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六章 国际党的崛起
“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这是《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此书方才出版，法国的二月革命即爆发了。风声所播，遍及于欧洲中西各部。各国的无产者都次第惊醒，正待互相联合。然以无组织，无训练，并无一定目标的无产阶级初登历史舞台，能力属薄弱，措施尤难适当，所以不旋踵即被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驱得烟消云散。自此以后，许多年中，各国的无产者处处受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甚至于不复敢在国内作公然合法的结合，更谈不到国际的联合。不过自反革命胜利后，欧洲各先进国的产业发达，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资本家的财富日增，而无产者的困苦却不曾减轻一点。此外，又有一八五七年的商业危机，一八五九年的政治危机，（意大利战争，）和一八六〇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无不直接间接惊动他们，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向来对于政治的冷淡态度，急谋国内和国际的结合，借以自卫。
法国拿破仑第三标榜民族主义，参与意大利战争，借图一己的私利，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他对于此次战争的结果，不能大享所欲；然他的野心勃勃，目光四射，忽然俯首看见了国内的工人，要想借他们作为富国的工具。英国系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他的工业发达，技术进步，为欧洲各国之冠。法国工人拟选派代表，参观一八六二年五月第三次的伦敦国际博览会，（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London）借此增进智识，并和英国工人联络感情。拿破仑第三以为工人的技能一经增进，则法国的工业必发达，国家的财富必增加，于是对于他们的举动特别加以鼓励。当时的工人本没有集会结社之机，然他为着此事，特许他们联合起来，选举代表。他对于代表予以金钱的帮助，同时国内各财主义捐助大批款项，而一般有名的报纸尤热心鼓吹，因此三百四十个工人代表（由巴黎选送的共有三百人，）遂得渡海直趋伦敦。
法国工人代表代表莅英，备受英国工人的欢迎。英国工联的会员于八月五日开茶话会款待他们，双方表示极诚恳的友谊，并提议在伦敦和巴黎各组织一个通信委员会，借谋增进两国工人的劳动利益。当时的主席虽宣布应避去足以引起仇怒的任何政治上的讽刺，而会中虽奢谈改善工人地位的唯一方法是在工人与雇主间的互相了解，然这一次会不能不算作国际党的胚胎。
至一八六三年，法国工人代表团复越海来英。是年年初波兰发生叛乱，拿破仑第三又想乘机取利，很希望国内工人对于西欧各强国干涉波兰一事，表示同情。然法国工人代表在英参与七月二十二日的波兰问题大会，竟进一步反对拿氏的政策，而与英国工人取一致的行动。至二十三日，伦敦工联会（London Trades Council）复代表伦敦的工人开会欢迎法国代表，并议决选举一个委员会用英国工人的名义，起草一封致法国工人的书信。历时三月余，此信才草成，复由十一月十日的大会批准。
信中首先感谢法国工人赞助波兰问题的盛意，继则接受他们国际结合的提议。“我们响应你们对于各国人民作一种友谊结合的呼声，借以阻止现今权力的滥用。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波兰，英格兰，和其他一切愿意为人类幸福而合作的国家的代表当集合起来。我们要开会议，讨论关于民族和平的各大问题。”（见德文《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一卷一七二页。——Marx-Engels Archiv Frankfurt A．M．）
“各国人民友谊的结合对于劳动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企图假手于减少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价格去改善自己的社会状况时，便看见雇主以招致工资低廉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比利时人和其他国人相恫吓；不幸此事已经出现，虽非起于大陆的兄弟们有意陷害我们，却是由于各国的工业阶级间缺乏一种有系统的常规交通，我们希望这种交通迅速成立，因为我们的主义是在使报酬微小的人的工资能够接近报酬较优的人的工资水平线，不令雇主得操纵我们，去适合他们贪婪的契约。”（见同书同卷同页。）
至于各国的元首愈不可靠。如对于罗马共和国的破坏，对于瑞士自由政府恶意的企图，对于墨西哥无理的干涉，都是一些显例。“除掉这些罪恶之外，还有我们的统治者在可耻的形态中，激起一种对中国的残酷战争，起初与帝制派战，现在与叛变者战，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十分明白，即此等罪恶如不由人民联合的呼声加以抗议，就会产生将来的变乱。”（见同书同卷一七三页。）
“再说‘友爱’。我们对于凡希望和平，自由，产业发达，和全世界人类幸福的人都须有充分的了解。……双方第一次联合的努力是在波兰的自由……我们必须用请愿的方法阻止秘密外交的阴谋。）（见同书同卷同页。）
这封信引起巴黎工人很大的同情，他们于是复募集款项，选派代表，到英国进行联合的计划。因此遂有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伦敦圣马丁大厅（Saint Martin’s Hall）的英，法，德，意，波兰等国的工人代表大会出现。大会的主席是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比斯利。（E．S．Beesly）他在演说词中首先追述英法两国工人往来交涉的经过，说明两国密切结合的必要，并宣布各国政府的强暴行为，和蹂躏国际法权，而英国政府即使不比欧洲大陆各强国的政府更坏，至少也是一样的坏，如他在直布罗陀（Gibraltar）违法建筑保垒，以及在中国，日本，印度等处的行动都是卑鄙和放纵的。毕氏于是要求与会的人当抛弃那些隐藏在爱国主义名义底下自私自利的感情，而固守自己良心上所许可的原则。
此次大会于各国代表演说并讨论波兰问题之后，由英国代表惠勒（Wheeler）提出一个议案，就是“本会于听了法兰西同志对于我们演说的答词以后，特再表示欢迎，他们的纲领既在替劳动者谋利益，即认为一个国际协会的基础；兹特举出一个委员会——此会具有增加委员的权力——起草这样一个协会的规章”。（见同书同卷一九八页。）这种提案经过各代表热烈的赞助后，即被通过，所举的委员共三十二人，而“马克思博士”却列在最后。（参看同书同卷一九九页。）
新选的委员会于十月五日开第一次会，并增加委员的人数至五十名，即德人十名，法人九名，意大利人六名，瑞士人两名，波兰人两名，余则尽为英人。当时征集款项只获得英金三镑，国际党初期的财政要算是极微小了。
国际党系应时势的要求而产生，为各国工人共同意志的表现，不是任何个人独力创造出来的。然国际党虽不是任何个人一手一足之力所创造，却是由一个人提携出来的；他的主义是这个人学说的结晶，他的计划是这个人策略的表现。此人就是三十二个委员中最后一名的——马克思博士。
在国际党创设之初，有一派人说马克思是占极重要的位置，又有一派人完全否认他曾经参与其间。其实这都不是事实。今特征引他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致恩格斯的信数节于下，以明真相，兼借此表现当时经过的详细情形。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大厅的公共大会是由阿德格（Odger）系一个鞋匠，为伦敦工联会会长和工联选举煽动会会长，……）和格列墨（Cremer，系一个泥水匠，为泥水工联秘书）召集的。……事前有一位列保伯（Le Bubez）被派遣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替德国工人参与此会，是否愿举一个德国工人到会演说等等。我举出亚卡利阿斯，他的成绩很好，我并在讲台上缄口不言地予以帮助。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是代表实在的‘势力’，我平常所定的规则本为谢绝如此等类的招请，但为着这种实在势力的缘故，特决定抛弃原有的规则。
与会的人数拥挤得水塞不通。（工人阶级的复兴现在显然开始了。）……会中议决创设一个国际党，他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而德，意，法，英等国应组织工会。又议决于一八六五年在比利时召集工人大会。并推举临时委员，阿德格，格列墨，和其他人等多名被推为英国委员，他们内中有一部分是老宪章派人，有一部分是老欧文派人，陆军少佐沃尔夫，（Major Wolff）丰坦那（Fontana）等被推为意国委员，列保伯等被推为法国委员，亚卡利阿斯和我被推为德国委员。……
事务的进行至今还很顺利。委员会开第一次会，我曾出席。当时推举一个分委员会，（我也在内）起草主义的宣言和临时条规。我因抱病不能出席分委员会和以后所谓的总委员会。我没有到场的两次会议——分委员会和总委员会——所发生的事件如下：陆军少佐沃尔夫将意大利工会（此等工会具有一种集中的组织，但就后来所表现的讲，大概是一些互助社，）的章程应用于新国际党。我后来看见这种东西。这显然是马志尼（Mazzini）的计划，你当预先知道，实在的工人问题是用何种精神及语法表现出来的。民族的历史是怎样夹在中间的。此外，有一个老欧文主义者威士顿（Weston）——-他自己现在是一个制造家，是一个很和蔼正直的人——草就一种纲领，内中充满了杂乱无章和难以言语形容的冗长文字。
随后所开的总委员会委托分委员会改订威士顿的纲领沃尔夫的章程。……当分委员会开会时，我因得到通知太迟，又没有出席。列保伯提议，‘一种主义的宣言’和沃尔夫的章程的改订，当由分委员会决定向总委员会作为提案。总委员会于十月十八日开会。亚卡利阿斯写信吿诉我，时不可失，我于是出席，当我听见那位好好先生列保伯宣读一种词句艰涩，文笔拙劣，和文体完全不清顺的序言——他妄称这是一种主义的宣言……之际，真正令人害怕，内中乱七八糟，有马志尼的成分，并杂着一些法国的社会主义。此外，意大利的章程也完全被采纳，抛开这种章程其他缺点不讲，他的目的是在欧洲工人阶级的一种中央集权组织，（自然有马志尼站在背后，）在事实上这完全达不到目的。我作一种温和的反对，亚卡利阿斯于长时间的演说后，提议分委员会对于原稿应从新修改。反之，列保伯宣言中所含的‘意见’是由投票表决的。
过了两天是十月二十日，格列墨，丰坦那和列保伯在我的家中集会。（威士顿因事不能来。）我当时还没有获得沃尔夫和列保伯的稿件，因此不能有所准备；但坚决地认定只要办得到，连一单行也不从此等稿件中采取出来。我为节省时间起见，提议在‘修改’序言之前，当对于条规，加以讨论。此事即如议进行。等到四十条条规讨论完毕，已是夜间一点钟了。……
我以得要从那些稿件中取点材料是不可能的。我打算在一种最特别的方法中修饰这种曾经‘投票表决的意见’，为证明此方法正当起见，特草就一种对工人阶级的〔开幕〕词；（这不在原定计划之列，）这是一八四五年以来工人阶级命运的一种回顾；我借口于这种〔开幕〕词所包含的全系事实，并无须将同一事件说至三次，遂将全部序言改变了，将主义的宣言抛弃了，后来又将十余条条规去代替那四十条条规。……我的提议都为分委员会所采纳。不过我在序言中必须用‘权利’‘义务’两个名词，及‘真实，道德和公正’等语，然安置尚属适当，不足为病。当总委员会开会时，大家以很大的热忱，一致采纳我的〔开幕〕词等等。”（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八八至一九一页。）
上面的信表现马克思是参加了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大厅的国际党创设大会，但没有取得领导权。后来起草宣言和章程，他设计打消沃尔夫，威士顿和列保伯的三种草案，而提出自己的开幕词和章程，使之通过，这便是他领导国际党的起点。特别是他打消沃尔夫所代表的马志尼的计划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大幸事。因为马志尼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亡命伦敦，在英国工人阶级中虽负有盛名，然却不懂工人运动。他对于阶级争斗不独不愿与闻，并且深恶痛绝，他为着创造少年意大利，曾组织一种秘密机关，集中权力，从事于的阴谋诡计的勾当。国际党倘若采用他这种性质的计划，难免不变成一个阴谋诡计的秘密结社，而丧失国际政党的资格。关于此事，我们用不着多说，现在当进而考究马克思开幕词的内容。
《国际党开幕词》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讲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工人阶级颠连困苦的情形，第二部分是讲工人阶级在此时期内努力奋斗的好成绩。
开幕词的起首一段说：“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之间，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兴盛，虽无与伦比，然工人阶级的困苦并没有减轻，这是一桩很重要的事实。”（见考茨基校的《马克思国际党开慕词》一八页，一九二二年□版。）
在一方面，马克思引用英国蓝皮书中的统计来证明这桩事实：“当绞刑的恐饰达到一种高度时，贵族院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考察放逐和役刑。于是一八六三年的厚蓝皮书中表现一种实在的情形，并由正式的数目和事实予以证明，就是，一般罪大恶极的犯人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囚徒比较这两处的农业工人，在工作上要少得多，在营养上要好得多。然坏的状况还不止此。当美国的内乱把兰卡州和支州（Cheshire）的工厂工人投在厂外之际，贵族院派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城去调查，为‘免除饥饿病’起见，价格最低廉和形态最简单的炭素及窒素的最小量，平均需要几何。全权医生斯密士（Smith）坚称每星期二万八千格兰炭素，和一千三百三十格兰窒素恰恰足以使一个通常的成人……超出饥饿病的水平线，并发见那些为极大的穷困所压迫的棉业工人不充分的营养料大约尚足和这种分量相符。但是现在注意啊！这个有学识的医生后来又被枢密院委任去调查工人阶级最贫苦的部分中的营养情形。……他所发见的是什么呢？织绸工人，女裁缝，制手套工人，织袜工人和其他工人平均从没有获得那些棉业工人养命所必需的粮食，从没有获得那‘恰足免除饥饿病’所必需的最小量的炭素和窒素。我们由官场的报告引证出来，‘此外又足表明在被调查的农业人口家庭中，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所得的炭素营养料少于估定的最小量，而三个伯爵区城（八克州——Berkshire——牛津州Oxfordshire 和索美塞得州——Somersetshire）中全地方的平均食品表现窒素的分量不充足。’这种官场报告又说‘大家必须注意，营养料的缺乏，要用猛烈的抵抗才忍受得住，并且照常例讲，人们要已有别种大缺乏，才肯决心把食物减至不能充饥。……因此，就是清洁也将视为消耗和劳神的，人们如为自重起见，力求保持清洁，这种努力又足以增加饥俄的痛苦。这是一种痛苦的感想。当大家念及此处所说的贫穷并非懒惰的结果，到处都为劳动各层的贫穷时，尤觉得这是一种痛苦的感想。在大多数地方，这种获取生活必需品不充分的劳动在实际上是无限地蔓延起来了。’这种报告还含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特别事实，就是，‘在联合王国的四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中，最富足的地方为英格兰，而此处农业人口‘是营养最坏的’，即八克州，牛津州和索美塞得州的农业人口比伦敦东部大部分有技能的家庭工作人的营养还要好一点。”（见同书一九至二一页。）
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引用英国财政大臣葛拉德士吞（Gladstone）在众议院关于预算的演说来证明工人阶级的困苦情形说，“那位财政大臣看见‘国家财富的进步’和统计的数目在他的眼前跃跳起来，便目炫耳热，喜不自胜，于是叫道，‘自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二年本国赋税的收入增加百分之六，在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一年这八年之间，以一八五三年的基础做出发点，赋税的收入增加至百分之二十。这桩事实令人惊讶，几乎不能相信。’葛拉德士吞又说：‘这种富力和劳力的暴增限于资产阶级。’”（见同书二一页。）
马克思说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工人阶级的痛苦没有减轻，是就欧洲各先进国的工人状况讲的，而他所举的例子却只限于英国，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英国站在欧洲工商业的顶点上。大家会记着，几个月以前，路易·菲力普的被放逐的儿子中有一个公然庆祝英国的农业工人，说他的地位比海峡彼岸不幸的同类要好得多。在实际上，英国的事实在大陆各工业先进国中，只是在一种稍微变相的地方色彩和小规模中重演一遍。在这些国内，自一八四八年以来，都有一种空前的工业发展，及意想不到的输出与输入的增加。在这些国内，‘富力和势力的暴增’都‘只限于资产阶级’。”（见同书二四页。）
马克思既指出工人阶级的痛苦为当时欧洲各工业先进国的普遍现象，复申明这现象不会因技术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达等等而有所改善。“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到处都陷入极深的痛苦中，此事至少是由各上层阶级在社会上地位升高的比较而成立的。现在各国已有一桩千真万确的事，凡不怀成见的人都可以证明出来，只有那些以虚伪希望欺蒙别人的人才否认此事，就是，凡机器的日增完善，科学的应用于生产，交通机关的改良，新殖民地的占取，人民的移植，新市场的开辟，自由贸易的扩充，甚至于这些事件一齐并举，也不足以除去劳动群众的痛苦；反之，在现今虚伪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每种新的发达必定使社会的等差日甚，社会的对抗日形剧烈。”（见同书二四至二五页。）
工人阶级虽如此颠连痛苦，但有觉悟的分子再接再厉地努力奋斗，也获得相当的效果。“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的时期中，也有他的光明的方面。我们在此处只要指出两桩大事。英国工人阶级于三十年的坚决争斗之后，利用地主与金钱贵族间暂时的分裂，得通过十点钟的法案。工厂工人从这种法案所得到体质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利益，在工厂监察员每半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来，此等利益已为各方面所认识了。欧洲大陆最大多数的政府必须在多少改变的形态中，采取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的国会自身对于此法的效用范围也不得不于每年予以扩充。除掉这种劳动法实际的重要外，他的惊人的成功还有一种较高的意义。资产阶级已经由攸尔博士，息尼尔教授，和这一类的哲人在他的最著名的科学机关中作出预言，并充分证明，对于劳动时间每种法律的限制，必定是替英国的产业撞丧钟，这种产业像吸血鬼一样，要吸人血，尤其是要吸小孩子的血才能生存。……这种对法定劳动时间的争斗——除掉惊骇万状的贪欲不计外——在事实上一转入构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供求律的盲目统治与构成工人阶级经济学的社会生产——这种生产是受社会的明识远见支配的——间的大对抗，便愈加剧烈了。因此十点钟法案不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大结果；并且是一种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中屈服在无产阶级的经济学之下。”（见同书二六至二七页。）
“劳动的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经济学尚有一补更大的胜利。我们讲协作运动，尤其是讲协作工厂，那种机关是一些勇于作为的人毫无帮助，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大实验的价值不能看得很高。工人已经不用议论，而用事实证明：（一）大规模的生产辅以近世科学的进步，无须有一个雇用工人阶级的主人阶级的存在，而自能进行；（二）为求得效果起见，劳动工具用不着由人类垄断，作为支配和掠夺工人的手段；（三）工资劳动和奴隶劳动一样，只是一种过渡的和劣等的社会形态，在协作劳动之前一定会消灭，至于协作劳动的工作是由手足舞蹈，精神愉快，和心意欢畅做出来的。……”（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马克思虽承认协作劳动高于工资劳动，而后者必属服于前者，然同时又看出协作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很难发展。所以他说：“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这个时期的经验确切证明，协作劳动在原则上是何等优美，在实行上是何等有用，但当他限于孤立的工人偶然试行的小团体之际，决没有力量去和那由几何级数量速度膨胀起来的垄断事业相抗，决不能解放群众，并不能稍微减轻他们痛苦的增加。一般思想高贵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博爱的词令家及敏于事业的经济学者所以对于协作制度忽然巧言反对，所以徒然力求绝其萌芽，——因为他们嘲笑他是梦呓者的乌托邦，或斥为社会主义者的邪说——或者就是基于上面的理由。为解放劳动群众起见，协作制度必须发达到普及全国的程度，终必借国家的财力予以推行。不过一般地主和资本家时常运用他们的政治特权去保护并延长自己的垄断事业。他们不独不进行劳动的解放事业，还要将每种力能办到的障碍物放在这条路上。"（见同书二八至二九页。）
地主和资本家既将运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去破坏工人阶级的协作事业，那么，后者对于自身的解放运动应当怎样着手呢？“现在工人阶级的大义务是夺取政权。他们似乎已经了解这一点，因为在英，法，徳，意等国同时表现一种工人阶级复兴的运动，并且同时发生一种工党政治改组的企图。工人们据有一种成功的元素：就是人数众多。不过要有一种组织去结合群众，要有知识去领导群众，他们才有力量。”（见同书二九页。）
马克思认工人阶级解放的出发点是夺取政权，而其预备工夫是受组织的训练和知识的领导，同时又申明这种组织不单限于国内，还当从国际着眼，所以他就归结到国际党的组织上去了。“各国的工人间应有一种友谊的结合以相激励，使他们在一切解放争斗中得彼此牢牢固固地站在一起，过去的经验已经指明，忽略了这种友谊的结合，将受散漫无纪的努力争斗一齐挫折的惩罚。各国工人为这种认识所驱策，因于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大厅的大会有国际党的创设。”（见同书同页。）
马氏即注重无产阶级的国际结合，最后就勉励他们为外交政策的缘故，和自己的政府奋斗。“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须有友谊的一致行动，然〔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恶毒的目的，和民族的成见，并且在抢劫的战争中，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试问有了这种外交政策，他们怎能达到这种大目的呢？阻止西欧不为大西洋彼岸保持并发展奴隶制而演一种不名誉战争的，不是出于各统治阶级的智能，而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英勇的反抗。欧洲各上层阶级对于俄国克服高加索山要塞时加于勇敢的波兰的大屠杀，表示一种无耻的赞赏，或一种同情，或一种愚蠢的冷淡态度；这种野蛮势力——这种势力的头在圣彼得堡，他的手足在欧洲每一个宫廷中——所演的令人毫无抵抗而忍受的巨大侵略行为，已经明示工人阶级以自己的义务所在，就是搜索国际政策的秘密，监视政府的外交行动，当必要时，应用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去反抗政府，但是当他们处于无能为力，不能制胜政府的地位时，当即刻联合作反抗政府的示威运动，而以那种规正私人关系的简单的道德律和权利律作为国际交涉的无上法律。这种对外交政策的争斗是包括在工人阶级解放的总争斗中间的。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见同书二九至三〇页。）
《国际党开幕词》末尾这句话和《共产党宣言》的末尾一句话是相同的。我们把这两部书比较一下，便觉得他们的精神完全相同，主张始终一致，而其价值自然两两相等，因此他们真是后先相映了！可是我们细心一读马克思这两种著作，又觉得开幕词的语气不及《共产党宣言》那样激烈，这是什么缘故？马氏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将我们的见解在一种形态中表现出来，使适合于现今工人运动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着却是桩难事。……这种复兴的运动能允许使用旧时勇敢的语句，尚需时日。在事实上是强硬的，在形态上是温和的，这一着最关紧要。”（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九一页。）马氏这几句话表明开幕词的语句较《共产党宣言》为温和，完全是由于适应当时的环境，他自己并没有因此改变向来革命的主张。
那位自命为正宗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不懂得这一点。（也许是不愿意懂得这一点，）对于开幕词断章取义，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曲说。他说：“开幕词在根本部分全与《共产党宣言》一致，但开幕词却又表见一副完全不同的面目。《共产党宣言》宣传‘用武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取消私有财产’；称无产阶级的争斗为一种‘多少隐藏起来的内乱’。开幕词赞美保护工人的立法，和生产协作社的创设。现今共产党人中一个严厉的批评家容易证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至《国际党开幕词》这个时期中，已经舍弃他的革命的观点而流于改良主义。在实际上把开幕词和《共产党宣言》比较一下，便足证明革命与改良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对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阶级争斗的哲学。这种争斗在当时取那一种形态，或为革命的，或为改良的，均以历史的局势为转移。”（见《国际党开幕词》考氏序言一一至一二页。）
考茨基从前是一个口头革命者，在最近十余年来，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改良家，同时又不愿意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所以他解释马氏的学说，不得不牵强附会，借便私图。他上面一段话半吞半吐，故设疑阵，令人莫测其真意所在。然细心剖解起来，他不外是要说：革命与改良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并肩而立的，《共产党宣言》主张革命，《国际党开幕词》主张改良，是因历史的局势不同的缘故。这种曲说如果成立，则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可借口于历史局势的不同，实行改良主义，而同时又得自附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这正是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勾当，也是西欧各国中的一种势力，因此我们不能不停在此处，多说几句。
我们首先要问革命是什么，改良又是什么?当考茨基还是一个口头革命者时，曾经说过：“当那些向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配社会的阶级，力求推行社会中法律与政治这些上层建筑物适合于曾经改变的经济状况的方法时，这些方法就是改良；即使这不是由自由意志推行，而是出于被治阶级的逼迫，或环境的势力所促成，也还是改良。反之，一个向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压迫的阶级现在已经夺取政权，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必须利用这种政权或迟或速地变革全部政治和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物，并创造社会协作的新体制，当改革的方法是由这个阶级出发时，这些方法就是一种革命的表现。”（见考氏《社会革命》第三版八至九页。Die Soziale Revolution）“由一个向来受压迫的阶级夺取政权——即政治革命——这是狭义的社会革命中一种和社会改良相对抗的主要的标帜。凡在原则上不承认政治革命为社会改革的方法而愿意将这种改革限于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方法的人，就是一个社会改良家，他的社会的理想也可以常和现社会的体制相反。反之，凡力求使一个向来受压迫的阶级夺取政权的人，就是一个革命家。”（见同书九页。）考茨基对于革命与改良，革命家与改良家的区别是适当的。革命与改良系从两个利害绝对相反的阶级出发，因此也是绝对对抗的。但不知道他用什么逻辑推论到这两种东西“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对抗”？
我们现在再进而考究《共产党宣言》与《国际党开幕词》有没有原则上的不相同之点，可以为考茨基强作区别的口实。我们将两书各读万遍，除掉发见他们的语句有激烈温和之别外，实找不出原则上相异之点。《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升为统治阶级。”《国际党开幕词》中说：“现在工人阶级的大义务是夺取政权。”此外，两书虽尚有其他千言万语，然内中的总枢纽却只在先从政治革命着手这一点。现在要问考茨基，无产阶级升为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不是同义的语句？现在还要问考茨基，无产阶级升为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不是一种政治并社会革命？我想，他如果尚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总不会答出一个“不”字来。既是适样，他何以要说开幕词比《共产党宣言》具有一副“完全不同的面目呢？再明白些说，他何以认《共产党宣言》是主张革命，而《国际党开幕词》只是意在改良呢？
是啊!考茨基不是明明白白说，“《共产党宣言》宣传‘用武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取消私有财产’，”而“《国际党开幕词》赞美保护工人的立法和生产协作社的创设”么？这就是他认《共产党宣言》主张革命《国际党开幕词》意在改良的唯一有力的证据。可是考茨基却忘记了，所谓“用武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取消私有财产”，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有的举动，宣言中将此等事明白说出来，固足见其详尽，然开幕词没有将此等事明白说出来，也并不形其疏漏。因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既是一种社会主义的革命，那么，难道考茨基以为马克思在开幕词中是要工人阶级于夺取政权后用武力保持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财产么？至于考氏认马克思赞美保护工人的立法和生产协作社的创设为马氏意在改良一事，尤属混淆黑白，自欺欺人。因为“赞美”与“主张”完全是两桩事，凡马氏所赞美的事不一定是他所主张的事，这是应当注意的。他因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之间，欧洲的工人阶级颠连困苦，异地皆然，而英国的工人竟能于此时促成十点钟劳动法案的通过，又能不恃丝毫凭借，创设生产协作社，表现自己做事的能力，他们既具有过种强毅的奋斗精神，他自然要加以赞美。可是除掉十点钟工作制已成法案不易推翻外，生产协作社是容易为资产阶级所阻扰；所以他劝告工人，与其疲精费神，枝枝节节去铲除协作运动的障碍，不如从大处着眼，从根本上下手，先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从事建设。现在要问考茨基何以把马氏赞美工人阶级的话，当做他的主张，何以对于他的真正的主张略去不提？他没有说，“工人阶级的大义务是推广生产协作社，不是夺取政权。”现在要问考茨基何以硬认开幕词是意在改良？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不是改良的，（有时自然也可以愿用改良的手段去达到革命的目的，但绝对不以改良为目标。）马克思看见英国工人从事于改良运动，恐怕他们误入歧途，所以于赞美他们的行动之后，特指出生产协作社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无能为力，勉励他们去从事政治争斗，夺取政权。这是马氏对于改良运动因势利导使变成革命运动的苦心，也是每个革命家应有的策略。可是考茨基不管这一点，故意将马氏几句赞美的话郑重地提出来，想借此使马克思主义带一种改良的色彩，考氏的丧心病狂，真是达于极点！列宁说：考茨基自欧战开始以后，在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实上却是资产阶级的走卒。（见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与背叛师说的考茨基》德文译本第三页。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und der Renegat Karl Kautsky）但现在照考氏《国际党开幕词》的序言（此序作于一九二二年，）中厚诬马克思主义的话看来，他简直连口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都不配承受了!
我们对于《国际党开幕词》的内容已经略加介绍，对于考茨基诬篾开幕词的曲说也已经严词驳斥，现在且把马克思替国际党所草的序言和规条的全文征引如下：
“工人阶级的解放必定是由工人阶级自己战取来的；
工人阶级解放的争斗不是阶级特权和垄断的争斗，而是为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的争斗，为着铲除一切阶级就治的争斗；
工人在经济上屈服于据有劳动工具——这就是说，生活的泉源——的人之下，构成奴隶他们的一切形态——如社会的痛苦，精神上的悲惨和政治上的倚赖——的基础；
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个终极的大目的，而每种政治运动是一种工具，当附属于这个目的之下；
向来对于这个目的的一切努力，因每一国中各种劳动小团体缺乏联合，又因各国的工人阶级缺乏一种友谊的结合，都受了挫折；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不是一种地方事业，也不是一种民族事业，而是一种包括一切国家——指有近世社会存在的国家——的社会事业，这种事业的解决有赖于最进步的国家实际上和理论上的共同协作；
现在欧洲各工业国中重新发生的工人阶级运动唤起许多新希望，同时他对于再蹈旧错误的覆辙一事，提出严重的警告，并且对于各种尚形散漫的运动，促其即时结合一气；
国际党是因上面所陈述的理由而创设的。
国际党宣布：
凡属于本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实，公正及道德为他们相互间和对于一切人类的行为标准，而没有种族，宗教，及国籍的区别。（本党认每个人的义务不独是替自己要求人权和公民权，并且还要为每个履行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世间应没有尽义务而不享权利的事，也应没有享权利而不尽义务的事。
以下的规条是在这种精神中产生出来的。
第一条 现在的本党是为恢复各国现有的工人团体间结合的中心和有计划的共同合作而设，至于这些工人团体是趋向同一的目标，即趋向工人阶级的保护，进步和完全解放。
第二条 本党定名为国际党。〔按此系依译述界通常所用的名称，若照原文字而译出，则当称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本党每年召集工人大会一次，这种会议是由本党的支部代表组成的。大会宣布工人阶级所应有的共同努力，采取使本党成功的动作必需的手段，并任命总委员会。
第四条 大会规定下届会议集合的日期和地点。凡与会的代表在一定的日期和地点自行集合，无须特别招请。总会于紧急时得变更集会的地点，但不得延搁开会的日期。每次大会规定每年总会的驻在地，并任命总会的委员。这样产生的总会有增加委员之权。
大会于每年开会时收受总会一种陈述周年成绩的公开报告。总会遇有紧急事件，得于每年规定的〔开会〕期间之前召集大会。
第五条 总会是由加入本党的各国工人组成的。在总会内设办理事务所必需的职位，如会计，总秘书和各国通信秘书等等。
第六条 总会在本党各全国和地方团体之间为国际的枢纽，因此一国的工人得时常接到关于其他各国中同阶级运动的报告；一种关于欧洲各国社会状况的调查得在公共指导之下，同时着手实行，凡一个团体所提出的公共利益的问题，其他一切团体都可采纳，当紧急之际——例如国际纠纷之类——各国互相联络的团体可以同时一致取一种即刻的和实在的步骤。
总会在每个适当的时机中，采用向各国全国或地方团体提出议案的发议权。
总会为便利自身和各支部的交通起见，公布定期的报告。
第七条 在一方而每一国中工人运动的成功既只能借一致联合的势力才能稳固，而在他方面，本党总会的效能又大概限于和各国工人团体的全国中央机关交涉，而不是和一大批地方散漫的小团体交涉，因此本党的党员应竭全力将自己国内散漫的工人团体联成全国的团体，由全国的中央机关代表一切。
本条的运用自然是以每一国中特别规程为根据，除掉规程上的阻碍外，自然没有一个独立的地方团体致被拒绝，不能直接和总会通消息。
第八条 每个支部有任命和总会通信的秘书之权。
第九条 凡承认并拥挤本党原则的人得为本党党员。每个支部对于所收的党员，须负党员品格清洁的责任。
第十条 凡本党党员由一国迁至他国居住，应受有党籍关系的工人友谊的扶助。
第十一条 凡加入本党的各工人团体虽联成一种友谊合作的永久同盟，仍得保持他们现有的组织，安全无损。
第十二条 现在的规条只须每年大会出席代表三分之二的同意，得加以修改。
第十三条 凡本规条所未尽的事宜将由特别法规补充之，此项法规可由每次大会修改之。（见《国际党开幕词》三一至三四页。）
我们细看马克思所草的序言和规条，就知道这是和开幕词一贯的。开幕词叫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共同作阶级争斗，上面的序言即指出他们的解放是要由自己努力争取，上面的规条即规定他们联合的方法。规条上一方面于总会以统率和指挥各国支部之权，使他得统筹全局，措置裕如，不致毫无实权，形同虚设；在他方面，又使各国加入国际党的工人团体得保持自己独立的组织，使他们对自己地位上的特别任务得自由活动，尽力进行，不致受总会的掣肘，一筹莫展，这种双方兼顾的计划是国情不同和党派各异的国际结合所不可少的。
然马克思的《国际党开幕词》指出工人阶级的大义务是在夺取政权，而他所手订的规条却没有明白规定出来，因此波士德格特斥这种规条为平庸，说规条“缺乏色彩，在实际上使后来的巴枯宁主义者得极力主张国际党不鼓吹政治行动。”（见波氏《工人的国际党》二二页，一九二○年出版。Geh Workers’ International）波氏的话骤然看来，似乎很有理由，但我们一按国际党创设时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实在状况，使知道他不足以语论世知人了。因为在当时欧洲各国中，最有组织和最有成绩的工人运动莫过于英国的工联，可是这种工联却不注意于政治行动。次则为法国的工人运动，一般所谓有觉悟的工人大概倾向普鲁东，因此反对政治行动。其次则为德国的工人运动，德国有组织的工人可分为两派，一为舒尔采—德里奇所统率，这一派反对政治行动。一为拉萨尔所统率，这一派也只注意于改良运动的政治行动。其他如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先进的工人也大半是些普鲁东主义者。如果国际党的规条把夺取政权一句话明白规定出来，这些国中的工人的团体未必肯加入，于是国际党便和前此的共产党一样，只是一班亡命客所结合的团体，只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参谋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是到处尽力谋各民主主义党派的团结和一致。”他此时的目的仍在使各国的无产阶级密切结合拢来，厚蓄实力，预备争斗，所以国际党的规条不能不以宽大能容纳一切民主主义的党派为主旨。关于这点，恩格斯后来也明白说出来了。“他〔指国际党〕的目标是把欧美争斗的工人阶级全体组成一个大军团。因此他不能从《共产党宣言》所含的根本原则出发。他的纲领对于英国的工联，法，比，意，西等国的普鲁东主义者，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必须不拒之于门墙之外。”（见《共产党宣言》二二页。）既有这种原因，所以国际党的规条就不能不“平庸”了。
国际党的总会设在伦敦，所有会长，会计和秘书长等要职均须由英人担任。总会成立未几，即有一桩可纪的事，就是一八六四年十二月贺林肯（Lincoln）再当选为美国大总统的公文。这种公文系由马克思起草，内中的措词与通常民主主义的庸词滥调迥不相同。公文的起首一段是：“先生以大多数票再当选〔为大总统〕，我们谨以至诚祝贺美国人民。当先生第一次当选时，那明达的口号既是‘对奴隶制的反抗，’所以先生第二次当选时，那凯旋的战声便是：‘奴隶制的灭亡。’欧洲的工人自伟大的美利坚战争开始时即从本能上觉得他们一阶级的命运是注定在星旗上面。”（见斯巴哥《马克思的生平及其事业》德文本一五九至六〇页。）
公文的第三段进而论及美国的白种工人如对于黑人尚存歧视之心，便不足以语同阶级的解放。“当工人——他们是北美真正的政治势力——尚让奴隶制去污秽自己的共和国时，当他们在那些被强制贩卖的黑人面前矜夸白种工人享有最大的特权，得〔自由〕出卖劳动并参加选举时，他们不会获得劳动的真正自由，也不会对于欧洲同胞的解放战争予以援助；然这种阻碍进步的界限已经被内乱中的鲜血荡除了。（见同书二六〇至二六一页。）
公文末尾一段便祝林肯担负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种解放事业的责任：“欧洲工人具有一种确定的感想，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既为中等阶级开辟一个飞黄腾达的新时代，美国的释奴战争必为工人阶级开辟一个飞黄腾达的〔新〕时代。他们看出将来的庄严局面是，借一种高尚无匹的争斗，解放被役使的人种，并且重创一种社会事业去领导国家——这种任务是落在工人阶级豪侠的儿子林肯大总统的肩上。”（见同书二六一页。）
林肯虽系工人阶级的儿子，然为大总统时却是资产阶级最贤明的代表，国际党总会所以祝贺他，无非是因袭博爱民主社和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的政策，借此吸引广大群众的注意力，扩大自己的宣传。马克思执笔时对于他自然不怀什么幻想，不过利用美国的状况，在应酬文字中作进一步的鞭策，便出身低下的林氏不能无动于中。所以他的复文十分诚恳，马氏称之为“此老非照例应酬的唯一答词”（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三卷二一三页），而伦敦各报于一八六五年二月先后登出，都惊讶不置。是年四月十四日林肯被南方各州的刺客暗杀，马氏复替总会草就吊词送往美国，用意正与前此的贺文相同。
马克思在总会所任的职务虽不过是一个秘书，然在实际上却居倾导的地位，因此所耗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少。他于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近来痈疮迁延不愈，并极为烦劳，例如昨夜至四点钟才上床睡觉。除掉我的著书工作外，国际党耗费我的时间很多，因为在实际上我是事业的领导者。耗费多少时间啊！（现在又正办法国人的事件和选举事件等等。）”（见同书同卷二四四页。）
所谓法国人的事件就是巴黎的党员互相争执，总会屡次开会讨论补救方法，结果议决五条办法，通告巴黎方面。至于选举事件是指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这是由总会领导的。马克思于是年五月一日报告恩格斯说：“选举改革同盟会是我们的工作。在那十二个人（六个中等阶级的人，六个工人）的委员会中，所有工人都是总会的委员。（亚卡利阿斯也在内。）我们对于中等阶级的人一切引诱工人阶级误入迷途的企图，已经予以挫折。此次在各省区的运动完全以伦敦为转移。……英国工人阶级政治运动这种电气的感应一经成功，我们国际党没有何种骚扰，对于欧洲工人阶级所做的事业已经多于在任何方法中所能办到的了。”（见同书同卷二五三页。）
马克思对于国际党不独在事业方面予以指导，并且在学说上加以纠正。总会的委员威士顿本系欧文派的信徒，他在总会提出两个问题，并在国际党的机关报《蜂窝》（The Beehive）周刊上继续加以拥护，就是：（一）工资率的增加对于工人没有益处；（二）各工联为城加工资而活动，是有损无益。他所持的理由是：工资为商品价值的标准，资本才家今天所付的工资如果是五先令而非四先令，则明日（因需要增加的结果）所售出的商品也为五先令而非四先令。威氏此说颇为当时一部分人所信仰，有一个英国人且秉承他的意旨，草成一种小册子。马克思认这种见解只是说明一种现象的外表，在理论上是谬误的，在实行上是危险的。此说如果获得总会多人的承认，对于当时英国的工联运动和欧洲大陆蓬蓬勃勃的同盟罢工，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他遂于六月二十六日在部会演讲《价值价格及利润》，（Value，Price and Profit）力斗威氏之说，并且阐明工资，价格及利润等律，借以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中全齿轮机的图形。他的结论是：“第一，工资率普遍上升的结果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广泛地说，不致影响于商品的价格。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倾向不是平均的标准工资上升，而是〔这种工资〕下降。第三，各工联作为抵抗资本侵略的中心点是有效力的。他们有时因运用自己的势力不知审慎，遂遭失败。就大体讲，这种失败是由于只对现制度所产生的效果作一种小战争，而不知同时努力去改观现制度，并运用他们有组织的势力作为工人阶级最终解放的杠杆，这就是说，作为铲除工资制度的杠杆。”（见马氏《价值价格及利润》一二七至一二八页，芝加哥——Chicago——出版。）
国际党在一八六五年还有一桩可纪的大事，就是从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所举行的预备会。按照前一年预定的计划，本年应在比京开代表大会，即巴黎，瑞士以及伦敦一部分人也竭力催促实行在该处开会。但马克思力排众议，主张变更开会地点，并将大会改为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预备会，其理由有三：“一、各执行委员会有预先互相了解的必要。二、因法兰西的同盟罢工，英格兰的选举改革运动和工人博览会，使党的宣传发生障碍。三、比利时新近通过的取缔外人律使布鲁塞尔不能作为国际工人的开会地点。”（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二六八页。）他的主张卒被采纳。
参与这一次预备会的，有英，法，德，比，意，西，波兰和瑞士等国的代表。总会所派的代表为会长阿德格，秘书长格列墨，马克里，亚卡利阿斯，杨恩（此两人为马氏的主要助手，）等等。会中所讨论的问题为：国际党的组织，工人组织的联络，工联的过去及其将来，协作劳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直接税和间接税，工作时间的减少，常备军及于工人阶级的影响，俄罗斯侵略欧洲的预防，和波兰的复兴等等。以上诸问题，除波兰的复兴一事为比，法等国代表所反对，稍有争执外，余均一致同意通过了。此外法国代表又另提一种议案，要求列入议事日程，就是：宗教的观念及其对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此等代表多为普鲁东主义者，都反对宗教，故有此提案。
马克思也反对宗教，曾在《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一文中宣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这种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问题全部世界观的要点。马克思主义视现今一切宗教和教会以及一切宗教的组织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工具，这是用作保护掠夺并麻醉工人阶级的。”（见德文《列宁选刊》二七五至二七六页，一九二五年柏林出版。N．Lenin，Ausgewühlte Werke）可是马氏在一八六五年普鲁东的一篇文字中，讥笑普氏用空话反对宗教，说“大彼得以野蛮去征服俄罗斯的野蛮，普鲁东也拼命用言词去推倒法兰西的言词。（见马氏《哲学的贫困》前面附录三三页。）此外，恩格斯在一八七四年斥伦敦布浪葵主义者向宗教宣战为愚行，在一八七七年对于杜林要禁止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宗教，也加以同样严厉的批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自马恩两氏看来，宗教在民众中所以能占势力，自有其社会的基础，并不像一般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人等所想象的一样，是纯由于人民的无知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小有产者和劳动者群众时而破产，时而失业，时而疾病，时而死亡，时而危机出现，时而战争踵至，——凡此种种，都非他们的力量所能阻止，不能不使他们有所畏惧，有所恐怖；而这种畏惧，这种恐怖就产生了神，就是近世宗教的社会基础。马恩两氏以为直接向宗教宣战，不独是舍本逐末，并且还会得到一种反响，使宗教的势力愈加巩固起来，（恰和一八七〇年代俾斯麦用警察去反对天主教，愈使后者得势一样，）所以要扫除宗教在民众中的势力，必须反抗资本的统治——即宗教的社会基础——因此对于宗教的战争应附在阶级争斗之下。大家明白这一点，即可以推测伦敦会议中法国代表提出关于宗教的议案，不会为马克思所赞成。然马氏为免除纷争起见，当时提议将这种议案留给下届大会解决，虽为英国代表豪厄尔（G．H．Howell）等所反对，但毕竟通过了。
豪厄尔于一八七二年写信给莫礼逊（W．Morrison）说伦敦会议因马克思提出宗教问题，安下争斗的种子。后来的著作家时常以此为根据，归咎马氏。波士德格特在一九二〇年所著的《工人的国际党》犹引用他的话说：“‘争斗的种子之一，在第一次会议中即安下了——就是马克思博士引入宗教的观念一个问题。从此时起，一切讨论即流于对各种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抽象意见，作无限的争辩。’”（见《工人的国际党》二三至二四页。）一个人的讹传竟成为马克思的罪案，出言者固不能辞不忠实的责任，而作史者也难免取材不慎之讥了。
我们对于国际党和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活动的概要已经说完了，现在当进而叙述一八六六年日内瓦的代表大会。马氏因为要赶紧先完成《资本论》，没有赴会。他于是年八月写信给柯格尔曼说：“我虽为日内瓦会议预备文件，费去许多时间，却不能前往与会，也不愿意前往，因为我的著作不能再间断。我以为借这种著作对于工人阶级尽力之处，比亲自出席一个会议所贡献的，当重要得多。”（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一九页。）
国际党的日内瓦大会从是年九月三日起至八日止，欧洲各国的工人代表出席的共有六十人，内中四十六人是由国际党各国支部选派的，其余十四人则系各工联和教育团体所选派，前者为正式党员，后者为表同情的同志。此次大会因总会的提案而提出讨论并付表决的事件为：国际党的规条和组织，国际劳动统计的编制，关于标准工作日，限制儿童劳动，推行合理的学校教育，协作社，工联，直接税，间接税，抵制专制的俄罗斯，复兴民主主义的波兰和常备军等等的议案。这种提案是由马克思起草的。他在两年前所草的规条，会中稍加修改，即予通过，至于他的《国际党开幕词》未经何种讨论，即为会中所认可。兹将此次大会四个重要的议决案介绍如下：
“一、标准工作日
限制工作日是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和解放工人阶级的努力一种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如缺乏这种条件，则每种这样的努力必定要遭遇失败。
为谋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质的坚强起见——这就是说，为恢复一国大多数群众的健康和体质的坚强起见，——为使他们发展较高的智识，从事社交，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起见，——必须要求限制工作日。我们提议将八点钟的劳动作为工作日的法定限制。美国工人曾经一致提出这种要求。本会议决将此作为全世界工人普遍的要求。
欧洲大陆的同志对于工厂立法方面既没有长久的经验，即当注意，如果八个劳动钟点的工作日没有规定，则每种劳动时间法定的限制不会成功，一定为资本所破坏。时间的长短必须由八个劳动钟点和因饮食而停顿的时刻规定出来。例如计算这种停顿为一点钟，则工作日法定的时间规定为九点钟，假定从早晨七点钟起至下午四点钟止，或从早晨八点钟起至下午五点钟止等类。
夜间工作只限于由法律特别许可的职业，只能规定为例外。
这种条规只适用于成年的男女工人。尤严格禁止女工做一切夜工，和每种有伤她们廉耻的工作，或损害身体的工作，或足以发生损害影响的工作。
我们所指的成年人是年龄达到或超过十八岁的。
二、儿童劳动
近世工业的倾向将两性的儿童和青年招致在社会生产的工作中，使之共同劳动，在资本的支配底下实现这种倾向的方法虽可憎恶，然我们却认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全的和正当的倾向。
在每种合理的社会状况中，每个儿童从九岁起，不加区别，当为一个生产的工人；这就恰和成年人不当自外于自然的普遍律一样，就是：为着生存饮食起见当作工，而作工不能止于用脑，还当用手。
然我们现在只涉及工人阶级的儿童。我们以为必须将两性的儿童和青年分为三级，分别待遇。第一级包含年龄自九岁至十二岁的儿童，第二级包含年龄自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儿童，第三级则为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我们提议第一级的儿童在任何工厂或家庭劳动中，每日工作时间在法律上当限定为两点钟，第二级当限定为四点钟，第三级当限定为六点钟。而第三级工作时间至少必须有一点钟的间断，以便进饮食和休息。
儿童的初等教育固然当从九岁前着手，但现今社会生产制度的倾向是使工人降为一种蓄积资本的机械，使为穷困所迫的父母，变成出卖自己儿女的如隶贩子，因此我们目前所取的手段只限于矫正这种倾向所绝对必需的。儿童和青年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他们还不能够照顾自己。因此代他们请命是社会的义务。
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如果忽略了对于子孙的义务，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一个儿童一经享受此等阶级的特权，就堕落在他们的成见之中而难于自拔。
至于工人阶级情形便不相同。单个的工人并不是一个自由人。在许多地方，他不懂得儿童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达的道德观。然工人中最开明的部分却完全了解他的阶级的将来以及人类的将来全在后代的教育上面。他知道，在现制度压迫的影响之下，尤其要保护儿童和青年工人。要把社会的理性变为社会的势力，——这就是说，在某种状况之下，不借助于其他方法，惟借助于普通法律，借助于国家法律的势力——此事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在贯彻这种法律时，没有使统治权臻于巩固。反之，他使现今宰制他的势力转供自己的躯策。凡他由一批孤立的和个人的努力争斗而不可得的事物都可借一种普通法律达到目的。
我们从这种观点出发，认社会只能在一种条件之下，允许父母与企业家利用儿童和青年的劳动，就是这种生产的劳动当和教育结合在一起。我们所谓教育是指以下三项：
第一：精神教育。
第二：身体的训练，如在体育学校或经军事操演所给予的训练一样。
第三：技术教育，这是授予一切生产进程中普通知识的基础，同时并使儿童和青年得了解一切劳动部门简单工具的实际应用和操作。
从九岁至十七岁的儿童和青年既分为三级，则精神的，体育的及技术的教育当有一种循序渐进的课程与之相适应。
技术学校费用的一部分当由出售校中的生产物弥补之。
有价的生产劳动与精神教育，身体训练及技术教育结合拢来，将使工人阶级的上进，远过于上等和中等阶级。
九岁至十七岁的童工对于夜间工作以及损害健康的职业工作，自然必须加以严格的禁止。
三、协作社
国际党的任务是使工人阶级各种自发的运动互相结合，并日趋普遍与一致，而不是对于此等运动强加以任何固执教义的体制。因此本会并不宣布一种协作方法的特别制度，只在说明几种普遍的原则：
（甲）我们承认协作运动是改变建筑在阶级对抗的现社会的原动力之一种。这种运动的大功绩就在从实际上指明现今资本宰制劳动的贫穷和专制的制度是可以被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谋公众福利的共同协作制推倒的。
（乙）协作运动如陷于各工资劳动者联合形成的萎缩的发展形态时，便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杜会的生产要转变为一种自由协作的和谐大制度，须有社会普遍的变化，须有社会普遍条件的变化，如不使社会有组织的努力——即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的手中转入劳动者的手中，这种变化是永不能实现的。
（丙）我们赞成工人在着手于消费协作社之时，先从事于生产协作社。消费协作社只涉及现今经济制度的表面，而生产协作社则攻入现今经济制度的基础。
（丁）我们赞成一切协作社将他们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基金，以便借实例和文字之力——换言之，就是借理论和实际指导之力——将他们推广建设新协作工厂的基本原则传播出来。
（戊）为防止协作社堕落为资产阶级通常的股分公司起见，凡在协作社服务的工人，无论其为股东与否，都应享有相等的分子。〔按考芙基的解释，‘相等的分子’一语在法文本中作‘相等的工资’。〕这既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我们愿意承认股东得领取低额的利息。
四、工联
（甲） 工联的过去资本是集中的社会势力，而工人只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因此资本与劳动间的契约永不能建筑在公道的条件上面，一个社会使一方面据有物质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使他方面仅有活的生产力，在这个社会中是不会有公道的。
工人方面唯一的社会势力是他们的群众。然群众的势力将因不一致而被破坏。工人的分离系因自己内部不可免的竞争而产生和延长的。工联的起原最初是由于工人力求除去——至少也是力求减少——这种竞争而取得〔较慢〕契约条件的自然努力，至少使自己得超过奴隶的地位。
因此工联最近的目的限于日常的紧急事件，限于抵抗资本继续进攻的防御方法，总说一句，即限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问题。这种活动不仅正当，而且是必需的。现在的生产方法一日存在，即不能抛弃这种活动。反之必须借各国工联的创设和结合而使之普遍起来。
在另一方面，各工联于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组织的焦点，恰和中古时代市府及公社为资产阶级组织的焦点一样。在资本和劳动的日常小战争中，固不可缺少工联，然把他作为取消工资劳动制度的有组织的推进方法，更为重要。
（乙）工联的现在 各工联向来心自中的唯一事件是抵抗资本的地方争斗和直接争斗。他们对于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攻击工资奴隶制度和现今的生产方法一事，还没有充分了解。因此不肯参加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然在最近的时期中，他们对于自己重大的历史使命似乎已有一点觉悟，此事可以从他们在英国参加最近的政治运动，在美国认定校高的职务观，和在设斐尔德（Shefield）新近所开的工联主义者代表大会下列的议决案看出来：
“本会极重视国际党使各国工人结合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团体的努力，竭诚推荐出席于本会的各工联加入国际党，并相信他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进步和福利所必需的。”
（丙）工联的将来 各工联除掉原来的目的不计外，此时必须明白觉悟，成为工人阶级组织的焦点，以谋工人阶级的完全解放。对于向这个目标前进的每种社会和政治运动，必须予以援助。他们既自视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先驱战士和代表，并且依照此旨实行做去，必能引导外面的人加入组织。他们必须注意谋工人阶级中报酬最坏的层次的利益，如农业工人是，这种人的抵抗力已被特别不顺利的环境消灭了。他们必须便全世界相信他们的努力决不是淡薄和自利的，而是以解放被压迫群众为志帜的。”（《国际党开幕词》四二至四八页。）
马克思这些议案故意只限于劳动运动的着手方法。因为他根据一八四八年以来的经验，深知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首在有组织有训练，庶几一旦革命爆发，即可应时作战，不至坐失事机。协作社和工联正是当时工人阶级中一种方兴未艾的运动，他以为借这种新出现的运动作为形成工人阶级坚固组织的枢纽，当能事半功倍，故特以此两事相号召。然他的协作社一条中说明协作社本身不足以推倒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要达到这种目的，当着眼于夺取资本家和地主手中的政权；他在工联一条中叫各工联于原来增薪减时的目的外，当着眼工人阶级组织的焦点，以谋整个阶级完全的解放。即此可见他的意思还是要借政治革命去达到经济解放的目的，这还是和《共产党宣言》的主张一样。因此他心目中的协作运动与拉萨尔的协作运动完全不同，他心目中的工联运动与英国向来的工联运动旨趣各异，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当日内瓦会议之时，法国普鲁东派的代表提议国际党只当收纳劳力工人，而屏除智识分子，并在党纲中明白规定宗教问题，但这种提议没有被通过。他们于讨论国际互助时，复本普鲁东主义的意旨，力言同盟罢工的危险，主张工人组织生产协作社，使劳动的工资得因此成劳动的收入。此外又提议由国际党组织一个中央银行，借谋工人的解放。总之，他们所代表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关于法国工人排斥智识分子一事，马克思于一八六五年即已斥为荒谬，（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二三五页，）至对于法国这些代表的言论，他在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致库格曼的信中有一段十分严厉的批评：“从巴黎去的先生们脑袋中满装着最空泛的普鲁东式的语调。他们著谈知识，却一无所知。他们对于一切革命的行动——这就是说，从阶级争斗中自然发生的行动——对于一切集中的社会运动，以及借政治方法（例如用法律规定缩短工作日）来贯彻目的的运动，都加以嘲笑和訾议。这些先生借口于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专制的个人主义——他们自十六年以来，伏处于最痛苦的专制主义之下，安然忍受着！——在事实上宣传一种通常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不过是经过普鲁东的理想化罢了。（见《马克思与库格曼书》二〇至二一页。）
法国的代表固不惬人意，然英国除总会派遣六人和伦敦缝纫工联（The London Amalgamated Tailors）选派一人外，竟没有代表出席；因为英国虽是工联运动最盛之区，各工联加入国际党作为支部的，实在寥寥无几。例如“总会曾提议伦敦工联会应加入国际党；如不能接受这种提议，即应允许国际党派一个代表，参加工联会的会议，以便后者获得关于大陆同盟罢工的报告：但伦敦工联会拒绝这两种提议。”（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六四页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New York）不仅是这样，“伦敦工联会还不肯承认国际党为外国工联团体间传递消息的正式机关，决定和这些团体直接通信。”（见卫布夫妇的《工联主义史》二三六页，一九二〇年伦敦出版。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by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人运动是散漫无纪，不愿接受国际党的领导了。
可是国际党对于法，英等国的工人运动却没有因其各自为政而放弃提携与指导的责任。最显明的例子就是援助各国的同盟罢工。“当一八六四年的时候，法国已经允许工联的存在，但在实际上〔法国工人〕没有何种举动，一直到日内瓦会议以后，巴黎的铜业工人才设一个联合会，有会员一千五百人。一般雇主马上将他们逐出工厂，要等到他们解散联合会，才准复业。国际党以此事诉英国各工联，他们筹款千余镑，送往巴黎。于是铜业工人的会员骤增至四千，一般雇主遂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此事的效力极大：工联的崛起遍于法国全部，而经济的争斗也日趋激烈。当克勒左（Creusot）罢工工人的领袖亚息（Assi）被提出审判之时，审判官问他是否为国际党的党员。他回答道‘不是，但我希望得被承认为国际党党员。’这就是新联合会的精神，他们在实际上虽非国际党的支部，却是站在他的庇荫之下的。”（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三一页。）
法国铜业工人的罢工，是一八六七年春季的事。至是年夏初，伦敦缝纫工人又举行大同盟罢工；国际党替他们向欧洲大陆各国的工人阶级请求帮助，因此获得大宗款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英国工人一开始罢工，资本家即从欧洲大陆输入廉价的工人以相抵制。此次缝纫工人的罢工，因有国际党党员在大陆活动，阻止廉价工人的输入，使资本家向来宰制工人的诡计不得逞，他们经过七月的奋斗，卒获得胜利。
到了一八六八年的春季，日内瓦建筑工人因要求将每日工作时间从十二点减至十点钟，将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为雇主所拒绝，举行同盟罢工。建筑工人工资委员会旋将以后进行的责任交给国际党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后者向资本家提出要求，不克如愿相偿。中央委员会即发出通告，鸣鼓召集各支部大会。一般财主的家宅和大商店大起恐慌，相率闭门。当时与会的人约有五千，即不隶属于国际党的同业工人也表同情，宣布将同盟罢工，以资援助。于是罢工的通告纷纷送往伦敦，巴黎，里昂，布鲁塞尔等处，而总会则为之筹款。并于数日后通告日内瓦中央委员会，英国方面每月至少可筹四万法郎，半为借款，半为捐助。布鲁塞尔和巴黎也送到大批款项。（据《蜂窝报》所载，巴黎花去一万法郞。）工人因此获得胜利，而资本家终于屈服了。
至一八六九年五月四日，国际党总会因比和时屠杀罢工的工人，复由马克思草就一种宣言，公布于世。内中有一段说：“在交明世界中只有一个国家的当局欣然拿同盟罢工做口实，屠杀工人。这个唯一无二的国家就是比利时，他是大陆立宪政治的模范地，也是地主，资本家和教士的小天堂。比政府的屠杀每年出现，恰和地球绕日而行，无可避免一样。今年的屠杀和以前各年不同之点，只在此次所牺牲的人数更多，兵士的放纵更甚，教士和资本家的报纸欢欣鼓舞更为热烈，而屠夫们的借口杀人更为可耻。”（见斯节克诺夫：《第一国际党史》九五页。）
过了两年，（一八七一年春季）英国机器工人因要求实行九点钟的工作制举行同盟罢工。一般雇主联合加以抵制，并向欧洲大陆输入工人，以遂其破坏罢工之计。机器工人联合会（The 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求助于国际党，总会的丹麦秘书柯恩（Cohu）遂向欧洲大陆出发，以阻止大陆工人输入英国。柯氏的活动大著成效，大陆工人虽有数百名到英，然终陷于极困难的地位。英国资本家受了这种打击，不得不屈服，于是九点钟工作制成为机器业中的法定时间，而争持五个月的罢工风潮乃告一结束。卫布夫妇称此次罢工为“工联史上一桩著名的事。好几千没有组织没有储蓄的工人，因这种成功而受编制，经训练，在谈判中全部措施所表见的能力使他们颌袖的声名播扬于劳动界。”（见卫氏《工联主义史》三一五页。）由英国机器工人九点钟工作制的运动看来，同盟罢工是组织并训练工人的一种好方法，而无产阶级的国际结合尤为他们成功的不二法门。
国际党对于欧洲各国的罢工运动虽尽量予以援助，然却没有煽动这种罢工。但资产阶级的人和报纸偏要捏造许多捕风捉影之谈去诬蔑国际党及其领袖马克思。他们以为欧洲每种罢工运动都是由国际党教唆并促成的，因为他据有千百万元的金钱，收买工人，举行罢工，一般工人因受利诱威胁，虽不愿意，也不能不奉命唯谨。他们又宣言国际党是一个图谋不轨的秘密结社，志在消灭社会。“豪厄尔曾收藏一篇没有日期的社论，显然是从〔伦敦〕《泰晤士报》剪下来的，社论上确实向读者宣布国际党正安排使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The Armenians）”（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四○页。）他们又以为这个秘密结社的首领是一个像蛇蝎一般的怪人，他用诡谲的体裁，暧昧的语法，著一部神秘的书，内中含有骚动和摄乱的计划，只有入党的人才能了解，著者的姓名是卡尔·马克思。像这种无稽之谈，一轻多人的宣传，和报章的揭载，逐使世人相惊伯有，信以为真了。
上述一类的谣言自然没有辩驳的价值，但我们不妨借这个机会，将国际党数年来的财政状况说一下，使大家知道他不独未尝据有千百万元的金钱，而且是一贫如洗。国际党开创委员会第一次会所筹的款项不过英金三镑，即在第一年所筹的也只有三十三镑。一八六五年伦敦会议议决为弥补会议和宣传的费用起见，当筹英金一百五十镑，由英国担任八十镑，法国担任四十镑，德，比，瑞士三国各担任十镑；总会是年实际的收入不到六十镑，而支出却超过二十镑。一八六六年日内瓦会议议决，凡党员每年应向总会缴党费一便士，作为会中支付秘书长薪水，和通信，印刷品，及筹备大会等等的费用。但从是年九月至异年九月，实行向总会缴费的，只有英国各工联的十四镑二先令五个半便士，法国支部的二十六镑九先令六便士，瑞士支部的八镑九先令七便士。当一八六六年十月的时候，总会因为代机关报付房租，还要借债。自此以后，国际党的财政仍非常拮据。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八月三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昨天是总会的悲欢会。纸张费，房租和到期未付的秘书薪水等等，总说一句，就是国际破产，并且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遣送与会的代表。”（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一八七页。）将这些事实合拢来一看，可知国际党的财源十分枯竭，自顾尚且不暇，何能谈到收买工人举行罢工呢。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叙述一八六七年的国际党常年大会。此会是九月二日至八日在瑞士洛桑（Laus Lausanne）举行的，到会的代表共七十一人，瑞士一国占三十八名，余则法国十八名，总会四名，英国二名，比国一名，意国二名，德国六名。会中所讨论的有金融信用，国民银行，全体教育，公共言语，宗教，和发生第五阀的危险等问题。与会的法国代表大都是普鲁东主义者，即通常所称的互助主义者，他们提出一种普鲁东式的计划书，列入一大批问题，要求讨论与表决，上面所列举的即有此等问题在内，然他们只获得很小的胜利。
在另一方面，大会于通过一种反对战争的议案中声明对于是月九日在日内瓦所开的和平自由自由会（The League of Peace and Freedom）予充分和有力的赞助，这却大半是普鲁东主义者的成绩。这个联合会本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种国际结合，他们竟抱着和平主义的幻想，拟与之通力合作，以求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何等幼稚的主张。关于国际党不应与联盟会携手合作一节，马克思在事前即已明白指出，他在是月四日报告恩格斯说：“你可知道我在总会曾提议不和这些和平空谈家发生关系。我对于这个问题发言至半点钟之久。纪录秘书亚卡利阿斯登在《蜂窝》的报告，对于我的演说仅写出几句。《法文行人报》（Courrier Francais 按此为和平自由联盟会的机关报，）重载此报告，竟将我所说必须有军队对付俄罗斯和宣布这些先生们怯懦的话删去了。然我在总会所说的话引起很大的注意。和平会议的驴子……完全改变原来的纲领，在新的纲领——较前民主化得多——中插入‘调和经济利益与自由’的话，这种空泛的句子也可以仅指自由贸易讲。他们对我通信，并且不要脸将新纲领的废物送给我。尤其不要脸的是在信面上称我为‘日内瓦大会的会员’。”（见同书第三卷四〇三页。）我们看了马克思这一段话，知道他的阶级意识是何等显明，眼光是何等锐利，可惜国际党的总会不注意他的提议，洛桑大会更忽略他的忠告，以致派遣三个代表赍送上述的议决案至和平自由聪明会的日内瓦大会，铸成一种不可挽回的错误。
然洛桑会议也自有个的光明的方面，他的重要成绩在议决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行动不能分离，因此争取政治自由是第一桩绝对必要的事。会中又议决国家当据有运输机和交通机关，借此破除大公司的垄断。这就是集产主义的见端。
当洛桑会议时，总会的代表亚卡利阿斯主张依党中条例，总会的新选举当由大会举行，不当委诸英国各支部，庶可增进总会的权力。大会表示同意，因此总会的旧职员被承认连任，并准其于必要时自由增加职员。但自此以后，总会只设置一个总秘书，不复有会长。
洛桑会议，马克思虽没有参加，然他一派的主张不管普鲁东主义者怎样的阻扰，已经占得相当的优势。资产阶级著名的报纸如伦敦《泰晤士报》等等从不重视国际党，但他们对于此次会议却很注意。《泰晤士报》且特约亚卡利阿斯做通信员，并作一篇社论讨论国际党的问题。其他各报也大概有同样的讨论。马克思于大会后三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们的党已有很大的进步。糟糕的《明星报》（Der elende star）从前想完全不理会我们，昨天在社论中竟宣言我们比和平会议更为重要。舒尔采—德里奇对于柏林的‘工人联合会’（Arbeiterverein）加入我们中间，不能阻止。向来和我们相隔甚远的英国工联主义者这些狐羣狗党现在也跑来了。除掉《法文行人报》外，尚有《急兰丁自由报》，（Liberté Girandins）《时代报》，《时样报》（Mode）和《法国新闻报》（Gazette de France）等等都有关于我们会议的报告。事业发动了。就形势看来，下次革命也许不远，我们（这是指你和我）于下次革命时手中握有这种有力的机器。试将此事和马志尼等等三十年来的动作比较一下！〔我们〕并且还缺乏金钱的来源。又加以在巴黎有新普鲁东主义者的诡计，在意大利有马志尼的诡计，在伦敦有妒忌的阿德格·格列墨和扑特（Potter）的阴谋，在德国有舒尔采—德里奇派和拉萨尔派〔我们获得这种成功，〕很可以满足了！”（见同书同卷四〇六页。）
末了，我们将国际党和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八六四年起至一八六七年止对于波兰问题的态度，在此一起叙述出来。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大厅的国际会议首先讨论波兰问题，然后及于国际党的组织，故波兰事件与国际党的运动自开始时印有密切的关系。波兰自被俄，普，奥瓜分后，波兰人即变成一个被压迫民族，而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也是一个被压迫阶级，后者对于前者不独因境遇相同，应发生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并且波兰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有连带关系，所以后者对于前者尤应具一种同忧相救的志愿。马克思要将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的运动打成一片，原因即在于此。
他在《国际党开幕词》中对于一八六三年俄国压服波兰变乱，和欧洲各上中等阶级袖手旁观，曾提出抗议，一面斥俄国为欧洲野蛮势力的主脑，一面斥欧洲各上层阶级对于俄国屠杀波兰人或表示一种虚伪的同情，或呈露一种悬蠢的冷淡态度，甚或出以无耻的赞美。总会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开会时，对于波兰问题有下列的议决：“一、波兰的独立战争是为欧洲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起，这种战争的失败使文化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受一种严重的打击。二、波兰可以要求欧洲各主要民族给予恢复他的民族主权所必需的每种资料。”（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六卷一九二页，耶赞诺夫：《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波兰问题》——K．Marx und F．Engels ueder die Polenfrage）至一八六五年一月十八日，总会对于波兰同盟会代表提议合开一个波兰会议，表示赞成，并议决当尽量援助纪念一八六三年革命之举。此事的进行在当时本有不少的阻力。马克思于是年二月十五日报告恩格斯说：“此外已有其他议员如泰罗等等（这些人是和马志尼结合一气的）告诉我们，说现在举行一个波兰会议，时机尚未成熟。我由总会回答道，工人阶级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对于中等阶级所谓时机毫不以为意。他们总是借口于所谓时机，在一种新骚乱的初期激励波兰人，在这种骚乱进行之中，借着他们的外交去陷害波兰人，当俄国压服了波兰的时候，即舍弃波兰人。在实际上这个议会的目的尤在获得金钱的帮助。现在英国的中等阶级以为时机未熟，甚至于不愿意提起波兰的名字，一般可怜的〔波兰〕侨民……应当挨饿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二三六页。）
英国中等阶级的人虽不愿有一个“机尚未成熟”的波兰会议出现，然这个会议毕竟因国际党的费助，于三月一日在圣马丁大厅举行了。可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记载此事，对于国际党所提出而为会中一致采纳的议案，却故意略去不登，他们的用意不外忌妒国际党的胜利。今特将马克思于四月十三日给杨恩的报告引的如下，以明当日的真相。“佛格思（P．Fox）君（英国人）用国际党的名义提议‘一个完全和独立的波兰是民主主义的欧洲所不可少的条件，这种条件一日不得实现，即欧洲大陆革命的胜利不过是反革命长期统治中一种短促的开场乐罢了。’佛格思君对于欧洲自波兰丧失自由和俄罗斯实行力征政策后所受的损害，首先作一种短略的历史的概括，然后进而指明自由党对于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和民主主义的党并不一致，他是用民主主义的党的名义演说的。守旧的欧洲的格言是：一个受宰制的欧洲而以受宰制的波兰为基础——反之，国际党的格言是：一个自由的欧洲而以自由独立的波兰为支柱。亚卡利阿斯君（德国工人和国际党的副会长，）赞助这种提案，并且详细指出普普士对于屡次参加瓜分波兰的行为。他的结论是：‘普鲁士君主制的灭亡为德意志勃兴和波兰再造所不可少的条件。’国际党的法国党员洛伯（Lupiz）君也同样予以赞助，于是这种提案在不断的赞赏声中为会中一致通过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六卷二一一页。）
至是年九月国际党的伦敦会议，马克思在总会所提出的计划书中列入一个问题，就是“莫斯科对于欧洲的侵略与完全独立的波兰的再造。”当时法，比，英三国的代表对于这个问题大概持反对态度，而比国代表白布（César de Paepe）反对尤力，他以为波兰的复兴不过是有利于波兰的上下级贵族和教士三个阀阅罢了。这个问题既遇着许多反对，遂由会中决定留待下届的常年大会表决。
然法国的代表于伦敦会议后，更联络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普鲁东主义者专门对付马克思等，并在报章上发表匿名文字攻击国际党。因为他们的宗师普鲁东对于波兰复兴一事在一八六一年和一八六三年曾两次著论反对，最后一次的反对文字正出现于波兰乱事平定，摩拉卫夫（Murawieff）和伯格（Berg）在波兰大肆屠杀之际，这不啻为虎作伥，下井投石，所以马克思于一八六五年二月论及普氏，说他最后反对波兰的文字是为俄皇那种愚鲁的残忍行为助威张目。普氏对于波兰问题既持这种态度，他的信徒自然也要秉承师训，并力图发挥。因此马氏于一八六六年一月六日写信请恩格斯作一批论文反驳他们的议论。
恩格斯应马氏之请，于是年三月下旬连作两篇论文登在国际党的机关报《共和》（The Commonwealth）上面，至五月初又作一篇论文在同一报上发表。“恩格斯在第一篇论文中说明工人阶级在一种独立的工人运动开始时所持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几个字表现出来：即波兰的复兴。他于是转而反对普鲁东及其信徒，并详细指明在瓜分波兰时，普鲁士和奥地利虽系同谋，然俄罗斯却是主犯。恩氏的结论所形成的条件是要求大家把俄罗斯民族和沙皇主义（Zarismus）分别出来。如果俄罗斯工人阶级作成一种政治的纲领，内中含有波兰的解放，那么，〔对于波兰事件〕只有俄皇政府当任其咎。他在第二篇论文中对于要求波兰复兴即是回转去承认拿破仑的‘民族原则’这种主张，力加驳斥。他从历史上指明这种原则是俄罗斯的发明品，并且指出民族原则与旧民主主义及工人的观点两者间的差异，认欧洲一切大民族具有一种分离独立的生存权。他在第三篇文中论民族的原则应用于波兰。波兰的覆亡是由于贵族——这是普鲁东主义者所乐道的——关于这一点他不争执，但注重于俄罗斯暴戾恣睢地利用这种弱点。”（见同书同卷一九五至一九六页：耶赞诺夫，《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波兰问题》。）
至是年九月国际党在日内瓦开代表大会，马克思替总会所草的报告书中对于波兰复兴的必要与工人阶级注重这个问题的原因，复详细加以说明。“甲、欧洲工人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第一因中等阶级的著作家和煽动家虽庇护欧洲大陆一切民族，甚至于庇护爱尔兰，却暗中妨害这个问题。这种矛盾是从那里来的呢？因为贵族和资产阶级视背后黑暗的亚细亚势力为对于工人阶级进攻的最后逋逃薮。只有在一种民主主义的基础上恢复波兰，才能使这种势力不能有所作为。乙、在中欧现今改变的状况中，尤其是在德意志现今改变的状况中，需要一个民主主义的波兰，比平常更为迫切。没有他，德意志将成为神圣同盟的前哨，有了他，德意志将成为共和的法兰西的同盟者。欧洲这个大问题不解决，工人阶级的运动是会继续被破坏，受妨碍的。丙、对于这种事件首先出马去做，尤为德国工人阶级的义务，因为德意志是瓜分波兰的同谋者。”（（见同书同卷一九六页。）
马克思虽非常重视波兰问题，然日内瓦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却不以为意，甚至加以反对，因此他的建议没有获得具体的议决案。可是马氏并不因此自馁。至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总会仍和波兰工人联合开一个庆祝一八六三年的革命大会。当时会中通过总会各委员提出的几种议案，内有一种是马氏所草的。他仍以波兰问题与欧洲工人阶级的命运相提并论，所以有“波兰不能独立，欧洲便无自由可言”的话。然自这一年以后，国际党内部的争斗日趋剧烈，波兰问题遂被搁置了。
我们现在要将本章告一结束，因为本章的范围是从国际党的创设时起至洛桑会议为止。这个时期虽只有三年，然国际党的发达却很迅速。他的主力军是在英，法，瑞士和比利时等国。至于意大利的马志尼派因沃尔夫所提出的规章未蒙采纳，不独不肯加入。（沃氏于国际党创设时，本居委员之列，一八六五年的伦敦会议也曾出席，不过这是最后的一次）并且还取一种仇视的态度。德国的舒尔采—德里奇派和拉萨尔派至此时止，也没有加入。此外如西班牙等国，劳动运动极不发达，没有有力的工人组织可言。因此意，德，西等国加入国际党的工人团体都只是一些零星小股。然国际党自一八六六年起即有显著的成绩。“一切纪载表现在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七年之间有一种突然进步的转机。马洛（Malon）说〔国际党〕党员从七万一跃而超过三十万，他的计算用什么作根据，虽不易知道，但一八六六年确为国际党发展上一个决胜的年度。豪厄尔认此为一个失败的年度，真是恰合于马克思所称的‘英国木脑壳’了。”（见波士德格特《工人的国际党》二二至二三页。）
马克思的中年时代系以一八六七年秋季为止，即他的《资本论》第一卷完成时为止，故我们在本章叙述国际党的历史，也以是年秋季为止。还有一层，国际党的发展至一八六七年止是平安宁静的，他的历次会议大概只注重实际问题，而不甚涉及于远大的主义问题，故与会的代表虽各有派别，争持却不甚剧烈。自一八六八年巴枯宁派加入后，党中每年大会的局面顿改旧观，关于主义的争辩极为激烈，而国际党的发展也较一八六七年更为迟速；因此我们把他的历史分作两起叙出，要算是合于他的自然趋势，没有勉强割裂的痕迹。
统观国际党第一期的历史，便知道马克思提携指导之功实在不小。党中两次大会他虽没参与，然党的一切宣言，总会的一切议案，多出自他的手笔，总会的一切会议都有他的踪迹，因此他所费的时间也很多。不过我们曾称他的中年时代为研究时期，他在此时期中虽因国际党耗去一部分时间，但尚不及研究时间十分之一，现在要问他研究的成绩是什么?以下一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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