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在广州的一个月

　　在愤怒与激昂的情形之下，举行了北京三一八惨案，这次规模宏大和异常英勇的市民大会与游行示威之后，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和其他五十余位同志，调遣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俄国顾问住宅等消息又传到上海。这是国共合作以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发动打击共产党的第一个信号。由于这一晴天霹雳，震惊了共产党内部的每一个分子，从中央到地下党部都感到震惊、疑虑与愤怒。区委主席团严肃地讨论了这一政变之后，便召集干部分子（当时称活动分子）会议，到会者百余人，都盘坐在地板上，倾听中央代表彭述之报告这次政变的经过和意义。报告完毕，群情愤慨，一致认为这次的政变，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立场，共产党也应该站在本党的立场上来重新考虑国共合作问题，并要求中央尽速作出决定，以便确立本党的方针。

　　约在四月末，中央为了这个问题，决定述之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到广州与国际代表商讨应付蒋介石的问题。在我个人方面，虽然在上海有重要的职务，但想暂时请假找人代替，自己想同述之一起到广东亲眼观察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情况。当我将这个愿望向陈独秀表明时，他很爽气地答允了。次日我便将此问题向区委提出，要求给我一个短时期的假，区委准许，并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协助参加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上海工会代表团的工作，其主要的代表为项英、许伯昊、王亚璋（女）⋯⋯等，我在区委的职位，暂由钟复光代理。在4月26日傍晚，述之和我便从上海动身乘船到广东，在船上还碰见项英和许伯昊，他们正是去参加劳动大会的。

　　船行约四天左右，4月30日的清晨便抵达广州。当日上午，卜世畸到旅馆来和我们接头，随即我们到广东省委办事处。在那里见到了省委书记陈延年以及委员黄平和穆清，他们二人本是我在苏联时就熟识的。陈延年在上海认识的，在那里谈了不久，张太雷和王一知夫妇突然到来，说是特别来请我们到餐饮去进午餐，陈延年作陪，我们很快慰地领受了张太雷和王一知的热情招待，他们俩都是述之和我旧日的好友。

　　陈延年为陈独秀之长子，他约于1919-20年左右同他的弟弟乔年赴法参加勤工俭学集团，在那里狂热地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后来加入共产党。于1922年末同他的弟弟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学习；1924年被派回国（他的弟弟仍在苏联），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他是一个虔诚的革命者，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于革命事业。他除了专心致志于革命工作外，没有私人生活。他当时虽已年近三十，但尚未结婚，也从未曾恋爱过。也许是由于他在幼年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和刺激，使他对于两性问题，有一种与众不同，即与一般正常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变态观念。他不但绝不追求异性，即有些同志关怀他，为他介绍女同志时，他都一笑拒之。他除了对吃方面有些兴趣外（他并不追求，如有人请他吃饭，是有兴趣的），没有任何嗜好，不吸烟，亦不喝酒。至于穿着方面，真是满不在乎，衣服随便穿在身上，看来一点也不整洁，鞋子往往破得连后跟都没有。他于1927年秋调往上海担任区委书记。但不久被蒋介石政府逮捕，迅即枪决。

　　我们在餐饮里聚谈了一会，张太雷和王一知便领我们到他们的住所，那就是广州有名的鲍公馆。他们住在楼下一间宽大的房间，陈设虽欧化但很简单而朴素。张太雷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英语甚好，任鲍罗庭的翻译。他的风度薄酒，说话有些幽默。在“五四”运动时曾积极参加天津的学生运动。由于地理的关系，他有机会与北京“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接触，因而在1920年秋参加李大钊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1924年，他又同李大钊等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回国后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本年秋派到广东做鲍罗庭的翻译；同时亦为广东省委之一员。

　　在我们到广州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劳动节，全广州的一切交通工具，都停止了活动。工人学生市民都朝着鲍公馆附近的东较场奔驰。我和述之只好从旅馆步行至那里。但由于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而且从旅馆到东较场之间的路途遥远，我们简直不知道如何走法，甚觉狼狈。我们于无法中，把东较场的地址写出来，花钱请一个带路的人把我们带到那里。当我们到达时，已经精疲力竭，纪念会尚未开幕，我们先到鲍公馆休息一会，述之和张太雷一起去会场，王一知带我到妇女队伍中去，以便参加大会。在那里除了碰见以前在苏联的同学蔡畅外，其余都是陌生的。王一知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广州市妇女部的负责者区梦觉以及谭平山的妹妹谭竹山等一一介绍给我认识。邓颖超开头第一句话对我说：

　　“早晨我走在你的后面，虽然我们从未见过，但我猜想一定是你。”我不知道如何作答，只以一笑表示回答的意思，因我不关于外交辞令。随后我们便围在地上，随便闲谈，以等待纪念大会的开幕。

　　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规模庞大，几个演讲台上都开始有人演说，那些演说者都是预先安排的。当我立在一个演讲台下倾听时，一位不熟识的同志硬要把我拉在台上演说，我再三推辞说没有准备，而且不会说广东话，他说：“没有关系，我们有人翻译。”我在无法摆脱的情形下，只好走在台上，临时围绕着五一劳动节的意义拉杂地说了一些，由广东同志译成广东话，好像是在外国一样。由此可见，中国语言不统一之不便了。在是次的纪念会上，使我深深感觉到，虽然它的规模庞大，但一般的情绪却很平凡，犹如履行一种官式的节日一般，缺少无产阶级的精神和革命的气氛。共产党人没有重要的代表上台演说，因三月二十日政变后，重要的人物都不多露头角；即上台演说者措词也很谨慎。五一劳动纪念会就在这种平淡的气氛中闭幕了。

　　当纪念会完毕后，述之和我仍旧回到张太雷的住所同进午餐，并逗留了一些时候，因在那里可以见到各方面负责的同志。他们的家也就等于接待所，凡是要访问鲍罗庭的同志或国民党人都必须先到张太雷的住所，经过他的通知，得到鲍罗庭的允诺后，才带他们上楼。而他就负起翻译的任务，他整天都是为这些事务而忙碌着。

　　次日，广东省委便把我们安排住在东山一座小型的房子里，与张国焘住在一起。我们虽然住在那里，但白天里多半是到张太雷的地方去，因在那里可以进行一些应作的事情以及和某些负责的同志们接谈。

　　述之以中央特派员的资格执行中央决议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中参加者除述之本人之外，有鲍罗庭、谭平山、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和张太雷。我们在东山住了不久，为了工作上的需要，陈延年便在广州市租了一座宽大的房屋作为特委机关。那是一座二层楼的高大房屋，有花园和庭院楼台和亭阁，据说这房屋以前是一个高级军官的住宅，由于一件桃色纠纷，在里面枪毙了一个军人，因而这房子从此就没有人敢住，广东人一般的迷信甚深，谣传里面有鬼，而租价也就特别便宜。由于这一特殊原因，一座本为官僚或资产阶级享用的房屋，竟成为临时性的共党机关，同志们都戏称它为“大观园”（指中国著名的小说红楼梦中之大观园）。

　　张国焘住在楼上我们的对面房（楼下住着李立三夫妇和一个特委的秘书及一个技术人员），过去我虽然同他很熟识，而且还有相当友谊，但对于他的理论修养与为人还不十分了解，这次相处在一起，我才发现他的能力，如政治、组织、写作与说话各方面都与他当时的地位远不相称。他是当时共党中央委员会兼组织部书记，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部的书记来说，早已不存在了，因他很少留在中央所在地——上海，经常到北方和南方（广州）各地跑来跑去。他根本不懂得中央组织部应做些甚么工作，长期只有一个空的组织部机关和一个无事可做的秘书张绍良带着他的妻子闲住在机关里。张国焘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为1921年第一届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书记；于1922年初曾以主席代表的资格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劳动会议。回国后从事劳动运动有些成绩，也会写过少许文章，但无甚理论。在初期的共产党里，张国焘算是一个积极的和重要的人物之一。但由于时代潮流急剧地前进，许多后进的分子，因为他们努力上进，被时代潮流所推动一批一批地涌上来。尤其自1924年起从西欧和苏联回来的干部，他们无论在理论、组织的观念以及工作的能力方面，都超过了他。正因为他不从事研究，而追不上时代的潮流逐渐感到不能胜任他当时的职务，于是经常离开中央，以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的资格到北方或南方省分去混混。我看他当时既无能力帮助广东省委（陈延年在各方面比他高得多），又无其他职务；不但没有读书和研究的习惯，即连报章杂志也没有耐心去看，每天不是挟着皮包走走鲍公馆或拜访国民要人，就是双手交叉在背后，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活像幽灵一般。有一次，述之请他为“向导”写一篇文章（因题材与他所知道的事实有关），他答应写，但自准备开始写作后几天没有出门，在房子与客厅之间踱来踱去，表现苦思力索的神情，可是文章并未因此而写成。

　　从他的深陷的眼神所表现的聪明和对某些事务之特别精细看来，仿佛他具有某种事务的能力。但实际上，他的事务能力仅仅限于婆婆妈妈的琐事，而不是一种行政和组织的才能。他当时有一种跑资产阶级官僚门槛的倾向，今天去拜访蒋介石，明天去拜访谭延凯。他曾数次向述之建议同他一起去见见蒋介石，述之总是藉故拒绝。因自三月二十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述之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有一种反感和仇视的。例如有一次，在一个周末的晚上，鲍公馆放映1905年俄国革命的电影，述之和我也在那里观看，当电影刚刚完毕时，蒋介石发现述之坐在他的后排，他即起立趋前作握手状（因述之在苏联时曾同他谈过问题），述之装作没有看见就轻轻地溜走。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也是我亲身体验到的述之与张国焘之间两种不同的气质和倾向。

　　我在鲍公馆曾几次碰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苏兆徵，他每次来时总是同邓仲夏一起（邓仲夏为罢工委员会委员之一）。他是海员出身，在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中，便已成为工人的领袖，而且领导这次罢工得到了胜利。他之与共产党接触，也正是在罢工的过程中，随后便加入了党，成为党在香港的海员和其他的工人运动中最积极的干部。至于他在省港大罢工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所获得的唯一领袖地位，更是无须说的了。他沉静寡言，态度严肃而诚恳。1927年在武汉汪精卫政府时代，他曾任国民政府的工人部的部长。自革命失败后，他被派到上海做秘密工作。于1931年被捕。他虽然经过残酷的严刑拷打，逼他供出机关或同志的住址，但他自始至终却守口如瓶，保持着视死如归的沉静态度而从容就义。

　　为了礼貌上的需要和私人关系，蔡畅陪我去拜访鲍罗庭夫人。当1923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瞿秋白带我去拜访过她。她曾从瞿秋白那里得知我在武汉时的一些活动和事实。因而，这次的重逢她更显得格外高兴，她热烈地拥抱我招待我。在茶会中，谈了一些我在苏联的情形，她说我的俄文说话的程度已超过了在苏联学习的时间。自那次见面后，她便时常约我同她一起出外作某些事情或参加某些会议。但往后由于在对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政变后，在重新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上，述之与鲍罗庭的意见分歧，双方感到不快，因而我和鲍夫人的关系也不知不觉地疏远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机会见到她，但我对她仍旧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印象。她曾受过完全的教育，为美国留学生，因而英语甚好，具有相当的理论和政治修养。她在广州常作公开演讲；但她也是一个新式的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和儿子的爱护异常周到，对同志的朋友也很热情，但很自然而不是一种虚伪的外交。

　　鲍罗庭在俄国共产党中原无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他是美国留学生，英语甚好，且具有行政和外交的才能，当然还有相当的理论和政治的修养。他的体格魁梧，相貌堂皇，所有这些都是适合于作为外交官的必需条件。他于1923年秋就任孙中山的顾问。他并不是以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和中国的共产党合作，而是代表联共政治局来充当国民党的顾问官的。他自作了孙中山的顾问后，除了他本人所具有的一般修养和外交才能外，还带着苏联巨量的物质——军火和金钱做他的背景。这些主观的因素和客观的物质条件配合起来，他便很迅速地生长，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树立起根基建立了无上的权威。鲍罗庭所具有的仪表和实质，修养和能力，地位和背景，这些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交错汇合起来，便自然塑成一个伟大人物的塑像；而他也就以伟大人物自居。他确是一个典型的圆滑外交家和善于完弄手腕的官僚，他的任务是执行联共政治局政策的使命——斯大林政策的使命。广东整个省委以及其他负责的干部，差不多都是尊从他的意见。因为他不但为当时国民党（实际上蒋介石）的顾问；而且还是南方共产党内具有无上权威的联共代表。当然，他佩戴着十月革命的威望，拥有巨量的物质作后盾，因而也就更增加了他的威望。虽然蒋介石在广州发动了三月二十日的政变，除了开始有些共产党表示愤慨和怀疑国共合作政策外，但不久当鲍罗庭回到广州后，这种愤慨和怀疑的气氛，就于无形中消散了仿佛若无其事一般。当我们到达那里后，除了我和述之亲自听到恽代英的愤慨之声外，没有听到任何同志对蒋介石的反感和怀疑的声音。这与上海的同志对这件事的反感和愤激迥然不同。其主要的原因是鲍罗庭的作用和影响。他为了符合于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为了要继续同蒋介石合作，使用各种诡辩的方法把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反动意义冲淡了，轻描淡写地把它减轻成为一次偶然的事件。而鲍罗庭对于蒋介石仍旧同以前一样地信任和支持，同样把后者当作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罗倍斯贝尔同样看待。

　　我在广州接触机会比较多的，除了张太雷和王一知外（张国焘和李立三等则和我们住在一座房子里），要算周恩来和邓颖超了，除了许多会议的场所外，他们曾邀请述之和我到他们的家里聚餐，他们也常来我们住的地方。周恩来是众所公认的漂亮人物，他体格标准，上唇留着一撮法国式的短须，温文尔雅，对人的态度也很自然而合乎人情。他具有一种行政和组织的才能。处理事务有条不紊而能应付裕如。他当时为广东政府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其官职等于军长。但他的理论修养并不高。在政治方面，由于他的性格，往往表现一种调和与折中的倾向，而缺乏坚强独立的主张。例如当述之与鲍罗庭争论时（述之告诉我在特别委员会中讨论关于三月二十政变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其他的人都不作声表示默认鲍罗庭的意见，而避免同述之争论。但他却不同，他表示鲍罗庭和述之的意见双方都有理由，都值得考虑。像这一类调解和折中的态度，在他往后的许多场合中差不多都是如此。尤其在革命失败后，党的政策忽左忽右，因而人物的升起和跌落也就层出不穷。但周恩来却仍旧能够保持着原来的工作岗位，因此，便有许多人说他圆滑，甚至讥他为冯道或不倒翁。在我看来，他的这种态度同他的性格有关，而这种缺乏坚强意志的性格，往后便逐渐变成一种对人处事的作风。正由于他的理论修养不高和性格不坚强，因而他便自满于他的地位，而从没有想做一个第一号领袖的野心（按照他的历史地位，他是有资格的），因此，那些天字第一号的领袖们，谁也不提防他会夺去自己的地位，谁都需要他。这就是他在无数人物更迭中能够站立得住的真实原因，也就是周恩来之所以为周恩来。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时，曾以学生的身份，同周恩来同时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直至1924年秋，周恩来从西欧回国后，她便同她的丈夫一起作国民党工作（她当时已加入共产党）。当1926年5月我到广州时，她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何香凝所主持的妇女部任干事。她虽不漂亮，但态度却大方，口齿令俐，善于外交。标准的北京话（因她是北京人），配合着满口的外交辞令和不断的笑声，这便形成了一个十足的女政客型。这个印象从初次见面直到往后的许多接触中都是如此。不但我一个人如此，许多同志都有同样的感觉。她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广东政府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官太太以及她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女官的身份，更加发挥了她的外交才能和加强了她的政客姿态和作风。这便决定了她的一生只能作官式的工作，而从没有作艰苦的党内基层工作，尤其是她的丈夫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能够永久保持其官职，因而她也一辈子作官太太，作女官，她的一生假如用世俗的观点来说，真可说是官上加官，幸运永远照顾着她。

　　在我们所居住的屋子里，许多同志来来去去，不计其数，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谭平山、彭湃，和蒋先云等同志。谭平山是一个朴实、忠厚、态度诚恳的老共产党员。他是第二届的中央委员。在当时，他为国民的中央委员，并任组织部长。虽然他的官职甚高，但由于本人的气质善良，生活简朴，没有任何官僚习气。他对待同志诚恳、坦白，没有虚伪和外交，而是老老实实，这便是我初次对他的印象。

　　彭湃给我的印象是：他短小精干，风度潇洒，面上经常挂着乐观的笑容。他是广东东江海丰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初期的共产党员，众所周知的中国第一个作农民运动的领袖。关于他的富于戏剧性的历史，在许多近代史料中（包括他自己所写海陆丰农民运动），都有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不需要去重复。在1927年5月，彭湃因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我又在武汉见到他。在大会开过后，他约述之在武昌毛泽东的住宅里谈话，我也同去，畅谈甚久。最后，他对我说：“我因被派到南方去作军事工作，我的妻子怀孕不能同去，她一人留在武汉，人地生疏，诸多不便，尤其他是广东人，又不会说普通话，更不方便。因此，我想把她付托给你照顾。”我回答他说：“当然啰，只要我能够做得到的，我一定尽力照顾她。”但自此以后，我就没有见到他们。革命失败后，即1927年秋，在党的盲动主义所谓秋收暴动政策之下，彭湃在海陆丰领导了一次农民暴动建立了苏维埃，但很短暂。失败后，他便到上海做秘密工作，于1931年同苏兆徵、杨匏安等一同被捕而遭枪决。至于他的妻子的命运如何，我一点也没有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蒋先云常常跑到我们的住所来，因他当时已离开军阀（因三月二十日政变），较有闲暇，和我们私人作的谈话最多。他是一个活泼生动，乐观潇洒，热情而勇敢的革命军人。他原在湖南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异常积极，但由于在一次矿工大罢工后湖南省政府对工人运动施行镇压，他不能在那里立足，于1923年到广东投入黄埔军官学校，为该校第一期的学生。当1925年秋，国民党军队在东江攻打陈炯明的战役中，他带兵作战异常英勇，他不但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军人，而且笔下很好，因而蒋介石很看重他。当北伐开始时，他任蒋介石秘书职，当时蒋的许多演讲稿和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虽然蒋对他十分看重和表示好感，但由于他具有革命者的气节，他感到蒋介石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动，因而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秘书职。自此以后，蒋先云便在革命第十一军第77团任军官职。1927年6月，他在河南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的战役中而效命疆场。

　　我在广州整整的一个月中，从参加五一劳动节群众大会开始，继续参加了各种各式的会议，如5月5日马克思诞生纪念会，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广州党部的干部分子会议以及女同志会议等等。在这些会议中，除了围绕于国民党的轴心和强调国共合作的必须和重要外，我感觉到缺乏革命的气氛和斗争的情绪，而只是近乎一种官式的会议。这同上海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上海的工人运动是在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尖锐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因而党的工作方针和党员的情绪多半是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和要求。而一般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以及国民革命运动等等，都渗透于工人运动中而同它合流了。因而富于革命和战斗的精神。但在广州，革命的热情，都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烟幕中窒息了。我感到不适应，不愉快。述之当时也很沉闷。他在不愉快时，总是如此。当时最具有讽刺性的一幕便是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有五百个代表，代表四百个工会和一百二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而且在此一百几十万的工人中，有八十万自1925年5月以来曾经参加过二百次以上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像这种代表无产阶级性质的劳动代表大会，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即在不久以前发动三月二十日政变的蒋介石，竟被请为上宾，高视阔步地走进会场，以革命领袖的资格踏上讲台，以动人而诱惑的词令致开幕词，他对工人说：

　　“在这个时期中，工农大众，促成国民党的统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并巩固了国民政府的基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工人和农民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毋须依赖军队的力量……。”

　　当蒋介石作为大会的开幕致词完结时，他并高呼“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在共产党人和其他来宾的混合掌声和欢呼声中从容地步下讲台。事后看来，这无异是一幕讽刺戏剧。蒋介石比共产党人更有胆量强调工农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说，他比共产党人更了解工农群众的力量。因他看到，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工人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同时，他亲眼看到省港罢工对于帝国主义的致命打击；广东的农民在1925年曾在东江和南粤国民政府的军队与陈炯明战役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他还需要继续利用工农进行北伐。他已有确定的把握，因鲍罗庭已告诉他苏联将用全力支持北伐。他知道共产党人会继续为他“作苦力”（鲍罗庭语）的。只要共产党一号召，有组织的工农及一切革命的群众都会为他所利用，都会在北伐中拼命出力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党务整理案”是预先得到鲍罗庭的同意的。此案无异对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一付枷锁和镣铐。例如共产党员不得怀疑或批评孙总理及其学说。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常会；限制各省市及中央党部之共产党员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其本党党员发出之一切训令须先交回两党的特别联席会议通过……等等。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还有某些其他的限制，但这些已经足够把共产党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了，像这种对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行动方面如此严格限制的“党务整理案”，假如不是在国际的压力和鲍罗庭的歪曲和诡辩之下，中国共产党接受它是不可理解和想像的。假如当时的共产党还没有群众的基础；而国民党确是一个群众的党，共产党当作一种政策渗入其中争取群众，暂时忍受这种限制和屈辱，那还可说，但事实完全相反，所有工农及一切革命的群众，都是共产党所努力组织起来的；而国民党这一架空虚的外壳，还是依靠苏联的金钱、武装和顾问以及共产党员的苦干所培养和充实起来的。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也正是这些因素把他扶植起来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反而受国民党如此严格的限制，真是历史空前的荒唐！！这一切都是由于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领导之所致。他依靠着十月革命的威望，苏联的财产——人民的血汗来任意挥霍；专横地指挥中国的共产党背叛自己的立场而屈服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它从1920年成立）和缺乏革命的经验。因而便无条件地相信共产国际的领导，以致造成这种局势：一方面使共产党受国民党严格的政治和行动的限制和束缚；另一方面促成蒋介石集中一切权力于他的手中。从三月二十日的政变到五月十五日的“党务整理案”，蒋介石不但被举为党的主席，而且也被委为北代军的总司令。此外，所有党政、海陆军权力等都操纵在他的手中。谢谢斯大林的帮助，使他在短短三个月之内，便顺利完成了他的军事独裁，建立起资产阶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从此也就决定了共产党人及革命工农群众的悲惨命运！

　　自述之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意见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鲍罗庭商讨应付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政变的政策发生激烈的冲突后，不但鲍罗庭对述之采取敌视的态度，即一向尊敬和亲近述之的陈延年也完全改变了态度。他除了对述之表示冷淡之外，并于无形中限制了述之的权利和活动。述之除了在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代表中共致辞和毛泽东请他到其所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说外，陈延年所召开的许多干部会议都没有邀请述之参加和讲话；甚至某些干部会议自动地邀请述之去演讲时，陈延年总是预先对他说：“你最好不要提及三民主义。”因他知道述之对于三民主义是采取批评态度的，唯恐因此引起同志们对三民主义的怀疑和批评，而影响国共合作的政策。

　　尤其令我惊异的是：当广东省委特别召开广州全体干部会议来讨论我们党对于蒋介石的“三月政变”的政策时，陈延年除了事先安排鲍罗庭作报告和张国焘演说外，竟没有替中央特派员彭述之安排讲话的时间！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庭作了一个冗长的报告历数小时，重三复四地强调国共合作的绝对必要和支持北伐的重大意义，寻找各种各式的歪曲理由或论据，极尽诡辩之能事，为蒋介石的“三月政变”和他的“党务整理案”作解释和辩护，企图以此消除同志们对“三月政变”的愤慨和“党务整理案”的反感，以便接受他所代表的国际政策。至于张国焘所发表的意见，不过重复鲍罗庭的某些话语，同意他所提出的关于接受蒋介石的“党务整理案”和支持他领导北伐的建议吧了。在张国焘演说后，陈延年以时间不够为理由，要求会议对鲍罗庭的报告进行表决，在决大多数同志的举手赞成之下，这次会议没有经过任何讨论便算结束了。

　　在这次为专门讨论我们党对蒋介石的政策会议上，陈延年只安排张国焘演说而不请述之讲话，这显然是出于鲍罗庭的授意或暗示。因为鲍罗庭害怕述之在会议上提出他自己代表的中央委员会的反蒋政策，引起出席会议的同志们对他的报告怀疑发生严重的争论，因而示意陈延年采取这种极不合理的组织手段来阻止述之的发言。照理述之既是中央委员会的特派员，即令他和国际代表鲍罗庭的意见不同，也应该请他发表意见，让同志们大家知道他所代表的意见而加以讨论。但陈延年在鲍罗庭的授意之下，竟采取这样的手法来解决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广东省委在鲍罗庭的影响之下已经开始官僚化了！

　　由于上述的情形，述之感到中央派他来广州的使命已完全失败，尤其是陈延年对他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更感到在广州已不能作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因而他的精神陷于困恼和烦闷的状态；有时大半天沉默着一声不响。他这种表情，对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鲍罗庭为了执行他所代表的莫斯科的政策，以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北伐，感到述之留在广州，对他执行这种政策是一个障碍，于是他便对陈延年说：“假如彭述之不离开广州，我很难进行工作。”陈延年在鲍罗庭的这种授意之下，他便立即写信给上海的陈独秀，要求中央把述之调回上海（陈延年写给陈独秀的这封信是我们到上海后才看到的）。当我们看到中央调述之回上海的信时，就我个人来说，倒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已开过，我在那里无事可作，而且也觉得太沉闷了；我感觉得在那种官僚气氛的环境之中，感到窒息和不适应；同时，我在上海方面所担任的职务，也不宜耽搁太久。对述之方面说，他觉得上海调他回去的信，好像给他解脱了一个学生的负担一样轻松。这样，我们带着沉重而又似乎轻松的复杂心情，于1926年6月初乘轮船向上海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