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入学」和「解除婚约」

　　我们这次学潮之所以获得如此惊人的胜利，固然是由于我们少数人的勇敢坚毅、不顾一切的奋斗精神，因而获得了大多数同学的同情与支持，但除些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的推动和指导。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自1920年春已经开始在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广东、山东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而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又是由于两个主要的客观因素所推动。第一，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在这个空隙中迅速的发展起来，因而大大地增加了无产阶级的数量。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已经用罢工的行动援助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现了它们的阶级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政治觉悟。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一部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五四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迅速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并积极进行建党的活动，因而中国共产党便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了。

　　差不多同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在工业发展的刺激和中共的推动之下，从1921年起，便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斗争，如1921年长辛店工人的加薪运动、粤汉路陇海路的工人罢工、同年10月汉口人力车夫和香烟厂工人的罢工等。尤其是1922年1月香港的海员罢工的胜利，它不但达到加薪的目的，而且直接对帝国主义以猛烈的打击，从而又促进了全国工人的团结和对自己的力量加强了信心。

　　由于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更鼓舞了中国各地工人罢工潮流的兴起，工人的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京汉铁路工会和安源矿工工人俱乐部等工会组织。跟随着香港海员罢工而来的便是1922年3月上海纱厂工人的罢工，7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的罢工。8月京汉路工人的罢工，及9月安源矿工的罢工等等。正由于这些罢工一般都得到了相当的胜利以及工会组织的发展，这便使工人觉悟到有全国工人团结之必要，因而就有1922年5月1日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创举。工人运动的兴起和繁荣滋长，这便反过来又大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在1921年末至1922年秋，当我们的学潮达到最高峰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单以武汉来说，自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参加这次大会的十二位代表中，就有四位代表为湖北人，如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包慧僧等都已回到武汉（其中只有董必武、陈潭秋为武汉的代表，李汉俊代表上海，包慧僧代表广东。因包从广东来参加大会的，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没有参与其会），在各方面进行活动。其中尤以李汉俊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为最大。

　　当时陈潭秋负责党的工作（党的书记），虽然不作公开活动，但他对于武汉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是尽力推动的。董必武当时为武汉中学的校长，亦从不露面。

　　武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活动和发展，这又帮助了工人运动的展开。当时汉口的工人，在许白昊和林育南等的努力工作之下，曾领导了几次胜利的罢工，因而那里的工人运动，也呈现着十分活跃的姿态。

　　上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当时共产党人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生长的简略叙述，便是我们闹学潮的起因和背景。但在学潮尚未爆发之前，以及爆发和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李汉俊、刘子通、陈潭秋和包慧僧等均为妇女读书会的指导者，帮助我们讨论妇女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不用说他们当时都是武汉共产主义组织中的领导者，但我们只感觉到他们是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还不曾知道他们为共产党人。迄至1922年4月，由于我们五人在学校继续斗争的过程中，表现了异常英勇的姿态和行动，因而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二位负责人，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我们五人一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我们又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里面认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教师和妇女读书会的指导者都是共产党人；同时，我们才又发现：我们的学潮，虽然是自发的，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所发动而扩大和发展；但在发动之后，他们便注视这一运动而于无形中在幕后帮助和指导。当然这些帮助和指导，只能限于一般原则性的斗争步骤，或预先知道校方对付我们的消息时而采取某种应付的措施。至于我们在校中临时所遇到的某些意外的事情，那我们只有用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去临机应变了。我们曾作过许多使他们惊异和意想不到的事情，当他们听到对某些事件表现得异常勇敢和灵敏时，他们总是像父兄般似的报以温情的微笑表示他们的赞赏，但有时他们认为某些事情作得有点过火或幼稚时，他们也并不严厉责备，而只是婉言加以批评。在他们之中，以刘子通、陈潭秋同我们接触最多，我们经常是在武昌西川湖五号夏之栩的家里聚会。当然，在这里也会见了当时在武汉的许多同志。尤其当1922年秋，刘子通由于我们学校反动的国文教员联名向教育厅和政府当局控告他为学潮的煽动者和提倡仇父非孝、共产公妻被当局通缉流亡北京后，陈潭秋便成为我们唯一的指导者和朋友。他的外表虽很平常，但态度温和可亲，诚恳热情，异常关怀朋友和同志，他和我们之间的友谊甚笃，我们都敬爱他。

　　我们驱逐校长的目的，虽然是达到了，学潮已告一段落，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但新校长的问题，一时很难获得合理的解决。当时，在我们看来，无论从声望、资格、学识和思想各方面来说，李汉俊是唯一理想的对象。我们虽然这样想，但在客观的环境方面确是困难重重，难以实现。统治当局因他的思想关系，自然不易通过；而在女师的学生当中，虽然我们的力量占着优势，但拥护校长的一派，是无论如何不接受我们这方面提出来的校长的，何况原来被驱逐的校长还在阴谋策划指挥着他的门徒进行复辟运动哩。复辟当然是办不到，但我们的理想也难以实现。对立的营垒，愈来愈尖锐。拥护校长的一派，在某些反动的教职员的怂恿和鼓动之下，对我们五人的仇恨已达极点，甚至声言要打我们。相持了一个时期。校长问题仍旧不能解决，学校自然陷于一种天然的罢课状态之中，几位以前负责调解的人，为着学校早日解决新校长问题，为了我们五人的学业和前途起见，他们便商议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女师的校长问题未解决以前或解决以后，我们五人立即在校外设一个补习班，实习各种功课，如英文、算术之类，以准备投考国立大学；同时他们担保女师给予我们毕业文凭。在补习期间，一切的设备和费用都由女师供给（因我们尚未满五年毕业期限），他们已经商妥将我们五人安置在我的堂叔陈时的家里，当这一办法由李汉俊和陈潭秋传达我们时，我恰巧外出，但她们四人已接受了。当我回来时，她们把这件事告诉我，问我对此办法有什么意见，我顿时愤怒起来！我说：

　　“校长既然被我们驱逐出去了，应该是我们的胜利；结果我们反而在外面另设补习班，我为以这是等于变相的开除，那就是说我们五人再也不是女子师范的学生了。虽然几位调解的人担保给我们毕业文凭，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对这种妥协式的办法，不能同意”。

　　“你现在不同意也没有办法，我们四个人都同意了，这也许是党团决定的”。她们回答我说。

　　既然她们四人都同意了，我也只好勉强服从多数的意见，但我却痛哭了一场，我觉得这一场英勇的斗争，却以妥协的形式收场。但李汉俊和陈潭秋认为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客观的情势使然，因为学生已分成两派，再继续下去无了无休得不到结果，他们认为驱逐校长的目的既已达到，以后应付学校的一切问题，都由我们的同情者去担任。同时，他们为了我们的前途着想，应立即冷静下来，开始补习，以备第二年暑假后投考国立大学。经过陈潭秋向我个人详细的解释之后，我的怒气稍减，但并不完全满意。不管满意与否，我只好同她们一起搬到武昌昙华林陈时的家里。我们五人住一间大寝室，一间课堂，客厅我们也可以用；至于一切用具如黑板、桌椅、床铺等物都从女子师范学校搬来，伙食费也由女师供给。至于教师都是自动地尽义务，实际上比学生的数目还多，其中除李汉俊为同志外，其余的都是大学教授、日美留学生。

　　我个人在这个期间，除了英算方面多用点功之外，还是喜欢看些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和新思想杂志，有时也看些文艺作品。当时关于社会科学的书籍很少，因此将在学潮期间所阅读过的一些书籍再拿出来重新阅读，如达尔文著的“物种原始论”，李达译的“唯物史观”和李汉俊译的“妇女之过去与将来”……。尤其是这本“妇女之过去与将来”。我最感兴趣。重复的研读之后，使我对于妇女在社会形式发展史中的每一阶段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前途有一个轮廓性的认识；而且从此确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观念：妇女要获得徹底的解放，只有私有制度完全摧毁，建立共有制的社会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这个简单的观念（我曾运用它发挥成为一篇辨论会的演说，此演说稿被陈潭秋拿到武汉星期评论，用天真名字发表，题为“女子参政与女子解放”。）就一直在我的脑袋里固定着。此外，如马克思和列宁的小传以及李卜克拉西和卢林堡的传记等给予我很大的感召；随后又细读马、恩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更使我坚信：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会向共产主义的前途迈步前进，惟有如此，人类才能获得合理的生活，才能真正自由和平等。虽然这种了解还不够深刻，但目标是确定了的。思想决定了我的意志，我更加坚定的准备终身从事于这一崇高伟大的事业。我热烈地向往苏联，立志一定要达到去那里学习的目的。对于在国内投考大学不甚感兴趣。

　　在1922年10月的一个晚上，陈潭秋约我们五人在西川湖五号夏之栩的家里谈话，他这次的态度特别严肃，他说：

　　“我今天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和你们谈谈：我对你们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的表现，尤其是在近一年来的学潮中你们的那种勇敢和牺牲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使我异常感动和钦佩；你们的这种思想和行动，完全是革命的。所以在今年的春季你们已决定为革命事业服务，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我想介绍你们加入党，以便进一步地受到党的教育和领导；同时也是对你们表示更大的希望，不知道你们的意见如何？”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说：

　　“只是我们还很幼稚，如果认为我们够资格入党，那是最高兴没有的事，我们本来早就愿意献身于这一伟大的事业。”他接着说：

　　“那很好，我再找一位同志和我一同介绍你们入党好了。”

　　我自接受这个庄严的“洗礼”以后，更虔诚地坚守着自己所服务的真理，犹如一个虔诚的教徒信仰宗教一样。“党”就是生命，在某种情形下，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在单纯的头脑里，深深地铭刻地这个观念。由于这一观念的确定，就决定了我人生长途旅程的目标，在往后的几十年中，随着时代的波涛度着不平衡的生活：有青春的活跃，喜悦的恋情，斗争和工作的荣誉；但长期经历着贫穷、恐怖、流亡，乃至威胁和利诱以及人生难以忍受的各种各式的痛苦！所有这些，有的成为鼓舞我和启发我的智能之重要因素；但那些长期经历着的挫折和痛苦，它们就好像严厉的教师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的身边，考验着我和锻炼着我，使我磨炼成为能够抵抗各种打击和挫折，威胁和利诱，忍受着一切痛苦，加强自己的信心和勇气，遥望着长途旅程的光明远景，在蜿蜒曲折、崎岖艰险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往后的叙述，是这种长途跋涉中的真实记录。

　　经过一年余来紧张的斗争生活之后，重新安静下来读书，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然几位教师热心的教导我们，但我们的心灵却仿佛不能安定下来似的，虽然我们都有共同的奋斗的目标。但大家都感觉得前途困难重重，殊无把握；因为我们还是那样年轻和幼稚，还需要不断地培养与学习。我们五人的家境差不多都很贫寒，显然无力培养深造，除非考取了国立大学。就我当时的境况说，虽然以前还算小康之家，但因伯父的去世，叔父的营业屡次失败，因而数次变卖家中的田产。父亲本具有优越的资格和地位，但由于他不善于经营和奉承，以致同当时拥有极大权威的陈时关系弄得不好，离开了中华大学，因而时常失业，于是家境日趋困难，生活尚不能维持，当然更谈不到继续培养我了。至于投考国立大学，由于我的英文、算术两门功课的基础太差（一年中的学潮期间根本没有上课），自己知道毫不把握。客观的条件与自己怀抱的理想相矛盾，因而感到迷惘与苦闷，向往苏联在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希望，不知何时才能实现。因为当时去苏联必需自备旅费二百元，这个巨大的数目对于我根本没有可能。

　　恰在此时，我的婚姻问题也接踵而来，所有与自己的前途有关的问题，都交织在这颗稚弱的心灵里。有一天，我的堂姐陈兆兰（即在学潮紧张关头骗我出去，并和她博斗过的）忽然和颜悦色地对我说：

　　「你的未婚夫前几天到亚樵弟家，他向我们表明他对婚姻问题的态度，他说：

　　“如果按照我的父母的意见，他们老早就主张我结婚的，因为我比令妹年长两岁；不必等到令妹毕业，但我以为最好等到令妹毕业后，我们独立生活，另组织小家庭，我知道令妹从小就读书，家事恐怕做不来。这样同老人家住在一起是不相宜的。所以我总是说要等到令妹毕业后才结婚。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令妹的思想很新，我曾在报上看到她的一篇小说，题为“解约”，里面是描写一个前进的女学生把父母代订的婚约解除了，这就表示她对自己的婚姻问题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描写她自己。如果不想一个改良的办法，我想令妹是一定不赞成原来的婚约的。因此，我请你们转达令妹，可否和我见面或通信。”」我回答她说：

　　“见面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以为还是先通信比较好，看看他的思想如何，但我可以断定他的思想一定是很保守的。因为一方面，他的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就一直做官，现在还在继续，家中自然富有；同时，他本人又是教会英文学校毕业，思想一定很保守。即令他的思想和我一样，我也不会和他结婚，我主张彻底的自由恋爱；不过，那是将来的事，现时还谈不到。现在我要为创造自己的前途而奋斗。见面是不必要，请你转告他，假如他愿意的话，先写信来好了。”

　　兆兰姐回答我说：

　　“我以为你不必这样操之过激，看来这人还很开通，譬如他主张等待你毕业才结婚，组织小家庭，还是为你着想，算是思想很新的人，而且他的英文程度很好，他说听罗素演讲完全听得懂。我为你着想，我还是劝你不要坚持你的主见。这婚姻在我们陈姓的姐妹中算是顶美满的。你不要人心不知足，将来后悔不及哩。你看我现在无依无靠，孤单单的，多么痛苦。”

　　我不愿意继续说下去，因我早已决定解除婚约，任何美丽动听的词令都不能打动我，动摇我的意志。因此，我用“等他来信再说罢”这句话来结束这一谈话。兆兰姐我本来很同情她，她也是扮演旧式婚姻悲剧的角色之一，是这个婚姻制度下的一个牺牲者。她本来是一个性格爽直、体格丰满而且相当漂亮的女子，地主家庭出身，从小便受教育随后又在女子师范毕业，往后一直当小学教师。但由于她受封建传统的思想的毒太深，自愿做一个牺牲者。她的未婚夫是她的母亲的同胞姐妹的儿子，他们是指腹婚（即双方约定：假如生产后为一男一女就定婚）及至她的未婚夫长大了，便是一个前鸡胸后驼背，发育不全，身体矮小得不成人形。她的一些比较开明的伯叔父及兄弟们，都主张根据残废的理由解除婚约，重新选择配偶，这本是很合情理的，但她却坚持不肯。但独身到30岁时，她以发疯似的要同那个残废的未婚夫结婚，她的理由是在外面当教师，抛头露面，嫁了人比较方面些；实际上是由于生理上的要求和封建思想束缚的原因。结果，嫁过去不到一年，她的那个残废的丈夫死了（这也是结婚后的必然结果）。她便成为一个年轻的寡妇。虽然她的情景很悲惨，但我对她那种顽固的思想却很反感，她的这种思想和行为，除了以牺牲人生应享的幸福作代价企图去赢得封建传统的残余思想的少数保守主义者的嘉奖之外，是不能想像和理解的。

　　在一个朔风凛冽的寒冬傍晚，邮差送来一封特快挂号的信署名张立文，自汉口寄的字样，我一年就知道是所谓的未婚夫的信。

　　我怀着好奇而有点微妙的心情拆开了它。那是用毛笔缮写得整齐而恭楷的一封长信，我读完之后，不禁冷然失笑。经过我的四个同志传观之后，我便对他们说：

　　“我的估计一点也不错吧，你们看他的思想是如何地保守和腐旧呵！现在是时候了，我就藉此机会向他表白我对这婚姻的坚决态度，提出解除婚约的主张。”

　　她们都同意我的主张，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在暗淡的光线之下写这封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整整地写了一个通夜，天快亮了才写完，几年来隐藏在心的深入解除婚约的决心，才在这封信中公开提出来，并驳斥他信中的许多观点，感到异常之轻松和愉快，这两封信都很长。但主要的内容和重要的词句，此时犹新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他信中的主要内容大略如下：

　　“我两家重婚叠戚，世代交情，至我两人的父亲更是极要好的朋友。从前听说你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我是很羡慕的；又听说学问很好，我很惭愧的。但最近听说你被女子师范开除了学籍。舆论方面给你不好的批评，又听说你剪了头发，同时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文章，真是理想高尚，装束新奇。……我诚恳地希望你将头发留起来，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并希望你到汉口西里达女校来读书。经济方面，如有困难，我可以帮助……”。

　　我的回信大意如下：

　　“……来信所提到的舆论对我不好的批评，我是不在乎的，因为我是现代的青年，我要担负改造这个腐旧的社会的责任，要和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封建思想传统斗争，当然旧社会的舆论要批评我，你也是现代的青年，也应该担负一份改造社会的责任，但你也以这种舆论为然，那真太可悲了！”

　　“女子剪发问题，是时代潮流的趋向，为着适应生活上的便利和卫生的需要，在欧美先进国家早已不成问题。至于你根据“孝经”来说剪发是不孝，那么先生你自己便是不孝中之一个，并且现在中国的男子没有一个孝子了。自辛亥革命后，男子的辫子一个一个地都剪掉了，而且剪发是我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和权利，你劝我把头发留起来，那更是笑话！至于你提议叫我到西里达女校去读书，并声言愿意在经济上帮助我，谢谢你的好意，我决不愿意到那种贵族教会学校去读书，更不需要经济上的帮助。我有自己的目标，远大的前途，我自己会创造我的光明前途，请你不必耽心。”

　　“我和你不过是世交关系，至于父母所订之婚约，自从我有了思想之日起，是不承认有这一回事的。这种“非人式”的婚姻制度★，我是极端反对的；更何况我和你的思想根本不同，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的婚约有绝对解除之必要。”这是全信最后一段，是订婚后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

　　★“非人式”的婚姻制度是当时的术语。假如我后来写就会有“不合理”来代替“非人式”三个字。为了保持真实，我不修改当时的原文。

　　第二天清晨，我跑到夏之栩的家里，这是我们经常和陈潭秋和其他同志聚首的地方，也是当时武汉党团的接头处。我把来信和我回答的信稿给陈潭秋看，他完全赞同我对婚姻问题的坚决态度，并认为我的回信内容甚为得体。经过其他同志传观之后，我便回去重写一遍，不管反应如何，我也以特快挂号寄出去了。

　　旧历年关将届，我本已写信给我的父亲说明不准备回家过年的，但有一天他来看我，适逢我出去了，他留下一封恳切动人的信：

　　“你已经整整一年半没有回家了（我的家离汉口只需要二小时的火车和一段不甚远的路程），你的祖母和母亲都很想念你。尤其是祖母，年逾七十，已是风烛残年；你求学之日长，见祖母之日短了！你是祖母最爱的长孙，这次无论如何务必回家过年，以享家庭团聚之乐……。”

　　我看完这封恳切的信。深为感动，于是决定回家一趟。关心我的同志和好友们，大都不赞成我这次回去，因我的婚姻问题尚未解决，恐怕家庭强迫结婚。我向我们解释我的父亲和对方的父亲都是开明的人，决不会有这种不合理的野蛮举动。在年节的前数日，我就同堂婶母（陈时的妻子）一道回家了。这次回来看到家庭的境况显然比以前大不相同。在几年以前还是一个大家庭，现在已分门别户了；以前过年，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准备起来，杀猪、醃鱼肉、炒花生、瓜子、炒米泡、买糖果、杂货等物，全家忙得不亦乐乎。在元旦的前夕，还要请厨师到家里来办酒席；全屋子都打扫和布置得气象一新，灯烛辉煌，显得异常隆重。但这次迥然不同。准备过年的景象是如此的萧条，就已充分表现家庭经济的衰落；同时也反映整个农村衰败的景象。我对过年，不但没有童年时代的兴致，而且一点也没有这个观念，不过回来看看祖母和母亲及弟妹吧了。

　　我刚到家中，首先就到祖母的房间，她已不能起床，两眼也看不清楚，我坐在她的床边，她拉着我的手，抚摸我的两颊，以颤抖的声调对我说：

　　“你这次回来得很好，我想念你很久了，我已经不中用呵！以后你再回来时，恐怕就看不着我了……。”

　　我听了这凄凉的话语，看到这种情景，不觉一阵一阵地心酸，热泪不断地从两颊滚下来。

　　母亲一向对我很慈爱，这次特别表示尊重，她已不喊我的乳名，而第一次唤我的学名了，在深刻的母爱里，包含着对我的尊重的成分。她以和婉而恳切的语调对我说：

　　“你一年半没有回家了，在学校闹风潮，你的父亲和我都相信你一定有道理，不会胡闹的。可是，谣言很多，有的说你剪了头发是不愿意结婚啦；有的说你反对校长辞调教员一定是因为同教员闹什么恋爱啦，这些不中听的话，传遍了这一村，带传遍了所有的亲族，差不多人人都拿你做闲谈的话枘。有时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来时，当然不舒服，我心里是不相信这些话的，我相信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从小就聪明，懂道理。现在看见了你，我更放心了。”

　　我听了母亲这一段婉转的叙述，心头涌出一种莫可名言的酸楚！对那些谣言和诽谤，我倒不在乎，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所感到不安和痛苦的，便是想到我的慈祥而和善的母亲，因我而受到旧社会的讥讽、冷嘲和热笑；我的父亲也被人骂为“无用”，他们无辜而分担了旧社会对我的侮辱和诽谤！

　　在我回家的第二天晚上，我的母亲又单独和我谈话，她用温和而带试探性的口吻对我说：

　　“我保留了一些绸缎的衣料，还有全套的瓷器，这些东西都是多年来留下来为你出嫁时用的；楼上还有一些木器，你父亲说要为你定做一对书柜，你还要些什么东西？你现在已经快毕业了，恐怕张家不久就要提婚事哩，我们得早点预备才好。”

　　她说完了这些话后，双目投射着我，仿佛急切地等待着我的回答似的。当时我心里万分难受，没有勇气把对婚姻的态度如实地告诉她，更不忍心说我已经写信给未婚夫去作否认婚约的事，恐使她和父亲痛苦。同时，我知道她说的这些话是父亲和她商量后，由她来试探我的。我目睹母亲那种善良的态度和内心不安的表情，有如万箭穿心，但表面上仍旧装作平静的神情回答她说：

　　“妈妈！从前爸爸说过，给我读书就不办嫁妆的，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您老人家不要操心，好好保养你自己的身体，我看您和爸爸的身体都不很健康，恐怕是因为最近几年来的境况不好吧。”

　　关于婚姻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我的母亲试探的方式，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她还没有探出我的态度，但她却又不明白地问我究竟对张家的婚姻抱着什么态度（她善良得可怜！），我也不说出来，只说不要嫁妆，我是准备回到武昌去了之后，再写信回去告诉他们，以免大家在短暂团聚的日子里，弄得不愉快。

　　但在年初三的正午，我们正用午餐时，父亲的表兄派人送了一封信来，他是同我的父亲一起在日本留学，也是这婚姻的媒人。当父亲把来信看完之后，态度沉默着，一声也不响地将饭碗放下（其实尚未吃完）叮嘱我，叫我吃完了饭到他的厢房里去谈谈，我就预感到是关于我的婚姻的事。当我吃完了饭，走进父亲的厢房时，他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生气，只是把刚送来的一封信交给我，才开口说：“你看看这封信吧。”

　　我抽出里面的信纸，一共有两封信；一封是对方的父亲写给媒人的，里面的大意是：

　　“我的长子已届结婚年龄，望转达陈亲家早日完成婚事。陈家小姐与小子曾直接通信，有否认婚约事，现彼在家，父女可以从长商议，年轻人的意见我方并不介意，只望早日完成婚事为幸……。”

　　另一封信便是我的父亲的表兄写给他的。他为着完成媒人的任务，信中的内容和那一封差不多的意思。我看完信后，就对父亲说：

　　“是有这回事，让我先把他的来信和我的回信底稿给你看了之后再谈吧。我急忙跑到自己的房间，把这两封信拿出来递给父亲，他仔细阅读之后，平心静气地对我说：

　　“照这两封信的思想和内容看来，你的道理完全是对的。那孩子的思想，也实在太腐旧了，尤其是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剪了头发就是不孝，这更是笑话。我的辫子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剪掉了，难道我是一个逆子吗？（我的父亲对他的父母最爱护不过）我想思想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两家真是像他信上开头所说的“重婚叠戚，世代交情；”至于我和他的父亲，更是最要好的朋友，解除婚约这件事是很难为情的。”

　　接着我回答他说：

　　这些关系我是知道的，您的困难我也很了解；不过，婚姻是我的终身大事，幸福或是痛苦，就决定于在结婚以前是否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我想您一定是希望您的女儿将来幸福，而绝不愿意您的女儿受痛苦的。至于您说的思想可以改变，这要看是什么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的。而且照对方的情形看来，马上就要结婚，这对于我现时是绝对不相宜的，我有高远的志向，我不但准备投考大学，并还立志要到外国去留学。虽然现时我们的经济情况不好，但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这句格言，我决心向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任何困难的事情，只要有坚强的意志，愿意艰苦奋斗，一定会成功的。结婚对于我现时实在谈不到，就是思想相同，我也绝对不愿现时就结婚。至于对方急于要结婚，那很容易，因为他们有的是钱，今天解除了婚约，明天就会有人做媒，马上就可以结婚。您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因为他家比我们富有得不能比了，假如两家的情形颠倒一下，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嫌贫爱富，现在我不爱富，那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除了说我太过激了以外”。

　　父亲听了我这一番申诉，也不加可否，以静默结束了这一谈话，他虽然很开明，但内心里还有矛盾；母亲对这件事虽然不向我提起，但我知道她内心里很难过。因为在她看来，这门亲事是很美满的，并且所有的亲族都是如此看法。做官，富有，这是最好的条件；至于思想不同，那是他们不可能想像得到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她从父亲那里得知我对这婚姻决意解约的原因以及我的志愿等等，因而她也不对我提及此事。不过，我看她内心里好像担负着沉重的忧愁似的，她耽心着她的女儿未来的命运。

　　第二天的傍晚我的堂叔父陈时独自来我家贺年，带来一个很坏的消息，他对我说：

　　“施洋律师已经枪毙了，这个很可惜！”

　　这消息猛然地给予我一个沉重的袭击！施洋是武汉党里一位有气魄的同志我是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认识他的。他年约四十左右，风度潇洒，气质豪爽，口才之好自不必说，他每次发言总是词句果断，标志着他的坚定和魄力，他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后，就担任这个工会的法律顾问，他勇敢地为二月七日江岸分会的执行委员长林祥谦等六十余人的被捕而辩护，随后又为他们的枪杀而抗议，因而遭到湖北省督军萧耀南的忌恨，而于1923年2月15日下令把他枪决了！他的死无疑是自觉地为正义而牺牲；他的这种英勇的牺牲精神，已经记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永垂不朽！

　　京汉铁路的工人于1922年春就开始筹备组织总工会。由于在同年8月发动了一次总同盟罢工，这第一次的经济斗争的胜利，又自然给予新的鼓舞，筹备会便于1923年1月召开会议于郑州，并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当陈潭秋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五人时，我们一致热烈地要求去郑州参加成立大会，他当即婉言拒绝我们的要求，他的理由是：我们是女学生，同时又剪了头发（因为当时全国除了我们几个人外，女子没有剪发的），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愿望。不过，我很羡慕武汉的男同志们都会去郑州，甚至连陈潭秋和学者风度的李汉俊也会去的。

　　但2月1日的清晨，郑州全部紧急戒严，军警举枪堵塞路口，不让各地代表和郑州的工人整队护送匾额至会所。经过一场斗争，冲破重围，终于蜂拥进了会所。但会所四周，已被武装军警包围，并施行恐吓手段，强迫散会。但代表仍继续开会，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并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在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和“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之后，宣布散会，一齐冲破包围网而出，但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所有匾额全被打毁。甚至总工会在酒楼所定的晚餐亦被禁止。各地代表目睹此种景象，怀着愤怒的情绪，于当晚和次晨分别离开郑州各回原地。总工会移往江岸（离汉口很近）办公。各分会的代表在愤懑与激昂的情绪之下，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本月四日发动京汉铁路全体工人罢工。果然在四日的中午，罢工实现了，所有的客车、货车、军用车都停止了。由纠察队维持秩序。武汉各工会的代表从郑州回来后，愤怒填胸，誓言愿同京汉铁路工人并肩奋斗，同共生死，因而在罢工的第三日，各工会派代表数千人前往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届时到会工友万余人。大会完毕，即举行游行示威，从江岸穿过租界到华界，历二小时之久，沿途高呼口号，声势颇为浩大。

　　可是，暴风雨到来了！湖北省督军萧耀南鉴于屡次诱骗威吓无效，便决定施行大屠杀。军警首先包围江岸会所，迅即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于是就发生了二月七日大屠杀的惨剧。当场死者三十二人，伤者二百余人，跟着工会惨杀之后，军警又分途到工人家中搜捕残杀、奸淫和抢劫，无所不为，甚至有一家全家男女被杀，其情景之残酷和悲惨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同时，又捕去工人活动分子六十余人，总工会武汉分会的执行委员长亦其中之一。军警把他捆缚于车站电杆上，逼迫他下令复工，否则杀头，他严厉地拒绝说：“我分会不得到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既然如此，头可断，工不可上”。如此问答者三次，警官见其态度坚决即下令斩首，自此此后，林祥谦的英勇故事，永远铭刻在每一个革命者的心坎上了。

　　在同一天内，长辛店也有惨杀的事件发生。当三千余工人于七日清晨各执小旗列队到驻军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工友时，军队立即开枪射击，当场死者四人，重伤三十二人；次日死者甚众，轻伤者不知其数。同时，又捕去三十二人，军队强拉工人进厂工作或押至车站强迫上工，不服从者就地正法，因此而丧命的也不计其数。

　　这次郑州虽然没有死伤，但由于罢工而失业的工人达三百余人；而且所有工会职员都不能在那里立足而流亡各地。

　　总之，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的失败和惨遭屠杀，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壮的第一页；同时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遭受的如此重大的打击。这便直接给予武汉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党团的工作巨大的打击。有些工人运动的同志，如林育南、项英等离开武汉而到上海；其他曾经公开在这次运动中露面的同志也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武汉。

　　当日晚上，由于陈时带来施洋律师被枪毙的消息，遂引起了父亲同我谈起革命问题，谈到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他也看过我带回来的马克思和列宁的传记以及李卜克拉西和卢森堡的小传，这些小册子使他受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我说：

　　“我看了你带回来这几个小册子，我觉得你信仰的共产主义是很好的，如果真正实现，那么，一切贫富悬隔和不平等的问题都解决了。不过，像我这一代人是没有勇气干这种事业的，全靠你们这一代人”。我听了他的这几句简单的话，我很高兴他的思想显然前进了一步，即从民主主义的改良思想转变到同情共产主义的思想了。自从他看了我带回去的几个小册子后，已经模糊地信仰共产主义。在他所作的一幅新年对联里，便可看出他的思想倾向。在我们的房子的第二道门上，贴着一对用砚红纸写着“佛说众生平等；我祝世界劳农”的大对联，这是他的旧历元旦前夕自作自写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而希望全世界都实现俄国一样的“劳农政府”。当他的那些大地主堂兄弟和侄儿们来我家贺年时，他们一进大门就注意这幅对联；大家都轻微地带着讥讽的神情去看它们。其中的一个向我的父亲开玩笑说：

　　“哈哈！二叔！您的女儿革了您的命，现在您也要革命了。”大家哈哈大笑，我的父亲也以一笑置之。我在旁一声不响（心里很反感）。我们知道他们是很讨厌，甚至是仇视这种思想的，因为这种思想一经实现就要革他们的命了。

　　过了几天，我为了避免婚姻问题的麻烦，就对父亲说：

　　“我想明天就动身到武昌去，那里有些朋友准备开办一所小学，他们希望我去帮助筹备，也许在实习期限完结之后，我就可得到女子师范的毕业文凭，也许将在那里当教员，所以我要早点回到武昌去。”

　　他听了我的话后当然不勉强留我；不过祖母和母亲觉得我回来的日子太少，仅仅一个星期就要走了，未免表现依依不舍之情。但她们也不勉强留我，因为她们知道我的性格，我决定要走就留不住的。

　　从家乡又回到武昌，仍旧过着那种单调的补习生活。由于“二七”京汉铁路总罢工的失败，江岸的大屠杀、林祥谦的被斩首、施洋律师的被枪决以及不断地逮捕革命分子和工人群众等等，这给予武汉的党团同志们精神上巨大的打击。我们处在这种政治气候的低气压的情形之下，与自己的漂泊、贫困的境况交织起来，更使每一个人的内心都蕴藏着一种对于个人前途的隐忧。刘子通早在几个月之前被当局通缉而流亡北京，在那里找到一个职位，李汉俊由于公开参加过“二七”总罢工运动，不能在武汉活动，也到北京去了。剩下来的只有陈潭秋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

　　从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方面说，虽然解除婚约的事由于我的父亲在思想上同情我，没有因此受到阻挠；但使到我感到不安和忧虑的，便是看到家庭经济的贫困，不但对于我的深造不能有什么帮助，即连维持家庭的生活看来也相当困难。因此，回到武昌后，我的精神是陷于一种忧虑和困恼的状态之中。虽然我最敬爱国文教师和启蒙思想的导师刘子通经常和我通信，安慰和鼓励，尤其当他赞许我的文字有很大的进步时，也曾给予我精神上极大的兴奋和安慰，但终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烦恼和忧虑；虽然陈潭秋也常来安慰和鼓励，但亦不能完全消除我们对于前途的担忧。

　　当杨子烈首先找个人出路时，这便更增加了我们四人的彷徨与苦闷。她事先没有和我们四人商量就私自写信给刘子通，声言她的家庭可以帮助她一部份的费用（事实上后来证明她也是同我们一起生活接受外来的帮助），希望他也帮助一部分，使她能够到北京进补习学校，准备投考大学。当她得到刘的同意后，她便毫不犹疑地离开我们而独自到北京去了。这给予我的精神上重大的刺激，使我异常伤心！我深深地感觉到：患难的朋友，亲密的同志，在陷于同样命运的时候，在补习的期限尚未完毕（以女师的毕业期为限），找个人的出路，一定破坏了整个补习功课的气氛，松懈了我们四个人的学习精神，影响和削减教授们对我们的热心，这未免有点自私。当我送了她的行李而回到宿舍时，心头涌出一种莫可名言的伤感：空虚、迷惘……盘踞着我整个的心灵，热泪不断地流下来，甚至饮泣痛哭，宛如一双失群的孤雁在空中悲鸣一样。陈潭秋听到我这种情形（因其他三人不像我这样感慨和伤心），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分析和指出我这种伤感和痛苦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杨子烈的去北京，回顾自己更觉伤心；同时由于我的性格单纯善感，把每一个人都看得太理想化，因而也就特别伤感。最后，他根据我所具有的某些优点，极力鼓励我。由于我一向对他很尊敬，因而这封信发生了效力，把我从伤感的情绪中救拔出来，我抑制着动荡不安的感情，安定下来读书，并继续练习写作，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经过一个短短的时期，庄有义效法杨子烈，也找个人的出路，她没有同我们商量私自向我的堂叔陈时要求希望他帮助进英文专门学校读书，结果陈时替她付了学费（此费是陈时私人的帮助，女师只付给他我们五人在他家吃饭的伙食费，因此，我很看不起庄有义这种行为），她的目的也达到了。这样一来，我们的补习班就自然地解散了，这当然又给予我精神上一种重大的刺激。但我不愿意向我的堂叔低头，要求到他的中华大学去读书。我虽然同他的家人住在一座房子里，但我从不和他们作私人的来往和交谈，倒是庄有义时常和陈时的继母和妻子打交道，帮助他的继母写家用账目等事。

　　杨子烈和庄有义各自找到她们的出路后，剩下来的还有徐全直，夏之栩和我三个人。徐全直向我提议，叫我执笔和她联名写信给刘子通，说明这种情形。并要求他设法使我们能够到北京去读书。不久，得到他的回信叫我和徐全直立即动身去北京进补习学校，准备暑假后投考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并声言他已和李汉俊商妥他们完全负担全部经济上的责任（他说夏之栩以后再想办法）。我自得这个回信后，便觉得前途有一线曙光，我要紧紧地跟随着这一丝光线去发展我的前途。我的计划是先到北京，将来留学苏联，那里是我憧憬的自由之乡，我要去学习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培养为真理而服务的能力。我一方面立即写信给父亲告诉他我的教师负责一切费用叫我到北京去准备投考国立大学，希望他寄旅费给我。等待旅费寄来之后就动身北上。这又把我从彷徨与苦闷的情绪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了青春的朝气，充满着希望和乐观的远景。

　　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我蕴藏着兴奋而愉快的心情，独自在天井里慢步地徘徊着，脑子里旋着未来的憧憬，不禁暗自微笑着。恰巧在这个时候，我的堂叔从外面归来，笑嘻嘻地带着幽默的神情对我说：

　　“碧兰！我今天中午吃了你的喜酒哩！”我有点惊异的神情反问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叔父！”他回答我说：

　　“今天张子胥在黄鹤楼请客，为着解除他的儿子和你的婚约，你的父亲不愿意去，请我代表女方的家长。那人说话还很漂亮，他说婚姻是双方的事，现在女方本人不同意父母代订的婚约，在现代的法律上是许可解除的。他把请酒的意义声明以后，媒人就把双方的订婚证件分别退还。这椿婚事，算是很文明地解决了。”

　　我听了他的这一番叙述，异常高兴，我和颜悦色的回答他说：

　　“那真是好极了！我很高兴这样解决；我觉得我的父亲不去，由您代表女方家长更为适宜。”

　　自此以后，凡是遇着关心我的婚姻问题的朋友和同志们，①我便将解除婚约的经过告诉他们，他们好像听有趣的故事一样，津津有味。大家都祝贺我，好像平常人恭贺人家结婚一样。

注释：

① 在当时，一个女子要想解除婚约，是一件异常稀有和困难的事，假如双方的家长都很保守的话。如果一方的家长不开明，也不能顺利的解决，除非女当事人，拼命奋斗。例如我的一个姓李的同学，她就是被男方用野蛮的抢劫手段把她抢去，企图强迫结婚，但她拼死抵抗，直到生命几乎断送时，才被娘家救活，往后进了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成为我的好友之一。因此，我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们对我的婚姻问题很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