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在河南工作的两个月

　　约莫在上海逗留了四五日，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独自乘火车到河南去，途中在徐州的旅馆里住了一夜，次晨转乘火车直达开封。当火车抵达开封的车站时，我刚从车厢中走下来，王若飞穿着一套白色的中山装在月台上出现了。他看见我表现惊喜的神情，他说：

　　“我知道你在这几天内会到开封来的，但想不到恰巧就在这里碰见了！我本是在这里等火车到卫辉去视察的，但现在我决定不去了，转回来接待你。”我急忙地对他说：

　　“我想这不必要，我可以找到当地的党部机关，他们会安排我的。”

　　他听到了这话，好像猛然惊醒一般，急急忙忙地跳上了火车。他是中央派到河南的物派员，他的权力和地位，在河南党书记以及中华铁路总工会的会长之上。他是河南省的最高领导者。

　　我走出火车站，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我送到河南省党部机关（中央给我的地址），一到那里，看见几个青年同志正在认真的工作，如抄写和油印等。其中只有河南省委书记唐际盛是我在武汉时认识的，他是湖北人，也是早期共产党人之一，在１９２３年春我在离开武汉而去北京之前，在一次全体党员大会上，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事前国际代表魏琴斯基曾至武汉同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商讨，当时陈潭秋为湖北省委书记）。但有少数作工人运动的同志则表示反对，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唐际盛，他在那次会议中，发言的时间很长，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言词激烈，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态度异常坚决。我在这次会议中才第一次认识他，这次重新相见，当然就很熟识了。他安排我暂时住在党省委机关里，因关于是的工作要等到王若飞回来才能决定。省委的机关很可怜，一座简陋的平房，只有一间大一点的客厅，一间小卧房和一间厨房，唐本人就住在小卧房里，同时，为了经济起见，青年团的省委机关也在那里，而且青年团的书记张寄帆和其它二个同志也住在客厅里。实际上，所谓客厅即办公厅，同时也是睡房，一到晚上睡时，几张办公的和吃饭的大长桌子，都变成了床铺，大家都分别睡在上面。而我在此二三天之中，也睡在一张桌子上，一直等到王若飞从卫辉回来才安排我的住所和决定我的工作。

　　唐际盛当时看来不到三十岁，但肺病已相当严重。虽然如此，但他好像满不在乎似的，而且也太不注意饮食。这机关雇了一个厨师，但伙食异常之坏，经常总是吃些白馒头和咸大头菜，没有肉食和新鲜的蔬菜之类。像这种缺乏营养的食物，对于一个有严重肺病的人当然是不相宜的，即对健康的人来说，也是不够营养的（事后想来，当时我也是一样不注意这些）。但由于当时的共产党人，大多数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当然有少数还是注意自己的物质生活的），就是只顾革命工作，而不顾自己的生活和健康的，像唐际盛就属于这一类的共产党人，他自觉地吃苦近乎清教徒式的。当然，这一方面也是由于党的经费不足的原故，因共产国际帮助蒋介石、冯玉祥、岳维俊这一类的军人领袖是过分的慷慨，拿大量的金钱和军火给他们，并派大批的俄国顾问帮助他们，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幻想，希望他们因此而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日常活动费则异常之少。因此，作党内工作的同志每月从党取得的生活费，每月约20元至30元，包括中央委员在内（约等于一个工作的薪金）；但那些做国民党工作者比之做党内工作同志的收入多至三四倍，有的甚至十倍以上的。因此，某些注重物质生活的党员，喜欢做国民党的工作，在这种经济条件之下，他们的生活便日趋腐化，但仍旧有少数气质很好的共产党人，虽然在国民党作很大的官，他们仍旧保持克已朴素的生活，如谭平山、苏兆征和董必武等。

　　当我住在河南（开封）省委机关的第二天，我们大家正准备吃午餐，一个油头粉面，穿绸跨缎，足蹬缎子鞋和丝袜的年约三十左右的男子走进来，我很惊奇，唐际盛向我介绍；“他是彭泽湘同志，湖南人，曾经到过苏联。”当然唐也向他介绍我的名字。彭叫厨师到馆里叫了二三碟肉食和很好的新鲜蔬菜之类的菜和一些饭，他自己一个人在另一张小桌子上吃，我们几个人则在大桌子上吃白馒头和咸大头菜。他请我到他的桌子上同他一起进餐，我当即婉言拒绝。我觉得他很不聪明，假如他因看到我们的伙食太坏，就应当把自己的菜拿来同大家一起吃，根本不应该单独一个人享受；假如认为我是刚来这里的客人，他不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招待我的。他当时担任河南省国民军第二军长岳维俊的部下邓保珊名下政治部主任，俨然，一副庸俗官僚政客的派头，同这里几个负责党内工作同志的吃苦耐劳和极端朴素的生活态度和形象，形成了一个对比。这是我第一次对他的印象。

　　数日之后，他又请我和王若飞在一家颇为考究的菜馆晚餐，表示尽东道之谊，因我是刚来这里的。随后虽然在开封（他常来我的住所）或郑州某些场合中碰到，但由于我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观点来看，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多同他交谈。他往后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不愿意作本党内的工作）始终是扮演一个小政客的角色。1926年，北伐期中，他曾任唐生智国民革命第八军的政治部主任。但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由于他过惯了物质享受的生活，同时为着避免危险，他就决定抛弃这个可怖的共产党人的头衔，而投身于敌人的营垒里，充当一个小官僚去了。当革命上升时，像这类典型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走进共产党里来不少的，他是1921年为赈灾委员会委员之一，由胡鄂公介绍给李大钊，得到李的同意派他从北京随同赈灾委员会带着大量的粉面到苏联救济苏联的灾荒，于1922年加入共产党，随后在东大学习，他是受苏联革命成功的影响而在那里加入党，随着革命的上升而作官，跟着革命失败而脱逃，真不愧为一个“识时务者”！

　　当时统治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长岳维俊是属于冯玉祥国民军的一个派系，冯玉祥为第一军长。这位狡猾的基督将军，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也是一个投机取利，看风转舵的军人。他于1924年发现自国共合作后，莫斯科异常慷慨地拿出大量的金钱帮助国民党，他的思想很迅速地起了变化，表示倾向于苏联。当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冯玉祥倒戈，使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曾受到致命的打击。在冯玉祥倒曹吴成为“革命的将军”，从此国民军就得到大量俄国的金钱、俄国的军火，以及俄国的顾问。因此与冯玉祥同一系统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长岳维俊以及他的部下邓保珊等当然是步冯玉祥的后尘，他同样地获得苏联的金钱、军火和顾问。

　　当然，这班投机的军阀为了获得苏联的金钱，尤其是军火巩固其本身的地盘和扩张势力，也就不得不开放某种限度的民众运动，因而在当时国民军统治下的区域，就发展了天津、唐山、郑州的工人运动，尤其是一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当我到达开封后，我便发现苏联派了十个俄国顾问在那里从事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指导的工作。如作军事顾问，工运指导，以及从事农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和进行农民协会等。开封行宫角一座西式楼房便是岳维俊的军事顾问西那林的住宅，其中还住有西那林的书记布洛夫和从事农民运动指导者荷林二个俄国同志。我和这两个同志有接触，因王若飞常派我到那里去作些技术上的事情，如取款，或介绍某些同志和他们接洽事务等等。此外，在开封的郊区——南关，那一座大花园别墅，其中有池塘、球场、橱木和花卉，以及一切现代化的设备，那里面约住有三十几个俄国顾问。行宫角和南关花园别墅是开封最精彩和现代化的地方。岳维俊为了取悦于苏联，自然把最好的房屋给俄国顾问享用。

　　共产党在那里的活动，是以工人运动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农民运动，也有专人负责。河南的农民运动当时已有很大的发展，全省已有将近二十万的农民协会的会员以及六万农民自卫军。而工人运动主要的是以铁路工人为主要对象。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便设于郑州。刘文松为该会的会长，王荷波、李震瀛、张昆弟、佘立亚等，均为该会的委员，彭树敏为秘书。

　　刘文松，湖北人，京汉铁路的工人领袖之一。看来精明能干，对人的态度甚和气。李震瀛北方人，体格高大，相貌堂皇，有演说才能。王荷波北方人，津浦铁路的人工人领袖，他不常在河南，我很少和他接触。此外，如张昆弟、佘立亚和彭树敏均为法国勤工俭学，张为我在北京时所熟识的同志之一，且有相当友谊，佘立亚和彭树敏均为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佘立亚是一个异常忠实的革命者，他同张昆弟是一种类似的典型。彭树敏的技术方面很擅长，对同志的态度亦甚和气，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中华铁路总工会的机关里，我在刚到河南不久，同一个作女工运动的女同志李佩泽住在那里。她是保定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后为王若飞的妻子。

　　当我在郑州时，常被中华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层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而每次会议都是在刘文松的家里，因在这些同志中，只有刘文松有家室。他的妻子虽没有受过教育，但很和善，每次会议后，她总是作些特别的好菜款待我们。我同这几个同志的关系都很友好。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几个负责者，除李震瀛有相当的理论修养外（因他在中共成立的初期，曾从英文翻译了许多文章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并担任国际代表的翻译工作），其它的几个负责者的理论水准都不高，政治也不甚强，而且有一种实际主义的倾向，不甚追求作为党的负责人应有的理论和政治知识；同时还有一种私人结合的小组织倾向。这两种传统，可能是受张国焘的影响，张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同铁总的某些领导者，如王荷波、刘文松、罗章龙、张昆弟等私人有历史的关系。

　　我的主要工作据点是在开封，但每当郑州有罢工运动发生或其它的群众大会时，王若飞就派我到郑州去担任宣传工作，——演讲和文字工作。当郑州的纺织厂的全体男女工人反对他们的资本家穆藕初的过分剥削（上海的大资本家，郑州不过是分厂），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女工和童工的待遇举行罢工时，我被派到郑州来，住在郑州青年会的一座大楼房里。成群结队的男女工作都涌进青年会会址的广场内，听取我站在第二层楼凉台上对他的的演说。昔日的基督教圣地的郑州青年会，而今成为共产党人的活动场所，在里面举行罢工工人的群众大会，让我对他们作鼓动性的演说，我鼓励他们坚持到底一直达到胜利为止。尤其强调女工和童工的待遇悲惨，应争取改善等等，这在平时是绝对不可能的。但由于当时统治河南的岳维俊需要苏联的帮助而倾向苏联，容许共产党人在那里活动，而且势力很大，因而使一般人感觉得到：未来的中国也许是属于共产党的。郑州青年会的总干事，是一个异常灵活善于外交的中年男子，他当然比普通人更为敏感，因而他对共产党人，尤其是领袖和干部特别客气。他不但把整个房屋（除了他和他的妻子所住的一部分外）供献给我们享用，甚至有一天傍晚，他和他的妻子到我的住所来特别请我和他们一起晚餐，并邀请同我住在一起的二个作技术工作的女同志作陪，他特别声明：这次是他的太太亲自作菜请我的（平时有女用人作），表示对我的好感。郑州青年会的会址，位于郑州公园的正对面，空气新鲜，完全西式建筑，有现代化的设备。住在这里比之住上等旅馆还要舒适得多。因它有宽大的庭院和运动场所，从那时起，这地方便成为从各地来的共产党领袖和干部的旅舍，一直到1926年奉系军阀吴佩孚打到河南，岳维俊撤退时为止。

　　当我到河南后，王若飞指派我的工作是叫我准备一系列的演讲题材，作为在开封各学校演说的准备。首先是他们安排我到河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演讲妇女问题，其次是在省立男子师范学校和男子中学作关于五卅运动的演说。最后一次是在河南的中州大学，讲题为“帝国主义与五卅运动”。当我乘人力车到达中州大学校址的大门时，看见成群结队的学生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女的异常之少）都往中州大学涌进，可见准备听取演讲者并不限于中州大学一校的学生。我这次所准备的题材较之以前更为严肃，我阅读了许多自鸦片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侵略的史料；同时与当时最新鲜而具有激动人心的五卅运动连系起来，作了约二小时系统的而且有鼓动性的演说。演讲厅内挤满了人，主席台上，中州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乃至各师范和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分成两排——演讲台之两旁——坐在上面。当我步上演讲台上时，虽然感到气氛异常庄严，但我心里并不着慌，因我所准备的题材已有把握。我没有演讲稿（这是中国一般的传统），但有几张头记下我的演讲大纲和重要的历史年代和史实等，我按照我所准备的次序发挥下去。当我演说时，由于我的准备有把握，因而我有充分的精神去注意关于演说时的姿势、声调乃至注视听众的反应等等。会场是一片寂静，除了我的声音以外，没有一丝声音，这情景使得我的演讲更为有利，我更能够聚精会神地使得我的演词更为有力，态度更为自然，当我的演讲完毕时会场才突然发出一阵鼓掌声。

　　当天晚上，王若飞听到同志们的报告，他们认为我这次的演说，比之以前几次更好，于是他向我要求想知道我演讲的内容。当我把我的演讲大纲逐条叙述其内容之后，他很高兴，热烈地拥抱我，他称赞我的演词内容丰富而合乎当时的需要。

　　由于岳维俊需要苏联的帮助而开放某种限度的民主和共产党人在各方面的努力工作，在客观上对于我的工作开展准备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开封的学生都开始活跃起来了，即一向保守的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学生，在听取了我的演说之后，也活跃起来，领导分子都一批一批地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我首先鼓励她们在本校组织学生会并告诉她们不但本校要有学生会的组织，而且还要进一步地同其它各校的学生会取得联络，组成全河南省的学生联合总会。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开封男女各校的学生自治会都组织起来了，而且全开封的学生联合会总会也开始组织起来。此外由学生联合总会所发起组织一个反帝大同盟，在这个名义之下，容许各工会和各种团体乃至个别的作家、教授、教师、新闻记者和职业人员等都可参加。当反帝大同盟举行成立大会时，上述的这些学生会和团体都选派代表参加，个别的知名人士，也以个人的名义前来参加，齐集一堂，声势浩大。在反帝大同盟的宣言和章程讨论和通过之后，就是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该会的领导层。我虽然不属于任何团体而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但所得选票之多，竟超过任何一个当选的人。这在客观上对于我反而起了一种制动的作用。自此以来，各校的校长，尤其是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校长便开始注意我，他们曾分别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随后不久，当我到各女校去访问学生领袖时（那些领袖分子都是和我熟识，曾经来我的住所访问过我的，）门房却拒绝通知，只是说某某不在学校，而且每次都是如此。我便完全了解这是学校当局的措施，不让学生同我接触。

　　学校当局突然采取这种措施，是与河南的统治当局有关的。凡是官立学校的校长，甚至私立学校的校长，他们都是同当地的官方有密切的联系的。假如他们不同官方采取一致态度，那么他们的地位便不能保持。省立女子师范和省立女子中学的当局，不允许我会见学生（以前是可以会见的），显然反映当时岳维俊对共产党人的态度。

　　河南的统治者岳维俊，虽由于需要苏联的物质帮助而必须开放某种限度的民众运动；但同时看到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都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本能的感到一种威胁，于是便开始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首先被注意的是公开露面活动的萧楚女和我。因为从我到河南后，由于他有演说才能，曾多次同我一起出席开封的各学校（除女子学校和中州大学外）和民众团体的演说。萧楚女湖北人，武汉早期共产党人之一，是一个面部完全被天花破坏的中年独身男子，资质聪明，有鼓动才能。虽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准并不甚高，但他的写作能力却很强，文笔轻松、流利，而富于鼓动力，同他的演说一样。他当时主编一个一般性的左倾刊物，恽代贤（恽代英的弟弟）为其助手。萧楚女在河南早在我之前，当我到开封后，王若飞便安排我住在萧楚女和他的助手二人所租的一座房子里，他们请了一个厨师，我同他们一起共食。为了应付当地落后的环境起见，我称萧楚女为舅父。

　　一个傍晚，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灯下写东西，绿色竹门帘外面的客厅里站着几个武装的士兵，面正对着我的房间喊着：“萧楚女出来！”

　　“萧楚女不在家。”我在里面回答说。

　　“你不就是萧楚女吗？”兵士说。

　　“不是的，他是一个男人”。我说。

　　“他是男人吗？明明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哈！哈！

　　由于萧楚女和恽代贤都不在家，我只好从房间走出来应付这件事情，我问他们：

　　“你们找萧楚女有什么事，等他回来了我可以告诉他。”

　　“他既然不在家，那就由你告诉他，我们是奉上面的命令来通知他，叫他马上离开河南境内，否则就要不客气了。”（逮捕之意）

　　从此萧楚女就离开河南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当教官去了。1927年革命失败后不久，他同另一教官安伟诚（日本留学生）一同牺牲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王若飞从郑州走到开封我的住所，他对我说：“萧楚女离开河南，我们已得到情报，岳维俊已注意到你，也许你的情形比下令驱逐出境还要严重。我已同俄国顾问商量过了，你暂时就住在他们的住所里，不要出来，往后再安排。现在收拾一下你日常所需要的衣物，我同你一起到行宫角去。”其时，已是傍晚，在暮色苍茫中，我们乘着二辆人力车一直达到行宫角俄国同志的住宅。大家一同共进了晚餐之后，王若飞去了，我就在这里住下。在这里约住了一个星期，除了有时和俄国同志闲谈外，整天只是读书和学习俄文，在这里根本见不到一个中国同志，因这地方除了王若飞，彭泽湘和我常来外，没有其它中国同志来（除了异常必要，偶然由我们带某个同志来和他们接洽事务），即俄国顾问的翻译员也从不来这里。因此，我住在这里觉得有点沉闷。

　　我在来这里之前，曾接到一封从郑州寄来的张昆弟的信，其中叙述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全体领导层和某些干部，对于王若飞的工作态度，如专断、不尊重同志的意见等，且生活浪漫，如嗜酒与女人等，尤其反感的是：王若飞利用个人的特殊地位，把持一切；利用组织的名义，假公济私（他们举出实例）。因此，他们准备联名写信给党的中央政治局，控告王若飞，他们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我签名。

　　由于我不能立即到郑州和他们面谈，同时我觉得这件事异常重要，于是就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回答张昆弟，表明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他们作了善意的批评，并提出具体的建议。首先，我向他们声明：“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作法，即用私人联名方式向中央政治局控告河南党部的特派员，我认为这种办法近乎私人的结合，而不合乎组织的程序。我既不是中国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也不属于这个组织；只不过有时参加你们的领导层会议，同你们私人的关系尚好吧了，单凭这种关系，就要求我签名，这就等于私人的拉拢或结合。”

　　我除了上面对他们的声明和批评外，还向他们作了如下具体建议：

　　“……你们对王若飞的批评，如专断、不尊重同志的意见、生活浪漫……等，我认为是对的，我也有同感；但你们以私人联名向中央控告的作法，我认为不合乎组织的原则。你们可以在当地党内进行批评，假如当地党部不能解决，再由党部将实情报告中央，让中央判断和解决。”

　　约数日后，王若飞又调我到郑州去暂住青年会，等待中央的来信再定行止。在这里比较自由一点，不但同志们可以来见我，而我有时晚上还可以出去走走。张昆弟得知我来郑州，他到青年会来见我，他向我声明，当他们接到我的回信后，他们都同意我的建议，他并且告诉我，他们已放弃以私人联名向中央控告王若飞的作法，而准备在一个党的干部会议上公开进行批评。我听了他的叙述后，回答他说：

　　“这样做，才合乎组织的程序。否则，即使你们对他的批评是对的，但你们的组织立场站得不稳，也会受到严重的批评的。”

　　这件事，除了他们外，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然我没有必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连王若飞在内（我准备将实情报告中央政治局）。但过了几天在一个晚上，党干部会议在郑州召开了，由于郑州是工人运动，尤其是铁路工人运动的中心，所到干部，以作工人运动和工人干部最多，因而在进行批评王若飞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会长刘文松为首，铁总的其它领袖和干部，一齐向王若飞猛烈的攻击。虽然王极力解释和辩护，但由于铁总方面的领导者和干部全体一致反对他，他的解释和辩护，对他们不能发生任何效力。但河南省委的委员和干部，并不完全附和铁路的批评，也不为王辩护，他们主张把实情报告中央，由中央判断，干部会议不能作决定。在这种情形之下，王若飞和铁总之间的问题在干部会议上不能决定，只好决议留待中央去解决。

　　王若飞出身于偏僻的贵州一个小官僚家庭。据他自己说，他幼年就加入了哥老会——一种秘密会社——而这种会社，有它自己的戒律和道义。假如一经加入会社，大家就如兄弟一般相互帮助和重义气；但同时它也有很浓厚的流氓传统。由于王若飞出身于官僚的家庭，他所接触的当然也是些官僚分子，而这些人差不多都加入哥老会的，他们就等于当地的高等流氓。他幼年就同这些人搞在一起，因而王若飞也重友谊和感情而富于义气，但他的风度和语言还残存着官僚的和某些流氓的习气；随后，他又在富于醇酒与美人的法国呆了多年，又习染了爱好醇酒与美人的习性。因而落后的封建残余（哥老会这种秘密会社是前资本主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罗曼蒂克混和起来，这样便把王若飞雕凿成为一个东方式的名士风流和西方式的罗曼蒂克混合的型像。他有魄力，且有相当的工作才能，但由于他的性格、出身的环境以及他往后所受的社会影响，因而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对同志的态度有些专断，不尊重同志的意见，感情用事，以及生活浪漫，说话有时流露出某些流氓的话语等等，这些因素，便构成了河南的同志，尤其是铁路总工会的领导者和干部对他不满的情绪。

　　他同陈乔年的友谊之笃，在同志关系中是特殊的，超乎寻常的。他俩就好像一个秘密会社一样，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秘密，但陈乔年比王若飞年幼一二岁，比较单纯，不如王之老练和社会经验之丰富，因而常常为王所利用而不自觉。

　　由于我在河南当地的统治当局驱逐出境，不能继续公开活动；作党内的秘密工作，他们以为开封和郑州认识我的人很多，而且地方落后，一个女子不像男子一样能够隐藏，因而王若飞决定写信给中央，并叮嘱我住在青年会里不要多出来，等待中央来信后就决定我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