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在上海的工作

　　当1925年秋，我因河南当局特别注意，不能在那里活动，于是党中央便调我回上海工作。当我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我到中常委的办公处会见了陈独秀同蔡和森，我详细地报告河南工作状况以及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对王若飞的攻击情形。同时，王若飞在工作过程中的作风和对同志的态度等等，也有详细的报告，而且对双方都曾加以批评，我根据事实指出：铁总方面的同志，不注重理论，有实际主义和私人结合的倾向，他们对王若飞的批评固然有些是对的，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不乎合组织的程序，没有事先对王若飞个人有善意的谈话和批评，而突然在干部分子会议上进行猛烈的攻击，我觉得这种作风，不是纠正同志错误的正当态度，而包含有一种派系的恶意的攻击；在王若飞方面，他的工作方式有些专断，对同志的态度有些粗鲁，不尊重同志的意见，生活浪漫，如嗜酒与女人等。同时报告郑州所召开的党干部会议的情形，特别是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刘文松等攻击王若飞的情形。陈独秀与蔡和森听了我的报告，他们认为我对于双方的批评是客观而公正的；同时，他们认为这问题必须立即解决，随后不久，中央便调王若飞来上海担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常委的秘书，并予以批评；同时决定铁总派代表来上海，中央向他们解释和纠正他们的错误（这次谈话，中央叫我参加，因我知道内情），以便解决纠纷，得到教训。

　　我在旅馆里住了几天，便搬到区委（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联合省委）的书记王一飞的家里。那是两间小型的前后楼房，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张良[1]住在前房，我便住在后面。当晚餐时，他带说带笑的神情对我说：

　　“因为我需要一个异性，所以就很快地和这位女工同志同居了，由于没有时间搞恋爱，因而就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来解决性的需要”，接着我也以同样幽默的口吻回答他说：

　　“你很爽气，这才是无产阶级化呀！”大家说说笑笑，便结束了这一题材，但结果终因他的妻子的知识水准太低，性格和生活态度之不协调，在同居不久便离异了。

　　关于我的工作问题，按照王一飞的意思，同时也是为着适当的需要，决定我担任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并参加区委的主席团（即政治局），但我个人的意见，不愿意一开始工作便置身于领导的地位，想从下层做起，尤其愿与工人接近，将自己的生活与工人的生活溶成一片，以期更深刻地去了解工人的生活与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一观念，当我在苏联时就深深地刻在脑中。这也就是工人国家给与我的教育。王一飞虽然觉得我立即参加区委工作为当前的需要；但同时又认为我这种愿意先从下层做起的观念又非常之正确，于是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决定暂时派我在曹家渡（工人区）参加部委，（部委隶属于区委，直接受区委的领导），担任妇女部的书记，主要的任务是作女工运动，当工作决定后，我就搬到曹家渡一家洗衣店楼上的一间小房子里，其中的布置当然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起码的木床外，就只有一张桌子，两条没有靠背的长凳，这种条件，完全配合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的生活形态。一群一群的女工到我的房子里来，我和她们谈各种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和她们的关系，已经相当的协调了。

　　同时，在另一方面，因向警予同她的丈夫蔡和森被派到苏联去学习，她所担任的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妇女部的干事职务和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周刊》的编辑工作，二者都移交给我担任。

　　向警予的另一种工作，即党中央妇女部的职位，杨之华代理。（向警予也不是中央委员，妇女部的书记并不是由党正式选出，而是由中常委决定的）虽然杨的资格和她的知识水准和能力，远远不能胜任这一地位和职务，但由于一方面，向本人亲自向中常委提出杨代替她的职位；另一方面，杨又是瞿秋白的妻子（瞿为中常委之一，国际代表之联系者），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仿佛比较妥当些，因妇女部的书记，有时必须参加中常委会议，这也是很有关系的。此外，因为真正的妇女运动工作，是在各省委的妇女部，而中央妇女部的书记假如没有能力作出全盘妇运计划，领导全国妇女运动的话，那就根本无事可作，由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常委接受了杨为代理中央妇女部的书记。

　　杨之华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女子，她扮演几种性质不同和生活形式不同的角色。她本是浙江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兼官吏沈玄卢的儿媳，她的生活是真正富家的少奶奶，从她的知识水准看来，大概实践的教育尚未完成（因她从不提及曾在甚么学校读过书）。但由于她的丈夫的父亲沈玄卢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在当时前进的报章杂志上写文章，有时也写一些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提倡妇女解放。同时，他是上海早期共产党人之一，曾于1923年去过苏联，1924年初，他带着他的媳妇杨之华来上海，曾到我们的住所来访问瞿秋白，并要求瞿帮助杨之华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以便使她上进。当然瞿是当时上大社会学系的主任兼教授，杨便以免考进校上课，由于上大的社会学系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很多，因而杨之华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活动，随后又加入党。约在1924年冬，她又同原来的丈夫离了婚而同瞿秋白结合（因瞿的妻子已故）。所有这些，对于杨之华本人来说，已是一种解放，即从大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少奶奶生活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前进的女性了；但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反映中国社会之综合的和不平衡的发展，但沈玄卢却因此而向后退了，由于杨之华同瞿秋白结合，沈玄卢大起反感，他甚至骂瞿秋白为流氓，因此他愤而脱离了共产党。

　　有一天下午，我到沈泽民的家里参加由向警予所召集的上海全体女党员和团员的会议，重新会见了许多熟识的同志，感到无限的喜悦。经过向警予的简单介绍，我才知道准备为女同志会议作政治报告的就是我在莫斯科时读过他的许多文章的彭述之同志。他的态度诚恳冷静，但看来有点学者气，这就是我初次对他的印象。他当时是党的中央委员，宣传部的主任，主编党机关报《向导》和理论杂志《新青年》，会议完毕后，彭述之和我握手，表示欢迎我回到上海来，虽然我们还是初次见面，但由于相互都熟悉其名，因而好像很熟识似的，毫无拘束地随便谈谈。随后，向警予带我到她的家里去，因关于移交给我的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妇女部的干事工作和民国日报妇女周刊的编辑事务需要和我谈谈。其时，彭述之也一同回去，因他同向警予以及她的丈夫蔡和森一起住在中央宣传部的机关里。此外，还有一位同志也住在里面，那就是郑超麟。他是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回国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他的面貌和善，态度诚恳，沉静寡言，初次给我良好的印象。

　　我在曹家渡工作还只有一个月，除了与某些女工有初步的接触外，一切工作尚未开始。区委为着应付当前的需要，就调我到区委担任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并参加主席团（即政治局，当时称主席团）。工作决定后，我就从曹家渡搬到闸北三益北里一个区委的机关里。

　　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正是五卅运动高潮平息的时候，工人已全部复工。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五卅”所掀起的普遍全国的革命运动，使广大的群众——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分子，都卷入革命的浪潮中，因而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和广泛，它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着的。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跟随着革命运动的日益进展和扩大。共产党虽然因国共合作政策在政治上和宣传方面受了束缚；虽然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但在实际上，在各种运动中，党却完全站在领导的地位，每一个党员都是群众运动的领袖，都异常活跃地积极地在各方面开展着他们的工作。党就好像一个总指挥部；一切群众运动都受它的领导，根据它的组织原则和系统，从上至下，从中央到区委、省委和部委，按照其所属地域执行它的领导任务。

　　虽然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但在党员的心目中，认为这是一种政策，是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之下，来发展自己党的实力。在一般党员的阶级意识上，决不是以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为满足，而是朝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向走的。我相信，每一个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党员都是如此。这只要看一般党员对于那些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的同志没有像对那些专作党内工作的同志同样尊敬，便足够证明。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可作为佐证：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将要临近的前数日，我特为《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写了一篇题为《十月革命与妇女》的文章，主要的内容，除了一般地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外，就是阐述中国的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实现像俄国一样的十月革命才有可能，但当我亲自将文稿送交民国日报的编辑部时，总编辑将文章当面阅读之后，便婉转地对我说：

　　“在目前国共合作的情形之下，国共两党一致同意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之下，我们不能发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虽然妇女周刊是你负责编辑但它是‘民国日报’的副刊，总编辑有权决定文章之可否登载的。”

　　“既然副刊的文章也由总编辑决定取舍。那么，副刊的编辑作甚么呢?”我有点不高兴的神情回答他说。

　　“不是这个意思。过去几期的妇女周刊是由你编的，文章也都是你方面来的，你自己每期都写过文章，但我们从未干涉或更改，这次我一看到你的文章的题目，我就知道这同国共合作的政策相抵触，所以当面就看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实在太政治性了，请你原谅！”他向我解释说。

　　我对这位老国民党人总编辑叶楚伦（以前是邵力子一向作总编辑，邵在不久之前到广州作蒋介石的秘书去了，故由叶继任）这位客串的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妇女部长，他的风度和谈吐，我本人已敬谢不敏；这次，偏偏又碰到她；在夜色苍茫中，我怀着一颗不愉快的心情回到我的住所。我深深地感觉得：担任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的编辑没有意义，为甚么共产党不办自己的妇女刊物呢？过了不久，我向区委提出辞去该刊编辑的职位，得到区委的同意后，我便辞去这一名不符实的编辑了。单从这一件小事来看，一方面证明了克里姆宫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员的意志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却又反映出国民党倒是有它自己的阶级立场而仇视和严防共产主义的思想的。

　　我虽然辞去了民国日报妇女周刊的编辑职务，但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妇女部的干事名义却仍旧保留着，我对这项工作从没有感到兴趣。实际上也没有甚么事可作，只是有时到环龙路44号去走一走；有时是去参加妇女部的部长叶楚伦所召集的上海国民党的女党员会议（实际上到会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由于上海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国民党的女党员来作妇女部长，但国民党又不愿意共产党员来作（例如向警予是一个有能力和有资格的女子，但她在上海执行部一直是妇女部的干事，部长一直是那位五十余岁的男性国民党领袖之一叶楚伦），只好由一个客串男角来充当。正由于他是一个思想陈旧的男性，因而每次他在会议上的讲话，不知所云，他根本不懂得妇女部的任务是甚么，他以为做部长等于作官，召集女党员会议就算完成了他的任务。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女同志，在会议上总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的思想落后或者他的某些意见不正确，常常弄得他狼狈不堪。至于某些少数真正国民党的女党员们，在这些会议中，多半是不发言的。

　　在当时，我的全副时间和精神都集中于党的工作，除了每天上午九时照例必须参加区委主席团的会议外，有时晚上还要代表区委出席各部委的会议，为他们作政治报告或阐述区委的工作方针，其余的时间便从事于妇女运动的工作。为着开展妇女运动，杨之华和我积极的推动在不久之前成立的“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工作。这个团体的成分，包括女工、女学生、教员、作家以及各种职业妇女，其主要的领导者，除了杨之华和我外，还有钟复光（施存统的妻子），吴庶吾（陈望道的前妻），胡墨林（叶绍筠的妻子），孔德止（沈雁冰的妻子）担任技术和管理财政方面的工作。

　　在我作区委妇女部书记不久，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的教授施存统特别约我谈话，他慎重地对我说：“由于杨之华代理中央妇女部的书记，无论从她的资格和能力那方面来说，都不配担任这个职位，因此，上海的女同志，尤其是上海大学的女同志（当时上海的女同志，除少数女工同志外，以上海大学为大本营），都愤愤不平，因为她们都知道杨之华的历史和能力，她们认为她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够不上代理中央妇女部的书记，甚至连在社会科学系听讲的程度都不够。我是这一班的教授，当然更知道她的程度，她们希望你能够担任这一职位。因此，她们要求我把她们的愿望转告你。假如你同意的话，她们将以上海全体女同志的名义向区委提出这个建议，由区委转呈中央。至于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可另觅其他的女同志或者由你兼任亦可。”我当时就回答施存统说：

　　“请你转告她们，我不能接受她们的好意，我不同意她们这样作，即令她们就是作了我也决不愿意担任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的，那只是一个空名义，根本无事可作，不过有时参加中常会吧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我有一个观念，我不喜欢一开始工作就置身于领导的地位，我需要从下层做起，我还太年轻，没有任何经验，需要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同时，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当我刚来上海时，中央就派我参加区委工作，区委的书记王一飞当时就决定我作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并参加区委主席团，我当即向他表示愿先从下层做起，要求他派我到下层去工作，尤其愿意到工人区作女工运动。他认为我的观点很对，于是就派我到曹家渡部委去工作。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由于实际上的需要，才把我调到区委来的。”经过我表明我的态度和说明这些理由和事实之后，他不说下去了，他沉默着，而上大女同志的计划，也于无形中取消了，以后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情，当然我也不曾告知任何人（后来述之知道），以免惹起杨之华的误会和对上大女同志的反感。

　　我深深地感觉到：虽然妇女运动是整个党的工作之一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但同时，我亦认为中国的妇女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完全不同。中国的妇女因受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束缚，以及社会对妇女各种不平等的待遇等等特殊问题，需要专门作理论方面的阐明和事实上的描述，以及如何争取男女平等乃至获得最后的解放，需要专门出版妇女刊物，由妇女担任撰稿和编辑，因为只有妇女才能深刻地了解本身的痛苦。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极力在各界妇女联合会的领导层中鼓吹，当然大家都一致赞同。但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办刊物的经费。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杨之华商定从两方面向党中央要求拨经费给我们，她以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的资格在中常委会上提出要求；我则以区委妇女部的名义向中央提出要求。结果中央允诺津贴一个时期，以后要由妇女运动本身自想办法。不管中央津贴多少时候，但马上就能够出版妇女刊物，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们决定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并立即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参加者为杨之华、吴庶吾、胡墨林、钟复光和我，由我担任主编。不到一个月，约在1925年12月，一个名为《中国妇女》的刊物便以最前进的姿态面世了。

　　《中国妇女》诞生不久，各方面的反应都接踵而来。苏州、杭州、无锡各地的女校的教员和学生们都纷纷写信给我们，甚至特别邀请编者去演讲妇女的问题，因这些城市离上海都不甚远。此外，全国各大都市的前进妇女，甚至男性都纷纷写信来定。至于全国各地凡是有党或青年团组织的地方，也都按照地址寄去。因此，《中国妇女》的销行，差不多普遍到全国各大都市。

　　正在这个期间，由于彭述之经常代表中常委参加区委的各种会议，如区委执行委员会议，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以及上海活动分子会议等，因此，我和他接近的机会很多；同时又因为文字工作的关系，我常到他的住所去，因他是中央宣传部的主任，我为《中国妇女》写的某些重要的文章，政治的或理论的，我都要拿去给他看过，或者经过他修改。这样，接近的机会也就更多。经过一个相当的时间，我们就很自然地生活在一起了。

　　在我们同居的岁月中，虽然双方都感到青春之恋的欢乐，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太忙，我们从没有闲情逸致一同去看过电影或游公园，即在恋爱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也从未感到这种需要。这便表现着在一个革命上升的时代，私人的生活也是与平时不同的。述之除了开会和到上海大学去教书外，多半的时间是在家里从事写作和编辑向导机关报与新青年杂志的工作；而我每天上午九时到十二时必须参加区委主席团的会议，下午要到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机关里去开会或其他的工作，晚上除了有时去参加部委的会议外，大多留在家里为《中国妇女》写文章或看稿件。因此，我们新同居的住所——中央宣传部机关——，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家庭，而只是一个宿舍，因为我从没有在家里呆过一整天，也没有管理家里的事务，这是由于我经常在外面工作的原故。因为郑超麟的工作经常是家里作，如翻译、校对等，所以就由他附带管理家事。他不但是一个男性，而且出国多年，根本不懂生活，只是把每天买菜的钱交给女庸人，此外如买柴米盐等物，也是完全由她处理。她愿意给我们甚么东西吃，我们便吃甚么。由于她深知我们这些青年男女都一点也不懂生活，因而我们经常吃的肉食和蔬菜等物，都是些质料最坏的廉价东西。这还是后来懂得生活时才回忆起来的，当时我也是一样不懂生活，因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而且根本也不注意甚么营养、口味和卫生这回事。

　　在1926年1月我和述之同居不久，罗亦农便从北京来到上海，为的是中央调他来代替王一飞区委书记的地位。自他担任这个工作后，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客观的局势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因他比王一飞有魄力和更有鼓动才能，因而革命运动更加迅速的发展。由于运动的开展，区委的人员也随着客观的需要而有所更动。除了何今亮（当时改名为汪寿华）和我有变更外，以前担任组织书记的庄文恭由赵世炎代替，宣传部主任谢文锦则由尹宽所代替。于是区委主席团便由罗亦农、赵世炎（赵稍迟一二个月）、尹宽、汪寿华和我五个人所组成。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每早九时至十二时集会、讨论和解决一切日常的实际工作问题。

　　前任的庄文恭和谢文锦我以前不熟识，只是在区委主席团会议中才认识的，据说庄文恭是早期旅莫支部学生之一，他爱好文艺，态度文雅而冷静，不多说话。谢文锦也是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回来的。赵世炎和尹宽也是在区委一起工作时才认识的。而汪寿华则是当我从莫斯科回来时在海参威认识而一起同船回到上海的。自他到上海后，因李立三被派到苏联去，便由他代替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地位。当时上海总工会虽然在表面上为奉系军阀所封闭，但实际上它还是秘密存在着而且进行它的工作的。汪寿华虽然没有像李立三那样有煽动才能，但他比起李来却有一个优点即是：他是浙江人，能说上海话，而李则是湖南人，这在当时上海的工人还普遍不懂国语的情况下，也是非常的重要条件。李立三是湖南人，他只能说湖南口音的国语。同时，汪寿华也具有像李立三一样的事务能力，但他比李更加精细，能灵机应变地处理一些现实问题和应付临时所发生的某些事变。因而他不久就获得了上海工人的信仰。

　　尹宽是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他回国后曾任山东党部省委书记，于1925年年底来上海，担任区委宣传部主任。在当时的干部中，他还算是在理论方面有修养的，他能说能写。但由于他有点学院气，在发表意见时往往拉得太长，而不能提纲契领地抓住问题的中心，因而不甚适合当时区委主席团的紧张状态。在每天早晨二、三小时的会议中，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即时解决，如工运、学运、妇运，以及在国民党党部负责的同志需要听取区委主席团对国民党工作的方针和态度，解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任何冗长的发言和滔滔不绝的理论阐述，都是不适宜的。他常常发言到中途，便被大家，尤其是罗亦农所打断。他起草的传单、宣言、通告等文件亦嫌其学院气缺乏鼓动性；到各部委去参加会议作政治报告时，工人同志又嫌其太长不够通俗而不受欢迎。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当然感到不快。因此，他曾向述之要求：希望述之向中央提议，派他到中央宣传部做秘书之类的工作。述之因看到当时没有适当的人代替他在区委的工作所以当即拒绝他的要求，但他亦不十分坚持，仍旧安心地在区委作下去。

　　赵世炎也是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后转入东大的。回国后曾在北京担任党的组织工作，成绩甚好。于1926年奉中央调他来上海担任区委组织部的书记。他具有组织才干和处理事务的能力，说话有条理而流利，而且有鼓动才能。他的工作精神异常积极，对同志的态度也很诚恳而合乎人情。他的妻子夏之栩不久也从北京来上海，她担任区委秘书处的工作，同时也参加区委妇女部的技术工作，如记录等。她的性格温和，不善于言词，是一个很好的秘书人材。

　　自赵世炎担任区委的组织工作后，由于他比庄文恭更有活动能力，他一个人就胜任参加部委（上海分成五个部委：杨树浦、曹家渡、浦东、南市、闸北）的会议；同时又因为在深夜女子钻进那些工人的阁楼或平房里同他们一起领会，容易被便依侦探所发现。于是区委主席团决定我不去参加部委会议了。我除了专作妇运和编《中国妇女》外，有时王亚璋带我到工人区去参加她所主持的女工活动分子会议。因在那些会议里都是女工，我们容易混在里面。虽然我们混在里面，但由于我们的化装还不完全像女工，还没有摆脱女学生的模样，因而有一次被便衣侦探所发现。

　　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我和王亚璋刚从曹家渡（工人区）会场出来乘着人力车准备到市中心的住所时，我们发现后面有一个便衣侦探也乘着人力车尾随我们。于是我们便放弃人力车，跳上一辆公共洗车，那侦探也跟着上来。过了几站，我们便又下车迅速地叫了人力车坐上，并叮嘱车夫走快一点，企图摆脱侦探的追踪。但他像魔鬼一样也乘人力车尾随我们之后。我当时觉得：老是在马路上兜圈子是很难摆脱这魔鬼的，我轻声地叫车夫拉到福生路仁元里的总弄门口，因我知道这弄堂有许多分弄，有好几个出口，而且里面有一个合法的机关，即“国民通讯社”，从社长到职员都是同志，我可以在里面暂避一下。当车夫到达仁元里总弄的门口时，我迅速地付了车费，便一溜烟地钻进里面去了。王亚璋也同时进入弄堂，从另一出口出去了。我转了几个弯，当侦探还来不及看见我时，我已经（从后门）走进“国民通讯社”去了。我告诉他们所遇到情形。停留了一会，我就请该社的社长邵季昂同志到我的家里去拿一件着色和式样不同的衣服来（因他常到我家里去的），以便化装回家。因为我的住所是中央宣传部的机关，里面不但住着述之和郑超麟等同志，而且还藏着巨量的文件、书籍、报纸和杂志，我是绝对不能直接回去的。这一次的麻烦，还不过是我在秘密工作中的第一课。但从这一课中，我已经获得了一点经验和教训，使我对于侦探的形象和面谱有一个一般性的认识。

　　当时上海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所统治，虽然他在不久之前的反奉战争中，为了获得自己的胜利，曾利用民众的反奉心理，在讨伐令中攻击奉系压迫爱国运动，摧残民众团体。但军阀终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当直系军阀孙传芳击退了奉系之后，他却马上向帝国主义献媚，声言防止赤化，严拿共产党和国民党，以此来和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面前争宠。同时，由于“五卅”运动的教训，他们看到了工人力量的伟大和可怕，因而特别注意工人的行动，在各工厂的四周，布满着侦探网，以监视工人的行动，尤其注意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

　　虽然如此，但由于在反奉战争中，广大的民众曾利用这一机会来进行革命运动，因而革命的潮流，又重新激荡起来，波及全国。单以上海来说，当奉系军阀被击退时，上海区委曾号召群众在南市西门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十万人以上的庞大的民众大会，提出了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要求启封工会及民众团体，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等自由的权利的口号。参加大会的群众都是来自各工厂，各学校，各民众团体。有的还是来自上海相当远的城市，如嘉定、苏州、丹阳⋯⋯等。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底下，集合了各工厂的女工，各学校的女学生以及各种职业妇女和知识妇女等。当会议完毕，群众准备结队流行时，军警即堵塞出口，不准结队游行。因会场的四周重重叠叠地被军警所包围，假如要达到结队流行的目的，那就要突破重围，冲出一条出口。大会主席团决定不管怎样，一定要游行，并指令各界妇女联合会的队伍排在最前列，准备冲锋。我们这些领导分子便义不容辞地站在自己队伍的最前面，在武装配备的军警面前，等候大会总指挥的口令。当我们完成了冲锋的任务之后，群众便结成一条巨龙，飘扬着各种旗帜，拿着彩色的用墨笔缮写的标语和口号。沿途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情绪十分紧张而激昂！

　　同时，我们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所组织的街头演讲队，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地执行这一任务，谁也没有顾虑到，而且根本没有想到自身的安全问题。在许多次数的街上演讲中，有一次使我感到痛快，印象最深，永远不能忘记。因为这一次我们整整地演讲了一天，从中国地界一直讲到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最中心而最繁华的街道上了。当我们的演讲队准备在那一带人烟稠密的地方演说时，我们总是向店家借一条高凳（大家都乐于借给我们），站上去便讲起来。演说一开始就围着一大堆人，沿途都是如此，人围得愈多，我们也就演说得更起劲，一直到巡捕和载被逮捕者的黑色大囚车开近时，我们便灵活而迅速地从人群中溜走了。

　　将近傍晚，我们的演讲又从繁华的市中心移到偏僻的工人区域，那时正是工厂放工的时间，只要有几个人我们就开始演讲，我们在一个空场上发现停着一辆原始的独轮推车，我们便爬上去讲起来，一会儿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就讲得越有精神，直到我们四个人轮流讲到了，才从听众中的口中说出：“你们赶快走吧，便衣侦探来了，他们会叫巡捕来抓你们的。”我们才满意而归。这一天，算是从街头演讲队开始以来，讲得最痛快的一天。

　　1926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将要到来了，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举行一个大规模纪念会，藉以鼓动和宣传，并决定“中国妇女”出一期特刊，于是日在纪念中散发。我一方面准备“中国妇女”特刊的工作，同时与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各个负责人员分途进行“三八”的准备工作，如借会址，请名人演讲，排演话剧以及其他节目等工作。

　　三月八日那一天下午，纪念三八节的大会在西门一个规模宏大的演讲所“少年宣讲团”庄严地开幕了。到会者除了各界的妇女外，还有不少的男宾。由主席致开会词后，即由陈望道、郭沫若等各人演讲，接着表演各种节目，最后的一个就是“话剧”。我在这出戏中，也曾扮演一个角色，是以一个最前进的妇女姿态出场的。在我的台词中浩浩荡荡地阐述了妇女解放的道理，这便是我们这出戏的主要目的，我们是企图利用一个前进妇女的台词大大地作一次宣传。当我在台上表演时，对面楼厅的来宾席上，彭述之、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尹宽、赵世炎、恽代英、郑超麟、林育南以及许许多多熟识的同志笑盈盈的面庞，一个一个地投入我的眼帘，我才知道，我们的许多男同志，从党中央，青年团中央的负责者，上海区委的委员到各部门工作的同志，也来参加这个纪念会了。

　　“三八”纪念会过了只有十天，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便传到上海，每一个革命者的心头，都充满了紧张和愤懑。区委主席团决定首先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报告当前政治的紧张局势和讨论应付的办法。一天下午，活动分子会议召开了，百余人都挤在一间过街楼上，大家都盘坐在地板上。首先由区委书记罗亦农报告当前的政治局势以及北京的惨案，跟随着罗亦农的报告之后，区委的委员和参加会议的某些活动分子，发表了一系列的激昂而具体的意见，大家一致主张迅速召开市民大会，以表示追悼北京受难的战士；同时以行动反抗北京政府的残暴行为，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来一个示威性的举动。

　　我们一致认为：既然英日帝国主义者和奉直两系军阀联合向革命势力进攻；既然段祺瑞政府已经肆无忌惮地屠杀北京的民众，那么直系军阀孙传芳对上海的革命民众势必较前更加凶猛和残暴。因此，这次行将召开的市民大会，必须提高警觉，尽可能的动员群众。除了以最大的勇敢和决心外，在技术方面，必须事先准备周密，以免临时张皇失措。市民大会的程序，也和以前多次的情形一样，即开会，演讲后，便结队游行示威。大会的总指挥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年轻短小精干而极勇敢的工人同志，而我则被指定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总指挥，杨之华为副总指挥；同时，区委又指定妇女的队伍，也同过去一样，于准备结队游行时排在最前列。我们一经听到大会的总指挥喊一，二，三的口令时，就要冲锋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在一天的下午，群众陆续地集合于闸北青云路一个大广场上，广场的中心，搭了一个高高的演讲台。会场的四周，已经是军警林立，戒备森严；马队、步队、机关枪队重重叠叠地包围着会场的四面。除了各工会、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带着他们的群众外，有些市民从报纸上看到召集市民大会的启事也个别地来参加。至于上海所有的党员和团员都全体出动，他们大多数都是群众的开路先锋。即在上海的党、团中央委员以及其他也都出去了，他们都混在四围的市民丛中，视察大会的情况。

　　当大会正在进行，演讲台上正在作激昂的演说时，许多女党员和青年团的成员，我亦其中之一，都分途向四周的军警演说，除了尽量暴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外，便是极力宣传兵士是人民的朋友，军阀才是人民的敌人，尤其强调兵士与军阀以及军官之间的生活之相差太远。当我演说时，我的视线不断地投射在兵士的脸上，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有些下层兵士，将头微微低着，仿佛受到了感动似的；但那些骑在马上的军官们，不但丝毫无动于中，而且表现一种仇视民众的神情。这便明显地反映着下层兵士与上层军官之间的两种不同态度。

　　当大会完毕，群众准备结队游行时，郭隆真双手撑着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杨之华和我走在旗帜的前面，领导妇联的队伍向总出口走去。但当我们的队伍到达出口时，步队将装上了刺刀的步枪对准着我们的胸膛，他们说：“今天绝对不准游行。”杨之华和我站在刺刀的尖锋前面同他们争执，问他们：“为甚么不准游行？这是我们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上面的命令。”当我和杨之华听到一，二，三大会总指挥的口令时，我们便迅速而灵活地从拿着枪杆的兵士的膀子边低着头钻出去了。我们刚冲出重围，密密的枪声便从背后发出来。我回头一看，只见浓烟四布，我摸摸背后，看有没有血，我以为一定受伤了，因枪声正在我的背后。郭隆真因手执旗帜，因而手被刺伤，但因伤势不重，她仅用手巾扎住伤口，仍旧撑着旗帜不放。那连密的枪声，把已经冲出来的行列击散了，大家都闪避于道旁或商店之内。因为已经冲出来的群众都不知道枪是向空中开的，但后面的队伍就看得很清楚，因而他们仍旧继续往前冲。当妇女的队伍完全冲出后，接着而来的是林育英率领的码头工人的队伍冲上来，此时军警便以刺刀乱刺，刺伤了一些人。林育英的头被刺破了，伤势最重，但他仍旧不顾生死地爬上演讲台上，鲜红的血不住的从头上流下来，一边作慷慨激昂的演说。群众目睹此种情状，情绪更加激昂，喊声震天，大会重新开会，一致通过不管怎样，一定要游行示威。在军警方面，见群众数量如此庞大，几达十万人以上，而尤以工人占大多数，他们便有所顾虑，表现让步的姿态。因而，已经冲出去的队伍，又重新回到会场，重整旗鼓，结队游行示威。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仍旧飘扬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军警方面的马队、步队、机关枪队则跟随于游行队伍的两旁。群众沿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由于军警跟随，因而打倒军阀的口号，也就喊得特别响亮。游行示威的队伍一直走遍了属于闸北的中国地界才散队而归。

　　
[1] 张良离开王一飞后，被党派到莫斯科学习，于1927年回来。往后成为中央苏维埃副主席项英的妻子，1935年5月7日她同周月林陪同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化装经福建回上海，被国民党逮捕，邓子恢脱逃，何叔衡当场击毙，张良供出瞿秋白的真名，结果瞿于当年6月2日在龙岩枪决，张良跟从了一个国民党的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