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我的竞选参议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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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我的竞选参议员运动

　　一九五〇年八月我从布拉格将启程返国的时候，我接到美国打来的两份电报，都是重要的。一份是美国劳工党约翰·阿普特打来的，问我是否愿意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另外一份是和平宣传站行政秘书阿波特·西蒙打来的，告诉我司法部已要求我们去登记为「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

　　八月二日我抵达巴黎，急急忙忙到在塞纳河左岸的我中意的旅馆，距离卢森堡公园美丽的花朵、雕塑、儿童只有一箭之遥。我一安顿下来便打长途电话给阿普特，他问我对他的建议的决定如何。我大笑起来。

　　我所以大笑是因为我想起了在申请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护照时国务脘对我的留难。我想到这样的名誉能够有助于任何竞选运动，禁不住好笑；但是我想到在长途电话中大笑像说话一样花钱，我便提醒阿普特我的年龄太大，缺之政治经验，并且不愿竞选公职。

　　但是阿普特说起一些事情，其中有两点打动了我的心：〔一)：这次竞选运动使我有机会宣传和平，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二〕我参加竞选能够帮助维托·马肯托尼奥的竞选。我郑重地考虑了一下。由于我在一九四八年支持进步党，与保罗·罗伯逊一道接受了非洲事务委员会的不取报酬的名誉职务，在纽约、巴黎、莫斯科和平大会中的活动，我发现自己愈来愈被排斥于讲坛、学校及讲台之外。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机会愈来愈减少，就是在黑人报上也是一样。我便想，在竞选运动中发表一连串的老实话，是不是我报吿我所亲眼看见的真相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呢。

　　此外，美国国会所有议员之中，维托·马肯托尼奥在嘲笑、诬蔑、欺骗的面前，勇敢地、有才识地、始终如一地采取行动。像格拉罕、裴柏、道格拉斯这种自由主义分子动摇了，退缩了，转变了，背弃了他们的原则；众议院的黑人议员一般都是默不发言或是缺席的。如果我能够为马肯托尼奥做什么事，我是决定要尝试一下的。我在八月三一日发出电报说，「接受。杜波依斯。」

　　当然，我知道我如果有所贡献一定是些微而且不会十分有效的。我并没有力量进行一次艰巨而活跃的竞选运动；我不是一个雄辩家，也不是一个政治演说家，只是一个能够向愿意倾听而且有足够头脑加以了解的人们说明道理的人而已。我所接近的私人朋友不多，其中许多人都是不敢说话或行动的，因为怕丢了饭碗——这种恐惧心理是现实的，使他们缩手缩脚；最后，我没有钱可花，也没有有钱的朋友捐助，如果有人认为金钱不能收买美国选举，他才是一个傻瓜。

　　至于把和平宣传站当作一个外国代理人去进行登记的问题，我并不看得太严重。我相信，这不是弄错了，便是想开始恐吓我们。我写了一篇声明，用电报发给西蒙，说明我们的工作和宗旨。我建议派一位律师到华盛顿去，并且答应，我一回国就亲自去一次华盛顿。然后我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专心考虑当时看来是比较严重的我的竞选问题。

　　我在国际政治方而的经验很少。首先我是在新英格兰传统下教育长大的，认为政治不是一个怀有大志的人所合适的生涯，特别不适合于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我的理想是以一个选民、思想家、作家以及偶然以一个演说家的身份高尚地参与政治生活。对于黑人说来，参加政治生活特别困难，因此使我的这个先入之见更深。我的积极活跃的生活的头十三年是在佐治亚州度过的，由于我的种族，我被剥夺了选举权，因此我的政治工作只限于向我的学生们提供意见和从事写作。

　　当我于一九一〇年到纽约来的时候，我通过我所创办和编辑的「危机」杂志进行我的政治活动。由于这份杂志影响扩大，销路增加，我便开始向黑人选民提供政治意见。在一九一二年，为了打破我们对共和党的驯服，我试图转移黑人选票，使他们投票选伍德罗·威尔逊为总统，而不投老塔夫脱的票，并且斥责老塔夫脱的「纯白种的」南部政策。许多黑人选民听了我的话，后来却感到遗憾，同时也使我自己难堪，因为威尔逊在许多问题上向憎恨黑人的南部投降。接着我又试图影响提奥多尔·罗斯福和布尔·穆斯运动，使他们把黑人问题当作他们竞选政纲中的一个主要部分。罗斯福不肯同意，宁愿与「进步的南部」联盟，而致遗憾终身。我还记得这一点，那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在卡尼基大厅把他介绍给听众，他作了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在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治下，我所从事的政治斗争是写社论和发表演说来反对私刑和争取民权。我唯一亲身参与政治是偶然被任命为驻里比利版特派公使和担任纽约州庆祝黑人解放委员会委员。当塔曼尼^[1]的黑人领袖费德南德·摩顿——一个才能卓越的人——建议我参加塔曼尼国会竞选时，我断然拒绝了，一半是因为我不喜欢塔曼尼，一半是因为我明白我这种人不适合从事政治生涯。我开始倾向于马克思对政治的看法，认为政治的基础是经济，并且在历年我为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年会所写的决议中都是这么说的。我在一九二四年曾大力支持拉佛莱特。

　　^[1] 塔曼尼传说是印第安人领袖，英勇善战，因此，美国革命时大陆军队奉之为圣者，革命战争结朿后，美国国内展开资产阶级民主派〔杰弗逊派)与资产阶级顽固派(哈米尔顿派)的斗争，当时美国人民纷纷组织群众会社，在杰弗逊领导下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而斗争，许多会社即以塔曼尼为名，纽约塔曼尼会社后来与民主党合流，现在塔曼尼一词巳成为民主党的代名词——译者

　　在不景气时期和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罗斯福治下，我在著作中、演说中、社会主义思想中拥护「新政」；强调指出黑人被剥夺种种能力，批评没有适常地加以解决，但是坚决相信国家策划社会福利工作。在这个关头，也就是一九三四年，我回到南部去教书，重新锁进了我的象牙之塔。战争发生了，来了个希特勒，接着是斯大林格勒、联合国、杜鲁门的灾祸。我在一九四四年回到纽约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战争和经济反动的纲领使我大吃一惊，我不久就把我的政治命运与亨利·华莱士系在一起。这一来使我花了昂贵的代价，虽然我并没有积极参加一九四八年的竞选运动。但是我确实因为我的政治思想被认为太激烈而间接地丢了饭碗。

　　在此后两年之中，我为进步党做了一些没有酬报的次要工作。在制定进步党一九五〇年纲领时，我曾经发生过一些影响，我并且与亨利·华莱士相识。他是一个和蔼热心的人。他在一九四九年请他的至友安尼泰·麦考米克·勃兰恩帮助我解决经济困难，当时有一个时期看来我似乎不能再继赖写作和研究了。

　　但是在我开始了解亨利·华莱士以后，我认识到他在思想方面是动摇不定的，他所接近的强大势力要求受人敬重的地位，害怕与不吃香的事业发生太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华莱士没有胆量，很少殉道的决心，尽管他在一九四八年敢于对抗南部的坏蛋，还是可以这么说。我在一九五〇年看到他动摇的时候，小心地想设法加强他的信念。我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在一个世纪以前，不喜欢奴隶制度的可敬的人们怎样因为被列为「奴隶制度废止论者」而退缩下来，因为运动名称所含蓄的意义在当时是不受人敬重的。我提到今天对待「共产主义」的同样态度。我没有接到覆信，但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华莱士背弃了进步党运动。此后，我在思想中便不再把华莱士当作一个十字军斗士，而当作是华莱士这只黄鼠狼，也许这么说对他和这种瘦小的动物都不客气了一些，这种小动物毕竟还能一战。

　　我在参加参议员竞选时，一开始心中就很明白，我全然没有当选的希望，我的努力的结果，最好不过是嘲笑，最坏可能是监禁。在另一方面，我的确有话要说，这话是值得注意的，而且长期的来看，也不可能不会发生影响。美国劳工党的领袖们和同我联合在一起参加竞选的同志们实在关心和照顾我；他们把我所参加的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他们自己所负担的工作却多得有些不公平，并且他们给我以一切帮助，使我要作的努力不超出我的精力和能力的范围。

　　我一共发表了十次演讲，作了七次广播。我开始时在哈莱姆区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美联社都派了记者参加，黑人报纸派记者参加的只有一家。我在哈莱姆、昆士、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每次都有一千人到二千五百人参加，他们留心谛听，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我演说时是用底稿的，不作手势，很少笑话。这种方法我向一般听众演说时已使用多年了，虽然听众看到一大卷演说稿时总不免要叹气，但是我相信，有识之士宁愿演说者真正说一些东西，而不要他以叫喊和动作来娱乐他们。我在纽约市的最后一次演说是于十月二十四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万七千人大集会上发表的，但是报纸几乎封锁了这次集会的新闻。

　　十月十五日开始，我在纽约州北部从布法罗到阿尔巴尼作巡回演说，我在不大明亮的小厅堂里向几百个听众作了四次演说。当时很清楚地有着一种恐惧和不敢声张的空气。「自由的」美国人像逃亡者一样溜进来，轻声说着许多关于罗彻斯特和西拉克斯的各工业如何恫吓他们工人的消息。在阿尔巴尼，政治压力很紧。虽然报纸很客气，伹是很明显，我们只能在报上沾一点真正宣传的边。

　　我因此感觉到，要把我们的话传到选民群众那里，需要在演讲厅、报纸广吿、个人接触上花多少钱和努力。即使是少数群众，只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就很热切和热情。他们谛听着，屏息凝神地向前倾侧着身子。但是他们和我们都被失败主义的情绪所压倒。共和党竞选人汤马斯·杜威和乔埃·汉莱能够向一万群众讲话，而我们却只能向一百人讲话。即使他们说的没有什么内容——他们常常这样——但是他们的话也传遍全州每个角落。参议员利曼及其民主党朋友们，都不必因要使他舒服地跑遍全州而挨饿。我不敢碰一下我们为了集会费用而募集来的少数的钱，它们都是血汗钱。我的同志们，像约翰· 麦克曼纳斯，弗兰克·席纳，乔治·墨菲都日夜与人接触、谈活，我在晚上睡觉时不禁感到内心不安。我们需要一百个工作人员，但是我们只有一个。

　　我还遇到一个困难和尴尬事情。汉莱之完全不适于担任公职，是毫无问题的，尤其是在他的丑名四播的、泄露无可辩驳的政治交易的信公布以后，当时我正在阿尔巴尼。利曼则不同。他是一个体面的人，而且很富有。他有相当好的公职服务的纪录。但是他, 仍不应该坐在美国参议院里，因为他代表金融与国外投资的势力，正因为如此，他狂热地支持杜鲁门在朝鲜的罪恶勾当——这是大企业所发动的。

　　然而，我的竞选活动在眼前所可能完成的，不过是从战争贩子利曼那里争取来足够的选票，以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客来代替他。许多选民对于这个前途颇为愤慨，有些人指责我故意被人利用，或者说得最客气的是判断失当。政治领袖们有一个时这对于这一层颇为担忧，仍是这一个角度却使我比任何其他一个人更得到宣传的功效。

　　但是我确信，我这样坚持是对的，而且我确信，即使是汉莱的威胁，也没有像世界大战的威胁那様坏，今天我争取和平与民权的斗争的惨败有一天终会证明是值得的。

　　我在这次竞选中所发表的十篇演说是以三个主题为基础的，代表这三个主题的是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关于「和平与民权」的谈话，我在布鲁克林和昆士集会上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演说，和我在金门舞厅关于「哈莱姆」问题的讲话。我所有其他的演说都是这些演说内容的重新组合和改编。

　　至于七次广播，我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我为了说明关于和平与民权要求的主要基础，拟了一系列互相有关的讲词，逐一强调说明宣传法则，对财产的错误观念，民众的观念。这些内容都安插在两篇主要演说里，一篇在电视上发表，一篇在我们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发表。

　　我的主旨可以这样总括来说：

　　「今天最可恶的东西莫过于这样普遍的信念：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已没有时间可以从事讨论。同意这样判断的美国群众是否真正认识到这种判断的含义，那是颇可怀疑的。战争是人与机器对别人行使的物质力量，用来强迫对方屈从于战胜者的意志。毫无疑问，在原始时代，曾经一再发生这种武力的使用是使社会进步的唯一办法的情况。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随着它遍及到愈来愈多的人类和地方，有两件事是愈来愈明显了。一件是，不论其他一个抉择是什么，战争的费用是太大了，不是任何国家所能担负的；一件是，在战争中，像现在正在进行的一样，不会有胜利的一方。在现代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方面都失败，不仅因此失掉斗争的直接原因，而且破坏人类文化的根本基础。」

　　总的来说，我对这独一无二的一次政治活动感到很满葸。我很少遇到公开的人种偏见的表示，虽然，当然很少纽约人希望有一个黑人在华盛顿代表他们——因为他们抱有偏见，也因为他们怀疑我与其说是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是个黑人。为了要至少部分消除这种印象，我并不特别争取黑人选票。我要使得纽约的人民知道，作为一个参议员，我所代表的将是全州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利益。同时我知道，而且黑人也知道，我一定会把黑人的解放当作美国自由的主要先决条件。哈莱姆区的黑人选民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谠地；他们知道没有一个候选人会像我那样维护黑人的权利，但是他们也明白，我是会被打败的，他们必须依赖利曼或汉莱。他们的这路是阴暗的。

　　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中，金钱的大量使用与影响，使我又惊又怒。击败马肯托尼奥的是亿万富翁与大公司，而不是个人历史纪录和逻辑。杜威能够在电台上一天花三万五千块钱；当全国各地我的朋友送来六百块钱资助我的竞选活动时，这笔钱所代表的是花在利曼和汉莱身上的成百万元的钱所没有的正义和与勇气。这次竞选的结果在全国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痴人说梦」，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在这次选举中，有五百万人投票；其中有百分之四(在哈莱姆区有百分之十五)投我的票，这是远远超过我所预料的。有一百多万选民没有参加投恶。

　　在经过了像一九五〇年竞选那样巨大的社会努力以后，人们一定会感觉到失望。甚至胜利者所得的票数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而失败者则在怀疑这是否值得他这一切努力，这一切操心，这一切经过提心吊胆的期待后遇到的失望。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踏实的努力都不是徒劳的，更不用说一个以崇高理想和个人节操所从事的斗争。人们感觉到，最后来说，这一切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在这次竞选中凡是好的崇高的来西，在某种地方总会以某种方式取胜的；而坏的低贱的东西将仍然是受人轻视的，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当然，像汤马斯·杜威那样一个公认的花言巧语的投机分子重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以及他爬上总统位置的威胁继续存在，使我感到厌恶。有两百万纽约人希望像乔埃·汉莱那样的人继续担任公职，使我感到可耻。赫伯特·利曼回到华盛顿去努力使我们处在战争与铁链之下，使我感到难过。但是尤其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头脑清醒而有才识的选民怎么能够以失败来酬答维托·马肯托尼奥的勇敢的、孤独的战斗。这真是讲不通。但是美元却这么做了——就是这么用现款收买一个和国会中曾经有过的一样反动而没有品格的不足取的小人的当选。

　　至于我自己，除了失败，从来没有期望过别的东西，因此即使投我的票的人不满一万，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但是令我惊奇的是有二十万零五千七百二十九人投我的票，这是有勇气的男女所投的票，他们并没有像我所一直意料而常常经历到的对肤色的歧视，这意味着这些人不怕贫困与监狱，挺身维护和平与民权。对于这点，我很感快慰。

　　我在竞选期间，没有拍过我过去所没有拍过的背；我没有央求任何人作为个人交情投我的票；我没有仅仅因为我是一个黑人而请人投我的票。这是一次很好的新奇经历。但是它证明不过是我一生之中最不平凡的经历——被当作一个罪犯起诉——的一个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