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八章 生日宴会
对于我，的确像对许多别的人一样，二月是一个不平常的月份。这是一个有爱人节的月份，也是诞生阿伯拉汉﹒林肯和乔治﹒华盛顿的月份。两个伟大的黑人领袖佛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布克﹒华盛顿虽然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实的生日，可是他们的生日向来是在二月里庆祝的。黑人历史家卡特﹒伍德逊就为了这个原因，把“黑人历史周”的庆祝定在二月里。我也是在这个月出生的，每逢到这个月的时候，我感觉到它对我的一生慢慢地愈来愈有庄严的和决定性的意义。我不但慢慢老了，而且现在正在超出许久以来世俗人生的生命限度。
一九五〇年的二月份对我有了新的意义。我成了一个鳏夫。与我相处五十三年的妻子葬落在新英格兰的山里，她的头生儿子的坟旁边。因为我的许多儿时的朋友都死了，又因为我的个性有些沉默孤僻，使得我没有许多知己的朋友，所以我觉得非常寂寞。但是却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一个牧师的女儿，多年以来，在文学方面和在她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一直以一种父亲的身份帮助她，十五年前她的父亲死了以后更是这样。我知道她的困难，我也为她的成就庆幸。秀莱﹒格拉汉，怀着美丽的殉道者的心情，最后终于使她自己相信：我需要她的帮助，需要她做我的伴侣，事实上我的确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决定在我下一次生日后几天结婚，这样使我的生日有了新的意义。
在埃塞克斯大饭店举行宴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霍华德大学的弗兰克林﹒弗拉齐尔，一个社会学家，又是我的同事，是宴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我的朋友，做过三十五年牙医师的华尔特﹒比克曼是委员会的会计；我的表妹爱丽斯﹒柏格哈德﹒克劳福德是积极的秘书。发起人名单阵容堂堂，而且人数每天在增加。在我被起诉以前，大约已经有三百个人订了座，付了两千美元以上的现款。
这以后就有一连串的奇特的事情发生：二月九日我被控以莫须有的罪名；二月十四日我和秀莱秘密地结了婚，因为担心一旦我被判定有罪，她可能没有权利到监狱里去看望我；二月十六日我被传到华盛顿；二月十九日，也就是宴会前四天，我们预定举行宴会的大饭店用电报通知我们取消与我们所订的合同，他们说：“按照我们的规则和章程，以及为了其他的充分理由，我们特此通知你们取消你们预定将在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晚上假本饭店举行威﹒爱﹒柏﹒杜波依斯庆祝寿辰宴会的定席合同。定钱退还。埃塞克斯大饭店副总经理兼营业部主任文森特﹒柯伊尔谨启。”
埃塞克斯大饭店在中央公园南部，营业很发达，是由阿诺德﹒康斯泰博公司总经理经营的，估计整个大饭店价值七百五十万美元。有几家银行的董事是这个大饭店的董事，除了一些商业公司、铁路、油井等企业的董事以外，特别还有斯端林国家银行信托公司的几个董事。这家大饭店向美国某大铁路联营公司抵押了五百万美元。它参加纽约市旅馆业公会，这个公会为会员定了一个共同的营业方针，这个方针虽然不是强制性的，可是是用很大的压力来执行的。这个方针内容包括像收费、饮食、劳工政策、房租等这样的问题。
公会的机关刊物叫《旅馆业汇刊》。这个刊物的政策是和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它刊载了司法部长的《颠覆分子名单》，并提出警告说，不要招待名单上的任何团体。它说在两家旅馆里举行的和平会议使得这两家旅馆蒙上了“不好的名气”。它还说无论哪一家旅馆如果招待这种团体，就会招致“一定的怀疑”，“严重得罪”政府。
我们在宴会日期前，只有五天时间去寻找一个招待三百位客人的地方。此外，我们的三位准备演说的人夏洛蒂﹒霍金斯﹒布朗、莫德凯﹒约翰逊和拉比希莱尔﹒希尔佛慌忙表示不愿出席。有些发起人退出了，但是我不知道原来名单上还剩下多少人。
我经得起打击，我在一生之中也经受过打击；但是这一次却超过了我所愿意经受的限度，尤其是打击接二连三不断地到来：四十年前我协力创办的黑人同学会否决了向我发生日贺电，并在不公开辩论这个问题时，进行了苛刻的批评。在华盛顿，我被迫打了手印，戴上手铐，最后具保在外侯讯。我极想打消举行生日宴会的一切念头。
但是我剩下来的一些朋友都说“不！”。我只有同意他们，不过要没有秀莱的信心和力量，我大概就不会答应举行这个宴会了。筹备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林﹒弗拉齐尔的意志很坚定，他说这个宴会必须而且也一定会举行。
跟着就在各方面寻找举行宴会的场所，接洽别的演说的人，通知参加宴会的人。整个局面很微妙地改变了，一个客气友好的社交宴会变成了一场争取民权的斗争，在那些退出的懦怯的客人的座位上换了一批新的意志坚定的男女，他们愿意为了保卫我，为了维护美国的自由，不惜毅然对抗美国政府。他们进行着斗争，而我却不安地退居在后。
宴会的节目仓促地重新排了一下。市内白人开设的旅馆没有一家愿意接待我们，我们到哈莱姆区去，这才找到一家很有名的叫做“小乐园”的跳舞厅，地方虽然太小，可是它的主人却很心甘情愿，即使因此亏本也在所不惜。“阿尔法﹒菲﹒阿尔法”校友会负责人贝尔福德﹒劳逊自动发表了一篇我们的演说；保罗﹒罗伯逊也勇敢地、热情地讲了话。会上宣读了休伯特﹒德兰尼法官写来的一封有力的信。弗兰克林﹒弗拉齐尔任大会主席，他也讲了话。当时会场上挤得大家喘不过气来，有许多人没法走到他们的座位上去。但是这种精神是德国人所谓的“欢乐的”〔注：即德文字feierlich——译者〕精神。最后在欢呼声中献花和生日蛋糕的时候，我讲了话。这次到会的大约有七百人，他们缴餐费和捐款一共六千五百五十七美元。
所有演说都是勇敢而明确的。听众无论是熟识的，还是陌生的，情绪都很热烈。生日蛋糕多极了，所以在秀莱切蛋糕时，有好几百位客人排着队走过去。世界各地来的祝贺函电都在会上宣读了。我最后上床的时候，虽然有点感冒，心里却很高兴，因为我们坚持武器，面对咒骂的世界毫无畏色。
然后，在用公开仪式又举行了一次婚礼以后，秀莱和我就坐飞机到纳萨去了。我们不知道政府是否准许这次旅行，可是并没有人来阻止我们，太阳的光辉和大海的碧波，至少治愈了我们比较表面的创伤。
当地人非常诚恳地接待我们，好像接待刚回到家乡来的本地人一样。我们遍访了杜波依斯白种祖先流浪的足迹。我们看到了弗吉尼亚州州长邓摩尔送给他们的土地证件，我们想像小黑白混血儿亚历山大和约翰﹒杜波依斯一八一八年第一次到美国的旅行。我们循着他们的路线回到家里，把春天消磨在争取自由的斗争里。
补充说明
我们终于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婚礼。我们在华盛顿被传讯的那天早晨，我站在联邦地方法院的台阶上，把详细情况告诉了同情我们的《美国非洲人报》的记者。所以在报纸报道我们被传讯的消息的时候，同时宣布我们将于二月二十七日在“长岛新娘的家里结婚”。后来在办理保释手续的时候，我们在华盛顿的律师柯布、海斯和霍华德提出了特别请求，要求准许杜波依斯博士到巴哈马去旅行结婚，并且说是已经预定了席位。为了有把握得到这样的许可起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密士失比州委员培利﹒霍华德的儿子小培利﹒霍华德先生亲自作我丈夫的保证人。
我们回到了纽约，由于埃塞克斯大饭店取消了生日宴会的定席，我们感到又沮丧又心乱，我们要急忙寻找另外的地点，我们发现哈莱姆区的自尊心觉醒了过来，这使得筹备委员会给超出它所能容纳的付款预定座位弄得忙不过来。新闻记者到圣阿尔班斯来了，新闻电影摄影师要求准许他们拍结婚的镜头，朋友们自愿来装饰我的房屋，结婚礼物开始送到。威﹒爱﹒柏的独生女儿幼兰达﹒杜波依斯﹒威廉斯夫人由巴尔的摩写信来说，她要来参加宴会，并且准备过了婚礼再回去；东海岸各地的许多朋友也都写了同样的信来。我要写一张来宾名单给酒席筹备人，再去选择蛋糕上用的装饰品。
同时，纽约居民正享受着典型的二月天气。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的晚上，威﹒爱﹒柏冒着大雨大雪到哈莱姆区去参加一个规模很大的美国劳工党集会。他原来以为要对着少数忠实的支持者和他们周围的空椅子发表演说的，结果不但是金门大厅挤满了热心的听众，而且在大会结束的时候，还有人献了两打长茎的红玫瑰花和一块三层的大生日蛋糕给他。这块大蛋糕是由两个人抬到他的公寓里去的。可怜的宝贝，他感动得连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哽咽了，他说：“我怎么处理它呢？”我建议他早上一起来就打电话给哈莱姆医院，他感到有些宽慰，这才去睡了。
这次八十三岁的生日宴会是一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那天晚上，“小乐园”充满了勇气、善意和愉快的祝福，以致墙壁都好像膨胀了。为了要插八十三枝蜡烛，预备了许多生日蛋糕。要解决这许多蛋糕，倒有些伤脑筋，我们以当场把蛋糕切开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每个人都尝到了蛋糕的奶油的甜美滋味。最后一个祝贺的人离开讲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了。威﹒爱﹒柏那天晚上始终精神焕发，不过后来我看见他的脸上有了疲劳的皱纹，他的声音也已经发沙，可是他还是兴高采烈的。他说：
“你和幼兰达星期日早晨一定要来与我一同吃早餐。”
凡是女人都会了解我这时的为难情况。大规模的婚礼在星期二晚上举行；然后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度蜜月，那个周末我有无数的事情要做。
但是，星期天早上，我们喝着有名的杜波依斯咖啡。事事都很顺利，忽然，事先一点征兆也没有，威﹒爱﹒柏放下了他在早餐后一向要抽的香烟，说他感到头痛。我们竭力劝他躺下让我们洗碗碟。他四肢舒展地躺在睡椅上，继续和我们谈话。我们洗完以后，他叫我“快走吧”，我要他答应打电话给卡雷医生。卡雷可能在下午来看他。幼兰达必须回到中学里教她的书去。我们在两点钟光景离开了公寓。
在天黑以前，卡雷医生叮嘱威﹒爱﹒柏去睡觉。用脑过度、恶劣的气候和极度的疲乏把他拖倒了，这有成为肺炎的危险。我打电话的时候，医生当然没有告诉我这些话。但是他说的话，以及他的声调使我很担心，所以星期一早晨我又到了公寓里去了。在医生没有来到以前，我们星期二结婚的希望看来是很暗淡的。但是卡雷医生很乐观。
“你最需要的是阳光和休息。我们要你在明天黄昏以前不要下床。到那个时候我能够使你撑起来，这样你就能到圣阿尔班斯去了。然后你到有阳光的地方去。你一倒纳萨，就要去请一个医生照顾你。这样我担保你在一星期之内可以完全恢复健康。”
在参加婚礼的来宾到来前一小时，我确实认为整个事情就是一个错误。每一件事都不对劲。不过非常奇怪，事情的结果却很正常。威﹒爱﹒柏还是和平时一样，比原定时间早许多。他无懈可击地穿着一身挺括的黑白礼服，看起来神气和平常完全一样。不过他立刻走到我的空屋里躺了下来。屋里堆满了鲜花，烛光摇曳不定，柔和的音乐和低低的谈话声融和一片。幼兰达把衣服从我的头上套下，然后立在我背后念着一些吉利话。八点三十分，举行婚礼的时候到了，可是牧师还没有来！时间一刻刻地过去，我开始急躁起来，但是有人告诉我说威﹒爱﹒柏却很镇静。迟到误事没有是他不安，这还是第一次！
大卫把威﹒爱﹒柏的话转告我：“我们本来用不着结婚两次，今天晚上我们动身去度蜜月！我已受够了！”大卫并加上一句：“妈妈，放心吧！麦克戈温牧师就会来的。”
有人建议请住在马路对面的一位牧师，但是由于结婚登记书已经签了字，而且有了证明，我们是不能请他来的。
麦克戈温牧师终于来了。驾车送他到长岛来的朋友以为他认识路。他们到联合国总部附近便不送了！
这样，在我的伴娘幼兰达领路下，在我的儿子陪伴下，在鲜花丛中，在朋友们的簇拥下，在音乐声中，我们第二次答应要“彼此相爱”。然后大家都来吻我们，接着就切蛋糕，换旅行服装，赶到拉瓜地亚飞机场。
直到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才想起一件事情来。
“天哪！我们忘记带三明治了！”
辉煌的婚礼桌上放着白色大蛋糕，一大盆耀眼的甜酒、一盘盘烤三明治、一碟碟美味点心在我们眼前浮现出来了。我们想象到在圣阿尔班斯的我们的朋友还在一匙匙地吃可口的冰激凌，我馋极了。那天我们都没有吃东西——威﹒爱﹒柏是因为医生叮嘱他饿肚子，我是因为整个早晨除了匆匆地喝了一杯咖啡以外，没有时间吃东西。筹备酒席的朋友特别为我们准备了一盒美味的东西，给我们带着走。我扫兴地想，不知道那盒子里的美味要给谁去享受了？（这倒提醒了我，到底给谁享受去了？）
我抱着很大的希望问：“你想女侍应生能给我们一些吃的吗？”
她送来了两杯温咖啡，我尝了一口，不禁作恶。这哪里如杜波依斯咖啡啊。
于是他握起我的手，我的手指捏住他的手腕——几天以前被套上铁的手铐的手腕。在下面很快地往后退去的地面上，他们正在等着我们！我们现在能够乘飞机离开是因为在华盛顿有一个人用他的自由担保我们回去。只有这段时间——我们的蜜月——是我们的。我们总算有了我们的蜜月！我们就要在纳萨进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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