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四章 共产党的起源
“在一八三三年起事失败逃往外国的德国亡命客即成为该处德意志工人第一次组织的创造者。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在巴黎眼见有一个颇为发达的无产阶级出而与资产阶级及其国王作一种有觉悟的阶级对抗；他们在此处遇着注重争取政治自由与法律平等的机会。
当时在巴黎的‘德意志人民联合会’（Der Deusche Volksverein）是从‘印刷联合会’（Pressverein）化身出来的，他仅具有激烈的政治目的。当他于一八三三年年底解散而进为‘德意志亡人同盟会’时，所有目的都是仍旧的，就是‘德意志的解放与再造，人权及国民权宣言中原则的实现。’可有是二百个在巴黎的德国手艺工人隶属于这个同盟会，会中一般领袖容易从这些会员中训练一种可靠的队伍，送往德国，从事运动，这是一种‘徒步宣传’，在瑞士即刻就有这种宣传出现。”（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六年度一卷一五○页，海恩利希，施美特的《亡人同盟会史料》。Heinrich Schmidt：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Geächteten”）
我们从施美特上面两段话看来，知道亡人同盟会不是凭空发生的，乃是由两种联合会递嬗而来的。至一八三六年，此会的极端派另组一个“公正同盟会”作为亡人同盟会的左翼。亡人同盟会约有五百会员，内中加入公正同盟会的人数达五分之四，所有残留的会员，大概是些最不活动的份子，因此，亡人同盟会未几便完全消灭了。
公正同盟会的会员多属于工人阶级，而尤以裁缝为主体，因此魏特林在会中最有势力。此外还有些居领导地位的智识份子，如学斯脱（Wilbelm Schuster）为德国哥庭根大学的讲师，欧卫柏克（Hermann Ewerbeck）为德国的医生，侠白尔出身于德国学生界，他们在会中都有左右群众的势力。侠氏在巴黎当排印人，在实际上他已成为工人，恩格斯称他具有“伟大战士的身材，意志坚决，精力过人，常愿舍其生命，从事战争，他是一个以革命为职业的模范人物，和他在〔一八〕三○年代担任〔革命〕职务所表见的一样。他的思想虽稍迟钝，然他对于优美的理论上的见解并不是不能领略的，他从一普通‘政客’而变成共产主义者一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并且对于认定的〔主义〕是固守不变的。”（见《马克思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三○至三一页。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an Köln）然在工人会员中，也有很能干的人，如海因里希·鲍威尔（Heinrich Bauer）就是其中之一。包氏是一个德国皮匠，恩格斯说他是“一个活泼的，灵敏的，和诙谐的矮子，可是在他的短小的身材中却一样藏着许多聪明和果断的质素。”（见同书三一页。）
法国的巴黎，和恩格斯所说的一样，“长为革命活动的中心点，”（见同书三○页，）外国的亡命客以此为革命运动的根据地，本国的革命家更是如此。当时布浪葵（Louis Auguste Blanqui）和巴尔伯（Armand Barbes）所统率的“时社”（Societe de Saisons）正在暗中飞跃，他主张以暴力实现社会革命，并且从事于政治的暗杀。至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时社中人在巴黎武装暴动，但旋即失败，他们的两首领且被捕，并判处死刑了。公正同盟会的性质与时社大致相同，前者受了后者很大的影响，双方的结合也很密切，恩格斯且称“同盟会在实际上不过是法国这个秘密社的德国人支部。”（见同书三○页。）（当五月事变，同盟会的会员也曾参加，迨失败后，遂同及于难。侠白尔和海因里希·鲍威尔都被捕，经过长期的监禁，科为法政府所放逐：他们乃亡命伦敦。
侠白尔和鲍威尔抵伦敦后，又将法政府所拆散的公正同盟会恢复起来，此会从此遂以伦敦为活动的中心点。他们在此处且得着一个有力的份子参加运动。会此人是谁呢？就是德国科隆的钟表匠穆尔。（Josef Moll）据恩格斯告诉我们：“论精力与果断，这个人至少也和他的两个同志相等，论精神方面，则胜过他们两人。他不独是生而为交际家，——他的无数使命的游历所表现的结果即可证明这一点——他对理论上的见解也是容易领略的。”（见同书三一页。）他们三个人更于一八四○年二月纠合多人组织一个“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Deutscher Arbeiterbidungsverein）作为同盟会的外府，因为联合会是公开的，而同盟会则为秘密的，他们既有了一个公开的机关集合同志，便可由此招致有能力的会员加入秘密的同盟会中。这个公开的机关名目上虽冠有“德意志”字样，然内中的会员却不限于德国人，因为德语在当时的工人中颇为通行，外国工人容易与德国人接近，而联合会中逐渐有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Skandinavien）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俄国人，阿尔萨斯人，（Elsässer）和英国人的加入。联合会的会员证书上标有“人人都是同胞”一语，并且至少曾译成二十种文字，载枉上面，这句话是从博爱民主社借来的，在这两个团体之间也有一种结合。公正同盟会所主持的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既带着一种国际的性质，而同盟会本身更是如此，因为“在实际上，所有会员是出于国籍不同的国家，在理论上，〔大家的〕意见以为每一种革命要想获到胜利，必须是〔一种全〕欧洲的〔革命〕。”（见同书三三页。）
马克思对于公正同盟会的活动，曾有一段详细的纪载，今特介绍于下：“同盟会的活动初时是创设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而瑞士，英国，比利时，和美国至今〔一八六○年〕犹存的这一类联合会的大部分，或是直接由同盟会创设的，或是由当时的会员发起的。因此，这种工人联合会的会章到处都是一样的。每星期有一天是规定为讨论〔一切问题的〕，还有一天是规定为社交谈话的。（唱歌演说等等。）到处设有联合会的图书馆，凡可以着手之处，就开班教授工人以初等知识。站在这种公开的联合会后面而任指导的同盟会，在联合会中即找着方便的地方，可以从事公开的宣传，在他方面又可从联合会找着最有用的会员补充到同盟会。〔同盟会〕中央局因德国手艺工人的漂流生活，〔可以传递消息，〕只有在少数例子中才要派遣特别代表。”（见马氏的《佛格特先生》三四页。）
当一八四三年的时候，马克思正寄居巴黎，恩格斯正寄居伦敦，马氏与公正同盟会巴黎组的领袖卫柏克即有往来，恩氏与侠白尔也是如此，（侠氏且要求他入会，）但他们却没有加入会中，因为他们当时了然于资本主义底下无产阶级发达的趋势，深愿为拥挤这个阶级的人，而同盟会的会员多为手艺工人，胸中怀着向来行会的成见，对于刚才横在眼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以及自己将来的阶级地位，茫无所知，而所奉的主义也是非驴非马的，马恩两氏知道加入其中，必定格格不相入，所以都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恩格斯于四十多年后追叙同盟会中份子的情形说：“会员中的工人差不多都是向来的手艺工人。那在世界大城市中掠夺他们的人，自己大概只是一个小店主人。现今所谓缝纫，是将手艺裁缝业变为家庭工业，替一个大资本家作工，这种大规模的掠夺，在当时的伦敦也才发轫。在一方面，这种手艺工人的掠夺者是一个小店主人，在他方面，这些工人都希望自己终久能变成小店主人。此外，当时的德国手艺工人尚抱着一堆遗传的行会观念，他们自己尚非完全的无产阶级中人，却只是一个过渡到近世无产阶级之小资产阶级的尾部，这个尾部对于资产阶级——即对于大资本——还没有立于直接对抗的地位，然这种手艺工人固时时能对于他们将来的发达，从本能上去加以预测，他们虽没有充分的觉悟，然也预备组成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是他们一种最大的光荣。可是他们一到零零碎碎去批评现社会——这就是说，探讨经济的事实——他们向来的手艺工人成见就时时加以阻碍，这也是不可免的事。我不相信在当时的全会中有一个人读过一部经济学的书。然这也不要紧：‘平等’，‘博爱’，和‘正义’的〔名词〕一时盖过每一座理论的高山。”（见《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三四至三五页。）
公正同盟会的情形既是如此不洽人意，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因矢志为无产阶级服务，急欲从事工人运动，且他们于一八四五年造成历史的唯物论的学说，新式的武器既成，更跃跃欲试，他们毕竟怎样着手呢？大家可再听恩格斯说：“我们斯时的见解并不是将新知识的结果装在厚本的书里单独灌输给‘教育’界。〔我们的志愿〕恰恰相反。我们两人已深入于政治运动之中，并且在教育界中——即在西部德意志——颇有些相追从的同志，对于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也有充分的接触。将我们的见解造成科学，这是我们的义务，然使欧洲的无产阶级，尤其是使德国的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主张，这也是我们视为同样重要的。我们自己已经弄清楚了，即开始作工。我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一个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并且运用《德文布鲁塞尔报》，一直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为止，我们即以此为机关报。我们因哈尼（Julian Harney）而与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份子相结合，哈氏是这种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方明星》的主笔，我是此报的记者。我们又与布鲁塞尔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是民主协会的副会长）立于联合的地位，并与法国的社会民主派人互相联络，此派的〔机关报名〕《改革》，我以英德两国运动的新闻供给此报。总之，我们与急进派人以及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言论机关之联合，是完全如愿相偿了。”（见同书三六至三七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未组织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之前，即在布鲁塞尔创设一个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借此始向外联络同志的根据。恩氏为着此事，特于一八四六年七月前往巴黎，以便与德法党人接洽，他尤注意公正同盟会的巴黎诸组及与这些组接近的德国工人，力谋与之联络。他于是年九月十六日写信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说：“大家对于这些工人必须以忍耐处之；第一必须赶出格林，他真正是直接间接发生一种可怕的催眠的影响，要把〔他的〕话从他们的脑子里拔出来，我希望才能和他们所作有为，因为他们都有一种求经济知识的大冲动。”（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三○页。）过了一月，恩说的奋斗果然获到胜利。格林原来是将普鲁东在《经济的矛盾制度》中所发挥的联合会计划，（Assoziationsplan）向巴黎的德国工人尽力鼓吹，宣布这是他们应奉的指南针，恩氏对于这一点特和他们开会辩驳。他于十月二十三日将开会的情形报告布鲁塞尔的委员会说：“对于普鲁东的联合计划讨论了三晚。起初几乎是全会都反对我，到了最后，只有埃色曼（Eisermann）和其余的三个格林派反对我。此外的主要事件是〔证明〕武力革命的必要，并且指出格林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主义在普鲁东的万应药中又发见新的生命力——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是含有手艺工人行会式缺陷的。”（见同书四一页。）“我对于共产主义者的见解所下的界说如下：一，贯彻无产者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和有产者的利益对抗的；二，以取消私有财产，代以共产，去达到上列目的；三，承认除掉武力的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外，没有其他方法彻底推行这种意见。对于此事讨论了两晚，在第二晚上，三个格林派中最好的一个走了，大多数人的论调显然完全倾向我这一边了。其余的两人继续反驳，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许多格林派人从不发言，他们忽开尊口，宣布完全赞成我〔的主张〕。”（见同书四二页。）
恩格斯在巴黎方面的活动既收得相当的效果，而他和马克思在文字上的批评尤引起伦敦方面公正同盟会绝大的注意。我们再听马克思说：“至关于同盟会的秘密教义，这就全为英法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及德国的把戏（如魏特林的幻想是）混合的变形。自一八三九年以来，社会问题之外，宗教问题也占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德国哲学自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六年所经过的各种局面，在这个工人团体中复以最活现的情形追随其后。同盟会的秘密形态是起源于巴黎。同盟会的主要目的——在德意志工人之中从事宣传——使以后得保持这种形态。当我初次寄居巴黎的时候，我和此会的领袖以及法国最大多数秘密工会的领袖互相往来，然我却没有加入任何团体。基佐把我赶到布鲁塞尔，我在该处与恩格斯，威廉·沃尔夫（Wilhelm Wolft）等等创设一个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同时我们又发表一批半为排印半为石印的小册子，对于那种构成同盟会秘密教义的法，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以及德国哲学的混合物，加以严厉的批评，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组织，作一种科学的观察，使之成为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又在一种通俗的形态中解释出来，使不致成为促进何种乌托邦制度的东西，但对于我们眼前所经过之社会历史的革命进程中作一种自觉的参加。〔同盟会的〕伦敦中央局因这种〔评论〕效力的结果，出来和我们通信，并于一八四六年年底派他的会员钟表匠人穆尔：赴布鲁塞尔，要求我们加入同盟会。〔按伦敦公正同盟会给穆尔的照会，所书日期为一八四七年一月二十日，而恩格斯也说一八四七年年初穆氏赴布鲁塞尔，马克思此处所言日期，当系误记。参看《科隆共产党诉讼真相记》一一页及三八页。〕穆尔对于反乎这种意思的议论按下不提，他宣言中央局拟在伦敦召集一个同盟会大会，而我们所发表的批评意见书草成一种公开的宣言，作为会中的主义，然我们亲自共同活动去抵抗一般陈旧的和反动的份子，这是不可少的，但此举和入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我们就加入了。”（见马氏《佛格待先生》三四至三五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发表的一批批评的小册子没有遗传下来，因此我们不能知其内容。至于公正同盟会以伦敦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的资格交穆尔转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的照会颇关重要的，今特介绍于下：“伦敦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署名〔与此照会〕的会员特授穆尔以全权及此照会，使得以署名者的名义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接洽一切，并对于〔本会的〕现状作口头上的报告。我们同时又要求布鲁塞尔委员会将一切重要事件以及伦敦委员会当担任的一切事务，详细报告本会员穆尔。”（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九年度二卷六六页。梅林的《共产党》。Der Bund der Kommunisten）署名于此照会的，为侠白尔，鲍威尔等七人。我们细玩这种照会的语气，确有梅林所说的一种情形，就是：“大家从此文的外交态度中容易察出一点不信任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也真是当时双方所同具的：在公正同盟会方面，是对于那不知道工人痛痒何在的‘学者’不加信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方面是对于‘施诸闹滨额’，（Straubinger）这就是说，对于支配当时工人十分强固的手工行会式的缺陷不加信任。”（见同书同页。）伦敦与布鲁塞尔两方面的人虽各怀猜疑之心，然穆尔与马克思交换意见后，复往巴黎与恩格斯筹商一切，卒能获得圆满结果，使双方互相结合，他真不愧为一个善于词令的交际家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久欲自组一个有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工人解放运动的先锋队与大本营，苦于缺乏一种群众来作基本队伍，现在具有多年奋斗历史的公正同盟会自觉其向来的主义及其阴谋诡计的行为不足以应时势的要求，愿意改组同盟会，采纳他们革命的共产主义，邀请他们入会，他们自然是乐于承认了。马克思自入会后，即将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改为同盟会的一组，而恩格斯则就近与原有的巴黎三组接洽一切。在这三组之中有两组的会员大都为裁缝，他们受魏特林的影响颇深，其余一组的会员则大概为木匠，这些人即是前此直接受了格林的影响，间接受了普鲁东的影响，经恩氏的活动而改变趋向的。同盟会定于一八四七年六月在伦敦开第一次改组大会，恩氏被派为三组的代表，然当时的主席是运用反证表决的方法通过此案的，就是令反对派遣恩氏往伦敦的人举手，由此可见一般会员对于恩氏还是疑信参半的，至于马克思则因缺乏资斧，不能往伦敦预会，他于是请沃尔夫代表布鲁塞尔组加入会议。
恩格斯和沃尔夫前往伦敦预会，责任自然是十分重大和烦难的，他们在会场中经过一场猛烈的战争，才获得完全胜利。因为像迈耶所说的一样，“当不久之前，在英国的德意志手艺工人和〔普通〕工人视魏特林为他们至高无上的指导的领袖。”（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二九四页。）其后会中的主要人物如侠白尔，鲍威尔，穆尔，等虽因一方接受英国大工业中无产阶级，觉悟和阶级争斗的印象，他方面习闻马恩两氏的批评，觉得魏特林的主义颇多缺陷，他们及许多工人对于一八四四年威氏的游英虽不复像前此的推崇备至，然有一部分无眼光无思想的会员，为习闻和成见所拘束，尚不免盲从威氏，固守其教义，所以恩格斯要想贯彻他和马克思的新主张，“他必现在此处尚作一次长久的和激烈的辩论，去扫除那无情的拳头对于文人的不信任。”（见同书二九七页。）
公正同盟会第一次国际大会的议事日程如下：
“一、旧中央局的账目报告；新选举；规定中央局将来的地点。
二、修改法规。
三、制定一种共产主义的信条。
四、创设一个公开的正式党务机关。
五、组织问题与宣传问题。“（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二六六页，格林伯克：《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及其他文书》。Karl Grünberg：Die Londoner Kommunistische Zeitschrift und andere Urkunden．）
格林伯克谓“大家如认一，二，三，四，五各条为出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志愿，大家总不致弄错。（见同书同页。）这话虽没有什么左证，然以上四条自然也是他们两人急欲确定的。此次会议虽只是一次预备会，所有议定的条规虽还要经过各国分组的审查与第二次大会的通过，方能发生效力，然同盟会改造的基本图样实创自此会，故我们不妨先将其法规介绍如下。
“共产党法规。〔按上面专名词本应译作共产同盟会，因其原文为：“Der Bund der Kommunisten”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个团体所草的宣言，原来是称《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后来才省称《共产宣言》——Daskommunistische Manifest．)他们在宣言中也屡用“共产党”字样，这个团体的伦敦中央局于一八四八年一月致布鲁塞尔团部的文书也这样称呼，是年三月这个机关在巴黎对德国发表十七条要求，也称为德意志共产党的要求。（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又马克思于一八五九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一八六○年所著的《佛格特先生》犹用“共产党”字样，可见当时“同盟会”与“党”这两个名词可随便应用，没有区别，本书为求团体的名称与原来宣言的名称一致起见，特译为“共产党”而抛弃“共产同盟会”的原名。〕
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
第一章 党
第一条 本党的目的为推倒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取得统治权，消灭建筑在对抗上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创造一种无阶级无私产的新社会。
第二条 党员〔所当具〕的条件如下：
一、合于这种目的的生活方法和活动；
二、革命的精力奥宣传的热忱；
三、信仰共产主义；
四，不得加入〔其他〕每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如须参加任何团体，由所属的机关通知；
五、服从本党的议决；
六、保守本党内部一切事件的秘密；
七、被一组一致认可，方能加入。
凡不复符合此等条件的人当令其出党。（参看第八章。）
第三条 一切党员都平等，都是兄弟，并负有在任何种状况中互相扶助的义务。
第四条 凡党员应用党称呼。
第五条 本党的组织分为组，团，总团，中央局和大会。
第二章 组（Die Gemeinde）
第六条 一组的成立至少为三个党员，至多为二十个党员。
第七条 每组选举一个组长和一个副组长，组长指导开会事宜，副组长经理出纳事宜，且于组长缺席时代其行使职权。
第八条 凡收入新党员当由组长及介绍人预先取得本组的同意。
第九条 凡各组如不相识，不必互通消息。
第十条 各组应用互相辨别的名称。
第十一条 凡迁居的党员当预先报告本组登记。
第三章 团（Der Kreis）
第十二条 一团至少包含两组，至多十组。
第十三条 各组长及副组长构成团部，团部从各职员中互选一部长。团部与其〔所属的〕各组及〔所隶属的〕总团互通消息。
第十四条 团部为所属各组的行政主权〔机关〕。
第十五条 各零星的组或隶属于业已成立的团，或与其他零星的组组织一个新团。
第四章 总团（Der leitende Kreis）
第十六条 一国或一省的各团隶属于一总团之下。
第十七条 本党各省中各团的划分以及总团的指任由中央局提出大会取决之。
第十八条 总团为一省中各团的行政主权〔机关〕。总团与其〔所属〕的各团及中央局互通消息。
第十九条 凡新起之团隶属于最近的总团。
第二十条 总团负有临时报告出纳账目于中央局，最后报告于大会的义务。
第五章 中央局（Die Zentralbeböde）
第二十一条 中央局为全党的行政主权〔机关〕，对于大会负报告出纳账目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 中央局至少当由五个党员而成，并且是由大会开会地点的团部选举的。
第二十三条 中央局与各总团互通消息。中央局每于三个月中对于全党情形作一次报告。
第六章 公共规条
第二十四条 组，团部以及中央局至少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 团部及中央局的职员由选举产出，以一年为限，但可连选〔连任〕，并可由选举人随时撤回之。
第二十六条 选举于〔每年〕九月举行之。
第二十七条 团部须根据本党的目的，指导各组的讨论。
中央局如认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益，当令全党对于同一问题加以讨论。
第二十八条 各党员个人至少须于每三个月内与其〔所隶属的〕团部通信一次，各组至少须于每一个月内与其〔所隶属的〕团部通信一次。
各团至少须于每两个月内将其所属区域〔情形〕报告总团，各总团至少须于每三个月内将其所属区域〔情形〕报告中央局。
第二十九条 凡本党各机关于本法规范围之内，在其负责并即刻通知上级机关的条件之下，负有取图谋本党安全与有力活动的手段之义务。
第七章 大会
第三十条 大会为全党立法的主权〔机关〕，凡一切修改法规的提议当由总团送交中央局，由中央局提交大会。
第三十一条 每团派送一代表。
第三十二条 每一个单独团中党员在三十人以下的，派送一个代表，在六十人以下的派送两个代表，在九十人以下的，派送三个代表，余此类推，各团可以令不属于其地的党员代表预会。
各团在这种场所，当予其代表以一种详细的委任状。
第三十三条 大会定于每年八月开会。当紧急时，中央局得召集一种非常会议。
第三十四条 每次大会决定中央局于与异年应驻在的地点，并且决定下届大会开会地点。
第三十五条 中央局得出席于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三十六条 大会于每次会议后，除报告外，以本党名义发表一种宣言。
第八章 党规的违犯
第三十七条 凡违犯党员条件（第二条），当按照情节轻重，或留党察看，或驱逐出党。一经驱逐出党，即不得复行收入。
第三十八条 只有大会才得决定驱逐出党事件。
第三十九条 团或单独的组在即刻通知高级机关〔的条件〕之下，可以将各党员留党察看。此事最后是取决于大会。
第四十条 对于留党察看的党员之复行收入，须由团向中央局提出请求。
第四十一条 团部判处违反本党的罪案，并且担任执行判决。
第四十二条 对于留党察看或驱逐出党的个人以及可疑的人为本党利益计，须加以监视，并使其不致危害〔本党〕。对于此等人的勾当须即刻报告所在地的组。
第九章 党费
第四十三条 大会对于各国规定一种最小限度的党费，这是每个党员必须缴纳的。
第四十四条 这种党费的半数送交中央局，其他一半归入团或组的会计处。
第四十五条 中央局款项的用途如下：
一、充通信和管理费之用；
二、充印刷和散布宣传品之用：
三、充中央局因一定目的而派送使者之用。
第四十六条 地方机关款项的用途如下：
一、充通信费之用；
二、充印刷和散布宣传品之用：
三、充偶然派送使者之用。
第四十七条 凡组与团不向中央局缴纳捐款至六个月，中央局得将其留党察看。
第四十八条 各团对于其〔所属〕各组会计出纳账目至多每三个月须报告一次，中央局将管理党费及党中会计处存支账目提交大会。凡侵吞党费之事当予以最严厉的处罚。
第四十九条 非常费用及大会费用由特别捐弥补之。
第十章 党员的收入
第五十条 组长将第一条至第四十九条当着将入党的人宣读一遍，加以说明，并以简单的话特别郑重申明入党者应负的义务，然后向他问道：“现在你是否愿意加入本党？”他如答应“愿意！”组长即认其言为诚实可靠，愿意履行一个党员的义务，宣布其为本党党员，令其加入下届组会。”（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三三四至三三九页，格林柏克，《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及其他文书。）
上列的法规虽由同盟会第一次国际会议起草，却是用是年年底第二次大会的名义，由理事长侠白尔和秘书恩格斯署名发表的。我们所以不避烦琐，将其全文征引出来，一因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破天荒第一次的共产党的组织法典，其精密处至今犹可取法，二因这是经恩格斯和马克思直接间接的参加而作成的，其第一条且全为他们的主张，三因大家翻阅全文，即可见这个团体改组后，组织的细密，与民主主义的立法精神，由向来专凭少数人意见，从事阴谋诡计的秘密结社，一变而为一个光明正大的宣传机关，关于这一点，不独是法规中表现得很明白，即就其由公正同盟会这种含有神秘意味的名称，而改为共产党一事观察，也可知其一二了。
当公正同盟会在是年年底开第二次大会之前，还轻过一件大事，就是会中级然排斥卡贝乌托邦的共产主义，而拒绝援助其建设共产主义同居地的请求。当时从事工人运动，居领袖地位的人，除魏特林，马克思外，卡贝也是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因此我们于叙述他和同盟会的交涉之前，当将他的生世和主张略说一下。
卡贝于一七八八年一月一日出生于法国第戎（Dijon）一个桶匠的家庭，他的父亲力图使他受一种完善的教育，他少年得就学于有名的教师和革命家耶跨托，（Jaccquatot）遂发生一种革命思想。他后来钻研法学，“于一八一二年得法学博士，即任律师职务，——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借以保障贫者，弱者，及受压迫者，这全是为利他心所驱策，而为人民为弱者及受压迫者服务。”（见洛克斯：《卡贝与伊卡利共产主义》七二页，一八九四年出版。H．Lux．Etienne Cabet und der Ikarische Kommunismus．Stuttgart．1894．）当一八三○年七月革命的时候，他以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活动。自一八三四年法国叛乱后，他离法往英，而“寄居伦敦的时期为他的精神活动最剧烈的时期。他埋头于‘不列颠博物馆’的书林中，每日读书作文常至十八点钟。”（见同书八一页。）他又受了托马斯·穆尔（Thomas More）和欧文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由是发生一种变化，他因根究向来所抱之共和的民主主义是否真为人民最大的幸福，旋觉得“一个真正共和主义者不当以共和政体为绝对的目的，但当以人民幸福为绝对的目的。他自问道，（见《我为什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第三页Comment je suis Communiste‘民主主义是什么？共和政体是什么？共和政体对于我们比君主政体好些么？他将给我们以工作和面包么？他对于我们的到期支票将于半月底或一月底照付么？他将使我们脱离烦恼困苦么？他将使我们跻于舒展，秩序，自由，和幸福之境么？’他从这些问题出发，达到一种要求，就是，起初‘在平等的基础上建造一种大社会的组织；’因此又使他即刻想到人民真正的幸福及其内部生活最终的完善，只能建筑在共有财产，共同劳动和共同教育上面。”（见施泰因《从一七八九年到现代的法国社会运动史》第二卷四四○至四四一页，一九二一年出版。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nf unseie Tage．München 1921．）
卡贝既在英国发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他于是著一书，名《伊卡利游记》，（Voyageen Ikarie）想借这种乌托邦为世界上树一种共产制度的模范。他以为推行共产制度，不必借助于武力，只须借讨论，宣传，信仰和舆论之力便够了。此书是一八四○年出版的，共两卷，内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一个大国中共产的优美状况，第二部分表明怎样由现在的国家状况而转入这种共产之中，第三部分则略述共产的原则。其第一部分描写伊卡利共产社会各事各物的精细，甚至于令人发笑，例如他说伊卡利住宅中的桌柜等物都系圆角，因此可免小孩子碰伤头脑，少年男女大半同班听讲，可是男女学生的出入都有特别门户之类。他在此书卷首一页所用的标语很足以表现他所倡道的伊卡利共产主义的真面目，今特介绍如下：
卡贝疲精费神去描写将来的社会，而将来社会的发展，未必如其所预期，所以这只是些空中楼阁，只是一种乌托邦。他自己也只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和前此一切乌托邦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他不复希冀上等阶级或单个的慈善家去推行他的理想，但盼望工人自己实现其理想。但他在阶级对抗日趋剧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偏反对武力革命，一以和平为先务，即使他对于将来社会的理想是十分正确，然以他的方法去达他的目的，也就不免是南辕北辙了。
卡贝的共产主义既不过尔尔，我们现在再回转去讲他的活动。他于一八三九年重返巴黎，至异年刊印《伊卡利游记》。此书初版名为卡利斯塔尔勋爵（rd Carisdale），日记，并没有署卡氏自己的姓名，伪托是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作品，此书遂大受欢迎，销行至为迅速。“一般工人相率读此书，讨论其中所含的见解，并且亲访卡氏，恐怕在他自己发生希望之前，在共产主义中即有一个正式的卡贝派，他们是因此书而出现的，故大家根据此书，称他们为伊卡利共产主义者。”（见施泰因《从一七八九年到现代的法国社会运动史》第二卷四四七至四四八页。）
卡贝既因《伊卡利游记》一书招致许多工人，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他于是更努力办报，发行小册子，鼓吹他的主义。至一八四七年五月，他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发表一种宣言，内中说：“我们在此处既为政府，牧师，资产阶级，甚至于革命的共和主义者所包围，所侮辱，所诬陷，我们的生存甚至于要被人蹂躏，我们的体育和德育行将扫地无存，那么，我们就可以离开法国，前往伊卡利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二九三页，格林伯克：《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及其他文书》。）卡氏召集党徒前往伊卡利，自然是要建设一种合于他的理想的共产社会，他最终决定的地点为美国的德克萨斯；（Texas）他自认有伊卡利主义者四十万人，而预备即时前往的有两三万人。他不独是向本国人极力鼓吹此事，还向英，德，瑞士等国极力宣传，并且将宣言寄给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联合会，想耸动会中人的听闻，相率集诸他的旗帜之下。他虽行年六十，尚不辞劳苦，于是年九月亲往伦敦作说客。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对于卡贝的提议，经过一数个星期的讨论，卒予以相拒绝。他们对于卡氏的答词可以表现他们已经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学说不少的影响，今特征引其全文如下：
“我们也和一切共产主义者一样，欣然承认卡贝是以无限的热忱与可钦可敬的坚忍性，为困苦的人类的事件而奋斗，并且收得效果，他对于阴谋诡计的警告，是他对于无产阶级一中无量的功绩，可是据我们看来，卡贝现取了一种错误的途径，虽有以上各事，也不能使我们让他更安然前进。——我们敬仰卡贝的为人，可是反对他的迁徙的计划，并深信他所提议的迁徙事件一旦实现，则共产主义的原则，要受极大的损伤，一般政府就获得胜利，而卡贝的晚年将为凄惨的失望所笼罩。
我们的意见所根据的理由如下：
一、因为我们相信当最腐败的事在一国中成为日常状况的时候，当人民在最可鄙的方法中被压迫和掠夺的时候，当法律和正义不复有效而社会开始呈出无政府状态恰和现今法国一样的时候，凡为正义与真理而作战的人，必须以下列各点引为自己的义务，就是居留在这一国中，提醒人民，以新的精神灌输给一般意志消沉的人，造出一样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并坚强抵抗一般暴徒和恶汉。——如果一般忠厚正直的人以及为着较好的将来而作战的人对于那些反对开化的人及恶汉都愿意让出这个战场，而超然远引，那么，欧洲就会灭亡，并且必定灭亡；——欧洲基于统计上和经济上的理由，恰为世界中最容易首先实行共产的部分——而可怜的人类将更受一百页年之久的水深火热和困苦的试验。
二、因为我们深信卡贝在美国建设一种伊卡利——就是建设一种基于共产原则的同居地——的计划，现在是不能够贯彻的，并且是：
甲、因一般愿和卡贝迁徙的人虽也许是真抱有热忱的共产主义者，然他们的教育究沾染现社会的弱点和成见太多，他们一入伊卡利，不能够即刻去掉这些毛病；
乙、因为这个缘故，同居地起初必定就要发生争端和冲突，而此争端与冲突因外部有力的和怀敌意的社会以及欧洲政府的侦探〔之挑拨拨弄〕，将愈扩愈大，一直到引起共产社会的解体为止；
丙、因最大部分的迁徙者都为手艺工人，而该处所使用的人首先为从事开垦和耕种之有气力的农民，一个工人要变成一个农民，是不如好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容易；
丁、因更换气候所弄出的困苦和疾病将使许多人精神沮丧，以致退出。——现在有许多人只看见这种计划好的方面，便热心赞成这种计划，可是当粗糙的实际一经出现，当各种困苦一起出现，当文明中一切小舒服——即最穷苦的工人在欧洲尚有时能享得这种小舒服——一经消灭。于是许多人的热忱将由最大的沮丧来作退身了；
戊、因共产主义者承认个人自由的原则，伊卡利主义者一定也是如此，而一种共产制度没有过渡的时期，并且没有民主主义，过渡的时期，使个人的财产逐渐变为社会的〔财产〕，这种共产制的不可能，恰和农民没有下种而望收获的不可能是一样的。
三，因为一种企图——如卡贝所志所愿的一样——的失败固不能压倒共产主义的原则，或是永远阻止这种原则实际上的推行，然却使千万共产主义者垂头丧气，退出我们的版图，甚至因此使被压制的无产阶级必须呻吟于困苦之中，延长至一世或数世之久，最后则
四、因几百个人或几千个人要不带一种十足的门户私派的性质——例如拉普（Rapp）在美国的共产等等——是不能建设并维持共产制的。然建设一种这样的共产制既不是我们的志愿，我们希望这也不是伊卡利主义者的志愿。
此外，在美国的伊卡利主义者如果愿和外边的社会接触，或者会遇着种种侵害，差不多一定会遇着此等侵害，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没有提及。——凡愿意跟卡贝到美国去的人首先当读一读那宗教的共产派穆穆伦人（Die Mormonen）向来以及现在所乃侵害的报告。
我们基于这些理由，所以认卡贝迁徙的提议为有损无益，并且向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大声叫道：兄弟们啊，让我们留在支离破碎的旧欧洲，让我们在此处活动和奋斗，因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一切元素只有此处已经出现，而共产制也只有此处才会首先成立，别处是不会抢先锋的。”（见同书二九四至二九七页。）
卡贝不得志于伦敦共产主义者，和魏特林后先相映，反之，马克思的新新学说却因此愈加得势了。魏卡两氏对于共产主义的主张虽各有不同之点，而其与马克思学说格格不相入则一；马氏与魏特林共同活动，故不免因主义上之争而出于决裂，他和卡贝尚少直接接触，所以免去这种冲突，然双方的不能接近，我们一读恩格斯一八四六年八月给马氏信中的几句话就知道了：“我曾到卡贝处。这位老者是很诚恳的，……可是我们的通信事〔指共产主义通信〕对于他不必提及。第一他很忙，第二很不信任。”（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三二页。）一八四八年前后，跟着卡贝前往美国的不满五百人，比他当时预计的人数竟少至五，六十倍，并且他这种共产社会的建设果如伦敦共产主义者的宣言所指，旋即失败了。上面的宣言曾发表于伦敦《共产主义杂志》，对于卡贝在本国的进行计划恐不免多少予以打击了。
《共产主义杂志》是公正同盟会的机关报，这是一八四七年同盟会第一次国际大会所决定，由侠白尔编辑，于是年九月在伦敦出版的。此报的报名下标有“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一语，迈耶谓“此报的发生恰在恩格斯参预伦敦会议之后，因此我们至今虽没有获得文书上的证据，却可以推测这种言简而意赅的程式是由马克思和他造成的。”（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二九八页。）格林伯克则谓“这种导火线的程式既不是出于中央局方面，复不是出于恩格斯，”而是“由马克思造成的。”（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二七○页。）我们对于这个新的战声是出自马克思一人，或出自马恩两氏一点，很难断定，且就他们的关系讲，此事原无根究的必要，可是就当时的情形看来，此语是出于他们一方面，这是无可疑惑的。既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已灌注到此杂志中去了。
《共产主义杂志》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不独是应用他的标语，尤可在言论中寻找出来。报上开首一篇文字是告无产者的，其中说明同盟会人所不取的各点，竟全与马克思的见解相合，而且这种论议至今犹可为一般共产主义者所借鉴，今特录其要点如下：
“我们不是出售〔现成〕制度的店主：我们从经验上知道，对于将来社会的措施加以讨论和思考，对于能使我们达到这种社会一切方法，反不措意，这是无意识的，一般哲学家和学者为着将来社会的措施，可以提出种种制度，我们觉得这是好的，是有用的：可是我们这些无产者如果集精会神，对于将来共产制中工场与管理形态的措施，加以讨论，对于衣服的样式或扫除排泄物最好的方法等等，互相争论，这只是使我们成为笑柄的，大家时常以不切实用的梦想家的名称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就是本分应得的了。我们现代的任务是将构造新建筑物所需的建筑材料，寻找出来，并且创造出来；后代的任务将为构造这种建筑物、我们深信将来也是不会缺乏工程师的。
我们不是要以爱去对付一切事件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并不是在月光底下对着人们的困苦，痛哭一场，于是想到黄金时代的将来，又兴高彩烈，喜不自胜了。我们知道，现代正是情形严重的时候，正是需要人人都努力的时候，而这种爱的甘露并非别的东西，不过是自己精神上一种弱点罢了，凡具有这种弱点的人，一切精力都不适用了。〔按此即指马克思等所攻击奢谈博爱的格力克。〕
正当敌人到处准备战斗的时候，我们不是现在就宣传永久和平的人。我们很知道，我们如不先以武力争得我们在政治上的权利，便不能在何处——除掉英国和美国——得到一个较好的世界，现在虽或有人因此斥责我们，骂我们为革命家，然我们是不措意的，我们至少是要使人民的眼睛不为沙尘所蒙蔽，要向他们说出真话，使他们注意于近在咫尺的暴风雨，庶几可以取预防的手段。——我们不是从事于阴谋诡计的人，要在一定日期中开始一种革命，或行刺王公大人，然我们也不是一味忍耐的羊，忍气吞声，任人宰杀。我们深知在贵族分子与民主主义分子间，必定发生争斗，——即我们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并且正在磨励以须；因此须先备战，使自己不致为敌所乘，自取灭亡，这是每个人的义务。——将来还有一种最后的和严重的战争，我们的党如果战胜了，于是干戈永息的时代才会出现。
我们不是相信于战争胜利后像用魔术一样即刻就可以推行共产制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类是不会跑的，只是一步一步向前进行的。我们不能够在一晚间就从一个不协和的社会进到一个协和的社会；这里是因情形的不同而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的。私有财产是只能逐渐变为社会财产的。
我们不是愿意歼灭个人自由，将世界造成一个大兵营或大工作场的共产主义者。本来有许多共产主义者，为图方便起见，要否认并且取消个人自由——据他们的意思，这种自由有碍于协和；可是我们没有牺牲自由去购买平等的意思。我们深信——并且在〔本报〕以后各期中当证明——没有一种社会中个人的自由能够大于建筑在共产上面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见同书二八七至二八九页。）
《共产主义杂志》说要在以下各期中证明建筑在共产制上面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大于任何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可惜此报自第一期后，即没有继续出版。他在发刊词中本来说过：“千百种报章杂志印行〔于世，〕一切政党，一切教派都有其代表，只有无产阶级，只有无产业的大群众至今还没有获得一种长久存在的机关，专门拥护其利益，特别作为工人奋斗中的准绳。”（见同书二八三页。）他的志愿本在作为无产阶级这样的“一种长久存在的机关，”而他的任务本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活动，并且为使这种解放早日出现起见，为一切被压迫者的联合而鼓吹。”（见同书二八七页。）可是人事蹉跎，他竟如昙花一现，遽而消灭了。
公正同盟会的机关报虽不能继续出版，然此会的活动却没有停顿，观其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开第二次国际大会可以知道了。马克思与恩格斯都亲自参加此次会议，我们在上面一章曾记述马氏于是年十一月赴伦敦，参预博爱民主社的波兰革命庆祝会，其实那只是他赴英的任务之一，而其主要任务尚在参加公正同盟会的改组会议。当开会的第一日，主席提议变更议事日程，请恩格斯和马克思等报告欧洲大陆工人运动情形，经大众一致赞成。恩氏以为演讲当时的政治运动是多余的。所以他特转一个向，讲哥伦布（Columbus）发见美洲的事。
恩格斯首先说明自哥伦布发见美洲，又找出往东印度的新航路。因此欧洲贸易的局势为之大变，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贸易完全衰歇，西欧各国起而代之，而英国尤居首位。“欧洲人从美洲所获的无限宝藏，以及商业所得的利益，使旧贵族衰落而资产阶级勃兴，还有一件和发见美洲相关连的事，就是机器的出现，因此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争斗——即无产者反抗有产者的争斗——就成为必要的了。”（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八卷三九五至三九六页，列特闹《马克思杂录》。）并且自机器出现后，机器生产品驱逐手工艺品，“前此工人的地位因此完全改变了，而向来站在四至六个不同的阶级上面之全人类社会，此时分为两个互相敌意和互相对峙的阶级。”（见同书三九六页。）自英国人操纵世界贸易，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以来，他们挟着商品，侵略亚洲，印度人的生计受其压迫，工人转徙于外，贵族全就式微，而人民中间也一样地互相争斗起来了。“中国自一千多年以来，对于发达和一切历史是曾经呈出反抗的，我们旋看见英国人怎样借机器的力量将其推翻，并且将其拖入文明中了。”（见同书三九六页。）奥地利是欧洲的中国，法兰西革命不能摇动他的内部的制度，就是拿破仑对于他也无可如何，然他却抵抗不住蒸汽，他已经因机器而忽然大改旧观了。意大利的工业也同样发展。“所以因美洲的发见，而全社会分为两个阶级，倘若没有世界市场的出现，则这种现象是不曾发生的。全世界的工人到处具有相同的利益，各种不同的阶级到处消灭了，而各种不同的利益到处归于乌有了。因此当一国的革命一经爆发，他一定回响到其余各国，要到现在，一种真正的解放才能够出现。”（见同书三九七页。）
恩格斯讲完以后，马克思继之，他首先报告比国的工人运动情形，继则谈论路易勃郞的著作，终乃对于宗教作长篇演说。他说：“德国哲学所成就的事业尤以宗教的批评为最重要；然这种批评不是从社会发达出发的。凡向来反对基督教的一切著作只限于证明这种宗教是建设在虚伪的基础上面的，例如一般著作家曾经人云亦云的一样；可是大家向来还没有探讨过的，就是基督教实际的崇拜。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中至高无上的事是以人充作牺牲。道麦（G．F．Daumer）在一本出版不久的书中证明基督教徒真正将人杀死，并且在圣餐（Abendmabl．Lord’s Supper）中吃人肉，饮人血。他由这一桩事去说明那对于一切教派能够容忍的罗马人惩罚基督教徒，以及后来基督教徒销毁那反对基督教的全体异教著作的原因，保罗（Paulus）且责骂大家不该准没有完全知道秘密的人参加圣餐。例如那一万一千处女等等的遗骸从何而来，现在也是一样容易说明的；中世纪有一种正式文书，说法兰西一个修道院中的女教徒与礼拜堂结下一种契约，如没有取得大家的同意，不得复寻找遗骸。……大家把在这一方面所出现的一切事件看做牧师的一种欺骗，然大家因此对于他们所加的一种聪明与智慧，是超越他们所生息的时代很远的。以人作牺牲是一桩神圣事业，在实际上是曾经出现的。……像道麦书中所叙述的这种历史，予基督教以一种最后的打击；现在要问此事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此事给我们一种保证，就是旧社会到了末日的，而欺骗和成见的建筑物一齐倒塌了。”（见同书三九八页。）
马克思所讲道麦的书，名《基督教古代的秘密》，（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uns）共分两卷，系一八四七年在德国汉堡出版的。此书从《圣经》上，事实上，传说上，小说上，古来遗传的图画上，和弥撒祭（Messe．Mass）的字义上，说明古代的基督教于圣餐时或其他时节秘密杀戮小孩或处女等，祭祀上帝，并且分食其肉，饮其血，视此为庄严神圣的大典礼。他在结论中说：“我们调查，发见和证明的结果如下：基督教古代的宗教和崇拜是极端残忍可怖的，在基督教的形象和发展中，就文化和慈爱的意义上讲，对于人类不是一种胜利，不是一种向好的方面的进步，而是纯粹相反的，是粗卤和苦难的危崖中最悲惨的崩溃，因为他将犹太人和异教徒业经改进的思想方法及状况又完全回转到古摩洛芝（Moloch按此为神名，他的祭品是以人充牺牲。）的否定自然与生命上去了；圣餐礼和弥撒祭的仪式为这种宗教最重要的部分，就此仪式最初实在的形态讲，是起于吃人肉的崇拜行为，教会满足他的特别固有的欲望，即他对于至今未为历史所陈述并认识的秘密崇拜行为的杀害之欲望，以及他对于公然的和周知的强迫举动及野蛮行为之欲望，特别将无数完全真正的人充作牺牲，一次杀害小孩子以及其他人等至以百数计算，这种不能以言语形容的野蛮状态，不能以任意原恕的方法，说这不是基督教所固有的，不足深责；这只是基于堕落，腐败和异教的混合物，〔其实〕这桩事要看做基于纯粹原则的，在〔此宗教的〕创立和开端即含在其中，并且因内部的必然性而发展出来的。”（见道麦《基督教古代的秘密》一九九页，一九二三年版。）我们看见这种结论，可以知道基督教原来是一种什么东西，“从前的基督教徒流血的牺牲祭仪是从古希伯来人的摩洛芝祭仪转变来的，而新近基督教的代表向广大的群众宣传准备牺牲，就是要因此使他们以及他们的现世友朋〔即指帝国主义者〕能够安富尊荣。”（见同书序言第三页。）马克思当时对于道麦的书既表示很大同情，所以他在大会中特作一次演讲，借此引起群众的注意。大会旋也一致承认去搜罗此书，但以后毫无影响，是否因书被查禁，（此书出版未久即被查禁，直至一九二三年才再版。）购取困难，抑有其他原因，我们此时实无从查考了。
公正同盟会第二次大会自开会日起，至少经过十天的长期会议，才宣告闭会。所有上次大会所草就的法规均由会中通过，而前此借用博爱民主社那句“人人都是同胞”的标语，此时特改为“各国的无产者，联合拢来啊！”洛特施台（Th Rothstern）谓“博爱民主社的‘人’字只是指‘无产者’讲的。（见洛氏：《国际党前史》七页，一九一三年出版，Ausder Vorgeschichte der Jniernationale）这句话固然不错，可县那种标语究不免带着当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博爱的意味，至马克思的新标语便和恩格斯所说的一样，“是明白宣布〔无产阶级〕争斗的国际性。”（见马氏《科隆共产党人诉讼真相记》四○页。）这是一种号召全世界无产者互相团结努力奋斗的战声，这是和那富于催眠性并软弱无力的旧标语完全不同的。可是这次会中最可纪述的事还在讨论马恩两氏的新学说，他们向会中提出一种草案作为《共产党宣言》的张本，会中经过剧烈的争论后，大多数人卒赞成他们的主张，所以恩格斯说：“一切抗议与怀疑毕竟都廓清了，大家一致采纳各种新原则，并委托马克思和我起草宣言。”（见同书四○页。）
马恩两氏自受大会委托之后，即于十二月中旬同返布鲁塞尔，共同筹议起草宣言。可是马克思归后，因继续从事宣传运动并演讲，费去许多时间，至一八四八年一月下旬，他还没有将宣言弄妥，因此伦敦中央局对于他又复发生一种猜疑之心了，中央局竟于是年一月二十四日通过一种致布鲁塞尔团部的公文，其内容如下：“中央局令布鲁塞尔团部通知马克思，他在上次大会中所担任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如果至星期二日——即二月一日——还不能送到伦敦，则将有更进一步的手段对付他。倘若马克思没有起草宣言，中央局要求将大会给予他的文书暂时送还。”（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九年度第二卷六六页，梅林的《共产党》。）但马氏旋即将他的任务完成，将稿件寄往伦敦。未几，那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宣言》便出现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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