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五章 家庭状况
我们在上面一章看见拉萨尔的生活是怎样的优美阔绰，可是返观马克思的家庭生活便大不相同了。他在中年时代受金钱的压迫，达于极点，我们如从他的家庭状况着眼，简直可称他这个时代为“穷困时代”。当一八四九年下半年他初到伦敦时，在切尔西（Chelsea）租定一所住宅，每星期租金一镑又十二个半先令，这种价格在当时要算是很昂贵的。他既无恒产以供家用，在亡命中又找不到工作，因此只好靠曾经剩下来的财产，或出售从前的遗物，维持生活。他有一次持岳家遗赠的古银器往当铺抵押，店主看见他那寒酸的样子，挟着如此珍品，疑为赃物，几致鸣警逮捕；几经解释，才得无事。可是他靠这种财产支持家计，好比一种“无源之水”，自然是会立时干涸的。因此至一八五〇年的上半年，他的房租已积欠至五镑左右；女房东因催索不得，遂借司法警察的威权，一面要没收他的家具，补偿房租，一面要下逐客令，不准马家继续居住。燕妮于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日写信给维德梅耶索款，谈及她的家境和此事的经过道：
“我们的状况强迫我提起笔来写这封信——请你将《政治经济评论》的入款即刻寄下。我们需用这笔钱至为迫切。几年以来，我们所牺牲和忍受的，的确没有人能够说，我们曾嚣嚣然声张出来了；我们私人的事件很少惊动公众。几乎从没有惊动公众。我的卡尔对于此等事十分明达，在他作民主主义的乞丐——和一般大人物一样——之前，情愿牺牲一切。但他从朋友们——特别是科隆的朋友们——所能够希望的事，是对于他办的杂志作一种有力的参加。在知道他对于《新莱茵报》的牺牲的地方，尤希望能够有这种参加。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而〔杂志的〕事业反因疏忽和无条理的营业，竟完全败坏了，不知道最大的毛病是在书贾的贻误，或经理人及科隆友朋们的因循，还是在民主派人的行为。
我的卡尔在此几乎被生活中最琐屑的连累拖倒了，他真是陷于一种险恶的状态中，对于此等日常争斗，要能支持不敞，即有赖于他的全部精力和个人完全舒适的，清明的，及镇静的自觉。……当不幸的反革命时期开始时，卡尔前往巴黎，我也带着三个小孩随即赶去。在巴黎的寄居几乎还没有定妥，复被放逐，我自己和小孩也不能获得长久居留的认可。复跟着他渡海。一个月之后，我生产第四个孩子。你必须懂得伦敦的情形，才知道已有三个小孩，又生第四个，是什么景况。单是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必须付出四十二塔勒。所有这些费用，是由自己取得的财产中支付的。但自《政治经济评论》出版以后，我们小小的资财一起用尽。虽有契约，金钱总难于到手，即到手，也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就陷入最恐怖的境遇中了。
我只要将这种生活中一天的实在情形描写给你看，你便知道，或者没有几个亡命客曾经过同样的景况。此处的奶娘难请，我就决意用自己的乳喂养孩子，我的胸背虽时常疼痛极为厉害，也只好不管。但可怜的小安格尔（Enhel）饮了我这许多静悄悄的忧愁烦恼，也时常生病，日夜在极大的痛苦中躺着。他自从出世以后，没有安睡过一夜，至多不过睡两三点钟。近来更加上极厉害的抽筋症，此孩便时常飘遥于夭折与困苦的生存之间。在这种痛苦之中，他吃乳十分厉害，我的乳头因此受伤而至于破裂；乳头所出的血常流入他的小口中。当一天我正坐着的时候，女二房东忽然来了，我们在冬季已经付她二百五十塔勒，并且和她订过约，以后的租钱不付给她，而付给大房东，这大房东从前对于她是查抄边的。她此时否认这种契约，向我们要求五镑的欠数，我们不能立刻筹得此数，两个查抄吏走进门来，将我的一切小财产和铁器，床，衣服等等都查封了，甚至波及我那可怜的小孩子的摇床，以及女孩子们好一点的玩具，我的女孩子们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望着。查抄吏恐吓我，说在两点钟之内，要将这些东西拿去——我当时拥着疼痛的乳头和发抖的孩子们躺在平地上。我们的朋友施兰姆急往城中去求援。他坐了一辆马车，马忽向路旁乱冲，他于是跳出马车，受伤流血，被人送回我家，我当时和我的发抖的孩子们哀号着。
我们必须于当日移出此屋，天既冷，又下雨，又黑暗，卡尔出外替我们找房子，当他说有四个小孩时，便没有人愿意将房子出租。后来幸得到一个朋友的帮助，才将房租付清，我立将所有的床出卖，付清药铺，面包店，肉店，牛乳店等的欠数，他们都因查抄的侮辱行动，对于我们怀有戒心，忽然将账单送交我们。既经卖出的床搬到门前，装在一辆大车上——又发生什么事故呢？当时已经是太阳西下，搬物为英国法律所禁止，房东带着警察前来，声言我们要逃往外国去，木器中或夹有□的器具。不到五分钟，门前站有两三百人，切尔西的全体流氓都来了。于是床搬进来，要到异日太阳出后，才可以交给买主。我们既卖出所有的器具，偿清一切债务，我和我的小宝贝即移居莱斯特区（Leicestor Square）莱斯特街一号德国旅馆两周小房内，每星期出五镑半的代价，才在此处找得收容所。
亲爱的朋友，我只将我们在此处生活的一天描写给你看，便就得这样远，这是要请你原谅的，我知道此事未免唐突，但今晚我的心一直落在我战战兢兢的手中，必须在一个最好的和最亲爱的老朋友面前，尽情一说。你不要相信此等小小的忧患就把我压倒了，我深知我们的争斗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我还是在有幸运者之列，因为支持我生命的亲爱的卡尔还站在我的旁边。独有一桩事真使我肝肠寸裂并心灰意懒，就是我的卡尔对于这许多小事要操心劳力，很少得到帮助，他对于许多人曾欢天喜地予以帮助，在此处却无人援手。但是亲爱的维先生，你不要相信，我们对于任何人有所要求。我的卡尔对于一般思念他，重视他，和有关系的人所能够要求的唯一事件，是对于他的‘杂志’发展一种更好的做事精神并更努力的参加。这是我可以这机勇敢主张的。这一点小事大家应替他尽责。我想没有人因此受过欺骗。如此情形，我总有些痛心。然我的卡尔却又作别样想法。当他看见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小孩子围着亲爱的母亲承欢膝下的时候，即在最恐怖的时期中，他从没有对于将来失去希望，也从没有使那最愉快的神情消灭下去，他总是完全自得的。亲爱的维先生，我将我们的状况这样详细告诉你，他并不知道；凡这些行间字里的事，你也不用提及。他只知道我用他的名义向你请求将那些款项即刻寄来。”（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至二一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一读上面的信，燕妮的全人格便活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她生长名门，本不识穷困为何物，自和马克思婚后，物质生活上的辛酸苦辣，已备尝无遗，她不独不以为意，而且甘之如饴，这种刻苦奋斗的精神，简直可以和马克思等量齐观。“疾风知劲草，”他们处境的穷困适足以表见他们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精神，为后世继起奋斗的男女树一个好模范！
马克思的家眷住在德国旅馆，没有多久，至一八五○年六月，复移居索荷区（Soho Sauare）第因街（Dean-Street）二十八号二楼的两个小房内。一间系他们六个人的睡房，一间系厨房，会客室和工作室。此处本是一个贫民窟，为各国亡命客麇集之所，然据燕妮后写给维德梅耶的信看来，他们的房租并不低康，并且系每星期一付。他们寄居此处约有六年之久。德国一个警探于一八五二年至马克思住所侦察，其报告中有一段描写马氏这两间房内的状况，虽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然究非完全捏造可比，今特征引如下：“马克思住在伦敦一处最坏的地方，因此也是伦敦一处最便宜的地方。他住两间房子：位置朝街的一间是客厅，内面一间是睡房；在全屋中找不出一件干净的好家具；所有物件都是破烂不堪的；到处都有手指厚的灰尘，到处都乱七八糟；在客厅的中间摆着一张老祖宗的大桌，铺上一块汕布，举凡他的稿件，书籍，报章和小孩子的玩具，妻子的缝纫工具，零屋物件，以及破边的茶杯，不洁的调羹，刀叉，烛台，墨水瓶，酒杯，荷兰的泥制烟筒，烟盒，——一切应用的东西都堆在桌子的上下，总之，所有这些物件是围着这一张仅有的桌子，在这种令人注目的全部物品之前，一个荒货铺子必定要相形见绌。当一个人走进马克思家中的时候，他的眼睛将为煤炭和香烟气所遮蔽，初时就像在一个暗洞中摸索一样，要等到他的视觉渐次和这种烟气相习，才像在雾中一样，看见一些东西。所有东西都是肮脏的，所有东西都满蒙着灰尘；要想就坐真是一桩危险的事，因为有一张椅子仅剩三只脚，小孩子们即在此处玩耍，他们的厨房器具搁在另一椅子上，这张椅子却还算完全；凡过访的客人总请在这张好椅子上坐，然小孩子们的厨房器具却不拿开；他们如果真坐下去，裤子就会遇着危险。但是所有这些事丝毫不使马克思夫妇感觉困难；过访的客人都受最大友谊的待遇，烟呀以及当时所有的其他东西呀，都欢天喜地供给到他的面前，于是一种欢欣鼓舞的谈话把那房中的穷苦情形消灭了一半，而不快之感也忍受得住；到了后来，便觉得与这个伴侣为伍，十分惬意，觉得这种伴侣是有趣味的，并且是出乎本色的。这就是共产党领袖马克思家庭生活真实的情形。”（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报刊》第十卷，五八页，迈耶《马克恩传的新材料》。）
我们看了上面一段话，知道马克思几乎家徒四壁，其穷苦真是达到最大的限度。然这不独在他没有职业的时候是如此，即自一八五一年八月起，他从《纽约每日论坛报》获得一种经常的收入，又时常从恩格斯处得到零屋小款，仍旧屡屡陷入赤贫的境遇中。他于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报告恩格斯，说他写信到德国朋友处告贷，没有回音，自己因上衣当押，不能出外，因赊欠不行，不复食肉了。至八月二十日他又告诉恩氏说，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十月二十六日他因要著《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一书，将上衣当押以易稿纸。然在九月间他的家中更是贫病交加，濒于绝境，他在是月八日致恩氏的信中说：“我的妻子害病，小燕妮也害病，兰欣（Lencheu）又患一种神经热病。讲到医生，我简直不能够请，因为没有钱买药。自八日至十日以来，我用面包和马铃薯供养一家，今日能否获得这些食料，还是一个疑问。在现今的气候中，此等食料自然很不相宜。我没有替德那作论文，因为没有钱看报。……一桩最好和最心愿的事是，我的女房东将我逐出户外。我至少还要付清二十二镑的房租。这样多的恩惠，她是不会任听拖欠的。此外还有面包商人，牛乳商人，茶商，菜贩，老屠夫等处也欠了账。我当怎样偿清这一切糟糕的账呢？在最近八天十天之中，虽得到少许先令和便士，但最不幸的事是，因为要免于死，必须从工人处借钱。”（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三四四至三四五页。）
马克思的家庭至一八五五年才有一种转机，因为是年下半年他从苏格兰一个亲戚处获得一笔小额的遗产。到了一八五六年夏季，燕妮带着三个女儿返德国省视正在患病的老母，旋因母死获得几百塔勒。马氏因有这两项收入，才能于是年秋季从索荷区的贫民窟迁至格拉夫顿巷（Graftonterrace）九号。他的几个女儿渐次长大，索荷区的两间小房实在不敷应用，搬家一举是万不容缓的。可是他们的新居每年租金三十六镑，一切器具均须自备，因此所费不资了。
马克思的生活改善也只是昙花一现，他的家庭旋又陷入困苦之境。他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寄居此宅完全陷于困难中，所有一点现钱都耗费于此，在此处不能像在第因街一样可以极力节省；前途总是没有希望，家中的用费且逐渐增加。我绝对不知道应当怎样办，在实际上现已陷于一种绝望的地位，正和五年前一样。我以为已经把坏运的精华吃下去了。但却不然。最不幸的是，这种危机并非暂时的。我不知道应当怎样自拔出来。”（见同书第二卷一三九页。）
恩格斯接着这封信，称之为“如雷灌耳”，他遂急予救济。可是马克思的危机正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并非暂时的。”至一八五八年一月，他又一贫如洗，因向恩氏诉苦道：“老实说，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与其虚生世上，不如深埋在六百尺的地下。时常有种种担负压在身上，时常要为最琐屑的事务所烦扰，终久是不能堪的。”（见同书同卷二三八至二三九页。）至七月十五日他复写信给恩氏说：“我首先要求你对于此信的内容不要害怕，因为此信决不是对于你的已经不堪榨取的钱囊作一种请求。但是在另一方面，必须共同想一想，是否能找一条出路脱离现在的状况，因为这是绝对不能耐久的。这种状况的直接结果是，我已完全不能作工，半因我要四处奔走，空费力量去筹措金钱，致失去最宝贵的时间，半因我的抽象力（Abstraktionskraft）不复能够保持常态，或由于家室的呻吟，致使我的身体衰弱的缘故。我的妻子因这种状况的压迫，以致神经错乱。……即使我愿意从极力节省费用一途走——例如将小孩子们从学校中叫回来，移居于一个纯粹的贫民住宅，将使女辞退，用马铃薯养命——然我的木器的拍卖不足以偿清周围住着的债主，不足以使我安然无阻地移到何种避难所去。我家至今外面还装着体面的样子，就是阻止一起倒台的唯一方法。就我个人讲，要问那鬼怪，我究竟几时可以再获得一点钟的安宁，能住在怀特察拍尔，（Whitechapel）从事我的工作。至于我的妻子，就现在的情形看，这种改变可以弄出危险的结果，即对于我正在发育的女孩子们也不甚相宜。现已尽情一吐我的胸怀，确实告诉你，这种状况耗去我的精力很不少。但我至少毕竟要对一个人说出来。我知道，你个人对于此事是无能为力。我所要求的是，只要你将你的意见告诉我，究竟怎样办？自八星期以来，我陷在泥坑中，甚不愿我的最坏的仇敌从这泥坑中踏过去，我怀着极大的忿怒，因为我的智能将因这种最大的破败情形而败坏，我的工作能力将因此而消灭。”（见同书同卷二八〇及二八三页。）
恩格斯投身商界，为的是维持马克思的生活，使他得专心替党和无产阶级造成一种有系统的学说。现在马氏将困难情形吿诉他，并问计于他，他自然还是要竭力维持马家生活，使其达到目的。所以他于接信的异日，即允送四个月到期和六个月到期的二十镑期票各一张，令马氏向银行贴现，以济燃眉。可是这种帮助仍只能补救于一时。至是年十二月十日马氏复告诉恩格斯说，“我家的悽惨荒凉更甚于往日。我的妻子不能替小孩子们预备耶稣圣诞节的礼物，反为各方面的索账单所苦，她要誊写书稿，同时还要往来于城中各当铺之门，这种情形真是非常残酷。”（见同书同卷二九八页。）恩格斯得着这种消息，自然仍旧是寄钱帮助他。不过不旋踵穷鬼又上了他的门，他于一八五九年一月著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可是没有钱作邮费和保险费寄稿件往柏林。他的困苦状况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中国俗话说“贫病交加”，“贫病”这两种东西好像具有“宿缘”，总是相随而至的。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之间马家的情形尤足以证明这一点。燕妮因马克思为佛格特事件受谤，引为大耻，饱受无穷的闲气。至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又因誊写《佛格特先生》一书的稿件，操劳过度，遂引起一场大病，未几马克思自己也病了。燕妮于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写信给维德梅耶夫人，描写他们的病状，颇为详尽，今特择要介绍于下：
“我所謄的稿件还没有告竣，——正在印刷中——忽然觉得很不舒服。最可怕的热病擒住我了，因此必须请医生来诊治。医生于十一月二十日来家，他细心诊察许久，沉默一会说，‘我的亲爱的马夫人，我不幸要说，你已经得着痘症——小孩子们必须即刻离家。’这句话一经宣布，你可以想象引起全家何等的恐慌与悲痛。怎样办呢？李卜克内西毅然答应愿把小孩子们接往他的家中，至星期三日她们已带着自己的小器具出发了。
我当时的病一天沉重一天，痘的出现达到很可怕的程度。我受苦非常之甚。而上有如火烧一般的疼痛，睡眠完全不良，卡尔以最体贴的心肠看护我，而死的恐怖却笼罩着他，到了最后，我内部的感觉——心灵——虽时常存在，然外部的一切感觉都已丧失。每日躺在窗子打开的地方，使十一月的寒风得向我吹着。此外，炉中烧着一种半明不灭的火，我发热的嘴唇上含着冰，并且时时饮一点红葡萄酒。我几乎不复能吃东西，听觉常是迟钝，后来眼睛也紧闭了——但我却不知道这双眼睛是否要在永久的夜中紧闭着！
然我的体质毕竟战胜，又加以获得最体贴和最踏实的扶助，现又完全恢复健康，不过面貌改变一点，生着疤子，并且变成暗红色——达到马进塔（Magonta）颜色的程度。直至耶稣圣诞节晚上，可怜的女孩子们才能够再回到她们悲伤相望的家中。初次再相见的悲感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女孩子们看见我的容貌，深为感动，泪涔涔而下，真难收住。五星期以前，我傍着美丽的女孩子们，犹自以为是很体面。因为当时我还没有一根白发，牙齿和眼睛也不和现在一样，所以大家必须把我排在善于保养者之列——然现在这些事已成陈迹了！我觉得很像一头犀牛，当置于动物园中，不宜属于高加索人种之列。可是你不要过于害怕！现在不复这样坏，疮疤也开始痊愈了。
我差不多还没有离床，我的亲爱的卡尔又生了病。各种过度的恐怖，悬念和悲哀把他压倒在病榻之上。他多年的肝病才初次转剧。幸而他只病四星期即告痊愈。我们当时复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限制，只取得前此薪水的半数；至于〔《佛格特先生》〕那部书不独没有得到何种报酬，反要付出一笔款子。此外，这样最可怕的病耗费极多。总之，你可以想像我们在这个冬季的情形是怎样一回事。”（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五至一八六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马克思于病愈后，因自己劳苦过度，急然更换环境，休养脑力，又兼以家计萧条，不能不乞援于外，适值拉萨尔致书相招，遂决计往欧洲大陆一游。他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底出发，取道荷兰，亲访他的舅父，并借得英金一百六十镑，作为还债之用。旋从荷兰往柏林，再转赴特里尔，看他的母亲。他们虽久已异地而居，然母子之爱始终如一，彼此时通音问，老母有时并予以金钱上的援助。马克思这一次省亲共住两天，他的母亲虽没有给以现金，然从前的借款票据大概都被消毁了。
至五月初，马克思方返伦敦，此次出游所获的款项，既只能充作偿清债之用，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信职务又于是时被取消，所以他的境遇愈加危险；为维持生活计，不得已找些报酬最薄的文字工作来做。然至一八六二年六月，他的局面实在支持不下去，他于是月十八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再向你谈及我的窘状是最讨厌的，但是〔不谈又〕怎样办呢？我的妻子天天向我说，她愿意和小孩子们同埋一穴，共入黄泉，我真正不能够怪她，因为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所受的屈辱，痛苦和恐怖，在实际上真非笔墨所能罄书。……七星期中没有一个钱，在伦敦这种真正危险的情形，我丝毫不愿意说及，因为这是我们许多年来屡见不鲜的。但是你从自己的经验上就会知道〔家中〕常有些临时的费用必须用现金支付。现在把四月底从当铺中取来的东西再去抵押，才得付出此项费用。然几星期以来，这种来源都断绝了，我的妻子在一星期前要将我的书籍出卖，也只是徒劳无功。小孩子们更使我发愁，因为这些事偏在一个赛会的时节出现，她们的友伴正在娱乐之际，而她们却时常怕有人来访，致识破过秘破败的情形。（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六九至七〇页。）
上面一段话表见燕妮穷得愿死，马克思也极失望。在常人处此，必为环境所征服，心灰意懒，不复能自振作。可是马氏却不然。这压倒世间多少有志之士的穷鬼，一遇着他，就登时变成推他向前进的车夫了！所以他接着上面一段话又说：“我现在作工加紧了，我的脑袋在一切困苦之中，比许多年来更觉健全。”（见同书同卷七〇页。）随后更大谈学理。我们如果拿这封信的上节和下节比较一看，真不能不叹服他为千古特出的奇才。
恩格斯接着马氏的信，急以英金十镑相赠，借解他倒悬之苦。可是他的时运不济，正当无米为炊之日，偏又遇着那位豪华阔绰，自奏甚奢的拉萨尔远道来访。他的妻子因款待宾客，将所有值钱的物件都付诸当铺。拉氏于八月初间离开他的家中，他即于九月间向英国铁路局谋取一个书记的位置。然局中人因他的字迹不佳，不肯录用，于是他做“事务员”的计划也不能成功。
马克思替英国铁路局做书记且不够资格，更谈不到另谋他事，计无所出，遂拟向债主宣告破产，将家庭拆散，各自为谋。他于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报告恩格斯说：“我将致书全体债主，（房东除外，）他们如吵扰我不能安生，只好向破产法庭呈递一张不能支付的诉状，宣告破产。此举自然不能对待房东，因为他有没收家具的权利。两个大女孩子将从堪林干家（Die Familil Cuningham）取得女教师的位置。兰欣当另改他业，我和我的妻子及小托秀（Tussychen）将搬到城中工人寄宿舍里面去住。”（见同书同卷一〇九页。）
过了两日，恩格斯回信给马氏，不赞成他的计划，同时并寄一张英金百镑的期票给他，使他得清理债务，维持家计。恩氏自一八六○年上半年丧父后，取得父亲的遗产继承权，他在前此服务的公司中遂由事务员而变成股东；此时帮助马氏自较前为易。不过自一八六一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公司营业不振，获利甚微；至一八六三年年初，他的爱人去世，所费不资，因此对于马氏不能尽量援助。今见马氏将演室家离散的惨剧，故不得不予以巨额的接济。自此以后，马氏的家运略有转机。因得是年二月，他的母亲病故，他回德料理丧事后，获得一点遗产；至一八六四年五月，复因沃尔弗病故，获得遗产一万六千余马克，得偿还一切偾务，——即《新莱茵报》的债务也一并在内。
马克思自获得巨额的遗产后，家庭状况稍经改善，他既少内顾之忧，遂努力著作事业。他在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日对恩格斯说：“现在作工和一匹马一样，因为我必须爱惜我的有工作能力的时间。”（见同书同卷二五九页。）可是不旋踵他又陷入困境。他于七月底写信给恩氏说：“自两月以来，我完全靠当铺维持生活，每天并有大批行将不能忍耐的严厉要求来逼迫我。你如果把下刻两点想一想，对于此等事便不能够说是奇怪：（一）在此全时期内我不能够赚一个钱，（二）单是还债和安家，付出五百镑。”（见同书同卷二六六页。）恩氏接着这封信，即汇来英金五十镑，因此他又得苟延残喘于一时。
然这种小小的救济无异于给马氏以暂时的安宁和休息，以备担当来日的大难。历时未几，贫病又复携手而至。他的贫是由于无经常的收入可资把注，他的病不用说，是由于用功过度。恩格斯于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警告他说：“你做事的确应当合乎情理一点，使这种疮病不致复发，你的书即使因此延迟三个月，〔也没有什么紧要。〕这种病当真是会沉重的，当你的脑筋——你自己也这样说——对于理论的事件不能精思入神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对于高等理论，丢开不讲。在好些时期以内不要作夜工，生活方法也当较有条理。”（见同书同卷二九二页。）马克思于三日后回信说：“昨天又没有作工，因为一种恶的疮狗有我的腰部左边发难了。我倘若有充足的金钱——这就是说多于零——养家，我倘若把书著成了，今天被投在臭尸场中也好，明天被投在臭尸场中也好，于我完全是一样，哼哼，死呀。但在现今所说的情形之下，还死不了啦。”（见同书同卷九三页。）
马克思为赶紧完成《资本论》起见，便不顾性命，日夜作工，因此痈疮遂大大地发作起来。他于是月二十日告诉恩格斯说：“这一次是生在皮肤上面。我的家人不知道这种病症是何等沉重。当这废物在同样形态中再发三四次，我便成为一个死人了。我的消瘦适足惊人，我的疲弱也十分厉害，这次却不在头部，而在腰部和腿部。医生们说夜间作工过度是此病复发的主要原因，这完全是对的。但我不便将驱策我至于这样浪费精神的原因报告这些先生们，即使报告，也完全没有用处。此时我的身上还有各种小疮，非常疼痛，不过不复十分危险罢了。”（见同书同卷二九五页。）马氏因这种疮病，迁往英国海滨地方调养一个多月，才渐次告痊。可是牙痛和风湿病复来相侵。他此后便和病魔一天一天发生密切关系了。
马克思迁地养疴，所费自较在家为多，因此他的家庭愈陷于困境。他于是年十月十三日写信给柯格尔曼说：“因疾病缠绵和缘此而起的许多费用的结果，我的经济情形愈加变坏了，一种财政危机在最近的将来就会降临，他除掉对于我和我的家庭发生直接影响外，使我在政治方面也蒙损害，因为住在伦敦必须维持一种体面。我要和你商量的事是：你可知道任何人或几个人（因为这桩事不必使大家知道，）能以五，六厘的利息，借给我一千塔勒，至少以两年为期么？我借许多零星小债，现在付出百分之二十以至五十的利息，虽是这样，对于债主竟不复能对付，因此我家一齐倒台的事已经临头了。”（见《马克思致柯格尔曼书》二二至二三页。）
马克思为维持家计，借款竞出百分之五十的重利，由此可以推想他受经济压迫是何等厉害。他请柯格尔曼代借款项，没有成功，虽时常从恩格斯收到几镑或几十镑的接济，然总是入不敷出。他于十一月八日复向恩氏诉苦道：“几个月以来，我一无所有。所谓遗产一项至少是在二十个人中分派的，我在夏初得到八十塔勒。向德国及荷兰借钱，都没有成功。至于当铺（我的妻子将所有的东西当尽了，她自己〔因没有衣服〕几乎不能出门，）只能令人想到他所要求的利息。因此我又和在最困难的亡命时代一样，向伦敦各处找小借款——此事只限于自己也感困难的少数人中——借以支付那些最迫切的费用。在另一方面，一般供给家用品的人都有行将决裂之势，一部分人已经停止赊欠，并以起诉法庭相恫吓。此等状况必须诚惶诚恐地隐瞒起来，尤为糟糕。我不独因这些事打断了工作，还因要将日间失去的时间，在夜里补足，于是一种辉煌灿烂的痈疮又发作了。我知你已经尽你的力所能及，甚至于力所不能及，帮助了我。但是现在必须筹出何种策略。一种借款或任何种拨款可以办得到么？”（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五二页。）
恩格斯接到此信，即时又予以拨助，马氏于十日回信说：“我对于你所给予的迅速的援助和葡萄酒，感谢之至。我深知你的情形，因此使我对你的诛求成为两重痛苦。此事自然应当终止，不过要等我亲自到欧洲大陆去活动，才能够办到。”（见同书同卷三五二页。）
马克思于一八六七年三月才将《资本论》第一卷的稿子整理完竣，当时即报告恩格斯，将亲自把第二批稿件带至汉堡付印。（第一批稿件已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寄往该处。）恩氏接信甚喜，于四月四日汇款三十五镑给他作路费和家用等等。他旋即向德国出发，先到汉堡，后因柯格尔曼的招请，转赴汉诺威，住在柯氏家中。马克思受柯氏夫妇的款待，极为周到，后来称在此盘桓的日子为他的生活的荒野中一个最美满最欢乐的时期。他于四月二十日在柯氏家中写信给恩格斯，说柯氏为著名的医生，是他们主义的信徒和他们人格的崇拜者。柯氏收集马恩两氏的著作比他们自己收集的合计起来，还要齐备些；例如《神圣家族》一书当时由柯氏赠给马克思，又由马氏转赠一部给恩格斯，这要算是一种趣谈了。
马克思在汉诺威兼料理书稿印刷的事宜。他校阅排印稿件，发见其中有重大的错误，又因稿件太多，非短时期所能校完，遂决定仍返伦敦。他在起程之前，于五月七日向恩氏道谢：“没有你，我永不能完成此书，确实告诉你，你的大好的精力大都为我的缘故在商业中消灭了，败坏了，并且还要和我共度那琐屑痛苦的生活，我的良心深感不安。”（见同书同卷三七六页。）马氏旋即回伦敦，复至曼彻斯特访恩氏，面谈一切。至八月十六夜间两点钟，马氏才将《资本论》第一卷的排印稿校完。他当时复向恩氏致谢道：“这一卷完成了。此书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你的援助，〕我只感谢你一人！没有你为我牺牲，我决不能够从事这种大工作，做成三卷书。我张臂欢迎你，十分感谢你！”（见同书同卷三九二页。）
马克思的中年时代是以他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为止的。我们对于他这个时代家庭的经济情形及他们夫妇所经的忧患和疾病等等已经大体描写出来了，现在当进而叙述他们一家人的个性和特质等等。
“马夫人是马克思一个最真实的共同奋斗者；……她虽出身贵族，跟着丈夫长年成受大困难，穷苦万状，然从没有反悔，不该将她的命运寄托在马克思的命运上面。她具有一种和悦的活泼精神，及一种料事如神的机智，故容易得到她丈夫的一切熟人，朋友和门徒的大敬仰。‘汉讷是一个严酷的讽刺家，却怕马克思的嘲笑；但他对于马夫人敏锐及温和的精神，大为钦仰。马克思对于他的夫人的智能及批评的见解，甚为重视，他于一八六六年告诉我，说曾将一切手稿报告夫人，对于她的评判，视为有重大的价值。’”（见柏尔《马克思传及其学说》六七页。）这一段话的前半截是出自柏尔之口，后半截是出自法拉格之口，虽各不过寥寥数语，然他们已将整个的燕妮表现出来了。
现在再讲马克思的子女。他有子女六人，今依次分述于后。他的长女小燕妮颇像他的模样，而次女劳拉则像燕妮。关于她们的容貌和学业等等，燕妮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致维德梅耶夫人的信中描写得很清楚，今特介绍数节如下：
“小燕妮五月一日满十七岁。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女孩子，她的髪黑而丰多，眼睛黑白分明，神彩奕奕，脸色微黑，然却带有真正英国人那种鲜艳的颜色。大家望着她那桃形脸上可爱的和悦的笑容已忘却她那不甚美观的短鼻了，她的牙齿整洁，言语周到，只要一开口，大家更乐不可支。
劳拉在去年九月满十五岁，她也许比姐姐要美丽一点，整齐一点，她俩真正可算是并驾齐驱。她恰和〔小〕燕妮一样高，一样苗条，一样温柔，却更发扬，更潇洒，更透澈。她的脸的上部可以称为美丽，发卷曲而带栗色，眼碧绿俨同电光，放出欢乐无疆的火花，脑部位置匀称雅观。但脑的下部不甚整齐，并没有充分发育出来。她们姊妹俩显出一种自然鲜艳的颜色，没有轻浮的举动，我时常悄悄地觉得奇怪，我做她们的母亲，知道她俩幼年穿上绿边的时髦服装，没有轻浮的举动，更觉得奇怪。
她们在学校中时常获得第一等奖。她们的英文是完全出乎自然的，法文也知道很多。对于意大利文能看懂丹第（Dante）的著作，就是西班牙文也读一点；只有德文，很觉困难，我虽费尽气力，时常强迫教她们一点钟，然她们不服从正当的命令，我的权力和她们的敬畏都没有很大的裨益。燕妮只有绘画的特别才能，她的五彩画就是我们房中最好的装饰品。劳拉对于绘画很不经心，我们已经惩罚她，把绘画的教课取消了。在另一方面，她对于风琴的练习，十分勤勉，和姐姐同唱德文及英交的二人曲，实在令人心畅神怡。可惜女孩子们对于音乐功课，学得很迟，大的一年半以前才开始学习。因此花费金钱，是我们的力量所不能及的；我们也没有风琴，现在的风琴是租来的，并且是一种劣等器具。”（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三至一八四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马克思的儿子名亚德高，资质聪颖，最为马氏夫妇所钟爱。不幸此子身体素弱，马氏因受金钱压迫，不能予弱子以适当的滋养，至一八五五年四月六日，此可爱的九龄童子遂夭折了！他于三月三十日儿子病笃之际，曾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妻子自一星期以来，因受精神上的刺激，病得十分厉害，为前此所未有。我自己虽自然必须维持常态，然我的心窍流血，脑袋发炎了。此子在病中没有一刻不显出他那固有的善良和独立的性格。”（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七一页。）至四月六日马氏复报告恩格斯，说儿子死在他的怀中，使他非常伤痛。同月十二日他复在致恩氏的信中说：“我的亲爱的儿子是家中生气勃勃的灵魂，自他死后，家中自然是完全荒凉了。此子怎样处处使我们失意痛惜，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已经受过一切痛苦，但现在才知道什么是一种真正的不幸。我觉得自己破败不堪。幸而自我的儿子入土一日以后，我得着一种极剧的头痛病，因此我的思想，听觉和视觉都已麻木了。”（见同书同卷七二页。）
马克思夫妇对于爱子的早殇，虽逾岁月，伤悼之情仍是有触即发。马克思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写信给拉萨尔说：“巴科（Baco）说真正重要的人物对于自然及世界有很多的关系，有很多利害相关的对象，他们对于每种丧失是容易忘怀的。我不在这种重要人物之列。我的儿子的夭折使我心中悲痛，肝肠寸断，至今对于这种丧失的感觉，和在第一日一样深切。我的可怜的妻子也完全痛倒了。”（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一○一页。）燕妮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五日致书拉氏，提及她的儿子，也说：：“这种伤痛永不能医好，永不能治愈——因为这种伤痕是无法医治的——这种伤痛是在最深的静默的心中，他永远是活现的，永远是流血的日。”（见同书同卷三六○页。）
马克思的第二个儿子（行四）名基多，（Guido）是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出生的。燕妮怀孕时，正在反革命势盛，放逐党人之际，她跟着马氏由德而法而英，奔波劳苦，不可名状，初到伦敦时，家境复非常好艰窘，母子的营养不良。因此，此子出生后，即体弱多病，延至异年十一月十九日遂尔夭折。马克思于是日报行恩格斯说：“今天十点钟，我们小伏格思（Foxchen）死了。他时常患痉孪症，他的死部是突然因此而起。几分钟以前他还笑着玩着。此事的出现完全非意料所及。此处成一种什么景况？可想而知。……你如果高兴，请写信安慰我的妻子。她完全陷于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中。”（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三三页。）恩格斯自然是致书安慰燕妮一番。马氏于二十三日复对他说：“你的信已经使我的妻子舒畅许多了。她陷于一种真正危险的刺激和疲惫中。她用自己的乳喂养此孩，在最困难的情形中，因最大的牺牲，换得此子的生命。因此便想到此可怜的小孩是生活困苦中的一个牺牲者。”（见同书同卷同页。）
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行五）佛兰集思卡（Franzisha）是一八五一年三月生的，至一八五二年复活节后，也夭亡了。燕妮的日记记载此事说：“一八五二年的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佛兰集思卡患一种很重的气管枝郁热症。这可怜的小孩子三日以来，与死相斗。她受苦殊甚。她的小尸体放在后房中，我们都在前房徘徊着，到了夜间，即躺在地上。三个活孩子和我们在一起，向着傍边这个冷了的小天使号哭。这个可爱的孩子死在我们最穷苦的时期。一般德国朋友无力帮助我们。恩格斯自在伦敦找文字工作没有成功后，必须在很不适意的条件之下，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厂中去做书记，琼斯在此时来访，并且允予以援助，但毕竟也无能为力。……近邻住着一位法国亡命客，不久之前，曾来访问我们，我于心神慌乱之中，跑到他那里〔去求助〕。他以最大友谊的同情，即刻给我英金两镑。因此才得付清小棺材的钱，我的可怜的小孩子才得安然长眠在里面。她出世之后，没有摇床，就是后来她的小睡所也久不复用了。当她被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悲惨地跟着到她的长眠地去！”（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〇二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马克思的第四个女儿（行六）艾琳娜是一八五六年一月出生的。燕妮生此女时，年逾四十，母体即弱，女孩自然也不强壮。幸马家听医生的忠告，尽用牛乳喂养她一直至十余岁，并且爱护备至，故不致随三个兄姊而早殇。燕妮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致维德梅耶夫人的信中说：“当可怜的亲爱的亚德高舍弃我们的时候，此女孩恰恰出世，从前大家对于小弟弟的怜爱，现在都移在这位小妹妹的身上，两个大女孩子差不多是用小母亲一般的小心去看护她的。世间也几乎没有一个这样可爱的小孩子，她像图画一般的美丽，并且天真烂漫，还带一上滑稽的性格。她所表现的特别长处是她那可爱的学语和述事。她从那些昼夜相伴的兄弟们处学得淘气。我们当无聊的时候，都读小说，但是在《小罗姆白尔替慈（Rumpelstilzchen）中，或在居洛塞尔巴特王（Konig Drosselbart）中，或在小白雪（Schueewittchen）中，倘若脱落一个音节，那就糟了。她除掉学得英文——这种话随在都是的——外，因这种小说又学得德文，她说德文特别合乎规矩法度。她是卡尔的真宝贝，她的一言一笑要解去卡尔许多忧愁。”（见同书同卷一八四页。）
艾琳娜因幼年调养得宜，身体非常强壮，且有男性的风格，“马克思以为他的夫人生出她来，是个女孩，那是把性别弄错了。”（见同书第九年度一卷三八页，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她小时好与年长的男孩子格斗，伯恩斯坦说大家要称她为“野雄蜂”（见同书第十六年度二卷一一八页，伯氏《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才对。她幼时不肯入学校，然乐从父亲处读书，习莎士比亚戏剧，至九岁时即能背诵长篇戏曲。当美国南北战争时，她写信给林肯；未几且绰号“中国皇帝”，她的确是一种不羁之才，故极为马氏夫妇所钟爱。
此外，还有兰欣是应当列入马氏家人中的。她生于一八二三年一月，年不满十岁，即到威斯特华伦家任看护小孩之职。马克思结婚后，她随燕妮到马家服务，极为忠诚，并终身不复易主。燕妮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的信中告诉维德梅耶夫人说：“关于管理家务，我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兰欣，她是我们忠实的老伴侣，处事十分精细谨慎。你可向你的亲爱的夫君打听她的情形；你的夫君将告诉你，我是何等珍爱兰欣啊。她和我们共患难甘苦历十七年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五年度二卷一八五页，梅林：《马克思与恩格斯传的新材料》。）
兰欣非常爱护马家，拉法格说她“对于马克思家庭的爱简直是盲目的；凡马氏家人所做的事都是好的，不能有别个样子；谁批评马克思，就要和她起交涉。无论何人，一经列入马家信任的范围内，她即予以母亲一般的护卫。她能得到马克思全家的欢心。”（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三九页。）
可是兰欣在马家并不像寻常的使女一样，完全处于被指挥的地位，她是具有发号施令之权的。李卜克内西告诉我们说：“兰欣实行一种专政——为确切表明这种关系起见，我可以说：兰欣在家中握着专政权，马夫人握者统治权。至于马克思则伏处在这种专政之下，和一只山羊一样。俗语说：没有一个人在他的侍从之前是个伟人。马氏在兰欣之前，的确完全不是一个伟人。兰欣要是遇着必要和可能的时候，必牺牲自己，必为马克思，马夫人和每个孩子舍弃她的生命至千百次而不辞，并且已经舍弃她的生命了，但是马氏要想命令她，则不可能。她晓得马氏的脾气和弱点，能够制服他。马克思容易发脾气，所以人人都不愿意惹他，可是当他咆哮之时，兰欣一走入狮子栏中，只要说几句话，那狮子便训服如山羊了。”（见李氏《马克思纪念册》六九页。）
兰欣对于马家的关系既如此深切，而马家全家人待她也正同家人骨肉一样。马克思夫妇在未死之前都表示愿和兰欣合葬在一起，迨兰欣病故，（一八九○年十一月，）真正同葬在马氏夫妇墓场中，她的姓名也一同刊在他们的墓碑上。后来劳拉和艾琳娜都嘱咐李卜克内西于作马克思纪念册时，不要忘记兰欣。由此足以表见马氏一家人对待她是十分优厚了。
马克思家人的状况我们已经讲完了，现在将进而叙述他对于他们的感情。从前夫列阁里斯（Fregolis）说上帝将马氏的心取去了，上帝给予他的，只是一种理解力；泰却夫（Techow）说他是有识无心，有恨情无爱情；巴尔加可夫（Balgakoff）也曾发生一种疑问，在他这种怪物的心中，是否含有爱和同情的元素；而图问巴兰洛夫斯基（Tngan-Baranowski）则以为他将人类精神高尚的运动导入一种智识的盲目状态中，在他的心中，几乎没有对被压迫者表同情的余地。（参看一九一三年的《新时代杂志》第一卷八五四页。）这些话都是确定马氏不知爱情，友谊，同情和慈爱为何物。但我们一经考查他对于燕妮的态度，（参看本书第一册第一篇第三章）并翻阅他对于同志和朋友的书信，（特别是对于恩格斯的书信，）便知道他决不是一个缺乏爱情和友谊的人；一经回忆他对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表现的热忱，对于被难同志的尽力救济，便知道他决不是一个缺乏同情的人；一经观察他对于儿女的关系，更知道他是一个极富于慈爱的人。他对于孩子们怜爱备至，从不装形作色，露出一副什么严父的尊颜，因此孩子们均极爱他。他们把他当做一个共同游戏伴侣，呼他为“黑人”，有时令他双手双足伏在地上作马形，任其驰骋。又每逢星期日，他们不准他作工，必须共同出外散步或游戏，因此他平日昼夜劳苦，也得藉此稍微休息一下。这不是他富于慈爱的证明么?
我们再看马克思的家信，觉得恰和梅林所说的一样，此等信“所表见的，不是那个有天才的思想家，不是那个不可屈服的战士，而是一个快乐慈爱的人，恰和他住在家庭中一样。”（见一九〇七年的《新时代杂志》第一卷七四页。）例如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在汉诺威写信给劳拉说：“我深惜不能在家庆祝我的亲爱的如意珠的生日，但老头子是想念你的。你深深锁在我的心头上。从小麦姆（Möhmchen 按此为燕妮亲爱的名称）的信中……知道你的健康恢复许多了，不胜欢喜。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小宝贝也会强健。……我以最诚恳的情意就全家安宁，对于你和小宝贝接吻一百次。”（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六年度一卷七七页。）
马克思这一封信表见他的心中是充满了慈爱之情。关于这一点，劳拉也是承认的。她说：“马克思是人世间所能有的一个最慈爱和最好的父亲。他抛弃每种严厉的态度，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什么威权的元素。他具有一种高贵的性质和热烈的心情，这种心情自少年时就特别得人所重。他是刚强不屈的，但我从没有看见他流于严酷或悻悻不乐的态度。就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不复有何种补救希望的时候，对于我们小孩子总是欢悦的，并且常引起我们的快乐。他是我们的伴侣和游戏的朋友。”
此外，劳拉和小燕妮有一次与马克思共同游戏，写出二十个题目问他，一一获得答复。这些答案不独证明马氏真正是小孩子们的“伴侣和游戏的朋友”，并且表见他的性情和嗜好，今特胪列如下：
问：你所诊视的德行
答：质朴
问：你所诊视的男子德行
答：强
问：你所诊视的女子德行
答：弱
问：你的主要的特点
答：目的简单
问：你的快乐的观念
答：争斗
问：你的痛苦的观念
答：屈服
问：你最原谅的坏处
答：易受欺骗
问：你最鄙视的坏处
答：卑躬屈膝
问：你所厌恶的人物
答：马丁塔拍（martin Tupper）
问：你所中意的职业
答：做蛀书虫
问：诗人
答：莎士比亚，埃士隙洛士（Aischlos），歌德
问：散文家
答：狄德罗（Diderot）
问：英雄
答：斯巴达卡斯，开普勒（Kepler）
问：女杰
答：格列兴（Gretchen）
问：花
答：瑞香（Daphne）
问：颜色
答：赤
问：名字
答：劳拉，燕妮
问：食品
答：鱼
问：你所中意的箴言
答：凡关于人类的事物我都要知道。
问：你所中意的标语
答：对于万物都怀疑
这个问答表是耶赞诺夫从劳拉手中得来的，耶氏将其发表，题为马克思的自白，（Marx’Bekenntnisse）并且加以注释，今特介绍其中重要的数节如下：
“起首讲一讲作这种‘自白‘的时期。拉法格夫人〔即劳拉〕不能对于我作确切的报告。但是关于名字的答案已经使我们可以断定此事约在一八六○年代的初叶，当时第三个女儿艾琳娜年纪尚小，不能懂得这全部游戏。有些答案显然只是字面的游戏。例如马克思指瑞香为他所爱的花，指鱼为他所爱的食品之类。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发出一种委婉的讥讽之声。马克思经过困苦的争斗，他的夫人也傍着他勇往直前。他们命运上重大的打击，四〔‘四’字恐系‘三’字之误〕个儿女的死亡，在一八五〇年代初叶所受之悽惨困顿中的牺牲——凡此种种，马夫人是以一种真正‘丈夫的’气概经历过来的。她在亡命之中不容易经受这种内部的争斗。马克思对于她虽将那最坏的情形隐瞒着，然她所受的烦恼也就够了。佛格特事件打击她特别厉害。她经过这些困苦，不能不发牢骚，诉苦情，她是很‘弱’了。
质朴是马克思重视到极处的，在实际上这就是他的性质中的特点。他所鄙视的东西莫过于装饰，优伶模样和冶容自炫。李卜克内西说：‘在我所认识的上中下三等人中，马克思是不爱华美的最少数人中之一。他很伟大，很刚强，并且很豪壮，所以不要做这桩事。他从来不装饰，时常是本色的样子。’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教授在他的纪念册中也说马克思和他所认识的其他大人物不同之点是‘从不浮华’。
马夫人也是一样质朴的。科瓦列夫斯基说，‘我很少遇见一个妇人在她的家中接待客人，像马夫人一样和蔼的，任何个人很少，〔像马夫人一样〕在质朴之中保持那法国人所称为“一个堂堂妇女”之态度的。’马克思于他的夫人死后两星期为信给燕妮说：‘我从国籍不同，职业不同的远近人士所接到的吊唁书信，都充满珍视小麦姆真实精神和深为感动的话，在此等大概只是照例的吊帖中，这是何等稀有的事。”我可以说，她的一切举动是自然的，真质的，无偏颇的，不矫揉造作的。因此这种印象对于第三者十分深切著明。’
马克思所厌恶的东西莫过于私人生活中和政治中的卑谄。他不是持严厉主义的人，也不是道徳的宣传家，然他在这一方面却很固执。他对于每种对当权者的卑谄，特别痛恨。他在琴刻尔辩护词的批评中抨击卑诌，对于石卫茨对俾斯麦的态度，排斥卑谄。他称赞那种使卢梭不与当权者作调和之简单的道德标准，不是无缘无故的。世间有一种对于所谓‘舆论’，对于英国所谓‘门面话’（Cant）让步的卑诌，马克思对于这种形态的卑诌也是铁面无情攻击的。他以为——和他有一次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一样——宣布这种无品节的刑罚是他的义务。李卜克内西说得对：‘马克思最鄙视所谓允孚众望。’他从不关心于目前的效果。他从不要求公众的赞赏。学问上的诈伪和政治上的调和是同出一源，同为他所抨击。
马克思所中意的标语是对于万物都怀疑，只有这一点似乎和他孜孜汲汲力求知识与探讨真理是自相矛盾的。然这不是一种寻常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是为着怀疑的缘故而怀疑——意旨中的怀疑。马氏的怀疑是对着那种包含真实事件的外表而发的。他对于宇宙，政治，和社会外表的怀疑是每种批评的研究之开端。科学的任务是在暴露这种外表，是在将剖解的利刃插入各处，借以发见藏在表面现象底下不可见和须经考查而得的主要东西，这种东西即支配实在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自由，平等和正义似乎是很有力量的，然自己却不要为他的外表所炫惑。马克思借着这种怀疑——有了这种怀疑，便没有什么东西是十分神圣而不可将其外表揭开——做武器，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大秘密揭穿了，将商品的神秘发见了，至于这种神秘是使生产的人类变成他们自己所造的物品的奴隶。”（一九一三年的《新时代杂志》一卷。）
我们统观马克思的书信，劳拉的宣言，他对于女儿的答案，以及耶赞诺夫的注释，便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怪物，而是一个刚毅果敢的战士，一个铁面无情的批评家，一个慈爱无匹的父亲，一个和蔼可亲的主人。李卜克内西当马氏入土时，在他的墓前演说，说他的为人，爱与恨俱大，但他的恨是由他的爱中发生出来的。李氏的话要算是他的盖棺定论了。
关于马克思在中年时代的私人生活已略如上所述，现在将进而叙述他在此时代后期的公共生活，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当自国际党的历史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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