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机和当今的民族主义

　　到此为止，本篇论文的要旨是，当民族国家被理解为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关联的政治管辖的典型形式，发端于西欧直到今天征服全世界，民族国家的神话也就消失了。在每个阶段曾经奋力去分享进步成果的人，不论是资产阶级、国家官僚或有文化的中产阶级成员，都曾想拥有他们自己本土的民族国家。为了得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必须不时地致力于“民族”的界定，几乎到了难以致信的程度。这个事实无关宏旨，就像许多新国家达不到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增长一样，也无关宏旨。

　　因此，民族国家制度与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上相互依存。它是早年帮助资本主义征服世界、并持续到壮年和晚年的政治形式。

　　因此在资本主义之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力量不足为奇。它是人们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生活经验在意识当中的部份反映。正如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得多数人民把商品生产、异化的工资劳动以及竞争比合作来得普遍的事实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把民族国家的必要性视为理所当然。而且，民族主义意识只要不挑战整个制度，它就是合理的：个别的资本家在其中处于非常虚弱的地位，除非有一个国家来加固他的利益；[103]个体农民的家庭希望国家能保护它，以对抗粮食市场无可避免的上下波动；个体的工人知道他或她必须归属于一个国家，才能被允许自由地工作和生活，以及在必要时申请福利补助。

　　马克思在将近150年以前就已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些思想之一，就是把国家当作“自然的单位”，把一部份人类组合进它“自己的”警戒隔离区。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非不可改变的。至少在这一点上霍布斯鲍姆绝对正确。重大的社会危机创造出这样的形势，思想和现实在其中朝相反方向运动，社会动荡和人民的苦难跟原来的忠诚起了冲突，人们感觉到实际上不可能继续按旧的方式来生活、突然爆发的对抗产生了新的敌意和新的忠诚。

　　在这样的时期中，用葛兰西的话说，人民的意识不是统一的而是矛盾的（contradictory）[104]。看待事物的旧方式和新方式并存。在采取行动时，人们继续用旧的概念表达自己，但其中包涵了新的概念。最终，只有与旧概念决裂或抛弃新概念，矛盾才能解决。但结局的到来有时要很长时间。

　　因此，16和17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挑战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方式。这种挑战的逻辑导致启蒙时代全面拒斥宗教的思考方式。但这种拒斥好几个世纪来都没有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这期间，认同新生活方式的人们通过继续接受革新版的基督教，设法部份地跟旧思考方式和解。

　　危机开始的速度以及社会动荡的程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远甚于任何过去的生产方式，老旧的意识形式所承受的压力因此也更剧烈。然而，矛盾的、混杂的意识形式在大动乱的第一阶段是人民大众不可避免的心理特征：推翻沙皇并于1917年2月建立了苏维埃的工人大众，确实允许了利沃夫王子领导临时政府；德国工人废除了德皇并结束战争，却灾难性地让艾伯特、谢德曼和“警犬”诺斯克保持了资产阶级和军官团的权力；波兰工人创造出庞大的独立工会并在1980年夏天第一次沉重地挫败了斯大林主义，但却屈从于罗马教皇，并接受了鼓吹跟统治者妥协的那些人的建议。

　　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我们必须解释新民族主义的突然兴起。人类被划分为民族的概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铭刻到人民意识中的。如果一个民族国家令他们失望，最容易的事就是转而构想去创建一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重新整理版图上的片段看起来比发明一个全新的游戏要“实际”多了。

　　中产阶级广大部份的物质利益会怂恿这种思想——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大部份人口所说的语言比旧国家的官方语言要流利时。对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来说，独立的国家，或至少是承认民族自治，意味着通向官僚职位的途径有了改善。因此当说加泰罗尼亚语的中产阶级广大部分加入、并向过去主要由说西班牙语的工人领导的斗争施加影响时，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最后几年中，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便兴盛起来。但语言并非必不可少的因素：任何新国家认同的形成以及为之所作的斗争，都能增进许多职业前景。

　　把不满转变为民族主义的诉求，对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重要部份也有好处。最有权势者很少亲自宣扬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威胁到他们自己跟旧国家强大的既存关系，他们有时还尽其所能地加以抵抗。但即便如此，相比于社会革命运动的成长，他们会把民族主义看成是较小的恶。而统治阶级力量较弱的成份则会把赞助国家独立看成促进自身财富积累的好办法。因此，1971年，在使东巴基斯坦脱离西巴基斯坦的中心国家机器的运动中，发起者不是一小群说孟加拉语的大资产阶级，而当分离最终造成新民族国家孟加拉的形成时，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则赚得了暴利。

　　最后一个因素在帮助激发对民族主义口号的认同方面也极为重要——旧国家实行的政策，能够在什么程度上被看作涉及了民族压迫。它所采取的典型形式就是歧视讲某种语言的人——比如土耳其政府在1980年代企图禁止库尔德语（Kurdish），或是斯里兰卡政府坚持以僧伽罗语（Sinhalese）而非泰米尔语作为官方语言。虽然中产阶级受害颇深，工人每当与国家打交道时也同样遇上问题——警察、法庭、甚至邮局。但歧视无须是正式的，像欧洲和北美的黑人对这个都太熟悉了。特定的语言或宗教群体每当与警察、公务人员或雇主接触时，便能感觉到他们被当作二等或三等国民来对待。这一直是在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的经验（尤其是但不仅是天主教徒）、在巴基斯坦统治下孟加拉人的经验、以及在伊拉克统治下库尔德人的经验。这种情形的逻辑导致压迫的恶性循环：少数民族抗议对他们的歧视，国家认为他们不忠，拘捕他们的代言人，解散他们拥有的代表性机构、审查他们的媒体、怂恿对他们更进一步的歧视，并因此加剧了他们对国家的疏离感。刚开始是以在现有国家之内确保较好位置为目标进行温和的抗议，最后则经常以不可调和的独立要求告终。

　　但要赢得大众的支持，对一个运动来说，真实压迫的因素不见得必要。正如国家的官方民族主义在其大多数人口中通常总有颇为被动性质的支持，在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一部份人口会把这种支持转化为分离主义的对抗。确实，因为分离提供了改变，而任何改变看起来都像是改善，对新的民族主义的忠诚就会比对旧民族主义的忠诚来得强——虽然增加的强度不见得维持多久。

　　苏格兰的例子显示了来自不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105]会怎样剧烈地波动。独立，或至少是政府更替，有时似乎提供了捷径，使人们能脱离保守党政府的掌握以及英国长期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冷酷影响。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尤其是对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的支持，成长得非常快。对英国民族主义的表面象征的认同——“国家”运动队、“国”旗、“国家”文化和“国家”名誉——便完全转变为对苏格兰的象征的认同。但这种支持对大部份人民来说仍旧是被动的，而且在达不到独立的突破时，这种支持可以消失得像兴起时一样快，然后人们在认同苏格兰的象征（足球队）和英国的象征（君主制，武装力量，甚至还有奥林匹克运动队[106]，苏格兰民族党从不挑战的认同！）之间便看不到冲突了。

　　这并不意味着，来自不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偶然地给现有国家制造问题。意外情况会将它转变成带有社会性质的、更广泛的不满的焦点，而国家的反应可以是努力压服它，由此制造了过去不存在的压迫情况。值得记住的是，1930年代中期以前，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一直是西班牙政治中的右翼势力；是国家本身的行动迫使它跟左翼结盟，并对法西斯主义采取了不可调和的敌对立场。[107]

　　在更近的时期，那些没有遭受基于民族特点的压迫、但居住在过去列强划分的国界两边的人民，他们的民族主义已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冲击。1989年间向斯大林主义的东德国家机器挑战的运动，把自己转变成了跟西德合并的运动①，而在南韩，许多改良主义左派一直把国家统一当作核心口号，虽然保守右翼政党也自称为“统一”党。

　　无论如何，工人转向民族主义必须被看作统治阶级思想继续发挥影响的方式之一，即使当制度危机开始使人民摆离对旧秩序的保守依附。在此，这种影响的程度就像在其它情形中一样，有赖于两个因素：对该制度的集体斗争水平，以及社会主义组织在基层存在的程度，有能力在每个工作场所和地区从事政治和意识形态论争的程度。民族主义影响最强大之处，就是危机导致的挫败和消沉压倒了工人阶级当中的斗争之处，是从斯大林主义崩溃以来，大部份左翼的意识形态危机造成最为严重的伤害之处。

　　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跟国际上左翼的危机及其相伴的制度危机是分不开的。左翼所存在的巨大真空，常常使得民族主义（或者在世界上广大地区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鼓吹者没有了社会主义对手的竞争。

[103] 哈瑞斯（Nigal Harris）——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较低程度上也这样认为——强调资本在当今的存在并非系于民族国家，亦非系于小国，如新加坡或香港。但这是压倒性的例外，而非通例。控制世界生产的大公司可以跨国运作，但他们确定在急难中至少有个民族国家可以依靠。即使香港的资本家也真正例外，他们过去依赖英国，现在更热衷于融合进大中国而非香港大众。想了解更多反对Nigel Harris观点的概述，参见Chris Harman, ”The State and Capital”,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 51.

[104] Il Materialismo stro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 (Turin, 1948), p.38.

[105] 因为该论述显示在苏格兰缺乏民族压迫，参见C.Bambery, ”Scotland's National Question”, (SWP, 1990).

[106] 因此苏格兰《格拉斯高先驱报（Glasgow Herald）》（1992年8月10日）会强调英国代表队在1992年奥运的“成就”，并在“不列颠的荣耀人物”（Britain's Roles of Honour）标题下罗列得奖的项目，尽管强调的某些重点是苏格兰选手的表演。有数千名奥运观众通过在卡达兰运动员获胜时挥舞卡达兰旗帜，表示出他们的双重国家认同。（卡达兰即加泰罗尼亚）

[107] G.Brennan, The Spanish Labyrinth, op.cit., pp.268, 279-280.

改写者补注：

　　① 1989年间向斯大林主义的东德国家机器挑战的运动，把自己转变成了跟西德合并的运动：原译本误把“东德”译为“东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