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五卅运动的爆发与准备回国

　　莫斯科的春夏之交是很接近的，一到五月，当那隐藏了好久不露面的太阳闪耀着大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它的热力就好像是中国的夏季一样。约在六月初学校就开始放暑假，而且假期相当的长，有两个半月之久。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也开始放暑假，各民族将近千人，当然要分别安排，俄国内部东方的各小民族有的回到本地的夏令营去了，有的被送到别处。中国、日本、朝鲜、新疆、波兰这几个民族的学生（以中国为最多），被送到离莫斯科约70俄里火车站旁的马那荷夫卡的消夏别墅那是伟大的森林区，一座一座的消夏别墅都隐没在林海里。

　　我们到那里将近傍晚，吃了非正式的晚餐，夏令营的主持人把我们一个一个安置好了床位之后，大家都去休息了。

　　次日清晨早餐后，负责者（一共有三个，一为波兰、一为新疆、另一为中国人）就指挥所有的成员开始体力劳动的工作，首先是打扫所有的房屋，因为这房屋是专为消夏之用的，其它季节由于没有防冷设备，是不能住人的。因而必须打扫和洗拭；其次就是要做一件艰苦的工作：就是要把四周都是消夏别墅的中间一块荒芜的大空地，作为露天食堂之用，于是一百几十人一齐动手，七手八脚地工作起来，搬去卧倒在地上的大木材呀，用手推车运走那些小石块呀，锄去杂草以及把地上铺还将平等等工作，在两天紧张的工作之后，一大块平坦的空地出现了。它不但可以摆许多长桌和长凳子作为食堂之用（夏季很少下雨），而且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作为军事操集合队伍之用。这里本有一所大餐厅，但由于学生人数过多，所有的寝室都放满了床，不能在室内自修，因而这所大餐厅里摆了一些桌凳，作为学生自修读书和写字之用。

　　我们所住的寝室，都是一座一座的矮木房，(只有一座楼房为负责人办公室除了一两张小桌子外，每人只有一张硬木床，大家都是把在莫斯科所用的一套行李带来（当然不能把柔软的床垫子也带来），这同在莫斯科所住的那座花园宅第不能比拟，可是在食物方面，那就比在莫斯科的东大学生食堂里的伙食更可口，而营养更丰富得多（当时莫斯科东大学生食堂的伙食已经够营养）：除了中午和晚餐两顿可口而丰富的正餐之外，不但早餐有足够的白面包、红茶和牛油，而且每人还有一大杯鲜牛奶（这是在莫斯科从未享受过的，因这里有一个农场专门供给东大夏令营的食物）；下午四时，当军事操完毕时，还有一顿和早餐同样的茶点，这是在莫斯科不可能享受得到的。在这种空气新鲜和食物富于营养的条件之下，大家的身体都比在莫斯科时健壮得多了。

　　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上课，但每天上午和下午（星期日除外）两小时的军事操和演习，也就有点吃力了。我们的夏令营中，女同志很少，日本没有女子，只有四五个男同志；朝鲜本有一个女同志叫梭雅，但她不是普通的学生，她系东大执行委员之一，因她在俄国多年，俄文甚好，且有修养，假期中仍住在莫斯科。除了中国的五个女同志外，只有一个波兰的女同志。在中国的五个女学生中，蔡畅身材虽高，但因瘦弱不能同男子一起习军事操；史静仪虽算健康，但因身材过矮，不适应红军服装，秦怡君虽称女工（曾一度在施洋律师家里做过女佣人，并非正式工人），身材够高，但并不健壮，常常表现出疲倦姿态，不能经常上操，只有郭隆真和我是经常上操，从不缺席，除了每月特许的几天妇女假期外。她们虽不上操，但必须在队伍旁边观看。

　　当我们上军事操或演习时，每一个人的身体上负担很重，除了红军服装及其它一切配备外，还背着一枝笨重的步枪（苏联的步枪特别笨重），排列在男同志的队伍中，我有时实在感到有点吃力，但因我的体格还算健康，尤其是精神方面对它有兴趣，故能照常支持，从未落后。我对于练习手枪很有兴趣，而且由于我的视觉甚好，且看得远，因而每当练习打靶时，由于瞄准，开枪时标的看得准枪子多半射在标的中心边缘；不过，当我在练习步枪打靶时，由于俄国的步枪太重，子弹出去时的强大回力，枪托几乎推动我向后跌倒，因我的体重还不够抵挡这种回力，往后教师就不让我开步枪了。至于机关枪教师只教我们关于它的构造和如何放进子弹以及如何开法，但从未演习过。

　　此外，就是教师指导我们作战争的演习：这是不预先通知时间的，听到突然的号令声，大家都急忙地全身配备武装起来，排列在军事教师的面前。假如他发现谁的配备不完善，缺少一件东西，或者绑腿不整齐，甚至一颗纽扣没有扣好，就会当众加以责备。当教师检验完毕，即将成员分成数队，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分别到森林里指定的地点实行演习作战形式：突击战；或迎接突击战……等等演习，饶有兴趣。

　　在暑假其中，一般地规定：除了军事操和演习外，就是让学生们休息。不过，中国学生除了小组会看书讨论外，每一天还有一种功课，就是在午茶后，由俄文很好的周达文读译报纸上的重要消息给大家听，这门功课，在莫斯科时，就已经有的，在真理报或其它报纸上（尤其是1925年5月），每天都登载着关于中国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和罢工运动的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中国到处都预示着暴风雨的临近。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众（尤其是共和学生）的斗争，不但已经开始，而且继续不断地发展着。每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时，都感到兴奋，情绪异常紧张。我们之中大都抱着加紧学习的决心，准备提早回国工作而放弃在苏联学习三年的规定与愿望。因此我们的小组会加紧理论方面的研究，同看一部书分章讨论。这本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进行的。由于学校当局早就发现中国学生多半身体不健康，其原因是由于课外学习过多而睡眠不足的结果，因而，当我们在莫斯科时，学校当局就已经注视中国学生，干涉过分的课外学习和会议。因此，我们在暑假期中，虽然决定仍旧利用空余时间来开小组会议讨论问题，但为了避免夏令营负责者的好意干涉，我们常常在早晨五时天还没有大亮，就几个人一组躲到森林里去讨论我们所看的书。但因光线和睡眠不足，往往两眼模糊，书中的字也看不清楚；同时，虽是夏季，但朝露的阴寒，往往使身体冷得打寒战，牙齿格格作响，但我们仍旧坐在矮树枝上，进行讨论，直到七时左右，我才从森林偷偷地溜出来吃早餐。

　　在1925得6月中旬一个晴朗而温暖的下午，原住在莫斯科的旅莫支部书记王一飞来到我们这里（执委的人，除李富春和李求实外均住在莫斯科），当午茶完毕，周达文便开始译读王一飞带来的那份真理报，当他读完了由于5月15日日商纱厂的资本家开枪杀死了工人顾正红，重伤十余人事件所引起的上海各校学生在公共租界南京路演讲和示威时，西捕开放排枪杀死学生13人，重伤15人，被捕者数十人的消息后，我们大家都表现着愤怒情绪异常激昂的状态，接着就举行临时大会，学生相继作激昂的演说，有的提议立即回国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工作；有的主张加紧学习准备提早回国工作，上海南京路学生流血的活鲜鲜的事实，刺激着我的每一条血管，我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我按耐不住内心的愤懑，站立起来，作了简短而激昂的演说，强调大家应立即回国，我认为已经不是安心地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了，而应该到工作中去学习，大会就在一片回国声中结束了。

　　几天后，旅莫支部执委会特别派吴大玲同志到夏令营来，说是来接我到莫斯科去住几天，为的是派我参加莫斯科行将为中国的五卅运动举行的露天大会，并代表中国旅莫支部全体同志出席演说。当我一到莫斯科，就同刘伯坚、王人达同志商讨并共同起草演说稿，第三天就参加莫斯科红场规模伟大的露天大会。当王一飞带着我从人海中步上主席台时，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米涅夫，德国共产党的领袖特尔曼，法共的总书记杜略，原住在莫斯科的印度领袖路易，以及一位日本的代表（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都已经在主席台上了。由卡米涅夫致开会词，宣布大会的宗旨后，特尔曼、杜略、路易，以及我和日本的代表等，都相继各自以其本国的语言演说，由翻译员译成俄文。我的演说是由王一飞翻译的，当演说完毕，群众高呼“中国革命万岁”！接着就是响彻云霄的“乌拉”，“乌拉”（万岁）。这个庄严而伟大的露天大会，在一片“乌拉”声中宣布散会，当群众列队走出红场时一齐高唱国际歌。

　　王一飞同我一齐回到东大的宿舍，次日派同志送我回到夏令营，回来仍旧过着同样的生活，但我们对于听译报这一项特别注意。我们从报上知道：自五卅南京路枪杀学生的惨案发生后，次日全上海就已经开始有如狂潮一般汹涌澎湃，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学生表现特有的英勇姿态。从五月卅日至六月四日为止，四天之内，上海工人参加罢工的总数已达二十万人。所有的学校都一齐罢课，甚至小商人和中等商人也积极参加，更由于各界马路联合会，站在反帝的工人和学生方面，因而逼迫总商会下令全上海罢市。因而，整个的上海，完全陷于罢工、罢课和罢市的状态之中。同时，南京路的枪声震撼着整个中国和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武汉、湖南、九江、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工人与学生急起直追，援助上海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他们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甚至有些偏僻的城镇，也有同样的反帝行动。

　　我们从这些消息中，体验到了这次上海所发动的五卅运动，是全国的工人阶级、学生、市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是工人阶级开始发动，学生积极参加，它将是中国革命的前奏。因此，我当时对于中国革命的信心随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增强起来。尤其看到在莫斯科红场所召开的为中国五卅运动的大会上苏联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鼓舞与狂热的希望，更给予我一个坚强的信念：我相信，受帝国主义、中外资本家和本国军阀、地主……重重压迫和剥削的中国工农、学生以及一般革命的民众一定会拼死斗争，尤其由于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榜样和援助，革命会被推往前进，一直走向最后的胜利。我就在这种坚强的信心的鼓舞和推动之下，才能够支持超越一般的努力学习。

　　两个月的军事操演习完结之后，休息了几天，我们全体学生仍旧回到莫斯科来，继续学业。当然，中国学生与其它民族学生不同，那里有一个革命的运动在等待着他们去工作，因而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对于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以及革命史各方面的学习，更是特别迫切。除了小组会议的讨论外，王一飞对全体中国学生作了几次经济学的讲解，因他对经济学有些研究。

　　过了不久，由于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革命浪潮，扫荡着整个中国，需要大批的共产党员分派到各大城市去担负领导群众的工作，以适应客观的需要。因此，国内党中央政治局打电报至莫斯科的旅莫支部，嘱派遣东大较有能力的同志回国工作。旅莫支部的负责者接此电报后，立即开始作种种准备，首先就是安排某些措施使我们得到课室以外的必需知识。例如他们请了一位俄国的老布尔塞维克对妇女问题有研究的女同志来为我们五个女学生讲妇女问题，她以一般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妇女问题的理论，西欧各国妇女运动史略，及俄国妇女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如何在沙皇制度之下作秘密工作等技术，一连讲了好几次，去听某些重要人物的演说；他们检查学生当中的理论水准，如检阅我们的笔记，注意不时发表意见的内容和演说的鼓动能力，以及对组织原则了解的程度等等。他们根据这些条件来安排同志们先后回国的措施。

　　在一个晚上，全东大各民族的学生都先后涌进一所会议厅里倾听斯大林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演讲。他的身材高大，但举止平庸，两颊观骨突出，表情阴沉。在两三小时中，他在讲台上呆板的姿态，平板而无生气的语调，沙沙的喉管夹杂着乔治亚土音的俄文，我们大家都感到是一种疲劳的神经攻击，我和周达文坐在最后排，感到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他的俄文很好），于是我们就轻轻地溜出会议厅往宿舍方面奔跑。但在途中，我们发现另一同志也跟着回来，他说：“实在听不下去，再继续下去我就要睡着了。”这情形是从未有过的，我们从来没有参加会议而中途溜走的，我在那时候对于斯大林当然没有任何成见，更想不到他会变成后来的独裁者。（当时的官僚还开始不久，而且我们中国学生还不知道），不过由于他的形象和语言，当然主要的是语言引不起听众的兴趣吧了。斯大林不是一个擅长演说的人物，他从没有在红场或规模较大的场面作过演说，而只是在某些会议上作些报告而已。

　　过了几天，在一个晚餐之后，我们学生当中约十余人被挑选到克里姆林宫受训，连同旅莫支部的负责人约二十余人一齐被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克里姆林宫门前，由熟悉宫内情况的同志带领着，经过一些蜿蜒曲折的走廊，我们就被带到一间宽大的厅堂里，其中的装璜和布置富丽而堂皇，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上面铺着红呢绒的台单，点缀着花瓶和香烟盒等装饰品，四围排列着十锦丝绒的沙发。当然，这些都是沙皇时代的遗物。我们都围坐于餐桌的四周。不久，那些俄国革命的元勋——卡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都一同到来了。他们四人平排地坐在餐桌首席地位的一列沙发上。首先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卡米涅夫训话，他除了发挥关于新近中国所爆发的五卅运动对未来中国革命的意义一系列的意见外，同时就是表示被请到这里来的中国同志是最优秀的，是准备首批被派回国担负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等等鼓励的话语。当他的意见说完之后，接着就是其它三位相继演说，其内容不外是以各自不同的语句和方式，围绕于五卅运动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始以及它的发展和前途，中国共产党员的巨大任务等等。这次的会议由于范围很小；同时又继续了几小时之久，因而我对于这几位人物的形象和演说的才能以及用各自具有的某些特点，都获得了一个较明确的印象。

　　卡米涅夫体格魁梧，相貌端正而堂皇，具有伟大人物的形象。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口齿清爽，声带宏亮而有节奏。这位当时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卡米涅夫给予我良好的印象。无疑地，也给予在座的同志一个很好的印象。

　　布哈林是当时著名的理论家，真理报的主编。他的身材矮小，面目清秀而和善，他的眼神充满着智慧。他的头发稀少，头顶只有一小撮头发耸立起来，表现得有点特出的姿态。从他的演说看来，他是一个学者或理论家，而不是演说家或鼓动家。但他的演说使人感到镇静、明朗而有条理，即令说得多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季诺维也夫体格高大，但有点臃肿，乱草一般的头发曲在的头上，活像一个鸟窝，他的面部的表情仿佛有点阴沉，缺乏一般革命的热情和潇洒的风度。他的演说很平淡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拉狄克是一位异常生动精明能干的波兰人，体格标准，全身好像充满着活力，有演说才能，当他对我们训话时，他的充满着活力的姿态，抑扬顿挫的语调以及富有意义和鼓励性的内容，使我们大家的精神都兴奋起来了。在此之前，当我同另一个俄文很好的同志代表东大中国学生邀请他到中国班演讲中国问题，第一次见到他时（当然在大规模的纪念会上曾听过他的演说），就给予我一个印象：他具有超乎一般常人的灵活和机敏，他一边接待我们同我们谈话，一边手里还拿着他正在看的报纸，敏捷地用手把他所需要的材料撕下来，撕得异常迅速而整齐，他的手指就好像剪刀一般，这一直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约莫在八月中旬，我被旅莫支部执委员会正式通知，嘱我准备于日内动身回国，我很乐意接受这个通知，虽然这个决定离我原来学习三年的志愿还甚远，但由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生长，我个人主观上愿意回到国内去工作；同时，我也知道，这也是由于客观的需要。我们第一批回国的为陈乔年、李富春、蔡畅、郭隆真、马志远、韦坚和我七个人。除我而外，其余的六人都是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到莫斯科东方共产大学的。陈乔年被旅莫支部委任为组长，负责途中的一切事务。

　　在一个晴朗的清晨，回国和送行的人，都被一辆大卡车送到莫斯科的火车站，送行者听到火车将要开动的警报声，就急忙地和我们握别。当袁庆云最后和我握别时，火车已经开始蠕动着，他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跟随火车走着，直到自己的步伐赶不上火车开行的速度时，他才勉强地放了手；一直到完全看不见人影时，我才颓然地从窗口上缩回来，木呆呆地坐在车厢里，仿佛如有所失。虽然由于在莫斯科时，大家都忙碌异常，我和袁庆云接近的机会不甚多，但在私人的友谊上，在当时所有的同志中，算是最谈得来和兴趣相投的朋友。在这次回国的旅途中，虽然同行的同志也不算少，但在我的心的深处却感觉异常之寂寥。我深深地感觉到：在这些同志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谈得来、情调和趣味相投的。我发现我自己，虽然在任何场合中，我是很容易和同志或朋友接近，而且往往相处得很好，但真正能使我感觉到兴趣个性和情调相投、而认为知己的却不多见。

　　我们的旅途生活是很严肃的，在两个星期的火车生活中，虽然因环境关系，不能携带书籍，但我们仍旧进行讨论各种问题，凭着平时所学得的知识，各自发表意见；有时还进行相互批评。大家都希望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优秀干部，因而都有勇气接受对自己的弱点的批评，有时也轻松地讲讲笑话，开开玩笑，但我对这些不甚感到兴趣，因这些笑话和玩笑，都没有任何的幽默和风趣。

　　当我们的火车从莫斯科抵达海参威时，驻该地负责者梁伯台与何今亮同志已经等在那儿迎接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一间相当舒适的旅馆里，并请我们吃了一顿特别丰富的晚餐。我们因很久没有吃中国饭，觉得这次的晚餐特别可口，尤其是海参威的龙虾特别鲜美。

　　次日，梁伯台领我们漫游海参威的风景区，并参观某些重要机关，他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于1920年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到莫斯科东大学习，当他于1922年秋准备回国，经过海参威时，他被当地的苏联党部留下，委任他担任当地苏共和中共之间的联系工作，并参加苏共的工作。虽然我和梁伯台之间相处仅仅数日，但我觉得他很爽气，对同志很和善而合乎人情，留给了我一个良好的印象。

　　何今亮（即后来的上海总工会的会长汪寿华）也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早期共产党员之一，他于1921年拟往苏联学习，经过海参威时，被当地苏联党部留下工作，一直到1925年夏我们回国经过那里时，才决定他同我们一起乘轮船回上海。他的面目清秀，态度温和，但他的形象和性格有点女性化，缺乏男儿的气概和风度，这是我初次的印象。

　　我们在海参威约莫逗留了四、五日，即乘苏联的轮船直往上海进发。在将近两个星期的海上生活中，我们的讨论工作停止了，因苏联的海船不大，稍有风浪有些同志就要晕船，而不能起来，只好睡在床上，五个男同志都住在船顶上的统仓间（即货仓间）；我们三个女的被排住在大餐间里，这个大餐间虽然伙食较好，但房间甚小，其中只有两张双层床一张沙发，晚上我就睡在这张沙发上，蔡畅和郭隆真都晕船，白天里睡在床上，有时甚至连吃饭也不能起来，由我把食物送到他们的床上去吃。幸而我不晕船，在将近两个星期的生活中，因没有携带任何书籍，大家又不能进行讨论，我觉得无事可作，每天只好在大餐室同中国同志何今亮或同船的俄国同志下俄国棋（我还是在船上学来的）；有时独自跑到船顶上去欣赏伟大的海景，那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和天遥相对照，宛如水天相接。我感觉到宇宙的伟大，顿时觉得自己的胸怀也扩大了，我最适应于旅行的生活，无论是乘长途火车或乘船，我都感到极大兴趣；同时，由于空气特别新鲜，以致胃口极好，因而身体也自然健康起来。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的船已抵达上海杨树浦的码头了，我们小心地上了岸，接受了许多招揽顾客当中的一个振华旅馆的名片，雇了马车，蔡畅、郭隆真和我连同行李一起，被送到振华旅馆，我们就住在这里，其它几个男同志则住在另一间旅馆里。当日下午我们的组长陈乔年到中央交通处和陈独秀接头；我则以私人的名义去访问瞿秋白，因我在去苏联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他对我的关怀，尤其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是很大的。因此，我特别到他的家里去访问他，他热忱地接待我，并对我说：

　　“我知道你会第一批回来的，上海方面需要女同志做工作异常迫切，我要向中央提议：你一定要留在上海工作。”我接着说：

　　“在什么地方工作，完全由党决定，我个人没有任何意见。不过，假如我能够留在上海工作的话，那我是很高兴的，因我还太年轻，而且在苏联没有学满三年，我极需要在工作中学习。当然啰，假如能在中央所在地和文化最高的上海工作，那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水准和工作能力将有更大的帮助。”

　　“绝对没有问题，中央一定要留你在上海工作的，因现时上海比任何地方都重要，而且革命运动发展的范围也比其它地方广阔，我想独秀一定要留你在上海工作的。我想你还是不知道，我们中央政治局的五个人中，彭述之和蔡和森现时因病住在医院里，暂时只有独秀张国焘和我三个人。明天你们的组长陈乔年和从海参威回来的何今亮将同我们开会，讨论分派你们这批回国的同志的工作问题，我一定坚持你留在上海工作。”他说。

　　在第二天的下午，施存统[1]忽然到振华旅馆来看我，当他一见了我时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喊了一声妹妹（因当我去苏联前同他们住在一起时，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叫我妹妹的），便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使我感到突然，莫名其妙！他哭了一阵之后，就告诉我他失恋了，他的妻子王一知曾与张太雷热恋而秘密同居了一个时期，使他到处寻找，甚至从上海到湖南他的妻子的家乡，没有发现而仍旧回上海，现在他已找到王一知的住所了。当他把这件事的经过和他的痛苦沉痛地向我叙述之后，我以严肃的态度回答他说：

　　“你这件事本来值得同情，不过从你的叙述中，我觉得你太感情而不够冷静。这种私人的恋爱问题，不应该看得这样严重，从上海跑到湖南，又从湖南回到上海。你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是党的创始者和早期的领导者之一，应该以革命工作为第一；不应该因失恋而弄得这样神魂颠倒，仿佛舍此就不能生活下去似的，这决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她既然爱了别人，就表明已经不爱你了，你又何必这样痛苦呢？你将来遇着适当的对象时，再恋爱好了。”

　　“我听说你回来了，兴奋的了不得，马上跑到中央交通处得到你的地址就到这里来看你，以我们过去深厚的友情，我总是将你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看待。我以为一见着你，你一定会同情我，安慰我，减轻我的痛苦，想不到不但如此，反而浇了一盆冷水，讲了一大篇大道理。我觉得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只讲理论，而不顾人情。”他有点失望而气愤地说。

　　“并不是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只讲大道理而不顾人情，只是他们认为恋爱或性关系不过是生活的一部份，革命的工作才是至上的。革命者应该把整个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在这一方面。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之下，可能恋爱时，尽管恋爱好了，因为革命者也是人。大概在苏联受过教育的同志，都有这个共同的观念，我认为这个观点，对革命者来说是正确的。”我接着说。

　　我对他的这种态度，在他看来认为是浇冷水，显然有些失望，但我自己却以为是正确的。因我当时的思想意识里充满了革命的乐观，工作的热忱；而他多年来已经不担任党的工作，而只专作教授，参加党的基层支部会议而已。一个是革命的热情，欣欣向荣，充满希望与活力的青年，正准备开始致力于革命的工作；另一个则是开始衰颓的战士，革命的热忱逐渐下降，趋向于生活的安定与保守。因而二者之间对于革命工作与私人的恋爱问题的看法也就自然有孰轻孰重之别了。

　　虽然如此，但他对我并未因此而生反感，仍旧继续同我谈了一些其它的问题，他的态度冷静一些了，一直谈了几小时，我见他还没有想离开的意向，我就婉言向他说：

　　“我们找一个机会再谈吧，今晚任弼时、郑超麟，还有几个从法国回来的同志共同请我们三个女同志和陈乔年、李富春在一间洒楼晚餐中，等一会我就要同他们一起去。”

　　“我也跟你一道去！”他接着我的话说。

　　“那不行！人家没有请你，怎么好去呢？而且请我们的主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虽然是同志关系，但也不好这样做。”我带着窘迫的神情说。

　　“不管请不请，我一定要跟你去，我自己拿一份钱出来好了。”他顽强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没有这种自己拿一份钱出来的习俗，我绝对不能带你去。”我有点生气地说。

　　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跟着我到北四川路微微公司酒楼去了，席上施存统向他们声明：是他自己一定要跟着我来的，以免我受窘迫。他们听了施的声明之后，大家都带笑着说：“这没有关系。”但那位不通人情而且说话一向欠聪明的向警予带着讥讽的微笑说：“神经病！”施听了这句话，咆哮起来，破口大骂，他们二人便认真的争吵起来，使我异常不安。但其它的同志都很尽人情，他们一方面劝施和向不要争吵，同时婉转地责备向警予，他们认为施在精神十分痛苦的状态之下（因他同他的妻子同居多年且有个孩子），不应该用这样的字眼来刺激他。这样，施的火气平息了。于是一场意外的小风波，平静下去了，恢复了正常的情况，大家在和谐的气氛中，享受着丰富而考究的晚餐。

　　第二天施存统又领着王一知来旅馆看我，他的意向是希望我劝王一知同他重新恢复关系，因张太雷已从上海调到广东做鲍罗庭的翻译，而施则搬到王一知的住所，希望重新恢复夫妇关系。施去后，王一知仍留我处整夜的长谈，因她问我怎么办呢？我告诉她：

　　“假如你决心丢弃施而爱张的话，那么，这种情形不能继续太久，你就应该设法到广东去，以便使施绝望，另找出路；同时，你和张也不致因此而痛苦。”她接受我的意见准备立即写信给张，不久便到广东去了。

　　在我到上海的第三日，陈乔年通知我说党中央已决定派我到河南去工作，并给我一点钱叫我去买了双皮鞋和一些衣料，回来蔡畅为我剪裁并教我作，蔡畅和郭隆真都比我年长四五岁，在生活各方面都比我老练得多。当日下午，何今亮到我们这里来，他对我说：

　　“党中央已决定我留在上海作工人运动，我以为你也一定留在上海工作的，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却被派到河南去，当中央讨论你的问题时，我也在场，曾有两种意见：瞿秋白主张你应当留在上海工作，因上海的运动范围最大需要同志工作，尤其需要女同志作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最初陈独秀同瞿秋白的意见一致，但陈乔年却持异议，极力强调你应派到河南去工作，他的理由是：他说‘在回国之前曾接到在河南任特派员的王若飞的来信，他叙述河南的革命局势，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都迅速地开展，即一向闭塞落后的女学生和女工，也开始注意国事而活跃起来了。因此，那里需要一个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的女同志去那里工作，他建议叫我向中央提出派碧兰去河南工作。’在陈乔年的坚持和强调之下，陈独秀接受了他的意见，看来瞿秋白不赞成这个决定，但也没有反对陈独秀的意见，就这样决定派你到河南。其实，我也希望你留在上海工作，但我不能主张。”

　　我接着他说：“我个人没有任何成见，留在上海工作当然很乐意，但派到河南去也没有关系，因我过去都在大城市，如武汉、北京、上海等，从没有到过落后和闭塞的省分去过，到那里去工作一个时期也好，多到一个地方，就会得到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是为革命工作，任何地方我都愿意。”

　　在另一天的一个下午，杨子烈忽然到旅馆里来看我，并请我同她一起到她的家里晚餐。自从1924年春，我因党中央决定同李大钊等一起去苏联，同张国焘一起从上海去北京的第二天，张国焘和她一同被捕后，我和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而，大家都回忆起各自所受到的遭遇（我因受累失去全部旅费和衣物，前面已经叙述过），而今又重新相见；大家自然都很高兴。晚餐之后，他们询问我关于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生活和学习的情形，我简略地予以叙述，张国焘告诉我说：

　　“子烈已经得到中央的批准，派她到苏联东大学习。”（当时，已不需要自备旅费，而由党和苏联当局担负）

　　我听了这话，怔了一下，内心里觉得很奇怪，因为一方面上海如此的需要同志工作，尤其需要女同志工作，特别从苏联派同志回来；但却又准备派杨子烈去苏联学习。她为什么在五卅运动中没有担任工作，在党内没有站立一个岗位呢？尤其在上海。她是于1922年同我（五个女的一同）同时加入共产党的，而且在入党前后，我们曾经在武汉的启蒙运动（民主运动）中和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在女子师范的斗争一章中已详细的描述），她是最重要的领导分子之一，在这个期间她反而要求到苏联去学习，这就表明她已经后退了，也许由于他们在北京坐了几个月牢，吃了些苦而吓缩了。我内心里这样想着。谈了一些时候，他们认为我一个人回旅馆去不方便。因为路途太远，时间又太晚，因而留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夜，次晨再回去，我只好留下。但为了这件事，张国焘拟好了一大套口供要我记忆在脑中，如姓名，我和他们的关系，以用从何处来……等等，搞了许多时间，好像当晚会有巡捕来逮捕我们似的，弄得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

　　“不一定今晚就会有巡捕来逮捕我们，上海还没有严重到这个样子。”

　　“但随时都得准备万一呀！”张国焘回答我说。

　　我没有作声，表示遵照他所拟定的口供记忆着就是了。不过我的内心里觉得他太过谨慎和啰嗦。因我知道，他们的住所既不是工会机关或党部交通处（因这种机关来往人多，可能引起贞控注意，但注意也并不是一下就逮捕人。）而是私人住宅，我认为绝对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这种过分的谨慎是多余的。因当时统治上海的旧式军阀虽然十分反动，但在侦探、特务的技术和经验方面远不及后来蒋介石的特务精细和厉害。

[1] 施存统是我在上海大学时教经济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