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武汉时代与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1927年“四一二”的前夕，我和陈乔年（陈独秀之次子）以及他的妻子史静仪一同住在亚东书局的编辑部，准备次晨乘轮船去武汉。该书局的老板汪孟邹为陈独秀的老友，他对陈异常尊敬。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的侄儿汪原放，侄女汪协如也加入共产党。我们吃完丰富的饯行晚餐之后，就参加他们家庭支部会议。陈乔年作了政治局势的报告。无论从报告或讨论中，我们都没有感到任何将要发生事变的迹象，对革命的前途都是抱着无限的信心和希望。次日清晨我们便一同上了船，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迁移到武汉去的。因中央常务委员会已迁到那里，陈独秀，瞿秋白和述之都已早日到达武汉了。

　　这次同我们一起去武汉的，还有中常委的秘书王若飞，技术书记曾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任弼时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约在正午，我们的船尚未开行，大家都很惊奇，但不知何故。王若飞和曾孟告诉我们，说他们上岸去买香烟。他们去了好久，一直到我们的船开行还未归来，我们几个同志一致埋怨王若飞太浪漫了，白白地牺牲了二张船票。虽然我们都是买的最低等的舱位，但究竟是一个小小的损失。尤其我们觉得：我们这一大批人的旅费都是党中央担负的，因而，对王若飞上岸不归的举动更为不满。

　　我们的船行约有四天，在四月十五日的清晨，就抵达汉口。当我刚到述之的住所时，正值同志们都准备到汉口一个最大的娱乐场“雪花世界”去参加武汉全体党员大会，我便同述之一同前往。大会的规模相当庞大，约有四千余人，楼上楼下的座位都坐满了，有许多人还站在各个角落或走廊里。场面虽然伟大，但政治却很空虚。张国焘代表武汉的党部作政治报告，除了强调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作用和共产党必须与汪精卫合作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在这次会议上，我不但见到许多以前在武汉时认识的同志和从各地方来的同志；而且以前武汉的朋友和同学也在这里见到，甚至那些当我在学校时为反对封建思想争取民主与自由同反动的校长猛烈斗争时，仇视我们的同学，也在这个共产党员大会上出现了！我当时感到惊奇，但这种惊奇是太天真了。往后的事实证明：她们之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由于思想上的认识，而是由于共产党的势力在当时表现出异常强大的原故。时间仅仅过了三个月之后，当汪精卫政府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这些我所惊奇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地在报纸上登载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了。

　　当会议完毕，我同述之回到我们的住所时，我便发现述之的态度异常沉闷，我问他：“甚么原因使得你这样闷闷不乐？”他回答说：“说来话长，现在你刚刚坐了几天的船，而且一到这里又参加了党员大会，你应当休息一下，下次再同你详谈。”同时，我又观察到陈独秀的神情也不像以前那样乐观潇洒，只有蔡和森好像一个暴发户一样，表现出一种得意忘形的神情。因为他们都和我们同住在一座房子里。那是一座相当宽大的西式楼房，除了住着陈独秀、蔡和森夫妇以及述之和我外，还有几个武装守卫的同志。这座房屋差不多成为当时党的领袖和上级干部联络的中心和会议场所。

　　我到武汉不久，王若飞和其他许多同志也陆续来到这里。据王若飞说：

　　“原来在四月十二日的清晨，当我们上船时，蒋介石司令部的军号已经呜吹起来，机关枪声也随之而起（因我们的船离得太远，所以没有听见），不断地在各工人纠察队阵地肆行袭击他们的武装，流氓们也蜂拥四起，占领工人纠察队的阵地，他们在白崇禧部队的合力之下，残酷地枪杀工人，以机关枪扫射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最后的根据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约有四百余工人英勇地抵抗，直到伤亡过半，子弹完全耗尽才停止。根据上海工部局的真实的报告，在‘四一二’那一天，蒋介石的猛烈袭击和残酷的屠杀中，约有四百多工人惨遭屠杀。

　　王若飞接着说：“中央的交通石琼同志匆忙地到船上来，告诉我发生了事情，但他当时也不知道详情，因而我决定上岸去调查真相，由于不知实情不便告知任何同志，只是藉口上岸去买香烟，同志们一定说我太荒唐。”他慨叹地说：“第二天的屠杀，比第一天的情形还要凄惨哩！工人群众为了抗议‘四一二’屠杀事件，在闸北青云路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惩办破坏工会者和保护总工会，并将这几点要求写成一封请愿书，组成一支请愿的队伍，从青云路游行至第二师部，想把请愿书递交周凤歧将军。在请愿的队伍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没有一个人携带武器。但当请愿的队伍在倾盆大雨中，到达离军部不远的宝山路义品里对面时，机关枪队突然开火迎接他们。密雨般的枪弹从马路两旁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射击；同时，小步队亦从邻近的巷堂中冲出，以刺刀和枪托向逃亡人群众乱打乱刺。男男女女和孩子的哭喊震天，雨水和鲜血，变成了一条河流，呈现一种惨不忍睹的景象。最惨的是那些受伤的群众，都躺在地上，无人敢过问，都同死的一起丢在运货的大卡车上去埋葬。在这次惨案中，死者三百余人，伤者不知其数。”（这情形在当时的各大报以及往后的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的著作中，都有类似的描述。）

　　像上述这种残酷无比的景象，远远地超过了以前任何军阀时代。这也便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赐与那些曾经为援助北伐军而与鲁军拼死作战的工人和共产党人的酬报！他们昨天还是北伐军的盟友；他们在北伐军尚未到达之前，就英勇地与鲁军战斗，为蒋介石打下了江山；但是今天，时间还只过了三个星期，他们为援助北伐军而拼死作战所消耗的精力尚未恢复，又要抵抗昨日的盟友北伐军的袭击了！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头颅和鲜血当作庆祝蒋介石北伐胜利祭坛上的祭品！上海总工会的主席汪寿华在“四一二”数日前被上海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骗去秘密处死了！因为他为援助北伐军曾经领导了三次工人的总罢工；北伐军胜利了，为了酬报他的功劳，便将他的头颅首次献给预祝胜利的祭坛上了！

　　在上海“四一二”的流血事件之后，武汉的局势从表面上看来，共产党与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平分政权的形势，在政府中，工人部长是苏兆徵，农政部长则为谭平山，他们都是共产党中的领袖；在军事方面，工会和农民协会以及一般民众团体都是共产党一手做起来的。不用说完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湖北省的总工会（在汉口）拥有三百万会员；农民协会则拥有一千五百万会员。至于一般的民众团体，如学生会，妇女协会，以及教职员联合会……，也都在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之下。革命的浪潮，正卷入于两湖，这两个省份的农民，正在起来打击地主，甚至没收土地；具有庞大组织的工人已经有力量在城市发动革命的行动。假如当时的共产党能够从上海的四月流血中获得教训，立即放弃国共合作的政策，提出工农兵苏维埃的口号，把正在卷入两湖的革命浪潮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原有的革命民众力量，以及蒋介石军队中的反蒋军事势力汇合起来，团结在这个革命的苏维埃口号之下，举行一个新的进攻，把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动势力蒋介石孤立于长江口岸的势力加以摧毁是大有可能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地位尚未稳固；同时，他的军队中有些军长和下级军官有反蒋的倾向，他们甚至要求共产党领导反蒋。此外，上海四月的屠杀虽然对革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还不是个致命的打击。上海共产党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组织仍旧保持着的。

　　然而，异常之不幸，由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的政变，既没有提高警觉；上海的四月流血也不曾敲醒他的脑袋，没有提高一点阶级觉悟，仍旧顽强地坚持国共合作政策，拒绝当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独立，中国群众经过苏维埃而发挥其独立的创意力的远景”的意见，而且把这个意见在苏联和中国封锁起来，不让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层有机会来较量一下反对派的意见与他们自己亲身所经历的经验。斯大林仍旧顽强地坚持他的机会主义政策，命令中国的共产党相信国民党的左派，把希望寄托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把武汉政府视为革命的中心。中国的工农群众必须依赖这个革命的中心来进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看作反革命的中心。实际上，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在本质上并没有甚么不同，没有基本的矛盾，而只是实际上代表同一阶级的两个集团吧了。虽然这两个集团之间有权利和利害的冲突，但在害怕工农群众和共产党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正因此，托洛茨基代表的反对派当时才提出共产党无条件地独立，提出工农兵苏维埃的口号，彻底运用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和团结群众。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硬要把共产党和工人群众的手足捆绑起来送到武汉革命的中心准备重演上海四月的惨剧。托洛茨基在批评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真理报上公布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纲中说：阶级斗争不能靠民族统一战线来进行，流血的四月事变已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个事变就是四个阶级联盟底政策的直接后果。拒绝了解这一点，就是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四月的悲剧（见托著《中国革命问题》中文本1947年版第26页）。托洛茨基作了这个公开批评之后，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就不幸而言中了！“四月的悲剧”在武汉革命的中心开始重演了！

　　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它的领导层虽然在蒋介石三月二十日广州的政变和上海的四月屠杀之后，多少获得了某些经验和教训。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威望，斯大林藉助于这个威望来控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因而中共的领导层在斯大林的各种压力之下，他们不能从血的教训中寻找一条越过斯大林路线的道路，而只能遵循他所划定的路线走；虽然他们有时在事实的面前感觉得由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令行不通，但由于没有机会看到当时俄国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因而找不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来，这正是陈独秀和述之当时感到异常矛盾和苦闷的原因。

　　此外，陈独秀和述之当时还有一个最大的困恼，就是瞿秋白为了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打击陈独秀和彭述之，并企图取消陈独秀的总书记，自己好起而代之，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当作打倒陈彭的武器。这个小册子是在上海第三次暴动前后写成的。当他写完之后，不但不提交中常委讨论，而且也不让他们知道便私自到武汉去，在船上写了一封信给中常委，说他已经动身到武汉去了，但并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及至到了武汉之后，他立即私自印刷那个《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并在党员中普遍的散发；同时积极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以前从不欢喜接触干部的瞿秋白，这次却异常努力地拉拢干部了。等到陈独秀和彭述之到达武汉时，他已完全布置就绪了。像他这样公然破坏组织原则和纪律的作风，在党里还是第一次；而瞿秋白也是第一个人。

　　关于这个小册子的内容，主要的是反对彭述之，但实际上也是反对陈独秀的。他在各个问题上，虚构各种理论来攻击述之，并断章取义的从述之在向导上所发表的文章里面摘引某些文句来歪曲述之的思想，以此来攻击他。瞿秋白特别攻击述之的，是述之在1927年1月21日的“向导”报上，发表了一篇为纪念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的革命，是“永恒的”或“不断的”，因此他说：“彭述之把托洛茨基主义复写到中国来了。”当时瞿秋白从某些国际代表那里嗅到了斯大林正在激烈地反对托洛茨基的一切主张（包括中国第二次革命问题在内），尤其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瞿秋白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扣在述之的头上，显然是企图以此摧毁他并博取斯大林的眷宠。实际上，述之当时还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只是依照他自己所了解的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教训，以及他当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亲身经历的经验，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是“永续革命”的结论。瞿秋白写这个小册子的目的，是想以此当作一枝锋利的箭而一射双雕：把彭述之排除于领导机关之外；把陈独秀的总书记撤除，好让自己起而代之。瞿秋白曾向当时领导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国际主席代表路易表示要撤除陈独秀的总书记。路易当即问他：谁来代替呢？张国焘还是谭平山？他都不赞成，但又不好意思明白的说出自己要做总书记。这是路易同述之谭平山一起谈话时吐露出来的，他表示瞿秋白的倾向不好。同时，瞿秋白又运动谭平山和张国焘，但谭一向是拥护陈独秀的，张国焘虽然对陈的感情不甚好，但在总书记的问题上，他仍旧是拥护陈的，后来谭平山和张国焘都同述之谈及此事，他们都说瞿秋白有做总书记的野心。

　　此外，在一次国际代表团的会议上，照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都应参加的，但瞿秋白运用了一种手段，使述之没有参加，只有他自己和陈独秀与会。在那次的会议上，当讨论关于第五次代表大会对未来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时，瞿秋白坚决地反对彭述之和罗亦农参加。但国际代表都不同意，尤其是路易根据各种理由反驳瞿秋白的主张，是以未果。这是陈独秀告诉述之的。谈这话时，我亦在旁，因我们与陈独秀是住在一座房子里。

　　在1927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下午，中国共产党在武昌一个小学校里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首先，由陈独秀致开会词，接着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相继致词。除此这外，没有演说和报告，只是举行开幕典礼而已。在这个隆重的典礼中，瞿秋白事先运用了一套官僚的手法，就是在大会的主席台上，所有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甚至少数非中央委员也在座，而独没有述之在内。他不但是中央委员，而且还是中常委之一兼中央宣传部主任，主编党机关报（向导）。照常规像这样重要的地位，在主席台上是不应该没有他的座位的。然而瞿秋白却从斯大林那里学来了一套官僚的手法，就是对于他所准备排除的人，在没有开始在会议上打击之前，就人工地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暗示，使人们意味着这个人已不值得为大会所尊重了；同样，把那些支持他的准备提拔起的人们，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也坐上主席团的台上，使其提高声望，准备在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中，站一个地位。在这种气氛之下，我感到窒息，感到太不公正。王若飞，郑超麟，陈乔年，刘伯庄等也都愤愤不平。他们在散会之后，对述之和我特别表示一种沉重而亲切的友情。但我们之间，除了交换一声叹息，互通了一次会心的一视外，关于这件事，没有说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处于革命最紧急关头，在这里只有两条道路：如果不是共产党根据新鲜的流血教训，立即放弃原有的国共合作政策，提出工农兵苏维埃的口号和团结工农和一般民众，把革命推向胜利；那就必然会帮助反动势力的生长和联合，不可免的将会遭到更大的灾难。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未来命运的关键。但这个大会的精神，是完全遵循着斯大林的意志。斯大林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见HAROLD R.ISAACS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文版第216页引文）。在这个前提之下，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一种“妥协”和“退让”的精神之下进行，即在对国民党的所谓左派的“妥协”和放弃土地革命的退让政策之下进行的。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汪精卫才能以上宾的资格在共产党的大会上作演说，在他的演辞中，宣称他们（指国民党的所谓左派）决意巩固和共产党的联盟，并声言他同意共产国际代表路易的报告。孙科在第二天大会上的演说，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充分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姿态尽情地挥霍了令人兴奋的左倾词藻，并高喊“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口号来结束他的演辞，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的中心意见是围绕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两湖的农民正在自动地起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陈独秀在原则上赞成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但同时，他又被共产国际领导的“与国民党左派联盟”的公式所束缚，因而他表示的意见是：一方面认为大地产虽然应该没收，但目前与小地主的联盟仍然必要，造成不要采取极左的政策，要等候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这正是反映他在真实的“农民已自动地起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事实面前和共产国际领导的“与国民党左派联盟”之间发生出来的一种矛盾和混乱的思想。假如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就直接触犯了同盟者中的军官，尤其是那些将军和他们的亲属关系。因为在当时武汉的军官中，差不多都是两湖地主的亲属，而且有些军官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阶级。至于将领们本身就是大地主。假如没收军官和将领的土地，就会破坏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因此，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为了符合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就只有采取向地主阶级妥协的政策，而这种政策，也就等于放弃土地革命，把已经走向革命道路的农民拉向后转。这也便是导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武汉政府所颁布的对工农的法令，已经大大地剥夺了工农所应得的权利，但国民党所谓左派的领袖们仍旧尖声叫喊：“农民过火了”，“工人纠察队过火了”，“童子军过火了”。整个的武汉充满了“过火”的声音。甚至某些共产党领袖也跟着叫喊。有一个晚上，童子军误敲了共产党领袖蔡和森的门，打扰了他的清梦，他第二天便大发肝火逢人便说：“童子军过火了！”在当时，我到处可以从某些共产党领袖的口中，听到“农民过火了”， “纠察队过火了”，“童子军过火了”的声音。因这些领袖们唯恐得罪国民党的左派而破坏了“国共联盟”。

　　以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为代表的那些领袖们，他们是真正相信共产党置身于半政权之中；而且相信这种联盟一直到底，会同汪精卫一道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因汪精卫在大会的演说也曾喊过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口号）。因而，他们是以异常得意和乐观的姿态踏进会场的。当瞿秋白步上主席台时，他的两腿好像载着胜利的轻翼飘然而上；他的咀角含着微笑，表示出得意的神情。当他发言时，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目中无人傲慢而骄矜的姿态。蔡和森那种得意忘形地在主席台上不断狂叫“非资本主义前途”口号的神情，可真叫人作呕！李立三在瞿秋白的抬举之下，滥用权威，专横地禁止瞿秋白的政敌发言（当他做主席时），表现了他的飞黄腾达的姿态。还有那些为瞿秋白所拢络的小干部在台下摇旗呐喊（如刘昌群、林育英等，刘在革命失败后，因一度被捕即背叛了），同台上合奏着打击异己的交响曲，呈现一幅革命者的野心勃勃，争权夺利，趋炎附势的堕落景象。而这种景象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他们在物质方面，也是尽情享受。在整整十天的大会中，所有的代表和参加者，连陈独秀在内，都是一起共进大会所准备的午餐，惟有瞿秋白、杨之华、蔡和森、李立三……等从没有同大家一起吃过一次午餐，他们总是到高等酒楼去享受丰美可口的佳肴美酒。不但中午如此，甚至每晚都在著名的酒楼饮宴（中央的交通柏代坤同志说，在吃中饭和晚饭的时候，到某大酒楼一定会找到他们）。当时瞿秋白一方面要联络国际代表；同时还要拉拢各省的干部，因而便大事交往。而他的妻子杨之华便成为当时交际场中的要角，这是她唯一的能力。总之，他们当时是得意的狂欢的，但却不知道他们是正在火山上跳舞哩。

　　然而，陈独秀和彭述之则代表另一种倾向，他们在大会上的态度和情绪，与瞿秋白、蔡和森等，恰恰形成对比。他们的态度是沉闷的，心头是困恼和沉重的，他们一方面感到国际的路线在现实的面前行不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反动，对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压迫和屠杀，对革命的前途，抱着无限的忧虑，再加上瞿秋白的小册子和小组织活动所引起的党内干部思想的混乱，他们因此感到异常困恼。罗亦农、王若飞、郑超麟、陈乔年、刘伯庄……等也都属于这一倾向。就是置身于政权地位的农政部长谭平山，工人部长苏兆徵，他们的态度，也并非乐观，而是沉默的；他们在大会中简直没有发言。他们虽然是工农部长，但并没有独立代表工农的利益提出政纲，而只是执行党的政策，成为国民党的附庸而已。

　　虽然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在政治上完全解除了武装；虽然共党某些上层领袖相信国民党的左派，但工农和一般民众，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例如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以及妇女协会等，都围绕于共产党的周围，受它的领导。他们仍旧抱着坚强的信心和希望。整个的武汉，从表面上看来，仍然是呈现着革命的新兴气象。社会上各阶层的民众，他们并不去找国民党的关系而企图加入其中；而是到处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希望加入共产党。当然，其中大多数是真正想干革命的；但也有不少的投机分子想由此寻找个人的出路。因为在他们看来，从中央政府机关，军政各部门乃至教育界，都有共产党人在那里任部长、军事政治顾问，或政治部主任乃至大中小学的校长、教授或教职员。至于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乃至社会上各种团体，都是共产党人作领导。因而他们就到处关系，想敲共产党的大门，以为进去便可找个人的出路，至少职业不成问题。有些私立中学或专门学校，为了吸引学生，也都争先恐后地聘请较为著名的共产党人去当教师或其他职位，以此作为广告，例如，当我刚到武汉时，我以前一个姓李的同学，忽然有一天同着她的哥哥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我感到突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知道我的住址的。他们首先向我说明来意，原来同学的哥哥开办了一所中学，他说要以120元的月薪聘请我担任该校的训育主任（这薪金等于当时政府机关中部长以下的一个主任的薪金）。我当时以分娩在即，不能为学校多服务为词，拒绝他的聘请。但他表示这没有关系，只要每早训话一次，并无其他工作。结果，我仍旧婉言拒绝，因我不欢喜作这种不劳而获的官式工作，宁可在经济方面拮据一点。这是很明显的，只要我答应作该校的训育主任，他便可以在报纸上大登启事，以此吸引学生。由此便可证明共产党在当时武汉的势力之大和声望之高了。

　　自我有了启蒙思想之日起，对于家庭的观念不但异常淡薄，简直可说根本没有。我自到达武汉后，虽然离家只有二小时的火车，然后转乘半小时的火车直达家乡。但我根本忘记了父亲和弟妹，我不但没有想回家去看看父亲和弟妹的念头，即连一封信也没有给他们，他们连我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这主要的是由于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反封建思想走到另一极端的幼稚表现。自1923年直至1927年春到达武汉时，五年以来，我从没有写信给我的父亲。述之也同我一样，自从离家以后，便没有写信给他的父母和弟妹了。这在人情上说来，我们都同样是太过分一点，其他的同志，并不像我们这样对待父母和家属的态度。我们的这种态度是受了五四运动反封建思想的影响，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但有一件偶然的事却把我和父亲的关系连系起来了。有一天，我以前的同学也就是和我一起入党的同志徐全直（陈潭秋的妻子），忽然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并热情地邀请我到她的学校里去小住数日，以便畅叙阔别之情（她是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我便同她一起渡江到武昌，一直到她的学校里。

　　晚餐之后，我和徐全直在她的寝室里闲谈（她的丈夫陈潭秋因工作关系暂离家），我的视线偶然投射到她挂在墙壁上的那个信袋上，于无意中发现有一个信封上面的字迹很熟识似的，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父亲的手笔。我很惊奇，便对徐全直说：“我发现在你的信袋中有一封信面上的字迹，好像是我父亲的笔迹。”她说：“是你的父亲写给我的，我忘记了告诉你，你拿来看看就知道了”（当我们闹学潮时，我的父亲曾见过徐全直，他算是家长中唯一同情我们的行动的，他称我们这一批人——指罢课的十二个人——为女界的精华）。该信的内容大意如此：“……年来不断失业，不但生活无着，且幼小子女无法受教育，望你看在你的同学好友碧兰的面上，为我在贵校找一个职位，校医或文书均可……。”我看了这封信，受了感动，心里有些不安，这时父亲和弟妹的情景才涌上我的心头了。想到我的父亲原为末届秀才，然后又留学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三年，曾任中华大学的校监和教授，竟弄得向一个小学校长，他的女儿的同学乞求一个职业，其情景实为可怜！

　　当我次日从武昌回到汉口自己的住所时，我把这件偶然的事告诉述之，他有些感动似的，他说：“我同你一样，自从离家以后，就没有给家里写信，对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许是太过分无情一点。”我接着说：“我一向不喜欢家庭关系，虽然我的父亲对我的思想和行动是同情的；但这次看了他写给徐全直的信，我觉得有些难受，他实在太可怜了！他和弟妹们看来已经陷于饥饿的状态之中，我是否可以帮助他找一个职业？”述之认为“这没有甚么不可以，因为他是一向同情你的思想的，只是我们要托人去找就是了。”过了一会，恰巧谭平山到我们的房间来闲谈，我就便向他叙述我偶然看到家信的故事，并托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为我的父亲找一个职业，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父亲的履历，他马上就很爽气地回答：“部里还有一个事务主任的位置没有人，你赶快通知他来好了。”这样，我和家庭的关系，便由此联系起来了。
　　在徐全直的学校里，我见到了许多以前的同学（多半是同班），她们对我都投射一种异样的目光，表现钦慕之情。因在五六年前，当我狂热地接受启蒙思想时所作过的她们当时认为过激的事情，如反对一切封建思想，提倡民主，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剪发，妇女解放以及社会主义等等；而且在行动上，如赶走了思想朽旧的校长，自己实行剪发和解除婚约，这些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叛逆和破天荒的行为。可是这时，她们的头发差不多都剪掉了（当时差不多所有女学生和知识妇女的头发都剪掉了，甚至流行到乡村），她们之中，有许多已经是妇女协会的会员或领导者，有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在她们看来，她们现在所热烈追求的理想和实际的行动，都是我在五六年前所提倡和实行过的。

　　我的堂姐陈慕兰也是这次见着的，她也是这所小学的教员。她是同我一起考进师范学校的，而且是同班。当三年级下学期我接受新聘请的国文教员刘子通的新思想时，她原是站在反对方面的（最初只有杨子烈和我二人），后来渐渐有些同情，但她总觉得我太过激，因而我们原来深厚的友谊便逐渐疏远了。她是一个有个性而富于正义感的女子，当我们以罢课的行动来抗议校长无故辞退我们的国文教员时，她也是积极参加者之一。但终由于她出身于大地主的家庭，受封建旧思想的传统甚深，便容易屈服于家庭。因而在我们继续闹学潮最剧烈的一年当中，她便自愿幽禁于家庭之中，宁愿留级一年（即迟一年毕业），以躲避这一多事之秋。但当一九二六年末，北伐军到达武汉，革命潮流突然高涨和，她便卷入这一浪潮之中加入了共产党。当我到达武汉时（1927年4月15日），她已经是同志了，因而我们之间的友谊又重新恢复起来。当1927年7月汪精卫政府开始反动，屠杀共产党人时，由于她参加女工运动，因而被捕。当她被逮捕后，她表现得异常英勇，在第一次的审问中，她便大骂汪政府反动，并高喊革命的口号，因而，当她在临执行枪决时，受尽了兵士们的残酷无比的侮辱和虐待！

　　约在六月初，政治局势急剧变化，尤其是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马夜事变之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所谓国民党左派已准备同蒋介石合作，以便打击和压迫共产党。在共产党方面，虽然看到某些徵象，但由于死守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国际指令，不但没有准备斗争，即连自卫的也没有，只是大家都准备个别的逃亡或秘密隐藏起来。记得有一天早上述之同我一起渡江到武昌，因述之约好彭湃谈话，而彭湃便住在毛泽东家里，当时毛泽东是全国农民协会的会长，这座房屋即该会的会所。当述之和彭湃谈完话后，毛泽东便留我们同他的家人共进午餐。他的家庭人员甚众，除了妻子和几个儿女外，还有他的岳母（当时的妻子为杨开慧）。吃完饭后，毛泽东同我们闲谈，他说：“现在局势很严重，一旦爆发，共产党人就非常危险，尤其住在武昌和汉口的中国地界更无保障”（他以为共产党可能抵抗汪政府而发生战斗）。他并问我在汉口的租界方面有没有亲属或朋友关系，我说因来武汉不久，很少和外界接触，关系很少，我只知道有一位堂叔在汉口法租界一间法国洋行任职，而他的家庭也住在里面，但我还没有去看过他们。他听到这个关系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木棍一样死死地不放。他还没有经过徵求我的同意便强烈地要求我为他写一封介绍信给我的堂叔，说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希望我的堂叔允话他和他的家人在那里暂住一下。他很精细，惟恐我的措词不够恳切，他自己起草了信稿叫我照抄。我抄完了信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便交给他。他把这封信当做珍贵的宝物一般保存起来。由此便可反映当时一般共产党人的恐怖心理和作逃亡的准备。

　　过了几天，谭平山严肃地告诉我们：

　　“现在的局势很坏，我这个地方非常危险，你们赶快在租界上找房子居住，我也要离开这里，房子也要退掉。”

　　我们本来还没有考虑到要隐藏起来的问题，被他这一提起，而且也不能在这里继续住下去，我们便托我的父亲寻找房子，他在德国租界租到二间小型的前后楼，我和述之以及我的姑母便在这里住下。我的姑母来武汉是我的父亲的安排，他请我的姑母到我这里来照顾我的，因我分娩在即。

　　自我们这次离开谭平山的住所后，就一直没有和他见面了。在1927年十一月中央全会上，由于南昌暴动失败，瞿秋白便利用这个机会来向谭平山开刀，因谭是南昌暴动的主要负责者。这一方面把暴动失败的责任往谭平山身上一推，瞿本人便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瞿秋白是一个深谋远虑的阴谋家，他为着永保自己的交椅，便必须把党内有资望的可能同他竞争总书记地位的领袖一个一个地肃清或打击。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首先打倒了彭述之；在非法的八七会议上他又篡夺了陈独秀的总书记。但他自己也很明白，他知道自己作为总书记是不得人望的，是完全依靠国际的支持。因此，他为免后患起见，必须寻找适当的机会，来继续肃清或打击某些领袖，首先就安排好了这次中央全会上开除谭平山的党籍。这次会议由于上海当时的环境异常恐怖，故分成几个小组开会，在开除谭平山的这个小组会议上，参加者除了瞿秋白本人外，有彭述之，张国焘和李立三等。当然，瞿秋白制造了一大套开除谭平山的理由，主要的是谭为南昌暴动主要负责者。但彭述之认为：虽然谭平山是南昌暴动的主要负责者，但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来担负，他是奉党中央的命令而行动的；而且开除一个像他在党里这样有地位和声望的老领袖的党籍，至少是应该请他到会，让他有申辩的机会。当然，述之的意见瞿秋白是不理睬的，其他如张国焘、李立三等也都不敢赞同，因他们也战战兢兢地惟恐打击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来。结果谭平山是被开除党籍，张国焘、李立三受处分。而这些决定，并不是由中央全会正式通过，而是由瞿秋白独断独行的。

　　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后，同邓演达、张伯钧等组织第三党，但由于邓演达被蒋介石的特务谋杀，第三党陷于瓦解；他又同某些反蒋的左倾分子组织工农党，不久，工农党亦趋消散。在1931年秋，谭从比利时回上海时，他找到二个托派分子，希望通过他们会见陈独秀和述之，因他一向钦佩陈独秀和尊重述之，尤其在私人方面，他同述之和我有深厚的友谊。他当时显然是企图走托派的道路。但那两个教派的托派，不但不把谭的地址告知陈独秀和述之；而且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最高领机，强烈地反对陈彭接见谭平山，是以未果，但谭仍旧保持着反蒋的立场，在找不到更革命的组织的情形下，他又参加宋庆龄和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一个民主人士，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在共产党的外围帮助革命的工作。因此，在他逝世后，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中共曾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