇，不知道要怎样着手去对付他。……我相信我们是地球上一种最柔和的民族，绝不能‘自拔’。至多不过对于所忍受的痛苦，借讽刺的诗歌或学理的争辩，泄一泄愤气罢了。讲到实行，是从不会有的。”（见桑氏《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二四〇页。）
“德国受压迫的大多数工人生平从没有作愿意干革命事业的想法。”这种责任的最大部分是要归在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机会主义领袖的身上。德国人民向来就“缺乏每种革命的才能”，固是事实。但威廉·李卜克内西说过，德意志人民没有革命的历史，有之，当自社会民主党始。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真正忠实地奋斗下去，积下争斗的经验，何至于当“革命突然出现的时候，大家极为惊骇，不知道要怎样着手去对付他”？然资产阶级的学者明白宣布为“不成其为革命”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竟大吹大擂，自称为世界“最大的”革命，超越法兰西和俄罗斯的两大革命之上，而“保持一种决切的文化运动的性质”，真所谓不知道人世间有羞耻的事了！
然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谓不流血的和文雅的革命，只是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态度，至于对付真正要革命的无产阶级或其同盟者，却不在此例。当十二月二十一日，政府发下一道命令给柏林市司令（Otto Wels系多数派党员），令那多少受了斯巴达卡斯同盟会宣传影响的人民水兵师（Volksmarinedevision）离开原驻的旧王宫，然后发给饷项，并于异年一月一日由千余人裁减为六百人。这样一来，当然引起水兵的忿怒，双方发生冲突，各布步哨，而威氏且为他们所扣留。这是二十三日的事。是日夜间，亚柏特和兰芝堡，霞德曼商议之后，即令军政部长术芝（Scheüch）为拯救威尔斯和镇压水兵计，可取必要的手段。术芝于是马上令陆军中将雷启斯（Lequis）遣兵调将，包围水兵驻扎所。迨二十四日晨七雪五十分，雷氏派五人到水兵处，不提起释放威尔斯的事，却令他们于十分钟内解除武装，在空场集合，并扯起白旗，否则印行炮击。至八点钟，白旗没有出现，政府的军队开始轰击，足足打了两点钟，毕竟将水兵打败了。当战事起后，斯巴达卡斯同盟会闻讯，于九点一刻派人参战，他们在政府优势军队的压迫之下，自然与水兵同一命运，惨遭失败。
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军事上虽然获得一种决切的胜利，但他帮助资产阶级屠杀无产阶级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连带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也觉得因这点小事，使用大兵，公然背叛无产阶级，有些丢脸，于是哈斯，巴特和狄特曼借口于多数派的人民委员亚柏特等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以无限的权力授予军政部长，肆行屠杀，和其他许多问题，退出内阁，让多数派去独当一面。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有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军队作为后盾，对于独立派的退出政府，也就无所畏惧。他马上选定他的党员诺斯克（Gustar Noske系木工出身）和威塞尔（Rudolf Wissel系工程师出身）加入政府，并重新分配职务。他因真相毕露，便愈趋反动，再也不讲客气了。于是令他所操纵的所谓工人兵士会议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要“无条件地保持公共安宁，防止用暴力侵犯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见伯恩斯坦《德意志的革命》一二九页），并另发书劝告兵士，叫他们尽忠于新政府，“当你们决心从各方面保护共和国的自由秩序时，没有人敢攻击你们”（见同书同页）。同时新政府也发出一篇告国民的书，表示要如何如何地安内与和外，借以巩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信任。
多数派及其政府部署定，即开始向无产阶级进攻。自独立派的三大委员退出政府后。其他大小官僚也大半相率引退。但这一派向左倾的柏林警察厅长爱弥尔·埃系霍恩（Emil Eichhorn）却仍留任，大受多数派的猜忌，必欲去之而后快。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他果然接到无故免职的命令。凡左派的份子对于此举都非常愤慨。异日清晨，《自由报》和《红旗报》上都登出柏林各大营业革命领袖会，独立社会民主党大柏林社会民主选举联合会的中央部和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卡斯同盟会）中央部联合署名的宣言，其全文如下：
“亚柏特和霞德曼政府对大柏林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仇视行动已经继续增高，达到一种可鄙的新企图，他要用一种阴贼险狠的方法，逼迫警察厅长埃系霍恩去职。他要用他的顺从的工具现任普鲁士警察部长伊伦斯特（Erust）代替埃氏。
“亚柏特和霞德曼政府不独因此除去柏林革命的工人阶级所信任的最后一人，尤其是在柏林对着革命的工人阶级建立一种暴力的统治。
“工友们！同志们！这里不是关于埃系霍恩个人的问题，他个人当因公共的行动而消失在革命成功的最后的残余中。
“亚柏特政府及其在普鲁士内阁中的同谋者是借刺刀的帮助，维持他的势力，并且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希图固宠，他从初时起就是这个阶级的利益暗中的代表。
“柏林警察厅长的职务一受打击，德国整个的无产阶级，德国整个的革命当同样遭殃。
“工友们！同志们！这是你们不能够忍耐的，这是你们不当忍耐的！大家起来作严重的群众示威运动。从今天起，向有权力者表示你们的力量；表示你们十一月革命的精神并没有消失。
“今天星期日下午两点钟，请你们集合于胜利路（Siegesallee），作庄严的示威运动！
“大批地出来参加运动！这是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前程和革命的命运所关！打倒亚柏特，霞德曼，希尔士和伊伦斯特的暴力统治！——革命的国际的社会主义万岁。”
这一天从上午九时起，即有工人群众向胜利路进发，至下午，该处一带充满了人。但群众站在寒天大雾之中无所事事，领袖们坐在屋子里面讨论又讨论，再三讨论，没有动作，这一天竟白花了。至异日，群众又在原处集合，无所事事，虽有持武器的，也不知道自行发动，而一般领袖们仍坐在屋子里讨论又讨论，再三讨论，没有动作。这样又花去一天。至第三日（印七日）仍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故发生。不过斯巴达卡斯的三百武装队于五日晚间占据多数派的《进步报》，改作大柏林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机关报，要算一桩最重大的事。
反之，在政府方面，是眼明手快，计划周详。他一面令那些被多数派麻醉的工人立即举行政治的同盟罢工，将政府所在地层层叠叠，围得铁桶一般，同时还怕这种“肉城墙”挡不住铁弹子，特发给军器，将他们武装起来。另一方面，任命诺斯克为司令官，调遣资产阶级的军队入柏林，以备开始屠杀。他在布置未臻安贴之前，对于左派的代表，复虚与委蛇，最初（六日）当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所派的代表狄特曼和考茨基等的面答应避去对敌行动，设置一个委员会解决纷争。迨左派同意于此举，再选举代表，前去交涉，他的态度忽转强硬，须左派从五六两日所占据的机关退出来，才能够有解决的办法。他为什么要变更前议？因为此时已得到军界的消息，对于压倒左派，确有把握了。
双方的谈判既无从进行，至八日各处即发生小小的战争。柏林一班不觉悟的和没有争斗勇气的工人竟于异日集合数千人开示威大会，议决要求双方停战，并宣言，工人兵士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如允许在“社会主义的调和的精神”中进行谈判，反对派当首先交出《进步报》馆。本来缺乏争斗决心的“大柏林各大营业革命领袖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都同意于此举，但斯巴达卡尔斯同盟者不予认可,占据《进步报》馆的同志们表示宁可埋在此报馆的废址中，不愿自行退出。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左派的必然失败，早成已定之局。至十日政府进行夺回《进步报》馆的战争，诺斯克于十一日下午率领两千军队入柏林，未几此处即陷落了。政府军见着这个报馆的俘虏，就用枪打死，虽确实没有拿枪作战的人，也不能幸免。这一幕武剧刚收场，十二日清晨又开始攻警察厅，旋亦得手。至十三日所谓大柏林各大营业的革命领袖，宣布取消总同盟罢工，再也不革命了。资产阶级的代理政府于是获得一种彻底的胜利。
胜利的政府及其军队当然有他们的威风。通缉中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十五日晚上被捕，当带到科尔庶斯顿达姆（Kurfürstendam）的骑兵师部，略加审问后，声言分别他们到摩比特（Moabit）监狱去。但李卜克内西是晚才押解出师部的门，即被守卫兵郞格（Otto Runge）用枪柄在他的头上重重地击了两三下，弄得头破血流，不能动弹。上车后，经过动物园路，汽车忽发生障碍，于是令他步行。六个武装齐备的军人陪着他走，竟说他逃跑了，追赶不及，迫得发枪将他击死。然后由伴送的陆军大尉普夫洛格·哈唐（Pflugk-Hartung）发令将尸身带交动物园的某车站，说是一个不相识的人的臭皮囊。
李氏离开师部一刻钟之后，卢森堡也被押解出门。郎格又“如法泡制”，用枪柄在她的头上重重地击了几下。她的身体本来很弱，至此已昏迷不省人事。她在中途虽没有“逃走”，也同样被枪毙了！她的尸身没有交出，藏在哥尼流桥（Corneliusbrücke）附近，几个月之后才被发觉。
关于李卢两氏被杀事件的纪载，是取材于当时犹在政府供职，并主张“诺斯克……用武力荡平暴动，不能受责备”见伯氏《德意志的革命》一四四页）的伯恩斯坦《德意志的革命》一书（参看是书一六五，一六六及一六九等页），当不致有丝毫不实不净之处。伯氏且极力替政府辩护，说他毫不知情。这也许是事实。不过多数派政府既建筑在资产阶级的武力上，既纵容——至少是不得不放任——这种军队小题大做，屠杀左倾的水兵及斯巴达卡斯同盟会人，并枪毙俘虏，那他们要以最残酷的手段去对付革命的资产阶级最忠实最著名的领袖，自是必然的事？“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能够辞去这种责任么？！他们的罪恶贯仍，还有什么话可说？！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战时即变成“一个发臭的死尸”，中间经过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和此次的屠死无产阶级及其领袖，更不止于发臭，并且全部溃烂了。但多数派也是一条好汉，“一不做，二不休”，发臭就发臭，溃烂就溃烂，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在一九二一年革力次的大会中率性把一八九一年尔伏特党纲那块仅有的遮尸布抛弃，让大家来“一饱眼福”。他的新党纲开宗明义就说：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市和乡村劳动人民的党（Die Partei des arbeilonden Volkes）。他力求集合一切自食其力的体力的与精神的劳动者，从事于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为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共同争斗。”（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纲领批评》附录一三二页，柏林第二版——Marx-Engels：Programm Kritiken）
此家寥数语是明目张胆揭穿德国社会民主党向来即非纯粹无产阶级政党的面慕，抛弃唯物史观的立场而采取惟意志是向的唯心论，并且更表示他此后要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工人贵族，小商人和自耕农等等的混合体，要做一个别开生面的德国式的士农工商党，所以他用“劳动人民”来代替无产阶极或工人阶级了。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党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种认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为主要的组成元素之一的党，必然要受此等份子的支配，因此党的趋向是“他视民主共和国为历史发展中必然发生的国家形态，对于这共和国的每种攻击，视为对于人民生命权的暗杀行为。（见同书附录一三四页），这还不是百分之百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么？！
像这样的党纲系伯恩斯坦修正论的结晶，是不待言的。伯氏担任政府的职务，至一九一九年二月底才去位。据他自己说：“他相信两个社会民主党必然重新联合，为树一个榜样起见，在不久之前，没有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即加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后来因前者的议决，不能跨党，他才决定隶属于多数派，理由是他认多数派内部政策的格言对于幼稚的共和国是唯一正常的。”（见伯氏《德意志的革命》一三〇页）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对于党籍问题，忽彼忽此，固属无耻，然多数派的理论既是一贯的修正论，即修正论的祖宗自然有回老家的权利。他一回来，革力次的党纲便愈加出色了。
像上面那样抛弃向来假面具的党纲，尚可诿之于久已出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右派——修正派——的作孽。我们再来看看多数派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后，一九二五年海登柏尔格大会的党纲罢。这次党纲的确比考茨基也感觉到将“唯物史观……弄暗淡了”（见考氏《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五页——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br Programm．Berlin．1922）的革力次党纲漂亮一点，其中的唯物史观也要明亮三分。但“唐俗人同志”伯恩斯坦的见解不独没有洗刷干净，并且充分地保存着。例如他说：工人阶级“在共和国家中所获的国家形态的保持与发展，对于他的解放争斗是一种万不可少的必要。”（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纲领批评》附录一四页）又说：“民主共和国是工人阶级解放争斗最有利的地基，因此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最有利的地基。”（见同书一四一页）这还不是伯恩斯坦派对于民主共和国换汤不换药的说法么？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死死抱着“民主共和国”不放手，说他是“实现社会主义最有利的地基”，试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示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党的心目中宁占得丝毫的地位？！所以一九二五年海登柏尔格的党纲也依照一九二一年革力次党纲的榜样，把一八九一年尔伏特党纲那块仅有的遮尸布抛弃了。从此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的上和在实行上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
我们做马克思的传记，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他和恩格斯死后这个党的历史，为什么要写得这样详细呢？因为像卢森堡所说的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最纯粹的结晶品。”（见卢氏《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三页。）是不是如此呢？假定是的，真正名副其实么？要解决此等问题，全靠我们把他所表现的理论与事实，尽量加以剖解，故对他自发生时一直到现在的历史，不能不像上面那样作详尽的探讨。还有一层，中国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旧的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新的正在兴起，并且还不止一二个。新的没有明显的表现，姑置不论，旧的怎样呢？据一个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发起人和领袖孙倬章自己说：“一九二八年游历全国，检阅全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始知各地的党员都是一些小官僚或大学教授，只富于个人主义，毫无革命情绪，已令我大失所望。”（见孙氏《怎样干》序言三至四页）孙某看见这种情形，觉得奇怪，至于“大失所望”。其实这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幅缩影，毫不足怪的。他如果真正想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的党员，而又略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何至于袭用这个“宝贝”党或“死尸”党的名称，在中国来作孽，误己误人，至十余年之久？！所以我们为防止孙某造一类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欺骗革命的青年起见，在马克思的传记中，实有详细评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必要，因为这种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末了，我们因上面评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篇幅甚多，恐大家不容易拿着他的要点，特在此作一种简单的回顾，顺便且加以批评的补充。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时，这个党虽不断的受他们的指导与监督，但俗语说得好：“狗口里生不出象牙”，他们对于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的领袖和缺乏革命遗传性而又不肯继续努力奋斗的工人的党，也实在没有法子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一个健全的革命政党。至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虽正式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但党员群众奋斗的革命的情绪比他们取缔社会主义者法律的期间既有显著的退步，而一般领袖机会主义的色彩又与时俱进，所以情形并不见得好些。恩格斯当时虽仍存在，“一木焉能支大厦”，他实在有些照顾不来。不独伯恩斯坦辈久已怀若鬼胎，蠢蠢欲动，就是中央党部，甚至于口头正在谈革命的考茨基也不受指挥。我们已经说过，恩氏于一八九五年替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争斗》作一篇极长的导言，谈及将来巷战的一段及好些句子，都被中央党部借口于顾虑国会取缔社会主义法的新提案，一笔勾销了（参看本书第二册一四至一六页）。恩格斯得悉此事后，大不谓然，于是年四月一日写信给考茨基说：
“今天看见《进步报》所载的导言，不等我知道，竟尔割裂，把我装成一个无条件的合法的利平崇拜者，不胜惊骇。甚愿导言的全文登入《新时代》，借以洗去这种可耻的印象。我将向李卜克内西很决切地发表我对于此事的意见，对于那些给予他以改窜我的意见的机会的人，不论他们是谁，也当有所表示。”（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纲领批评》七页。）
我们看了这段话，知道恩格斯对于德国党人割裂他的导言，是何等痛心疾首！《进步报》的总编辑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也干起这种勾当来了；然还有给予他以改窜机会的党部人员存在，可见他仍是被动的。恩格斯于一八八七年三月十六日写信告索尔格说：“我信赖考茨基，和信赖我自己一样。”（见倍克，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二五九页）不意这个集佀值的考氏值不得信赖，对于恩氏上项请求，同样置若罔闻，不肯照办。他后来仅宣布：“当时的党部因为‘警察的缘故’和避免给予一般‘青年’（一八九一年被逐出的反对派）以辩论的口实，令《进步报》勾去一些。”（见《国际通信》第四年度四四号，一○六三页——Internationale-Korrespondenz．1924）考氏这种理由是极不充分的。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奋斗历五十余年，在当时为党中硕果仅存的老将，然德国党人因他远居伦敦，又值风烛残年，遂任意加以戏弄，可见他们中机会主义的毒已深，所谓病入膏肓，已经不可救药了。
迨恩格斯死后，伯恩斯坦便首先发难，独树一帜，是为修正派。这一派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此外，有所谓正宗派，名虽和他对峙或争斗，但为保持党内的和平起见，在实际上是事事迁就他，使他的势力愈形膨胀。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修正派，正宗派实在是连贯一气，不能分开的。有了这种连锁，然后社会民主党对于德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肯投票赞成军费，对于德皇退位，资产阶级政权根本摇动的时候，才肯挺身出来替他保镖；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和领袖才借故加以最无人道的惨杀；至于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五年两次修改党纲，使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关系，犹其余事。
大家要明白了解这些事实的详细经过，才能够确切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够确切相信这个党变成德国资产阶级的“宝贝”和无产阶级的“死尸”，绝不是由于实行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背叛马克思主义。我们须先把这件事交代清楚，然后能在下面一章去着手结束马克思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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