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由武汉到北京

　　在1923年春，由于我们得到刘子通先生的回信叫我们立即去北京，因而我和徐全直就积极准备动身。我通知了我的父亲并要求他给我旅费，他很迅速地就把旅费送来了。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已经来了一大群送行的人。男的、女的、教师、朋友、和同志。有的背着照相机为我们拍离别的纪念照片。我的父亲也来了，我当时由于内心里充满了兴奋、希望和喜悦，冲淡了父女之间惜别的情感；同时，送行的人太多，接应不暇，没有机会和他私自多谈。也许他感觉自己在这一群青春活跃的陌生人群中有些不调和吧，在我们还没有上火车之前，他便不辞不而去了。这件事一直使我感到不安！

　　经过一天一夜火车的行程，次日清晨便抵达北京大前门火车站。当车轮缓慢地停止时，刘子通便在月台上出现了。他领着我们一直到胡鄂公的私邸。那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新式王府的建筑，有宽大的庭院、花木和水池；房间之多和布置之堂皇自不必说。我们就住在后院一排小型房间之中的一间。

　　胡鄂公，湖北人，为当时的国会议员。但由于他的思想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而同苏俄驻华大使加纳罕以及中共北方领袖李大钊常有接触，主办《今日杂志》，宣传社会主义。他当时已加入共产党（我曾同他在一个党支部里集过会），同李汉俊、刘子通私人来往甚密。因此，他也愿同李、刘一起帮助我们。

　　我们在胡鄂公家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便搬到报子街国立女子高等师范附设的补习学校里（当然事先经过考试），它是专为准备投考女子高师的学生而设立的。同时，我们便被编入北京区的党组织内。

　　北京党的主要负责者为李大钊（一般同志称他守常），他是河北省人，曾留学日本，在日本时，就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如《青春》）。在1917年回国后，除了在《新青年》杂志继续写文章外，并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的编辑。在“五四”运动之前，晨报副刊所发表的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多半是李大钊写的。他自始就是《新青年》的作者中最早赞同俄国布尔塞维克十月革命的一人；同时也是中国较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人（见1919年5月年出版的新青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专号）。在1919年，他为了团结前进的分子，曾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他又开始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因而他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者之一。他当时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兼图书馆的馆长。但他的私人生活很俭朴（因他薪金一部份贡献党），态度和蔼可亲，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敬爱他。

　　在这里，除李大钊外，还有一大批同志，如李汉俊、刘子通、安体诚、于树德、范鸿劼、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孟雄之妻），韩觉民、包慧僧、张昆弟、王振一、王尽美等，他们都是北京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和干部。此外黄日葵、朱务善、李俊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黄为书记。其中除了李大钊、李汉俊、于树德、安体诚为留学生，张昆弟为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缪伯英为北京女高师的学生外，其余的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范雄劼专门作加纳罕和李大钊的翻译（英文），张昆弟、王振一则专门负责劳工运动的工作。至于李汉俊、刘子通、包慧僧等在当时仿佛没有正式负党的工作责任。

　　当时正是孙逸仙主张联俄联共，高唱国共合作的时候，第三国际根据斯大林的阶级合作政策，便派马林（MAL I NE）再度来华，带来国际的指令，指令中国共产党员全体个别的加入国民党。其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现时只能实行民族民主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第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该加入其中，以便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第三，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应仍旧保持组织的独立；工人运动亦应独立，由中共积极推动使其发展，并帮助国民党发展工人运动。

　　当这一指令颁布出来之后，党内从上至下在全国范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生了几种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根据国民党腐化为理由，根本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派以李大钊为代表。陈独秀也是坚决反对，甚至因此要辞去总书记职；有的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员绝不应该加入国民党，这一派以李汉俊为代表；有的开始根本反对，随后则主张作职工运动的和工人不必加入国民党，以免模糊阶级立场，这一派以张国焘为代表。此外，还有一批单纯的青年党员和团员，主观上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接近李汉俊的主张，认为共产党员绝不应该加入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本是一种可贵的作为共产党员的立场，但由于一般的理论水准甚低，没有足够的理论作有力的根据来对抗国际的政策；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由于国际的威望，真诚地相信国际指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过是一种策略，让共产党员在里面去发展本党的力量，在国民革命的掩护之下，朝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目标前进，我自己以及同我接近的一批同志都是这种想法。

　　在北京，最初是分组讨论，随后则在全体党员大会上讨论，最后一次在北京大学教室里所召开的党团全体联席会议上，展开了剧烈的争论。除了李汉俊、刘子通所代表的极少数仍旧坚持他们原来的立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外，其余的绝大多数，由于国际的威望和马林的压力，都放弃了各自的主张而接受国际的指令了。在全国完全通过这一议案之后，所有的党员都个别地加入了国民党。

　　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党团又在北大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可否在北洋军阀政府中作官的问题，因当时李汉俊由于他的哥哥李书成①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政府中任相当高的官职，因而介绍他在教育部当一个职员，并非行政官员，但大多数党员都一致攻击他；要求他辞去官职，他根据种种理由向同志们解释，并引证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党人任政府官职的先例，他不接受同志们的建议，他认为这种见解是教派主义，这是他坚持不准备辞职的理由，同时，他并说明以帮助我们三个女同志（从武汉来的）的生活和教育经费为不能离职的理由之一。但大多数党员却坚持原意，一点也不让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几个女同志，由于我们所处地位的困难，同时对于党员是否可以在任何统治政府的机关中作官的问题，尤其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及共产党人任政府官职的先例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因而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我们的思想是同意党员不应在任何军阀统治的政府中作官的，因而，在最后表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三人是举手赞成李汉俊辞职的。反对的只有刘子通一个人。李汉俊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为了避免北京党部开除他的党籍，因而自动请求脱党，这当然是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但同时，我们对他当时的生活也有某种程度的不满。他同他的妻子住在他的哥哥的家里，当然，那是一个官僚的家庭，生活决定人的意识，也许他已于不知不觉中染上了官僚的习气。他当时结婚不久，他的妻子确是一个异常娇艳的美人（没有思想和独立生活能力），他为了要培植这朵娇花，便需要金钱来灌溉。

　　李汉俊本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当时最有理论修养的人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从1920—1923），他确曾为党，尤其是为宣传和教育工作而努力过。从1921年夏季开始，他在武汉共产主义的活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我在前面所叙述的，湖北女子师范的学潮，自始至终是他亲身领导的；不但如此，他除了介绍一些同志到某些学校当教师外，还主编“武汉星期评论”，大肆批评研究系的权威人物梁启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梁启超曾于1921年到武汉各大学演说，女师全体学生曾由校长率领到中华大学去听演说，由此可见他的声望之高）。此外，李汉俊曾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陈潭秋从郑州回来告诉我们说：“汉俊在去郑州时，沿途火车停站时，就对工人作激昂的演说”。他说话的神情是很佩服李汉俊的，当然，武汉的同志差不多都佩服他，除了包慧僧在背后找些不关重要的私人事情说他的坏话外，事后想来，根据我在武汉的经验，这次李汉俊被同志们攻击，可能受了包的影响。

　　李汉俊自1923年脱党后，在1925年他又加入了国民党，他在1927年武汉政府时代，曾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任湖北省教育厅长。虽然他已脱离了共产党，而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现于武汉政府的官员中，但在国民党人的眼中看来，国民党的左派中，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人，更何况他常与共产党人接触和某种合作，如同董必武……等。因而，在1927年7月革命失败后，他以为自己早已脱离了共产党而没有离开武汉，往后不久，结果仍旧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被国民党政府枪决了！

　　我们在补习学校约莫将近两个月，从庄有义给我们的信中，得知陈潭秋同夏之栩（我们五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恋爱的消息时，我们情感并没有受到震惊，只是觉得奇怪他们怎么会发生恋爱的。因为在我的单纯的脑袋里，总是机械而天真地抱着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五人之中的任一个，谁都不会和他恋爱的，不管大家都对他尊敬而有深厚的友谊（除了杨子烈较疏远一点外），徐全直比我年长两岁（杨也一样），她们在处事对人各方面都比我老练得多。徐全直平常对陈潭秋在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特别不同（实际上我比她们任何人还表现得热情些）。但她得到这个消息后，便如疯如狂，饭也吃不下，整夜地失眠，几天之后就病了，发热，神经完全失常。她和我商量，她决定要回武汉，我听了她的话异常惊奇！我不但极力反对，而且认为简直是荒唐的想法。我诚恳地告诉她说：

　　“我们好不容易得到帮助而来到这里，你这样干，一定会使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对你失望，你回武汉有什么前途呢？别人恋爱关你什么事呢？……”

　　她回答我说：

　　“我回去的目的是要把他们拆散。他们的年龄不相当，陈潭秋的这种行为是欺侮一个弱女子，我要回去把她挽救出来。”

　　我虽然极力劝她，“不应因此放弃自己的前途，绝对不应回武汉，努力用功学习，以便创造自己的前途。至于陈潭秋同夏之栩的恋爱，只要双方愿意，用不着要你回去把她挽救出来。”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但她却顽强地要回去。结果，她单独去告诉刘子通，避免我同去，怕我阻挠。子通先生见她如此强烈地要回武汉，虽然心里甚不以为然，但他却不置一辞，她便回武汉去了。我对她的这种轻率地放弃自己学业的举动深为惋惜而发生强烈的反感。事后，当我同子通先生谈及此事而表达我对她的这种举动极为惋惜和反感时，他便回答我说：

　　“她这种轻率放弃学业和对自己的前途不顾的行动，便表明她没有多大的志向，不能深造；所以当她告诉我说她要回武汉时，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让她回去吧了。”

　　徐全直是一个性格甚强、具有革命热情而有处理事务能力的女子，但她不喜看书，甚至连文艺的作品也没有兴趣，因而思想不能发展，文笔甚差，即连作一篇考试文或写一封较复杂的信都感困难。她自回武汉后，经过了一些周折，但终竟成为陈潭秋的妻子。

　　约莫在徐全直回到武汉两个星期左右，夏之栩忽然手提一个包袱，出现于我的眼前（直接从北京火车站到我所住的补习学校），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紧握着她的手惊异地向她说：

　　“你怎么会突如其来呢？！”她以沉重的表情低声回答我说：

　　“徐全直一直要我来，她说为的是挽救我；她自己准备留在武汉不来了。”我听了这话，以诚恳的态度对她说：

　　“她得知你和潭秋恋爱的消息后，就如疯如狂，失眠发热，神经失去常态，她坚决地要回武汉去干涉这件事，我对她真有点莫名其妙？（实际上是由于我太天真）我以为恋爱并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不过目前对我们实在太不相宜。我们的年龄都还太轻，正是努力求上进的时候。我们在武汉闹得轰轰烈烈，当然，有的人，那些拥护统治阶级的和头脑腐旧的人，是恶毒地谩骂我们；但前进的人，以及有点民主思想的人是同情我们，甚至佩服我们，对我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否则，他们为什么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呢？假如我们现在就谈恋爱，自己还没有任何长处，连谋生的能力都没有，那自然就会依靠男子，虽然是同志，但结了婚生了孩子，同普通的妇女有什么分别呢？因为家庭和孩子使得你不能上进，那时你的丈夫男同志恐怕不会像现时这样尊重你吧。何况你现在还不到二十岁，绝不应搞恋爱；将来自己在学问事业上有了成就，或者有能力独立生活，到处都有男同志，还怕没有恋爱的对象吗？

　　“退一步说，即令你现在就要恋爱，也不应该在武汉同潭秋恋爱；我并不是因为年龄相差，也不是站在师生不可结婚的旧观念上反对你和他恋爱；而是因为我们曾经在武汉新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我们的言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学潮期间，想你一定记得，报纸上已经造了我们的谣言，说我们挽留刘子通而闹学潮是因为杨子烈和我恋爱他，污灭我们，企图贬低我们为新思想而斗争的意义，这不是很显然的吗？假如武汉有人知道你和潭秋恋爱，就会给人们以口实，为那些反动者所利用，这是有害于我们过去在长期斗争中所起的进步作用的。你是知道的，我对潭秋也同你们一样，但在表面上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表现得热烈些。但我从没有想到恋爱，我总觉得：我们这五个人，无论如何是不能和他恋爱的。因为我牢牢地把握着这个观念，所以你和他恋爱的消息，如果不是最亲近的人写信来告诉我们，我是决不相信的。”

　　她听了我这一番恳切的话之后，不作任何解答，她的泪珠不断地从两颊滚下来，这表明她内心蕴藏着无限的惭愧和痛苦。夏之栩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子。外表虽不漂亮，态度也不活泼，但内在却很聪明，这表现于她的文字的技巧方面（因她喜看文艺作品，对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书籍不甚感兴趣，因而思想不大发展），但个性很软弱，缺乏独立的主张、坚强和果断，很容易为别人所左右。

　　当我们的话谈完之后，我便立即同她一起到刘子通的住所，当然，这对于他也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她既然已经来了，子通急急忙忙跑到胡鄂公的家里，同他商量暂时把她安置在他家里的问题，商妥之后，又立即回到自己的住所把夏之栩带到胡的家里去，我才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学校，我觉得我们太麻烦子通先生了。

　　过了不久，各学校都放暑假，杨子烈、夏之栩和我三个人，就在北京大学附近沙滩八号租了两间楼房（子通先生和李汉俊、胡鄂公安排租好的），茶水由房东供给，中饭和晚餐都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这饭馆名便意居）。这菜馆主要的顾客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因而，我们常常在那里遇见同志，关于我们的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李汉俊、刘子通和胡鄂公三人分担。在补习功课方面，则由几位北大的同志和朋友来为我们作义务教师。

　　在这个期间，由于同志之间有些接触（当然比武汉更多）刘子通先生总是以求学期间不宜谈恋爱的警语来警告我们。因此，我们在初期总是自觉地对男同志采取远离而不接近的态度，以致引起他们对我们的反感，尤其强烈地反感刘子通，说他对我们的管束太严。实际上，他就好像是我们的父亲一样照顾我们。从他对我们爱护备至的态度和年龄来说，他也好像是我们的父亲一样。

　　在一个火热的晚上，我们参加在北大第三院教室召开的全体党团联席会议。这次没有讨论专门问题，只有由党负责人作了政治报告和讨论某些实际的工作问题。在几十个座位上，我的视线偶然投射在一个坐得异常之端正挺直、身穿着米色西装的青年同志的座位上，并没有特殊的印象，不过觉得他一个人坐得特别挺直吧了。散会后，当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出教室时，这位青年同志便来向我们要求告诉他我们的姓名和住址，经过相互交换姓名和住址后，我们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文系）的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者黄日葵，在五四运动时曾积极参加活动，他是一个爱好文艺和善于交际的青年，他的体格标准，态度活泼潇洒，举止文雅，具有欧美人的修养和风度。自此以后，他便常于晚餐之后来访问我们，经过一个相当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都很相熟了。由于我也爱好文艺，因而我们便谈得来，但还谈不到有深刻的友谊。

　　其他的同志，如何孟雄夫妇（妻子缪伯英）、范鸿劼、包慧僧等于晚餐后有时来我们的寓所谈谈；我们亦于晚餐后（因白天我们要补习功课）有时也到范鸿鹄劼、高君宁等的公寓去走走，在那里可以见到更多的同志。由于这些偶然的交游，遂引起刘子通严重的责难。他慎重其事地写信给我们三个人，他警告我们，特别着重我和男同志的交游应立即停止。尤其信中“浪漫的交游尤为宜戒”这句话，引起了我们，尤其是我强烈的反感。我们认为：同男同志偶然的接触或交游，不能因此加上“浪漫”的头衔。而且我们为了坚持在求学期间决不谈恋爱的宗旨，我们已自觉地相互约定谁也不要单独和男同志同游，要玩大家一起，以防卫恋爱的追逐（因当时女同志甚少，谁都希望获得女同志为其伴侣，这倒是男同志们的一种上进倾向），从始便是如此实行。刘子通的这种过份的警告虽然引起了我们（主要的是我）对他的反感，但我们了解他因为对我们成就的希望太殷切，未免过虑。我们想到这一点，因而对他的反感也就烟消云散仍旧恢复往日的尊敬了。

　　正在这个时期，在一个异常火热的下午，当北大文学系的一位学生冯文炳（后成为文艺作家）为我们补习功课时，邮差送来一封从武汉寄来的信，一看便知道是我的父亲的手笔，我急忙拆开阅读，其中的字句，充满着悲哀和痛苦，它们就好像锋芒的利剑刺进我的心灵！他信中写着：

　　“你的母亲因感染传染症不治而逝世了！她已和我们永别了！我从此失去人生的良伴，恸不欲生！尤其目睹幼小子女的凄惨孤零的情景，如坐针毡！现在唯一能够帮助我的就只有你，希望你立即回武汉，找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帮助我培养幼小的弟妹，完成我人生应尽的责任……”。

　　噩耗传来，使我悲恸欲绝！这猛烈的突击和对我的要求，顿时在我的内心里掀起了极大的矛盾和震动！上进的志向，革命的热忱与儿女深情相搏斗！想到我的可怜的母亲的逝世，虽然生活困苦和生育过多是主要的原因，但我这次解除婚约给予她精神上的打击和内心里的痛苦，一定是很沉重的（因她思想保守）；尤其想到我的父亲的痛苦和幼小弟妹的凄凉景象，恨不得立即插翼飞回家去；但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一辈子当一个小学教师，永久固守于我所曾厌恶的环境——武汉——要向那些曾经仇视过我的人们敷衍低头，也就是向旧社会和反动势力屈服，那是我绝对不能忍受的。经过这一番理智的思考后，含着痛苦的眼泪，怀着沉痛凄凉的情绪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父亲，除了表达自己对母亲逝世的悲伤外，一方面安慰他；一方面委婉地说明我不能回武汉的原因和理由，最后请求他原谅我，并要求他将对我的希望放到更远大的一点上。将这封对我的前途有决定性的信写完寄出之后，我内心里的矛盾完全消逝了，剩下来的只是单纯的情感上的伤痕吧了！

　　当日晚餐之后，唯一爱护和培植我的导师刘子通听到这个消息，便特地来慰问我，并特约我们一同到北京有名的中央公园去散散心。我们四个人围着一籐桌坐在芬芳美丽的荷花池旁，在浓密的松树之下；当时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微风飘送着一阵一阵的芳香。这种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夜景，也终竟不能唤起我的艺术之感，不能转移我的伤感的情绪。子通先生认为我对这件事当机立断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处理重要事情的果断，同时也表明我追求上进的志向之坚强。经过他的慰勉之后，感到心胸稍微舒畅一点，随后情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努力温习功课，准备投考国立大学。但自此之后，我的父亲便不写信给我了。

　　考期临近了，我们三个人都一同去报名，准备投考国立女子高等师范。但我们对于这次投考并不抱什么希望，不过尝试一下吧了。因为我们自己很了解：虽然我们自信我们的国文程度都还不错，但英文、数学的基础实在太差了。果然不错，经过三场严格的考试之后，我们都是榜上无名，这本是意料中的事，我们并未因此而感到失望。

　　随后，杨和我都考取了一个私立大学，但由于进私立大学费用甚大；同时李汉俊要回武汉，刘子通肺病转剧，不能就职，贫病交加；至于胡鄂公，一方面他的负担甚重，他有九个子女；另一方面，他和我们的关系甚浅，当然不可能由他一人来担负我们进私立大学的费用。他们商量之后，决定夏之栩跟李汉俊回武汉暂任他的私人秘书；杨子烈仍留北京自谋生活出路，我则由刘子通向北京党部建议送往上海进上海大学，关于费用和生活交给党中央处理。我对于这一决定感到异常兴奋！我本已向往上海大学，因我知道那所学校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所创办；但实际上却完全为共产党所主持，社会学系的教授全是知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施存统等。该系还有俄文课程，我准备攻读社会学系，兼学俄文，然后再到苏联去学习。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这对于我的前途将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怀着渴切的希望，期待着这一旅程之实现！

　　在这计划决定之后，因为夏之栩和我动身在即，包慧僧和张昆弟约我们三人同游北京著名的西山风景。我们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就出发，我们骑着骡子，慢慢地走着，沿途欣赏着大自然美丽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饶有风味。我们当晚便寄宿于玉佛寺中法大学的校舍（因暑假学生都回家去了），在那里面又认识了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几位同志，如颜昌颐、宋云彬……等，由于张昆弟也是从法国回来的，因而熟识他们，并介绍我们到里去小住数日，让我们饱览西山的风景。

　　第二天清晨，几位新认识的同志领导我们漫游山景；下午便到有名的温泉去游泳。我们三个不会游泳的人，便坐在游泳池畔，目睹他们在那碧绿澄清的泉水里，游来复去，宛如鱼之在水，逍遥自得。我为这种情景所诱引，便把鞋袜脱去，坐近水池边上，两脚浸在水中，打起水中的浪花，也自得其乐。但因一时不小心脚往下伸时，连身体也一起溜下去了，立在水中，泉水直到心口之上。由于我完全没有学过游泳技术，两脚站立不稳，全身倒卧于水中，顿时两耳鸣鸣，水激迫地冲进口中，吞也来不及，一刹那即失去知觉。当他们把我从水中捞起放在太阳底下躺着时，我才逐渐苏醒过来。但全身水淋淋地，腹胀如鼓，真是狼狈不堪，连救我的一共有三个人的衣服全都湿了，因为他们来不及换衣服而急忙跳下水中的；其他的同志们就从他们身上分出几套衣服来。我穿着一套男式学生服乘着人力车一直回到中法大学的宿舍。当晚热度甚高，腹痛不能成寐。次日我仍旧不肯示弱，一定要同他们一起游著名的八大山，结果照样能够赶得上他们的步伐，不过觉得两腿有点酸软吧了。

　　我已经尝试过溺死的滋味了，痛苦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但从此以后，我便不轻易下水，一辈子也没有想学游泳，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生活条件，很少学游泳的机会，尤其是女子；同时，由于那次几乎溺死（只差几秒钟），给予我心理上很深的影响。

　　在临动身到上海的前一日，我到黄日葵的住所去辞行，但他因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到上海而尚未归来。他自到上海后，曾同我通过几封信，在同志的关系上已经涂上了一层微薄的友谊。

　　当日晚上，张国焘和张昆弟请我和杨子烈到他们的住所晚餐，为我饯行（张和杨已开始有恋爱倾向，不久即成为事实）。他们深深地表现惜别之情，尤其是张昆弟。由于他平时对我有特别的好感，当我们谈到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到上海去时，他刹时两眼红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是一个异常诚朴老实的人），以沉默表现他的离别情绪；我虽然为这种诚朴的友情所感动，但因对他也如对其他同志一样没有超越同志的更深厚的私人友谊；同时，在当时我内心里充满着前途无限的光芒，隐藏着一种莫可名言的喜悦和期待，这情绪超越了对同志的友谊惜别之情；因而我的情感仍旧保持着平衡和喜悦的状态，不过对他的这种惜别的友情内心里感动而已。

　　次日，当我同包慧僧动身去上海时，刘子通、张昆弟和杨子烈都来火车站送行。但想不到从此便和刘子通先生永别了！他在我去上海后还同我通过几次信，有时并寄点钱给我作零用；他当时的情景已是贫病交加，但对我还如此的体贴，表明他对我的情感之深了。在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中有“我对你情同骨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但从此就没有信来了，过了几个月，其他的同志写信告诉我，说他从北京回到故乡——湖北黄岗县——不久便因肺病逝世了！我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悲恸；他不但是我的思想启蒙的导师，而且在对我往后前途的发展方面，以及在各方面的实际帮助是有决定性的；我在此应特志悼念！

注释：

① 李书成原为同盟会的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为黄兴派，但往后同北洋军阀妥协，在北洋军阀政府参谋部任高级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