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在苏联的生活

　　1924年秋，我的旅费和行装都准备齐全，护照也办好了，并由日葵托朋友约好几个同伴一齐动身。一天的早晨，我的同伴和送行的同志和朋友都聚集于大前门的车站候车室内。除了我和新近加入S.Y.的刘仁静妻子史静仪是到莫斯科东大,另一S.Y.的青年同志准备自费进莫斯科大学外，其余的都不是同志。其中有一个是与驻苏领事馆有密切关系的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兼政客彭昭贤。为着便利和安全起见，北京党部和日葵商讨之后，决定我办留学德国的护照同他们一同去。还有两个是真正留德的。为我送行的人，除日葵外，还有胡鄂公、夏之栩、陈宝符、刘仁静和李勃海。由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火车误点，我们和送行的人在车站里等了一整天，大家都在车站进午餐。我再三催促送行的友人先回去，尤其劝胡鄂公先回去，因他的年龄最长，但他们坚持不肯，一定要送我上车，他们的友情实在太令人感动了，当火车已开始移动时，他们才急急忙忙地跳下车，夏之栩因是女性，跌了下去，我很不安，到天津时即打长途电话慰问，知道没有受伤，我才放心了。日葵和刘仁静因来不及跳下车，送了我们一站火车路程才下去，据他后来说，他步行了许多路程才坐人力车回家，已是日暮了。

　　我们到天津已经深夜，当我刚到达旅馆时，我衣袋里的护照，已不翼而飞了。我知道是失落了（因我当时还没有手提皮包，只好放在衣服口袋里，特别是女人的服装口袋，不及男子的服装口袋安全），但不知道掉在火车上还是天津的街道上，无法寻找。在北京等了几个月费了许多麻烦手续才办好的护照，仅仅走了几小时的路程就失落了，我感到惭愧，而且怨恨自己太不小心了；我失望之余，不禁痛哭起来。彭昭贤因在当时北方的官场中，有不少的朋友，而他本人在当时也有相当的地位和声望，因而他能够在一天或数小时之内办好护照。他极力劝我不要哭，叫我于第二天早晨去拍照，他担保至多在天津再逗留一天就可以办妥。我吃了这颗定心丸才安心下来。第二天的清晨，我便去拍照，顺便去访问天津的同志，当我取回照片，两个青年同志送我乘电车回旅馆的途中，近乎奇迹的事情便发生了，我因没有座位，手拉着电车横木上的藤圈立在几个青年学生的面前，其中的一个在仔细地看过我之后，他忽然开口问道：

　　“这电车上有没有一位女士叫陈碧兰？”

　　我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吓了一跳，但我马上反问他：“这位先生为什么要问这个人？”他接着说：

　　“因为我的朋友昨晚从北京来，在天津的车站里拾得了一本留学德国的护照，我看那护照上面的相片很像你，因此我就喊着护照上的名字，我想如果是你的，我可以陪你一同去取来给你，因我们知道办一个留学的护照可不容易呀！”

　　“谢谢你！那正是我的护照，昨晚从北京来失掉了的，我正在为此着急哩，这真是太巧遇了！”

　　“既然是你的，那再好也没有了，现在请你同我们一道去拿好了。”

　　“真是感谢得很，我自己因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委托这两位朋友同先生一起去好了，我要托这两位朋友重重地感谢那位先生和你们哩。”

　　我委托那两位新认识的同志去取护照，并拿出一些钱给他们准备请那几位青年吃饭。但结果那些青年们说：“我们都是学生，那位女士出门留学所带旅费一定有限，不必花费她的钱请我们吃饭，请你们把这护照交给她我们就已经很高兴这样的巧遇了”。这件事我觉得简直近乎奇迹！

　　我们在天津等了两天，便准备乘轮船到大连。当我们到达大连，找到了旅馆后，便一同游览大连的风景，从街道一直漫游到海滨，到达海滨时，大家都脱下鞋袜，在海水里漫步游荡着。那时正是中秋的季节，温暖如春，怡然自乐，一直看到潮水将要滚到岸边来时，我们才急急忙忙地上岸。就在这幽雅的海滨近旁，有一座华丽堂皇的别墅，主人便是彭昭贤的朋友，看来是一个大官僚之类的人物。我们几个人因同伴的关系，也被请为上宾（彭已预先以电话通知去访问他），酒席是异常丰富而考究。

　　晚上我们漫步遍游大连的繁盛街道，好像到了日本，两旁全是日本的商店和商品。商店里卖货员，多半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日本女子。我觉得大连美丽而整齐清洁，但可惜为日人所占领，成为日本的租借地了。

　　我们在大连漫游了两天，便乘火车到长春，在此地只停留了一夜，便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当我抵达这里时，已宛如寒冬景象，我们都穿上了冬季的大衣。我们住在一家颇为华贵的俄国人开的旅馆里。沿途因彭昭贤的身份关系以及其它几个留学生是富有之家的子弟，他们对金钱仿佛很不在乎，只顾舒适好吃，而不注意经济。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他们，而我的旅费有限，内心却很担忧，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在还没有到达莫斯科之前，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以为我也是留学德国的。也许那个S.Y.的青年同志知道，但他也是有钱人，后来也不是同志。

　　我们在哈尔滨住了两天，便乘西伯利亚的火车一直向莫斯科进发。苏联的火车设备虽很简陋，但却颇为宽大，床铺变很宽阔，每一间有四个铺位，分上下二层，但每间并非房间，而是没有门的。每到一个车站，大家都忙着去取开水和买食物。我们经常是买些面包，香肠或烤鸡和烤猪肉、咸黄瓜之类的东西来佐餐。我对于这种长途的旅行生活感到无限的兴趣，白天总是看看小说或者临窗欣赏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伟大森林的风景，感觉到一种雄伟而单纯的美，空气又十分新鲜，真令人心旷神怡。尤其当火车沿着贝尔湖绕道而行时，更是景色宜人，每到一个车站，都可看见那些疏疏落落的村庄隐蔽在森林里面。那些房子全都用木造成的。墙壁看来很结实，它们都是用整段圆圆的粗树木堆叠而成。虽然没有装璜和油漆，但却也表现它的朴素和雅致。供应往来乘客的一切食品，全都是由这些村庄的妇女和姑娘们拿来卖给他们的，除了开水是由每一个车站供给之外。

　　经过将近两个星期的火车生活，在一个秋末的清晨，我们已抵达莫斯科了。从火车站出来，我和刘伯青、史静仪同那几位同伴告别，乘上一辆已经准备好了的大卡车，一直向德费斯卡亚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宿舍奔驰。我兴奋愉快地坐在车上，贪婪地欣赏着莫斯科的风景。我内心里默默地赞叹着：

　　“莫斯科，这个为全世界革命者所向往的莫斯科，它不过是一座古城，它的吸引力，既不是罗马的古迹和建筑，也不是巴黎的文物和美丽的风景，而是它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给与人们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例证，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我脑子里还正在盘旋着这些思想时，卡车已经冲进了东方大学宿舍的大门。当卡车停留在宿舍院庭中时，正值百余中国学生整队早操的时候，他们都齐集于院落里，当他们看见我们的卡车停下时，招着手，高呼着：“欢迎中国的女同志。”其中有一二同志是我熟识的，他们对于我的到来，表示异常之兴奋。随后，我们便加入他们的队伍，同到普希金街道公园去早操，半小时的早操完毕，队伍便按着次序站立于早餐室的门口，一个挨着一个地凭票领取一份早餐，红茶一杯，香肠二片（面包随便吃）。食堂的设备很简单，没有油漆过的长条木桌和木凳，大家领到食物之后，即按照秩序坐下来，吃完了各自将餐具带到门口归还管理人。我第一次亲临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食堂，心头充满了新鲜和愉快之感。

　　我和史住在这所宿舍的第二层楼一间方正而舒适的房间里，光线充足，设备简单。过了一个时期，又从法国来了二个女同志，从中国又来一个，都住在这间房子里，但我们五个女同志并不是同班上课，从法国来的蔡畅（现任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和郭隆真，在法文班；而从中国派来以及同我一起来的史静仪、麦怡君由于党龄太浅（均为新加入的S.Y.）和教育程度甚低的原故，她们被安排在工人班上课。

　　这一所宿舍，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建筑亦十分富丽堂皇，在沙皇时代是王孙公爵的府第，现在却成为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学生的宿舍，给苏联远东、中东和近东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来享用了。

　　午餐后，旅莫支部的书记罗亦农领我和史静仪去谒见东方部的负责者魏琴斯基。当他详细问过我的履历、入党的时间和工作的经过之后，我们便回宿舍。但刚回来不久，东大的校长普罗易朵特别到我们宿舍来看我们，热烈地和我们握手，特别声明欢迎中国第一次派到东大来留学的女同志。他的体格魁伟，态度和蔼可亲。晚餐后，全体东大的中国学生，都聚集于属于宿舍的一间宽大的厅堂里，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除我和史外，还有一个男同志，就是我前面所叙述过的刘伯青。晚会的议程主要是欢迎我们。经过主席致开会词后，便是我们新到的同志自我介绍，报告自己的简单历史。当报告完毕后，刘伯青站立起来，对我的旅途经过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

　　“陈碧兰和史静仪同志沿途住的都是上等旅馆，这是表现一种布尔乔亚的享受，而且行为很不谨慎，从北京一到天津就失掉了出国护照…”。

　　当他的批评完毕时，我站立起来，首先向大会要求对批评作回答，得到主席的允许后，对刘的批评表示如下的意见：

　　“思想和生活习惯，是环境的产物。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是出生于封建残余和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小资产阶级的毛病自然是很难免的，以后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教育自觉地来克服。至于说到住上等旅馆便断定是布尔乔亚的享受，那未免有点幼稚和太机械。我偶然住上等旅馆，完全是因为同彭昭贤的关系，大家都住在一家旅馆里，我们女孩子到那里去找下等旅馆呢？因此我对这点异常担心。与其说我是享受，还不如说我内心是在受罪。年轻人的浪漫我是有点的，如沿途贪赏风景等等。至于丢了护照，这也是由于年轻，而没有出远门的经验。我对这件事觉得非常惭愧，但从此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我想以后再不会有这样荒唐的事了。”

　　晚会的结论，对我接受批评的态度表示满意，认为我的答辞很客观而合乎人情。散会后，我到处看到二三两两的同志集在一起，听到他们以惊奇的语气说：“想不到从中国来的女同志，说话这样有修养，态度这样落落大方。”从这第一天起，我在百余中国同志的脑中，已留下了一个印象。

　　我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开始到普希金路61号东方大学去上课。不久，我被选为中国班（知识分子班）的班长。这倒使我感到麻烦，因班长会议都是用俄文，我的俄文虽然在中国学了一个时期，但离自由听话和讲话的程度尚远得很。幸而每次会议时，工会班的一个从哈尔滨来的中国同志帮助我。

　　我们主要的学科是：经济学、唯物史观、俄国革命史、劳动运动史和俄文。东大学生学习的精神异常紧张，尤其是中国的学生特别努力。我们除了学校的正课之外，还有许多集会，如支部（即小组会）会，每星期一次，经常讨论政治问题，研究学术，或同看一部书来研究讨论；而且在生活及行为方面实行严格的批评，偶然也举行同乐性的晚会、演戏或其它游艺，这是必须在具有意义的节日才举行，所有一切的会议都是在晚餐后才有时间开，有时竟开到晚上十二点钟，次晨六时半又必须起床，以致睡眠不足，白天里尤其是下午上课时打瞌睡。每当下午第一课完后，继续上第二课时，瞌睡虫无论如何也驱逐不去的。虽然学习生活是异常紧张，但精神却很愉快。

　　至于在物质生活方面，住不必说是华丽的高楼大厦，食物也够营养，衣服鞋袜等物都校中供给的。每月发一本饭票，每餐撕去一张，衣服和床铺的被单等，每星期换一次，每星期凭票洗澡一次，两星期理发一次，有时看电影或戏剧。整个的生活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根本不需要钱，学生每月发六个卢布，有的买香烟，有的买苹果吃。苏联的苹果虽然香甜而且很爽脆，但能够享受的人却不多，而且供应也很少。我到东大不久，旅莫支部派我去作许多隆重大会的演说（当然是用中文，由俄文很好的中国同志翻译）；同时，在东方大学或莫斯科的各种庄严而隆重的会议的主席团的台上，多半都有我参入其间。因此，莉莉亚（我的俄文名字）这个名字不久便为人们所熟悉，尤其是东方大学各民族的同学。

　　在1924年11月7日，全莫斯科的人民，都按照其所属区域、团体、学校、工场、作坊或其它机关，各自整队到红场去纪念十月革命纪念日。东大各民族的全体学生，排列着一条很长的队伍一直往红场走去。整个的莫斯科街道，都充塞了乌龙一般的无尽的长阵线，当我们的队伍抵达红场的边缘时，已经呈现一幅人海的画图，再也不能前进，我们就围绕于人海中间耸立的演讲台，倾听那些革命的元勋的演说和瞻仰他们的风采。我对那些庄严地站立在演讲台上的革命元勋，如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怀着十二分的崇敬。尤其当我听到托洛茨基演讲时，虽然我的俄文还听不懂他所说的话，但他的引人注目的风采，演说的宽广姿态和宏亮而有旋律的声浪，更使我肃然起敬。这伟大的场面，给予我深刻的印象，使我更加强了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但这一次是我到苏联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瞻仰托洛茨基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演说。

　　当我们东大的队伍从红场折回普希金路时，我于不知不觉中被东大各民族的学生举起，像抛皮球一样，一对挨着一对的手伸上来，从普希金路的起点一直抛到学校，真弄得我头昏眼花。这一方面表现他们对于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日的狂欢，同时也是对中国的革命者表示热情和好感。

　　东方共产大学为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其中包括七十多个民族，除了苏联近东诸少数民族外，还包括亚非二洲的各民族。在亚洲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的民族中，以中国的学生为最多。此外，还有蒙古、新疆都有少数学生在那里学习。中国的学生有些是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到那里的，有的是从德国去的，但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派去。在所有的民族中，由于中国革命运动逐渐生长，中国的同志对于学习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及党的组织原则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等等，特别感到迫切，因而也就特别加紧学习。除正课外，还有各种研究会和讨论会都是在晚上举行，所以中国学生的身体多半不健康，有的甚至已染上了肺病，在医院中长期休养。往后学校当局发现中国学生身体不好的原因，是由于会议过多，学习过于紧张，睡眠不足的结果。于是学校当局开始禁止超过睡眠时间的会议，但中国同志因感觉到中国革命运动需要干部迫切，尤其是到了1925年初，大家都认为必须准备随时回国工作，而不能一定要学习三年，（因派来学习的同志都是决定三年），只有抢着时间学习，于是在天还没有大亮就起来，在没有灯光和阳光半明半暗的情形下，偷偷地开小组会，讨论各种问题，以避免学校当局的好意干涉。

　　自我到苏联后，由于受到那方面学习精神的影响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教育，我的精神和意识自然比在国内时更加积极，而起了某些变化，这便转过来对日葵的生活和他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就显得有即时予以诚恳的批评之必要。因此，在我到苏联后写给他的第一封长信中（我曾在从北京到苏联的途中有几封信给他，因此，当我一到苏联就有几封信在等待着我），一方面为着提防某些幼稚的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因同志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小组组长检查，甚至要给旅莫支部的执行委员会检查，如组长认为必要。这制度据述之后来告诉我，当他在那里时是没有的；另一方面，由于我自己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因而在一封颇长的信中很少有纯粹情感的话语和词句，而只是报告我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课程，以及同志们如何努力学习的精神；同时，诚恳而具体地批评他的某些知识分子和生活态度，并提供他如何改正和从积极方面补救的办法。当他接到此信后，他正去上海参加会议。从他的回信中，我可以看出他对我的信很重视，他除了称赞我的进步甚大外，坦白地表明自己接受我的批评，而且愿意照我的建议去实行改正。同时，他告诉我：他把我的信给几个亲近的同志看过，并说看过这封信的同志们都称赞我的进步甚速，他说自己因此而感到高兴同时又感到惭愧而必须努力前进。

　　但他往后每次给我的信中，由于他擅长文学，里面仍旧充满了表露情感的描写，因而他受到东大中国旅莫支部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最严厉批评，说他是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恋爱至上主义者，不是一个严肃的革命家。在那种学习紧张的气氛之下，整个执委对这种严重的批评，给予我心灵上以重大的打击，把我对他的情感差不多摧毁了一半，于是感情与理智的矛盾又开始搏斗起来。他的信多来一封，批评也就更严厉一次，尤其对他在信中附寄一条精致的小手巾给我的行动，更是批评得厉害。因他知道苏联的物资缺乏，东西很粗，他知道我经常需要手巾，而且中国很便宜，便乘着寄信的机会夹一条在里面，对他花费很小，对我又很有用。但他的这一举动，竟博得了小布尔乔亚和恋爱至上主义者的头衔，而这种头衔，在那种环境之中是最不利的。因而，我告诉他不要多费时间写信，尤其不要再寄手巾，因我不需要它。

　　有一天，东大中国旅莫支部的全体执行委员罗亦农（书记）、王一飞、袁庆云、刘伯坚、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特别约我个人在罗亦农和王一飞的房间里谈话。他们首先声明：因为大家对我的前途期望特别大，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才，所以对于我私人的恋爱问题，也必须加以注意，并贡献我一些意见。他们都看过黄日葵的每一封来信，而且这些信都是他们检查过才交给我的。他们对黄的批评很坏，说他是小布尔乔亚的公子哥儿，文学赏玩者和恋爱至上主义者。这便意味着暗示我不要浪费时间来写像他这样的情书；同时，还有暗示我抛弃他的意思，因他们强调这种关系对于我的前途的发展将是一个障碍。他们说完了这些意见之后，便向我征求对这问题的态度，我回答他们说：

　　“我过去虽然从来不曾唱过什么独身主义的高调（因当时知识分子唱这个调子的很不少），但为了自己前途，在任何环境中，总是提防自己不要陷入恋爱的漩涡。当我自己还没有独立工作能力之前，我和日葵的恋爱可以说是偶然而又不偶然的。在我和他认识之后，因同志关系和他所具有的一种吸引力的风度，以及他的文学方面的修养，我们通过一个相当时期的信，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有走向恋爱的倾向。但正在这个时候，他因参加S.Y.的全国代表大会去上海，在整整的两个星期中，我们差不多每天见面，同游或闲谈。由于更多的接近和更多的谈话，我便开始发现他的某些倾向，如爱虚荣、浪漫、喜与女性交游等等；同时，我又发觉，我们已经有超过同志友谊的倾向，经过一番考虑和情感与理智的斗争之后，我决定态度了，坚决和他疏远，当他回北京时，我故意不送他的行，有些同志们还送他至车站。及至到北京以后，在几个月中，除了最初通过两封信外，往后就不通音问了。因我决心避免恋爱，只是一心一意向往苏联，希望到这里来学习，我认为恋爱在当时对于我的前途是一个障碍。因此，我和他的一段恋爱过程，在此已告结束。可是在今年春天，中央派我和李大钊等一同来苏联时，到北京的第二天便受到意外的打击，使我不能成行，这情形你们已经知道的。在那种孤立和痛苦的几个月中，日葵对我的帮助和安慰，最初我还是抵抗这种情感，但人是感情的动物，何况还有过去的一段友谊过程。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终于为他的热情所感动而接受了他的爱情，允诺在苏联三年学习完成之后，再和他安度同居生活。他不但赞同我的意见，并极力为我筹旅费，帮助我完成这一志愿，他知道我去苏联的意志甚坚，从没有表示不愿意的意思。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当然，我对他的诺言也应当负责。因此，我希望他将来也能来这里学习，那就一定可以改变他的那小布尔乔亚的习气的。至于我现在对他的态度，我有绝对的把握，不但不会受他的影响，而且还要影响他。在我来这里给他的第一封信你们便可以看出我对他的态度。在一封那样长的信中，除了详细叙述校中的生活和同志们的努力学习向上精神外，找不出单纯表达情感的语句来。此外，就是对他的批评和鼓励，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封信的反应很好，我以后当然仍旧保持这种态度。”

　　当我把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完结之后，他们都同意我对他所采取的批评态度。这一谈话，总算结束了。

　　正在这个时期，我常有机会同李大钊同志接触，因他是住在我们同一座宿舍的另一个单人住的房间里。罗亦农、王若飞、刘伯坚、陈乔年、朱克靖[1]和我常在他的房间里聚餐。关于购买食物和作厨司等一切工作都王若飞办理，因他对这方面有兴趣。饱餐之后，大家总是高兴地闲谈，这是我在苏联唯一当作节日（当然总是在星期日中午）的享受（有时罗亦农、袁庆云带我到他们私人间最要好的俄国朋友家里去聚餐，但这情形很少）。有一次，也许李大钊知道旅莫支部领导层对日葵的批评不好，他寻找一个机会同我作私人的谈话，他说：

　　“日葵常有信给我，[2]他告诉我，由于他亲身感到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无论在理论水准和组织的观念以及工作的能力和精神各方面，都比国内的同志高得多，因而他想到这里来学习……”。我接着回答他说：
　　“那很好，当我在来这里之前，他还没有这个意思，他说假如他能够留学的话，不是到苏联，而是到法国去学习文学，因他在北大选读的是外国语文学系，为了这个问题，我曾和他争论过。现在他的观念改变了，那就很好，你也可以鼓励他呀，因我知道他对你是异常之尊敬的。”

　　李大钊是于1924年春从北京到莫斯科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6月末至7月初所召开的）后而在那里逗留一个时期，以便阅读和研究，一直留到1925年初。在这段日子里，由于我们经常在他的居室中聚餐，接近的机会多，因而我对他的印象和了解也就比在北京时要深刻得多。他当时年约三十五左右，他的体格壮健，具有北方人的诚朴的典型。他的上唇留着一撮短须，圆形而善良的两颊，经常浮着自然而乐观的笑容；风度潇洒，具有诗人的气质。当他高兴时，笑得全身都扭动起来，活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他对同志的态度异常诚恳和蔼，无论对任何同志，他都一视同仁，丝毫没有偏见和歧视；他的生活态度异常克己，当他在国内时，虽然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兼图书馆的馆长，但他家庭里的布置和家具等都很简陋（我在北京时曾到过他的家里），生活朴素，因他的薪金的一部分拿出来给组织做革命工作之用，同时他有好几个孩子。他对研究和革命工作刻苦勤劳而具有极大的耐心；至于他的私人品德的高尚，尤其是他的特点。凡是和他接近的同志和朋友，没有一个不敬爱他的，甚至连反对他的思想的人，也不得不称道他的品德高尚。

　　在1925年初，由于国内工作方面的需要，尤其是北方需要李大钊回国工作，因而党中央打电报催他早日回国，东大中国旅莫的负责者，筹备了一个欢送李大钊同志的晚会。当主席刘伯坚致开会词时，他以清朗的口音和带一点骄傲而微笑的神情说：

　　“今晚是我们全体同志欢送李大钊同志回国的晚会，我们这里已经回去了一枝笔，那就是彭述之同志；现在李大钊同志回去，我们相信他对中国的党和革命运动将有重大的贡献……。”

　　接着就是我的演说和李大钊的答辞，随后就是表演1923年“二七”惨剧中，一个被湖北省督军萧耀南枪毙的工人林祥谦，和枪决时他的家庭所呈现的凄惨景象以及当时有关他的重要情节，如施洋律师始而为他的逮捕辩护继而为他的枪决抗议而自身遭到枪决的情节等。在这一出悲壮而感人的话剧中，我也曾扮演了一个不重的角色——这个悲剧的家庭中一个十余岁的女孩子。此外，还表演了某些娱乐性的节目，晚会尽欢而散。但异常之不幸，那次的欢送晚会，便成为许多同志和我与李大钊同志最后的决别！！他于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苏联领事馆和其它某些同志一同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同年4月26日被张作霖的绞刑台一齐残酷地绞杀了！！

　　由于当时东大中国学生的课外学习过于紧张，会议过多，以致使我的神经衰弱而时常失眠。有一次，当晚会讨论完毕后，已是深夜，我的手脚忽然冰冷，精神完全瘫痪而不能支持了。次日，罗亦农带我去看校医，医生先为我打了补针后，便签了一纸证书决定送我到东大学生疗养院去休养一个星期。当天傍晚刘伯坚和我被一辆用马拖的雪撬把我们一直带到莫斯科近郊森林区的疗养院。那是一座沙皇时代一个大地主的住宅，室内设备完善，不但有一切现代化的卫生设备，而且建筑亦颇富丽堂皇，室内的陈设，当然也同富丽的建筑相配合，有钢琴、油画、沙发之类的装璜。由于将它改变为疗养院，除了客厅和俱乐部保存原有的装璜外，其它许多房间均改为寝室，除了舒适而柔软的单人铁床外，设备就很简单，只有桌椅衣架等物而已。旁边有一条河流，便是电力出产的源泉，四周是一排一排的矮木房，隐蔽在森林里，即以前农奴的住宅，而这些矮木平房，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一切还是很原始的。对面还有一所学校，专为这一村的儿童而设。

　　当刘伯坚和我到达那里时，王若飞和陈乔年已经先我们一天去了；次日的清晨罗亦农也独自一个人来这里，我和他们一起共游和闲谈，虽然说不上有多大的兴致，但也觉得还不甚寂寞，我们每日于早餐之后，便一同到森林里去散步，那一望无际严密的高耸入云的苍老而耐寒的松树上，都堆集着棉花似的一团一团的小雪球，地上铺满了洁白的地毯，呈现一幅单纯而幽美的画图。这大自然的美景却吸引了我，使我兴起了无限的艺术之感。但对于他们的谈笑，尤其是从陈乔年和王若飞口中所说出的那些关于法国女人低级趣味的故事（虽然刘伯坚也是从法国去的，但他有些中国旧文学修养，比较文雅）。我觉得太低级毫无兴致，我不但不开口，即连笑也没有，虽然他们有时哈哈大笑。王若飞常是向罗亦农要钱（因他有薪金）到农家小商店买些咸猪肉回来煎着夹面包吃，觉得特别香而可口，其实，我们疗养院里的伙食已经很好，都是富营养的食物，每餐饭后，每人必须吃清鱼肝油，下午医生一定强迫大家睡午觉，四时起来后，又是牛奶和点心，晚餐特别丰富，晚上因怕冷大都不愿出去散步，便到俱乐部去下棋弹钢琴（指会弹者），十时一定睡觉。这样舒适的生活，整整地住了一个星期，我们每一个人都比刚来时重了几磅，尤其是我的面部都变得红润而丰满。在一个傍晚，我们从疗养院回到莫斯科的东大宿舍时，大家都惊异地说：“莉莉亚！怎么胖得这样快呀！”

　　回来仍旧过着紧张的生活，不到一个星期又逐渐地消瘦了。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课外的讨论和会议过多，睡眠不足的结果。不但如此，有时还患失眠症，这对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

　　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学习之后，在学科方面，又增添了一门关于学科方面的参观，例如讲俄国革命史，教授便带我们到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去阅览许多历史事迹、文物相片和图画，并倾听教授的讲解，我对此感到极大的兴趣，因这些具体的文物和图画对于俄国革命史的了解，比之在课室里所讲印象深刻得多。譬如我在教室里所听的法国革命史，我就觉得比之俄国革命史模糊得多。此外，我们还参观各种大规模的电力厂、工业制造厂以及飞机制造厂等。可惜我当时对这方面知识缺乏的原故，不能了解其中的原理和构造，因而较少兴趣。

　　同时，我们这一班又另增一门临时性的特别讲授，便是由一位老革命者为我们讲“秘密工作的技术与经验”，但这并不是全班学生都上课的，而是挑选其中的一部分。这位老布尔塞维克年约六十以上，白发鬓鬓须眉皆白，和善的面庞上刻画着一道一道的皱纹，一见即令人肃然起敬。他描述自己和其它同志在沙皇时代如何秘密印刷宣传品和文件如何携带和传递，如何进行秘密组织和教育工作，如何提防侦探和应付逮捕，及在监狱中如何同外间的同志和在狱中的同志联络的各种技术，讲得井井有条，津津有味，因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经验。这种紧张而具有传奇性的故事，听来宛如身历其境，这使我感动而极有兴趣，印象特别深刻。我以为每一个准备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战士，都应该吸取这种最可宝贵的经验，学习这种技术，以便在未来的事变中应付自如，而不致临时惊慌失措。

　　约在1925年2月的真理报（PRAVDA）上，特别登载了一篇题为“托洛茨基十大罪状”的长文，而这篇文章是由当时旅莫支部的书记罗亦农翻译给中国同志们听的。其中的内容是：什么托洛茨基是英雄主义者哪，孟雪维克哪，忽视农民哪；尤其强调关于“职工会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和“布勒斯特条约”问题与列宁的意见不同等等。以列宁的声望，尤其是他逝世仅仅一周年，苏联的人民对于他的怀念仍很深切，在各种集会上仍旧听到“列宁死了，列宁主义还活着”的挽歌。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宣传、鼓动和强调托洛茨基在这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上与列宁的意见不同，以此来打击托洛茨基，这对于他自然是不利的。当译报完毕，大家都看到罗亦农表示对此文没有任何怀疑而接受它的意见（罗因在莫斯科多年，俄文好而又参加俄国党），其它完全不了解俄共党内情形的同志，包括我自己，自然没有任何怀疑的反应。随后，东大各民族又全体集会，由苏联党政当局派员来作关于反对托洛茨基的报告，每一个民族都各自围坐在一起，以便听取翻译。但报告完毕，也没有人起来反对，只是有少数人提出某些问题，由报告者答复，没有进行讨论。在往后的任何场合，都没有托洛茨基的影迹出现于苏联民众的眼帘。只有在官方的报纸和会议上攻击他时，才能听到他的名字。

　　实际上，我们事后看来，斯大林早在列宁病中，就已经以他的党总书记地位团结了苏联上层老布尔塞维克，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柯夫，全俄职工会主席托姆斯基以及真理报的总编辑布哈林于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织，垄断了党的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列宁逝世后，他更加拉拢彼德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和卡米也夫为其左右手，形成三个巨头，来打击和排斥托洛茨基。事实上，在当时，托洛茨基已经被打下去了。在1925年1月已经撤消了他的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反对派的活动，否则，就以开除党籍来威胁。

　　至于说到“职工会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以及“布勒斯特条约”等问题，尤其是布勒斯特条约问题，在上层领导者中反对列宁的很多，而尤以布哈林为最强烈。列宁以极大的耐心说服了他们，但并未因此而撤消任何反对者的职位。我觉得这些还不过是政策上的问题，而真正对俄国革命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乃是列宁的“四月四日提纲”和“十月暴动”的问题。当列宁提出“四月提纲”时，没有一个老布尔塞维克支持他，他是以个人的名义公布的；至于十月暴动，季诺维也夫和卡米也夫坚决反对，斯大林则在幕后支持他们。在这有关俄国命运的重大问题上，这般老布尔塞维克——党的上层领袖，从卡米也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到斯大林——同列宁的意见不同，这才是基本的严重的意见不同。假如没有“四月提纲”和“十月暴动”；假如列宁不坚持它们，那就根本没有十月革命。可是托洛茨基不但一贯支持这两个问题，而且在实际的行动上，尤其是在暴动的过程中，他总是同列宁肩并肩的合作，一同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世人皆知的，即连斯大林也曾经承认过的[3]。但十月革命胜利了，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如德、意等国；由于列宁的逝世，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层便无所顾忌地逐渐得以控制了党的机构，窒息了党内的民主，把他们自己对四月提纲和十月暴动同列宁不同的意见隐藏起来，而寻找某些重要的政策问题，如新经济政策和布勒斯特条约等来构成托洛茨基的罪状，而把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一概抹煞。由此可见，当时苏联上层某些官僚已经堕落到如此可惊的程度了，它已经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转变成为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了。但我们这些外国的学生当时还一点也不知道，也许俄国的党员比我们不同。

[1] 朱克靖江西人，法国勤工俭学学生，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从他的态度谈吐以及对人处事的作风看来，他是一个异常诚实而不随声附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富正义感的人，他不畏权威，敢于说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意见（在全体大会上）。有一次当他同我谈到瞿秋白时，他说瞿的社会科学讲义是从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翻译出来的，但却写瞿秋白著（我第一次从朱克靖口中知道这个秘密，往后又听到其它同志谈及此事。）他对瞿采了取这种不忠实的手法异常反感，而且特别表现一种轻蔑和鄙夷的态度，这便表明他为人的忠诚和具有优良的德性。此外，当我们每次在李大钊的居室里聚餐之后，他总是抢着要洗涤餐具，甚至连我或其它同志去帮忙他都拒绝。单从这一件小事来看（从小事最能看出人的品德），他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于1925年末回国，1926年初，他任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的政治部主任，在1926年5月，当述之和我到广州后，他曾请我们在他的家里午餐，他报告了关于第三军方面的情形，他说朱培德对蒋介石的三月廿日政变不满，当然由于本人不满才影响了朱培德。随后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些意见，谈得很相投，但自此以后，我们和他就没有见面。他于革命失败之后就牺牲了。

[2] 李大钊为什么特别同我谈及日葵和他通信并告诉我他将要来这里学习的消息呢？因一方面我和日葵的关系；同时，他和黄的关系密切。当1919年李大钊主持“少年中国学会”（为当时传播新思想的社团之一），黄参入其中（邓中夏也在内）；同时他也曾在《国民月刊》以及李所主编的晨报副刊（1919年2月改组后的）上写文章。在“五四”运动中，他也是积极分子之一，他曾同许德珩（往后为左倾教授）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到上海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当1920年3月李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亦其中之一；同年5月，李所建立和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又追随着李大钊而加入了共产党，往后尤其自1924年初，当他任北京青年团的总书记时，经常到李大钊的家里去领教。

[3] 在241号的真理报刊上，约瑟夫·斯大林论“最优秀的党领袖底作用”，用下面的话来证实官方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记载：“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德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底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戌军之迅速转向苏维埃方面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见托洛茨基著俄国革命史前言麦克斯·伊斯特曼所作《关于著者》，中译本第一卷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