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重回上海

　　当我们的船抵达上海外滩的码头时，郑超麟身着一套整齐而富有朝气的绿色西服，面上挂着和善的笑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是来迎接我们的，我感到亲切和愉快！他叫了一辆古式的马车，我们连同行李一起载到仁元里我们原来的住所——中央宣传部的机关。

　　次日清晨，我便到区委接头，他们都一致欢迎我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来。区委主席团的成员全都知道鲍罗庭以及广东省委对于三月二十日政变和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全会所通过“党务整理案”的妥协态度。除了赵世炎因参加全国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到广东受鲍罗庭的影响，主张绝对相信国际的政策外（曾在向导报发表的通信中声言此意见），其余的人都不以为然。我们一致认为：三月二十的政变已经使共产党人不能忍受，尤其在五月十五日的“党务整理案”所造成的情形之下，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不能有效地工作了。因而主张立即退出国民党。这一种无产阶级意识本能的倾向和要求，甚至连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的同志也是如此。而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从下面所举的一件事实便可证明：约在六月中旬，区委决定：在环龙路44号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任干事的恽代英、刘仲民、张庭灏、陈碧澜（即我当时的名字）等同志，必须联名在上海各大报登启事声明脱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干事的职位，以此表明共产党人对于“党务整理案”的抗议和态度。在此项决定之翌日，上海的几家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都以特大字把四人联名的启事登载也来。这一举措，便明显地意味着共产党人欲脱离国民党的初步具体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党员之本能地真实的意向和要求。

　　但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对这一本能地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意向和要求，不能完全接受，尤其是广东的省委在鲍罗庭就近的影响之下，比之中央走得更远。他们认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放弃广大工农群众，放弃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给资产阶级，就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国民党之内”。事实上，广东省委的意见，就是鲍罗庭的意见，而鲍罗庭的意见，也就是斯大林的意见。

　　中央领导机关虽然奉共产国际的命令，接受了向国民党妥协的政策。从事实和经验的教训中，以及党员群众要求独立的呼声和影响这下它又感觉到必须修正这个路线。于是在1926年7月的共产党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国民党外之两党联合，来代替国民党内之合作”的决议。陈独秀把这个决议写给共产国际，但不久便遭到严厉的斥责。因此党中央只能遵循国际的路线而执行投降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了。

　　当中央政治局召开党中央扩大会议时，各重要省份的省委书记或其他领导者都来上海。陈潭秋代表湖北省委来上海参加会议，他是当时湖北省委的书记，他是过去在武汉所有的同志中我所最接近、友谊最深的一个。虽然我的启蒙思想的导师是刘子通（前面已经说过，他是我在学校的国文教师，他们都是初期的共产党员），但在进一步的思想阶段——从启蒙的民主思想转变到共产主义的思想领域，除李汉俊外，受他的影响很深。他于1922年秋介绍我入党。自1923年春我离开武汉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苏联，直到他这次来上海时，三年余来，我们还是第一次重逢，双方都感到亲切和喜悦！我和述之邀请他在我们家里聚谈，直到深夜才去。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气质相同的同志间的友谊是异常之可贵！他是一个忠实于革命的优秀分子，对工作认真而努力，对同志和朋友诚恳而富于人情，且有常态，不像有些同志具有各种各式的古怪脾气。他在政治上异常坚定；但在平时，对同志和朋友的态度却异常之和善。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他便不能在武汉立足，而来上海，我们曾一度会见。但那次见面后（1928年冬），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们便没有机会再相见了。约在一九三一年，他从苏联的归途中，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在新疆一同被捕而遭枪决。他的妻子徐全直的牺牲早在他之前一个时期。

　　谭平山在开完会议之后，就暂留上海居住，准备前往苏联参加国际执委会议。自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党务整理案”通过后，他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职位便被取消，而由一个极端仇共的陈果夫代替。谭平山在上海的一段时期内，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由于接触的机会愈多，我们和他之间的相互了解愈深，而他和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便愈深，而他和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就日益增长。他是一位异常朴实、单纯、忠厚的共产党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年龄比起我来差不多要长一倍，但他却像一个老孩子一样的天真，谈起来很相投。述之和我都很尊敬他和喜欢他。他有一次认真地对我说：“在我还没有和你多接近之前，我以为你很调皮；但现在我觉得你很热情诚恳。”从此我们便相互戏称“知己”。他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便派到苏联去了，但这次却给我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

　　接着袁庆云带着他的俄籍妻子从苏联回到上海，次日我便约史静仪一同到旅馆去访问他。当我们正踏上大门的石阶时，他身着一套白帆布西服正在门口出现于我们的面前（准备出外），他猛然地看见我们，喜出望外，他说“高兴极了！”马上转身回到旅舍，热情地招待我们，并介绍他的妻子和我们认识。他是我在莫斯科东大时一个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这次的重逢，大家都感到无限的欢慰。他是法国勤工俭学之一分子，于1922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当1924年秋，我到莫斯科时，他的俄文程度已经很好（当然他的法文很好），担任我们中国班的翻译。他回上海后，中央本拟留他在中央宣传部担任翻译的工作，但因他的妻子是俄国人，在上海秘密工作的环境之中不方便；同时，在党内工作生活费甚少，最高的每月不过三十元（约等于当时的十个美元），其次的二十五元或二十元不等。因此，中央只好派他到广东当俄国军事顾问的翻译。他动身之前夕，邀请述之和我以及王若飞、郑超麟等聚餐，晚餐之后，述之因有约他往，我和史静仪又同袁庆云夫妇一起回到他们的旅舍叙谈甚久。我们因夜色已深，几次欲起身回家，但袁庆云仿佛有一种预感似的，顽强地留住我们一定要等到他和他的妻子上船时才让我们回去，深深表现依依不舍之情。但异常之不幸，他到广东后仅仅一个月，因北伐随同俄国军事顾问离开广州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因患急性虎列那（霍乱——编者）而逝世了！噩耗传来，不胜悲恸！想不到那一次的重逢，时间只过了一个月，竟成为永久的诀别！！

　　在1926年7月的党中央全会扩大会开过后，由于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杨之华向中央请假休养三个月，并提议要我代理她的职务。因此，在会议刚开过后，我便开始担任这一任务了（实际上是兼任，但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区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当我担任上海区委妇女部的书记不久，上海大学全体的女同志要求她们的教授施存统同我作一次私人的谈话（因施为我的老友），想先征求我的同意，要求我允诺作中央妇女部的书记，然后她们便号召上海的全体女同志经过上海区委向中央提议，因她们认为：杨之华无论在那一方面都不够格担任这一职位。我当时就对施说：“中央妇女部的书记不过是一个名义吧了，根本无事可作，没有能力也可担任，我绝对不要这个地位，更不同意这种办法⋯⋯。”由于我的态度坚决，此事就作罢了，以后谁也没有提起，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恐引起杨之华的误会和对上大女同志的反感。但后来由于中央的决定，我只好接受代理了三个月。在此时期中，我除了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各省市的妇女部的书记作关于当地妇运情况的报告和根据文件处理了一件武汉女同志之间的纠纷事件外，坦白地说，再也没有作出甚么，三个月的短暂时间，也不可能作出甚么贡献，只是每星期参加一次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而已。这对于我个人的政治修养方面说，倒是有益的。

　　正在这个时期，鲍罗庭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坚决地压制共产党内部主张采取独立政策的倾向。他说：“目前是共产党人替国民党做‘苦力’的时期。”为甚么要替国民党做“苦力”，而不去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呢？何况当时的工农群众以及一般的民众组织完全为共产党所领导和控制；而广东政府的存在和发展也仍然是依靠这种力量来支持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落后国家的共产党要用全力反对资产阶级支配群众运动。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恰好把自己领导之下的，而且已经完全能够控制的群众运动，双手奉送给资产阶级领导和支配，而自己反而居于囚徒一般的地位。在三月二十日政变之前，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即令不能像列宁那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能预见事变；但在此政变之后，尤其五月十五的“党务整理案”既成事实的限制之下，犹不能提高警觉，不但没有领导中国的共产党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极力压制他们本能的无产阶级独立政策的要求，而把民族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的代表——军事独裁者蒋介石。这是一种无比的荒唐和罪恶的领导。它在客观上已经预先安排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以及一切革命分子往后流血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