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去苏联的波折

　　在1924年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派李大钊、张太雷等到苏联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附带决定我和他们一同去，在途中比较方便和舒适些，这显然是中央对第一个去苏联学习的女同志之一种优待。当瞿秋白将这个消息传达给我时，我是如何地狂喜和兴奋啊！但有一个困难的问题横梗于我的胸中，使我异常困恼，就是当时凡是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的，都是自备旅费（后来去的都是由苏联供给一切费用），需要200元，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施存统知道这种情形便自动的起来担负这个筹款的任务。他以私人的名义，在国民党部工作的或职业较好的同志中去征求，希望每个人帮助20元，凑成200元便可以起程了。当这一举措传达到那些同志时，他们都很乐意地答允了，在我将要动身的前数日，除了瞿和施各自送给我20元外，如毛泽东、邓中夏……都各自交20元给施存统，尤其是罗章龙（他作党的工作每月只有30元收入）和沈泽民（他每月只有40元的薪金），都用信封装了二十元亲自送给我，使我异常之感动，200元已经集成了。这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期望既然如此殷切，我便更要以特别的努力来答谢他们。

　　在动身的前夕，瞿特别约我到楼下去谈话。他说：

　　“你现在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或后天就要动身，不过我要预先告诉你：因为你们不方便办护照，沿途有几个关卡，是要在半夜自己步行或乘马车偷过的，有些危险和麻烦，你不怕吗？你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受得起那样的寒冷和恐惧吗？”

　　“不！我一点也不害怕，男同志既然受得起，我当然也受得起。为了要达到我几年来所向往的目的，任何危险和麻烦我都愿意领受。”我回答他说。

　　瞿秋白听了我的坚决回答后，只说了一句“那很好”就以微笑结束了这一谈话。次日他的妻子告诉我说：

　　“秋白同你谈话之后，他对我们说到你去苏联的志向异常坚定，任何辛苦和麻烦甚至危险都不在乎似的……。”

　　党中央已安排我同张国焘一起先到北京，然后和李大钊等一同从北京出发赴苏联。在临动身的那天下午，同住的人都聚集于客厅里，沈泽民也特别来送行。我对于他们给予我的一切帮助和友情，深深地感激和留恋，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禁失声啜泣，含着离情的眼泪和他们握别了。有的送到车站，一直等到火车开动时才最后握别。

　　张国焘，在我当时看来他的理论修养并不高，也不甚擅长写文章（虽然也写了一点），他是一个偏向事务方面发展的人才，他对一切秘密工作的技术特别精细小心。但因过份谨慎和小心的原故，使人感觉得有点琐碎而发生反感。这次同他一道去北京，沿途他都以兄长一般的态度，教训了我一些处事的细节和技术方面应注意之点。我虽然觉得过于琐碎，但一般还是感谢他的，因他对我的态度很诚恳，尤其他新近同我们在武汉学潮中的“五人”之一的杨子烈宣布同居，因有这种关系，对我也就特别亲切。当我们到达北京时，已是暮色苍茫，我同他一起，一直到他的公寓里（北京称旅馆为公寓）。杨子烈热烈地拥抱我。同他住在同一公寓的范鸿劼[1]高君宇[2]等也同我相互交换了一些别后的观感。

　　翌日的清晨，我同张国焘一同去访问了几位熟识的作工人运动的同志之后，顺便去看黄日葵（他当时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虽然我们之间好久不通音讯，但他却仍旧热情地接待我。当我以轻松而喜悦的神情把几天之内便要同李大钊等一同去苏联的消息告诉他时，他说了许多勉励和羡慕的话语，最后他颇感慨地说：

　　“我看你现在心头充满了喜悦和希望，连对朋友的情感一点也没有，说起到苏联去的神情，那样轻松而愉快，对朋友一点留恋也没有。”

　　我打断了他的话，继续叙述了上海的同志们如何热心地帮助我去苏联的情形，我内心里仍旧是充满着希望和未来的憧憬。这时，任何足以挑起情感的话语，对于我一点也不能发生效力。

　　当天晚上，他特别来看我，并通知我第二天到他的寓所晚餐为我饯行，并请张国焘和杨子烈作陪。在第二天的傍晚，我们一同到黄日葵的寓所，他是和广西同乡合租了一所房屋，共同雇了一个厨司，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位还带着他的妻子一同住在这里），都是富有家庭出身。当然，晚餐是特别丰富而可口。当张和杨告辞回去时，我一定要和他们一同回去，但黄和他的同乡们却一致坚决地挽留我，一定要一同陪我同游中央公园春天的夜景。我因情面难却，只好勉强和他们一同出游。我们从公园出来时乃是深夜，他们坚决地要我同回他们的住所，我再三推辞，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终于同他们一起回去，他们特别为我让出一间房子，我只好黯然住下，准备次日清晨回去。

　　在翌日清晨五时许，天还没有大亮，范鸿劼因看到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捕而偷偷地从公寓溜出来了，他首先到黄的住所，将这消息告诉他，并叮嘱他叫我不要回去。等到我七时起床后，日葵和他的几位同乡都聚集在一起，表现一种异常不安和惊惧的神情，日葵把这消息告诉大我：

　　“幸而你昨晚没有回去呀！否则，也被抓去了。国焘和子烈都被捕了，你的箱子也一起带到监狱里去了，这倒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恐怕你留俄的证件、旅费和一切必需的东西都在里面吧。”

　　这消息达到我的耳里，宛如晴天霹雳，顿时使我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木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伤心的啜泣着。我觉得虽然没有抓进去，但把我的箱子拿去了，就好像剥夺了我的生命一样，比抓去了还要痛苦。我多年来所憧憬的希望，全都在那个箱子里面，显然不能于几天之内和李大钊等一同起程，这对于我的打击实在太残酷了！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沉重的痛苦。虽然他们，黄和他的朋友极力安慰我，但我却终日以泪洗面。尤其当李大钊等动身的那一天，眼看着他们走了而自己却留下来，那种痛苦，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行李箱子都失去了，除了身上所穿的一件短布上衣，一条裙子和一件绒线背心外，什么也没有，因出来都是走路，身上没有带一文钱，200元旅费全都放在箱子里。同时所有知名的党员都被当局通缉，名字都在各大报登载出来，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的一些同志，如范鸿劼、黄日葵、何孟雄、缪伯英（女高师学生）……等一批，我的名字也在其中，因我的留俄证件、照片和信件都在里面，警局当然知道我是将要留俄的党员。同志们大家暂时都避开了，有的离开学校，有的离开自己的寓所或职业机关，一个也找不着，我自然只好和黄的同学以及他自己住在一起。他的同乡陈宝符为人诚恳、慷慨（后来也成为同志），由于他佩服黄以及和他的深切友谊，他愿意帮助我，如添置衣服和零用等，都是由他出面帮助我，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总是三个人联在一起，因而不久他也成为我的好友了，但无论如何，我在这种情形之下，内心里真是痛苦不堪。

　　在最严重的几天，黄和我同到西山农学院去避了几天，因该校有我们的同志和黄的朋友，风声稍平息后，我们重新回到原来的住所，同志们也都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组织生活也逐渐恢复起来了。张国焘和杨子烈的事情，同志们从各方面进行援助的办法，虽然当时尚未得到释放的回答，但看来经过相当的时日，释放是可能的。在我往后到苏联不久，他们释放出来了。

　　我为了一种热情所驱使，便决定到监狱去探望杨子烈，因我觉得天气一天一天地热起来了，她在里面没有衣服换，没有必需的东西，是太痛苦了。于是在一天的下午，我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是在朋友处找来的）和一些日用品，如肥皂、牙刷、毛巾之类的东西，从西老胡同步行出发了。黄和同住的人本来都不赞成我去，因一方面我已被通缉；同时，我的箱子里又有证件和照片。从技术的观点说，他们是对的，但我觉得既然没有人去，我只好去碰一碰。他们因为我的去意甚坚，也不勉强劝我，只是表现着不放心的神情看着我去。

　　当我到达监狱的第一道门时，立于两旁凶恶的武装守卫，以怒吼的声音喊着：

　　“站住！你到这里来干吗？”（纯粹的北京话）

　　“我是想来看看前几天被捕的一个女子杨子烈，她是我从前的同学，我送点东西给她。”我回答说。

　　“不知道，到里面去问！”他们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

　　我又走到第二道门，真是戒备森严，守卫的比第一道门更多，他们以同样的语言和声调问我，我也以同样的话来答复，他们也照样说：

　　“不知道，到里面去问！”

　　当我走到第三道门时，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们以一种极严厉的语调干脆地说：

　　“这里没有这个人，赶快出去！”

　　当我从这阴森的监狱大门走出来时，发现同住的冯君骑着脚踏车在监狱的对面，车轮缝缓慢地转动着，他看见我出来了，并不招呼我，一直跟在我的背后，当我回到寓所后，他才回来。我知道他们因不放心而决定由他追随我去，视察我回来的情形，看有无侦探追踪，我内心里对这位新交的朋友很感激，觉得这种同情异常之可贵。

　　我在这一时期，什么兴趣也没有，除了以前在补习学校所认识的一二个思想较前进的女同学有些来往外，除了参加党的会议外，没有其它的工作可做，虽然有时和同志们一同到东安市场或中央公园去打地球（我对它有兴趣，且打得好），有时黄日葵和陈宝符带我到北大第一院操场去练习脚踏车，这些小布尔乔亚的享受（按照中国的水准），也终于不能安慰我的心灵，我一心一意要去苏联，一天不达到目的，那就一天不能安定。

　　当我最烦闷的时候，黄和陈特别陪我到西山游玩，我们首先到熊希龄所办的慈幼教育院去参观，里面的陈设很欧化，教育方法也很不错。我的同乡胡女士（该校的教师）招待很殷勤，请我们在里面午餐，随后陪我们欣赏周围的风景。傍晚他们回去，我一人在这里住了几天才回到城里。在这几天中，我的脑筋稍微轻松了一些，回来又陷于烦恼的状态之中了。我所最感困恼的是旅费问题，这个庞大的数目对于我真是一筹莫展，不但旅费需要200元，而且还需要一笔款来制衣服等费用，到如此寒冷的国家去，我当时连一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

　　我处于此种困境与痛苦的情况之下，日葵对我的安慰和体贴，对我的同情和帮助，我一方面当然也很感动，对他也自然恢复了往日的心情；但无论如何，我决不愿意再超过友谊的界限，而断送了自己的前途。那时在我的脑子里盘据着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便是认为一个有思想，有志向的年轻女子，假如在她的学业尚未有成就之前而恋爱、结婚，尤其是生了孩子，一定断送了她的前途，这是我从许多活生生的事实中所得出的教训。我一方面坚固地抱着这一观念，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受日葵的情感的追求，使我完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经过将近两个月对前途的利害与情感的强烈搏斗之后，在孤立与极端痛苦的精神状态之下，我终于接受了他的爱情，开始同居。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到苏联学习三年后（中央原派我去学习三年）回来，才能安度我们正常的私生活。他在这一问题上给我的印象很好，不但同意我的意见，而且还答应为我筹款，帮助我达成这一志愿。他一方面写信到他的家里和朋友准备为我筹300元作为旅费和制衣物费等；同时，他很高兴地和我商量另筹一笔款准备举行一个比较隆重的订婚典礼，除了邀请一些比较亲密的同志和朋友外，还要叫我去请我的两位堂伯父（他们是同胞弟兄，一在北京妇女高师任教务主任；一为教育部科员之类的官职，是我们陈姓最大地主之一）；他还准备请北大的代理校长蒋梦麟来参加。当他把这一计划提出来和我商量时，我便不同意，尤其对邀请我的那两位天然反对我的思想的堂伯父，和所谓社会名流蒋梦麟（虽然他还是继承蔡元培的作风相当开明）发生强烈的反感，虽然我比他年轻几岁（我当时21岁），学龄也比他低几年，也许由于我过去一向所接近的导师和同志修养较高的原故吧，我在这一方面的观点比他正确一些。我最厌恶普通社会的庸俗名人，尤其没有家族观念（连家信都不通了），我认为爱情之能否长期维系，主要的是要依靠相互间的了解和其它的条件才能保证，而决不是靠这些人为的关系或隆重的订婚典礼所能保证的。他的这一计划，经过我的拒绝和批评之后，便无形地取消了。

　　在这几个月的日子里，我总觉得是多余的，恋爱也是多余而偶然，但由于过去的一段友谊关系又不完全偶然，是在一种多样性的生活状态之下而产生的结果。虽然我还是第一次恋爱，但我并没有感觉得青春之恋的狂喜与幸福，还远不及在初步认识和通信期间的那种天真而理想的恋情；虽然他是一个体格标准，风度潇洒而文雅活泼的知识青年，但因我那时太需要学习，太热中于去苏联的原故，我对它看得不大重要（曾经认为重要的标准的），因而没有兴致去享受它的幸福和温暖，因我的内心里埋藏着一种矛盾和不安，虽然仍旧是准备去苏联，但不知何日才能实现。我总觉得在当时恋爱对于我，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幸福，它只是一种障碍物和奢侈品，尤其每当我回忆离开上海时，陈独秀、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诸同志对我殷切的希望和旅费方面的帮助时，我便痛苦和不安起来。我不能，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帮助，尤其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期望。每想至此，我便对日葵冷淡起来，甚至有点反感；但同时想到他对我在极端痛苦，遭逢有生以来从未受的打击当儿，他如此的安慰我、体贴我，而不自私地准备帮助我去苏联，却又使我异常之感动，我觉得他是患难的朋友，亲密的同志，我不应对他冷淡，不应辜负他，更不应该对他反感。我的心情，总是陷于这样的矛盾状态之中。

　　经过一个时期，旅费已有了把握（我自己也筹了一小部分），我便专心读俄文，最初是由一位苏联大使馆的俄国同志每天来我们的住所补习，后来因环境不便的原故，日葵即为我请了一位俄文专修馆的同志（周达文，他在我之前不久去苏联），每天来教我一二小时。这样，才把我从矛盾的精神状态中解脱了出来。

　　一大批留俄的学生都陆续出发了，所剩下的只有我和一个北大学生刘伯青以及一个SY的青年同志，他是自费进莫斯科大学的。本来这个刘同志当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捕，我失去了一切后，他曾送我衣料，并自动答允帮助我全部去苏联的旅费。往后不但没有履行诺言，而且不声不响地同着他的两位四川同乡（官僚场中的人，留学德国的）先走了。当我在赤塔遇着他时，他表现一种颇不自然的神情，避免和我谈话，而我也不和他谈话，从没有提及他不通知我不能帮助的事，恐使他恼羞成怒，但我内心里以为：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之间只要力之所及是可以帮助的，但如果做不到便应坦白地声明不能履行诺言的困难，通知我好再想办法，不应该不辞而去。也许他正因为没有履行这一手续的原故吧，从此见了就表现不自然的姿态，又不向我声明，而我也以若无事然的态度对他，但他自始至终对我隔膜避免谈话，一直到东大同学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总是如此。

[1] 范鸿劼为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该校左翼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他的英文甚好，常为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纳罕之间作翻译和打文件。在1927年4月他和李大钊等20余人一同在苏联领事馆被北洋军阀张作霖逮捕同被酷刑绞杀。

[2] 高君宇也是北大英文系文学科的学生，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曾在初期向导周刊上写过不少的文章，于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往后不久即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