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北伐与上海工人的武装暴动

　　上海区委一向是直接受中央的领导，而中央又是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在共产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领导之下，它依靠着十月革命的威望，中共中央只有无条件地信赖它，忠实地执行它的政策了，而上海区委也就很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中央的路线走。因此，一切群众运动、宣传和口号都围绕于国民革命的轴心，配合着北伐的目标而努力。

　　北伐之飞快和惊人的胜利，与其说是由于军事的力量，还不如说是依靠广大群众运动的配合和推动。当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时，所有夫役的工作都是由革命的民众来担负的，省港罢工的工人曾组织了几千的运输队，当北伐军进攻湖南时，工农学生即马上出动，而且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当北伐军攻打长沙之前，粤汉铁路工人曾作种种防御敌人军事行动的工作，如破坏铁路，截断电讯等。尤其在北伐军攻打岳州的战役中，平江的农民和粤汉萍株两路的铁路工人的独立行动已经替北伐军肃清了道路，尤其是农民的向导把他们引导到敌军不设防的地带，安然渡过长江，得以从背后抄袭岳州的防军，因而占领岳州；北伐军才有可能会师于汉水，得以占领武汉三镇——汉阳、汉口、武昌。国民党的旗帜飘扬于长江的中心流域了。

　　同样的情形，当北伐军攻打南昌时，工人与学生极力同守卫军警联络内应，因而南昌易于占领，往后便长驱直入到达九江。

　　自北伐军克服武汉进攻江西后，中国整个的局势急转直下，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地生长着。然而当时一般斗争的形势，除了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外，全国范围内的斗争还只是限于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以及农民反对地主等等。可是，当时上海的政治局势对于革命客观条件非常有利，因孙传芳的统治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他的军事力量已经分崩离析，趋于瓦解；同时，北代军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取得胜利。上海的工人及一般民众在这种局势刺激和鼓舞之下，革命的火焰更复燃烧起来。共产党看到这种有利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便决定以武装暴动来配合北伐。恰在此时，孙传芳的一个部下夏超在浙江独立这事件便更促成了1926年10月24日上海第一次武装暴动的尝试。

　　但这次的武装暴动，一方面准备不够，没有发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来配合，也没有动员广大的民众直接参加。共产党领导机关只组织了一百左右的武装工人和几队没有武装的战斗队；同时，共产党让国民党的代表钮永建领导国民党机关来发动这次暴动。但当钮永建得知浙江的叛变失败的消息后，便不守信约而逃避领导暴动的责任，让共产党的几队武装工人和少数党员单独进行，结果，除了同军警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外，武装暴动的烽火迅即被孙传芳的军警所扑灭了。

　　上海第一次武装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并未遭受重大的损失；群众运动也没有受到打击。因此，当11月5日北代军占领九江的消息传来时，上海的群众运动有如潮水一般高涨起来。从那时起，每天都有大批的演讲队出现于各街道，尤其是重要的马路，散发传单和贴标语。上海区委每天都忙于指导这些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工作。我因区委妇女部书记的职责，必须负责召集上海所有的女同志参加此项工作，大家都集合于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之下，分途进行担任演讲，散发传单和贴标语的工作。当我本人和她们一起进行这些工作时，常常碰到便衣侦探和巡捕的追逐。因此，我们在出发之前，大家都准备好一套口供，随时都作被捕的准备。在11月28日同12月12日曾在西门体育场分别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市民大会，在大会中，除演说外，高喊国民革命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情绪异常激昂。在每一次的群众大会开完之后，照例要整队游行示威。但要完成这一节目，首先必须经过一场冲破军警包围网的斗争。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总是排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而我们这些负领导责任的女共产党人，必须以身作则，站在旗帜的前面，准备冲破重围。这接连两次的大示威运动，便是临近第二次武装暴动的先声。

　　在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和嘉兴之后，上海顿时呈现一种异常紧张的状态。统治者方面虽然在浙江军事失败，但还企图在上海作最后的挣扎，于是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同英法的巡捕房合作来压迫和摧残革命运动，如压制舆论、逮捕工人和革命分子等；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北伐军的临近和统治者以及帝国主义者的加紧压迫，更激起了革命的浪潮，开启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在18日的早晨，当区委主席团决定以总同盟罢工来响应北伐军的决议通过后，便由汪寿华立即带到上海总工会（他为区委主席团之一，上海总工会的会长），经过代表大会通过之后，便迅即公布发动总同盟罢工令。总工会的脚踏车交通队把这道命令迅速地传达到各工厂的分工会。到19日的上午六时，奉总工会的命令而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5万以上。顿时使热闹繁华的上海，呈现一种瘫痪的状态：全市的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关门，所有大百货公司都停止交易。在罢工的第四日，参加罢工的人数增加到三十六万以上。此次总同盟罢工，主要的是为援助北伐军的，党本决定当北伐军从嘉兴继续前进时，上海即举行武装暴动，以响应北伐军，驱逐奉鲁军阀，建立上海市民政府。但北伐军的前锋队伍虽已到达离上海只有25公里的松江，假如他们进军上海，路上除了士气颓丧的守卫军外，并无军事防卫和障碍，军事的形势完全有利于北伐军占领上海；但他们却按兵不动（其原因当时共产党人都不明白，只有蒋介石知道）。上海的防守司令李宝章在这个空隙中间便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勾结合作，来向工人和革命的民众开刀了。在罢工的第一天，李宝章便颁布“格杀勿论”的布告；同时派出大批的大刀队梭巡街道，一经遇见工人和学生在街头演讲或散发传单者，就当场砍下头来，挂在电杆上示众；甚至连从地上拾起传单阅读的市民亦被大刀斩首（至于被捕者不计其数，上海大学五十余住校学生不管思想如何全数被捕），造成惨不忍睹的白色恐怖！

　　在如此残酷的压迫和屠杀的恐怖局面之下，工人和一切革命的民众，不但没有畏缩和胆怯，而且更激起了愤怒的火焰，他们已经不能忍耐了，在还没有等到武装暴动的命令之前，便在街头抵抗屠杀的恐怖，开始同军警发生巷战了。他们只要一经发现有武器便拼命夺取。到指定第二次暴动的22日下午六时，当的干部领导着各区域的工人群众在闸北和南市与军警正式开火了，在袭击中曾夺取了一些枪械；海军士兵因同情工人亦自动开炮轰击高昌庙的兵工厂。战斗和总罢工整整地支持了四天后，到24日，第二次武装暴动由于没有与北伐军的军事行动配合起来（本来总罢工和暴动是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而发动的，但它却故意拖延进兵上海，让李宝章屠杀工人和革命民众，以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同时还没有动员广大的群众来参加，也没有动摇敌军使其叛变因而又被孙传芳残酷镇压而失败了。上海总工会处于此种情形之下，只有采取暂时退守的策略，准备下一次的进攻。于是发表宣言，以“不是退让，而是为着准备一个更大的斗争而复工”的理由，号召全体工人一致复工。虽然如此，但2月19日至24日的英勇斗争，却无误地仍然是一个惊人的壮举，个别的牺牲自然难免，但工人的组织并未受到损伤；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痛苦的失败中，学得了一些往后如何去准备取得胜利的经验和教训。

　　上海的工人阶级，虽然经过两次暴动的失败，但工人的组织仍然是屹然未动，工人们仍旧抱着绝大的信心准备着下一次胜利的暴动。共党的领袖们，在两次暴动的失败中，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他们决定在下一次的暴动中，不但自己要居于领导地位，而且更要使准备和安排格外妥善和精密。因此，第三次暴动的一切准备、计划和步骤都是直接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同区委主席团的合力领导之下而进行的。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我们的住所）也可以说是指挥第三次暴动的总司令部，每次决定性的会议都是在我们家里开的，区委的主要负责者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都常到这里来同中委一起开会。当时中常委为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三人（其中二人蔡和森去苏联，张国焘在武汉），周恩来当时本是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因张国焘名为组织部书记，但从未进行任何工作），但在暴动期间，他担任军事方面的责任，因而也参加这种会议。陈独秀从第三次暴动开始直到最后胜利的过程中，便住在我们家里，因晚上七时起就戒严，来往不便，而且危险。有时甚至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和汪寿华等在夜晚会议之后，由于戒严大家都不能回去时，也只有都挤在我们家里，他们三、四个人像沙丁鱼一般地睡在一个床上，到天明才走。

　　党本来决定：当北伐军从浙江开始进军上海时，即发动总罢工并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在3月20日的晚上，北伐军已经进入迫近上海的龙华，但它奉蒋介石的命令，暂停前进，以避免与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冲突，故在龙华按兵不动。但党中常委和区委的紧急联席会议仍旧决定发动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同时决定当暴动开始后，总工会便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北伐军进兵上海助威，但无结果。

　　这次总同盟罢工的准备异常之完满；武装暴动的计划也拟得精细而切实，他们组织了五千工人纠察队，构成为一支精练的工人民军为暴动的主力军，而这支队伍又分成二三十人一组的小队，分布于各区域以便领导工人群众作战。从一件小的技术安排上便足够表明这次准备暴动的计划之周密，当将要举行暴动之前二日，罗亦农到我们家里来开完会议之后，他将身上携带的数打（几十个）亨德利钟表公司（此公司的钟表最为可靠）的手表以一种神秘的表情给我看，他说是给各区发动暴动的指挥者的，他计算一下还有余数，顺便送一个给我作为这次暴动的纪念品，我对这个表不但异常珍爱，而且还对它发生一种莫可名言的兴趣和神秘之感。除了它所象征的意义外，对其军事技术特别感到兴趣。我玩味着：用同一牌子的新表，开定同一的时间，以便发动暴动时间准备，使各区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同时举行，我觉得这在暴动的技术上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由于这一小小事件的启示，使我对于这次准备的第三次暴动，怀着胜利的信心。

　　尽管北伐军仍旧在龙华按兵不动，但上海的共产党和工人群众已经不能等待了。在3月21日正午，上海总工会号召同盟罢工的命令颁布了，遵照此令而罢工的人数，几达八十万，这是一次规模最大而整齐的罢工。全上海的各工厂、作坊、手工业工厂、轮船、火车、码头工人、邮政电话、机关职员、大小商店伙计等卷入这一罢工的浪潮之中，革命的浪涛，有如海潮一般汹涌澎湃。

　　罢工的工人全都走出街头纷纷朝着各自预定的地点集合，到已经有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的地方。他们作战的区域分为七个地点同时发动，即南市、虹口中、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和闸北。巷战开始了，铁路截断，电灯线断，自来水停止，电话局被占领，路上行人稀少，战云密布天空，不断的枪炮声和群众的呼喊声震撼着整个的城市，从正午到傍晚，在数小时之内，除闸北外，其他几个进攻的区域，工人们都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各警署和地方的军事机关，因为敌军和警察，目睹烽烟四起而失去信心，都惊惶万状：不是脱去他们的制服丢弃武装而逃逸，便是悬挂白旗把枪械堆在地上表示投降。因此暴动的工人群众到处可以得到武装，而不断地增强革命的武装队伍，但当沪西的纠察队率领大队的工人占领了地方警署之后，夺得了武装，他们又卫护工人群众渡河往闸北小沙渡的纠察队会合，一同攻击四警署，经过一场剧烈的斗争，双方都有死伤。领导沪西纠察队的总指挥佘立亚英勇地站在最前列指挥作战，当场殉难（他为法国勤工俭学生，转入苏联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与我同时于1925年秋回国，曾在河南参加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层的工作，1926年夏来上海，任沪西部委书记）。经过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占领四警署，然后他们便参加闸北的战争。

　　虽然傍晚各作战区都依次地顺利的胜利了，但最后的决战仍集中于闸北。工人的武装队伍，除沪东沪西外，其他的因租界隔绝不能来援助闸北；同时，各帝国主义者在藉口保护租界及侨民的名义之下，在华租两界的交界处满布机关枪队，舰队铁甲车和沙包防物。事实上，他们是在暗中帮助鲁军（山东军）作战，他们一经发现工人队伍，便以机关枪扫射或开炮轰击。虽然暴动的工人队伍，处于这种不利的情形之下，但他们仍旧抱着必胜的决心作战通宵。指挥暴动的总司令部此时移在闸北战区附近，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汪寿华三人所组成；而赵世炎则在闸北中兴路战争区域的中心地带，任总指挥，甚为勇敢和得力。在此一夜紧张而剧烈的战役中，除了充份表现共党干部和革命的工人群众之稀有的英勇战斗精神外，勇敢的女工们，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的危险，从这一道防线跑到另一道防线，担任传递消息的任务；许多参加暴动者的妻子们，她们也在战区中负责做面饼煮鸡蛋的工作；甚至邻近的居民（限于贫穷者）也自动地赶作大饼和馒头，由袖戴红布的男女输送队送给战士们充饥。在这个紧张而富有决定意义的晚上，陈独秀住在我们家里，郑超麟、述之和我同陈独秀一起四个人围坐在办公室内，通夜未睡，整夜的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的窗子玻璃亦被打破。每个人的心头是紧张而沉重，因恐得不到其他区域工人武装队伍和北伐军的援助（当暴动开始后，总工会曾数次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北伐军进兵上海助战，但始终按兵不动。区委又派侯绍裘，以国民党江苏省委员的资格去龙华请求亦无结果），而不能抵抗武力强大的鲁军，尤其是鲁军中雇用的白俄铁甲车队的炮击。

　　翌日，22日的清早，闸北的纠察队和工人群众，虽然没有得到其他区域的工人武装队伍和北伐军的援助，但仍旧猛烈地进攻。当闸北战区中心指挥处的交通员（石琼）来我家报告军情时，我要求他带我进防线中去，极想亲眼看看许多同志和工人们作战的实际情况，陈独秀当时即严厉地阻止我，他认为我既没有负军事方面的任务，不必要去，而且身体有病（因怀孕）也不宜去。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但仍不甘心，于是我便和述之出去，走到接近天通庵路火车站工人与敌军的列车作战的地方，我们沿着墙边走（附近居民都关门闭户，路上没有行人），伏在那里观看三五成群的工人在地上以步枪和手枪同列车作战。我们这种举动并不是负有视察的任务，而只是为一种革命的浪漫情绪所驱使。正午天通庵路的列车兵士投降了；下午四时，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亦已解决。述之和我又跑到那里，我对那些圆形的炸弹、军火、枪械、食粮和马匹等战争的胜利品，感到一种满足的愉快，周恩来正在那里匆忙地指挥工人纠察队搬运军火至储藏室以及安排其他等工作，述之也在这里帮助他指挥和安排。

　　从下午四时至六时之间，最后决定性的两小时中，全部的力量都集中于北火车站，那里的战事最剧烈，敌兵纵火助战，暴动者则拼死奋斗，激战约一小时余，白俄兵便逃入租界。鲁军即随着溃散。六时，北站上空飘扬着白旗，这是宣示着守卫兵投降了！上海第三次的武装暴动已经完全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工人的英勇作战而胜利了！居民燃放鞭炮，庆祝革命的成功；袖戴红布的男男女女，面上浮着胜利的微笑在街上跑来跑去地欢呼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到我们家里和中常委商讨以后的方针时，也都兴高采烈，袖戴红布，面上挂着凯旋而归的笑容！

　　当国民革命军从龙华开抵上海时，上海的中国地界已完全落在工人掌握之中，工人纠察队完全有能力维持治安与秩序。表现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景象。暴动的胜利，无疑地已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工人大批地涌进工会，五十万的工人正在守护着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取得的东西，他们因昨天的胜利欢欣鼓舞而意气轩昂，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只要湖州会馆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总工会来一道指令，上海的男女工人没有一个不立即起来响应或行动的，他们完全信任共产党而受它指挥。

　　但异常之不幸，在这里却产生了一种离奇的现象：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恰好在武装暴动胜利之后，在政治上解除了武装，对此束手无策。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以及其他几个代表都不能作主。于是共产党领导机关——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上海区委——只好按照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同资产阶级一起来组织上海的临时政府。因此，在十九名政府委员中，除了五名是由工会指派和几个共产党人外，其余大多数的位置却是共产党自动让给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的，例如银行家虞洽卿、陈光甫、总商会代表王晓籁（工业大资本家）、大商人王汉良、邮报总编辑谢福生，以及女律师郑毓秀等。虽然他们的政府委员是不劳而获，是由工人取得政权而奉送给他们的，但他们却因知道蒋介石的态度而各自拒绝工人献上门来的位置。这正是共产国际对于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和5月15日的“党务整理案”一系列机会主义政策的逻辑发展。既然一切归国民党，那么上海的工人暴动，也只是单纯地为了响应北伐军，而不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权既已夺取之后，当然只有双手奉送给资产阶级。跟随着这种逻辑的发展，共产党的领导，在临时政府的活动中，自然不能采取任何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政纲，而只是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走。而且为了维持所谓“联合阵线”，只有把工人和纠察队局限于这个圈子之内，不能有超越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要求和行动。这样，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手足都被捆绑起来，等待蒋介石任意摆布和屠杀。

　　蒋介石一到上海，便积极进行对付共产党和工人纠察队的计划，他首先同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大资本家、买办，乃至流氓头子勾结起来，结成一道反动的联合阵线，准备一起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开刀；同时，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也都认为蒋介石是他们的救星，希望他起而压迫共产党和消灭当时工人取得的政权，正在酝酿着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蒋介石终于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大屠杀的事件。

　　在上叙党决定同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建立上海临时政府的市政府的情形之下，在某些党员方面，尤其在某些工人群众中，对于恭请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作市政府委员的举措有些怀疑，甚至反对，这正表现他们本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此外，当某一次上海全体女同志会议时，杨之华和刘尊一极力反对党决定邀请郑毓秀女律师为市政府委员，并坚持应提出共产党的女同志来代替，她们认为：既然暴动完全由共产党领导工人作战而胜利，那么为甚么市政府还要邀请那个腐败反动的女政客作委员呢？为甚么不提出共产党中的女同志来代替呢？这其中无疑地也包含着某种革命的意识；但她们却只把视线注视到一个女政客身上，这显然只是从单纯的妇女观点出发，而不是从整个党的政策，即根本反对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市政府的革命观点出发。因为那些被邀请的资产阶级的委员中的男性，比之郑毓秀更反动更作恶得多哩，他们真正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郑毓秀不过其中最弱者之一而已。我当时因根据这个观点，对于杨之华、刘尊一等只根据郑毓秀是一个女政客作市政府委员而反对区委，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是党的整个政策问题，女同志会议根本无权改变党的政策，因而她们（实际上就是杨之华和刘尊一，其他的女同志没有表示态度）强烈地反对我。但我坚持，这问题要区委派代表来参加讨论和解决，我提议会议延长，我立即去请区委派人来参加。我迅速乘人力车到中央办事处（我知道区委书记罗亦农以及组织部书记赵世炎在那里开会），当我简单地报告了女同志会议的情形后，大家都很气愤，周恩来说：“这是妇女主义”，罗亦农和赵世炎迅即离开会场，同我一起来到女同志会议场所。结果，杨之华和刘尊一等的鼓噪和喧吵，被罗亦农和赵世炎的解释和批评压服下去了，罗、赵等说她们是简单的妇女主义者，是从妇女狭隘的圈子看问题，而不是从整个党的政策看问题；尤其严厉地批评她们犯了组织上的错误，没有经过区委的商讨，刘尊一[1]便居然提出杨之华来代替郑毓秀，他们再三强调女同志会议根本无权提出上海市政府委员的候选人，说她们根本不懂得组织的原则。在罗、赵的演说之后，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杨之华和刘尊一也一声不响，会议毫无结果而散，结果杨之华作上海市政府委员的企图亦完全失败。

　　杨之华怂恿刘尊一强烈地反对郑毓秀作市政府的委员，事后看来，除了反映某种革命的意识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瞿秋白在幕后推动和指挥（因刘尊一当时已继我而担任区委妇女部的书记，而且早在我未辞职之前，她就经常在瞿的家来来往往），他的目的是企图以他的妻子杨之华来代替。这从瞿秋白在1927年3月间所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这个小册子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此小册子是没有让中常委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夕，私自去武汉印刷和散发的）。他在这个小册子中说：“郑毓秀是参加美国女青年会所召集的泛太平洋的一位太太，并且一般左派的知识妇女都反对她，然而上海区委竟不反对郑毓秀，女同志已经是为妥协起见，提出共产党女党员杨之华加入名单，以为交换条件。但是上海区委代表和国民党谈判时，并不受国民党方面的反对，而很驯服的自动的撤回杨之华”。（见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小册子第128页）。在同一小册子中，瞿秋白谈到策略问题时，他又说道：“1927年上海3月暴动失败后的市政府问题……左派妇女群众赞助杨之华加入委员名单（所谓左派妇女群众即上叙女同志会议——碧兰按），左派领袖亦然，甚至右派领袖也不反对，而共产党代表主张可以撤消，以保存与国民党之良好关系，并且不主张做反对右派妇女委会郑毓秀加入政府之运动。”

　　瞿秋白在他的这个小册子中，一再抱怨上海区委不把杨之华加入上海市政府名单，尤其谴责它不主张做反对右派妇女郑毓秀加入政府之运动。假如瞿秋白真正是从纯粹的革命观点出发的话，那么，他为甚么不提出任何一个男性大资本家，如王晓赖、虞洽卿……等来作对象，来做反对右派加入市政府的运动，而单只反对一个女律师郑毓秀呢？难道那些男性的大资本家不是右派吗？这有如明若观火一般地明显：因为杨之华是一个女性，没有可能去和男性资本家争地位；而只能代替妇性郑毓秀的位置而已。无怪乎后来在某一次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当讨论到上海武装暴动的教训时，陈独秀说：“瞿秋白反对郑毓秀是为老婆而斗争”哩！这句话一针见血，但这件事也不过是一个插话而已。

　　正在这个期间，我已离开区委，因几个月来，我因怀孕，由于生理上的变化，使我发生种种疾病，如胃病、呕吐、头昏等，而最坏的便是头昏，常常走在街上，头昏起来，就觉得天旋地转，脚站立不住，往往扶着电杆或靠着墙壁，历数分钟后才能行走。事后想来，这是由于工作繁忙和营养不良的结果。自1925年秋我来上海参加区委的工作后，我的工作一直是异常之紧张，尤其是在1926年冬，当我怀孕后的几个月中，不但每日照常工作（时常在会议时发生呕吐），而且工作较前更加紧张，整天在外边跑，不是沿街演讲、贴标语，就是开会，没有安静地吃过一餐好饭，假如不是在开完会之后，大家一起吃大饼、油条和着白开水来充饥；便是在面店去吃一碗面，就是晚上能够赶回家吃晚饭，但我们家里的伙食也是太坏，没有胃口和营养，当时根本没有想到生活与健康，只是工作第一。当我的身体愈来愈坏，逐渐不能支持时，我便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胃病很严重，要好好地医治和休养，于是我才决定向区委辞职，辞去区委的一切职务，以便治疗和休养。但作为一个党员份内应作的工作，如参加会议和其他活动等仍旧参加。区委妇女部的书记，便由刘尊一代替。她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因在1926年北京“3·18”惨案发生时期，参加过某些革命活动（也许就在这个期间加入共产党的，因我于1924年秋在北京时，她还不是党员，她原为我在北京女高师所开设之补习学校的同学），因而不能继续在北大读书而来上海。她的丈夫何洛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由于同样的原因离开北大而来上海，转入上海大学，因他善于演说，不久便作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工作十分努力。

　　刘尊一的资格和能力虽然不够胜任这一职务，但在女同志人才缺乏的情形之下，区委就接受了杨之华所推荐的刘尊一；而她负责的时间亦很短暂，在1927年的“4·12”屠杀事件发生后不久，她便同她的丈夫何洛一起被捕。刘尊一[2]由白崇禧（当时北伐军的参谋长）部的一个政治官员潘宜之保释出狱；而她的丈夫何洛则由潘宜之证明是共产党而被枪决。当刘尊一被释放后，潘宜之便直接当地提出两条道路摆在她的面前，是死？还是做她的妻子（因潘宜之也是北大的学生，曾与何洛同时追求刘尊一的）？她在生命的威胁，权势、物质的利诱之下，终于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她的生命虽然保全了；但却付出了无可计算的代价，失去了比生命更宝贵的革命者的节操。她不但出卖了肉体，也出卖了灵魂；不但背叛了革命，也对不起她的丈夫；在她的丈夫为革命而流的血尚未干净时，就倒在敌人的怀抱中了!这也就是投机的知识分子缺乏坚强的意志，在反动的逆流中抵抗不住而随波逐流的一种形象，不过，她的背叛情节更富于多样性的戏剧性吧了。她的第一个儿子还是革命的前夫的种子，据说在她背叛的最初阶段，她的内心里还有某种矛盾和痛苦，这也许是可能的，尤其当她的儿子牙牙学语时，叫他的真实父亲的敌人做爸爸时，她内心里不免发生某种感想。但对于这样的人，时间就会像无情的车轮一样，日复一日地辗转过去，她那种残余的革命良心和道德观念都会被辗碎而卒至于无影无踪了。这从她往后在悠长的岁月中安于官僚太太的生活的事实便可证明。但经过十多年之后，当她的第二个丈夫对她已经厌倦而另有新欢时，她又回头想到革命了；她到处寻找关系，想重敲革命之门，但革命对这种人是闭门不纳的。结果她就这样以被丈夫抛弃和为世人所不齿的悲剧收场。这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不过，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的残酷压迫和屠杀的年代中，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不知其数；而其中慷慨牺牲从容就义的女战士也不胜枚举，但像刘尊一这样背叛的却不多见！

[1] 杨之华早在我辞职之前就同刘尊一弄得很好，瞿秋白是最谨慎的，他的私人住所是很少同志去的。但有一次当我偶然到他家里时，发现刘尊一在同杨之华交谈，情景甚为融洽似的。我很惊奇，但事后想来，这是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一种计谋。因他们知道，我迟早会辞职的，因我不但有孕，而且身体太弱，他们不愿意上海大学的女同志作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因那些女同志都知道杨之华的历史和能力。因此，当我向区委辞职时，杨便以中央妇女部书记的资格，向区委推荐刘尊一作区委妇女部的书记。

[2] 关于刘尊一的背叛故事，由于情节富于戏剧性，因而沈雁水（即名作家茅盾）约我谈话，他说想把刘尊一的故事写成小说，要求我提供一些材料。但因欧阳敬修（即后来著名作家阳翰笙，被毛泽东清算者之一）把这个故事已写成中篇小说出版，沈才放弃这一计划，而欧阳敬修所描写的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