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八章 约翰·庇尔斯和亨利·格兰迪
亚特兰大座落在青岭山脉的三座山岗上，地势比查理斯顿和新奥尔良高出了一千来英尺。这座城市同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干系，实际建成还是南北战争以后的事。亚特兰大不是种植园主的产儿，而是南方穷苦白人和北方资本的结晶；是先有了铁路公司的建城计划，而后才有居民的。那个坚决卫护南方利益的约翰·卡尔洪，也在孟斐斯预言过这个城市必将兴起——当时在附近一带还找不到一百个居民呢。他说：密西西比流域和大西洋沿海之间的各条铁路，“或来自河道纵横的田纳西、肯布兰、阿里根尼诸河，或来自连绵不绝的阿里根尼山脉，必然要在这里相会。”
后来果然就在这里相会了——这里离大西洋，离密西西比河，离五大湖，正好都是三百里。一八四五年由亚特兰大向东铺设了一条铁路；一八四六年又开辟了南下的路线；一八五二年通向正西和西南的铁路也建成了；到一八五七年，又兴建了一条北上的直线铁路。车站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铁路工人的村镇，镇上共有四条街道：东西向的是桃树街和白厅街，南北向的是马丽达街和德卡特街，四条街道会合在五角广场。
村镇的头顶上是黑魁魁的一簇峰峦，山雾缭绕，宛如兜着白纱。每当寒风冷雨袭来的时节，天空中压下一片乌云裹住了山顶，亚特兰大蜷在下面，昏昏冥冥的好不难受。可是一等太阳醒来，万道光芒穿透了云雾，这座山城就是一派生气蓬勃的壮丽景象了。
这座边疆小镇，飞快的发展成了骂街、殴斗、灌烈酒、嚼烟叶的无赖集中地；到一八五〇年前后，当地的商人和工人才压住了这帮来自石板城和蛇国的二流子。到一八六〇年，亚特兰大已成为全州的第四大城，住有八千白人，两千黑人。亚特兰大对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兴趣。这里仅有的一些黑人仆役固然也都有其主子，可是早在战争爆发前十年，这里也就有了一小批自由黑人。不过，亚特兰大位于南方，觉得自己在意见上应该和南方一致。一八五八年，有人发起了兴办公学的运动，当时曾引起了相当的注意，还派了一位市民到罗得岛去考察这种希奇的制度，并且举行了几次群众大会，可是在十月赛会期间举行的最后一次大会上，反对这种北方新法的势力占了上风，就把计划打消了。
尽管战争威胁日益严重，亚特兰大却无动于衷。亚特兰大俨然已是一个广大地区的商业中心，这一地区南接产棉地带，西邻西部荒野，北通洋基的奇妙世界。铁路上运来了货物，马车分送到各地，一片贸易兴旺的景象。不过，一个日益繁荣的南方城市也不能不注意些时事，因此在一八五八年三月，这里也举行了一次“堪萨斯会议”，并通过决议，反对让堪萨斯作为“自由州”而加入联邦。
“因为那些废奴派狂人采取了侵略干涉的政策，我们南方制度的安全、我们这些真正爱国守法、热爱自由的公民的和平生活，已处在危险之中。”
然而人民群众却谁也不想退出联邦，因为这样一来商业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可是，等到南方各州当真退出了联邦，战争迫在眉睫，亚特兰大就不能不注意了。一八六一年二月，杰弗逊·台维斯觉得从华盛顿到蒙哥马利取道亚特兰大最为便捷。他中途在这里下了车，讲了几句话。后来亚历山大·司蒂芬斯也顺便到这里弯了一下。记得一八四八年他曾在这里跟人作过决斗，如今他成了残废，架着双拐。他是到萨凡那去的，在萨凡那他作了那篇有名的演说，宣布奴隶制度是新南方的“基石”。
战云日益逼近了，亚特兰大凭着远离前方、地处中心、交通方便这三个有利条件，出现了战时的繁荣。这里成了南军的军事中心兼补给站，武器弹药大量生产。到一八六一年，这座城市已成了南军军需给养的大本营，同时也是主要的伤兵医疗站。
一八六三年，亚特兰大又成了北军战俘的集中地。一八六四年，传闻北军将领准备进攻亚特至大，打算切断这东部地区与密西西比流域之间的最后一道联系。南军要是失去亚特丝大的话，就失去了粮食的给养。起初人们担心，向里士满挺进的格兰特将军说不定会转而进攻亚特兰大。在这个提心吊胆的日子里，有个特点就是信教的热情忽然大为高涨。到六月里形势就非常明显了，休曼准备挥兵南向，要来攻打亚特兰大了。后来他果然来了。
七月里双方打了两仗；八月，城市受到了炮轰；到九月休曼的大军打进了城内，把大半个城市毁了。居民奉命撤退，一万两千人有的步行，有的坐车，载着家具什物，离开了亚特兰大。只有黑人大半留了下来，当下便把参军的黑人组成了两个团。随后，休曼就指挥大军直指海滨，队伍里有大批黑人，内中也有汤姆·孟沙；大军打出一条路，直穿南方的心腹——路很远，然而意义更为深远。
南方投降以后，亚特兰大的居民渐渐结队归来。四千幢屋子，只剩下了四百。不过亚特兰大受到的其他损失倒不大。休曼的炮火留下一片断垣残壁，煞是奇观，成了绝妙的话题；反正，这里的地皮依然完好无损，这里的地价早已贵得骇人听闻，轰掉了几千幢陈旧的木屋，正可以乘此造上破石的、钢结构的、混凝土的高楼大厦。而且，亚特兰大也并不像南方的南部各州那样士气涣散，精神失常，陷入了瘫痪状态。亚特兰大并没有损失什么漂亮的庄园大宅，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庄园大宅；也并没有损失什么忠诚的“家人”，因为那里根本很少奴隶，对那个神圣的“制度”也颇有反感，原因是在亚特兰大安家的居民多半是让那个“制度”抢去了面包、夺去了生计的。亚特兰大没有世家旧族的血缘，也没有贵族社会的传统。这个精力充沛、冷酷无情的繁忙的城市，对北方并不切齿痛恨，对毁去的文明也并不伤心哀悼；相反，它倒是在埋头建设一种新的文化，打算使北方和南方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结合起来。
最重要的是，亚特兰大还成了佐治亚的首府，这引起了梅肯、萨凡那这些古老的贵族城市的愤懑。佐治亚原来的首府密列奇维尔，是个偏僻的小城，作为首府只是一个折衷办法；在各地的竞争下，这个首府早在战前就已黯然失色。而亚特兰大却具备了佐治亚的首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交通极便，同西部、北方都很靠近，工商业颇具规模，居民刚强不怕劳累，同北方资本的关系又极密切。
亚特兰大黑人不多，跟白人既无血肉之亲，又无密切联系，因此这里跟查尔斯顿和奥古斯塔不同，黑人并不是人口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联邦政府的军事管制撤销得太性急了，结果只好重新再来。然而两次结局完全一样：南方的白人和北方资本家的代表完全控制了州里的政治经济大权，黑人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权利；当时也并无多大风波，南方的其他各州还没有弄清楚这里出了什么事，这里就已经在“照常”交易了。
因此，一八八一年的亚特兰大，已经是个飞速发展的城市了。这里有六万人口，十条铁路，地价比孟沙出世的那年涨起了两倍。南方种植园里和北方实业界中一些有才干、有魄力、有算计的人，都给吸引到这里来了。连作家和画家都卷进了这股亚特兰大的大漩涡。当时有个矮矮的丑陋的佐治亚中部人，被休曼赶出了家乡，到处流落，在萨凡那工作了一阵以后，于一八七六年来到了亚特兰大。过了七年，他的一套《雷末斯大叔》民间故事开始在《亚特兰大宪法报》上刊载。这人就叫亨利·格兰迪，祖父母都是爱尔兰农民；他在弗吉尼亚念过书，给纽约的报纸当过记者，后来就成了这家亚特兰大第一大报的合伙人。
亚特兰大到一八八〇年上，每年要进出昂贵的棉花达十万包。伯明翰一带的煤田、铁矿已动手开发，炼钢工业已初现萌芽。劳动力问题也已经悄悄的、“合法的”解决了，办法是经过周密筹划，大事逮捕“犯法”的黑人，偶尔也抓上几个白人游民，租给私营公司去做工。这几家公司到一八八九年又改头换面，变成了“佐治亚教养院”，州政府靠了这项新型的奴隶买卖，每年有近一百万元的收益。
震撼全国的一八七三年大恐慌，并没有给亚特兰大带来多大的不安。银行没有倒闭过一家，商业照样蒸蒸日上。圣公会、长老会、路得会，同时造起了三座巍峨的新教堂。这一派繁荣景象，使全国人民很注意这个南方人的工业乐园，特别是其中心亚特兰大。
一八七六年，费城举办了“独立战争百年纪念展览会”，亚特兰大看了心里一动，也陆续举办了一些展览，借此向北方做做广告，同时也好激励一下南方消沉的士气，南方至今还是一肚子气，忘不了旧痛。一八七九年，海斯总统来本城访问。一八八一年，又举办了国际棉花展览会，庆祝两件大事：一是棉纺工业开始从新英格兰迁到南方，亚特兰大棉纺厂正式开工；二是亚特兰大通往西部的铁路全线竣工。阿尔弗雷特·考尔奎，穿了一身耀亮夺目的棉布衣服，向全世界高呼“不朽的棉花王国并未失去辉煌的光彩，永远也不会失去辉煌的光彩！”一个纽约的大商人、大股东兼银行董事，年轻的约翰·庇尔斯，一八八一年到达亚特兰大时，尤其觉得兴致勃勃。
在马萨诸塞州西北部有一个小城，城里的第一大店挂上“约翰·庇尔斯父子公司”的招牌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到一八八〇年，若是就控制的股权而论，不但这个新兴城市的这家第一大店，连本城大半的工厂企业，还有新英格兰以至全国各地的许多产业，都可以挂上这个牌号。当时公司的老板是约翰父子俩，老约翰是一员七十七岁的商界狠将，小约翰则是个年方三十、打扮得齐齐整整的年轻商人。
约翰·庇尔斯父子公司的总办事处那时已搬到纽约市，设在当时“城外”一座较新的办公大楼内。一八八〇年有一天，总经理坐在办事处里，心中又气又恨。这个世界，看来真要胡里胡涂的完蛋了。战时的生产、历年的投资、再加上投机买卖，使北方积累了资金，大量的资金。从新近的经济危机中苏醒过来以后，北方就想为加强实力、巩固地位而作新的投资。那大有可为的南方已经征服，总算打开了开发的大门。可是困难也跟着来了。起初那些叛乱分子虽然答应跟北方的工商界合作，却有个很凶的条件，就是：奴隶制度除了名称以外一切都要恢复，总统要由贯彻这一方针的穷苦白人来担任。当时为了打击叛乱分子的阴谋，就给了黑人选举权，让他们用选票来压住先前的主子。依庇尔斯说，这种做法未免太蠢，不过这也本来不打算作为长久之计。
没想到那些无知的南方黑人工人居然不听吩咐，反而想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控制企业，乱花老板的钱财。约翰·庇尔斯完全同意对这些工人必须使用暴力，迫使他们安分守己。可是，正当这个办法在顺利实行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八七三年整个工业体系的剧烈衰退——这种衰退，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是极常见的，有些科学家企图用图表来证明衰退以十年为一周期，想由此找出一条数学规律，有的甚至还把衰退的原因归之于太阳黑子的活动。’
可是事实上这种衰退同一切社会现象一样，也有一些明显的原因，起源于人的思想和欲望，表现于人的活动。一八七三年的经济恐慌，是一场激烈惨酷、破坏惨重的战争的后果。战争毁灭了无数生命，打破了无数计划，破坏了、浪费了创造不易的社会财富，妨碍了教育事业，败坏了道德风气，给了文明以致命的打击。对这一切事实不加理会，而一味归咎于机械的金融制度，或者照旧推行老一套的计划和办法，只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都是不行的。
事实上，社会上不但已经发生，而且还在不断发生一些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这一点，约翰·庇尔斯是不了解的。他对局势的看法，只不过是根据旧的道德观点，把一些大欺诈案抨击一通——譬如威士忌集团案，白兰恩的兴修铁路贪污案，当时甚至还有一位内阁大员不得不慌忙辞职，免得不可告人的丑事一旦牵建到大总统身上。
就在那时候，那些拥有资本、控制资本的大老板们想了办法，使廉价劳动力又重新源源涌来，而且愈涌愈旺。在“崭新的自由”和“免费的土地”这些美妙诺言的吸引下，战时一度中断的外来移民如今又汇成了一道洪流。一八八〇年是五十万人入境，两年后就猛增到七十五万，此后二十年内始终保持着这个高峰数字，而活儿还是来不及干。
不久却又发生了一些意外的纠葛。北方的白种工人，被低工资的移民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来为保住自己的工资而拼命，一八七六到一八八〇年间，罢工闹事风起云涌，就像当时有人说的："简直要造反。”到处可以嗅到一股革命的气息，约翰·庇尔斯觉得很不是味儿。
约翰·庇尔斯不喜欢黑人，起初只是为了一点小小的缘故，后来却是由于重大的原因。南北战争以前，北方和西部的黑人总共不到三十万人，新英格兰有二十七万白人，却只有两万三千黑人。这些黑人自成一个孤独的阶层，或是在有钱人家当老家人，或是三三两两，各自找个隐僻的地方住下来，种上一点地，或者替人当差、做工，来维持生计。
约翰·庇尔斯的父亲有个农庄，附近也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很是可厌。这户人家的老头当年让荷兰奴隶贩子贩到纽约去了，留下三个儿子，承继了三块相互毗连的小小的田地。不知怎么，大家竟也承认他们是“自由人”，他们住在这儿，简直是堵在庇尔斯家的门口。尽管他们不声不响，躲在一边，他们可终究是外人，挡住了庇尔斯家发展的道路。
庇尔斯家看中了他们小湖边的一块肥沃的洼地，出了好大的价钱，他们也没有肯卖。约翰还记得他父亲最后一次是怎么去说的。
“杰克，”他恶狠狠的瞪着那个叫杰克的黑人说，“这块地我是要定了，我也不跟你多磨了。你说吧，你要卖多少钱？”
那个老黑人长得又黑又高，耳朵上穿着耳环，使小约翰觉得非常有趣。他代表自己和两个兄弟，回答得很干脆：
“就是不卖！”说罢他们就昂然的走了。
老庇尔斯气得发昏。他认为这是“黑鬼的倔强劲儿”在作怪。
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几个黑人要是把地卖了，叫他们到哪儿去安身呢？叫他们怎么谋生呢？小约翰长大了也看不起黑人，觉得黑人生性倔强，又不知节俭。他们不叫孩子去读书，对白人来说这正是求之而不得。他们不参加镇上的集会，也不参加选举，白人也当然不会去请他们参加。白人根本就不去管他们，有时人手不够，才以低得可怜的工资雇他们做些零活。
奴隶制度的论战如火燎原的时候，约翰·庇尔斯已经成年，那时他看到这一户黑人已经丧失了大半的土地，流离四方。有几个就跟着黑人志愿部队五十四团到南方去了。
后来庇尔斯财团把总部搬到了纽约。约翰·庇尔斯在战时是个“铜头蛇”；他不赞成废除奴隶制度，还曾千方百计阻止内战爆发。他作为一个买卖人，认为打这种仗简直是自杀，把买卖都打光了。他出钱买了一个替身，这才免了上战场。十二岁的小约翰也开了眼界，看到了纽约城里的征兵骚动，他看见街上流着血，横着许多垂死的黑人，有几个还给吊在路灯杆上。
一八七七年，庇尔斯的大批铁路企业爆发了罢工，他开除工人，雇了私人警探枪杀工人，后来又向政府求援，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可是没过多久，突然全国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内战。西部的农民逼着议会通过了法律，居然授权州政府核定铁路运价；那卑鄙的最高法院竟然也支持了这些“庄稼汉法”，以致各州都相继仿效。工人组织了工会，居然要求参与决定工资的大小。那忠实可靠的民主党被剥夺了奴隶制度的遗产以后，虽然在一八七八年的选举中又控制了参众两院，可是在他们的旁边毕竟也坐着十五个由农民和工人选出的独立派议员。
庇尔斯一向以有功于国的正直公民自居。他是一个典型的老练狠辣的新英格兰买卖人。在这个一八八〇年的春天的早晨，他坐在陈设简单而讲究的纽约办事处里，怒不可遏。他在对他的密友兼同事沙鲁斯·菲尔德说话。菲尔德刚刚改建完了纽约的高架铁路。
“老实说，沙鲁斯，我对国家的贡献，比谁都不含糊。公债跌到三毛三，我照样买进，一捆捆的买进。我支援作战，我打发人代我上前线，我再亏本也不让生产停顿。我出了钱，七六年的百年纪念展览会方才开成；如今我的业务刚刚有了起色，一切刚刚上了轨道，企业刚刚有了赢余，我铁路上的这班可恶的工人却罢起工来，想闹革命。要知道，沙鲁斯，企业可是我的，我爱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认为该给多少工钱就给多少工钱，谁要是不合意，尽可以滚蛋，让愿意工作的人来替补。这个狗屁政府要是不肯保护工人劳动的权利，我倒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庇尔斯在战前本是做出口生意的，后来看到国内市场有关税保护，就改行开了工厂；此后又经营运输，修建铁路，其中主要的就是刚在一八七七年闹过大罢工的新建的宾夕法尼亚铁路。目前他又踏进了金融界，好为自己和旁人的冒险事业提供资金。
“好吃懒做的工人领袖，卑鄙无耻的外国佬，假仁假义的天主教徒，你们谁也别想来管我给工人多少工钱，叫工人做几个钟头活，你们也别想来打听我个人有多少收入，是怎么赚的，又是怎么花的。”
菲尔德还跟前几次一样，劝他多多注意南方，特别要注意亚特兰大。“我昨天才跟一个年轻聪明的南方人谈过。这人名叫格兰迪——对，叫亨利·格兰迪，是个果敢活跃、充满自信的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约翰·庇尔斯老头嚷了起来。
“啊，祖上是爱尔兰人，到他已经隔了两三代啦。其实他是个非常热情的美国人，而且还是个南方人，思想很新。小约翰真该跟他认识认识。”
“认识谁呀？”小庇尔斯走进办事处来，劈头就问。
“亚特兰大的亨利·格兰迪……”
“格兰迪？啊，我认识他，他是《先驱报》驻南方的记者。他下次要上纽约来，我一定请他来吃饭。”
小比尔斯早在第一次上亚特兰大的时候就跟亨利·格兰迪相识了。格兰迪是一个矮矮胖肺、热情奔放的新闻记者，对北方的大财阀拜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们是战后南方的唯一救星。他今年三十岁，看起来还很孩子气，圆圆的脑袋像个小娃娃，眼睛带些近视。一八六六年他在佐治亚大学毕业后，又进弗吉尼亚大学深造。在他看来，进大学就为两件事：练就一副口才，写好一手文章。别的就都无所谓了。他一直千方百计的，在寻求他艳羡已久的“一讲成名”的好机会。毕业后才一年，他就成了《亚特兰大宪法报》的撰稿人，还在附近一个小城里编了一份报纸。他颇有地道的南方风流习气，跟他从小相爱的情人结婚以后，两口子生下了几个孩子，称心如意的在一起过活，直到他去世。
格兰迪在佛罗里达调查过选举舞弊案，在佐治亚又同三K党打过交道。他常常向群众演讲。写文章、作演讲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看来，他把天下大事完全看作是写文章、作演讲的材料，而忘了那是现实人们的现实生活。他看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场面，兴奋到极点，不禁赞叹：“铁路当牌打，一掷金百万。”
他看到了工业的巨大作用，不由倾心拜服。他在詹姆斯·戈登·彭纳的《先驱报》里当上了一名驻南方记者，后来又鼓起勇气，去向沙鲁斯·菲尔德借了一笔款子，买下了南方最畅销的报纸《亚特兰大宪法报》三分之一的股权。他在证券交易所里一次投机得手，还清了这笔债务，从此青云直上，俨然成了“新南方”的代言人。一味的埋头苦干、热衷事业，使他还没到五十岁就把精力耗尽了。
小庇尔斯对南方的看法，是经过格兰迪的指点才明确起来的；格兰迪还劝他考虑在亚特兰大安家落户。过去长时期来，佐治亚的情况一直使庇尔斯很困惑、很反感。那样骇人听闻的黑帮当权的局面，是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在好些方面，简直还超过了纽约的塔曼尼。
他听说战前有三巨头统治了佐治亚——这三巨头，人倒都是直性汉子，然而思想见解却是不可救药的顽固。一个是庞然大物的“大总督”考勃，手下有一千名奴隶，认为奴隶制度是理想的产业制度。他在战争结束时就死了。一个是法尔司达夫式的“强盗大王”通布斯，他曾在波士顿大发狂论，扬言要在邦刻山上拍卖他的奴隶。他的思想始终没有得到“重建”，他起先反对废奴运动，后来又反对北方资本。这个酒鬼如今只剩了一副摇摇欲倒的巨大的骨头架子。格兰迪除了报馆里的工作以外，还担任了他的秘书，很引以为荣耀。还有一个是亚历山大·司蒂芬斯：头上总是一顶大礼帽，身上好大一件黑礼服，当中嵌着一张白白瘦瘦的脸儿，背后藏着一颗机灵透顶、得风便转的脑子。这三巨头统治了佐治亚，一直到战争结束。
这几个头子下台以后，接着登场的是庇尔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么一帮大坏蛋：狡狯，刁滑，会奉承，笼络人心的手段高明到极点。一个是甜嘴蜜舌、毫无天良的卡罗来纳清教徒乔·勃朗，这个外貌严肃而虔敬的长老会教徒，不抽烟也不喝酒，可是他一会儿是联合派，一会儿又是分裂派，做过“带手提包儿的”，也做过“无赖汉”，后来又专心一意卫护南方的利益。他做过州长、州最高法院院长，操纵过铁路股票市场，向公家承租过囚犯，最后又当上了国会参议员。此人家道富有，喜欢做点善事让人看看。
他的伙伴阿尔弗雷特·考尔奎，扮演的是南方种植园主的角色。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在梅肯有个祖传的种植园，每年要收一千包棉花。他做过州长，搞过铁路股票投机，当过国会参议员，是个彬彬有礼的老派绅士。他的同伙为了公债舞弊案都下了监狱，其实干的坏事也并不比他多。
还有一个约翰·布·戈登将军，担任的是“沙场老将”的角色，表演得空前绝后的精彩。他随同李将军一起作战，又在阿坡马托克斯一起投降；他当了佐治亚州州长，在南太平洋铁路的一场秘密交易中跟亨丁顿、老庇尔斯一同干过贿赂的勾当。在蒙哥马利的前南军人员聚会上，他故意跟杰弗逊·台维斯同来同往，后来在亚特兰大，他又把这位步履蹒跚的贵客请来到处炫耀；就靠了这些手法，他从节节胜利的人民主义者手下捞到了国会参议员的席位。
这一切，热心的格兰迪跟小庇尔斯都谈到了，他还极力劝小庇尔斯在南方安家立业。格兰迪与其说是代表种植园主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代表南方一部分并不那么富裕的白人，可也不是自耕农，而是兴起中的资产阶级，即买卖人、经纪人和工厂主。他支持新兴的南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有的是廉价劳动力，需要的是资金，保证投资利润丰厚，手段如何在所不计。
担任这样一个角色，格兰迪倒确是个“人才”，因为他之信仰资本家的剥削就像信仰上帝一样。他宣称“以自力起家的工商家已经为美国唯一的贵族阶级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南方只有尽量发展实业才有生路。他也知道当前政治上有个黑帮当道，但他只是一笑置之。话是不错的，三巨头把持了本州的大权，一个做州长，一个当最高法院院长，另一个出任国会参议员，过几年参议员来当州长，州长又变了参议员，这样轮来换去，大权就一直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最后人民——也就是大批穷苦的农民和工人——一定会起来反抗……
可是格兰迪以为这不足为虑。北方资本的流入，北方人的生意观念，可以把他们控制住。他只装不看见，北方资本在佐治亚开设的纱厂里有四分之一的白人工人是不到十七岁的童工。不过他也承认，州内的农民联盟在不断壮大，如今人民主义运动也在蓬勃发展。这个运动算来已有十年的历史了。
“这也不是偶然的。佐治亚农民的命根子是棉花。棉花在一八七〇年值两毛钱一磅，跌到今天只剩了六分。况且，农民的捐税又最苛重，而持有股票公债的人倒一无捐、二无税。我们一定要发展工商业，使激进思想无孔可入。我们一定要引起北方人士建设新南方的兴趣。”
小庇尔斯也不时提出一些疑问，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疑虑，后来到南方走过几次以后这些疑虑就更深了一层：
“格兰迪，有一件事我就不敢像你们南方人那么放心，这就是非洲和非洲人的前途问题。我看他们恐怕不会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一笔勾销。你留心过非洲的事没有？告诉你，黑人世界在动起来了。三个身高六尺的大汉正在那里搏斗。一个是欧洲人，害看肺病，苍白得像个死人。他在拼命逃避背后跟踪追来的死神。一个是又壮实，又粗笨，给南非的太阳晒得红彤彤的。他在抗击现代资本的势力。还有一个是黑人国王，他召集了他的勇士和巫神，在阻挡白人的洪流。”
格兰迪耐不住了。“黑人绝对成不了大事。他们没有脑子。布尔人也准得给无敌的大英帝国打垮。”
“我却为这个帝国担忧，”庇尔斯说。“我为白人的霸权担忧。自然啦，罗得斯可坚决相信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占地愈广，于人类利益愈大’。他抱着这样的信念，就不计手段的要求其实现。他要打垮克鲁格，杀死洛本戈拉，把自己的坟墓立在那庄严的麦托普山的山顶，洛本戈拉的陵畔……”
格兰迪笑了。“得了，别作大演说了。黑小子永远也别想当权，他们根本当不了权。他们只配干活，使南方发财。你来帮帮忙吧。”
“你们现在打算怎样对付南方的黑人呢？”
“很简单：只要叫他们做工，只要筹得足够的资金，把他们同白人工人一起雇来。可是目前佐治亚的三头统治摆在那里，我们筹集不到资金。这帮家伙操纵铁路从中取利，利用囚犯开发矿山，榨取农民的脂膏。我们要不能摆脱他们对本州和本州一切富源的控制，换一批正直的人来执政，那问题就棘手了。”
“这容易办吗？”
“容易，也不容易。赶他们下台是容易的，要换上一些熟悉工商业、了解工商业需要的正直人士就困难了。万一换上了一些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那不成了前门去狼，后门进虎吗？”
“可我还是不大明白，黑人到底有什么用呢？”
“从政治上来看，黑人是不管用的。他们既无才，又无德。可是作为工人来讲，他们是美国最高明、最驯良，如果待他们好些的话还是最卖劲儿的劳动力。不过要留心有个危险：假如再让他们参与政治，那就会纵坏了最好的工人，吓得人家不敢来投资。反过来，要是我们能把白人贪官污吏撤走，募到资金，对农民加以安抚引导，那南方就可以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因此，格兰迪下一次到纽约时，就被请到庇尔斯家去吃饭。同席的还有几个南方人士。
“庇尔斯先生，”一个查尔斯顿人说，“你说你遭到了困难，你瞧我们呢！你们的工人至少还愿意工作，我们的工人简直不想干活。他们一心要上大学念希腊文。而你们北方人竟然给他们开办大学。他们要投票，要控制我们的财库，要充任高薪的官。他们要跟我们同席而坐，还要娶我们家的姑娘。天哪，这怎么受得了！不瞒各位说，我们已经不许他们投票了，他们不干活我们就叫他们坐牢。我们还要迫使他们同我们分开，让他们聚居一处，自相通婚，做礼拜、读书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和学校。他们自己的事可以爱怎样就怎样，可是硬要同我们往来，这办不到。
“奴隶制度废除了，我们很高兴。我过去要养活那么多懒惰的老‘黑鬼’，也实在不胜负担，弄得我一直穷到如今。如今他们的生活都得自己料理，可把我给乐死了。他们这就不能不干活了。他们不能再吃了人家的饭，成天游荡了。只要他们干起活来能有过去的老‘黑鬼’一半那么勤快，我担保南方就一定能建设得富足而繁荣，而且不会闹什么罢工，也不会搞什么工会。”
老庇尔斯点点头，表示完全同意。
“而且还给北方提供了投资的好机会——这样好的机会即使算不得世界第一，总也算得本大陆第一了，”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接口道。
“我还有一个想法，”小庇尔斯说。“最近两三年来，我在南方待过相当时间。我看到的首先是，南方的工业已经在飞跃发展。你们南方铁路的总里数已比一八六〇年增长了一倍；棉纺之类的工业在突飞猛进，其他工业也都蒸蒸日上。只要有资金，就能发大财。北方资本家害怕这里的工会，只要你们那里的劳工情况能有所改善，他们就会来向你们投资。
“由此我就想到，我们应当培植一个黑人工人阶级，这个黑.人工人阶级不仅应该安于其位，而且要能够为我们所用，使南北双方的白人工人都不敢提出非分的要求。我们可以对北方的白入工人领袖说：‘你们的位置黑人也顶得了，他们要的工资比你们低得多呢。’我们可以对南方的白人工人说：‘这里有的是愿意干活、工资便宜的黑人，所以你们放聪明些，就别去听信那帮搞工会、闹革命的北方佬。’我们回过头来还可以对黑人说：‘这个活儿这个工资，白人都还求之不得呢；只要你们尽心干活，不提出非分的要求，就有好差事给你们干。’”
那个南卡罗来纳客人表示热烈赞同，可是其他几位议员却有些不安。有一个说：“我不大赞成以黑人的竞争来威胁白人工人。”
“只要我的财产能不受侵犯，对这帮可恶的社会主义者还讲究什么手段呢，”老庇尔斯干脆的说。
小庇尔斯又提出一个建议：“只要剥夺了黑人的公权，黑人也不能当真来竞争。”
“话是不错，”一个北卡罗来纳人反驳道，“可你们北方不是一向极力主张给黑人选举权吗？”
小庇尔斯回答得很慢——他在拼命思索，想对何谓民主下个结论。他说：“我们北方人自然都赞成民主啦。可是民主不是不问时间、不问地点都能适用的。总应该先有一个见习时期。黑人的这个见习期当初假如能延长些，能多多延长些，情形就决不至于这样糟糕。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法院可以对国会的轻率不当的决议提出解释。此中的妙用，我想各位都是明白的。譬如在一八七三年的屠宰场案件中，宪法十四条修正案的过激解释就受到了节制。事实上，现在这个法案与其说是保护了黑人的权利，倒不如说更保障了我们的投资。”
“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些混蛋，”老庇尔斯想起了铁路调查委员会的事，愤愤的骂道。
“不过，”同他合伙的一个董事说，“他们一般还是干得不错的。真要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换几个更称职的。”
“一点不错，”小庇尔斯说。“就在昨天有人对我拍过胸脯，说这个荒谬绝伦的民权法案管保不久就会被最高法院废除。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北方在饱受家乡极端民主之害的工商界领导下，一定会同意对黑人的权利作这种新的解释。”
那几个南方人听得都很满意，可是小庇尔斯又接下去说：“当然，这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需要有一批心满意足的黑人工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再像目前这样觉得满心委屈。我们应当满足他们要求读书的可嘉的愿望，不过也要做到不违情理，在教育的程度和性质上都要适可而止。而最重要的，还是应当设法使他们内部建立起妥当的领导。”
老庇尔斯听了儿子的话十分高兴。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出他儿子思虑成熟、断事果决，而这些却原是他儿子的不足之处。小庇尔斯自己也有些惊奇。他在似觉非觉之间，竟作出了长久以来未敢作出的结论。他决定把命运押在南方了。他同亨利·格兰迪的友谊，促使他作出了这个决定。
小庇尔斯同他父亲截然相反。老庇尔斯长得又高又瘦，只见骨头，衣着十分马虎，待人接物纵然不算粗鲁，也应该说十分生硬。小庇尔斯穿的却是专工定制的上等衣服，阔气而不流于招摇，那副神气使人觉得他的见解准错不了。他在安杜佛和普林斯顿念过书，毕业以后被父亲派到南方，去考察这片发展工业的新天地。老庇尔斯是赞成早婚的，他对南方贵族小姐十分羡慕，暗暗希望儿子能娶上一个漂亮的南方贵族小姐。可是偏偏事与慰违，小庇尔斯却娶了一个爱尔兰姑娘，叫做凯特·吉本斯。
新英格兰人虽然思想自由，反对蓄奴，可是对爱尔兰人和天主教会却深恶痛绝。要不是铁路上闹了罢工，要不是新媳妇脾气随和，父子俩真说不定会大吵一场。可是老头子需要儿子的经验和帮助，媳妇也很知趣，立刻退了教，进了公理会。一八八一年添了个白胖娃娃，这才中止了家庭里的敌对状态。不过老庇尔斯却始终不能释怀。小两口也并不如意。即使是庇尔斯这样的有钱人家，娶进来一个爱尔兰媳妇，照样得不到纽约上流社会的理睬。小庇尔斯有好一阵决不定到底在这儿安家呢，还是到南方去落户。直到那回在纽约请格兰迪来吃过饭以后，这才作出了决定。
“不消几年，民主党人就要进白宫了，”菲尔德很有信心的对大家说“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再让他们发动战争。”
“不错，”老庇尔斯说，“可工人问题又怎么样呢？我们这里虽然有好工人成千上万的涌来，却都让这些可恶的工会教唆坏了，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你们那里有几百万黑人——他们能干活吗？肯干活吗？”
格兰迪顿时热心起来：“能，而且要吃饭也非干不可。不过我们不能让他们过问政治。你们北方人不能不控制工人的选票，同样我们南方人也必须在政治上控制黑人。”
饭后，老庇尔斯走了，留下小庇尔斯和格兰迪，还有凯特抱着刚醒的娃娃，坐在那里又谈了好久。凯特在纽约住得厌烦死了。“在这儿我不会有出头的日子，只会妨碍约翰的前途。荷兰人怎么也不会理睬爱尔兰人。我想约翰还是到南方去好。不知道南方人对待我会怎么样？”
“这个……”格兰迪说“有一点你们俩一定要记住。到南方去得顺应环境。这一点虽然不大好办，却是少不了的。要知道南方人伤心得很。他们一百年来听惯了南方如何英勇、如何美丽、如何文明的种种传说，后来没想到竟在一场势在必胜的战争中吃了败仗，何况打败他们的不仅是北方佬，居然还有拿起枪来的‘黑鬼‘。
“这场败仗对他们的精神刺激大极了。所以对待他们应该抱住一个信条，就是：‘南方的意见是对的：黑人只配当奴隶，不能给选票；南方并没有让人征服，永远也不会让人征服。‘假如你承认了这个前提，你就可以凭着顺从的黑人工人、北方的资本和白人的智慧这三者，帮助建立一个新南方。不过你一定要承认这个前提，要顺应环境，在谈话和演讲之中也要表示出这个意思。否则你就是个’臭洋基‘，是个’亲黑派‘，哪儿也容不下你。”
凯特笑着说：“我还可以把我爸爸的南军军官委任状和军帽一起带去，装成个道道地地的分裂派呢……”
“什么！”格兰迪嚷了起来。小庇尔斯却皱紧了眉。直爽的凯特就作了解释：
“这不过是个笑话。事情是这样的：一八六〇年那年，我爸爸帕特·吉本斯因为境况有些潦倒，就在佐治亚一家放高利贷的商号当了个跑街。不久战争爆发了。他拼命的想逃出来，可是偏偏遇上了征兵，没有法子，索性大大方方的参了军，当了个连长，两军刚一接触，他就‘失踪‘了。”
凯特和她瘦弱的母亲，当时生活非常困苦。母亲当了女仆，到一八六四年，想不到那帕特·吉本斯在经历了一连串神话般的奇遇以后，越过了火线，又突然出现在纽约，身边居然还有了几个钱儿——是做不法买卖赚来的。他凭着一股猛不可当的精力和蛮劲，钻进了塔曼尼黑帮，弄到了一份大有油水的筑路承包合同。
他用了种种不可告人的手段，在十年功夫里就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他把累坏了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安置在西区的一理上等住宅里；后来，就在塔曼尼头子屠伟德的丑事暴露前不久，他因为暴饮过度，死了。那个瘦小的爱尔兰妻子伤心万分，也乖乖地跟着他去了，留下凯特一个人，在冷酷的战后纽约过着寂寞而优裕的生活。那时纽约到处办起了救济伤兵、救济南方、救济解放黑奴的义卖市场，凯特就在一个义卖市场上认识了小庇尔斯。小庇尔斯本来伴着范达文特家的小姐，这位小姐初入社会，看见凯特贸贸然凑过来同他们搭腔，就昂起了细长的鼻子，很瞧不起这个没规矩的大鼻子爱尔兰姑娘。不一会儿，她就借个缘故走了。
她这一走，在策略上犯了个错误，因为小庇尔斯对她那种冷漠矜持的态度早已领教够了，如今遇见了这个漂亮、健壮、又是那么坦率的凯特，立刻就心甘情愿的拜倒在她的脚下。过不多久，他们就把那位逃跑的小姐、满场的来宾和整个世界都抛在九霄云外了。凯特坦白地向这位年轻的银行家表示了心许之意。她看够了东区的那些靠不住的政客，小庇尔斯是她遇到的唯一的新派绅士，她巴不得能嫁上这么一个丈夫，做个大家贵妇。小庇尔斯呢，过腻了放荡而空虚的少年荒唐生活，一旦见了这个虽说有些打扮过火、有些庸俗，却是那么诚实、强壮的姑娘，也不由得看了迷。他觉得自己渐渐疏远了古板势利的同道，而愈来愈喜欢凯特那种亲切可喜、热爱生活的性格。终于在一天晚上，他们俩偷偷的跑到康涅狄格州，在那里结了婚，欢度了一个星期的“蜜月”。
老庇尔斯暴跳如雷。他眼里喷出凶狠的怒火，瞪着这对新婚归来的夫妇。“天哪天哪！我的儿子竟娶了个爱尔兰的妞儿，而且还是个该死的天主教徒呐！”不过老庇尔斯也不是傻瓜。儿子毕竟已经结了婚，媳妇也毕竟不是个下贱娘们或淘金女人，再说他也只有这样一个儿子。这孩子很有才能，“小庇尔斯父子公司”需要他们父子拿出全部才能，辛勤经管。
自从出了这桩私奔事件以后，老头子就抓住了儿子的把柄，责备他用心不专，对公司的事务不尽力、不关心。在这个问题上，老庇尔斯发现凯特倒是个坚决而又颇有智谋的同盟者。而且，凯特还很会做菜。因此，在五号路的庇尔斯公馆里就暗暗的建立起了一个攻守同盟。社会虽然不怎么热情，可到底还是渐渐的向金钱低了头；公司的业务也蓬勃发展起来了。老庇尔斯心想：情况毕竟还不错呢。
这就是凯特硬要讲给亨利·格兰迪听的故事大概。小庇尔斯起初有些不大自在，后来也忍不住乐了。格兰迪听得哈哈大笑。
“听我说，”他临走前对凯特说道，“你们到亚特兰大去的时候，把那张委任状和那顶军帽也一起带去。作为一个南军的女儿，你比你的银行家丈夫更有前途呢。”
因此，就在克利夫兰当上战后第一任民主党总统的那年，小庇尔斯夫妇在亚特兰大安下了家。小庇尔斯在当地最大的一家银行里担任了一个职务，经管他父亲的铁路股票和其他投资事业。他带到南方来的计划已经日益明确：要控制住南方的劳工而又不致引起骚动；要使黑人成为知足安分的工人，让他们有相当的工资，受必要的教育；要发展南方的工商业和贸易，投入北方的资本。南方是当代世界的关键地区。他已经把非洲渐渐忘了。他同黑人很少实际接触，跟格兰迪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格兰迪，我们就这样着手吧：我让纽约的新英格兰协会在下次聚餐时请你去演讲。我们要把全国最大的资本家都请到。你就把‘新南方‘大大吹嘘一番。你不妨说成种植园主和’带手提包儿的‘已经不再存在，黑人问题已经解决。格兰迪，我们要开创一个新时代啦！”
“好，就这么试试看吧。不过有一点倒是个麻烦。这儿佐治亚有一个人说不定会打乱我们的计划。这人名叫华德生，是个红头发的小矮子，论出身倒也有趣：母亲是奥古斯塔的纱厂女工，父亲是佐治亚南部的一个小农。他在州议会里做过一任议员，同当时的州长、黑帮成员之一考尔奎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后来他灰了心，一肚子气憋了有十年。如今他又同农民联盟串通一气，同你和你父亲担心的西部不满分子也打得火热。他们在给荒唐的农民合作运动擂鼓助威。
“假如这批家伙联合其他势力，控制了佐治亚，控制了南方，那就不但不能招引北方资本，反而会把北方资本吓跑，无从建立健全的工业组织。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目下戈登和考尔奎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政治交易，如果交易成功，可能闹得社会晔然，使激进派得以趁我们措手不及而夺得政权。人民主义运动在佐治亚发展得可快呢。”
小庇尔斯在亚特兰大定居下来以后，就跟格兰迪不断的密切磋商。最后小庇尔斯作了决定：
“为了长远的目的，我们应该赶快采取法律手续剥夺黑人的公权，不然南方也会步西部的后尘，爆发工人的叛乱。密西西比州已经下手了，南卡罗来纳的梯尔曼也发动了，我们在路易斯安那、佐治亚和亚拉巴马也应当加紧进行。共和党要强行通过一项‘强制执行法案‘，让联邦政府来监督全国选举。这个法案很不得人心，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剥夺黑人的公权。
“请记住，我们的经费是要多少有多少。另外我还有件事要跟你商量：我打算在这里安家落户，做个十足地道的亚特兰大人。我想去买所住宅，或者造上一所，还要结识一些上流人士，加入高等的俱乐部等等。“
“我一定效劳。不过你要小心。就说我吧，我也跟这里的社交界很隔膜。亚特兰大不像奥古斯塔或梅肯，这里没有上流社会，所以居民十分敏感，自以为了不起，对待北方人尤其如此。跟他们不好好周旋是成不了事的。
“正巧我倒有个极好的机缘。本城有位夫人，手里有笔款子想要投资。她本是查尔斯顿城布雷铿立治府上的小姐，嫁了个老冬烘，就是现在佐治亚大学的教务长。她为了这笔款子想找个人商量一下，于是就来见我的老板克拉克·霍威尔，因为霍威尔跟上流人物很有交往。他就把你介绍给这位夫人，说你新近进了银行，你那家银行就将成为本州的第一大银行；因为我同你相识，他就派我明天下午伴这位夫人去找你。你在投资问题上帮她出出点子，反过来也可以在社交方面向她讨个主意。当然，话要尽可能说得委婉些。”
就这样，贝蒂露·布雷铿立治·鲍尔温认识了约翰·庇尔斯，彼此十分投契。贝蒂露留下了一张十万多元的支票作为投资，同时在社交问题上也给小庇尔斯作了切实的指点。
“不过，你一定也知道，亚特兰大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上流社会。这是一个穷苦白人的城市，这儿的人虽然有股干劲，值得称道，可是在南方的上层圈子里却默默无闻。不过我倒有几个朋友，很愿意介绍给你，特别是介绍给尊夫人。我听说尊夫人还是个南军的女儿，那就再好没有了！至于你的住宅，自然应当造在桃树街的近郊地段，上等人家都是住在那儿的。我和我的儿子就住在那儿。可鲍尔温博士怎么还没来呢？他上了年纪，健忘极了。
“我带来了几张授产字据，想签了字，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你也知道，我们家的财产都是属于我的，不过我也很想为我年老的丈夫作些适当的安排。我的丈夫是个很可爱的人儿——说起来还是我父亲的知交呢——就是为人有些迂腐，老是迟到。说出来不怕你见笑：他这会儿正在附近的一所黑人大学里参观，大概已经把我、把校董会开会的事，都忘记得干干净厚了。”
那时候，庇尔斯和格兰迪的南北双重计划，一部分顺利实现了，一部分却遭到了挫折。在南方，格兰迪视为万世不易之基的种族分离制度，已在华德生的猛烈攻击下渐渐垮了。可是在北方，格兰迪的影响却愈来愈大、愈来愈广。这位演说家是个南方的名士。比起他那位希腊的先辈来，他感情有余，而论证不足。在战前，他一向演讲的特点是声音宏亮、气度威严、姿态大方。他的感情十分强烈，不过亏得有些文化修养，小心克制，还不致过火。内战以后，涌现了一批接近群众的演说家，在演讲方法上都受过黑人传教师很深的影响。从此，格兰迪那宏亮的声音也拉着调子，像唱赞美诗一样了；他的手势也愈来愈多、愈来愈狂野了；他的感情也任其流露，不惜声泪俱下、身子乱转了。
一八八六年，亨利，格兰迪应邀北上，去给纽约的新英格兰协会作演讲。这个协会的主席就是老庇尔斯。格士迪具有爱尔兰人的机智、南方人的热情，能够把南方人的口才同北方人的买卖结合起来。是他首先以伤感的口吻，提出了“黑保姆”的譬喻。他热心地介绍了“工商业新南方”的理论，使在座的人听得都伸长了耳朵。参加聚餐的这帮脑满肠肥的高尚来宾，手里有千百万的资金，很想找个稳当的投资出路，怕的就是工人要起来造反。格兰迪向他们拍了胸膛：
“主张分裂、主张蓄奴的南方是过去的事了。那个南方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接着又补上一句：“黑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看，已经无足轻重了！”
虽然他没有说，但是由此还可以引出一个推论：有了五百万剥夺公权的黑人工人，五百万白人工人也就不敢起来罢工了。
这篇演说受到了北方的普遍喝采。北方舒了口气，安下了心。这种少见的口才运用于枯燥沉闷的买卖，博得了北方的欢心。不久就看到了效果。在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这段期间，南方各地纱厂的锭数翻了一番，产值猛增了三倍。在佐治亚，铁路总里数增长了两倍，资产总值从两亿五千万元猛跳到八亿两千万元。格兰迪乐得狂呼：
“我们传播的不是理论而是都市和城镇，我们用买卖代替了政治。我们向你们马萨诸塞的纺纱工人和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工人提出了挑战……我们把梅松—狄克逊线一笔勾消了，让你们能带你们的家眷产业自由进入。……我们爱上了事业。班班火车上都有来自东部和西部的工厂主，想在这个日益繁荣的市场上，紧靠原料的产地，为自己或自己的儿子作安家立业的打算。但愿这滚滚的浪潮滔滔不绝！但愿那初露萌芽的丰收能使许多人受惠！”
麦克流尔和“铸铁人”凯利都拍手叫好。克利夫兰总统和他的新娘也来到了亚特兰大，在格兰迪的陪同下接见了来宾，并且很惹人注目的，宴请了戈登和考尔奎。
听格兰迪演讲的那些老板，心里也很明白：他们对北方工人的选票快要控制不住了。一八六九年成立的“劳工骑士团“。从一八八一年起迅速发展，到一八八三年已拥有会员五十万人以上，并且开始吸收黑人会员。这个团体领导的罢工也开始取得胜利了，可是资本家狠命反扑，利用一八八六年的秣市案件把它扼杀了，其实“劳工骑士团”同这个案件是根本不相干的。就在那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了，不过这个组织没有那么激进，而且基本上是排斥黑人的。
尽管工人纷纷起来反抗，资本家还是气焰万丈。一个大工业家有一次说：“老百姓，去他妈的！"另一个也说：“工人要昂起头来，你就揍他！”还有一个说：“法律？管它个屁！”银行大王更公然宣称：“我对社会并无义务。有财产，就有权利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
到一八八〇年，美孚油公司已完全控制了石油工业。在二十年内，铁路的总里数增长了两倍，资本额增加了三倍，可是资本主的人数反而减少了。糖、酒、烟草、食盐、白铁、炼钢等等行业，都已控制在托辣斯的手里；到一八九〇年，一百五十七家托辣斯的资本总值已高达三十亿元。全国百万富翁已多达四千余人。然而革命形势也形成了；在南方，汤姆·华德生渐渐成了革命的化身。
格兰迪看到佐治亚的人民主义运动，心里虽然惊慌，却并不服输。他还是一个劲儿的写作、奔走、演说。他同佐治亚的农民联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年都对他们演讲，还在《亚特兰大宪法报》上特地给他们辟了一个专栏。
可是格兰迪累了。多少年来他一直在全国各地向广大听众演讲。他的演讲不但要消耗很大的体力，而且神经又极为紧张。每次演讲之前，又要会见各式各样的人物，谈不完的话，吃不完的盛宴。他往往还要连夜赶很长的路；在卧车上，又从来不好好休息。
他的心绪又不好。妻子流产了，自己做棉花期货投机失败，又亏了八千块钱。一八八九年那一年，他三月里在佐治亚演讲，四月到纽约，六月到弗吉尼亚，七月到南卡罗来纳，八月又回到佐治亚。十月，正当预选前夕，亚特兰大举行了第二届山区展览会，他在农民联盟成立纪念日那天又作了演说；他费了最大的力气，不是讲经济，也不是讲政治，而是煽起种族偏见。他大声疾呼不要让黑人和白人在佐治亚的政治舞台上联合起来：
“上帝划分了人类，谁也不许把他们并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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