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当代理论

　　过去75年来的两大趋势——国家的繁衍（许多是在族群之中被创造出来，且不符合古典的19世纪模型）和不断增长的、在每个方面（除语言之外）全世界文化的同质化，使得近代著述民族主义的作者感到困惑。他们发现，虽然好像不再有任何固定的、客观的标准来说明什么是民族（nation），什么不是民族，“你自己的”民族（国家）认同却被所有人类视作理所当然。

　　结果就是这种倾向：把民族主义看成任意的构想，跟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无关。哈瑞斯（Nigel Harris）的近作《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的大意就是这样。对哈瑞斯而言，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制度，建立在商品和资金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它在民族国家的制度之内成长，民族国家的构成来自一种压力——跟与自己不同的敌对的绝对主义政体之间的竞争。今天则有一种内在趋势，要突破国家之间的界线，建立新的跨国秩序。阻碍了这种趋势的，是政治权力不断地让人们去认同国家意识形态的能力。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作了更大的努力，将敌对的民族意识的增长定位于物质现实之中。他所称的“印刷业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在他的解说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发现兴起的资产阶级在最初的欧洲国家的创建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新教和印刷业资本主义的结盟，迅速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的阅读群众——不仅只限于一般只懂得一点点、或完全不懂拉丁文的商人和妇女——并且同时对他们进行政治和宗教目的的动员”。[83]18和19世纪新的民族意识的成长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技术（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于爆炸性的相互作用。”[84]

　　某些国家一旦形成，来自特定社会群体的个人便能够在赋予语言以印刷形式的基础上，去想像建立新的国家。“‘民族（nation）’因此变成了某种从一开始就能够被有意识地追求的东西……而不再是一个慢慢清晰起来的视像”。[85]“独立国家的模型就可以盗版”。[86]

　　新的印刷语言的读者大致上来自于“贵族和地主士绅、廷臣与教士等旧统治阶级，和平民出身的下级官吏、专业人士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等新兴的中间阶层”[87]因此“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是第一个在本质为想像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阶级……在欧洲，这种团结向外延伸的范围受到各地语言沟通性的限制。”[88]

　　但这个模式一旦沿着语言路线在欧洲建立起来，必要的话，无需语言路线它也能运作。欧洲列强跨越旧的语言分界在殖民地建立了行政机构。殖民地本土的中产阶级被征召去担任许多中低层的行政位置，他们开始想像自己掌权并复制欧洲的模式：“印度的民族主义不正是和那个最可怕、最先进的帝国主义强权在大叛乱（the Mutiny）之后完成的殖民地行政与市场的统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吗？”[89]①

　　然而，安德森并没有成功地将这些要素结合进一套连贯的、整体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之中。例如，他并没有把民族国家认作资本主义统治的典型形式，反而强调那些引导人们想去“想像”新共同体的形式的主观因素。他认为，这些主观因素第一次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社会与经济的改变导致了“非常古老的文化概念”（cultural concepts of great antiquity）崩溃之际，这些文化概念曾赋予“每日的生存灾难（最重要的是死亡、丧失与奴役）某种特定的意义”。那以后，“人们开始寻找把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的新的方法”。[90]

　　于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最终被定位于存在主义式的渴望，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安德森的许多论述所允诺的并非如此。这在他最近的演说《新世界失序》（New World Disorder）[91]中变得更清楚了。在该演说中，民族主义的力量不是被归因于资本主义本身，而是“跟资本主义兴起有关的两个重要因素：大众传播和大规模移民”。“印刷业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群大众，他们开始通过媒体想像新形式的共同体：民族”，而同时“成千上万定居的移民群体的大规模出现，过去和将来都不断产生自身的民族化（ethnicisations）……勒庞（Le Pen）在法国的新法西斯运动……英国的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美国的‘白人权力’（White Power）极端份子……”这一切重复了一个陈腐的谬见：外来移民被指责为种族主义的根源，尽管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少数民族人口最少的地区，种族主义常常最严重（比如今天波兰的排犹主义、或是英国所有白人城镇和郊区事实上的反黑人种族主义）。

　　安德森论述的弱点无疑与他著作的出发点有关。他解释道，70年代后期他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越南第一次发生了战争冲突，受此冲击他开始著述。他的整个目的是去理解民族主义如何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由于他拒绝把中国和越南视为由竞争性积累的动力所支配的社会——形同变种资本主义组织的国家，这促使他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外找寻民族主义的根源，用先天心理需要的满足来理解它。

　　矛盾的是，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都能把握的东西，安德森最终却理解不了。盖尔纳不是按照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看待历史的发展，而是将之划分为“原始”（primitive）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虽然这种分析毛病多多，但在研究20世纪中叶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倒是给了他超出安德森的优势。盖尔纳认为它们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社会并无不同，他寻找物质的原因，去解释两者有别于以往社会的共有特征。因此，他对于把民族视为永恒的企图绝对抱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民族作为自然的、神授的划分人类的方式，只是个神话；民族主义有时采取先前存在的文化并将之转变为民族，有时新创民族并常常抹煞先前存在的文化——那才是事实。”[92]

　　他认为，每个“工业社会”都需要“同质性的”（homogenious）人口、会说会读会写一种单一的语言，正是这种需要产生了民族：

　　并不是民族主义强加了同质性……在民族主义中反映出来的是对同质性的客观需要……现代工业国家只有在文化标准化、人口可互换的情况下才能运作……民族主义并不是古老、潜伏、休眠的力量的苏醒，虽然它以这种面目出现。事实上，它是新形式的社会组织的结果，这种社会组织建基于深度内化、依赖教育的高度文化，由各自的国家来保护。[93]

　　正如民族是客观物质现实的结果，群众争取国民身份（nationhood）也是客观物质现实的结果。随着工业化：

　　那来自他们过去的文化贫民窟、被吸进民族混合的贫穷城市的不识字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口，渴望着挤进那已具有自治性、或看起来可能获得自治性的文化池子，这文化池子随之允诺的是充份的文化公民权、进入小学以及就业的途径、以及其他一切。[94]

　　盖尔纳认为，在容易取得国民身份时，他们就会忘掉他们的旧文化并同化——于是解释了这样的事实：世界上有潜力（可发展）的语言的数量大约十倍于民族或兴起中的民族。但当它们被拒斥，它们会寻找其他方式来定义自身。“民族主义注定要盛行，但不是任何特定的民族主义”。[95]

　　盖尔纳于是能超出安德森和哈瑞斯，认识到为什么当代世界如此重要的特点，会是民族认同的动力，且在必要情况下努力去建立新民族：

　　民族只能以民族主义的年纪来定义，而非相反……当一般的社会条件有助于标准化的、同质性的、中央维持的高度遍及性②，遍及所有人口而不仅限于少数菁英时，这样的情况便产生了：精细定义的、教育上被认可的以及统一的文化，构成了几乎唯一的、人类会乐意且热衷认同的单位……只有到那时，任何政治单位对领土界线的违抗才会成为公愤……在这些条件下，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国家才能以意志与文化来定义。[96]

　　但盖尔纳有他自己的大盲点。他不认为工业社会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在这个程度上，他比安德森更唯物主义的分析却导出十分类似安德森的结论：国家统治了一切现存社会，我们必须喜欢它或忍受它。盖尔纳于1991年夏天投身抗议南斯拉夫的相互敌对的野蛮的民族主义侵害，无疑表明他不太喜欢它，但他无法指出其它的前进之路。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的著作《自一七八〇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al and Nationalism since1780）采用了十分类似盖尔纳的架构[97]，虽然霍布斯鲍姆更多地参考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就像霍布斯鲍姆指出的，是第一个理解到民族不是永恒的实体，而是由“现代社会”的兴起构筑起来的。此书大部份是将大量历史材料放进这个架构里——有时材料过多，令读者有迷失在大量精彩的事实之中，见树不见林的危险。但霍布斯鲍姆在许多方面与盖尔纳不同。

　　首先，他强调，与民族运动或民族国家结盟的人士所持的见解，并不像民族主义领袖所宣称的那样清楚易辨：

　　如果我要对盖尔纳的著述做一个主要批评的话，那就是，他所偏好的由上而下的现代化的角度，使他难以注意到来自下层（由下而上）的观点。

　　由下而上的观点，不是政府、代言人、民族主义运动（和非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份子眼中的国家，而是这些人士的行动与宣传的对象即一般人眼中的国家。这种观点是极难发现的……

　　我们不能假设，当民族认同假如存在的话，一定会排除或始终优先于构成社会存在的其它认同……

　　民族认同以及人们相信它所意味的一切，会随时间更易，甚至是在相当短暂的时期内。[98]

　　霍布斯鲍姆后来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论点：

　　男人和女人不像选鞋那样选择集体认同，知道一次只能穿一双。他们可以同时有多种认同和忠贞，包括民族性，并同时关心生活的各种不同方面，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在任何时刻在他们心中占据首位，这依情况而定。长久以来，拥有多种认同并不会在一个人内心造成矛盾……只有当一种忠贞直接跟另一种起冲突时，选择的难题才会出现。

　　霍布斯鲍姆提供了生动的例子，说明社会关注与民族忠贞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他引证了彼得·汉纳克（Peter Hanak）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奥匈军队、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士兵的书信所作的研究：

　　在最初几年间，通信者当中并没有太多民族主义或反君权制的思想……战争的那几年，特别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使得被截获的通信中的政治内容戏剧性地增加了。确实，检查官关于民意的报告一致观察到，俄国革命是战争爆发以来第一个震动了最底层人民的政治事件。在被压迫民族如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积极份子中间，甚至兴起了改革甚或独立的希望。无论如何，普遍情绪是要求和平与社会改革。

　　此时甚至在工人、农民和工人阶级妇女的书信中出现了政治意见，这些意见最好按照三个密切相关的二元对立来分析：富—贫（或地主—农民、老板—工人）、战争—和平、秩序—混乱。至少在这些书信中，这样的连结显而易见：富人生活舒适而且不用服役，穷人受富人和有权者、国家和军队权力等等的摆布。新鲜之处不仅在于更为频繁的抱怨……还在于对根本改造的革命期待取代了被动接受命运。

　　民族情感没有被直接提到，根据汉纳克的解释，主要是因为，“直到1918年之前，在广大群众当中，民族情感尚未具体化，成为意识中稳定的成份……”民族性最常表现为贫富冲突，尤其是当两者属于不同民族时。但即使在我们发现民族论调最为强烈之处，比如在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意大利人的书信中，我们也同样发现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十月革命产生最早影响的时期，就是公众情绪中社会成份最强烈的时期……

　　直到当1918年1月奥匈与德国的罢工浪潮未能打倒政权并迫使战争结束，人们才开始转离社会革命，并求助于民族主义：“但即使在1918年期间，民族主题最终在大众意识中占据了优势，它也并不与社会主题分离或对立。当君权制垮台时，对大多数穷人来说，民族主题与社会主题根本是同一件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的胜利，甚至影响到那些反映了欧洲穷人真实诉求的运动于1918年陷于挫败。事后，被压迫民族的中层和较低的社会阶层摇身一变，成了新兴独立小国的统治精英”。[99]

　　霍布斯鲍姆的解释中第二个新见解是，他声言民族主义的影响正在衰退，尽管别的人普遍相信是相反的。他的声言基于几个论点。

　　首先，他认为从1945年起在前殖民世界兴起的大多数新国家不能真正算是民族国家，由于受限于旧的殖民行政分界，它们无法获得语言的同质性，也不能从他们的国民获得真正的忠诚。然而这只证明，由于迟来的缘故，它们是不成功的民族国家。它们都渴望成为国民认同的焦点，并且其中有些是成功的，即使这种认同并不完全（不过，霍布斯鲍姆自己的分析表明，我们不应当指望它是完全的）：尽管国家未能强加一种共同语言，许多印度公民确实仍认同“他们的国家”，即便他们也自我认同为印度教徒或回教徒、工人或老板、婆罗门或贱民。在非洲和中东，国家界线和语言界线相互交错的事实并不总是阻止国家成为中产阶级的忠诚焦点，它们依赖国家为生，并指望靠它把社会“现代化”，并依次向工人、流民无产阶级和农民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

　　霍布斯鲍姆还有一个更可疑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论点：

　　这样的政权至少在理论上不把自己等同于其组成民族之中的任何一个，并且认为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比起较高的共同目标来说居于次要地位，这些政权是非民族的（non-national）……这是多民族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之伟大成就，阻止了它们内部民族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备受外界抨击的对许多苏联少数民族的“歧视”甚或“压迫”，比起苏联权力撤出的预期结果来说，要少得多。[100]

　　就此，我们真希望霍布斯鲍姆能认真对待他自己的口号、“从下面”（from below）来看待事物，而不是以官方发言人表达它们的方式来看待。他或许曾经自问过，身为一个住在莫斯科旅店的鞑靼或高加索临时工意味着什么，一个说土耳其语的征兵在一支讲俄语的军队里意味着什么，或者住在阿玛艾达（Alma Ata，一个没有任何托儿所使用原住民语言的城市）的一个说哈萨克语的儿童意味着什么。事实上，他对压迫的事实仅限于两个注脚，一个是齐奥塞斯库（Ceausescu）的罗马尼亚的罗马化（而非在保加利亚对土耳其人的迫害，更没有提到1945年后把讲匈牙利语的人逐出斯洛伐克、把讲德语的人逐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西部的种族清洗），以及“苏联在战后发生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全体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而没有提到沙俄征服非俄罗斯族人民的光荣从那时起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

　　不管霍布斯鲍姆喜欢与否，在所有东欧政权下生活的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些政权是受单一民族统治的。[101]无须惊讶的是，由于人们能够自由地自我表达，东欧一直有少数民族的反叛，以及由旧统治政党的残余所操纵的、动员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对抗它们的种种企图。

　　但霍布斯鲍姆提出另外两点颇为有效、具说服力的论述。他认为：

　　民族主义……不再是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动力。在19世纪的“已开发”世界中，建立了许多结合了民族国家与民族经济的“国家”（nations），这是历史变迁明显的主要事实……20世纪上半叶的“依附性”世界中……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运动是全球大部份地区政治解放的主要代表……两者都典型地既是统一，又是解放的……

　　而20世纪晚期典型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质上是否定性的、或是分裂的。

　　该论点中有一个正确的成份。对当今资本主义来说，即便是最大的现存国家对它的运转来说仍嫌太小。国家越小，人们越容易应对制度的变幻莫测——这种想法是可笑的。而早在八十年前，罗莎·卢森堡以此反对列宁时，就已是这样了。并且就经济来说她是对的：例如，脱离奥匈帝国而独立的国家在内战期间完全无力增长它们的经济，[102]因为国家的界线斩断了它们旧有的生产原料和市场。但政治上她却错了。因为无论如何，千百万人民集结于民族主义运动，分裂了旧帝国并创建了新的国家。

　　民族主义是一条死胡同，但这个事实并不必然阻止人们往里边走，即使它意味着将来某些时候人们有可能作“U”字形回转，并开始走出盲巷。

　　霍布斯鲍姆的最后一个论点是，许多笼统地被称为民族主义的东西，跟建立新国家根本无关，而是跟“动员来自特定语言或民族背景的人们对现存国家行使政治压力”有关。他说，这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将大量不同背景的移民拉进世界大城市中的产物。民族混合的程度使得任何要建立新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变得不可能。但它也为那些想凭借对某个特定语言、民族或宗教的团体许诺一些好处以获取政治职位的人，创造了相当多的选民。在极端情况下，结果会是恐怖的种族大屠杀。但即使这些团体是围绕着对某个遥远的源始之地的民族主义认同而组织起来，它们却不能以“民族主义”一词常用的方式来看待。

　　他的论点在此非常有力。但他仍然夸张了些。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要求驱逐其他民族的运动甚至能够为争取控制现代的、多民族的城市而投入战斗——正如近几个月我们在波斯尼亚看到的。种族地位（ethnicity）③可以凌驾于地方自治主义之上，渴望着以最为野蛮的手段强制实行新的民族国家界线。

　　霍布斯鲍姆的某些论点表明，反抗民族主义的潜力是存在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许多人相信的无法阻止的洪流。但他的论述并没有显示潜力如何能成为现实。要做到这一点，霍布斯鲍姆就必须跟他那被稀释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决裂，必须跟它留恋斯大林主义的残余的混合物决裂，而朝向他在写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到的阶级途径。

[83] B.Anderson, op.cit., P.40.

[84] 同上，pp.42-43.

[85] 同上，p.67.

[86] 同上，p.81.

[87] 同上，p.76.

[88] 同上，p.77.

[89] 同上，p.63.其论述细节参见pp.119-121.

[90] 同上，p.30.

[91] 对澳洲广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谈话，刊载于New Left Review 193，March/June 1992.

[92] E.Gellner, op.cit., p.48.

[93] 同上，pp.46-48.

[94] 同上，p.46.

[95] 同上，p.47.

[96] 同上，p.55.

[97] 该书完成于Gellner和Anderson的著作之后。

[98] E.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op.cit., pp.10-11.

[99] 同上，pp.127-130.

[100] 同上，pp.172-173.

[101] 除了南斯拉夫的部份之外，凡是控制权由讲“塞伯克罗”语（Serbo-Croat）的两个民族以及讲斯拉夫语的第三个民族掌握的地方，斯洛文尼亚人都团结起来对抗讲阿尔巴尼亚语的非斯拉夫人。

[102] 唯一的部份例外是捷克，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份。

改写者补注：

　　① 以上几段引文录自《想像的共同体》国内译本，稍作改动。本章引用霍布斯鲍姆《自一七八〇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都按国内译本《民族与民族主义》做了校改。但老霍此书的这个译本有点简化，所以没照抄译文，只是用来参考。盖尔纳的书手头没有。

　　大叛乱（the Mutiny），指发生在1857年到1858年间的印度殖民地军队中的印度籍（尤其是孟加拉人）部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起事，又称“印度叛乱”（the India Mutiny）或“塞波伊叛乱”（Sepoy Mutiny）——《想像的共同体》译者注。

　　② centrally sustained high calderas：原译本“中央维持的高度遍及性”。Calderas疑有误，译文暂维持原状。

　　③ Ethnicity，种族地位。原译稿为“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