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女子师范学校的生活与斗争

　　我十五岁时，可以说是我的人生旅程中一个最紧要的关头；同时也是决定未来前途的关键。自从我在职业学校毕业后，父亲便不再提起我继续读书的问题了。也许他因家境日渐衰落，他的负担过重，想把我的学业从此告一段落吧！然而在我自己方面，深深地感觉到这样结束了读书的生活心里十分难受和不甘愿，于是我就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父亲，要求继续升学。他本来极愿意培养我的，经我这一提醒他便来信叫我准备投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不过有个条件，假如考不取，就从此再不能进任何学校了。这个条件对于我不用说是非常苛刻的；但在他方面却不能不坚持，因省立女子师范是官费，考取之后，五年之中完全免费，无论膳、宿书籍等费都由学校供给。假如考不取，我就必须在武昌寄读小学，用费就必须由自己担负。这是他不准备担负的。在这种极端严格而苛刻的条件之下，在我的稚弱的心灵里，感到无限的忧郁和惶恐！

　　约在临考试前的一个月，正是酷热的暑天，我的堂叔父陈时带着堂姐陈慕兰和我到武昌省城一位姑父母家里居住着补习作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科；尤其是数学，更是弄得我头昏眼花。虽然在尚未考试以前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心理仍旧是感到没有希望的疑虑。不过那时我抱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就是考不取，一定留在武昌进高级小学，以准备第二年投考，死也不回家。

　　经过一星期如赴刑场的三次考试以后，不料在揭示出来的录取五十名新生的“榜”上，竟还有了我的名字。虽然不是名列前茅，但已心满意足地欢喜若狂了。

　　这所学校，在形式上虽然是一所新式的学校，由于校长是日本留学生，特别注重整齐和清洁，因而在这方面成为武汉学校的模范，包括大学在内。但在思想和制度方面，却不啻一座封建传统的堡垒。

　　从生活方面说，学生进校以后，无论是星期天或纪念日，假如家长没有拿“循环簿”（即出入证）来接，是不能越出校门一步的。至于那些没有家在武汉而又无亲属在武汉的学生们，就只有呆在学校里。学生的来往信件，包括家信在内，都要经过校监的检查，有如囚犯的一般，学生所穿的衣服、裙子乃至鞋袜也规定一律的式样和颜色；头发也必须梳成一样的形式，真不啻一所尼姑庵！而且学生在此五年肆业期间，不能中途结婚，结了婚便须退学；已经结婚的当然不收，因而有些投考进来时年龄较大的学生，往往因结婚不能等到五年毕业而牺牲学业（湖北省立男子师范没有这种限制）。由此看来，这种制度也是限制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和反映当时男女不平等的实例之一。

　　从思想方面说，完全是封建传统的“贤妻良母”的教育。每早在“朝会”上校长和监学的训话，除了反复申述学生应遵守的校规之外，都是阐述一些贤妻良母的箴言品行、忠孝节烈的故事。至于国文一科，不用说学的是古文；而担任这门功课的教师，自然也是那些头脑冬烘的老学究。因而，在我们的脑袋里装满着封建传统的思想。在人生的欲望中，也只希望毕业后得着一纸文凭去结婚当教师。在当时的女子中，这样就算是很美满的了。当然谈不到有任何其他的愿望或志向。

　　我约三四岁时，我的父亲在日本就同他的一位好友订定了儿女的婚姻。我的祖母娘家的嫡亲侄儿李少卿就是媒人。所谓未婚夫的的父亲张子胥不但是我的父亲留学日本时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且还有一些亲戚的关系。他们的家就在黄陂县城，离我们的家很近，因而双方的消息都很灵通，只是相互之间不能见面吧了。在我的思想尚未改变之前，对自己的婚姻还是很满意的。张子胥和我的父亲不同，因而他的家庭更日益富有。因为中国的官吏传统的贪污（如不贪污反而便不能在官僚场中立足），即令做一个小官也可大刮钱财。

　　我在师范学校里当时算是一个最守校规、学科进步甚速的学生。因而，在第一次学期考试后，就获得校长的特别称赞，他说我的进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尤其说我的“天分很高”。这句话，，确使我加强了自信心而得到很大的鼓励。这一件事，我的同班堂姐陈慕兰不但告诉我的父亲，而且还告诉所有陈氏族中和有关亲属的人，足见她对此也很高兴，因而流传甚广。

　　可是，1919年反日帝国主义和反本国安福系卖国政府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1919年各帝国主义国家举行巴黎和平会议——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所点燃起来的。当中国的代表团试图在会中争回日帝国主义所侵占的权益——山东问题——完全失败，尤其是安福系政府在亲日势力控制之下，训令中国代表签字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留法学生首先奋起反对巴黎和约签字；北京的学生跟着怒吼了，他们愤激而勇敢地行动起来了。在「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和“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的口号下，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群集于天安门举行壮烈的示威游行，有如一股洪流一齐涌至卖国官僚曹汝霖的住宅，纵火焚烧，并殴打章宗祥，随后由于安福系政府专横地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二千余人，更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愤怒以及民众的同情和响应。于是：罢课、罢工、黑市以及抵制日货的浪潮蔓延全国。反动的安福系卖国政府，在全国民众的压力之下迫得不能不罢免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这几个卖国官僚；同时，也迫使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拒绝签订凡尔塞的对中国的分赃条约。这是五四运动富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史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然而，五四运动伟大的意义，它的真正划时代的意义还不止此，最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一切传统的旧思想，旧礼教的藩篱，而以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来代替，这是以当时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为代表的。同时反对贵族的文言文，而提倡通俗的白话文，这是以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之为代表。他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勇敢地发挥了这些思想和主张；并提倡民主与科学，替落后的中国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启示，在启蒙运动的进程中，李大钊又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输入到中国来，这便替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我们这所尼姑庵式的女子师范——封建传统的堡垒——虽然没有直接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同武汉的学生一起参加这个运动，但在1921年暑假结束，学校刚开学时，我们的校长忽然请了一个名学者李汉俊先生来向我们全校的学生讲演。他宣布了“妇女问题”的讲题后，便浩浩荡荡地从原始时代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一直说到现代，并推演到未来，主要的内容是：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之高下，决定于她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他特别把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因而，他强调说：现在妇女由于经济上隶属于男子，故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因而也就不能称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最后指出，妇女要想得到同男子平等的地位，首先要谋取经济独立；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又必须谋求社会的改造。他的演说内容和词句，对于我都是新鲜的，从来没有听过的。虽然我当时还不够程度完全了解，但他所说的妇女由于经济隶属于男子，所以不能称为一个“独立的”人这句话，给予我很大的刺激。因而我就了解到“妇女要想同男子达到平等的地位，首先要谋取经济独立”，这种从来没有听过的话语和观念，頓时像电流一般迅速地在我单纯而顽固的脑海里冲激起来，碰到同学就说：“啊！到今天才晓得什么是人的意义，我们要努力做一个人呀！”同学们一般的反应很冷淡，但这简单的观念从此就深深地名刻在我的脑中，成为我往后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的萌芽。

　　李汉俊是湖北人，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始创者之一，同时也是第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之一，在当时算是很有理论修养的人物。他在五四运动中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提倡社会主义，甚为努力（因他在日本时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他不但在这座封建的堡垒里撒下了一些新思想的种子，而且过了不久，他又介绍一位刘子通先生给我们这一班教国文。刘子通也是湖北人，为武汉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始创者之一，日本留学生。曾与李汉俊、陈潭秋、黄负生等主持武汉星期评论（除李汉俊以真名发表文章以外，陈潭秋、刘子通等都是用笔名）。当然，这位国文教师同以前的老学究的作风完全不同，他一来，第一件事便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文教材，猛搜地抨击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他从各种新思想的杂志和副刊上收集和选择有价值的论文和文艺作品来作国文教材，油印发给我们，而这些作品多半是“新青年”（当时提倡新思想最前进的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中挑选出来的。他在解释和发挥这些教材时运用种种方法来灌输和启发我们的思想；同时，在课外读物方面，也是尽量介绍富有新思想的各种书报杂志给我们阅读。但最初拥护和接受他的思想的，在全班五十名学生中，只有杨子烈和我两个人。其他的同学，有的表现沉默，有的则在背后反对。但经过一个短时期，赞成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在这一短暂的时期中，我们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而我个人在此时期中，完全朝这一方面偏向的发展，一有闲暇，手里总是抱着新思想的书籍和杂志贪婪地阅读；甚至在上其他不感兴趣的课时，也是偷看它们。这样一来，我的思想便如狂潮一般猛进了。任何事物都会引起我的思潮，都是我作文的题材。由于我的题材太多，因而除了国文课内每星期必须作一篇文章外，我还额外作一篇或二篇，刘子通先生总是乐意改阅，并常给予好评语。有一次的评语说：“你近来的思想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这个评语，使我感到莫可名言的愉快和鼓励。由于我和杨子烈的作文得到几次百分（一般作文得到百分是不容易的），遂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以为国文教师偏爱我们（这当然是某些同校长私人有密切关系的本班同学告诉校长的），于是校长特别把我和扬的全部文章（我们把所有的文章装订成一本）拿去检阅；并将全班的拿去作比较，结果无话可说。关于这件事，同学们都知道而且心服。因此，便有某些同学来借我的那本作文去阅读，甚至比我们高一班的同学也来借。这当然使我们感到分外的愉快，因为已经有人同意我的思想了！

　　我们的思想跟着时间的步伐日益前进，而我们的国文教师也就进一步地鼓励和帮助我们组织各种团体，如学生自治会、演讲会、辨论会和学术研究会等。由于他是我们的指导者，因而他就有更施展他才能和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到两个月，不但我们本班的学生大部份都敬佩他，即别班的学生也开始信仰起他来了，因我们的演讲会、辩论会和研究会等，别班的学生也来参加。于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男女同学”，“婚姻自主”……种种新思想都在我们的脑中繁荣滋长，而且积极地提倡他们，以这些思想来作演讲会和辩论会的题目。在我们几个激进份子的推动之下，不但校内的学生会、演讲会和辩论会不断地举行，而且在校外亦组织了一个“妇女读书会”，由李汉俊、刘子通、陈潭秋为指导者，包慧僧有时也作为指导者来参加。当然主要的指导者是李汉俊。

　　陈潭秋湖北人，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始创人之一，也是第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十二人中参加者之一（武汉另一代表为董必武，后面将提到），当时武汉党的书记，他在刘子通作我们的国文教师不久，也被李汉俊介绍任我们这班的英文教师，他毕业于武昌国立高等师范英文系。包慧僧除了不是党的书记和我们的教师外，其他的资格也同陈潭秋一样。但他出席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是从广东去的，因而有些历史记载说他是代表广东，虽然他是湖北人。他毕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当时在武昌当小学教师。

　　“武汉妇女读书会”，有一个会址，集合了一些书籍和杂志，我们经常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和讨论妇女问题。所有这些活动，对校长和那些思想腐旧的教员们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他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这些学生之所以有这些表现和行动，完全是由于那个国文教员的影响和指导，因而他便成为他们仇视的对象。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就愈来愈获得学生的信仰和爱戴了；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学校当局及其御用教员们的忌恨。尤其是几个在别班教古文的老学究，他们为了思想上的矛盾和自身的利害关系，都极端憎恨我们的国文教师，并怂恿校长借故将他中途辞退；但由于他获得了多数学生的信仰与拥护，校长不敢冒然行事，只有等待寒假到来。

　　然而，学校当局决定于寒假期内辞退我们的国文教员的密谋泄露出来了，我们异常的愤怒，在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商讨之下；我们都一致决定这个寒假不回家，以便进行联络同学的工作，我当时是用补习英文的名义通知家里作为不回家的理由（因我的家很近，只须三小时，就可到家）。寒假放了，我们五六个人就搬到离学校很近的一位女教员的房子里（因她带着女儿回家乡过年去了）。校长本来拒绝我们住在学校，并个别地劝我们回家；但看见我们住下来了，却又来讨好我们，由学校送饭来给我们吃；并供给火炉。他将他的两个女儿送来同我们住在一起，以侦察我们的行动。但不管侦察与否，我们一方面由陈潭秋为我们补习英文；而在这种掩护之下，我们另一方面暗中积极分头去联络同学，作挽留国文教员的秘密准备。

　　寒假已满，学校开课了，当辞退刘子通的消息公布出来时，顿时激起了全班学生（除少数同校长有关系和思想反动者外）的公愤。我们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通过一致挽留国文教员的决议，并派代表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收回成命，重新聘请他回来。然而学校当局置学生的要求于不顾。于是，我们在愤懑与激动的情绪之下，宣告全班罢课了。这是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开办以来第一次的创举。五四运动的思想炸弹，已经在这座封建的堡垒里开始爆炸了。

　　罢课继续了几天，校长和那些老奸巨滑的教职员们，他们向学生施行威胁和拉拢的手段，来离间我们，破坏我们的团结；他们对学生宣布，说这次罢课是由于少数学生的鼓动，多数是被利用的，主张用签名的办法来鉴别。第一次踏上斗争舞台的我们，天真地相信同学们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因而毫不犹豫地答允了。结果，在全班五十名中，只有十二名签名愿继续罢课。罢课显然是失败了！我们失望了！痛心了！我们觉得同学们对不起我们！出卖了我们！我们十二个人一齐跑到自修室嚎啕痛哭一场！然而，经过一番理智的思考之后，我们自信，我们的人数虽少，但在适当的时机，是可以影响全班的，因而，继续斗争的意志又重新复活起来，准备作再接再励的奋斗。在这一学期中，我们对那些不胜任的教员，施以直接的驱逐，赶走了好几个教员；同时，我们用文字在（同情我们的）报纸上暴露学校种种不合理的制度及其陈腐的封建思想；我们不但参加校外的团体活动、如“武汉妇女读书会”、“武汉学生联合会”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等；而且还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如到汉口工人区作宣传，参加那里的罢工运动的活动等等。尤其是1922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女师的激进份子同武汉各学校的左倾分子，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的领导之下（我和其他四个女师的激进分子已经加入了青年团），筹备一个大规模的纪念会，在武昌青年会大礼堂举行，这是第一次创举。女师的学生，在这次纪念会中，除了参加演讲外，其他许多重要的节目：如话剧、歌舞等游艺节目，都由女师的学生担任。最有意义的是“五一”的歌词，是由我们作成，并由我们这班的音乐教师制谱伴奏（他亲自上台奏乐）。他当时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的音乐系教授，北京音乐专校毕业，留学日本。他有些自由主义的倾向，很表同情于我们。像这样的纪念会还是第一次出现于武汉，而女师的学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个学期中，我们的坚毅勇敢的精神是形于言表的。这一方面固然获得了一部份同学的尊敬和爱慕，但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反感和仇恨。至于同监学和教员们的冲突，那更成为家常便饭。有一天，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晚餐之后，我独自在操场上散步时，有一位同学告诉我：“校友布告处所贴的报纸被李监学撕掉了”。（因报上有一篇用红墨水划了记号的关于暴露学校当局的文章）。我听到“撕掉”两个字，不禁怒火燃烧眉尖，迅即约了一位姓李的同学（李兰英为签名愿罢课者十二中之一）陪我去质问李监学（她是一位中年寡妇，很漂亮，校长的亲戚，曾留学日本，学音乐和图画）。我一走进她的房间（她正坐在写字台旁边吸水烟），站在她面前毫不客气地说：

　　“李先生为什么撕去我们的报纸？那是校友布告处，不是教务布告处呀！”

　　“那报纸上诽谤学校，所以我要撕掉”。她回答说。

　　“诽谤不诽谤，要看是否合事实；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你没有权利在学生会的布告处撕去我们的报纸”。我愤怒地说。

　　“撕了怎么样？”她有点生气的说。

　　“不行！要赔出来！”我拍着她的写字台说。

　　“现在买不着怎么办？”她有点让步的神情说。

　　“你一定要派人去买呀！假如买不到，那就要赔四个铜元出来”！我坚决地说。

　　在这种严重的僵持局面之下，高班的几个同学进来，她们看到我的态度异常坚决。她们知道我并不是注重一份报纸或四个铜元的问题，而是保卫这个权利。她们劝李监学拿出四个铜元出来作了结，因报纸四个铜元一份，就等于她赔偿所撕报纸，而且晚上报纸也买不着。结果，我的目的达到了，拿着斗争的胜利品——四个铜元——带着紧张斗争情绪的余波和胜利的微笑回到自己的同伴中来，她们更是兴奋和鼓舞。可是，学校当局对我的反感和仇视也就达于极点，但对我亦无办法，因我不是无理取闹，而且由于李监学侵犯了学生的权利。有些保守的同学，包括我自己的堂姊妹和表姊妹们，她们在背后批评我的行动过激，她们说我的过激派（即共产党的别名），她们都不敢同我来往，甚至见了面连话都不敢和我说（因她们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我对于这些是毫不介意的，在我看来，凡是不合理的事情，我都应当不顾一切地去作无情的斗争。

　　思想给予我们实际行动的指示，我深深地感觉到：单是提倡新思想或主张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言行一致，必须以行动来实践，以身作则地实行。“社交公开”，对我们早已不成问题；至于“剪发”和“婚姻自主”，便成为当前最切身的问题了。

　　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同其他四个思想志趣相投的同学（其中有三个是青年团的同志），不声不响地溜进大我饭厅里，准备相互交换把头发剪短（中国当时虽有人作文提倡妇女剪发，但没有人实行）。虽然当时我们明知这种破天荒的举动一定会引起学校当局的反对、终于在明亮的电灯照耀之下，互相交换地把各人每早麻烦和浪费时间的发髻剪掉了。当我们用香皂把我们的短发洗涤得清清爽爽整理好的时候，我们一致感到异样的轻快而相对微笑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几百双同学的眼睛都一齐向我们投射着惊奇的眼光，在这些眼光里，我们感到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当校长走近向学生训话时，全身颤抖着，他大发雷霆地说：

　　“这…这…简直是造反，你们这样干，完全破坏了学校的校风，叫我怎么对你们的家庭负责？！怎样应付社会的舆论？你们一定要用假发髻结起来，否则，就要受到严重的处罚。”

　　可是，我们站在那里若无其事一般，我们内心里一点也不害怕什么“处罚”，只是感到鄙夷和不能忍耐的愤懑。头发为个人所有，剪与不剪应该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

　　“朝会”在校长说完了话的异常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了。同学们对于我们这种崭新的姿态和胆大的行为，一群群地纷纷议论着、批评着。随后有少数同学继我们之后，响应了我们的行动。因此，校长对我们既没有实行处罚，更不敢因些开除我们。因我们在这一班中，差不多都是成绩优良的学生。

　　我的头发剪去之后，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说：“为了经济时间和卫生起见，我的头发已经剪去；为什么没有预先征求你的意见呢，因为头发是我的……”。这几句简单的话，便充分地表现我当时那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和敢作敢为的作风。头发剪掉了，觉得这还不过是一个极小部份的解放；那时横梗在我心头上的还有一个较重大的问题，那便是以前认为满意的婚姻。由于思想急剧地转变，对婚姻问题的观念也就根本改变了。

　　自从我有了新思想之日起，在内心里便确定了一个坚强的观念：“一定要解除婚约”，不过要等待时机吧了。但我想首先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尤其对自己婚姻的——由父母代订的婚约——应解除的主张，使对方（所谓未婚夫）知道。但中国旧式婚姻的传统，从小就订婚，既定之后直到结婚的那一天才能见面。因此，无法使对方知道我的态度，虽然他在汉口只有一江之隔。于是我便决定，把我所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解约”寄到汉口《江声日报》副刊用真名发表。该副刊编辑是北京大学毕业生，由于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因而同情我们这次的学潮，也很尊重我们这些在学潮中表现勇敢的积极的份子。凡是我们暴露学校以及有关新思想的文稿，该副刊完全登载出来。我以前投稿（暴露学校的）用的都是假名；这篇“解约”为着使所谓“未婚夫”知道我对自己婚姻的主张，使他自动的提出解约（因我知道他的父亲一直作官吏，颇富有，其思想一定反动；至于他本人所受的教育是贵族化和洋奴化的教会学校，思想也一定腐旧），因此，我便故意用了真名（即一向在学校用的名字）。因为只有这名字他才知道。这个目的达到了（我知道他看了这篇文章。关于这个故事，将在下一章叙述），但想不到发表之后，在学校方面引起了一个小小波动。那些腐旧的国文教员们，在各班（除我们这班外还有其他四班）上国文课时，就根据我的文章的内容大肆批评，说我的这种违抗父母之命，主张自由恋爱的思想是太过激，在现时是行不通的（每班都有同学告诉我），以此来警戒学生，使得每一个人都特别注意我。最坏的是：校长和那些教职员们，却因此发现并且断定过去所谓诽谤学校的文章，都是我写的，至少多半是我写的，这又更增加了他们对我的注意和仇视。当然，这是由于我太年青和没有经验；我只想到了一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学校方面的影响和后果。刘子通和陈潭秋得知这种情形之后，他们以责备的口吻对我说：

　　“你过去发表文章都是假名，为什么这次要用真名呢？这是不必要的；在不必要的时候，不必锋芒太露”。

　　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的批评，承认自己幼稚而没有想得周到；不过我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真实原因告诉他们时，他们却报以同情的微笑。

　　暑假将届，我们准备继续斗争的学生并不回家渡假，而以妇女读书会的名义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学生达八十人之多。我们补习学校的校址是在武昌的武汉中学。该校的校长为董必武，他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始者之一，于1921年7月同陈潭秋一起代表武汉小组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秀才出身，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国共合作后，从1923年末开始，他便一直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尤其在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时代，他曾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在当时给我的印象：从他的风度和谈吐看颇为平凡；但他的态度诚恳，使人觉得他是一位老好人。

　　暑期学校的讲师除李汉俊外，其他几位是从北京大学回来渡假的学生或教授，都是思想进步，在新文化运动中颇为活跃的人物。因而，我们在此两个月的补习中，无论在思想和学识方面，都获得了相当的进步；尤其重要的是影响了一批同学。这对于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同学校当局的斗争中奠定了一个坚稳的基础。

　　在暑假将结束之前数日，一个炎热的晚上，我们几个人和刘子通先生（他住在我们的房屋隔壁）正在天井里坐着纳凉时，我的父母突然来看我，他以带着气愤和埋怨的口气对我说：

　　“闹得好！现在被学校开除了！你看！”他把学校的通知书交给我，那上面写着：“学生陈媲兰（后来我把“媲”改为“碧”，因媲兰的意义是同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孝女木兰比美是开始读书时父亲为我取的）近年来往往藉端滋事，破坏校规，再四思维，成全无术，惟有请求贵家长格外原谅，务祈设法转送他校，俾有成就，敝校不能负责……”。

　　我看了通知书，内心里虽然感到校长的手段可恶，但并不能为奇；因同我住在一起的几个同学的家长，也接到同样的通知书。我很镇定地向父亲解释，说明“学校开除我们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通知书没有指出任何破坏校规的具体事实；而且也不是开除我一个人。有好些同学的家长都接到同样的通知书。我们准备开了学都一同进去；开了课，我们也一齐去上课，看他把我们怎么样？”

　　父亲听了我这和番解释，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责备我，因他对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斗争很了解①对于我的某些行动，虽然他觉得太过激，但从我一貫坚决的态度，和我向他解释的情形看来，他认为我们是对的。他表示不管，让我们去继续斗争。

　　暑假期满，学校开学了，上学期签名罢课的十二人中，其中有七个同学（比我年长二岁的堂姐陈慕兰亦其中之一），由于意志薄弱，不能抵抗家庭的压力，而屈服于家庭的幽禁之中，宁愿留级一年，以逃避这一多事之秋。剩下来的只有杨子烈、徐全直、夏之栩、庄有义和我五个人。这虽然在力量和精神上给予我们巨大的打击，但我们对于学校当局无理开除的举措更加愤懑，对于处置那七位同学的分散我们力量的措施感到异常可恶。可是，我们并未因此而气馁灰心，相反，对于革新女子师范的决心更加坚强，我们五人的团结更加坚固。

　　学校开学那一天，我们五人一齐进校了。到处一看，从寝室、饭堂、自修室一直到梳洗室都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首先占据一间寝室，虽然它挂着新生的名字，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七手八脚迅速地把铺盖打开，挂上帐子，把床铺理好（我们的行李是由同情者在我们进校之前就运进来的），然后就到各地方都占一个位置。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预先把监学和教员们的饭桌占据了。结果，她们没办法，只好另开一桌，往后我们所占据的一桌也就成为我们固定的饭桌了。同学们因为到处没有我们的名字，其中有些以冷眼相看，是不能避免的。我们为了对学校当局继续斗争，为着达到赶走校长的目的，在当时却不能不尽量的忍耐，以冷静和蔼的态度来应付这个恶劣的环境，博取同学们的同情和援助，因为我们是已经读了四年的老学生，只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我们平时不多说话，一改上学期那种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作风。虽然我们这一班由于我们五个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不能开课（上课我们一定也去上课，这是校长最害怕的事，因这样就推翻了他给家长开除我们的通知书），但我们却异常之用功地阅读社会的书籍和前进的刊物，不随便踏出校门一步。所有需要和外面接洽的事情（如同陈潭秋等），我们都委托同情者去负责办理。

　　我们这种态度继续了约两个月，同学们逐渐地对我们表示同情，各班都有同情我们的同学在各方面活动。在她们暗中积极活动之下，同情我们的份子一天天地多起来了。由于对我们五人的问题搁延未决，便影响到全班课程陷于停顿状态，因而激起了大多数同学对校长无能的不满；同时，许多家长纷纷来信指责学校当局对于五个学生不能解决而耽误了全班学生的学业。学校当局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感到异常之困难，因而便有校长邀请全班家长茶话的传闻。我们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迅即以我们五人的名义，印好一批向家长申述校长开除我们之无理由和暴露学校种种不合理制度的传单。一天，下午二时左右，校长会客厅里家长纷纷到来了。正当校长向家长开始申诉他的困难时，我和夏之栩拿着传单一直走进客厅，校长的话被打断了，他不理睬我们，我们也不理他，我在未散发传单之前，首先说明来意，以诚恳而婉转的语调对他们说：

　　“希望各位家长不要只听校长的一面之辞；请仔细看看我们的传单，我们的申诉和理由都在这里面”。

　　说完两人就分途发给每一位家长一份传单，散完便匆匆地走了。

　　在第二天早晨的“朝会”上，校长来训话时，面色惨白，全身发抖；他以颤抖而愤懑的声音对学生说：“太岂有此理！太目中无人了！在我……我校长所邀请的家长谈话席上，居然有人去发传单，不但发传单，而且还要说话，真是胆大妄为，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校长说完了话，同学们都知道这事又是我干的，视线同一齐投射到我的身上。我因精神方面早已有准备，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像平时一样泰然自若地站着。“朝会”在校长的几个岂有此理开始和几个岂有此理而结束，没有任何反应，静静地散会了。

　　学校当局对于这种情形，更感到进退维谷。正式挂牌开除我们吗？却恐怕激起学生的公愤，爆发更大规模的风潮。恢复学籍吗？又有伤校长威信。既不能正式开除，又不恢复学籍，问题又不能解决。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学校当局便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在他们看来），就是提前给我们毕业文凭，把我们五人由校长及湖北教育界名人，个别的保送到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和其他大学。首先，校长找我个人谈话。他说：

　　“你的堂叔陈时和你的父亲都是我的朋友（其实我的父亲同他没有往来，也许只是认识），我想你还记得：当你考进来时，你的名次很低，可是只有一学期，你的进步是超乎常人的，你的天份很高很高，好好用功，将来的成就一定很大。放寒假时，我到你们这班发给你们的作文和算术考卷时，我不是曾经对你说过上面的这几句话吗？现在你虽然同别人一起反对我，但我对你看法和希望并没有改变，因此，我愿趁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录取新生有空额，我以湖北女师校长的名义送你进去，以谋深造。至于从开始直到毕业的一切衣物和零用等费用，都由本校担负。过去有几个优才生曾经享受过这种优待；现在还有一个学生正在享受这个优待哩”。

　　“那是真的，当第一个学期终结时，校长对我的嘉奖，曾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使我更加努力用功，更加强了我的自信心。但关于送我进北京女高师范这件事，我很感谢校长的好意；不过我还要同我的几位同学商量商量，然后再回复你”。我回答校长说。

　　我说“还要同我的几位同学商量商量”这句话后，校长明白我是婉言拒绝，故没有说下去，我就告辞而去了。

　　后来我们五人相互叙述校长对我们个别谈话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他是按照我们的家境和关系而施以狡猾的利诱手段，企图个别的解决。当然，这一企图除了暴露他的卑鄙和无办法外，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当这一条路行不通之后，校长又联络教育厅长和教育界有地位的人物和名学者，特请如中华大学的校长陈时，武汉国立高等师范教务主任兼代理校长李廉芳及名学者李汉俊等，来作调停人同我们谈判（其中除李汉俊暗中同情我们外，其他的所谓教育界的名人，他们事实上也是政客官僚，同督军、省长以及教育厅长打成一片的；他们都是利害相同，讨厌而又害怕闹学潮的学生的）。他们向我们声言：“一面为了女师的学潮不解决妨害你们这一班毕业班学生的学业，使整个学校陷于不安定的状态；同时，为了你们五位的前途起见，我们愿意尽力帮助你们得到深造的机会。现在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开放男女同学，现在就可招收女生，假如你们愿意投考的话，我们担保你们五位一定考取。考取后，马上就可进校上课”。

　　我们听了调解者这一段叙述，对这种利诱的办法，当时就婉言拒绝了。我们都一致认为：宁可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为着新旧思想斗争而继续努力；因我们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全省唯一的官立女子教育机关，让这般思想朽旧的人盘踞着而黑暗下去。

　　软的利诱手段已完全失败，学校当局又向统治当局要求由湖北省督军处下令派武装士兵到学校来逮捕我们五人，这消息首先为我的堂叔陈时所得到（他从督军萧耀南那里得知）。

　　武装的士兵尚未到来，但一场恶斗首先临到我个人身上。在一个下午，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同学转告我说：　　“你的姐姐来找你，叫你赶快到亚樵哥家里去，因为你的父亲带钱给你，叫你马上去拿”。

　　我那时正是囊空如洗，听到这消息，就急急忙忙地通知了监学处，一口气就跑到离校很近的亚樵哥嫂的家里。他们三个——亚樵和他的妻子及姐姐（他们三人都是教员）正在等着我。我还没有开口，他们便一齐向我说：

　　“这是三叔（即陈时，他们崇拜的偶像）叫我们骗你出来的，不这样做，我们知道你一定不肯出来的”。

　　“三叔从萧耀南——湖北省督军——那里得知一个确实的消息，就是要派武装兵士去逮捕你们五个人，所以他叫我转告你，叫你到他的家里去避一避”。亚樵哥说。

　　“无论如何我不去，我一定要回到学校去，因为我们五个人是不能分开的；假如我这样做，有危险就一个人躲藏起来，那我以后就没有脸见人了，我决不怕这种事”。我平心静气地说。

　　“这种事还不怕吗？你真是一个傻子，难怪人家都说你最傻，别人不敢做的事，都是你去干的，我们好意叫你避一避，你还要拒绝，三叔也是好意呀”！他们异口同声是说。

　　“好意我是知道的，不过我决不能这样做”。我坚决地说。

　　“混账东西！我们陈家世代功名，现时在湖北教育界也是最有声望的；三叔和我们大家不允许你来丢陈家的脸；一个女学生给武装兵士抓去，那成什么体统”！亚樵破脸说。

　　“胡说！你姓你的陈，我姓我的陈我顶多不姓陈好了，要你们管我干什么？我的父亲都不管我哩”！我愤怒地说。

　　“你的父亲太无用，他不管，我们要管，我们绝对不让你丢我们陈家的脸”。亚樵坚决的说。

　　“什么丢脸，胡说！我做的事理光明正大的，为了同旧势力和封建思想斗争被抓去，那正是陈家的光荣哩；假如临阵脱逃，有危险就躲起来，那才是莫大的耻辱，我宁愿杀头也决不做这种没有义气的事”。我高声而激昂地说。

　　争吵的场面停止了，接着就是一场激烈的搏斗。他们把门关起来，三个人把我擒住，说要把我绑起来，为着陈家的面子。我一边哭，一边有如一头困兽一般，猛力地拳打脚踢，从他们的包围中挣脱出来，迅即跑到门口，用所有的气力把门打倒跑出去了！我真起不到当时会有那样大的力量，也许把我从娘胎内出生时的力量都拿出来了。当我破门而出之后，一面哭着，一面往学校里奔跑。但当我跑到自己的寝室时，头昏眼花，吐了一口鲜血，倒在床上一点也不能动弹。我的四位患难朋友围坐在我的床边，听我诉述这场恶斗经过时，她们都感动得落泪了！她们一致愤慨的说：“我们从此不出校门，除非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还有几位同情我们的同学，也来探望我，她们听了我的四个同志转述我所遭遇的一场恶斗的情形之后，也都异常感动，走近我的床边，慰问我，叫我好好地休息。

　　过了不久，我的堂叔又亲自来学校见我，但我却以病藉口拒绝。这位堂叔陈时，原为我没有思想以前最尊敬的，但自从我有了思想之后，我对他的尊敬也就随着我的思想急剧变化而逐渐消逝了。前面已经说过，他是运用祖遗的财产创办大学，自己作了校长。由于他的资质聪明，具有外交手腕和才干，物质的条件和地位，因而他结交了省长和督军、政客、官僚、教育界名人乃至名人学者和教会首脑。他是一位四面拉拢八面圆通的人物。因而在湖北教育界建立了很高的声望。当然，他在陈姓氏族中也就自然具有无上的威望了。但我这次不但违抗他的旨意；而且还拒绝会见，这对于他还是第一次哩。

　　自我们得知政府当局将要逮捕我们的消息后，我们便立即以五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散发到各学校和各团体及新闻界，声诉校长开除我们之无理由和暴露他的各种卑劣手段；并派代表（同情者）到各学校学生会要求援助。武汉全省学生联合会立即召集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假如女子师范的五位学生被逮捕，即举行总罢课（武汉的学生因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都各自在本校组织了学生会；并产生了全省学生联合会而加入了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统治当局得知这个消息后，对于用武力逮捕我们举动有所顾虑，恐因此引发更广泛的学潮，因而我们得以安居校中。

　　学校当局，由于软硬兼施的办法，都不能实现，末路穷途，只有孤注一掷地悬牌开除我们了。当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和同情我们的同学商讨如何应付。首先我们以同情者的名义作一宣言，抗议校长开除我们之不合理，并暴露他对学校种种不合理的制度、设施及任用私人等等，立即油印一批，以准备悬牌时向同学宣传和鼓励，并准备散发到各学校和社会上去。

　　在一个寂静的晚上，我们的同情者秘密地告诉我们说：她得到了情报，明早就要“悬牌” 。于是我们三人一起、五人一道地传递着临时应付的步骤；那时的情景是秘密、严肃而沉重，宛如身临战争的前夜！

　　一个紧张而壮烈的场面到来了！早晨七时，正式开除我们五人的木牌，高高地悬挂在大礼堂的门前了。当一个附属小学的学生②跑来将这件事告诉我们时，我们便一齐奔向校长的会客室。当我们到达门口时，恰巧校长刚从里面出来准备外出，以避一避这个风浪。我们五人立即把他围起来，严厉地质问他开除我们的理由，并进行激烈的争辩。这时，他的态度很强硬地说：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资格同我谈，你们已经是被开除的学生了”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同他争辩，而是缠着他不走，以待援兵到来。但他想不到我们会有这样的准备。教务主任从“朝会”上赶来向他说：

　　“王先生你有事就赶快出去，不要耽搁太久了。”但他因为当着我们的面子又不好明说将有不利于校长的事发生，只是催校长赶快走；然而，在校长方面，由于一年多来为了我们的问题困恼不堪，此时想在我们面前发泄久积胸中的怒火，因而他反而在会客室坐下来，准备继续同我们争吵。他以为五个被开除的学生是闹不出什么乱子来的。

　　但正当我们同校长争吵时，几百个同学都集合在操场上举行“朝会”，其中几个同情我们的同学利用这个机会作激昂的演说为我们五个鸣不平，对校长无理开除学生的措施作严厉的攻击；对其他不合理的行为，如压制学生的自由等，都予以无情的暴露。结果，大多数的同学（各班都有），在这一鼓励之下，激动起来了！像怒涛般的情绪驱使着他们列队冲至大礼堂摘下开除我们的木牌，由李哲时同学双手举起走在队伍前面，一齐蜂拥到校长会客室，把木牌掷在校长面前，大家用脚乱蹬。此时群情激昂达于极点。有些同学放声大哭，有的叫喊和咒骂，有的呼喊着要打。校长此时吓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之下，由几个职员将他护送至校长室，把房门关起来了。我们派几十个同学重重包围着校长室，把他禁闭在里面不准逃走，以便迫他辞职。校门外悬挂着一长幅以墨笔写着“驱逐教育界蟊贼王式玉”的大白旗；校门由几个雄纠纠的同学把守着，不是我们方面的人，一概不准出入；电话亦由我们掌管。那些男教员们见情势不佳，都偷偷地从墙头上爬出去了；那些拥护校长的同学，看到我们人数众多而又勇敢，也都避开了。这一幕斗争的活剧，宛如革命的群众夺取政权的缩影。

　　为着客观的需要，为着达到驱逐校长的目的，在我们的鼓动和号召之下，立即召开了一个临时大会，在这个会议上，罢课委员会产生了；为着维持当时纷乱的局势和严密地监视校长，纠察队也组织起来了。罢课委员会迅即采取了分工合作制：宣传、组织、外交等部门都各自积极执行它的任务。驱逐校长的宣言和暴露学校一切不合理制度的传单，都是宣传组起草和油印，分别拿到武汉各学校各机关去散发了；在外交组积极工作之下，很快便和各校学生会取得了联络，获得他们的同情与援助。虽然，在我们校内，校长也拉拢了一部份学生，但由于当时我们声势浩大，她们只有避不露面，而不敢有任何的表示与动作。

　　这一骚动从早上七时半起一直到下午七时，在此过程中，首先是教育厅派了二位科员来同我们五人谈判，问我们要什么？我们的回答是：“要校长引咎辞职”。他们看到我们的态度如此坚决，便告辞而去。随着又是那几位教育界的名人和学者，如李廉芳、陈时和李汉俊又来和我们谈判，进行调解，提出的办法是：“恢复我们的学籍，校长仍旧作下去。”我们不接受这个条件，坚持校长必须引咎辞职；而且在辞职书中必须写上“引咎辞职”四字。僵持的局面，直到下午七时，他们目睹学生的情绪如此激昂，互相商讨之后，遂推举李汉俊谒见校长，以实情相告，校长在这种种情形之下，便不得不向教育厅提出辞呈，并按照我们的条件写了“引咎辞职”四字。当辞职书由李汉俊从校长的幽禁室中带出来给我们看过之后，在我们的胜利的微笑中，校长才蹒跚地步行出来。

　　在第二天的下午，我们又派代表到教育厅去询问，结果，校长的辞职书已得到教育厅的批准。闹了将近一年的学潮，在我们的奏凯中告了一个段落。

　　这次女子师范的学潮，曾震撼了整个的武汉。在将近一年的斗争过程中，我们散发了无数的传单和宣言，勇敢而坚毅地为反抗学校封建传统的思想和不合理的制度，为争取一般的民主自由而斗争。虽然在斗争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的挫折，经历了各种各式的威胁和利诱，但由于思想给予我们的鼓励，我们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终于获得了胜利。这不仅在湖北省是第一次，而且在全中国也是第一次；它对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启迪，启蒙思想的发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推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学潮的末期，我们五人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不久又加入了共产党（这将在下章叙述）而在往后的年代中，女子师范的学生曾不断地提倡妇女运动和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些便是明证。

注释：

① 在开始罢课和在斗争过程中，我曾写过几封长信说明闹学潮的原因和理由，他曾同情我们，并把我的信给他的某些朋友看。因他知道一般人很难了解我们。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她说：“我的父亲看过你写给你父亲的一封很长的信。因此，他说：在没有看到这封信之前，我以为女孩子不懂什么，是胡闹。但这封信写得很有道理，文字也有条理，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从这几句话看来，他也受了这封信的影响而相当同情我们，这位同学是我们罢课时十二人中之一。在下一个紧张的决定性的斗争中，她是同情者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她的父亲也接到留级一年的通知书，但他不像其他的几个家长一样把女儿幽禁在家里，而是让她到学校里作援助我们五个人的活动。当然她的活动是秘密的，否则，她也会被开除。

② 上面所提到的这个附属小学的学生是我们一位最得力的同情者蓝淑文的小妹妹，我们预先安排好了叫她看到悬牌时就即速来报告我们，以免校长外出就不能实现我们的计划。因学校很大，大礼堂界于师范科和小学部之间，只有小学生才能够看到大礼堂；师范生平时是不准许到那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