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五章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与恩格斯自出国变成共产主义者后，他们对于这种主义集集精会神，作学理上的探讨与事实上的征验，历时数载，乃得发见历史发达的定律，形成一种新学说，昭示世人，此即现今脍炙人口之科学的共产主义，而以《共产党宣言》开其端。所以梅林称这种宣言为“近世科学的共产主义之旗织。“（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五四页。）我们现在于招展这种鲜明的旗帜之先，还须将和他有关系的事略讲一下。
恩格斯晚年尝向人述及，他和马克思于同作《共产党宣言》之前，他们各草一文，表示他们的意见。现在就马恩两氏已经刊布的，或尚未刊布而为人所知道的著作讲，未尝发见马氏此项文稿。只有恩氏一文名《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Grundsatze des Kommunismus）至今犹存在。恩氏于参预公正同盟会第二次大会的前数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你把那〔同盟会共产主义〕信条思索一下，我相信我们最好去掉那问答体裁，将〔我们的〕作品称为《共产党宣言》。因为有多少历史必须说明出来，所以向来的体裁丝毫不能适用，我将我所作的东西带去，这是简单叙述出来的，并且是在仓忙急剧之中，胡乱编成的。我首先问共产主义是什么？接着就讲无产阶级及其起源的历史，他和从前工人不同之点，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对抗的发展，和危机，要求等等。中间连带说及一切附属事件，最后则讲共产党人在公众面前的政策。”（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八四页。）恩氏此处所述的，即其《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之内容，他虽主张他和马氏以后合作之品不用问答体裁，然他自己独作的仍是沿用同盟会共产主义信箱的问答式，全文计二十五问，除三问外，他一一作出答复。至于马克思方面，他既没有作品遗传下来，后人遂多揣测之词，我们现在也不必去凭空议论：然他和恩格斯于参预第二次大会之前，商议共同提出一种草案于大会，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张本，这是必然无疑的。迨他们的草案经会中通过，不到两个月，他扪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就呱呱堕地了。
考茨基说：“世人称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大家既要应用这种颇偏于教会的用语，那么，此语便更适合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著作是更精深，更广大；此等著作讨论某种对象是十分透彻的；但此等著作中的每一种所讨论的，只是近世工人运动基础上的某几方面。《共产党宣言》却总括这种基础的全部，此书是社会主义的真精华。”（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二三一页，考氏《恩格斯七十生辰》。F．Engels．zu seinem Siebzigsten Ceburtitag．）《共产党宣言》对于近世工人运动既是一种最重要的基本著作，我们便当加以极大的注意，尤当寻出全书的关键。拉不利阿拉（A．Labriola）说得对：“这种著作的要点，精华和特质，都含在新的历史观中，这种历史观贯彻全书，有一部分是说明并且发挥出来的。”（见拉氏《唯物史观论》英文译本一六页，芝加哥出版。——Essays on the Materialistic Condeption of Histrory可是恩格斯说得更具体并更明了：“这种宣言透彻的根本思想是：每个历史时期中经济的生产以及由这种生产必然跟着发生的社会组织构成这个时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础；（自上古土地公有制消灭以后）〔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一部阶级争斗史，在社会发达不同的步骤中，被掠夺阶级与掠夺阶级互相争斗，受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互相争斗；可是这种争斗现在已到了一种〔紧要〕关头，如果被掠夺和受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不同时将全社会从掠夺，压迫，和阶级争斗中总解放出来，他便不能够脱离掠夺和压迫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羁绊。”（见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一八至一九页，一九二一年第八版。）
《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思想建筑在历史的唯物论上面，既如上所言，我们现在且进而述其内容。“一个妖怪。徘徊欧洲——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妖怪。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如罗马教皇与俄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兰西的急进派人与德意志的警察，已经结成一种神圣的狩猎〔同盟〕，来对付这个妖怪了。”（见同书二五页。）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于绪论开首一段话，其立言奇特，其词旨幽远，其语气雄壮，其讥讽深刻。此寥寥数语已足表现这是一种非凡的作品了。
《共产党宣言》于绪论之外，共分四章，第一章说有产者与无产者，其劈头一句为“向来一切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争斗史。”接着就举出些例子来：“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领主与农奴，行东与佣工——总说一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时常立于对抗的地位，明争暗斗，没有止境，而每次争斗的结果，不是全社会达到一种革命的改造，就是交战的阶级同归于尽。”（见同书二五至二六页。）
马恩两氏所谓向来一切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争斗史，这是指上古土地公有制消灭以后的历史事实讲的；至于上面所举的各种争斗是属于古代和中古时代的，一到近世，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勃兴，向来的六，七个阶级，渐次变为两大阶级。“我们的时代为资产阶级的时代，他所表现的特点是，他把阶级的对抗弄简单了。全社会渐次分裂成为两个互相敌视的大营寨，两个直接对抗的大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见同书二六页。）
然资产阶级到底是怎样出现的呢？“从中古时代的农奴中发生一种最初城市的市民；从这种市民中又发生资产阶级最初的种子。美洲的发见与非洲的航行，予新兴的资产阶级以一种新领域。东印度与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殖民地的贸易，交换工具与商品的增加，予商业，航业和工业以一种前此所未有的刺戟，因此在颓废的封建社会中革命的种子便有一种迅速的发展，向来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营业方法不复能应付那因新市场〔的开发〕而增加不已的僻要。工厂手工业（Manufaktur）遂起而代之。行会的主人为沼工业的中等阀阅（Mitelstand）所排挤；而各种组合业彼此的分工也被单个工场中的分工代替了。可是市场不断的扩大，需要也不断的增加。工厂手工业也不复能应付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出来革工业生产的命。近世大工业遂起而代替工厂手工业，工业的大财主，全产业军的首领——即近世有产者——遂起而代替工业的中等阀阅。”（见同书二六至二七页）。
近世资产阶级自出现以后，是表演一种革命的任务的，他不独是跟着生产方法及交换方法的发达，而一步一步攫取政权，直使国家的主权机关变成他的公共事务的委员会，他并且将向来一切社会制度都打破了。“在资产阶级得权之处，一切封建的，家长的，和真挚的关系都被破坏了。资产阶级把那结合世人及其生来的长上的封建维系物尽情撕破了，在人与人之间，除掉赤条条的利益，除掉无情的‘现金支付’以外，再也没有留着别的维系物。他把那虔诚的热心，义侠的气慨，和人生的忧患所有神圣的表现，都淹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了。他把人的体面断送于交换价值之中，而以一种放纵的贸易自由去代替无数特许的和正当取的自由。总说一句，他是以一种公然的，无耻的，直接的，和强硬的掠夺，去代替那隐藏在宗教及政治幻想中的掠夺。他已经把向来一切有名誉的和受人诚心敬仰的事业神圣的外表毁灭了。他已经使医生，法律家，牧师，诗人，和科学家，都变成他的工资劳动者了。他已经把家庭关系中慈祥恺悌的面帕扯破，而使之成为一种纯粹金钱关系了。”（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资产阶级不独是将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向来的一切社会制度，打破了，他并且把全世界一切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以及野蛮的国家都次第征服，收为附庸了。“资产阶级因一切生产工具迅速的改良，与各项交通工具无限的方便。遂把一切民族拖入文明之中连最野蛮的也在其内。他的廉价的商品就是些大炮，他挟着这种利器将中国的一切城壁都扫平了，把野蛮人最顽强的排外心都压倒了，他强迫一切不愿灭亡的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他强迫他们输入所谓文明，这就是说，变成有产者。总之，他依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一个世界。他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支配之下。他建设许多伟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数目的繁殖远超过于乡村人口的数目，因此一大部分人口脱离了质朴的田园生活。他既使乡村附属于城市之下，又同样使野蛮的及半开化的国家附属于文明国家之下，使农业人民附属于工业人民之下，使东洋附属于西洋之下。”（见同书二九至三○页。）
资产阶级自出世以来，打破了一切社会制度，征服了全世界，使生产工具集中，使财产积集在少数人之手，他的统治不到一百年，他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之总和，还更伟大。可是生产力过于伟大，便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遂足以制他的死命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造成如此伟大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的近世有产阶级社会，像术士一样，召出魔鬼，不复有镇压的能力了。近数十年中的工商史就只是近世生产力对于近世生产关系，对于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生存条件所托命的财产关系谋叛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需举出商业上的危机就够了，此等危机隔若干时出现一次，愈演愈烈，而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遂发生问题了。在这些商业危机中，不独是一大部分生产物将被正式销毁，并且还有一大部分现成的生产力也要遭受同一的命运。当着这种危机的时候，即发生一种社会的流行病，这是一切过去时代认为荒谬绝伦的——这就是生产过剩的流行病。社会骤然表现回到一种野蛮的状态中；彷佛遇着一种饥荒，遇着一种大屠杀战争，所有生活资料，都被断绝；工商业似乎要被破坏，为什么弄到这个样子呢？因为社会的文明过度，生活品过多，工商业过盛的缘故。可供社会指挥的生产力不复能促成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进步；反之，此等生产力过于伟大，非这种财产关系所能包容，并且将受其阻碍；当此等生产力一经打破这种阻碍，他们便使全资产阶级社会流于纷乱。使资产阶级财产的生存发生危险。资产阶级的制度过于狭小，不足以包含此等生产力所产的财富。——资产阶级怎样逃出这种危机呢？〔他不外〕一方面强迫毁弃一部分生产力；他方面开辟新市场，与尽量掠夺旧市场，〔他到底是〕怎样逃出来的呢？〔他的逃脱的方法，使他〕预备些更普遍和更凶猛的危机，而减少防止危机的方法。”（见同书三○至三一页。）
“资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所用的武器，现在向着他自身了。他不独是铸成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并且培植了使用此等武器的人——即近世工人，即无产者。资产阶级——这就是说，资本——日趋发达，而无产阶级——即近世工人阶级——也以同一比例，日趋发达，这些工人要找得工作，才能够生存，他们的劳动要使资本繁殖，他们才能够找得工作。此等工人须将自己零星出卖，他们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免不了一切竞争的变迁，与行情的起伏“见同书三一至三二页。）
近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虽同因工业革命而长成壮大，然两者的利害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们自始至终不得不作剧烈的争斗，然无产阶级在这种争斗中是一天一天进步的。“无产阶级是曾经经过各种不同的发达阶段的。他和资产阶级的争斗是从他的生存时开始的。起初是单个的工人与直接掠夺他们的单个的有产者争斗，次则为一个工厂中的工人与之争斗，再次则为一地方同业中的工人与之争斗”（见同书三三页。）到了后来，他们因大多数人常团集在一为，渐次感觉自己是一种势力，于是更互相组织去抵抗资产阶级。“工人虽时时获得胜利，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们在争斗中真正的结果不在即时的效能，而在工人的团结组织扩大。这种团结是由大工业所产生之进步的交通机关促成的，各处地方的工人因此得互相联合。然将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争斗集中成为一种全国的争斗，成为一种阶级争斗，是有赖于这种联合的。但每一种阶级争斗是一种政治的争斗。……无产者这样组成阶级，并且因此组成政党，却因工人自己互相竞争而时时复行破裂。然这种组织总是会复活的，〔一经复活〕，并且是愈加强健，愈加巩固，愈加有力的。”（见同书三四页。）
无产阶级的组织既是日趋强固，则他的解放是迟早要实现的，不过他的解放运动的大目标是什么呢，并且怎样着手呢？“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夺取了统治权，便力求巩固他们既经获得的生存地位，使全社会屈服于他们的利益的条件之下。无产者要把他们自己向来的收入方法（Aneignungsweise）以及向来全部的收入方法推翻，他们才能够宰制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自己没有什么东西要防护的，他们是要破毁向来一切私有产业的防护和保险。向来一切运动是少数人的运动，或是为着少数人的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最大多数人为着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社会中最下的一层，他若不把那构成正式社会的上几层全部建筑物抛入天空之中，他就不能够翻身，不能够抬头，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争斗，起初是一种国内的争斗，此事在实质上本不是这样，然在形式上却是这样的。每一国的无产阶级自然必须首先了结他本国的有产阶级。我们考察无产阶级发达的大势，便看见一种隐隐约约的内乱，直到这种内乱爆发成为一种公然的革命，无产阶级以武力推倒有产阶级，造成他自己的统治。”（见同书一三页）。
《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论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理论家。“共产党人并不是对抗其他工人的特别党。他们除掉全无产阶级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他们并有树立特别的原则，要以此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模范。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其他党派不同之处〔只有两点：〕，在一方面，他们在各国无产者的争斗中注重那超越国界的全体无产阶级共同的利益，并且使之实现，在他方面，他们在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争斗所经历的各种发达步骤中时时代表〔无产阶级〕全部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际上，共产党人是各国工党中最决切的和永远向前进步的部分；在理论上，他们胜过无产阶级其余的群众，具有了解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的见识。”（见同书三七至三八页）。
共产党人在实行上和理论上既是领导无产阶级作阶级争斗的，他们的策略和理论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最初的目的和无产阶级其他一切政党一样，就在使无产阶级组成一个阶级，颠覆有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理论的旨趣并不是建筑在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或发见的理想和原则上的。这些旨趣只是一种已经存在的阶级争斗实际状况中一般的表现，只是出现于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一般的表现。取消向来的财产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固有的特征。……例如法国革命为着拥护有产阶级的财产，即取消了封建的财产。共产主义的特征不在取消财产，但在取消有产阶级的财产”。（见同书三八页。）
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取消有产阶级的财产呢？因为向来个人因一己劳动而获得的私有财产——如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民的财产——因工业的发达，大半为资产阶级所吸收，现社会中人十分之九没有财产，而资产阶级的财产不复是由自己的劳动得来的，但是由掠夺无产阶级得来的。“工资劳动——即无产者的劳动——替他自己创造财产么？没有。工资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是掠夺工资劳动的财产。这种财产可以在下列条件之下繁殖的，就是他为着从新掠夺工钱劳动起见，产出一种新的工资劳动，在现今形态中的财产是站在资本与工资劳动对抗上面的。我们且把这种对抗的两方面考察一下。做一个资本家，这不独是在生产中取得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并且还取得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一种共同的产物，他只有借社会中许多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够起作用的。并且他终久有借社会中一切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够起作用的。所以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势力，乃是一种社会的势力。如果将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人的公有财产，这并不是个人的财产变为社会的财产。只是财产的社会性发生了变化。这种财产的社会性失去他的阶级性了。我们现在来讲工资劳动：工资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小限度的劳动工资，就是维持工人生命所必需的生活品的总和。因此工资劳动者依他的活动所收入的东西仅足以绵自己的赤条条的生命。我们对于这种个人取得劳动产物去绵延直接生命的收入并不愿意取消，这种收入未尝剩有纯利，足以造出支配他人劳动的势力。这种收入含有一种悲惨的性质，使工人仅为着增殖资本而生活，仅为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生活，这种悲惨的性质，我们是要铲除的。”（见同书三八至三九页。）
《共产党宣言》于说明共产党人主张取消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的理由之后，复对于资产阶级加于他们的种种谰言——如共产党人蔑视人格，消灭自由，妨碍教育，破坏家庭以实行公妻等等——于以驳斥。关于最后这一点，宣言上说：“全资产阶级齐声向我们叫道：你们共产主义者要创设公妻制。有产者视他的妻子仅为一种生产工具。他一听见各种生产工具要被夺去，作为公有，他自然不能不想到公妻的命运是将同时出现的。他想不到正在要把妇女当作生产工具的状况消灭下去。此外，我们的有产者对于所谓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唱起道德的高调，加以贬责，世间没有较此更为可笑的事。共产党人用不着创设公妻制，这种制度差不多是时常存在的。我们的有产者游娼宿妓是不消说得的，他们任意支配无产者的妻女，尚不满足，还要以互相引诱他们自己的妻子为主要的行乐之事，资产阶级的婚姻在实际上是公妻制的。大家至多也只能责备共产党人是要用一种正式的公然的公妻制去代替一种虚伪的隐藏的公妻制，〔其实〕现有的生产关系一经消灭，那由此等关系中发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跟着消灭，这是自然的。”（见同书四二页。）
此外，共产党人又受指摘，说他们是要消灭祖国。“工人没有祖国。大家不能够从他们取去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升为国民阶级，（Nationale Klass）并且使自己组成国民，当无产阶级自己还是带着国民性的时候，那也和资产阶级心目中〔所谓国民〕不相同了。”（见同书四二页。）这一段话的第一句是最被世人误解的。有些人以为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发明”，与事实不符。因为明明白白有所谓日本的工人，英国的工人，和美国法国的工人等等，何能说他们没有祖国。其实一般工人不过是住在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等，至于此等国内的国家机关都为资产阶级所盘据，借以宰制工人，所以在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没有拥护自身利益的祖国的。又有些人以为所谓工人没有祖国就是工人不要祖国，就是马克思要工人讲国际主义。其实马氏所谓工人没有祖国只是陈述一种事实，绝不含有工人不要祖国的意思，反之，他还要工人创造一个祖国，所以他接着就告诉工人要夺取政权，升为国民阶级。至于工人组织国家，和讲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工人组织国家的目的是在拥护本阶级的利益，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叛，他们讲国际主义的目的，在政治方面的理由，也是在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其联盟者，与资产阶级作战，使后者容易颠覆，所以两者是互相辅助的。
末了，宣言上于郑重声明无产阶级要谋自身的解放必组夺取政权外，又注意到夺取政权后所应取的手段。关于这一点，他以为当按照各国的情形因时制宜，但最先进的各国可以没收土地的产业，征收累进税，创办国家银行，改革生产方法，和实行强迫劳动等等。迨行之既久人人有同等发达的机会，阶级的等差消灭净尽，于是“有一种协作〔社会〕起而代替这个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至于在协作〔社会〕之中，每个人的自由发达就是一切人自由发达的条件。”（见同书四五页。）
《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著作。其中共分三大类，第一类为反动的社会主义，第二类为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第三类为批评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类又分三项，第一项为封建的社会主义，这是英法贵族于失势之后，报复敌人的玩意儿。他们虽假装不计较自身的利益，专为被掠夺的无产阶级弹劾资产阶级，然他们总免不了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来。“他们在批评之中，很少隐藏那种反动的性质，他们弹劾资产阶级的要点恰为：在这个阶级统治之下，发达一个行将推翻全部旧社会制度的阶级。他们责备资产阶级造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甚于责备他造出一个无产阶级。”（见同书四六与四七页。）
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沆瀣一气的，有所谓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牧师与封建贵族既是携手同行的，所以牧师的社会主义便与封建的社会主义〔结成伴侣〕，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Asketismus）上加上一种社会主义的彩色，原来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事。基督教不是也曾反对过私有财产，反对过婚姻，反对过国家么？他不是曾经宣传过慈善，乞丐生涯，独身，制欲，出家生活和教会去代替上列各项么？基督教社会主义不过是牧师平息贵族怒火的圣水罢了。”（见同书四七页。）
《共产党宣言》批评基督教社会主义虽不过寥寥数语，然他不啻是牛渚燃犀，将基督教社会主义牵强附会和趋奉权贵的丑态，穷形尽相照耀出来了。基督教所崇拜的是什么“上帝”，是什么“天国”：他原来就不注意人世间的事，他的教义中没有社会主义的影子。学伯特（Hans von Schubert）说得对“基督教对于适当的社会及经济制度全没有关系，他只对于与上帝相连的适当制度发生关系，因此他和一种外部的有形的事业没有关系，只和一种内部的精神的事业有关系。‘我的领域不在斯世’，这句话对于政治方面有效，对于经济方面也有效。‘你们不当疲精费神去追问：我们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此处所垂教的是〔注重〕”内部〔生活〕的人对于一切外部生活完全不关心，和完全独立。……（见学氏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七页，一九一九年出版。Christentum und Kommunismus）还有一层，基督教所遵守的十诫中第八诫是勿盗，第十诫是勿贪邻家的一切所有物，这明明是承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基督教中重要人物如教皇克力门第一，（Pope Clement Ⅰ．）教监督米兰（Bishop Ambrosius Milan）和教皇大格列格里，（Pope Gragary the Great）等等倡言世界上一切物品都是〔上帝〕创造的，或由土地生长的，应为大家所公有，不当私于个人，这好像是一种社会主义，然他们说这种话的动机只是由于他们自己及一般教徒不事生产，须仰给于人，故也来反对私产，借便私图。这至多只是考茨基所称的“享乐品的共产主义，即享乐品分配和共同消耗的共产主义。”（见考氏《基督教的起源》三六三页，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Der Ursprung des Dhristentums）在原始的基督教中已充满这种共产主义。“然在实际上这种共产主义的出路是，将一切生产工具变为享乐资料，以之分配于穷人：这就是说，当〔此事一经〕普遍推行，一切生产都告终了。”（见考茨基《新社会主义的先驱》第一卷四○页，一九二○年第五版。——Vorläuler des neneren Sozialismus．）这种只愿消费不愿生产的共产主义和现今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便如风马牛不相及了。不独是这样。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总是帮助统治阶级来钳制被压迫阶级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莱茵观察报的共产主义》（Der Kommunmismus des Rheinischen Geolbachters）一文中说得很详细：“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经承认古代的奴隶制，赞美中古的农奴制，并且当必要时，此等原则对于压迫无产阶级一事，虽也要摆出几分忧愁的面孔，然却会一样加以辩护。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传一个统治阶级与一个压迫阶级的必要，他们不过是具有一种虔诚的志愿，要前者对于后者加一点恩惠。……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解释压制者对于被压制者的卑劣行为为原有罪过（Erbsünde）及其他罪过正当的处罚，或造物主以其聪明睿智加于待拯救者的试验。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传怯懦，自贱，卑屈，服从，驯良，总说一句，〔宣传〕无赖者的一切特质，而不愿意〔别人〕以无赖者相期待的无产阶级视他的正气，他的自信，他的豪爽，和他的独立，其重要之度，尚远过于他的面包。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是伪善的，而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四四二至四四三页。）由此看来，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基督教即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终久是一个假面具，对于无产阶级有损无益的。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是平息贵族怒火的圣水，到了现在，他就变成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了，因为现在一般基督教徒大概是受资产阶级的豢养，所以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就摭拾些动听的门面话，伪装着关心民瘼的样子，浑杂在劳动运动中去催眠无产者，使他们入于昏睡的状态中，借此延长资产阶级的运命。《共产党宣言》将基督教社会主义列入反动的社会主义之中，便是明正其罪了。
反动的社会主义中其余二项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德意志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分析近世生产关系中的许多矛盾点，非常精密。他暴露一般经济学者伪善的饰词，他确切证明机械和分工破坏的影响，以及资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有产者和农民的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的困苦，生产的粉乱，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各氏族间毁灭一切的产业战争，旧道德，旧家庭关系和旧国粹的解纽。可是依这种社会主义积极的内容讲，他是要恢复旧的生产方法和交通方法。并且因此恢复旧的财产关系和旧社会，或是要将近世生产方法和交通方法强迫装在旧财产关系的壳子里面，至于此等壳子或是已被新方法撞破了的，或是必定要被撞破的。在这两种场所，他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乌托邦的。”（见同书四八页）。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的特产。我们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经讲过，兹不再赘了。
保守的或有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有志于改革社会的弊端，借保有产阶级社会的安全，然在口头上却处处唱着利他主义。“自由贸易呀！是为着劳动阶级的利益；保护税则呀！是为着劳动阶级的利益；划分小房间的监狱呀！是为着劳动阶级的利益：这是有产阶级社会主义最后的话，这也是他的唯一正经的话。有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张就在：有产者为着劳动阶级的利益，才做有产者。”（见同书五二页）。
批评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所倡的学说。他们这些人“固然看见现社会中阶级的对抗与分离分子的活动。可是他们视无产阶级方面，没有历史的独立性，没有自己的政治运动。阶级对抗的发达与产业的发达同其步骤，他们却未尝看见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物质的条件，他们力求找出一种社会科学，找出社会定律，去创造此等条件。于是他们私人所发明的行动必须出而代替社会的行动，种种幻想的解放条件必须出而代替历史的解放条件，一种特别创造的社会组织必须出而代替无产阶级逐渐发达成为阶级的组织。他们以为将来的世界史就在宣传并且实行他们的社会计划中解决了。”（见同书五三页。）
这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虽一味凭他们的脑子，发明些玄妙的计划，硬加在社会的身上，以为社会发展的模范，然他们的批评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此等著作“攻击现社会的一切基础。因此他们对于启发工人供给些最有价值的材料。”（见同书五四页。）这些社会主义者以和平改革为志帜，不赞成革命的行动，然他们在许多地方尚具有革命的精神，一到他们的信徒，便变本加厉，成为反动派了。此等信徒“固守陈旧的师说，反对无产阶级历史的发达。他们力求和缓阶级争斗，并调和对抗。……他们拼命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以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不信任，〔他们的〕新福音才能够发生的。”（见同书五四至五五页。）
我们统观上列各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批评，便知道欧洲各先进国在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前，社会主义的派别繁多，可说是应有尽有；而究其实际，都是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相背驰的。马恩两氏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作宣言，特将这许多派的虚伪，幻想，和弱点，尽情暴露出来，使各国工人不致再受其愚弄和欺骗，自二月革命爆发，风声传播于中欧和西欧各部，无产阶级到处帮助资产阶级革命，迨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到处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到处为资产阶级所屈服。于是“一八四八年对于一般有思想的工人已经将那种在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只存有些误会的幻想消灭了。阶级争斗在欧洲全部阵线上都爆发了，那和平的与非政治的社会主义不复有立足之地，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问题不复是学者的问题，而是生活上的问题了。”（见考茨基；《恩格斯生平，活动与著作》三五页。）这种事实可以证明无产阶级已经逐渐觉悟反动的，保守的，以及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不是他的救星。而马恩两氏所指示的途径乃是他们应遵循的唯一无二的轨道了。
《共产党宣言》的第四章论共产党人对于对峙各党所处的地位。“他们是为着达到工人阶级眼前直接的目的和利益而争斗，可是他们在现在的运动中同时代表将来的运动，共产党人在法则和社会民主党（Dis sozialistisch-demokratische Partei）联合，反抗保守的和急进的资产阶级，然〔他们〕对于批评〔这一党〕从革命遗传下来的空话和幻想之权，却没有抛弃。他们在瑞十则帮助急进党，然〔他们〕却不否认这一党是由法国意义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急进的有产者两种反对分子成立的。共产党人在波兰则帮助那以农业革命为民族解放条件并于一八四六年引起克拉高（Krakau）叛乱的政党。共产党在德国则待资产阶级表现革命的〔态度〕，即与之共同协作，去反抗专制的君政，封建的土地产业，和小资产阶级。可是他一刻也不忘记努力使工人明白觉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敌视的对抗，因此使德国工人对于资产阶级当权后必然造成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可以即刻转用作抵抗资产阶级的武器。因此〔使他们〕于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以后，即刻开始和资产阶级争斗。……总之，共产党人无论在何处，总是帮助每种反抗现今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革命运动的。……末了，共产党人是到处尽力替各国民主主义的党派谋团结和一致的。”见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五五至五六页。）
上面一大段文字是极重要的，因为这是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没有成功的国家中实施方略所表现的地方。凡不了解共产党策略的人以为共产党所干的革命必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若挂起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别种革命运动，（如国民革命之类，）那不是背叛主义，就是降格相从。其实共产党所抱的最终目的固在于实行共产主义，而实行共产党主义入手的方法固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然当社会的状况与客观的环境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时，以从事实际运动为帜志的共产党人自然不能够闲着等待，他们必须设法使社会向前进步，在贵族与资产阶级并存的地方，他们便联合革命的资产阶级去和贵族争斗，迨贵族被推翻，资产阶级掌握统治权，他们然后转而与资产阶级争斗。以图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恩格斯所谓“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乎帮助资产者立得统治权，庶可以迅速复行推倒他们。”（见恩氏《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三四页。）因为“除掉资产阶级与人民联合外，贵族是不能够被推倒的，在贵族与资产阶级仍然并存之处，讲人民的掌权是一种纯粹无意识的话。（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四四四页。）所以共产主义者以帮助有产阶级革贵族的命，其用意是在替无产阶级减少一种仇敌，缩短他的解放时期，他们这样帮助每种革命的阶级和党派去反抗一切反动的或保守的阶级和党派的策略，是一种最贤明的策略，是一种最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策略。马恩两氏于一八七二年替《共产党宣言》作序，犹声明关于共产党人对于对峙各党所处地位的评论在根本要点上仍是对的，（参看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一八页。）而现今第三国际及其所属的全世界共产党在实际运动中仍是奉马恩两氏所赞设的策略为圭臬的。
《共产党宣言》于说明共产党人对于对峙的各党派所取的态度后，乃用一段光明磊落，武勇雄壮，庄严沉重和痛快淋漓的话，作全文的结局：“共产党人最鄙薄将他们的见解和目的隐藏起来。他们公然宣布，只有以武力打倒向来一切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让各统治阶级在一种共产主义革命的面前去发抖。无产者在这种革命中除掉他们的锁链子外，毫无所失。他们所要获得的却是一个世界。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见同书五六页。）
《共产党宣言》为古今来所仅见的杰作，现已无人能够否认。波士德格特（R．W．Postgate）说得对：“《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使一种不相联系的运动——这种运动的纲领不适宜之处，自身不容易感觉得到——变成一种具有纲领——这是一个完善的工具——的运动：他不仅是使社会主义从秘密的阴谋诡计的途径转入公然宣传的道路；他并且使社会主义获得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他打破了政党‘道德的’旧分野，以便对于他们作一种新的和真正历史的评价。他指明资产阶级不是一种怪物的聚合，但是因历史的必然而产生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将来是要让位于无产阶级的，他指明资本主义不是基督之敌（Antichrist）的统治，但是各种伟大势力的解放，而此等势力将来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的。因此他永远扫除了乌托邦创造者的领域，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不像布浪葵所说的一样，是在‘地球一隅所孵的一个鸡蛋。’所以他给共产主义以一种威仪，这是此主义前此所未尝有的，他使共产主义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一洗秘密结社的遗传——即阴谋诡计与不断的暴行。马克思固然不反对武力革命。但共产主义者现在是打开眼睛的，他们能够看时机的表征，能够等待并月择取他们的时机：他们没有何种口实，相信四十八点钟的变乱立即使全世界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见波氏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六年的革命》一三九页，一九二○年伦敦出版。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
《共产党宣言》既具有如此伟大的价值，所以李卜克内西说：“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除这种宣言外〕再无所表现，即使他们殒身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中，……他们也名垂不朽了。”（见李氏《马克思纪念》英文译本二六页。）这是丝毫不错的。“这种宣言现在是全体社会主义著作中流行最广的和最富于国际性的作品，是各国——从西伯利亚（Sibirien）到加里福尼亚（Kalifornien）——千百万工人在他们阶级解放的大争斗中自愿奉为共同纲领的。”（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七一页。）可是当这种宣言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初次发布之时，流行有限，他固然是受少数党人热烈的欢迎，然著作界中人以及一般群众大概没有和他会过面，所以李卜克内西说：“在当时德国知道他的，迨不满三打人。”（见李氏《三月革命的五十周年纪念》七○页，一八九八年柏林出版。Zum Jubeljahrder Märzrevolution．)迄是年六月法国无产阶级变乱大失败，反动势力逐渐弥漫全欧，《共产党宣言》遂因此销声匿迹了。所以这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名著在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大影响。
《共产党宣言》是用德文著成，在伦敦出版的。法文译本出现于一八四八年六月变乱之前，英文译本出现于一八五○年。俄文译本出现于一八六三年。此外，这种宣言又前后被译成各种文字。当一八八七年的时候，有人将《共产党宣言》译成阿摩尼（Armonien）文，向一个书店出售，店主看见上面署有马克思的大名，望而生畏，要求译者改作著者，暑上自己的姓名，而译者复不肯承认。恩格斯述及此事，引为奇谈。（参看考茨基较的《共产党宣言》二一页。）我们于此又不禁想起布洛斯所说的一桩事，（参看《钟声周刊》第四年度一卷一五九页，）就是马克思有一次参加诸勒斯登一个工人宴会。克格尔（Max Kegel）作一首诗咏他道：
“奏乐的场所，
坐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列斯托，（Nestor）
〔这就是〕马克思。他的声名
已经使每个良家子弟
闻之发抖。”
世人对于马克思时有种种妄相揣测之词，他们总好“蒙马以虎皮”，而又“谈虎变色”，因此马克思的名字在有产者的耳鼓中遂变成一种恐怖的音响了。
我们对于《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内容，和批评等等，都说过了，现在特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在历史上的沿革和学理上的区别讲一下，一则可以表明共产党及其宣言命名的由来，一则可以写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此等主义的界说及后来的变迁等等。我们且先征引时人区别这两种主义的学说数项如下。
斯巴哥说及共产党的名称道：“为现代读者〔容易了解起见〕，必须说明〔当时〕为什么采用这个名称，为什么不决定称这种组织为‘社会党，’当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用语和现在所指的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指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这样乌托邦的形态为‘共产主义’，但在当时却称为‘社会主义’。在他方面，当时的工人运动是有缺陷的，并且是在卡柏，魏特林，和马克思之下分裂成为几派的，当时只认这种运动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当时是指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他们都只是些固守门户之见的私派，（Seklen）他们那些荒谬糊涂的行动引起大家的不信任。因此要使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便不能不弄出些无谓的反对和误会。”（见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德文译本八一至八二页。）
卡特莱恩（Viktor Catbrein）说：“共产主义比社会主义具有一种更广泛的意义。每个推行共产或公有经济的制度都包含在最广义的共产主义之中。”（见卡氏的《社会主义》一页，一九二○年第十二及十三版。Der Soziaalismus，Eine Untersuchung seiner Grundlagen und seiner Durchfuhrbarkeit．）“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要将一切生产物作为社会的（国家的）公有，并且由国家将生产以及生产物的分配，依照计划，加以组织。”（见同书六页。）“马克思是近世社会主义主要的开创者，他常自称为共产主义的信徒，这是对的，因为类（Gattung）字的意义（共产主义）总是包括种（Art）字的意义（社会主义）的。每一匹马是一种动物，然每一种动物不限是一匹马。因此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共产主义，然每一个共产主义者，不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见同书一○页。）
布浪额说：“社会主义在财产中所看见的制度是在共同活动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在根本上是倚赖社会的一定意志的，恰因这种主义要成为科学，所以他没有一种纯粹偏执的计划反对特有的财产。共产主义丝毫不顾及财产，要直达到平等和共有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种暗昧的混合物，这是很显明的。〔他的〕社会主义具有步骤正确的和明敏的指导，这是借他那社会学说及经济学说中深远的思想体系形成的。〔他的〕偏执的共产主义具有烈火般的短络，（Kurzschluss，short dirouit）这是由他的政治方面〔的学说〕形成的。”（见布氏校的啻泽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料索隐》一三页，一九二○年出版。——Heinrich Dietzel：Beitrige zur Geschichtedes Sozialismus und Kommmunismus）
此外，世人对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各逞臆说，不胜枚举，也不必枚举，我们所以提出上面三说，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足以代表其余的学说，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远逊于其余的学说，只因他们对于这两种主义，有讲沿革的，也有讲学理的，而又都涉及马克思的学说，颇值得我们的特别注意。并且批评他们的当否，可以除去世间许多误解，找出这两种主义的沿革和异同等等。照斯巴哥的说法，一八四○年代的共产主义即现今的社会主义，现今的共产主义即当时的社会主义；照卡特莱恩的说法，则共产主义包含社会主义在内；照布浪额的说法，则社会主义是温和的，演进的而共产主义是横暴的，躁进的。可是我们一考近世社会运动的实际情形及一般通行的学说，便知道他们三人的话都是不对的。今试分别说明如下。
当十九世纪初叶，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使用上大概同视为反对私有财产的学说，而不加区别。例如一八二七年欧文派的《协作杂志》（The Co-operative Magaxine）十一月份一期中有“近世政治经济学者（穆勒，和马尔萨斯）与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间的主要问题”见原书五○九页）一语，是即这两种名词不加区别的明说。又恩格斯于一八四四年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对于这两个名词，亦复随便应用：他对于英国宪章党的领袖有时称他们差不多都是社会主义者，有时又称他们大半是共产主义者。（参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二四○页及三○○页。）
可是历时不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实际运动中就发生差别了，伦敦博爱民主社于一八四七年二月向各国同志发出一道通告书，提出三个问题，请他们答复，第一个问题为：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者所志所愿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为：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者所志所愿的是什么？通告书附加说明如下：“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地球是一切人的公有物，每个人当各尽他的能力作工——即‘生产’——各按他的力量享乐——即‘消费’——因此共产主义要打破全部旧社会组织，而代以一种完全新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的名称是从拉丁文“Socialis”——‘社会的’——借来的，他所从事的，就和他的名称所表示的一样，是社会的措施，是人与人的关系，可是他没有提出何种新制度，他的事业首在修补旧建筑物，填好那因时代〔久远〕而起的罅隙，掩一掩〔世人的〕眼睛，至多也只能像傅立叶主义者一样，在陈朽的基础——即称为资本的——上造一层新建筑物，所有创造监狱，改良所，贫民院，病院和会食堂的人都可以算作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意义，他可以说是无所不备，也可以说是一无所备，一切浅薄的人，一切沉溺于博爱的人，一切喜欢有所作为而又缺乏实行做事的勇气的人都集在他的旗帜之下，并且对于不复从事修补旧物，但愿造一种完全新建筑物的共产主义者，加以谩骂。可是修补并且粉饰这种完全腐败的社会制度，徒然虚耗时日，这是每个有理性的人容易看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竭力保持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断然将他写在我们的旗织上面，然后举以示那些集在同一旗织下面的争斗者；如果有人说——像近来所常见的一样——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根本上完全相同，要求我们将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词——还有些心志暗弱的人攻击这个名词——和社会主义者的名词更换，我们不可自安缄默，但当对于这种无意识的话加以有力的抗议。（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十七年度二卷一三七至一三八页，德拉恩《共产党宣言及工人国际前史》。Ernst Drahn：Zur Vorgeschichte des kommunistischen Manifests und Arbeiterinternationale）
我们看了博爱民主社上面一段话，可以知道当时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何在。恩格斯于一八八八年替英文《共产党宣言》作序，一八九○年替德文《共产党宣言》作序，对于这种区别复先后加以声明。他说，当《共产党宣言》“出现之际，我们没有称他为社会党宣言。当一八四七年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讲的。一方面是各种乌托邦制度的信徒，尤其是英国的欧文主义者与法国的傅立叶主义者，他们在当时已经变成逐渐消灭的私派了。在他方面是些极庞杂的社会庸医，他们要用各种万应药方及补缀细工去消灭社会的弊端，使资本和利润不受丝毫痛苦，这两方面的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的，他们宁向‘有教育的’各阶级请求帮助。反之，工人中相信单靠政治革命必不济事而要求社会须有根本改革的部分，在当时自称是共产主义的。这只是一种粗笨的，本能的，和未成熟的共产主义，但他却具有充足的力量，产出两种乌托邦共产主义的体系，在法国是卡贝的伊卡利〔共产主义〕，在德国是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当一八四七年的时候，社会主义是指一种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是指一种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是有体面的，共产主义适得其反。至少在〔欧洲〕大陆是这样的。我们在当时已有确切的见解，知道‘工人的解放必为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所以我们对于这两种名词选择那一个，心中没有丝毫疑义了。”（见考茨基校的《共产党宣言》二三至二四页。）
此外，迈耶和施泰因两人对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上的说明，尚足以补上面两说的不足。迈氏说：“照德文的用语，当时所谓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对于社会状况和平革新的志愿，而这种志愿多少具一种矜炫的形态，多少带一点急进的彩色，当时所谓共产主义是指一种破坏社会的势力，而无产者的秘密结合，就是担负这种任务的。施泰因所加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是要完全借他标出的真理的势力去构造一种社会，共产主义是要借群众的势力，并且要借革命和破坏推翻现社会。”（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第一一九页。）
统观上面三大段话，可以知道一八四七年那个时期所谓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很少学理上的区别，集在这两种主义下的人所以彼疆此界，只因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不同，和所用的方法各异罢了。斯巴哥对于这个异点，一字不提，徒制造一种曲说，以乱世人耳目。他说：“我们现在指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这样乌托邦的形态为‘共产主义’。”按其语气，似乎是认现在的共产主义为乌托邦的形态，这已经是毫无根椐，即退一步，承认他的话是对的，然卡贝和魏特林的主义同具有乌托邦的形态，何以他又要将他们排在现今的社会主义之列呢？况且他认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为共产主义，这不是世界著名的学者所公认的。伯恩斯坦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柏林演讲社会主义，他说：“欧文及其党徒，和圣西门及其党徒都是社会改良家，他们的提案有多少激烈之处。但他们却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并且还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尤为反对阶级争斗的人。”（见伯恩斯坦《社会主义是什么？》四页。Was ist Sozialismus？）奥本海默（Franz Oppenbeimer）也说：“马克思意思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都是共产主义。如仅把最著名的人名指出来，那么，傅立叶，普鲁东，和杜灵格（Dühring）的确是社会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傅立叶是一个协作社会主义者，要是照谢富勒（Schäffle）所造的一个好名词讲，他便是一个协作主义者（Assozialist）见阿氏《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四五页，一九一九年出版。——Kapitalismus，Kommunismus，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上列两说足以反证斯巴哥所说的无稽了。
卡特莱恩认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在内，这也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承认的。格林伯克说：“〔世人〕硬要使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义互相分离，并且在他们的中间划出一条显明的界线——然却没有成功。”（见《国民经济辞书》第二卷八二八页，一九一一年第三版。Worte rbuch der Volkswirtschaft）就大体讲，格氏的话，未尝不对。然我们仍可依现今多数学者共同的学说，与普通工人的见解，来说明这两种主义的异同。他们的学说和见解怎样呢？就是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两种不相统摄而互相衔接的主义。啻尔（Karl Diehl）说：“共产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进一步，因为共产主义不独是要取消私人支配生产的事，他还要取消私人支配消费资料的事。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私人不能有生产的财产，就是不能有土地和工厂等等。然私人可获得消费的财产，他可以自由处分他的劳动的产物，可以用这种劳动的产物——例如用他所服务的劳动时间——去交换他所愿得的货物。在共产主义的共同生活团体中就不相同。在此处不独是土地工具等等是归公有，即各人所得的养料衣服等等也是由公家规定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只要铲除关于劳动工具的私有财产，而共产主义却还要铲除关于劳动生产物的私有财产。”（见啻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八页，一九二○年第三版。Über Sozialismus，Kommunismus，und Anarchismus）利夫曼（R．Llefmann）说：“〔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向来所聚讼的生产与消费两者物质上的对峙，也不在外表的生活形态，而在分配的原则上。当生产工具既为公有财产的时候，生产物——无论是半制品或全制品——自然也是公有财产，可是此等物品用那种原则来分配，这就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个不同之点。大家如果认各人所得的分子当相等，那么，共产主义就出现了。此事和现今〔一般人〕对于〔共产主义所认识的〕意义相符。反之，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于分配的方法虽也曾参加，然社会主义还没有谈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特点。……所以共产主义较之社会主义是一种较高的势力。”见利氏《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批评》一○页，一九二二年出版。Geschichte und Kritik des Sozialismus．Leipaig)利氏的话比较啻氏的更为妥当，因为现今所谓共产主义不独比社会主义更进一步，要求消费资料的公有，他对于分配问题，是主张各取所需的，至少也是要平等的。墨廷（Metin）于二十年前说过，他在马尔波（Malbourne）问一个工人，社会主义是什么：工人回答道：“十个先令一天。”作者在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问一个机器工人，共产主义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我有两件衣，分一件给没有衣的人穿。”这两个工人的话虽不足以代表完全的学理，然由此可以证明普通一般人所谓社会主义在分配上是要取得充分的报酬，所谓共产主义在分配上是要平等，他们的见解和许多学者的主张是相符合的，由此看来，卡特莱恩谓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仅为近世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此说实无足取了。
布浪额左袒社会主义，力排共产主义，而认马克思主义为两者“一种暗昧的混合物，”尤属奇谈。布氏所称的共产主义是向来一种平等的共产主义，（Gleichbeitskommunismus）即恩格斯所谓“粗笨的本能的和未成熟的共产主义”，这是马恩两氏早已排斥过的。布氏认马克思主义中含有这种主义，殊属非是。在马克思之世，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很少原则上的区别，而马恩两氏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尤非如布氏所想象的，为一种固执的教义。关于这一点，不独是《共产党宣言》上已经声明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旨趣不是建筑在空泛的理想上，任何原则上的，而是阶级争斗中事实关系的表现，不独《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上劈头一句即说明“共产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见原书八页，一九二一年版），而恩氏于一八四七年与海村（Karl Heinzen）辩论，说得尤为明了：“海村君幻想共产主义是由一定的理论原则为中心点而推演出来的一种教条。海村却弄错了。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运动；他不是从何种原则出发的，而是从事实出发的。共产主义者没有这种或那种哲理，凡向来的全部历史，尤其是各文明国中这种历史现今事实上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前提。共产主义的出现，是由于大工业及其结果，由于世界市场的成立，由于因世界市场成立而起的无限制的战争，由于愈出愈凶猛，愈演愈普遍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已完全成为世界市场的危机——由于无产阶级的产生，及资本的集中，由于因此而发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共产主义所谓理论，就是将无产阶级在这种争斗中所处的地位用理论表现出来，就是将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用理论总括起来”，（见《争斗杂志》第七卷五一七页，恩氏《共产主义者与海村》。Die Kommunistenund Karl Heinzen）至于马克思对于分配问题的意见，更有一定的步骤，他并没有主张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之后，即“直达到平等和共有制。”他在一八七五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Gothaer）党纲的批评中，将共产主义的社会分作两期，在共产社会的第一期中，他主张工人取得与其劳动相等的物品，（除去公共必需的费用和储蓄。）在共产社会的更高期中，他以为因个人的平均发达，和生产力的提高，更不必平均分配，社会且可以在其旗帜上大书特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参看《经济学研究选刊》第十二卷一四四至一四六页，马氏《社会民主党党纲批评》。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programms：Ausgewählte Lesestücke zum Studium der poitischen Oekon omie 12．Band）我们参照马恩两氏对于共产主义的意见，可以知道布浪额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评是极不正确的。
还有一层是应当声明的。马克思在哥达党纲批评中虽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期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更高期等名目，然他在同一文中仍有应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之处，他自己并没有以分配原则的异同去区分这两种主义。列宁（Lenin）谓“通常指为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则称为共产主义的第一期。“（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德文译本八四页。Staat und Revolution）这是以后起的意义去解释马氏的用语，自然不错。反之，阜尔德斯（Bela Földes）说：“有些著作家将一切反对现社会制度的组织，总归入社会主义之下，而共产主义则除去不计，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则共产主义粗形的实现只是一种幻想。还有些著作家将一切〔反对现社会制度的〕社会制度都归入共产主义之下，因为照他们的见解，一切社会主义的制度终久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的。因此我们便看见马克思称他〔所主张的学说〕体系为共产主义。”（见阜氏《社会主义思想界中的主要潮流》八页，一九二三年出版。Dis Hauptströmmungen des sozialistischen Gedankenwelt）这便是对马克思妄加揣测了，后起的著作家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命名，或许如阜氏所言，至于马氏当时使用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以及称他和恩格斯所草的宣言为《共产党宣言》，纯是由于当时共产主义为无产阶级所崇奉的主义，纯是因“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明白昭示那为自身解放而从事于革命争斗的无产阶级的目标。”（引考茨基语，见《伦理与唯物史观》七九页，一九二○年出版。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马克思决没有阜氏所想象的那种意思存在心中，这是可以断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意义上的解释，以及他们应用这个名词的原因，我们已经详细说明了。现在再回转去谈他的沿革。自《共产党宣言》发布至一八八八年恩格斯作序四十年之间，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又极暧昧起来了。这两个名词又渐次变为异名同义的名词了。恩格斯于一八七八年发表一种著作，名《反杜林论》，他在这种著作中称他们的主义为社会主义。他后来从此书中抽出三章，稍加修改，另成一个小册子，题为《从乌托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就是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的主义，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即指他们自己的主义。自一八八八年恩氏作序，至一九一七年三十年之间，这两个名词在应用上更少彼疆此界的鸿沟。所以密设斯（Ludwig Mises）说：“‘共产主义’的标语所指的和‘社会主义’所指的没有什么不同。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名词的使用，在意义上已经是屡屡互相交换的，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区别之点，总只是策略的问题。”（见密氏《公有经济制》一二四页，一九二三年出版。Die Gemeinwirtwchaft．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Sozialismus）近数十年来，有些人称马恩两氏所创造的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又有些人称为科学的共产主义，其实只是异名同义的称呼，梅林的著作对于他们的主义有时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有时又称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他并且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区别，作精深的探讨，是无聊的毫发之辨。”（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页。）当时不注重这种区别已可概见。
可见保罗夫妇说得对：“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一种工人阶级的经济革命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随后一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一种大半为中等阶级〔所操纵〕的政治革命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于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又复显著起来。第三国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于莫斯科（Moscow），这种区别便于斯时注定了，自此以后，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左派和社会主义的中央派以及右派互相分离，已经愈加显明，现在‘社会主义’是淡红色的，半资产阶级的，并且是有体面的。‘共产主义’是深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没有体面的，并且是布尔什维克的。“（见保氏《创造的革命》一七至一八页，一九二○年出版。Creative Revolution．A．Study of communist Ergatocracy．）因此现在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又有恢复一八四七年代旧观的趋势了。不仅是这样，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即已说过：”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过渡到生产工具的公有和依照各人的劳动分配生产物。我们的党更看到社会主义必不可免地逐渐发展到共产主义，而后者的旗帜上所书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列宁全集》——Lenin Sämtiche Werke——德文本第二十卷一册一七八页）可见这两种主义在理论上的区别，他是早就承认了。
然一般著作家大概仍沿着向来的习惯，不措意于这两个名词的区别。例如柏尔于一九二四年刊布他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争斗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soaialen Kämpfe），在序言中即声明“这里到处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具有同样的意义。”（见原书第一册八页）施浪德（Erhard Sehlund）于一九二二年刊布他的《共产主义的哲学问题》（Die Phllosophischen Progleme des Koommunismus），也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已经和日用品——他们现在确已成为这样的日用品——享有同一的命运，就是，他们恰因日常使用，退了光，丧失了锋锐的轮廓。”（见原书一○页）所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沿革上和学理上虽有上面所述的各种区别，但在应用上仍是很少以此为标准的。我们对于两者的叙述，不厌求详，用意也不过是借此供读者的参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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