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学习与中国旅莫支部的教育

第八章　在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学习
与中国旅莫支部的教育

　　我们学习的范围，并不限于学校的课程方面，如由负责同志们报告或从中国寄去的向导周刊、新青年杂志及前锋季刊等，都是我们研究和讨论的题材；同时指定一部书分章一同阅读逐章讨论等等。据同志们说：当彭述之在那里时常作报告向同志们讲解各种问题，从历史唯物论、经济学乃至中国历史等等，对他们作了很多的贡献。自一九二四年七月彭述之回国后，继任的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他也是湖南人，是同彭述之同时去莫斯科的（一九二一年），他有魄力，且有相当的鼓动才能。从他的中文程度，和一般科学知识看来，他在国内所受的教育并不高，而阅读的书籍也不甚多，因而缺乏一般的知识。但由于他在俄国的时间甚长，俄文很好，同时又参加了俄国党，直接受到列宁传统的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因而具有一般的理论水准和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自他继任书记后，也时常作报告。虽然他的题材仅限于从俄文中所能获得的材料加以处理和发挥，而不能运用历史或其它知识加以比拟和发挥，使其现实化而易于了解，不致感到单调和偏向，但这些报告对于同志已经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了。

　　我们除了听取这种报告外，常常全体集会讨论从中国寄去的向导周刊、新青年杂志以及前锋季刊上的重要理论性的文章。至于同读一部书分章讨论，那是在每一个星期小组会议上进行的（当时读的是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的ABC》。当我们集体讨论彭述之回国后所作的第一篇长文，题为《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时，我们一致认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有系统的分析和叙述从鸦片战争（1900）开始，英帝国主义以大炮轰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后，英帝国主义从此便在中国获得商业经济上的特权，因而，法、美、德、俄、意、日各帝国主义也都争先恐后地向中国这个大市场时发，经过一系列的灾祸，如“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直到义和团起事之前夕，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已经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已逐步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了。

　　彭述之在阐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侵略之后，他列举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图表、数字和统计，以资证据；同时，他对义和团的成分、经济背景及其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原因和意义，作了客观而科学的分析。由此，他作出了一个结论：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的过分压迫而起的一种反帝国主义之民族革命运动。”

　　这个结论，在我们讨论了他的整个内容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实际上，它不但打破了一般人的所谓“野蛮排外”或“拳匪之乱”的传统观念，使那些当代的史家和教授们，如胡适等大为吃惊，他们高声地喊出了同样的声音：“这种说法是推翻了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是中国历史的翻案”；同时，即在共产党里也确定了一个正确的观念。在此之前，党内从来没有确定上述彭述之对义和团运动所作出的这个结论的观点。

　　随后，当我们讨论彭述之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国民革命专号）上写的一篇题为“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这篇文章时，大家都认为：他的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利益加以详细分析和阐述，以及它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可能起的作用，也客观地给以分析和估计。他首先从中国的资产阶级说起，都有详细的分析。从分析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因而他说：

　　“要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和领导者，宁非梦想”。他并列举资产阶级在历次的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中总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方面。

　　彭述之在对资产阶级作过分析和估计后，跟着便对工人、农民、乃至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小商人，以及游民无产阶级等，都按其各自的经济背景和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加以分析和估计，他所得出的答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因而仇视帝国主义和军阀，革命的要求特别强烈，并列举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假如工人在反帝国和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起着何种作用，他们是会跟着工人走的。因此，彭述之在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利益和在国民革命中起着何种作用，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性后，他得出一个总的结论：

　　“我们分析以上各种阶级，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与工人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暗示与指导。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上面的这个结论，已经回答了“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他的文章的题目。但由于他的思想不是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革命为满足，因而他又补充了以下的意见：

　　“可是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

　　当我们认真而详细地讨论了这篇长文之后，我们发现在这篇文章中，他虽然没有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却是针对着陈的那篇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前锋季刊第2号）一文而写的。他从中国各阶级（从资产阶级一直到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阶级利益、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它们的反动性和革命性的分析中，客观上已经驳斥了陈独秀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数量少，知识缺乏，不能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同时，在同一期新青年杂志上，我们也看到了陈独秀的一篇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戊戌变法”，“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中国历次的国民运动的事实教训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二十余年以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必须它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看来，他已放弃了以前的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立场，而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莫斯科东大的中国同志所支持的。在此之前，同志们认为陈独秀和那篇“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以为然的。但自此以后，关于这个问题，即谁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无论在向导和新青年杂志及前锋季刊上，都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除了一般的学科阅读研究和讨论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外，我们的小组会议上还讨论革命党——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关于一般的组织纲领，比较容易了解。但我当时觉得在讨论到“民主集中制”时，就很难了解而感到有些抽象，虽然讨论了好几次。因在那里所过的生活，还不是正式的党的生活，不能从现实的当的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去体验“民主集中制”的真实内容和他对于一个革命党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回国后，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才获得了解。

　　我当时深深地感觉到：旅莫支部领导层同志，对党员和团员的教育从各方加紧进行，确实加速提高了同志们的理论水准；同时，实行严格的批评制度，而这种批评，不但在各小组会里进行，于必要时还在全体大会上进行。但不管开全体会议进行批评与否，中国旅莫支部的执行委员会每月必须集合各小组的相互批评，制成一幅批判图案，每一成员均站一块地位。写成之后，就把它以图钉钉在人人必须经过的宿舍宽大的走廊的墙壁上，等于一月一次的判决词。同志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去阅读自己的或别人的判决词。那些曾经受过批评的同志，当然是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但那些曾经获得好评的分子，他们是怀着一颗自信和愉快的心去欣赏自己荣誉的称许和鼓励的词句的。我当时有点感觉得这种公开批判的制度，有利亦有弊：那些获好评者固然可以得到鼓励，而更发挥其所长；但那些获坏评者，则会伤害其自尊心，而日渐失去信心，可能使其自暴自弃。

　　这种批评制度，本来是为教育、鼓励和纠正同志的错误和缺点的，但假如实行起来不适当或机械，那就会实得其反，它将变成为摧毁同志的自尊心，而使其自暴自弃或消沉萎靡。尤其是把批评文公布出来贴在墙上的办法更不妥当。我以为：假如发现同志之中有错误或缺点，小组会上批评还嫌不够的话，执委可派人与其私自谈话，批评某些错误或缺点，而不必让他人知道。这样，既可以达到批评的目标；同时还很能够保持每一个人应有的自尊心，改正其错误或缺点可能更有效力。据同志们说，这种批评制度，以前是没有的。我当时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不妥当，但不知其所以然。事后想来，这是从苏联共党内斯大林对付托派的作风中反映而来的。尤其到了1925年初，这种批评制度更是变本加厉，这自然也是斯大林官僚制逐渐发展的结果。但当时的中国旅莫支部不但没有一个托派，而且也不知道托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领导层中也没有一人有官僚的表现，只是他们无条件地信仰苏联，联共叫他们怎样做，他们就忠实的执行，不过执行的方式，按照他们各自的性格作风不同表现出来的轻重不同吧了。

　　此外，使我深深感觉到的是当时党和团对同志课外的教育方法有些浪费精力和机械。例如把许多的时间消耗于个别的谈话中。执委决定每一个同志每星期必须有一张报告表给其所属小组书记，上面必须填写同几个同志谈话的名字和内容。因此，弄得大家很不自然地硬去找人谈话，来报销这一个星期的工作。为了报销工作而谈话，那么这种谈话必然产生敷衍和虚伪的弊病。至于谈话的内容，第一次多半是相互报告自己的历史，以便彼此容易了解，我觉得这倒有相当的意义和必要。因为要想深刻地了解一个同志，必须首先知道他或她的出身、环境以及其重要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过程，但时间愈久，谈话的题材便感缺乏，只好硬找一些题材来谈，这就有点浪费时间和精力了。而且我们空余的时间很少，因此大家都是利用从宿舍到学校，或从学校到饭堂沿途走路的短暂时间来谈谈，彼此心里都明白这是为了填报告表的。我对于这项工作深感麻烦和机械，感到这是一种浪费，因而我每星期谈话的报告是比较少的，因此，他们之中，即领导层中有人批评我的活动不普遍。

　　谈到填写谈话报告表问题，使我回忆起一件有趣的故事：我从许多同志中听到一种流言，说蔡畅谈话的报告表中，同她的丈夫李富春的谈话过多，而同其它的同志谈话太少。这种流言和批评，假如是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环境之中，是不会有的。他们在法国时便是夫妇关系，据说当他们从法国到莫斯科后，便向旅莫支部的负责者要求一间小房子两人住在一起，这本是一种合乎人情的要求。但由于当时的环境特殊，将近百人的中国同志，年龄多半在二十五岁左右，有的还年长一点，年轻的很少，全都是过的独身生活，是一种变相的僧侣生活，男的都分别几个房间住在一起；女的当时只有和另一个女团员住一间房子。因此，李富春和蔡畅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他们虽是夫妇，但都是学生，不能享受特权。这样蔡畅和她——同来的女同志郭隆真住在我们的房间里，李富春则和其它的同志信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俩只有寻找课余的时间相互接触，私人谈谈，当然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和其它同志普遍的谈话、这本是一种合乎常情的事，但由于当时他们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之中，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种微妙的歇斯底里的变态心理（佛洛以特或其它性心理学专家可以分析这种变态心理），因而他们遭受到近乎笑话的流言和批评。

　　在1925年3月8日，全苏联举行隆重的纪念会，节目都是演说和游艺。全东大各民族的学生，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那一天下午，都齐集于莫斯科一所大会议厅里，举行庄严的纪念会。主席团就座后，主席致开会词，接着就是一位德国的老革命蔡特根（CLARA ZETKIN）莅临讲台了。她是德国老社会民主党左派，她同李卜克拉西、卢森堡、墨林（马克斯传作者）同组织斯巴达卡斯，为德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看来她当时的年龄在七十以上，从他演说时那种热情洋溢和激动的声浪，就可以看出她急进的女革命家的性格。由于她的年龄和演说时过于热情和激动，因而当演说完毕时，她几乎昏倒，仿佛连气都透不过来。她对这个纪念日之所以特别激动，是由于在1910年世界各国前进的妇女于3月8日在丹麦的京城哥本哈根集会，由蔡特根提议定是日为国际妇女节。因而，往后“三八”便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前进妇女所纪念的国际妇女节了。

　　当蔡特根演说完毕后，就是表演各种游艺的节目，有歌舞、戏剧、魔术和其它技艺等，一直继续了数小时才欢尽而散。

　　晚餐后，我被二处的晚会主持者邀请演讲（当然是预先同中国旅莫支部负责者约定的），一处是在莫斯科的露天大会，主席是一位年轻而健壮的俄国女同志，到会的全都是妇女。当主席团的人员就座后，主席就宣布开会，并介绍我作演说，由袁庆云翻译。当我的演说完毕后，即被他们举起来，然后热烈地拥抱我，稍停片刻，袁庆云马上带我到第二个演说的地方，那是莫斯科的一座大戏院，规模宏伟，建筑亦颇富丽堂皇，到会的差不多也是妇女，但由于规模甚大，也有许多男子，即到会妇女的丈夫参加其中。当我在讲台上演说时，我的视线曾不断地投射听众的面上，窥视到她们对于中国女同志的演说，表现极有兴趣的神情。这次的翻译是由一位中文很好的俄国同志格利哥尔担任的（他在哈尔滨多年，因而中文很好）。我的演辞并不限于发挥“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是着重于把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同俄国的十月革命联在一起。我强调说：“处在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中国的革命推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把妇女带到像俄国的妇女同样的解放状态；而且苏联妇女的解放，不过是世界妇女解放的一个环节，不过是世界妇女解放的一个范例。我希望苏联的女同志特别注意和帮助世界妇女的解放运动，尤其是落后国家，像中国一样的国家的妇女运动，以期在未来的“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全世界的妇女都能够像今天苏联的妇女纪念这个纪念日的情形一样”。（当然，我的演说辞比我现时所能记忆的比较长而复杂得多，但我现时没有可能记忆完全，而只能记忆其要点。此演说全文已发表在莫斯科一个妇女杂志上，我当时曾有一份，但后来回国时不能携带，甚至连杂志的名字也忘记了。）

　　当我演说完毕，就进行各种游艺节目。格利哥尔请我和袁庆云一同在戏院楼厅的咖啡室喝咖啡，闲谈片刻，我们便一齐坐在舒适的红丝绒座位上，欣赏晚会的游艺节目。我们一直留到深夜晚会兴尽而散，我满怀着愉快的心情，踏着轻快的步伐同袁庆云一道边走边谈地回宿舍。

　　1925年3月，由于国内革命运动的生长，需要工作人员，中共中央打电报叫罗亦农立即回国，王若飞亦愿同往，旅莫支部执委决定他们二人一同回国，于3月9日他们就离开莫斯科了，罗亦农回国后，继任旅莫支部的书记为王一飞，他是浙江人，具有浙江人的温和性格，老好人，对同志的态度很友善，人缘甚好，但缺乏像罗亦农那样的魄力，尤其身材矮小，更显得他平凡无力。执委中原有袁庆云、刘伯坚、陈乔年照旧，但补进李富春。青年团的负责者李求实参加，但并非正式执行委员。

　　李富春，湖南长沙人，具有长沙商业城市人的圆滑，看风转舵，短小精干，颇有外交手腕，他从不出面批评别人，只是在幕后支持执委中多数的一方。

　　李求实，湖北人（武汉），面目清秀，女人气质相当浓厚，说话总是低着头，低声细气，活像一个思想尚未解放的女人，缺乏男子的风度和气魄，小家气，说话有些刻薄，但他有某些聪明。由于他是武汉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当我和其它四个同学加入青年团时（一九二二年四月），刘昌群、李书渠和他均为武汉青年团负责者之一，因而他被选为旅莫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者，参加执行委员会。自他参加执委后，对同志们的监视和批评更为苛刻。假如他发现某同志的思想有问题时，他就在执委会中提出来，执委中的几个人，首先陈乔年积极支持，因他当时的思想在某些问题上，尚未成熟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而容易接受李求实对同志的某些过分苛刻的批评，尤其是对从中国派去的大学生，对工人同志或从法国派去的知识份子比较宽容（因从法国去的知识分子都曾做过工。可称为工人）。

　　陈乔年为陈独秀之次子，陈延年之弟，他们于1922年末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入东大。他本是一个体格标准（略嫌单薄），脸庞白净，两颊经常泛着红云，大家都叫他鸦普洛果（俄文即苹果）。他学习很认真，本质亦好，但嘴有点刻薄，尤其开玩笑时总是很粗鲁。同他的形象颇相称。这也许是由于当时不正常的生活所招致的精神变态。刘伯坚在理论和组织观念方面都有相当的修养，旧文学也有根底，口才甚好，这差不多是四川人的特长。但由于他仍旧保存着相当浓厚的土生活方式和旧道德观点。虽然他在法国多年，但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多半处于法国里昂一隅，即住在巴黎的，他们所接触的仍旧是中国人，生活也是偏向的，因而他们除了从书本、报章杂志上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外，而没有同法国人的生活联系；更由于贫穷，没有享受过先进国家现代的化的物质生活，不了解先进国家一般的生活水准、风俗和习惯，因而刘伯坚仍旧保有他从四川偏僻落后的生活观念，来看某些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来的大学生的服装和风度，他认为这就是小布尔乔亚；王一飞老好人，从不批评别人；李春富圆滑，也不当面批评人，只是在幕后（在执委会中）支持多数；至于袁庆云，由于他的性格潇洒，体格魁梧，风度文雅，因而博得“伟大人物”的绰号。他在法国时工作的技术高，工作不会耗费他的整个时间，因而他的法文甚好（俄文亦好）；同时由于他的收入较多，因而他同法国人，尤其是女子有些交游。因而，他的态度比较正常而合乎人情，他对于这种过分严格批评的作风，是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的。

　　但执委中有陈乔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和死硬派的态度；刘伯坚的土生活和旧道德观念（当然是残余的）；李求实的小聪明和刻薄，三位一体，再加上李富春的圆滑附和，假如谁在他们的眼中认为成问题的同志，那就会遭到厄运了。如果不接受批评或企图为自己辩护，那他们就认为这同志无希望，永无翻身之日；如果承认自己错误的话，李求实又说动机不对，是在一种压力之下而承认的。我曾亲眼看到：有好几个本来聪明活泼的同志，在李求实所发明的“动机哲学”（这是我给他的名词）的精神死刑之下，弄得自暴自弃，精神萎靡，没有出路。这不但使他们痛苦，失去了自信心，甚至连人的形象也变得呆板和愚钝了[1]，像李求实以这种方法来教育同志，批评同志，结果，只有摧毁同志。

　　据当时的某些同志说，这种批评制度，以前是没有的，尤其自一九二五年四月开始，更是变本加厉，在本国同志召开的全体批评大会上，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执行委员会派员本参加（三个委员），他们坐在主席台上，执行最后批判的任务，好像审判官一样，这更是前未所有的。由此，就更加证明这是从苏联共党里对付托派的方法泡制出来，同时也随着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之日益嚣张和发展而变本加厉的。当然，这种情形，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的。

　　莫斯科的寒冬是漫长的，至少有六个月享受不到阳光的抚浴。橱枝上的积雪照常乞立不动，即地上的冰块不管经过千百人的践踏，但它却仍旧坚硬如常。行人必须穿底下有齿的胶皮套鞋，以防滑跌；有些同伴而行者，甚至手挽着手，以便互相扶助。

　　可是，凛冽的寒冬已去，娇艳的五月到来了，橱木都脱去了洁白的外衣，而披上绿色的新装；花园和广场上也铺上了碧绿的地毯，报春的候鸟也在那里歌唱着阳春的歌曲；人们都感到愉快，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久不见阳光的中国人，特别感到莫斯科的春天之珍贵而可爱。

　　在“五一”劳动节的那一天，莫斯科的人民尤其是男女工人，都穿着整齐的服装在公园和街道上闲游，享受着莫斯科的春天。傍晚全莫斯科的政府机关以及各重要机关的门前都闪烁着五彩缤纷的灯光，以霓红的电灯制成工农标记的镰刀与斧头的红星悬挂中央，四围镶着各种彩色电灯，制成一幅长方形的图案，鲜艳夺目。这便是劳农国家的标帜。

　　晚餐后，全莫斯科按照其区域、机关、工厂或大规模的学校分别举行盛大的晚会。节目都是戏剧、音乐、舞蹈和其它演技。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各民族全体学生，于是晚都聚集于莫斯科一座规模宏大的戏院里举行盛大的晚会。人数较多的民族都有表演或舞蹈。中国班表演了一出贫苦农家生活的哑戏。在这出戏中，我扮演一个农家的女儿，在白天辛苦工作之余，晚上还在原始萤火般的灯光之下纺纱。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表演，而尤以黄国佐的玩火把最为精彩。他本身材标准，相貌超群，身着大红布紧身衣裤，两手各举一枝火炬，活像司火的神童。当火炬燃起，电灯完全熄灭，只见舞台上红光一片，火炬变成各种形象，有时成一个大圆圈，有时则成二个圆形或其它各种形式。他的演出异常成功，各民族的学生都热烈鼓掌称赞。

　　过了不久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日下午，旅莫支部全体执委员连同青年团的负责者李求实一起，召集我们五个女同志（全体）举行座谈会，一共只有十一个人，我们在莫斯科的一个私邸的小型花园里，大家都在碧绿的草地上坐成一个圆形。首先由王一飞说明开会的宗旨，他说这次会议是讨论“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希望从讨论中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以便教育。他把开会的宗旨说完之后，跟着就是刘伯坚发言。他说：

　　“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其目的是要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我们不仅要排斥封建社会‘才子佳人’的恋爱观，而且也要反对小布尔乔亚的恋爱理想主义或至上主义。”

　　刘伯坚的意见虽然是围绕于讨论的题目而发表的，虽然他说要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开来，但他却没有提出革命家的态度出来，因而陈乔年就接着发言。他的意见很简单，他说：

　　“革命家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因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动性的，因而不能结婚；同时革命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种小布尔乔亚恋爱的玩意，所以没有恋爱。走到那里，工作在那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那里解决，同喝一杯水[2]和抽一枝香烟一样。”

　　“那完全是下等动物的性行为，是原始时代的性行为，绝不是革命者对两性关系正确的态度。我要问乔年同志一句：解决性的需要，是不是同喝一杯水或抽一支香烟一样简单呢？怎样解决呢？一个有修养的文化人，随便在马路上找一个女子来解决吗？同时，那一个女子这么容易的解决你的需要呢？除了去找妓女以外。那么，就是鼓励男同志去嫖妓女，这是一种极低级的性行为，也是一种危险和堕落的行为。是的，革命者并不重视结婚的仪式，这不过是一种形式，这是一般普通人尊重法律和社会的习俗，使婚姻合法。有些女子因不能独立生活，依靠法律来保障，以防男子随意丢弃。但革命家也是人，也需要性的生活，不管结婚也好，同居也好，男女双方都是同志更好；不管是同志或非同志，但在结婚同居之前，必须双方建立友情，互相了解，这种感情和了解，当然需要相当的时间，决不会一见面就会发生性的关系。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情，就是‘恋爱’。不要把恋爱同小布尔乔亚连在一起；也不要把恋爱同恋爱至上主义混淆起来。”我带着按耐不住的神情接着陈乔年的话说的。

　　当我的话说完了，陈乔年和李求实都要求发言，主席让李求实先说：

　　“碧兰同志认为两性的关系，先要经进一个时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约会呀，写情书呀，把它神秘起来，等到双方建立了情感，互相了解，那就是恋爱成熟了，然后才谈得上结婚或同居。虽然她不注重结婚的仪式，但这样就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这就是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也就是恋爱至上主义。我们知道：碧兰同志出身于一个科举功名的封建大家庭；同时，她的父亲是秀才又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受了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所以，碧兰同志的思想，反对封建式的父母代定的婚姻而主张自由恋爱，因此，她的恋爱观是从封建社会的才子佳人的恋爱观转到资本主义的恋爱观的。而这种恋爱观是小布尔乔亚的。”（立刻）我接着说：

　　“求实同志根据什么说我的恋爱观是从封建社会的才子佳人恋爱观转变到资本主义的恋爱观呢？首先，我要问求实同志，什么是才子佳人的恋爱观？你凭什么根据说我曾会有这种恋爱观呢？假如从家庭的出身来推断某一个同志的恋爱观，那么，每一同志都可以加上这个头衔，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是出身于封建残余的家庭，也都受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求实同志根本不知道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在封建社会里女子根本谈不到什么恋爱，她们的婚姻是父母作主的。至于‘才子佳人的恋爱观’更是莫明其妙，所谓才子佳人，是封建时代那些风流文人、才子、雅士玩弄高等艺妓而来的，当时的女子只能说是玩物，根本谈不到恋爱。‘才子佳人的恋爱观’这个名词根本不合事实，不能存在。当我懂得恋爱时，才子佳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年龄不允许我有那种思想。自由恋爱这个名词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前进的知识分子才知道的。至于说两性关系要经过一个友谊的过程，这种恋爱就是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至上主义，这是机械的把恋爱和恋爱至上主义混在一起，以为凡是恋爱就是恋爱至上主义，他以为恋爱是小布尔乔亚专有的，革命家不应该享受它，只能像动物一样，有性的需要时，就到那里解决，像乔年同志说的，同喝一杯水或抽一支香烟一样，香烟抽完了，就把烟头去掉，这完全是一种低级的不负责的性行为。”

　　当我的话说完之后，主席请其它同志发言，他说：现在很明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双方都坚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主席的话说完了，沉默了一会，没有人想发言，结果，陈乔年要求再发表意见，主席答允，他说：

　　“不管碧兰同志说我低级也好，动物也好，不负责任也好，但我仍旧坚持我的意见。碧兰同志认为两性关系一定要预先双方建立感情，互相了解，经过一个时间的过程才能同居或结婚，那就是说两性的关系一定要先有感情的存在。否则，就是低级的性行为，或动物式的性行为。但我以为碧兰同志坚持两性关系一定要先有感情的存在，一定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过程，这就是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革命家是排斥这种恋爱观的。”

　　当乔年的话说完了，停了一会，我看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要求发言，于是我向主席说：

　　“既然现在讨论的箭头一齐射到我的身上来了，我有权利要求再发一次言，只要一次。”大家都赞成让我说。我带着有点激动的神情和严厉的声调说：

　　“难道同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异性可能引起性感？发生性的关系吗？我想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实际上，我想你们本人也做不到，假如你们有机会恋爱时，你们还是一样地恋爱的，也许比别人恋爱得更强烈一点。乔年同志和求实同志的意见一样的，不过乔年同志说得更爽气，更朴实，也可以说更无产阶级化一点；但求实同志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派头，想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大做其文章，大逞其辞锋吧了。不管你们把小布尔乔亚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也好，把恋爱至上主义的头衔加在我的身上也好，我还是反对你们这种简单的唯物论和低级的性行为主义。我说你们是恋爱至下主义。我绝对不相信：你们的这种主义就是革命家的恋爱观。革命家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不要侮辱了革命家！假如在党的生活内，在工作过程中，男女同志由于生活接近，由于互相了解而发生了感情，那么这种感情就是恋爱；这同恋爱至上主义完全不同：恋爱至上主义者是把恋爱放在生活的第一位；而革命家是革命工作第一，恋爱不过是私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吧了。我以为这就是革命者的恋爱观，这种恋爱观我认为是正确的，不能说是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关于一些妇女问题，包括恋爱问题在内，在1921年秋开始组织的武汉妇女读书会，我曾经常参加，由李汉俊、刘子通和陈潭秋等同志们所指导的讨论会、辩论会，在讨论和辩论之前必须阅读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和杂志，李汉俊时常为我们作关于妇女问题的演说。在1922年，李大钊同志在我们女子师范学校里作了一次有系统的长时间的演说，他从原始社会说起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妇女在这些社会中的地位的变迁和各种不同的婚姻形式，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根据社会形式发展史的情况而加以分析和说明的[3]。求实同志当时正在武汉，而且是知道这些情形的，但可惜他是男子，不能做妇女读书会的会员；同时，又不是这个会的指导者，因而他没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讨论和其它各种会议。假如他听过李大钊的演说，或参加过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会，那他就不会把才子佳人说成恋爱观；也不会把它描述在我的恋爱观转变的过程里！我个人觉得：我们这次的讨论会，虽然花费了几小时，但所讨论的内容太简单，太没有历史和理论作根据，说来说去，总是简单地反对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这是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和缺少阅读书籍的原故。这种讨论绝对不能达到教育同志的目的；也许相反，使同志的观点混乱。”

　　当我的话说完了，主席问：还有没有同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回答。执委中的袁庆云和李富春从头到尾没有说话，其余的四个女同志也没有开口。李富春和蔡畅因由恋爱而结合，恐发表意见使人攻击，其它的同志有的由于水准不够；有的不愿意同人争论。主席等了一会就说：

　　“我现在必须根据同志们所发表的意见，作一简单的结论。总括起来有两种意见：一方面是乔年同志的，他认为革命家由于工作条件和经济时间，两性关系应该简单化，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工作所在地解决。这意见一般说来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意识的。不过，他说同喝一杯水或抽一支得烟一样，这话未免太过份。解决性的需要，不一定像抽香烟一样，抽完了就把烟头丢掉。假如对象合得来，可以成为伴侣的。关于求实同志的意见同乔年同志没有根本不同，不过他说得婉转一点，他是从反对碧兰同志认为两性的结合一定要先有感情的存在，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过程的意见而达到同乔年同志的意见一致的。不过，他把才子佳人的恋爱观放进碧兰同志恋爱观转变的过程里，是不妥当的，是不合乎社会进化史的法则的。关于这一点，碧兰同志的解释是对的。此外，他说碧兰同志是恋爱至上主义，这也未免不合乎事实，假如她是恋爱至上主义，那她根本就不会到苏联来学习。第一，当她动身来这里时，正是她恋爱生活的开始；其次她的那一笔旅费，是上海中央的负责同志发动为她筹到的，但从上海到北京的第二天，由于张国焘夫妇被捕，她的箱子被捕房拿去了，她的旅费全都在里面，但经过了三个月之后，她仍旧再筹旅费来到这里。我们对她的这种坚强意志曾在她刚来时在欢迎会上，由主席刘伯坚同志表达过，他说：‘我们对碧兰同志经过许多困难和挫折而仍旧来到这里的向上精神表示敬意。’单从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她是恋爱至上主义，只能说她的恋爱主张和恋爱方式太知识分子化，属于小资产阶级型吧了。至于她所发表的意见，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有许多部分是有道理的。不过，在她驳斥反对者的意见时，难免有些锋利或过份的词句，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的确，这次的讨论，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同时发言的又不普遍，因而不够完满。但现在时间不早，假如对讨论没有意见，就此散会吧。”

　　我当时对这个结论，只同意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同意它的基本观点。但我不好要求再发言，只好怀着一颗不满的心，同郭隆真边走边谈地朝着食堂走去。她轻声地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还是对答如流。”

　　“我是只服从真理、不怕压力的，就是执委会全体一致，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我，还是要坚持的。”我回答她说。接着我问她：

　　“你为什么不发表意见呢？”她说：

　　“唉！我发表什么意见呢？我无论站在那一方面都会遭到陈乔年和李求实两张刻薄嘴的嘲笑。假如我赞成乔年的意见，李求实会说我是因为得不到恋爱，而反感恋爱的；虽然不一定明白这样说，但心里一定是这样想，他们会用另外讲话说出来的。咱们俩是好朋友，我对你总是说真心话的，我想你也了解我的苦衷。”这是多么可怜的自我心理的流露呵！郭隆真在五四运动时，她已经是一个中学生，据说她曾经咬破手指，以血写成一幅爱国标语，因而激起了天津的男学生的爱国热情，群起罢课响应北京的学生抗日反卖国政府的运动。随后，她同蔡和森、蔡畅、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李富春……一大批人同时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当她同蔡畅、李富春一道来东大时，已是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老小组姐。由于她的面部不幸而被天花完全破坏，影响她的整个精神状态，甚至更加强了她所具有的一般北方人的迟钝和呆板的姿态。正由于这个原因，她的神经有点不健全，发议论时常有思想混乱的毛病，这对于她的学习和在同志中的印象很受影响。在几个女同志中，以我对她为最好，我同情他，每当同志背后谈到她时，我总是站在她方面为她解释。我以为一个人聪明或天才的发展，是需要别人的爱护和鼓励，要有这种客观条件，聪明的或有天才的人才有发展的机会。一个聪明的年轻人，越是有人称赞和培养，人的聪明便越加发挥其所长，自己也就越有自信心。反之，自己处处发生自卑之感，智力逐渐减退，自暴自弃，甚至发生某种神经病态。像郭隆真由于不幸而被天花破坏了她的整个面部，从没有获得人间的友爱，尤其是异性的温暖和安慰，因而处处受到刺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自卑之感，形成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一个女子。

　　蔡畅为李富春的妻子，蔡和森的胞妹。她身材瘦长，两肩宽而头小，而颊黄而憔悴；她的年龄同郭隆真差不多，都比我约大四五岁。她的态度严肃，谨慎而老练，不多说话，对同志一般都冷漠淡然，缺乏革命者的豪爽和热情。她的这种态度和作风，同蔡和森的前妻向警予是同一类型，她可能是模拟她的嫂子的，因他们在法国时生活在一起，连同蔡和森的母亲在内。我们五个女同志虽然住在一间房子里很久，但她同我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甚友好，甚至连和她同来的郭隆真也不接近；虽然她有相当的修养，但她的谈吐如何，我不知道，因我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谈话，除了和她简单地作了一次互相报告各人的历史外，或公开发表意见。她从不当面坦白地批评别人，但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尤其爱说女同志的坏话，这表明她具有一种不良的德性，嫉妒心很重。这一点除了不良的德性外，同她的个性拘谨，心胸不宽广有关。由于她的资格甚老，而且一直继续在党内工作，因而她成为现时中共重要人物之一，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主席。

[1] 从上海的上海大学派去的龙康庄（他与我同时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先我而去莫斯科东大，当我到那里时，看来他很活跃，但往后见他日渐消沉，精神萎靡不振，面容憔悴，举止呆板，原来是被领导层中某些人认为他有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倾向，思想成问题。但自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也继我们而后被派回国，改名为龙大道，在上海小沙渡（工人区）部委作工人运动，甚为努力。我重回上海后，曾在他所属的部委作了个短时期的女工运动，我觉得他的工作精神很好，他的生活和服装完全与工人一样，没有一点大学的气味。往后他转入上海总工会负重要责任，异常勇敢，1928年初，同陈乔年、许白昊等一同被捕，而一同英勇地牺牲了。

[2] 陈乔年所说的两性关系像“喝一杯水一样”，这也许是从俄国女革命家兼作家柯伦泰而来。当时我不知道，及至回国后几年，约在1930年左右，我看到柯伦泰著的小说，书名为《三代恋爱》。在这部文艺作品中，她描写母女二代的恋爱关系，——母亲和女儿均为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女儿和母亲的爱人发生了性关系，当她的母亲责备她时，她说：“由于工作的地点调换了，一时找不到对象，为了性的需要和便利，同你的爱人发生了关系，没有什么了不起，像口渴了喝一杯水一样。”这便是柯伦泰的恋爱观，她认为在革命之后，性的关系也解放了，第二代比第一代更解放，这便意味着第三代将比第二代更解放，她的书名为三代恋爱，也许由此而来，因此，一杯水的恋爱论，在二三十年代，那些前进的知识分子中传得很普遍，但实行这种理论的却很少见，甚至连陈乔年本人于1926年就放弃了这种主张，而实行恋爱了。因大家都传说，列宁（LENIN）曾严厉地批评柯伦泰的一杯水恋爱观，列宁既然把这个问题当作一种倾向来反对，可见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男女青年受柯伦泰影响的不少。约在1935年左右，当我读了列宁夫人克鲁泼斯卡亚所著《列宁回忆录》一书之后，我才知道所传列宁反对一杯水恋爱观确是事实，书中曾描述这一事。柯伦泰的恋爱观，也同她的政治思想一样，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据某些早期到苏联的同志们说，柯伦泰是一位漂亮堂皇的女革命家，有演说才，擅长文艺。俄国十月革命后，曾任交通部长，由于她的无政府主义自由思想倾向，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反对列宁。她于1922年被派到挪威任大使。这是列宁对待异已的作风，与后来斯大林对待异已态度，真是天远地隔了。

[3] 关于李大钊1922年春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演讲妇女问题的内容，在1928年冬，我才发现它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倍倍尔（AUGUST BEBEL）所著《妇人与社会》（沈端先，即现时正在被毛政权打击的夏衍译成中文）的缩影。在1922年此书尚未译成中文，李大钊是从日文或英文本读到的。由此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研读的认真和广泛。及到1928年冬，我才买到《妇人与社会》这本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仔细阅读之后，我又发现，我在1921年所读的《妇女之过去与将来》一书，也是《妇女与社会》这本书的缩写。此书为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著，由李汉俊译成中文，这本书对于我在1921年具有巨大的启发作用：它第一次引起了我对于妇女问题的兴趣；尤其重要的是：使我对于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基本认识。至于《妇女与社会》一书，尤其是我往后研究妇女问题和写作案头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