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我的生平（1932）
第一章 出生地与家庭
开场白——“湖南骡子”——大家庭——童歌——急口令——谜语——笑话——故事
“拿破仑第一倘若迟生十年，决不会做法兰西的皇帝。有理智的父母生下这个聪明的孩子，如果放在野蛮人中，他虽比较颖慧，也终于变成一个野蛮人，每个人是社会造成的。种种理想不是任何个人脑袋中的创造物，不是凭空而起，也不是由上天的感应而生，只是社会生活与行动的结果，只是时代精神的产儿。”
我征引倍倍尔（August Betel）这一段话做自述建的开场白，不是抱着什么英雄思想，暗以拿翁自居，而是要借此说明一般的社会状况和四周的环境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青年人具有何等伟大的势力。
社会状况和环境既可以左右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青年人——的思想与行动，我便不能不从我出生前后的周遭说起。
我隶籍湖南，世居汨罗江上。湖南系春秋时代“唯楚有材”的楚国，汨罗江则因战国时代的屈原投江而得名。至最近二三十年中，湖南更有“小日本”之称，而湖南人却绰号“骡子”。所谓“湖南骡子”，是与“四川耗子”“湖北九头鸟”鼎足而三，脍炙人口的。
有许多湖南人以为“骡子”的浑名与川鄂两省人的“耗子”及“九头鸟”相较，固胜一筹，但好好的人竟被比作兽类，并且被比作驴马相交而生的“杂种”，不独听来刺耳，令人感觉不快，实在太玷辱了神明华胄的黄帝子孙，假使高唱“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的屈原犹在，即不因谏君而死，也将郁郁不乐，愤而投江。
像这样的议论是于诙谐之中表现了中国民族自尊的心理，其实这种妄自夸大的习尚是不合科学精神的。凡稍微懂得生物学和动物学的人都知道人猿同祖，人是兽类中的一种，被列在脊椎动物门的哺乳类。不独如此，就比较胚胎学讲，人类的胎儿在最初一个足月的时候，与兔，牛，猪，鸡，龟，螈蝾，鱼相当时期的胎儿相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同具有大头，眼，腮和长尾等等。到了一个半月，除螈蝾和鱼外，其余相当时期的胎儿与人类的胎儿还是大同小异。到了三个月，除鸡龟外，人类和其余三种胎儿犹相差不远。可见人类不仅与猿同祖，在进化的途中，和我们素来轻视的鸟龟兔子之类均有不少的渊源，简直可以称为“大同胞”。
人类的来源既不过如此，我们便用不着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而鄙视其他兽类，因此我也不得不把骡子的价值来估量一番。论它的家世，原来十分高贵。先就它的父亲讲，普鲁士王大腓特烈（Fredrich der Grosse）说过，世上只有三种负重任的人与物，即君主，柱头与驴子。从前拿破仑出征埃及，以许多学者骑着驴子自随，当敌人来袭，法军都列成方阵时，总听得军中传令，大呼“驴子与学者居中”！法人于是称驴子为“半学者”（Demi-Savants）。至于它的母亲在我们的经传上真是出尽风头，什么“肥马”呀，“骏足”呀，“骐骥”呀，“骅骝”呀，被大家称赞的了不得，甚到一个已死的马首还要值五百金。以这样杰出的父母生下骡子来，不独“克绍箕裘”，而且是“黧牛之子”，所以它在中外历史上所占的位置比它的父母还更重要，例如英国克纶普顿（Samuel Crompton）于一七七九年发明一架最有名的纺纱机，即名为“骡机”（Mule-Jenny）而不称为“驴机”。当十九世纪时，美国南方蓄奴各州给奴隶犁地的牲口是骡子不是马，因为马受不了他们粗鲁的待遇，只有骡子才能当这种苦差。即我们北方载物乘人，也多用骡子而不用马，所以有“骡网”（即商贾结队行商用以载物的骡群），“骡车”和“螺驼轿”之名，也无非是取其能耐吃苦。又《唐书》载申蔡人秉骡以战，尤为悍锐，号“骡子军”。啊，骡子的功用既然这样伟大，我们湖南人获得“骡子”的头衔，并不算不幸，平心而论，骡子能任重致远，而又不趋不停，坚毅无比，确与湖南人的气质有些相似。
回忆十几年前在P．K．大学肄业时，有一位精通英，德，法，日和拉丁文的“辫子先生”于教授英文功课之余，辄好作月旦评。他老先生有一次睁大了眼睛向着江苏的同学说：‘你们江苏人好也好不了，坏也坏不了“。旋又对我说：”你们湖南人好的固然极好，但坏起来，本事也很大“。湖南人和各省人（广东人除外）相较，的确有些不同，尤其是奋斗的精神要高人一等。
“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常常这样问人。但失望的很，总是得不着答案。当然，有些“才智之士”曾不加思索，马上回答道：“这是由于三湘七泽，灵气所钟！”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犹用这种神秘的唯心论来解释，未免令人齿冷。
其实湖南居扬子江之南，有洞庭湖横枕其北，湘，资，沅，沣纵贯其中，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极适宜于产业的发展。又加以自南宋以来，北方的优秀民族逐渐南迁，他们到了江西之后，又转入湖南，驱逐原来的土著苗民，而据有其地。他们和后来美国所谓“边疆民”（The frontier）相较，颇多共同之点，这并不是仅指双方都向西方移动，而是指彼此的体力和性格等等大概相同。太平洋彼岸的边疆民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西门（A．M．Simons）在《美国社会势力发展史》（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告诉我们说，这种人民“在体质上是高大强壮的，在心情上是活泼敏捷的，在社会上是富于反抗性的。”这不是替近代的湖南人写照么（但湖南人的体质现已较前退化）？他们挟着一种进取冒险的精神，来经营这物资丰富的区域，不独一洗农业社会中安土重迁和一成不变的习惯，并且使手工业和商业继续向前发展，逐渐形成健全的商业资本主义，以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先河。故近代的湖南人是活动而非静止的，是进取而非保守的，是农工商三者并进而非自给自足与邻省老死不相往来的。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梭充实，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一层，洪秀全在八十年前起兵广西，穿过湖南，顺流而下，定都金陵，曾国藩，左宗棠等率湘军与之作战，前后达十余年；迨太平天国败灭，湘军复平捻子，定西域，他们足迹纵横南北东西。几遍全国。就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曾，左是汉族的罪魁，湘军也只是他们手中没有觉悟的工具，仿佛和俄皇手中的哥萨克（Cossack）兵一样，但就事实上讲，这种军事行动确提高了湘人发愤为雄的心理与勇敢独立的气概。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比较充实，这是一个次要原因。
湖南人的特质及养成这种特质的原因，既经说明，现在当进而叙述我的家世。英国著名的遗传学者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为遗传的成分，父母占四分之一，祖父母占十六分之一，曾祖父母占六十四分之一等等，此说虽没有完全证实，要不失为一个指标。德国最著名的社会学者卡尔（Karl Marx）也说：“过去世代的一切遗传像梦魔一样压在活人的头上。”我秉祖先的遗传，并受他们的影响，自然是至深且切。不用说，他们也是来自江西，至我的第五世祖即因耕田种地并肩担大布往江西出卖，逐渐致富。到了高祖已经广置良田大厦，成为乡间的富翁了。他有五个儿子，我的曾祖居长，秉性慈祥，能文章。精医术，轻财重义，以致分家后家道中落，负债累累。祖父是他的“称锤子”（即独子），见倾家荡产不足以偿清债务，遂抛弃诗书，操持家政，仍以务农经商为业，兼管理钱粮，因得精明干练，克勤克俭的祖母为内助，卒将一切债务还清，终身乃积得田约的二百亩之多。
祖父母共生二子四女，我的父亲居长，叔父则系满子（即最后所生之子），父亲年未弱冠，即和母亲结婚（她年才十六岁），共生四子（第三子早夭）二女，而我也是满子。父亲得祖父母的庇阴，专攻诗书，不理农事，秉性刚直热烈，胸无城府；母亲则温柔坚毅，处事接物，细密而有条理。至于我自己，身材颇似父亲，且兼有他们这两种性格中的成分。恰和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说的一样：
“父亲遗传我这健全的躯干，
使我严正的将生活来察看。
母亲遗传我这乐观的性情，
使我满具谈天说地的精神。”
我生在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诗书门第”，幼年时代的抚养与教育自应比普通的农家子弟高出若干倍。但我的遭际竟不如此。
俗语说：“娘痛满子”。这是做母亲的人难免的毛病，我的祖母对于叔父更是异常疼痛，她眼见我的父母有子女六人，叔父自娶妻后老是不生儿子，便逐渐发生一种怜爱他而讨厌我们人多的心理，加以自鸦片输入中国后，一般士大夫竟以“醉卧烟霞”为高尚的消遣方法，我的祖父，父亲，叔父和大哥都先后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三代四枪”，传为当地“美谈”。然家财因此耗去不少，而祖母待我们的刻薄手段也愈加发展。
我们既是一个大家庭，吃饭时分作三起：我跟着祖父母，父亲，和二哥一起，母亲带着大哥，大嫂，二姐一起，叔父婶母两人一起。此外还有作田种地的长工四五人和女工一人因为礼教的关系，也分作两起。家中一切大权都操在祖父母的手中，关于饮食事项系由祖母亲自指挥，或亲自分配。每逢初一，十五，她分肉给母亲等五人不独不比给叔父等二人多，并且还要少些，否则便是骨头打底，有名无实。即其他荤素菜蔬也无不如此。这是日常生活上的显分厚薄。
然这还不算一回事。母亲为着子女的婚嫁真是吃苦不少。大哥二哥的娶妻与大姐二姐的出嫁，除掉万不可少的酒席外，祖父母总是不肯出钱。所有媳妇房中的木器和出阁的嫁妆不是由母亲拿自己的器具衣服首饰之类充数，就是大半是由她带着女儿苦苦地纺纱织布积集起来的（此事恰似我们乡中所谓“针挑土”，极不容易。因为她们所妨的纱绣成布后，要充我们六七个人做衣做鞋之用，所余有限）。她因外祖母去世，曾获得一百串钱的遗产，虽悉数用在男婚女嫁上面，然以我家那样地主的架子而论，要装一点体面，自然是不够用。祖母看见她陷在这种困苦中不独不加以援助，反捕风捉影，疑神疑鬼，日向祖父进言，说她的手中储蓄甚多，“现在是穷得公，富得私”（即公家穷而私家富的意思），弄得祖父信以为真，时常乱骂。所以母亲垫了钱，反要受气。在另一方面，叔父要用钱，祖父母——至少是祖母——却又十分慷慨，大有有求必应之概。
待遇上这样不平等是我国大家庭的通病，不足为奇，也不是母亲忍受不住的痛苦，因为她虽不能如“张公百忍”，大概也可以说得上几十忍。但使她最伤心的是大哥对于洋烟嫖赌。件件俱全。祖父母不直接加以管束，父亲也缺乏这种能力，祖母便时常责骂她，尤其是当大哥偷取家中谷米被发觉的时候总是把她当做“出气筒”，有时并唆使祖父出来大骂，说“这是种草不好”！
可怜的母亲常常带着沉痛的声音说道：“女不好由娘管，子不好应由爷管，我是女流，不能外出，从何管起！……说我不能干，无力管教儿子，是可以，为什么要说‘种草不好’，连带我的祖宗三代一起骂？”但在旧式的家庭内，媳妇是不能向翁姑评理的，即评理，他们也要强词夺理，甚至于再痛骂一顿。所以母亲受了这种压迫，无处申诉，只好自怨自艾，终日以眼泪洗面。啊，不幸的母亲真是哭得太多，连带我小时也不知道陪着流了多少眼泪。此事对于我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动力之一。
母亲生男育女，倍极劬劳，而又感受种种压迫，心神更加憔悴，当我出生时，她的身体极弱，曾晕去不省人事，产后又没有充分调养与滋补，故缺乏乳汁，除间或乞助于其他乳母外，不能雇请奶娘，以致我小小的生命因营养不良，不能和常儿一样发育起来。我幼年时常患病，枯瘦如柴，每当六月炎天，也不流汗，有时还须加上夹衣。故来往的亲友们多称我为“小小的病夫”。
我在抚养上虽不能享受富家子弟应有的一切利益，然慈爱的母亲总是尽她的力所能及，甚至于力所不能及加以爱护。在这一方面到底不能算做不幸。但在教育方面确是如此。
父亲知书识礼，并且很讲究胎教和母教，但对于我小时的教育却又毫不措意。如果不是自名为“瞎眼师公“（即不识字的意思）的母亲仗着各种传说，灌输我一点知识，几乎没有家庭教育可言。兹为纪念母亲起见，特将此等传说择要介绍出来，先从童歌说起。
我最先学会的是“《排坐歌》和《洗澡歌》，就是：
“排排坐，
莫搂祸，（注：‘搂祸’即‘相打’的意思。）
公公回来锯耳朵。”
“前拍拍，
后拍拍，
拍得芽崽不吃吓。”（注：‘芽崽’即‘儿子’的意思。）
但我最喜欢的是“《黄狗歌》”：
“黄狗上树倒唱歌，
先生我，后生哥，
妈妈来，我打锣
爹爹生，我点灯，
婆洗周，我点烛，
记得那年生外婆，
大河里石头滚上坡。
其次是“《麻雀歌》”：
“麻雀子伏到灰里头滾呀滾，
又话哥哥冒买粉；（注：‘话’即‘说’的意思，‘冒’是‘没有’的意思。）
买得粉，不曾吃，
又话哥哥冒买席；
买得席，不会盹，（注：‘盹’即‘睡’的意思。）
又话哥哥冒买棍；
买得棍，不会打，
又话哥哥冒买马；
买得马，不会骑，
又话哥哥冒买犁；
买得犁，不会犁，
犁开哥哥一块脚板皮。”
童歌之外又有“急口令”，须一口气念完，简单一点的有：
“白碗崽，
款白虾蟆，（注：‘款’即‘盖’的意思。）
白虾蟆，
爬白壁头。”
这里虽只有十四个字，但念来极不顺口，所以我小时候总念不成功，不知道费过多少气力。可是下列一个更加难念：
“东边楼上一面皮鼓，
西边楼上一面布鼓，
看是布鼓补皮鼓，
还是皮鼓补布鼓。”
当我刚把这种四句的急口令学好，甚至于还没有学好时，亲爱的母亲又换了一个十句的，真令我应接不暇：
“天上一天星，
星上一只鹰，
门上一盏灯，
桌上一盘金，
地上一口针；
捡起地上一口针，
收拾桌上一盘金，
取下门上一盏灯，
赶走屋上一只鹰，
遮住天上一天星。”
母亲的门路真多，她在告急口令的时候，又要我猜谜子，就是：
“天上天鸡叫，
地下地鹅叫，
两边阳雀叫，
中间鲤鱼跳。”
年龄幼稚的我自然猜不着这是什么，心中十分着急，便要求母亲说出来，但她不肯，说再猜一个容易的罢：
“桐子打桐油，
枫树结枫球，
人在桥上过，
水在脚下流。”
她说罢哈哈大笑，我虽仍旧不知道这又是什么，但看看母亲的神情，似乎是和我开玩笑，便一脑倒在她的怀里，硬要她快些说出来，她只是笑着不开口；我马上嘴巴一扁，眼泪双流地哭起来了。原来我是最小的儿子，遇事好胜，一到要失败的时候，但使出我的最后的武器——哭。例如唱歌，念急口令，和猜谜语子，我都享有优先权，我的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其他人等不得插嘴，否则我就“哎呀”一声加以阻止，如屡次无效，便由“哎呀”变成“哑哑哑哑”了。后来从经验上知道这样的哭可以帮助我获得最后的胜利，不论对谁都要来这样一套。
母亲看见我哭脸，才摩着我的头，笑迷迷地说道：
“好孩子，莫哭，我告诉你罢，第一个谜子是真的，第二个是假的。”
“什么叫做真的，什么叫做假的咧？”我看见母亲开了口，便收住眼泪，抬起头来这样问她。
“真的是有一个谜底可猜的，譬如第一个谜子是织布的机。假的是一念就知道，用不着猜的，譬如桐子当然是用来打桐油，枫树当然是结枫球，人自然只能桥上走，水自然只能在脚下流。这是用来哄傻子的。你快些念熟，拿去哄你的爹爹和哥哥姐姐。”
我为她这些话所鼓励，拼命地把这两个谜子念熟，尤其是第二个念得连环倒背，打算去哄哄他们。但当我如法炮制的时候，他们不是摇摇头，就是笑而不言，只有父亲说了一句，母亲太滑稽了。
啊，母亲的确具有这种脾气。我记得她常当着父亲对我们笑哈哈地说：
“将来我死了，你们爹爹讨一个后来娘。后来娘是一把扇，扇起你们爹爹车车地辗！”
“车车地辗哪，车车地辗哪！”我当时虽不十分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念来好听，便不断地念着，弄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母亲不独会这样拿父亲取笑，并且还会说其他的笑话。可惜我现在已经记不出来，但她说关于女性有韵的笑话，我还记得几句，虽不过一鳞半爪，已足充分表现乡间妇女的情趣。这个笑话是：
“接客莫接女客，
接五十，来一百，
‘哈哈’有三千，
‘可怜’有八百，
不问鸡崽问鸭崽。”
母亲于笑话之外。又喜欢讲故事，并且说来十分动听。譬如她说：
“有一个怪人走到一家屠坊，把钱向案板上一扳道，‘买四两肉！’
屠夫抬头将他打量一下，问要什么样的肉，他说：
‘皮掉皮，
皮搭皮，
皮里头的肉，
肉里头的皮。’
屠夫为他所窘，把屠刀一扳，带着怒气说道：
‘什么皮皮肉肉的一大堆，我这里是专做肉生意的，并不做皮肉买卖！’
当他们两人正在你一句我一句吵闹的时候，忽然又走进一个常‘跑江湖’的客人来买肉，问清原委，笑道：
‘这位客人要的是，猪尾巴，猪耳朵，猪腩心和堵肚子。’
于是屠夫依言割出四样肉给他，这场纠葛才告了结。”
像这样的故事我们听了，觉得津津有味，总是要母亲再讲一个，待她讲出一个后，又连接要求下去，有时弄得她没有办法。我还记得她说的一个《三个媳妇》的故事也很有趣，就是：
“某个富家有三个媳妇，都十分愚蠢，家娘（即夫的母亲）于是打发（即‘使’的意思）她们出外去学见识，并吩咐道：
‘大媳妇住三五天，带个红心萝卜回来。
二媳妇住七八天，带个冒脚团鱼（团鱼即鳖回来。
三媳妇住半个月，带个落地不响回来。
但你们必须同去同回。’
三个媳妇含愁出门，心里万分着急，口中喃喃地念着；
‘三五天……红心萝卜。’
‘七八天……冒脚团鱼。’
‘半个月……落地不响。’
她们三人游荡了四天，非常困苦，既没有饭吃，复没有宿处，简直和告化婆一样；同时又想不出一点办法，三个日期相差这样远，如何能够同回去呢，要带回去的三件东西又是什么呢？尤其是大媳妇眼见隔天就是要归去的日子，还没有找到红心萝卜，便急得嚎啕大哭，因此触动了二媳妇和三媳妇的心事，于是三个人哭做一团。
当这个时候，忽然走来一个手拿拐杖白发银须的老公公，问她们为什么这样伤心，她们争着将原因告诉他，他微微地笑道：
‘这很容易，三五一十五，七八一十五，半个月也是一十五。时候还早啦，你们到我家里去住着罢。”
三人听了，喜出望外，便收住眼泪，大笑起来。
她们在老公公家里住了十天，经他多方指点，思路大开，自己复用心学习一切家常事务和世故人情，所以都变聪明了，当要回去的那一天，大媳妇忽然恍然大悟道：
‘啊，红心萝卜就是蛋啊！’
二媳妇接着道：
‘啊，冒脚团鱼就是巴巴（即圆形年糕）啦！’
三媳妇更跳起来说道：
‘啊，落地不响就是纱锭啦！’
她们于是欢天喜地带着这三件东西回家，大受家娘的称赞。”
我听母亲讲这些童歌，急口令，谜语，笑话和故事，大概是在三，四，五岁的时侯。我旋又开从祖父学习认字和猜字谜，有时并把它当作歌儿唱，至今还记锝两个：
“一点点上天。
乌云盖两边，
上字倒顿起，
人字打秋千。”
“一点一撇，
桥桥列列，
龙头转弯，
咚咚锵锵。”
第一个谜底是“定”，第二个是“為”，像这样的猜谜子和认字，不独毫无所苦，并且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常常要求祖父再说几个，有时弄得他存货枯竭，总是说“够了，够了，明天再来。”
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大概如上所述。但这里有一种特别现象，就是，我的读书识字的是长辈除祖父外，对于我初期智识的发达，很少影响，而“瞎眼师公”的母亲反能给我以许多知识。这是因为我国的父兄大都不注意于儿童教育，而做母亲的因受了数千年文明古国传说的沐浴，故于不知不觉之间，担负了这种责任。此举与西洋近代有计划的儿童教育相较，固望尘莫及，然小孩子们犹能享受这一点点盲目的教育，要算是不幸中之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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