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六章 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
自《共产党宣言》发布后,法国的二月革命即爆发了;由是而牵动欧洲半壁,使之转入涡漩,演成世界史上一种阶级争斗的大观。这种革命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是他们反抗列国君主维也纳条约所处分的事件的革命,也是无产阶级初次出现于历史舞台,共同参预国政的革命。然革命只是一种结果,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并不是凭空而起的,乃是历许多年月酝酿而成的。当一八四七年的时候,这种酝酿已经达到成熟的时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要讲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经过,最好先从恩格斯《一八四七年的运动》(Die Bewegung von 1847.)一文中抽出三段简单明了的话,借以表见革命前一年的情形。
“一八四七年确为最多事之秋,这样相同的情形是许多年以前我们才遇见过的。在普鲁士则有宪法与联合国会〔的运动〕,在意大利则政治生活发达的迅速,迥非意料所及,而对于奥地利且有普遍的武装对抗,在瑞士则有内乱的发生,在英国则有带激烈彩色的新国会,在法国则有诽谤的言论及改革宴会,……这是一批变化和运动,这是近几年来所未曾有的。”(见《争斗杂志》第六卷二○七页。)
“一八四七年没有什么决绝的分胜负的举动,可是无论在何处都有壁垒森严的对峙的党派;在这一年中固没有确切解决什么问题,然一切问题都提出来了,现在非解决不可。”见同书二○八页。
“我们随便向何处一望,都看见资产阶级有了很大的进步。他抬头起来,发指眥裂般向他的仇敌挑战。他期望决切的胜利,而他的期望是不会失败的。他要照他的标准去处置全世界,关于这一点,他在地球上一大部分中是会成功的。”(见同书二一二页。)
恩格斯描写一八四七年欧洲各国的运动,断定资产阶级的革命及其胜利,迫在眉睫,他这篇文字发表不到一个月,(原文见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德文布鲁塞尔报》),二月革命果然辟震一声,惊动全欧了。我们现在且述其起源及经过如下:
法王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自一八三○年即位后,极力交欢国中的大财阀,与之朋比为奸,经营投机事业,大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所不满,因为“在路易·菲力普之下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的〔全〕资产阶级,而是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即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主以及一部分和此等人有联络的地主——即所谓财政贵族,这个贵族包围君主,他在国会中制定法律,他操纵国家各种位置,自内阁起一直到烟草部为止。真正工业的资产阶级构成反对的一部分,就是,他在国会中的代表只是少数。当财政贵族独霸的趋势愈加纯粹,当他自己于一八三二年,一八三四年,以及一八三九年血肉横飞般镇压工人阶级的骚动后,愈加觉得足以宰制工人阶级。他〔对于财政贵族〕的反抗便意加决切。”(见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二四至二五页,一九二○年出版。Die Klassenkämphe in Frankreich)
法国的财政贵族既握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大权,暴戾恣雎,横行无忌,所以工业的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之无不怒目相视,欲得而甘心;又加以一八四○年代的以后几年,国内国外发生两大经济的变端,影响所及,更足以促进革命的风潮。第一种经济的大变端就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的马铃薯腐烂与歉收,因此“增进了人民乖离的心理。一八四七年〔物价的〕腾贵使法国国内和〔欧洲〕大陆别处一样引起流血的冲突,人民为着必需的生活品而争斗,与财政贵族无耻的轰饮遥遥相对,在不参色(Buzancais)则因饥荒而骚动的人横遭杀戮,在巴黎则纵饮的无聊醉汉倚赖王家的势力而逃开法网!促成革命爆发的第二种经济的大变端是英国一种普通的工商业危机;当一八四五年的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的大失败已经替这种危机报信了,至一八四六年因许多偶然的事,如取消谷米税之类,得维持暂时的现状,到了一八四七年的秋季,这种危机毕竟在伦敦殖民地商品的大商人破产中发动了,而各农业银行的破产,与英国工业区域中各工厂的倒闭,遂接踵而起。当二月革命爆发时,这种危机对于〔欧洲〕大陆的影响还没有衰歇。”(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二月革命的远因既如上所述,今再述其近因。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进派愤财政贵族的专横,想扩充选举权,从议会方面着手改革,于是有所谓选举改革宴会的发生。当这种宴会举行之初,政府尚未十分注意,迨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巴黎宣布异日举行同样的宴会,预计与宴者有巴黎的有产者一千五百人,巴黎十二市区的代表九十七人,于是政府忽加以禁止,政府这种举动就无异火上加油,到了二十二日,巴黎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等相率游街示威,唱革命歌,并大呼打倒基佐,和改革万岁等口号;当时的警察已无力制止群众的行动了。“到了异日,政府为镇压这种骚动起见,召出他的主要的兵力。〔然人民的〕抵抗也以同一程度而增加起来了;堡垒出现〔于街道上〕,并且为供给群众以武装起见,各军器店也被抢劫了,国防军不肯动作,或是暗中帮助骚动者。这种争斗愈趋激烈,毕竟使路易·菲力普那只老狐惊慌失措,罢免他所信任的基佐,而任命麻勒(Mole)组织内阁,这却是无关重要的。然资产阶级对于这种‘结果’兴高彩烈,群相庆幸,而一般人民对之却毫不措意,仍守着堡垒不动,当那个残暴武夫步若(Bugeaud)将军被任为军队的总司令时,群众的怒火又从新燃烧起来了。大家看出这就是一种指标,表明压服骚动后,将实行一种流血的反动。同时在基佐的官署前又发生了革命中所常起的‘误会’,演成人民与军队间一种冲突;群众中放了一手枪,而军队发一排枪,以致群众的死伤至十五人以上。群众于是狂呼大叫,奔入各街道中,而一般共和主义的领袖则作激烈的演说,要求复仇,当有产者的区域结彩志庆的时候,群众区域就移去街道上所铺的砖石,和魔术一般从地中生出许多堡垒,发生一种可怕的大巷战,通夜不辍。邢横暴的步若也不能克服这种变乱,并且常备军也不完全可靠。路易·菲力普那种卑鄙心胸还没有懂清楚这种变乱是反抗他自身和他的‘制度,’他以为命退耳(Thiers)组织一个‘自由’内阁,这种把戏就可以和缓变乱。可是人民对于这种内阁毫不注意,只是继续战争,到了这个时候,路易·非力普才垂头丧气,宣布退位,令他的孙巴黎伯爵(Graf von Paris)承统,以新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Herzogin von Orleans)摄政,这位交易所大王遂于可怜可悯之中,从他那十八年腐败政府的舞台上滚下来了。”(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七六页,一九二三年出版。Die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848bis 1849.)
自路易·非力普让位于巴黎伯爵的诏书发出后,有产阶级的自由派便踌躇满志,而一般人民尚不肯承认此举,于是更向法王的宫殿进攻,捣毁宫中的什物,但未尝发生劫夺之事。他们又相率闯入国会,驱逐那藏身于此的奥尔良公爵夫人母子,要求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并且即刻组织临时政府。至二十五日午间,临时政府虽已组成,但法兰西还没有宣布为共和国,一般工人对于宣布共和一事,坚持到底,如不达到目的,他们誓以武力解决。儒拉斯培(Raspail)以工人资格前往临时政府的办公处。“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共和;在两点之内,如不履行人民这种命令,他将率领二十万人退转去。〔当时〕死难者的尸身几乎还没有冷,堡垒还没有除去,工人的武装也没有解除,而能和他们对抗的唯一武力只是国防军。在这种情形之下,临时政府政治的怀疑与法律的顾虑,忽然消灭了。两点种的时间没有过完,巴黎的一切墙壁上已经现出〔下列〕历史的伟词名语了,就是: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见马克思的《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二九页。)自此以后,法国各处都闻风响应,次第归入临时政府统治之下了。
可是临时政府中的分子大部分为有产阶级和小有产阶级的代表。至于无产阶级的代表只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郞和一个工人亚尔柏林。(Albert)在这一次战争中出力最多的是工人,但巴黎于受过工商业危机的影响之后,复经变乱,百业停滞,工人无以为生,而临时政府复没有议及具体的救济方法。他们于二十五日早晨群集于政府所在地,由一个工人马士(Marche)代表向政府要求劳动权。马士拿着实弹的手枪,以决切的言词,向政府中人说道:“人民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意思,人民如果得不到一道命令宣布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存,他们是不会散去的。”(见李卜克内西的《三月十八日及其同类事件》一七页。一八九八年出版。Züm 18.März und Verwandtes,Nürnberg)当时政府的主脑是有名的共和主义的诗人拉马丁。他以种种温词软语去和缓马士,马氏气势汹汹地打断他的话,说道:“不要说空话啊!这种政治的把戏也尽够了,人民是主人翁,他们命你们这些公仆以命令宣布劳动权,不要迁延啦!”(见同书同页。)当马,拉两氏正在争论之际,路易·勃郞等已凝就一道命令,由政府大员全体署名,其文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当以工作保障工人的生活;
他当为一切国民筹备工作;
他承认工人有联合之权,借以取得他们工作合法的利益;
临时政府是属于工人的,他从平民所得的百万〔法郎〕转给工人。”(见波士德格特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六年的革命》一九一页。)
然临时政府自下了这道命令以后,又寂无动作。“几天之后,他已经将他所允许的事件忘记了,他的心目中也似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影子〕了,于是有二万工人群众列队到市政厅,(Hotel de Ville)大呼:劳动的组织!,造成自己的劳动内阁!,临时政府经过一次长久的争辫后,任命一个永久的特别委员会,令其研究改善工人阶级的方法。这个委员会是由巴黎各手艺工人团体的代表组织成的,而以路易·勃郎和亚尔柏特为领袖。卢森堡宫(Das Luxemburg)被指定为他的会议所,于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被逐出临时政府,而内中资产阶级的分子握得国家的实权了。”(见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争斗》三○页。)
法国的工人群众为资产阶级所欺骗,他们当时还没有觉得,他们以为既有政府的命令保障“劳动权,”复有一种特别委员会去筹划经营,旋又设立国家工厂,他们从此总可以脱离资本主义的掠夺,获得一种优美的生活了。可是李卜克内西说得对:“‘劳动权’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的要求,其实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劳动是每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的义务,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要替一切人都找得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一种赋闲工人的预备队为生存条件的。”(见李氏《三月革命的五十周年纪念》三五页。)法国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相信什么“劳动权,”本是涉于幻想,然假令主持国家工厂的人能够有计划地实心任事,也未尝不可保障工人的生活至若干时期之久;不意负此项工厂主要责任的人恰为仇视社会主义的内阁阁员马利,(Marie)则此事的无良好结果更可想而知了。
当马利经营国家工厂之时,他不独不肯实心筹划,力图整理,并且故意将其弄坏,在一方面可以借此归咎于社会主义,在他方面又可以挟工厂工人做反对社会主义工人的利器。自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成立后,共有工人代表(每种职业派代表三人,)三,四百人,此机关旋成为社会主义煽动的中心,引起法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惊慌与恐惧,他们遂联合来对付工人阶级。他们除掉联合一切反动派组织所谓秩序党(Party of Order)外,拟以国家工厂的工人为他们的预备队。(参看波士德格特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六年的革命》一七○至一七一页。)马利于是年五月向国家工厂的领袖托马斯(Thomas)说:“国家工厂的工人数目增加,你不要害怕,只是你当预先拿定,要能够支配他们。就这一点讲,人数不能太多。你要努力保持工人,不可省钱,当必要时,有人允给你以秘密款项。你相信给款的人可以命令这种〔工〕人么?我们应用工人在街道上〔作战〕之期恐怕不远了。你留心将他们配上武装。”(见李卜克内西《三月十八日及其同类事件》一八页。)可是国家工厂的十一万多工人不独不能如主持工厂者所预期的一样,可以用作攻击社会主义工人的工具,他们自己大概倾向社会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了。临时政府察出这种现象,又因困于财力,遂决计停办国家工厂。六月十五日财政总长哥学(Goudchaux)在国会中宣言国家工厂必须立予消灭,至二十一日政府下令,命国家工厂的工人投入军营中当兵,或到索伦涅(Sologne)去开垦。异日有一千五百工人在薄雀尔(Pujol)指导之下,前往行政委员会。薄氏入见马利,详陈工人反对二十一日命令的理由,马氏答道:“我知道啊,可是你要注意,不愿意当兵的工人,复不肯到外省去,那我们会用武力强迫他们去。运用武力啦。你知道么?“(见同书二○页。)薄雀尔听了这些话,即出外告诉群众。大家知受了政府的欺骗,个个愤愤不平,怒不可遏了。
可是巴黎的工人阶级斯时已处于极困难的地位。论内部既没有能负重任的领袖人才主持大计,更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党从事组织与训练,借此增加他们的作战能力。论外部,他们不能与农民联合,共同作战,因为当时的农民本来不倾向革命,又加以秩序党的教士在乡村中散布谣言,说城市中的工人不肯作工,坐耗农民以缴纳的租税,而二月革命爆发后,农产物的价格忽然下降,于是农民对于城市的工人阶级不独不表同情,并且发生一种仇视的心理了。巴黎的工人正陷在此孤立无援之际,忽得到薄雀尔所传播的消息,他们知道他们受宰割的日子到了,不得不从事抵抗,于是有六月战争的爆发。这是法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所逼成的一种战争,无可避免的。伯恩斯坦偏谓“没有人将以为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战争是一种历史上的必要。“(见伯氏《一种样革命怎样失败》一五页,一九二一年司徒嘉德出版。Wie eine Revolution Zugrunde giug.)这无异说当时的巴黎工人应当俯首帖耳,忍受资产阶级的宰割,而他们的反抗是为多事了。
巴黎的工人聚遭横逆,既不甘坐以待毙,至六月二十三日早晨已有万人集合,在薄雀尔指挥之下劫得军器,在工人区域和军事上占重要位置的各街道上建筑堡垒,与便和政府的军队作战。至于他们的全部作战计划是由儒拉斯培的朋友克考西(Kerkausie)规定的,他将参战者分作四个纵队,拟一齐向市政厅集中。但这种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工人方面参战的,不过四,五万人,而军务总长卡汾雅克(Cavaignac)所统率的军队多至四倍,并且运用大炮,手榴弹,发火机等等的猛烈武器去攻击街道上的堡垒和房屋,这是前此的巷战中从未用过的。有了这两个大原因,工人方面虽拚命力战,但延至二十六日却完全失败了。恩格斯于详细描写此战争的军事形势之后,总括起来说道:“巴黎工人的作战是何等勇敢,何等有纪律,何等巧妙。他们四万人和一种四倍的优势军队相持至四日之久,而他们的胜利只差一发。他们在巴黎的中央站住脚,取得市政厅;占据临时政府,使他们的人数增加一倍,……只差一发。……克考西被捕,此时几已枪毙了。有产者是可以枪毙他的,但他为第一个组织巷战的人,他们就不能剥夺他这种荣誉。他们是可以枪毙他的,但世间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他的发明为将来一切巷战所利用。他们是可以枪毙他的,但没有法子使他的名字不永远留在历史上,成为第一个巷战将军。”(见一八四八年《工人读本》四九至五○页,恩格斯的《巴黎六月战争》。——Die Pariser Junischlacht.)
法国的资产阶级于军队胜利之后,不独是枪毙了克考西,并且对于战败的无产阶级,大肆淫威,实行屠杀。工人在战争中不过死四,五百人,他们于战后被捕为国防军所枪毙的,足有二,三千人,而俘虏的数目且达一万五千以至两万人。(参看李卜克内西《三月十八日及其同类事件》二二页。)当俘虏的人数太多,无处收容的时候国防军常当得到一种口号,就是:“我们再没有地方了,让他们吃点空气罢!”(Nous n’avons plus de place,donnez leur de l’airl)后面这句话就是屠杀他们的暗号,因此许多人没有经过审问,即冤枉将生命断送了!此外,一般俘虏被幽禁在黑暗而又不通气的地下室,除饥渴交攻,病痛丛生外,又时常被看守的兵士任意虐杀。他们一旦离开这种地面上的地狱,登时又会入地下的地狱,所以看守的兵士直向他们说:“你们对于你们所处的恶劣地位叫苦,可是我们将你们放出来,你们都会被国防军枪毙啊!”(见同书二五至二六页。)法国资产阶级处置无产阶级的俘虏,真算是极人世间惨酷的能事了!
马克思自得到六月战争的消息后,他在是月二十八日《新莱茵报》上说道:“巴黎的工人是被武力压倒了,但他们没有投降于武力之下。他们是受打击了,但他们的敌人却被克服。横暴武力目前的胜利是用下列的东西换来的,就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消灭了,整个旧共和党解纽了,法兰西国民分为有产国民与劳工国民两种了。……同胞的情谊,对抗阶级——在此等对抗阶级中是一阶级掠夺他阶级——的博爱,这是二月间在巴黎前面,在每个监牢前,在每个营舍前用大字写出来的——这种博爱真正的和实在的表现只是内乱,只是形态最凶猛的内乱,只是劳动和资本的战争。当资产阶级的巴黎于六月二十五日晚上燃灯的时候,这种博爱在巴黎所有窗户前发光,同时无产阶级的巴黎是焚烧,流血,和受辱。……二月革命是优美的革命,是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革命中反抗王室所发露的种种对抗还没有发达,还一致相伴睡着,而构成革命基础的社会争斗也还只是飘空的,只是存在空话中的,六月革命是愤恨的革命,是冲击的革命,因为事实代替了空话,而共和国把怪物所带的冠打下了,将怪物的头暴露出来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三卷一一七至一一八页。)
巴黎的六月战争是阶级对抗发展的结果,这种战争在世界史上是占极重要位置的,因为这是世界上无产阶级以阶级的意志与资产阶级交锋对垒的第一次大战争。此次战争不独使法国的无产阶级一蹶不振至数十年之久,而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也因此受一大打击,以致逐渐惨淡无光。我们对于这一点且按下不提,先讲二月革命及于欧洲各国的影响。
乔治维伯(Georg Weber)说:“如果〔一八三○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曾有充足的力量,产生一种欧洲的运动,那么,纶激动力和反抗力,则二月革命的影响便愈加深远。在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爱尔兰,和瑞士发生猛烈的党派竞争,激昂的意见争执,和如火如荼的民族感情!“(见维氏《世界通史》第十五卷第二部三○二页。一八八九年第二版。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此外,如英格兰,比利时,匈牙利,丹麦等等无不被波及,总说一句,欧洲除俄罗斯外,鲜有不感受二月革命的潮流而多少发生骚动的。我们对于欧洲各国革命运动,势不能一一纪述,特将其中与本书有密切关系的德意志革命概括说明如下:
“奥地利与普鲁士是德意志的两个主要联邦,维也纳或柏林每一种决切的革命的胜利足以影响全部德意志。“(见马克思的《革命与反革命》五二页,一九二○年伦敦第八版。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or Germeny in 1848.)因此我们现在只提纲挈领,叙述奥普两邦的革命运动。在两者之中,受着二月革命影响而首先发动的是维也纳。梅特涅在奥地利政府中操纵外交内政,厉行专制主义,垂四十年;呻吟于专制淫威之下的维也纳人民对于梅氏久已含恨次骨。迨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他们渐渐有发动之势,至三月初旬,即有打倒梅特涅的呼声出现;当时人心浮动,警察已失去平日的威风,而惯用压制手段的梅氏也无可如何,只自宽自解道:“让他们叫喊着罢!”可是这种呼声一起,使将沉沦在地狱中的维也纳群众——学生,工人和市民——引入运动中来了。就中尤以学生的加入,是一枝最有力的生力军。“这些忠实的少年富于豪壮之气与牺牲之心,他们是愈争斗而愈勇敢,并且具有一种优美的理想。……青年豪壮的学生之加入便予麻木的维也纳市民以一种有力的激励,使全部运动挟着武力向他的最切近的目标走,即打倒梅特涅的制度。“(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一○八页。)
到了三月十三日,一般议会代表在议院中开会,不久即有无数市民和学生前来,大呼“出版自由!”“立宪!”和“责任内阁!”并且请议员向奥王代达民意。这种运动算是很和平的。但旋有一个学生忽然想起向群众宣读匈牙利革命家噶苏士(Ludwig Kossuth)于三月一日在匈牙利国会的演说词,因此激动群众的热情,异口同声叫道:“驱逐梅特涅!”群众拥入议院中,看见外面有军队来到,即用各种器具从窗户内向之投掷。当一个军官被击之后,即有一排枪向着窗户射来,但没有伤人,可是当统率军队的亚尔伯列施特大公(Erzherzog Albrecht)亲自被击之后,连接就有两排枪向着毫无武器的群众射击,结果有五人立时殒命。群众于受创之后,拼命向四处乱窜,而政府军则在后面追逐,因此发生许多流血的巷战。至是日下午,群众乃作武装的集合,并派代表向奥皇要求撤退军队,同时一般热血满腔的学生请维也纳大学校长向奥皇要求武器,组织学生军,而各议员也派了些代表前往皇宫,——他们都要求梅特涅引退,但没有结果。人民的代表团因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便开始退出,然他们却被邀回,梅特涅亲自来接谈。老奸巨猾,欺诈成性的梅氏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还自欺欺人地向一个代表说道:“国民和军队联合拢来,不能战胜一种街市上的骚扰,这却是一种耻辱。“(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一一二页。)那个代表答道:”这不是一种街市上的骚扰,但是一种革命啦。”(见同书同页。)梅氏叫道:“不对,鼓动人民的,不过是些犹太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罢了。”(见同书同页。)人民代表团因谈话不得要领,又开始退出,但他们又被邀回了。梅氏卒因人心激昂,催他去位的新代表团接踵而至,奥皇左右又有力谋去他的人,他受此内外夹攻,知道大势已去,遂即时引退,继着那穿妇人衣服逃亡的法国内阁大臣基佐前往伦敦作寓公了。
自梅特涅逃遁的消息传播后,全城欢声雷动,十三晚上,大家都悬灯志庆,乐不可支,从此人民所要求的集会权,结社权,言论自由,国民军,和宪法等等都被准许了。可是当此各阶级共同革命之日,阶级的对抗也就同时发生了。当十三日住在前城的工人听说城中发生战事,他们即出大队来城中应战,然住在城内的资产阶级却闭门不纳。工人们于忿怒之余,遂有焚烧他们所痛恨的工厂和捣毁机器的举动。资产阶级的国民军出而镇压这种骚动,逮捕工人至数百人之多。然学生军却不肯参加这种勾当,因此学生与工人间达发生一种良好的感情了。
我们现在再进而讲普鲁士的革命,柏林的市民因受了二月革命的影响,在三月初旬即开始活动。柏林市议员于十四日携着请愿书去见普王威廉第四,颇受他殷勤的款待,并允于四月二十七臼召集联合国会,解决一切事件。至是日晚上维也纳消息传播后,柏林的群众逐渐做起游街的示威运动来了。十六日发生军民冲突之事,人民方面死十余人,伤百余人。至十八日科隆的代表团和柏林市议员的代表团先后进见普王,提出人民的要求,都被允许。一般市民得到这种消息,便如醉如痴般手舞足蹈起来了。普王的宫前集有数千人在那里欢呼,普王出现于露台上,本要向群众演说,未果,站在他旁边的市长大声叫道:“君王要实现言论自由;君王要即刻召集国会;君王要有一种基于极自由意志原则的宪法,含盖全德意志的国家;君王要有一种德意志国旗飘扬空际;君王要除去德意志一切税关;君王要普鲁士站在此等运动的顶点上。”(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一三五页。)群众听见这些话,欢声雷动。对于普王给予他们的自由,是十二分感激的。其实这只是有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是很少直接利益的。所以当司法大臣隆维格尼向一个工人说普王的允许多于人民的要求之际,那个工人张开眼睛向他望一望,回答道:“老先生,你不懂得;一点东西也没有允许啊。”(见同书同页。)
兴高彩烈的群众于普王入宫后,犹站在王宫面前欢呼,不肯散去。可是到了下午两点钟后,这种欢呼声就变为忿怒声,恐怖声,哭声,和呼痛声,终则成为战斗声了!因为当时的宫门为那数日前枪杀人民,特别凶恶的第一卫队所驻守,人民看见这种军队,心中不免怀恨,有些人叫道:“军队走开!君王当由人民保护!”旋即有一队龙骑兵手中拿着指挥刀从宫禁区域向人群中冲来,于是妇女的恐怖声和男子的忿怒声杂然并作。不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宫禁中忽然又有一队前锋兵拿着上刺刀的枪向群众杀来,并且发枪两声。人民于惊慌恐怖之中,听见枪声,便大呼“我们被骗了!——拿军器呀!——复仇呀!——筑堡垒呀!”这种呼声把全柏林都风动了。“人民武装起来了,并且在街道上筑起堡垒。无数堡垒在不可思议的速度之中造成了,并且常是联络到屋顶上去的。街上所铺的砖石都被拔去,且掘壕沟,阻止马队的通过;屋顶上的瓦也被撤起来,充作投掷的武器。并且劫夺军器店,熔铸子弹,把枪都装上弹丸。急欲复仇的人民带起钩刀,竿子,斧子,刀,旧军刀以及叉子等等到堡垒里去。一般学生终久也疲于那‘企业家的用人’的勾当,〔按柏林学生原和市民组有一个保安委员会,维持治安,‘企业家的用人’是他们所得的混名。〕他们拥至前城〔工人所在地〕,号召人民从事战斗。各高塔上的钟声怒号,这种钟声一传到各乡村,有武装的乡人便奔来应战。柏林预备要成战场了。”(见同书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柏林政府有步兵一万二千人,合近城步兵一起计算约二万人,又有骑兵三联队,还有炮兵及卫队等等。他们于十八日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向人民进攻,他们虽因训练周到,武器精良的缘故,胜多败少,然人民方面所筑的堡垒非常之多,后者即或失去一个堡垒,仍可退到后面的堡垒中与敌人相持。还有一层,政府的军队人数既有限,又不能随时补充,反之,民众方面的数目是愈来愈多,又有全城的人作后盾,当作战之际,不独是商店没有闭门,而妇女们且携带各种饮食,送给他们,并且看护伤亡,小孩子们就在堡垒后面替他们熔铸子弹,因为当时所用的子弹系用铁水熔铸的圆子,制造是极简单的。有了这些原因,所以政府军队和他们相持至十九日清晨,还不能战胜他们。是日晨七点钟,普王向柏林人民发出一道宣言,命他们首先离开战场,他就将军队撤退,但他们不肯遵从,仍然继续作战。普王迫不得已,乃下令命军队退出柏林,最后的胜利毕竟归人民方面了。
然人民方面的牺牲却也不小,计当时战死的和后来因伤丧命的,共二百三十人,内中十分之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当停战之日,柏林人民痛惜死难者,将其尸身一起抬至王宫前,群众屡呼“君王当出来!”普王卒偕王后出现于露台上,凭吊死难者,群众又呼“下来!”普王于是亲自从露台上下来,抚视死者,又有人呼“脱帽!”普王乃脱帽致敬。当时的柏林市民在他们的君王面前算是占尽上风了,可是李卜克内西说得对:“三月革命是胜利了,三月革命是失败了。胜利的地方是:军队被击败,贵族党被打破,政府被推翻,君王为人民的势力所制服。失败的地方是:人民制胜了他的仇敌,但没有毁灭他们的武装,没有驱逐他们,离开巢穴,致使他们有转败为胜的可能。……三月十八日是三月革命的开头。德意志的重心当时已经是在普鲁士及其首都柏林。”(见李氏《三月革命的五十周年纪念六三页。)
柏林人民于胜利之后,不能扫除旧势力,日后反为敌所乘,这实在是因他们自行分裂的缘故。他们的兵器方才离手,他们的死难者还没有入土,而他们中间的阶级对抗就表现出来了。战前安居于柏林前城的无产者此时为失业和饥荒所驱,时常出现于富豪听居的区域,资产阶级的人不免望而生畏。二十一日即有人请求召回曾经撤退的军队来镇压他们两日前共同作战的苦同胞,至二十七日更有一万四千所谓良民署名书面,请求普王召回此项军队。资产阶级的人为防备无产阶级起见,不惜即刻反转去倚赖曾经枪杀他们的仇敌保护,可见这两个阶级的裂口已经很深了,所以《柏林时代广场》(Die Berliner Zeitungshalle)报的主笔约里阿斯(G.Julius)于二十三日的社论上就指摘一般鼓吹和平及调和的人,说道:“实在的情形是因为在我们国内也和英,法两国一样,有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的分裂已经完成了,战争之点不在乎君主国与共和国,而在资产者与那仅有劳动力的被压迫者,我们的有产者对于这一点感觉得很清楚,因此,他们于我们的光荣革命几天之后,就挟着全力向后退了。”(见《新时代杂志》第三年度三○页。施吕特《一八四八年的社会史料》。——H.Schlüter,Beiträge zur sozialen Geschichte des Jahres 1848.)
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虽如此心灵手敏,但当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却不发达,后者尚不知团结一致与前者相抗。三月二十六日的柏林国民大会,无产者预会的虽在一万人以上,然大会所提出的要求不过是“一,由雇主与工人合租一个劳动内阁。二,减少常备军。三,国民教育。四,保护有病的工人。五,合理的政府。六,由具有普通选举与被选举权的人选举新国会。”(见布洛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革命》二二一页。)此外,工人在演说中也有提议减时增薪的,也有提议限制机器与取消妇女劳动的,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词却没有人道及,由此可见当时工人运动程度的幼稚了。
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我们虽不能一一叙述出来,然就上面所举的事实看,已可窥见一斑了。当这种革命运动发动之初,无论在何处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相携手,共策进行;在战争之中,无论在何处,都是无产阶级的牺牲最大;到了战事告终,无论在何处都是资产阶级马上开始用阴谋诡计拑制无产阶级,甚至于公然压迫无产阶级,务必使之俯就羁绊,不能仰首伸眉。当革命潮流最高之时,资产阶级的行动已经是如此,迨法国六月大屠杀后,革命潮流一落千丈,于是各国资产阶级闻风响应,对于无产阶级大肆其屠杀的淫威,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一章便带叙出,至于本章所述奥,普丙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一点对抗的痕迹,不过是表示“履霜坚冰”的意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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