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既以自然边界说为根据而要求波河，俄罗斯也可依照同样权利而要求加里西亚，（Galizien）布柯维纳（Bukowina）和达到东海（Ostsee）的一种圆形地，他至少包括普鲁士右面全部维克塞尔河岸。（Weichselufer）俄国在几年之后，又将依照同样的权利，要求奥得河（Oder）为他与波兰的自然边界。
　　自然边界说如应用于葡萄牙，必须扩充到底里尼斯山脉，（Pyrenane）而整个的西班牙也不得不归并于他。”（见同书同页）
　　主张中欧大国的政客从军事学上所倡的自然边界说固不可通，德意志固不可据有意大利的任何土地，然法兰西也同样不得干涉意大利。“据有伦巴底的问题是意大利与德意志间的问题，而不是路易·拿破仑与奥地利间的问题，这是必须对确定的。对于第二者，即对于在其他方面反德意志利益而出来干涉的路易·拿破仑，这是简单地据有一省，据有一种军事形胜，因不能保持，只得引退。此处的政治问题马上退处于军事问题的后面；我们如被攻击，即当从事于自卫。“（见同书五〇页。）

　　“资产阶级财富与实权的增加是由于工业的发达。然工业发达的原因又在那里呢？美洲的发见，因此对于生产所引起的无限影响；因好望角的航行所发见的往东印度的海道——从前往东洋和印度洋的一切商业必须过苏伊士陆路——磁针和罗盘的发明——一切海商业因此获得较大的安全与速度，并且减少保险费——内地所建造的水道，运河，和道路——无数生产物从前不堪运输的昂贵，现因有这些水陆道路减少运输费，才可以运至远方——人民所有权的愈加安全，有条理的司法制度，火药的发明，君主利用这种发明破坏好战的贵族封建势力的举动；以及因破坏贵族的堡垒和贵族的独立战斗力而释放的农奴与骑士迫而加入工作场——这些事件都集在资产阶级胜利的车上去了！”（见同书二六至二七页。）“这些事件以及人家尚能告诉你们的其他许多事件形成一种效力：就是因为开创了大卸卖场，和因此而减少了生产费及运输费，遂引出大量的生产——即为世界市场的生产；因大量的生产复造成廉价生产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只有再经一种愈加精密的分工——即一种机械动作最简单的精细分工——才能够满足，因这种愈加精密的分工又引起一种规模愈大的生产。”（见同书二七页。）

　　“一、关于实现这种原则的正式方法。……曾经说过的普通选举权是实现这种原则的正式方法。……诸君啊，普通直接选举权真正也不是一根什么魔术棍子，可以保护你们免于暂时的错误。……但是普通直接选举权对于他暂时流于滥用的错误，毕竟是一种由自己再行矫正的唯一方法。他是一枝能够将自己所弄的伤痕医好的长枪。在普通直接选举权之下，历时既久，则立法机关不是别的东西，只是曾经选举他的人民正确的写真。所以无论何时，人民应当以普通直接选举权为他们不可少的政治上的武器，和他们最彻底的及最重要的要求。”（见同书四六页。）
　　“二、关于这种原则道德的内蕴。……世人或以为将社会最下层阶级的原则作为国家和社会统治的原则，似乎是一种很危险和不道德的举动，似乎是要使文化毁灭于‘近世野蛮状态中。’……然这种恐惧只是一种成见，在相对方面，还可以证明这种将最下层阶级的原则作为统治原则的思想足以代表世界史上未曾有的道德最大的进步和胜利。”（见同书四七页。）
　　“许久以来，人民的发达和历史的进程是在再接再厉地毁灭那些保障上等阀阅为上等和统治阀阅地位的特权。一种继续保持这些特权或个人利益的志愿使上等阀阅中每个没有放大眼光看自己个人全部生存的人——诸君将知道，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才能如此——对于文明的发达，文明和科学的传播，文化的进步，和一切历史及生活的运动与胜利，自始至终，总站在一种有主义的仇视地位。上等阀阅的利益与民族的文化发达间有了这种对抗，便引起上等阀阅很大的和必然的不道德行为。……诸君啊，个人的利益与民族的文化发达间有了这种对抗，便不是社会中下等阀阅的幸福。”（见同书四九至五〇页。）
　　“但是社会中各下等阶级力争改善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无阶级组织的状态，这种个人的利益并不和历史的运动相抵触，而堕落到一种不道德的地步，依照他的趋向，他和全体人民的发达，这种发达观念的胜利，文化的进步，以及历史的生活原则都是相符合的，至于这种历史不是别的东西，只是自由的发展。或者像我们曾经说过的一样，你们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诸君啊，你们因此站在一种幸运的地位，你们不独不致使这种概念枯槁，并且因你们个人的利益必定使他经受欢迎。你们是站在一种幸运的地位，凡你们真正个人利益所构成的东西，和历史的动脉及促进道德发达的生活原则恰相符合。因此你们可以把个人的热忱注在历史的发达上面，就此所发挥的纯粹意义讲，这种热忱愈发扬，便愈道德。诸君啊，这就是第四阀统治国家必定达到前此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道德，文化和科学三者全盛时代的理由。（见同书五〇至五一页。）
　　“三、关于这种原则所固有的国家目的的政治观。第四阀不独比资产阶级具有一种不同的正式政治的原则——就是普通直接选举权，而资产阶级则为编查户口的选举政策——因为他的生活地位的缘故，对于道德力不独是比各上等阀阅具有一种不同的关系，还比资产阶级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道德的国家目的观。
　　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是，除掉保护每个人，使他的力量毫无阻碍自由活动外，绝对没有别的东西。
　　我们倘若都是一样强健，一样聪明，一样受教育，并且一样富裕，那么，这种观念可以视为一种满足的和道德的观念。
　　但我们并不如此，也不能如此，所以这种思想是不够的，因此他终久必定流于极不道德的境界。因为他使强有力的人，聪明的人和富裕的人掠夺弱者而自饱私囊。
　　反之，工人阀的道德概念是，个人的力量由个人无阻碍的自由活动是不够的，在这种活动上必须加入一种为道德所制裁的共同性质，就是：共同一致的利益和全体及相互的发达。
　　资产阶级按照这个异点形成一种道德的国家观，就是：国家的目的只限于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
　　诸君啊，这是一种守夜者的观念，因为一个守夜者的全部职务只在防止劫夺和偷窃，而资产阶级的观念只能在一个守夜者的模型之下想象一个国家。……
　　诸君啊，可是第四阀心目中的国家目的便完全不同了，他的国家目的是和真理相同的。
　　诸君啊，历史是一种对自然的争斗；就是一种和困苦，无知，贫穷，无能力，以及一切不自由——当人在历史的初期出现时，以上种种东西即环绕在他们的四周——的争斗。继续脱离这种无能的状态，就是历史所代表的自由发展。……
　　国家所有的职务是促成这种自由发展，促成人类向自由的发达。
　　国家是要把各个人联成一种道德的全体，这种一体使所有个人的力量增加至几百万倍，使各个人处置事物的力量增加至几百万倍。
　　所以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保护个人的自由与财产，——这种保护个人自由与财产的目的已经按照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国家里面出现了——国家的目的是在借这种联合之力做各个人以个人资格永不能取的生存步骤，却能因此达到目的，使他们得获到一种教育，势力和自由，适是他们以个人资格做不到的。
　　因此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生积极的发展，和进步的发达，换句话说，就是使人类的命运——即适合于人类的文化——形成一种真正的生存；这种目的是人类进到自由的教育和发展。”（见同书五一至五三页。）
　　“所以一个在工人阀观念统治下的国家将不复像自古至今一切国家一样，因事物的性质和环境的强迫，而趋于麻木不仁与违拂己意，他将以最明了的态度和充分的觉悟，将这种道德的国家性质引为自己的任务。他将以自由的意志和最圆满的效果去完成向来仅能枝枝节节实现的事业，并且将因此……引起精神的焕发，和一种幸福，教育，安宁，及自由发达，这种情形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前例，就是将前代最有光荣的状况与之相较，也必定相形见绌，反成为一幅惨淡无光的图画。见同书五三页。）

　　“纲领书信中第三章表现马克思以不可和解的敌意反驳含在哥达纲领中唯一的经济和社会的要求；即‘依国家帮助而建设生产协作社’的要求，伏在这一章中的主旨也是完全一样的复杂，并且骤然看不出来。马氏在此也完全和对于工资铁律一样，他那锐利的攻击在实际上并不施于生产协作社本身的要求上，而只施于这种要求在拉萨尔拟就的体制中所占的特别地位上。马氏在十年前就将‘生产协作社和工人阶级其他有用措施的建设’列入国际党规条的实际要求之中，他在他的‘开幕词’中赞扬十点钟法令和协作运动是‘自古至今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最大的胜利’，当时并曾郑重要求依‘国家资财’的帮助，‘使协作劳动发达到全国的范围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在马氏的观点和纲领草案的要求中，也似乎丝毫没有实在的对抗。但在实际上，他此处所显示的狂怒的态度只是他的见解和拉氏的见解两者间一种实在的大对抗锋利的表现。按照他所深知的和由哥达纲领其他内容所陈述的事件的实际状况，在一八七○年代依拉氏意旨筹划的协作社计划中（拉氏自己对于这种要求的提出曾作什么想法，是没有关系的，）倚赖由国家推行这种手段所给予的帮助，这过于倚赖协作社经济自身的实现，大家愿意因生产协作社的帮助，将‘受资产阶级限制的国家’用术法转变为‘充满道德的自由观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当必要时也会经过生产协作社的促进，）去抵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中，不着眼于所争取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这是反对国际党主义宣言所提出的大原则的一种大错误，依照这种原则，‘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个终极的大目的，而每种政治运动只是一种工具，当附属于这个目的之下。’”（见同书导言一八至一九页。）

　　“‘进化的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改良方法预先想像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可以不断地改善，资产阶级的势力将继续受限制，社会便可逐渐和平转人一种愈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这种概念含有一种新社会制度只有经过议会的行动才能形成的一种信条。这种政策特别被推为一种和平过渡的方法。这是站在下列的假定上面的，就是，‘凡列宁要由革命所得的一切权力，一种议会的选举都能给予我。’（见马克多那尔的《议会与革命》九二页。J．R．Mac Donald：Parliament and Revolution）
　　在社会的历史中没有表现过，一个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势将推翻他的经济特权的被治阶级自愿放弃他支配国家的权力。英国克伦威尔（Cromwell）所领导的中等阶级革命以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对于近世统治阶级不经过猛烈的争斗就会屈服的学说，是不能予以帮助的。反之，不幸有种种事实指明每一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将用拼命和残暴的方法去拥挤他自己，反抗工人历史的进步。爱尔兰南部反抗英政府的叛乱已经证明一个民主主义的议会要维持他的统治权威，可以陷入何等深的罪悪中。在将来的社会革命中所加入的一种新要素，在过去的革命中未曾出现。自从私有财产和阶级发生以后，每种革命都是为一个有产业的阶级而起的。许多时代以来，一直追溯到雅典人，凡政权的争斗，或创造新社会制度的争斗，已经是相反的财产利益的动作。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的一七八九年革命这些好图解是表示封建和君政的有产分子拚命抗拒资产阶级，去保护那最足以拥护他们财产的政治表壳，至于这个资产阶级是要创造一种政治制度，使他的经济利益容易发展。各种被奴役和无财产的阶级固然屡屡起而反抗他们的主人；但这是叛乱，不是革命。现时历史所呈的舞台，是要驱策工人们——一个无财产，被奴役和屈伏的阶级——上去和一个统治阶级作战——这不是盲目的叛乱中抵抗受不住的冤抑，而是这个阶级带着方法去构造一种新社会组织。
　　一切过去的革命是对于财产关系的政治形态作战的阶级争斗。但将来的社会革命是对于每种用为阶级压迫工具的财产形态挑战。这种社会革命彻底的性质迫着一般深思远虑的社会学者承认没有一种猛烈的争斗，资产阶级不会抛弃他的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有很多证据表明这种猜想是有根据的。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编制军队，驱策他们去攻击苏维埃俄罗斯。一般财政界伟人和工业界伟人用一种残忍的经济封锁去对付俄罗斯，使无辜的小孩因自己的父母不肯推翻苏维埃，遂饥饿而死。……
　　但是所有曾经折磨和压迫苏维埃俄罗斯的残酷行动，我们也用不着列举出来、历史有一天会说明在匈牙利和芬兰的白色恐怖残暴的实情，至于此等恐怖是志在歼灭本地的共产党人。意大利法西斯蒂（The Fascisti）的暴虐，和美国凶恶的平刻吞（Pinkerton）的凶手都表明财产的利益对于立宪主义或议会大多就是不介意的。……
　　工党对于共产党人议会革命的批评所回答的是极力表明，他在众议院中一经占得大多数，并且组成一个政府，有武装的军队供他的指挥，就可以用强迫力实行他的意志。……但一个工党的政府是否能运用军队去抵抗财产的势力，实行他的意志，我们对于这一点却有些怀疑。就理论上讲，政府管辖武装的军队，然要政府是一个保护财产权的政府时，此事才能有效。在常规上，军队是由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人统率与指挥的。……在这种状态中被指挥的军队只会对于以凭借并维持现社会制度自誓的政府所发布的命令，即时奉行。无论什么时候，凡关于财产的利益，在统治阶级中发生纠纷，必须用武力解决时我们便觉得议会不能获得武装军队同心一意，和忠顺为怀的赞助。政治上的冲突常起于经济利益的对抗，这种冲突即刻反映到指挥军队的一部分军官中。他们所帮助的方面不是服从政府的命令，而是服从他们所有的经济利益。”（见保罗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一四二至一四七页，一九二二年出版。Communism and Society）

　　“某种工业中的许多协作社在没有将这种工业的全部纳入他们的范围中时，必定要和他们的生产部分中现有的企业互相竞争，并且必须服从这种竞争的条件。因此会生出一种不可见的结果，就是在协作社的怀中必定发生一种特别利益，而每种协作社必定按照这种利益力求增高利润，即或因此牺牲其他协作社或其他工作种类，亦所不惜。这些协作社无论是否倚赖国家的信用保证，总还是大小工人团体的私人企业。因此私人的财产，私人的利益，和私人的幸运等等在这些协作社中必定占显著的位置，而利润与亏折的问题对于他们与对于其他私人是一样重要的。拉萨尔起初真正相信——一八四八年巴黎的群众人生产协作社的非常之多，他即以此为根据——至少是一处地方某种工业中所有工人即刻将共同租成一个大协作社，后来他在‘巴师夏—舒尔采’（Bastita-Schulze）里面宣布国家于每个城镇‘只在每种特别职业中，用国家信用保证一个协作社，公然容纳这种职业中所有工人的加入，’但就是这样一地方组织一个单一体的协作社，他仍然立在竞争之中。这种全国的竞争真正可因各协作社经济事件中的保险大联合和信用大联合而消灭；但这种保险如果不是老老实实为国家的组织和国家的工业独占的另一名称，便显然是一桩荒谬的事。这种保险如果不是一种国家的组织和国家的工业独占，生产过剩的事必定即刻将保险社推倒了。照上面所说，国家公然容纳同一职业中所有工人的加入，则生产过剩的事是免不了的。拉氏为他的社会主义的良心所驱策，陷入一种大矛盾之中。‘公然容纳工人的加入，就是指协作社对于每个报名的工人有收纳的义务。可是依照《公开书信》，协作社对于国家应当完全独立，协作社只予国家以批准规程和监督营业进行，借以保障他的利益之权。然因上述的义务，协作社便由独立的机关而转变为一种公然的——就是在某种关系之下——国家的机关，这是内部的对抗，协作社必因此受无穷的损伤。
　　拉萨尔的生产协作社的另一矛盾点如下。当各协作社只包含某种工业中一部分人的时候，他们便站在竞争的强迫律之下，大工厂生产营业构成世界市场的大工业，拉氏既是直从这种营业着眼的，便愈要受竞争的强迫律的宰制。但是凡竞争出现之处，商业的危险也会出现；企业者不论为个人，为股份公司，或为协作社，因竞争的缘故，强迫他尽力将他的生产物作为当时的低价品——这就是说，作为非社会必需劳动的生产品——向市场输送。竞争和生产过剩，竞争和商业停滞，竞争和破产都是现社会中不可免的事。由生产者自己支配生产一事，要在他们内中除去竞争，才有可能，要是独占才能达到目的。但在现社会中，竞争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去保护消费者，使不受欺骗，并且使生产费时时下降，反之，独占则有使消费者给予独占者以重价的倾向。并且有使艺术进步——即或不致消灭——迟缓的倾向。如果参加制造的工人自己是独占者，则艺术进步迟缓之事愈甚。所以为着协作社去铲除商业危机一事，要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内实现出来，必定使消费者受牺牲，使生产者得操纵大多数人。在协作社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两者之间，便有一种不能解决的对抗。
　　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自然容易防止这种弊端，然这样的办法将不经过由受补助的生产协作社到生产社会化的曲径，但使生产——当这种生产取协作社营业的模型时，就是如此——从初时起即组织在社会的基础上。生产协作社既移植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即会带一种资本主义的色彩。拉萨尔的生产协作社和舒尔采—德里奇的生产协作社不同之点只在分量上，不在性质上。”（见伯恩斯坦《拉萨尔传》二一七至二二〇页。）

　　“海伦！我写此信给你，死字拥上我的心头了。儒斯托的消息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你，你背叛我了！这是不可能的！这许多重罪，这样可怕的背叛，我还不能相信。也许是因你的意志暂时被屈服，你自己不能自主；至于说这是你的真正的和长久的意志，那就令人不能想象了。你不能够将每种羞耻，每种爱情，每种忠实，每种真理一齐抛弃达到这样的极度！凡体面攸关的事你都加以羞耻，而你的较好的心情就是说谎；当你已经说谎了，当你对于达到这样最终限度的险悪，抛弃神圣的誓言，破碎最忠实的心，认为适宜的时候，那世界上不复有何事何物可以为任何人所信赖了！
　　你已经勉励我来迎取你；你已经要求我起初应用一切适宜的方法，免使你陷入困难之境，你已经在口头上和书信上向我发过最神圣的誓；你在最后的信中犹向我说，你是我的亲爱的妻子，世间没有一种暴力能够羁住你而使你不实现那种决心的。——你于猛力擒住我这颗忠实的心——他一经倾向谁，就永远是倾向谁的——-之后，就要射击我么？你于这种争斗差不多还没有开始之时，于我陷入深渊，得世笑辱两个星期之后，就背叛我，毁灭我么？对呀，世人对于我的命运从来没有成功的事，你居然做成功了，你已经把一个能抵抗外界一切冲击而丝毫不摇动的最坚强的人推倒了，破坏了！……
　　海伦！我的命运是悬在你的手中！但是你如果用这种使我无从挽回的险恶的背叛来毁灭我，那我的败运可以反响到你的身上，我诅咒你一直达到你的坟墓为止！这是一颗最忠复的心的诅咒，他是因你的恶劣行为而破碎的。这种咀咒的确是要灵验的！
　　……我愿意并且必须亲自见你一次，单独和你谈话。我愿意并且必须从你的亲口中听见死刑的宣告。只有这样，我才相信那似乎不可能的事件！
　　我正在此处设法来争取你，我当即来日内瓦！
　　海伦，我的命运取决于你。”（见魏兰女士译的《欧洲近二百年名人情书集》一二六至一二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