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七章 起诉
司法部给和平宣传站的第一封信是在一九五〇年八月收到的。这封信说：
“和平宣传站在美国境内从事的活动使它必须根据修正后的一九三八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条款向司法部进行登记。兹附上印有这条法律的小册子一份以及司法部长据此所拟的条例和规定，供你们作这方面的参考……
和平宣传站未依法律规定提出登记申请书，即以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活动，为时已久，因此希即将该登记申请书交来。”
行政秘书阿波特﹒西蒙在八月十八日答复说，我不在国内，但可望在最近回国；我一回国以后就立刻与司法部讨论这个问题。司法部在八月二十一日通知我们说，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任何一个负责人员不在美国，并不能解除这个机构向司法部提出登记申请的义务。西蒙先生在两天以后作复，大意说：
“和平宣传站无论就其成立计划和组织而言，都是一个美国的组织。它的活动是要与美国人民发生关系，事实上也的确只与美国人民发生关系。它代表自己和美国人民进行活动，也只对自己和美国人民负责。它从来没有以合同或是其他方式同意像这条法律所说的一样，作为一个‘外国主谋人’的‘宣传代理人’进行活动，也无意这样做。
由于和平宣传站只代表自己进行活动，并没有‘外国主谋人’，你很可理解到，我们无法了解你要求我们依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条款进行登记所根据的是什么。”
同时，西蒙先生派我们的律师格罗丽亚﹒阿格林到华盛顿去，她以口头和书面重申了和平宣传站的态度：
“和平宣传站是一群美国公民所筹划和组织的，他们担心世界各国政府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爆发成为燎原大火，这很可能就一举毁灭我们所熟悉的文明。他们相信，压倒多数的美国人民是希望和平的。他们还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带来的大规模毁灭和人类痛苦是否能够避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人民希望和平的表示。他们以为和平宣传站能够为美国人民服务，告诉他们和平问题何在，供给他们关于为了维持国际和平而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的材料，并提供他们表达和平愿望的手段和场所。
你和司法部所作的推断似乎只是根据这个事实，就是世界各地有人可能怀有，并且表示，与和平宣传站所表示的类似的意见和思想。事实上，甚至可能出人意料地发现情况并不如此。人类的思想和愿望常常超越国家的界限。在造诣的每一方面，不论是艺术、音乐、文学、科学还是政治，都是如此。对于爱因斯坦、曼恩、毕加索、巴斯德、或是狄斯累利的尊敬，从来不因他们不是美国土生而消灭，对他们的思想的尊重也是如此。因此，认为任何人如果怀有不是美国所本来有的，不只限于美国的思想或活动，就可以推断他代表国外的某人进行活动，这似乎是一种令人吃惊的新的方式推论。因此，这样一种概念会把美国公民的思想限制在美国疆界以内。”
九月十九日，司法部的弗莱先生写信给我们说，宣传站“不应再事拖延，立刻提出”登记申请，还说，“让我再着重指出这一点，要求依照这条法律进行登记绝不是有意干预和平宣传站根据其目前计划所进行的活动。”阿格林女士在九月二十九日告诉司法部说，我以及和平宣传站的一些其他负责人员极希望与他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并拟举行一次会议；但是由于我正在竞选美国参议员，我希望会议延至选举日以后再举行。“假如你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等到那个时候的话，他已经通知我，他在十月二十六日以后就有空。”
司法部答复说：“再作任何讨论不会有什么好处，因此要求和平宣传站不再拖延，立刻提出登记申请。”
于是我亲自担负起通讯工作，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写信给司法部长说：
“在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弗莱先生竟不给我机会申述我的意见，我不能不认为这样必然会对司法部发生不利影响。我认为如果司法部考虑了无理执行这条法律的可能后果后，一定会尽一切力量来弄明白它的结论是否正确。由于司法部专横地、任性地拒绝与我会谈，我只有认为：司法部如果不是不了解它所要执行的法律的含义，就是不智到毫不客气地对待美国公民的权利的地步……
虽然，你也明白，我是美国参议院纽约州参议员候选人，因此工作非常繁忙，但我仍将设法使我能在你所规定的任何日期抽身出来，假如这有丝毫可能的话。”
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但后来我们获悉华盛顿的一个大陪审团正在调查可能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问题，又获悉我们的案子正在考虑中。阿格林女士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华盛顿办另外一件事的时候，碰见约翰﹒罗奇从大陪审团办公室内走出来。很难说他们两个人谁更感到吃惊。罗奇无意中吐露他极不愿意出席作不利于我们的证人，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就是告密者的暗示——这个告密者曾经是我们的工作同仁，我们原来的组织的创始人。阿格林女士正要问罗奇，那么为什么他觉得不得不出席作不利于我们的证人；但是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回来报告了这件事情。我写了一封信给司法部，信抄了两份，一份给司法部长麦格拉斯，一份给弗莱：
“这是令我感到意外的事，因为和平宣传站正与贵部在讨论关于贵部认为本组织必须依照这条法律的规定进行登记的态度……
而且，我认为这整个问题现在是空谈而非实际的，因为和平宣传站的管理机构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已决定解散这个组织，自此以后，这个组织就在进行结束事宜，并没有承担和进行新的工作。我相信，即使这最后事宜也差不多完成了。
不过无论如何，我要再次力陈与你举行我可能有机会参加的会谈的重要性。这样，不论是对于司法部、还是和平宣传站的态度的误解就可能澄清，政府和这个组织也可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和节省不必要的诉讼费用。”
我们在二月二日得到通知，知道一个组织的解散并不解除它或它的负责人员遵守这条法律的规定的义务。最后我们在二月九日得到通知，知道华盛顿的大陪审团已经控告和平宣传站及其负责人员“没有以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登记”。
起诉书略称：
“和平宣传站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三日起到包括本起诉书提出的日期为止的期间，一直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因为在美国国内（一）它曾经作为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及其后身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一个宣传代理人进行活动，并会公开以这种宣传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二）它曾经向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及其后身世界和平理事会共给情报；（三）它是应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及其后身世界和平理事会之请进行活动的……”
罪状补充说：
“在起诉说中提到的期间以内，和平宣传站的负责人员、委员和代表应其上述外国主谋人的请求，在美国印刷并散发《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及有关材料，主要关于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作为战争工具的消息……”
和平宣传站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明了这个组织的真实情况，作为对这个起诉书的答复：
“为使公众了解情况起见，关于和平宣传站负责人员被起诉的事实，应该加以澄清。这五个人并不是被控有叛国或是阴谋反对美国罪。政府承认这个组织主张和平和散发关于禁用原子弹的呼吁书的活动，是合法行使公民权利。司法部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活动而对他们起诉的，而是因为他们拒绝宣布宣传站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或是外国组织的代理人进行活动的。被告竭力否认这一点。他们宣布，他们是以美国人的身份、为了美国、通过这个宣传站进行和平工作的，并且，支持他们的工作的资金完全是在美国筹措的。
被告否认和平是一个外国思想；但是他们欣然承认，他们在一切能够得到关于和平行动的思想和消息的地方收集并宣传这种思想和消息。他们认为任何阻挠这种自由交流世界各地的思想、意见和事实情况的企图，都显然是干涉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本宣传站的作用是向美国人民提供关于世界各地争取和平的努力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大多数美国报纸所置之不顾，或是扣压不登的。本宣传站这样做，其目的与其他一些美国人散布关于医学进步、改善劳工生活的努力、科学新发现、房屋建筑计划、消灭犯罪以及青年教育的消息相同。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禁止输入关于国际上改善社会的努力的思想或知识；无疑的，今天没有再比关于和平运动和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威胁的努力的消息更为大家所需要的了。”
我们的顾问委员会在十月十二日决定解散和平宣传站。我们无意反抗政府，不过只愿意表明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应该依法进行登记。但是进行这样一个运动的组织的结束工作是需要时间的。索取请愿书、询问将来和平大会的情况、表示愿意效劳的信件还源源而来。我们答复了这些信件，用余剩的信纸信封做这种通讯工作。我们要想解除我们办公处的租约，但是这不能马上就做到。尤其是我们要设法把公众对和平的开心导向其他途径：导向地方性的和平组织，特别是导向将在英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为了这个目的，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他们另外设立了一个办公处。但是所有这些结束业务的活动，终被政府据为我们蓄意玩忽命令的证据。由此可见，司法部所断定的我们真正的罪行是和平而不是外国代理人。它再三指出和平宣传站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起诉书传下来的时候才结束。
补充说明
我们已经选定了二月九日作为特别的一天。我们只告诉了我们的近亲，我们就要结婚了。不错，报上登载了一个“未证实的谣言”，但是我们没有宣布。我们不准备举行结婚仪式。我打算打电话给几个亲密的朋友，请他们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到长岛圣阿尔班斯我的家里来。在不事声张的仪式以后，我们要立刻坐飞机到威﹒爱﹒柏的祖父杜波依斯出生的地方巴哈马去。我们要公众注意的是二月二十三日的生日宴会。因此我们计划提前得到结婚证书和准备好结婚戒指。同时我们要先到昆士郡法院去，而不是到纽约的市政厅去。我们已经决定在二月九日，星期一的早晨专门来做这些准备工作。
这是一个美丽、寒冷、明朗的日子，我起得很早。他从纽约来，约定十点钟在苏特芬大道与我见面。大家都知道威﹒爱﹒柏是以敏捷出名的，我在最后一分钟还在急急忙忙赶公共汽车。我并没有晚到，但是像平常一样，他已经在等我了。他已经去过法院，找到了登记局所在的地方。
尽管这样，我认为主管的职员并不认为我们特别愉快。当我抄写一张单子的时候，我吃吃地笑了起来，这使得我未来的丈夫非常窘。整个手续似乎非常复杂，我们两人都决心再也不来第二次了。但是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阳光特别明亮。卡梯埃就在市内不远。我们在这家店里取出了我们叫他们刻上名字的结婚戒指，与我的订婚戒指配成对。
他说：“好！让我们吃一顿庆祝午餐吧！”
从卡梯埃出来一拐弯就到一家叫亨利的法国餐馆，而法国餐馆总是威﹒爱﹒柏非常喜欢的。侍者们都喜欢他，因为他用法文与他们商量点菜，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讲，并遵照他们的建议。那一天我们的甜食是薄鸡蛋饼，吃了薄鸡蛋饼总是使人对于这一餐更加感到满意。我们离开亨利慢慢踱回五马路去的时候准有三点半了。在五马路他坐上公共汽车到他在闹市区的办公处去，我到住宅区去看一所登广告要出租的公寓，又到一家服装店去试一件新衣。
大约七点半的时候，我回到了家里。屋里一片漆黑，我开了电灯，愉快地想到不久以后他便会老是先回来在家里等着我的情景。这是一种可笑的想法，但是我记得这是怎样掠过我的脑海的。我不想吃晚饭，所以我立刻开始做起别的事情来。这一天晚上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的朋友，问她当时在巴黎的一个共同朋友的详细地址。我发现这个朋友的回答出奇的慢，而且无礼地好追根究底。我不耐烦地自忖：“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在她说了两三句毫无意义的话以后，我挂上了电话。
当电话铃声在九点三十分左右响起来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威﹒爱﹒柏来的电话。我接了电话，开始高高兴兴地谈起来。我告诉他公寓不好……衣服倒很好等等。怎么，威﹒爱﹒柏不是世界上最流利的电话对话家了，而过了一会，他那边竟没有声音，这是少有的，我感到很奇怪。在我停下来的时候，他讲了一些我一点也不懂的话。后来的事情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不过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什么？你说什么？”他的回答是一个问题：“你难道没有听说吗？”
“我没有听说什么呀？”
“我们被起诉了——和平宣传站——下星期五到华盛顿出庭。”
他的简短、精确的话竟有一次不能表达出意思来！我听见了，但是我站在那里只是摇着头。当时我一定含含糊糊地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与他一同被起诉的四个人的名字。然后我挂上了电话，坐在床边上，呆看着墙。被起诉了！这就是说要被捕、传到华盛顿去、受审！坐监！也许他们不准保释！接二连三的想法现在全力地打击着我。到我拨他的电话号码的时候，我的眼光是明亮的，我的声音是坚定的。
我说：“亲爱的，这改变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必须立刻结婚。”
现在是他大叫起来了，“你说什么？”
我知道这不是处女般羞答答的时候。我不愿意让他知道笼罩着我的恐怖——他坐了监，而那是只有妻子才可以进去见他的地方。他进了监狱以后，只有妻子才能向人民说清楚这件事情的本末。我必须取得能够支持他的合法的地位——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我抑制住感情，使他听不出来，告诉他说，我们明天再谈吧。然后他温和地要我去睡，“不要担心”。
到了早晨，我想好了一个计划。
以后几天忙得一塌糊涂。表面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生日宴会上。被起诉的消息使得哈莱姆区的人大惊失色。现在我们开始加速发出请帖。第一百二十五街非洲艺术店借地方给宴会筹备委员会办公，电话铃开始不断地响，要求定席位。小小的白色的祝贺卡片开始自纽约州各地纷纷寄到。我们发出了一个“求救信号”，要求帮助来处理这些来信。
二月十四日星期三晚上我们在爱德华﹒麦克戈温牧师家里结婚。证婚人是我的儿子大卫和我们两人的一个亲密朋友。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他们陪我们到布朗克斯去。他们起先以为要他们来，与被起诉事件有关系，所以一叫就来。在简短仪式以后，我回到圣阿尔班斯去，威﹒爱﹒柏则回到艾基康姆路他的公寓去。
星期四十二点三十分的时候，三个被告——柯尔﹒艾尔金、阿波特﹒西蒙、西尔维亚﹒苏洛夫——与律师一道乘火车到华盛顿去。大卫也同去，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帮些忙。伊丽莎白﹒穆斯夫人还在欧洲，而威﹒爱﹒柏那天晚上有一个演讲约会。他预备乘飞机去。
集会在纽约东区的一个工会大厅里举行，由维托﹒马肯托尼奥任主席。他知道我们要赶飞机，所以把威﹒爱﹒柏的演说排在前半部的节目里，但是当这位前国会议员介绍主要演说者的时候，他的一向直截了当的、清楚的声音结结巴巴起来。听众站了起来，没有通常的衣衫摩擦和椅子碰撞的声音。与会者差不多是沉默地对这一位在第二天早上就必须要在联邦地方法院保卫他们的权利的人表示诚挚的敬意。那天晚上他毫不做作，也没有要求考虑个人。他简单地、直接地谈到我们人民必须进行的争取和平的斗争。我看见那些后来与他握手的人眼睛里都有眼泪。
我们赶上了十一点二十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在乘机场上受到了另一些人的热烈欢迎。虽然“热烈”这个形容词不足以写出这一群人在一开始就特有的亲密的、知己的关系。时候已经过了一点，他们都劳累了一整天了，但是他们都高兴地只注意和开心我们。
我们已经在邓巴饭店定了房间。这是坐落在华盛顿被隔离地区的一家黑人旅馆，在形势不利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营的。几天以前，警察曾在夜间搜查这个地方。据我记得，警察并没有发现有违犯法律的行为，但是旅馆的掌柜被责骂一顿，旅客被赶下了床。我们当时进退维谷，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件案子有五个被告和一些律师，其中四个被告和纽约的律师是白人，有一个被告和华盛顿的律师是黑人。在那一段大概要很长时间的审讯期间，我们住在那里倒是一个问题。大家都认为住在同一个地方最方便。被告中没有人熟悉刑事诉讼，对于法律的规矩也一窍不通，也丝毫不知道该指望的是什么。既然他们是一起被起诉的，“厮守在一起”也是自然的倾向了。
所以在我们惶惶不安的日子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到最不易见拒的地方去想办法。被突然叫到他们的首都来应犯罪控告的六个美国白人和三个美国黑人请求这家小小的、拥挤不堪的黑人旅馆收容他们。邓巴饭店殷勤地答应了，并尽可能地给了我们最好的招待。
两辆出差汽车立即把我们载到旅馆门前。三位律师格罗丽亚﹒阿格林女士、伯纳德﹒贾菲和斯坦莱﹒福尔克纳马上向威﹒爱﹒柏扼要说明了目前的情况。然后大家都坚持要他去睡觉。我们九点三十分要出庭的。大卫同情地对我微笑，阿波特陪着我的丈夫到他的房间去。几分钟以后，阿波特到柯尔的房间里来，我们一同开始了长时间的、详尽的讨论。
房间很小，立刻就“烟雾腾腾”起来；有一个暖气管子凉了。但是在我们分手以前，外面的天色还是朦胧未亮。事实上阿波特和大卫都根本没有睡觉。他们从旅馆职员处借来了一架打字机，一直工作到了天明。
不过，那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在旅馆客厅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愉快的不速之客而已。旅馆的“餐室”还没有开门，所以我们跑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去，在快餐柜台上找了个空地方，喝了咖啡。我们做到了“厮守在一起”，但是好不容易。
半小时以后，我们走上石阶到了联邦地方法院。这是一座巍峨的大厦，有很高的大柱。当我们走到宽大楼梯的中途林肯像的旁边的时候，我看见有照相机朝着我们的方向照相。我举头看看林肯的满是皱纹的愁苦的脸孔，骄傲地挽上了威﹒爱﹒柏﹒杜波依斯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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