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崩溃以后的民族主义

　　在那些过去被称作共产主义的国家，左翼的真空最大，制度危机达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最为严重的破坏。不足为奇的是，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当中经历了敌对民族主义最强劲的增长。

　　前苏联的命运显示了经济危机——从勃列日涅夫最后几年开始的“停滞”（stagnation）代之以戈尔巴乔夫最后几年的紧缩和大规模贫困——能够怎样引发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又如何在民族运动的增长中表现出来。它显示了中产阶级知识份子如何创造出以民族问题为焦点的运动，所有其他的不满都集中在这个焦点上：波罗的海各国、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人民阵线、乌克兰的鲁赫（Rukh）①以及乔治亚的圆桌（Round Table）。它显示了极大多数的普通人民所遭受的真实压迫，是怎样使这些运动获得大量群众的追随（比俄国人的各种民主运动有更大量、更活跃的追随者）。它还显示了在重大政治危机的时期，统治阶级之中的重要人物如何能够转向民族主义，以维持他们对至少一部份旧国家的控制，如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Kravchuk）、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Nazarbayev）、还有最让人惊讶的是，俄国的叶利钦也敲起了民族主义大鼓，声称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一直被其他民族剥削。

　　但最有启发性的例子是南斯拉夫——也是至今为止最恐怖的。

　　在二战中德国的占领失败以后，南斯拉夫被谨慎地重建起来，以平衡它主要的斯拉夫人的成份——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令他们彼此抗衡，避免因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感到他们受塞尔维亚人统治（像在战前的君权政体下）、或塞尔维亚人感到他们受克罗地亚人统治（像在德国占领之下）而引起的政治动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黑山的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过去被塞尔维亚人视为“南塞尔维亚人”）、以及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穆斯林混合种群，都被赋予了彻底独立于原塞尔维亚的、自己的共和国，而在北塞尔维亚讲混合的塞尔维亚语和匈牙利语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地区则被给予了自治地位。所有的斯拉夫人都有同等机会在国家官僚机构里晋升；唯一被压迫的民族是科索沃（Kosovo）的阿尔巴尼亚语居民，他们被否定了建立自己的共和国的权利，并遭受其他所有民族系统性的歧视。但重要的是懂得一点：这个结构不是基于任何想要瓦解民族忠诚的系统性的企图，而是利用各个民族去使其他民族中立化。分而治之一直是其原则。

　　对统治者来说，这个结构直到1960年代晚期以前都运行良好。国家的凝聚力如此强大，使它得以度过1948年各种严重的外部政治危机，跟苏联集团分裂而没有受到伤害，在接下来20年间经济迅速增长。1960年代晚期，经济活力的丧失导致另一场政治危机，内政部长下台，警察控制削弱，使得人民的不满能透过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学生示威和克罗地亚（Croatia）的统治党内部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兴起表达出来。一次镇压成功地击溃了这两个运动，但只是因为它被彼此敌对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在政府层面上的不断制度化取代了。各共和国的领袖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们在联邦政府内为民族利益而战，他们藉此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民不满的宣泄。

　　1980年代，一场经济危机剧烈地爆发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不断增高，生活水平下降，一直降到跟1930年代差不多。不满爆发了，并且多以阶级为基础。当工人占据了联邦国会时，曾有过要求总罢工的强有力的倡议。罢工次数从1983年的100次跃升至1987年的1530次。但这时，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开始蓄意点燃民族仇恨，藉此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来自下层的不断增长的愤怒的威胁，并推进他们自身的事业。

　　始作踊者的是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塞尔维亚党领导层当中的一个新兴人物。他发起一场大规模运动，反对所谓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的迫害，并利用塞尔维亚所有阶级的浩大示威——工业经理给工人休假去参加示威，还有学生组织、退伍军人、科学院的成员等等也参与了——来接掌塞尔维亚领导层的控制权，然后强迫伏伊伏丁那和黑山接受他提名的名单。他的企图很快就得到各方面的配合。在克罗地亚，亲铁托（Titoist）的将军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在失势后，开始向战时曾屠杀塞尔维亚人的乌斯特谢（Ustashe）②政权的支持者献媚，主张由克罗地亚人管辖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区。在斯洛文尼亚，旧执政党的领导人纷纷加入曾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导层，联合起来要求独立。 [108]

　　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的敌对的民族主义运动彼此加强了对方的力量。米洛舍维奇颠覆了伏伊伏丁那和黑山政府，使得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霸权统治整个南斯拉夫的可能性感到恐惧。图季曼攻击了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权利，使得塞尔维亚人转向米洛舍维奇乃至更右翼的势力。米洛舍维奇因为支持南斯拉夫军队攻击斯洛文尼亚以及部份克罗地亚，使得克罗地亚人转而依赖图季曼及其右翼准军事集团③。当他们秘密缔约分割波斯尼亚，并且摧毁过去在首都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曾有过的和睦时，双方所真正要求的恐怖逻辑才显示出来。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把分割的民族统一起来”便成了独裁右翼政党用来吸引支持者的口号。

　　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发现，在经济衰退中，民族主义的口号能够吸引部份中产阶级为敌对的国家机器和其中可获取的职位而战，也可以用来转移工人的注意力，使他们不为捍卫生活水平而战，还能使旧统治阶级的个别成员得到意外的声望。因为民族主义一直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份，在严重危机的时刻，它总是为部份统治阶级提供一个可能的安全阀。

　　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因为，假如建造新的民族国家的运动不能够为社会整体开启新的经济可能性，那它就只能给统治阶级提供暂时的解脱。在资本主义幼年期，民族运动促进了生产力，今天则制约了任何的生产力进步，在此，两者的角色差异很重要。掌权之后，民族主义者仍须面对民族经济的危机，而安抚支持者们的民族主义渴望的压力，使得他们必须夺取新领土并扩大“国家”。只要民族主义狂热持续上升，经济问题就变得越大。民族主义狂热一旦消退，经济问题和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便会突然转回到舞台的中心。被民族主义转离轨道的种种不满，便会回来缠住那些利用民族主义提升自己权力的人。

　　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战争总是被用来阻拦阶级斗争，但战争的代价却加剧了社会中的阶级苦难，并使那些战争的宣扬者有被推翻的危险。在写作此文之际，没有人能知道从前南斯拉夫的血腥泥沼里，或者在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或乔治亚，将会出现什么。但很清楚的是，民族主义能够分裂国家，却没有能够把社会带向前进的经济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稳定的政治结果。就像普遍的社会不满被转化为民族主义仇恨，民族主义仇恨也会突然转回到社会斗争，尤其是当民族斗争的暴戾和代价导致了对战争的厌倦和对执政者的憎恨之时。

　　像在前南斯拉夫那样的战争，必然会在广大人民中间引发对和平的模糊渴望和反政府示威。如果这些感受能与工人斗争相结合，以对抗战争的代价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民族主义浪潮就能够被击败。但阶级政治不会自动兴起。必须要有人来提出主张。在此，那些小团体，也就是幸免于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真正的左翼，负有重大责任。

[108] 至1991年年底发展的详细叙述，参见《通向地狱之路》（D.Blackie, ”The Road to Hell”,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53, Winter 1991.）

改写者补注：

　　① 乌克兰的鲁赫（Rukh），又称“重建乌克兰人民阵线”，由一批宗教、民族和文化界的各个团体组成的反对党民族运动的组织。

　　② 乌斯特谢（Ustashe），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

　　③ 图季曼及其右翼准军事集团（Tudjman and the paramilitary groups to his right.），原译本误为“以及右翼国会路线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