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七章 研究室中的成绩
耶赞诺夫说：“像马克思的生平一样，‘集中全力于一定的目标上，’完全贯彻起来，要另找一种这样的生活是很难的。如果拿俄国诗人莱蒙托夫（Lermontoff）的话来讲，马克思只知道‘一种思想的势力，一种唯一的，烈火一般的热情。’他牺牲一切，即为此‘故’。他日夜工作，垂数十年之久，总是将他的目标悬在心目中，从没有因任何事故而丧失这种目标，就是要给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以一种坚固的基础，要制造一种抵抗资产阶级社会的百发百中的军械。在这种秘过百炼的生活中，丝毫没有分心的痕迹。〔他〕在理论上与实行上目的一致，斯人及其事业真是一个模型铸出来的。”（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一年度一卷八五八页，耶氏《马克思的自白》。）耶氏这几句话将马克思生平从事学问，坚苦卓绝的气概都描写出来了。他说马氏日夜作工为的是要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争斗以一种坚固的基础，要制造一种抵抗资产阶级社会的百发百中的军械，这就是指马氏所预备的经济学著作，亦即本书所称为研究室中的成绩。
马克思自一八四二年任《莱茵报》主笔时起即研究经济学“后来寄居巴黎，仍继续前业，迄出亡布鲁塞尔，更努力前进。自一八四四年起，他即有作一部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大经济学的计划，至一八四七年，著《哲学的贫困》一书，这便是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见端。自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他因参加革命，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暂告中止，迨一八四九年下半年亡命伦敦，又复继续进行。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不列颠博物馆所堆积的丰富的经済学史材料，在伦敦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所呈的便利的观点，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见金矿所表现的新发展的步骤，使我重新起头，借着这种新资料，用批评眼光，彻底研究一番。”（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七至五八页。）至一八五一年四月二日，他写信报告恩格斯，对于经济学的预备工夫快完竣了：“我在五个星期之内，即能将全部经济学的劳苦工作弄妥贴。此事一经完成，我将在家中著经济学，并在博物馆研究他种学问。我觉得此事十分麻烦。就实际上讲，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后，此项科学不复有何种进步，即在零星单独的讨论中，也常是过于纤琐。”（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一卷一六四页。）马克思这几句话表见他的怀抱不在祖述前人的学说，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应声虫，而在整理旧说，发扬新知，使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得自他始，呈出一种进步。
马克思自抱定这种宏大的志愿以后，即在伦敦博物馆和家中博览群书，广集材料，孜孜汲汲，夜以继日。我们已经知道，他为维持生活计，自一八五一年下半年起，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事务，然至一八五三年，因此事使他废时失学，即不愿继续下去。迄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作工〔的时间〕经久，每至清晨四点钟。这种工作简直是两重的：一、作成经济学的要旨。（为公众得领略这种学问起见，为我个人除去这种难关起见，此事是绝对必要的。）二、现在的危机。我除掉替《纽约每日论坛报》作文外，对于此事加以纪载，但费去很多的时间。”（见同书第二卷二一九页。）燕妮于是年十二月写信给施兰姆也说：“因美国的危机，卡尔替《纽约每日论坛报》作文不复是每星期两篇，而是每星期一篇，……我们虽觉得这种危机很有影响于自己的钱袋子，然你却可以想象，黑人是何等高兴。他从前的全部工作能力和工作活动力都恢复了，自许久以来，自我们心爱的儿子夭折……而经此大忧患以来，他即萎靡不振，此时他的精神的爽快和舒适，也恢复原状。卡尔日间为谋食而作工，夜间则为完成他的经济学而作工。”（见梅林《马克思传》二六一页。）从马氏夫妇这两封信中可以窥见马克思此时研究经济学，创造新学说，精神焕发，迥异寻常。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这个时期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开始的时期，故为他的硏究室中最重要的时期。
马克思本其多年的宏愿，闭户著书，研究既深，储积又富，所以他的著作计划便是大规模的。他于一八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信告诉拉萨尔说：“起首的作品为经济范畴的批评，或者可称为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体系，用批评的方法陈述出来。陈述这个体系，同时又表现对于这个体系的批评。……这种陈述——我是指体例——完全是学理的，不是通常所谓违反警章的。全部〔著作〕共分六编。一、资本。（还包含几章引子。）二、土地财产。三、工资劳动。四、国家。五、国际贸易。六、世界市场。我对于其他经济学者自然不能不时常加以批评的考虑，特别是对于李嘉图的争辩，就是他也迫而离开了严格的经济观点而流于错误。但就全体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评与历史当构成另一著作的对象。末了，经济范畴与关系的发达略史当构成第三种著作的对象。”（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一一六至一一七页。）他在是年四月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犹将这六编书的大计划重述一遍，可是后来因对于第一项题目所搜集的材料太多，工程太大，惨淡经营，心力俱瘁，以致他的经济学著作仅限于第一项，而其余五项遂无暇顾及。
马克思在上述致恩氏的信中又说，关于资本一部书将分为四篇，第一篇论“一般的资本”，作为第一册的村料。但等到他这册书著成的时候，原来的计划又有变更。他于一八五九年一月十五日报告恩格斯说：“书稿约有二百余页，（三小册，）上面的标题虽为‘一般的资本’，然〔内容〕却丝毫没有涉及这一点，这些小册子仅含有两章：一、商品。二、货币或单纯的流通。因此你便可以看到〔我所〕详细拟就的那一部分（当〔去年〕五月我到你那里的时候，）丝毫没有出现。此事在两重意义上是对的。此书如果有成效，我便可以马上接着〔弄出〕第三章的资本。还有一层，在刊布出来的一部分中，依题目的性质讲，一般人既不能将他们的批评仅限于风尚所趋的谩骂上，而全书又非常严整，非常富于学理，可以使那些流氓对于我后来对资本的见解，颇为重视。此外，我以为除去一切实际的目的不计，关于货币一章，自事务家看来，是有趣味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一至三○二页。）
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第一册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一八五九年一月著成，六月在柏林出版的。此书的序言中含有马氏开始研究经济学的起缘，及其研究所获的结果，即他的有名的历史的唯物论。这种学说的发见虽远在一八四五年，在马恩两氏的著作中，他的应用虽屡见不鲜，但用文字将其概括地说明出来，只有这一次，因此这篇序言不独在马氏的学说上占极重要的位置，自他发表后，学术界的耳目也顿为之一新。
《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含的商品与货币两章在马克思后来所著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论商品与货币中，大概又表现出来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从前那部书的内容又概括在本书的第一章内。这不独是因联络一气和力求完备的缘故。内中的描写尤有改善之处。凡为情势所许的地方，对于从前约略提及之处，此处则加以更详尽的发挥，反之，在前书中详细发挥之点，此处仅举其概要。〔前书中〕关于价值说和货币说历史的节段，现在自然是削去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序言三六页。）按照《马氏政治经济学》的计划，每一章学说的后面，当附有逍和学说的历史，按照他的《资本论》的计划，则全部经济学说史当另成一书。他既没有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价值说和货币说历史的节段插入《资本论》中，而他拟著的全部经济学说史也未见诸实行，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价值说和货币说的历史便是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自称《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他十五年研究的结果，是他一生精力最强壮的时代的结晶（参看《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一三六页），因此这部书的成绩异常优美。马克思以前旧派的经济学者均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生产中经常不变的自然形态；马氏则发见这种生产方法非经常不变的自然形态，而是社会生产中一种历史的形态，这种形态不过是继往开来，并非万古长存的。马克思以前旧派的经済学者认商品的价值出于物与需要此物的人两者间一种主观的关系，而价值的大小则以购买者的购买力与货物的稀罕程度为权衡；马氏则发见商品的价值不出于人与物的关系，却出于隐藏在物品关系中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价值的大小则以商品所含的社会必需的劳动量多寡为转移。他以明晰的头脑和锐利的眼光，发见这种真理，真是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以后经济学上一种大进步和一个新纪元！
所以阿卫灵将马克思此书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 by mesns of natural Selection）相提并论道：“这种著作含有他后来的杰作《资本论》的种子。《物种起源》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同一年出现，即同在一八五九年出版，使人尤为注意。这两种著作中的一种引起生物学的革命，另一种则引起国民经济学的革命，不仅如此，并引起十九世纪全部见解，全部精神生活的革命，他们于同一年刊布，确是一种特别的事实”。（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第二卷七四九页，阿氏：《达尔文与马克思》。）
马克思这种独标一帜的著作在经济学中虽是光芒万丈，并世无双，然当时真正看出这是一种杰作的，恐怕只有恩格斯一人。马氏自寄居伦敦后，因恩氏牺牲一己，维持他的生活，才得分出一部分时间研究学问，从事著述，同时恩氏又是一个富于思考力与判断力的著作家，所以他视恩氏对于他的作品的褒贬，大有“荣于华衮”与“严于斧铖”之概。当常他知道自己的著作受称许时，便兴高采烈。他于一八五九年六月七日写信给恩氏说：“你中意第一册书，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只有你对于此物的批评就是〔我所视为〕唯一重要的。我等候你的评判，心中颇为焦灼，我的妻子看见这种情形，倒大为开心。”（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三三页。）
恩格斯当《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后，特于八月初间作一专篇论文，登在伦敦的德文周刊《人民》上面，加以介绍。他首先追述此书的起源说：“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中，从外国去影响德意志愈不可能，我们的党即将一般侨民互相争闹——这是一种唯一可能的行动——的领域让给庸俗的民主派。当这一派时而斗殴，时而亲善，时而在世人面前刷洗自己的污秽时，当他向美国行乞，因分赃不匀马上又从新吵闹时，我们的党欣然找着闲暇，从事研究。他〔指党〕具有一个大优点，获得一种新科学观做理论的基础，要造成这种基础须有充分的努力；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致和侨民中的‘伟人’一样陷入深坑之中。这样研究的第一种结果就是本书。”（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四年度一卷十页，恩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恩格斯既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是党的研究的结果，于是进而探索新科学观的来源，极力赞扬黑格尔思想方法的历史性，并且说：“这种开新纪元的历史就是新唯物观理论的直接提前。”（见同书同卷一二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进程，’这句话不仅对于经济学，并且对于一切历史的科学（一切科学如非自然科学，便是历史的，）都是一种革命的发见。”（见同书同卷九页。）
然本书的优点并不止此，所以恩格斯又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造成一种方法，我们以为这种结果的重要并不于唯物的根本观。“（见同书同卷一二页。）
“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为开端，即以生产物——无论其为个人的，或为自然团体的——互相交换的时节为开端。在交换中出现的生产物为商品。然这只是假手于商品表现的个人或两个团体间的一种关系，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他们此时不复是同一人——的关系。我们在此马上有一种特别事实的例子，这种事实深入全部经济学中，并已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头脑中引起很坏的纠纷。经济学所讨论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后且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不过此等关系是结晶在物上，并出现而为物。在单个的场所，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对于这种联系偶有所觉，至马克思才发见他〔指联系〕对于全部经济学的效用，因此十分简单明了地解次一些最困难的问题，现在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也能够了解此等问题。（见同书同卷一三页。）
恩格斯虽这样深刻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伟大的价值，然马氏一般朋友的眼光竟为此书的光亡所炫，认不出货色来；他于七月二十二日报告恩氏说：“李卜克内西向毕士欣蒲宣言，‘从来没有一部书使他这样失望的，’毕氏亲自向我说，他看不出〔此书〕‘有什么用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四一页。）马克思以十五年研究的心得所著成的书，在李毕两氏以为一无足取，这真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了。
李卜克内西和毕士坎蒲不承认马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为杰作，虽眼力不甚敏锐，然他们至少也读过一遍，至少也下了一种批评，没有辜负马氏希望世人读此书和批评此书的志愿。至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智识界和新闻界中人恐怕连读此书的也没有几个，即或间有读过的，他们在报章杂志上竟一字不提，意在使这种著作消灭无闻。马氏看见这种情形，心中颇为愤懑，于是年七月初间写信给拉萨尔说：“我在英国无论如何比在德国更被注意些，就我所知道的讲，德国至今还没有一只雄鸡照着此事或对于此事啼过一声。我只愿意〔我的著作的〕第一部分至少当完全达于德周公众之前。倘若长此以往，仍旧没有人注意这种着作，我愿将以后的一切部分，用英文作出，对于德国忠厚诚实的人们也不复措意了。”（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二二五页。）
拉萨尔接着马氏这封发牢骚的信，于同月十一日回信说：“此处的人对于你的著作还没有注意，你以为长久这样拖延下去，便以〔其余的部分〕用英文出版相恫吓，我对于你〔这样〕发怒，真正要笑起来！你是何等不能忍耐！但是朋友啊，你要记着哥德的话：
凡有天才者
不宜急于自炫，
要德国人倾心赏识，
必须假以时日！
只有拙劣的著作就能即刻受赞赏，确是如此，很少例外。自你出亡以后，关于批评和报章评论的事件，糟到怎么样，你还茫无所知！只有无知识的人注意此事，这种人对于一种杰作不置一词，因为他们就是阅读一遍，也以为过于费神。这种情形对于一切学问都是如此，对于我们曾经风行一时的学问也无不如此。现在讲到国民经济学，完全是一种新科学，对于这种学问懂一点的，差不多不上两打人！现在来谈论这一道，简直毫无是处。一种不调和的现象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懂一点的人不下批评，下批评的人，一点也不懂。“（见同书同卷二二六至二二七页。）
当拉萨尔说只有拙劣的著作容易受欢迎，这就是中国所谓“《下里巴人》，和者数千。”他说懂得点的人不下批评，下批评的人不懂得，这就是中国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几句话简直把古今中外言论界经常的病态描写出来了。可是他却误会了马克思的意思，上面一大段话虽说得很对，但和马氏的牢骚语并不是针锋相对的。马氏于十一月六日回信说：“你以为我希望从德国的报章上获得一种赞颂的称誉，或对于此事有所介意，那你就弄错了。我希望受攻击或批评，只不希望完全不睬，这种完至不睬对于〔书的〕销售必定也有重大的损害。一般人在各种时机中对于我的共产主义既是尽情谩骂，他们对于这种主义理论上的基础，便当表现自己的智能，〔加以批评。〕在德国也仍然有经济学的专门报章和杂志。”（见同书同卷二二八页。）这几句话表明马氏只希望舆论界批评自己的著作，引起公众的注意，使他们得亲自购读，他绝不想借此去邀时誉，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绝不措意于世俗你的毁誉。他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也说过：“每种基于科学的批评意见，是我所欢迎的。至对于所谓舆论的成见，我从不让步，伟大的佛罗伦萨人（Florentiner）的格言，现在和从前一样，〔仍〕为我的准绳，就是：‘你走你的路，任人家去谈论。’”（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九页。）拉萨尔因马氏发牢骚，遂认他具有沽名钓誉的心理，急于自炫，也未免太浅视他了。
马克思自《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出版后，本拟继续出第二册，一直至第六编为止。这种计划在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日致拉萨尔的信中犹提及过）。然因佛格特事件费去不少的时间，他于是年二月三日报告恩格斯说：“除掉搜集讼案所必需的材料外，我正在著《资本论》。如果决切做去，六星期内即可告竣，迨诉讼终结后，便当进行。”（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七七页）可是自此以后，马氏竟因贫病交加，不能专心著作，又加以材料的搜集日益增多，作品的范围时常扩大，故著成《资本论》所历的时间竟超过预拟的六十倍。然自一八六一年下半年起至一八六三年上半年止，他的著作成绩实是惊人。恩格斯后来整理他的遗稿，告诉我们说：“首先系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稿子，共一千四百七十二大页〔Quartesien按按这种大页系一纸四折，一大页等于通常的书面四页〕夏一，酐二十三册，这是一八六一年八月至一八六三年六月作成的。即一八五九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的精本。从第一页至二百二十页（第一册至第五册，）及一千一百五十九页至一千四百七十二页，（第十九册至第二十三册，）所论列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所探讨的题目，——从货币的资本化一直到结论——并且是首先编辑〔成书〕的。从九百七十三页至一千一百五十八页（第十六册至第十八册，）所论列的是：资本与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货币资本，以及后来在第三卷草稿中发挥的各项题目。在第二卷所讨论的题目以及后来在第三卷所讨论的许多题目，〔当时〕还没有特别编纂拢来。这些题目是附带在一编中论及的，而这一编构成草稿中的主干，即二百二十页至九百七十二页（第六册至第十五册，）的剩余价值论。（Theorien ueber den mehrwert）这一编含有政治经济学主要点——剩余价値论——的详细批评史，并且在对于前人作争辩的对抗中，把后来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草稿中所特别讨论和用逻辑联络拢来的大部分要点附带发挥出来了。我对于这种草稿中批评的部分，于除去〔《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曾经应用的无数节段外，当刊为《资本论》第四卷。”（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恩氏序言三三页。）
照恩格斯最后一句话看来，是要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値论编为《资本论》第四卷，但至一八九四年九十月，他才将《资本论》第三卷校完，不及一年，遽尔逝世，所以没有完成他的志愿，此事遂交给考茨基了。考氏因人事蹉跎，未能早日履行他的职务，过了九年，才把这种遗稿的三分之一校出付刊。可是他不称之为《资本论》第四卷，却名为《剰余价値论》第一卷。他说：“我校订这种著作愈多，便愈加明白，不能像恩格斯所想的一样，将此书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照马克思的计划，第四卷应为学说史。恩氏做〔他的遗稿的〕代理人，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稿件中，‘于除去〔《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曾经应用的无数节段外，’至少要编一部剩余价值史。不知恩氏想怎样除去，我却做不成功。我曾尽力扫除障碍，但这些节段的大部分是和全体密切组织拢来的，要将他们单独除去，简直不可能。对于此书的重要部分必须完全校订一遍，基于各种理由，我于这种任务，真要望而却步。但是当我把所有这些节段放在书中的时候，便不能复作为‘《资本论》’第四卷，不能复作为前三卷的续本。现在此书是和三卷〔《资本论》〕并行的一种著作，这种著作对于他们的关系，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对于《资本论》第一卷中第一篇的关系一样。”（见《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第一卷考氏序言》一一页，一九二一年第四版。）
考茨基上面一段话将《剩余价值论》不能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一种理由说明了。此外，还有一种理由，他说：“〔《剩余价值论》〕第一卷所论的是一批著作者，从配第（Petty）起，至息尼尔止，从十七世纪起至十九世纪止，而第二卷在要点上便只涉及一个人，并且只涉及一部书，即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litical Economy）此事已经表明马克思著作中这一部分的性质和第一卷完全不同。这种性质尤足以使我决定不把此项著作作为‘《资本论》’第四卷，但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本，因为此处最明白地表现这不是当作‘《资本论》’的续本，而只是视为和他们并行的著作。陈述〔经济〕学说历史的发达一点在此处是完全置诸批评一种单独的学说及其继续发达之后了。”（见同书第二卷上册考氏序言第五页。）
考茨基最后这一段话不独说出《剩余价值论》不能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应仍从马克思所标原名的更深一层的理由，并且也连带将此书一二卷的要目举出来了。他后来对于第三卷复说：“马克思在这一卷中说明剩余价值论的全部发达，一直到他自己紧接上去的一站。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经济总进程的学说一点上，在作为无偏无陂的努力去领略此学说，而非偏执地企图证实此学说一点上，是以琼斯（Richard Jones）为其终点。这种经济学在历史上和逻辑上不能超过此顶点。自宪章主义（Chartismus）出现以后，历史的状况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公正态度剥夺无余，然当这种经济学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地盘为限度时，在逻辑上也不能超过琼斯所认识的一点，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系一种历史的范畴。〔经济〕总进程的学说要超过琼斯而更进一步，——我们在此处不涉及研究单个的现象——那就只能从一个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出发，只能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在琼斯停止之处，马克思便接上来了。”（见同书第三卷考氏序言一一至一二页。）
就德文本讲，《剩余价值论》共有三卷四本，计一千七百余页，篇幅既多，内容尤杂，我们引用考茨基上面寥寥数语，自不足以见其梗概。此书的要点和他的名称所标的一样，是讲剩余价值，即陈述并批评十七世纪以来一般经济学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除外）对于剩余价值的学说。这些经济学者对于剰余价值的议论，各不相同。重商主义者认剩余价值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凡此处所得，即彼处所失的。就总资本讲，在一国之内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只有一国对他国贸易所得的剩余才构成剩余价值。迄重农主义者兴，论调又复不同，他们承认有绝对的剩余价值，此剩余价值并且只出于一种特别劳动——即农业——的生产力。然这种生产才是受自然之赐，所以此剩余价值仍是出于自然，并非出于社会。继重农主义者而起的亚当·斯密虽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以为农业劳动比工业劳动更能生产，却已进一步承认工业劳动一样能制造剩余价値。至李嘉图陈述剩余价值，虽未尝与此价值的特别形态——利息，利润，地租——划分清楚，但他将地租论和他的价值说连贯一起，是他的特点。不过李氏只承认有等差地租，而无绝对地租，马克思在批评他的学说时，极力发挥自己的绝对地租说。马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等差地租达一百二十页，而论绝对地租不过二十六页，他前此对于绝对地租未充分说明之点，在《剩余价値论》中才补足起来。自李嘉图以后，即形成一个李嘉图学派，自是赞否两派各张旗鼓，舌枪笔剑，盛极一时，马氏择其最著者介绍而批评之，以表见剩余价值说的大观，此即考茨基所谓“说明剩余价值说的全部发达，一直到他自己紧接上去的一点。”
我们对于剰余价值论的大旨已绝略加说明，现在再讲一讲考茨基校订此书的情形。马克思想到伦敦铁路公司做书记，因字迹不佳，未达目的，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其实他的字不独不拙劣，并且苍古遒劲，不过笔法不甚清秀，过于潦草，又喜用减笔。这种毛病在他的书稿中尤甚，因为他以为稿件只是备自己的认识，用不着清清楚楚写出来。不意大部分的稿件还没有校完，他竟一瞑不视，因此使后来担任校订他的遗著的人感觉这是第一重难关。加以他的书稿只是一种规模粗具的图案，并非顶备直接付印的抄本，内中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完成，有许多地方尚待发挥，因此使担任校稿的人感觉这是第二重难关。此外，他对于英德法三国文字一样擅长，起草时，常随思想之所至，在一句之中，英德法文参差并用，有时且将德文的语尾加在英文的动词形容词上面，或将英文的动词变成德文的动词。还有一层，他引用书籍，只随一时的方便，不拘译文或原文，常是从法文译本中引用英德文的著作，因此担任译稿的人不独须精通英德法文，且须将他所引的译文和原文对照，而以原文为根据，这也是一种小小的困难。考茨基校订他的《剩余价值论》，要经过这几种难关，故费时不少；并且书中的分章与标题非原稿中所固有，都须代为拟出，故考氏校订此书与寻常的校订工作迥不相同。
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三年间所著的《剰余价值论》，已如上述，现在接着讲他的《资本论》。当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资本论》在下一年可以完成付印，但后来未能成为事实。至一八六五年七月底，他写信给恩格斯说：“现在关于我的著作一事，愿将实情告诉你。要完成理论部分，（起首三卷，）还须做三章。并且还要做第四卷，这是历史的文学的部分，系比较最容易的部分，因为一切问题既在起首三卷中解决了，末尾这一卷多半是在历史的形态中重述一遍。但在全部著作没有告成之前，我不能将任何部分送出。此等著作无论有什么短处，总自成为一个精细的整体，这就是他们的优点，在他们没有全体置诸我的面前之时，决不付印，只有这样，才合于我的方法。”（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二六七页。）他于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三日复报告恩氏说：“关于这部‘糟糕的’书情形如下：在〔去年〕十二月底即完成了。……我〔当时〕日间到博物馆去〔读书〕，夜间则〔在家〕著作。……这种稿件在现今的形态中是卷帖繁多，书虽告成，然除掉我一人外，没有人可以校订，就是你也不能担任此事。”（见同书同卷二九三至二九四页。）马氏在前一信中说要把《资本论》四卷做成，才将书付印，在后一信中说《资本论》于一八六五年年底著成了，按照他前一信的语气讲，他的稿件应含有四卷，但在实际上只有三卷，因为他所计划的第四卷。——即经济学说史——当时并没有动笔，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马克思从前著书，燕妮常负謄写稿件的责任，但他的《资本论》字迹非常潦草，而修改之处又多，因此他不能不亲自动手抄写。这种工作是从一八六六年一月开始的。他于是年七月七日告诉恩格斯说：“我在最近两星期中又照常苦干，如果在这种健康的程度上保持得住，“我希望于八月底将第一卷校完，使之单独出版。现在迫不得已每天继续服哥白特（Gumpert）的肝药，因为不是这样，我即刻就糟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星期以来除去不用的）批素和此药相容么？所以问及此事，是因在近四日内我的右边肋骨上又现出痈疮的痕迹。我得红葡萄酒的效力比其他一切药品为多。此外，我只在日间作工，因为偶然试做夜工，（一二次）即刻获得很不好的结果。”（见同书同卷三二九至三三〇页。）马氏力疾著书，不辞劳苦的情形，这一段话表现得十分明白。
马克思预定于一八六六年八月底将《资本论》第一卷草稿整理完毕，但没有如愿相偿，直至一八六七年三月才达到目的。他于四月亲携稿件至汉堡付印；旋应汉诺威友人柯格尔曼之招，寄居柯氏家中，并利用闲暇时间，裁答朋友的书信。他于是月三十日写信给一个青年同志莲耶说：“你一想及我，必定十分恼怒，当我告诉你，你屡次所发的信不独使我大为欢喜，并且还是我的忧患时期——这些信正于此时期达到我的手中——一种真正的安慰，那你必定更加恼怒了。我知道为吾党获得一个站在主义顶点上的能干人才，此举得使我补赔最大的弱点。你的信对于我个人表现最亲密的发谊，你可知道我和（资产阶级的）世界立于最剧烈的争斗地位，决不忽视这种友谊。——然我为什么不回信呢？因为当时正是〔贫病交加〕与鬼为邻。我必须利用每种有工作能力的机会去完成自己的著作，我为着这种著作将健康，生活幸福和家庭都牺牲了。〔有了〕这种说明，当用不着再加解释。我对于一般所谓切于实用的人及其聪明智慧要加以嘲笑。当一个人愿意做牛的时候，自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一心〕只顾着自己的皮。但我至少如不能将我的书作成草稿，便尔死去，那我就真正自以为是不切于实用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第二卷二二五至二二六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马克思为着党和无产阶级，这样牺性自己一切幸福，著书立说，当时大多数人自然不知道，就是在他的朋友中，知道此事最深而又最表同情的，也自然只有恩格斯。恩氏于是年四月二十七日写信给他说：“我常常念及，你对于这部糟糕的书一日负着责任，便是你一切困苦的中心点，这部书一日不能丢手，你便永不得仰首伸眉，永不能仰首钟眉。这种历久而不能完成的著作使你在身体上，精神上和财政上感受极大的压迫，我深知你于脱卸这种重负后，便完全另成一种人，因为只要你一再入世，而世界也特别不像从前那样现出悲惨的様子。”（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七二页。）
我们无须翻阅国本书各章中所描写的马克思私人生活的情形，只要将他和恩格斯上面两段短短的话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为着经济学的著作牺牲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中国的圣贤豪杰穷愁困苦之余，发愤著书立说的，所在多有。如《史记》所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这都是些最著的例子。马克思于亡命伦敦后，著《资本论》等书，似乎是事同一律。然以上诸人大概是于得志之后，忽陷危境，受此挫折，“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遂尔慷慨激昂，著书立说，以响当世，遗后人，这大都出于一时的感情作用。至于马克思自大学毕业起至寄居伦敦止，始终没有像以上诸人一样置身于显达之地，（这自然不是不能，只是不愿，）他始终只是度一个无产者的生活，在此时期中，他无所谓得志，也无所谓失意，他著书的动机最早，这完全是出于意志作用，非出于一时的感情作用，因为他的著书立说不是起于穷愁困苦，反之，他的穷愁困苦乃是由于著书立说，由于要替全世界无产阶级造成一种健全的理论，像他这样的著书立说，真是“千古罕有其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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