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

　　在湖北省黄陂县城五里以外的乡间，有一个村庄，那便是当地著名的“桃花庙”（现改为桃花村）。这个绮丽的名字——桃花庙——并没有美丽的景色值得赞赏。环绕于村庄四周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点缀着疏疏落落的农屋和平民住宅、树木及池塘。除此之外，这里既无雄伟的高山，葱笼的茂林和修竹，也没有秀丽碧清的河流；单调和枯燥，便是她的缺点。但一跨进这个村庄，人们便可发现，她呈现一幅别有情调的画图，因这里不但有许多大地主的建筑堂皇的宅第；而且还有些在科举时代成名的人物的私邸，在他们一排列府第门前的广场上，竖立着一对高耸入云的旗杆，夸耀着科举功名的标志（旗杆是举人的标志）。在他们的黑漆而高大的大门内，尤其是在雕梁画栋的宽大厅堂内，悬挂着金底黑字或红底金字的匾额，上面书写着科举功名的头衔，这便是陈姓的氏族。也许桃花庙就是因此而著名的吧。

　　这个笼罩着浓厚封建气氛的村庄，便是我诞生的故乡，也是我消度童年时代的地方。

　　当1902年农历5月5日端午节的那一天，我诞生了。当我出世的时候，我的家庭是一个宗法式的大家庭，家境虽然已从大地主没落成为小地主，不算富裕，但可称小康之家。典型宗法式的家长，自然是我的祖父陈贡三，他是秀才兼进士；但由于他的性格孤傲，不善于钻营和奉承，没有做大官，大概在外供职没有多年，就呆在家里，靠着祖遗的田产和儿子的奉养，享着他的“清福”，一直享到七十多岁。我的祖母，因出身于大地主的家庭，因而她对封建式的旧礼教和旧伦理道德特别重视。她经常拿这些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来教育她的后代。她是一位异常聪明能干的女子，虽然没有读过书，但说起话来都是成语格言，不但用得妥当而且口才甚好，记忆力特别强。

　　我的伯父陈德辰，性格豪爽，但有点急燥，因此，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没有获得功名。往后便一直当教师。约在辛亥革命前三年，他带着一笔出卖家中田产的资本，同我的叔父一起到新疆去开一间西药房，生意甚好。但由于他在那里领导反满清的革命运动，为当局发现，伯父逃亡伊犁，叔父由于他的口供甚好，被捕后没有枪决，当作囚徒押送回家，药房充公。我的伯父在伊犁当教师，不久，便病逝于伊犁。我的父亲陈德昭，是一个秀才，但恰当他获得这个功名之后，科举便被废除了，他觉得再也不能上进。这便是启示他往后留学日本的动机。我的叔父陈德明，他是我的祖父母最后一个儿子。由于祖母对他的溺爱，致使他在幼年时代读书不认真，也没有学一种其他的技能。他不但没有能力养活他自己和妻子、儿女，而且还浪费家中的财产。他从新疆回来后，我的父亲得到祖父的同意，再次卖一部份田产，作为资本在黄陂县城开设一间炭行，为我的叔父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但他作了老板，便在黄陂县城结交了一些高等无业游民和纨绔子弟，终日以吃喝嫖赌为乐。结果十个月这笔资本花光了，炭行自然也就关了门。

　　我的伯母是一位漂亮能干的妇女，爱整齐清洁，我从小就很喜欢她，因她没有孩子，她也很爱我。我的母亲江秋仙是一位老实人，她从小就失去母亲，受后母的虐待，随后又失去了父亲，后母对她的虐待，更无顾忌，以致养成了服从柔顺的习性。她心地善良，是一个天然的良妻贤母。我的婶母无论从她的仪表、能力和习惯那一方面来说，恰好同我的伯母形成了一个对照。

　　至于我的二位姑母，都是封建传统道德片面贞操观下的牺牲者。大姑母约在三十岁左右，姑丈就去世了，留下两子一女，从此就守节。二姑母只有一个儿子，二十几岁就守节。自从她的丈夫逝世以后，家境更陷于贫困，因而经常带着儿子住在娘家。她具有突出的刺绣技巧，因而有许多大地主的家庭都愿意出高价请她绣花，作为女儿出嫁之用。由于她的聪明和处理人事各方都很得当，差不多我们全家的人都喜欢她，尤其是我的祖父母和我的父母亲。因而，她在生活各方面获得了特别的优待和帮助。

　　当我三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看到当时留学日本之风甚炽，他的亲族许多大地主的儿子，——他的堂兄弟和表兄弟们都纷纷赴日留学，于是他也不顾父母的反对而毅然决然地随同几位亲族兄弟一齐东渡了。他的这一举动，不但使他本人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礼，学成了专门的学科——数学、物理、化学——和在社会上筑下了新的立足基地；而且对于我这个幼小生命的未来命运，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封建宗法社会的家庭里，重男轻女的习俗是根深蒂固的。据我的祖母自己说：她因为害怕替女儿缠足的麻烦（每天必须重缠一次）和出嫁时嫁妆的负担；虽然家境并不贫穷，但她却亲手溺死了三个女儿，只留下最先生产的二个。而且那些刚刚出世的小生命，都是在一个接生孩子的木盆里结束了的①。由此可见，当时女子的命运是如何地可怕和悲惨了！然而我还算侥幸，当我出世时，我的那个大家庭里还没有一个小孩子。虽然我是一个女孩子，但“河里无鱼虾也贵”（我的祖母常说这句话），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却被全家当作宝贝一般，尤其是祖父母。因而，我这个可能在木盆里溺毙的小生命，但因生逢其时而获得全家的宠爱了。

　　按照一般的习俗，女孩子一到四岁就要开始缠足了。这一种风俗，对于女子真的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使女子终身变成残废。当我到这个年龄时，我的父亲从日本一封一封的信写回来，严历地嘱咐家人绝对不要为我缠足。虽然家里人都不赞成，但因他的态度太坚决，他甚至说：“假如谁要主张为我的女儿缠足，我回来时就要同谁拼命。”这样，家人只好听从他的主张。这是决定我未来前途的第一个关键。

　　当我的父亲从日本回家时，我已经六岁多了，有很好的记忆力了。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带给我的几件玩具：那红色的不倒翁，精致的小汽枪和纸做的五彩球。这几样东西，在当时不但我这个乡下的小孩子从没有见过，就是那些老年的乡下人也是见所未见哩。我对于那几件玩具，如获至宝，异常珍贵，甚至连睡觉时还放在枕头旁边；有时拿到邻居的小孩子面前显示自己的骄傲，这是普遍的儿童心理。

　　我的父亲很爱我，更由于他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回家后，就决定要我开始读书，他并向家人声言：

　　“我的女儿是要同男孩子一样读书的，不要学针线，专门读书，将来出嫁时，没有嫁妆。这笔费用专用在她读书方面。”这便是影响我未来前途的第二个决定性的关键。

　　我开始读书的学堂（并非正式的学堂，是私人义务教育自己亲族的），是在一位大地主堂伯父的家里。那是一个用每块都是一样宽大的长石头和火砖做得很整齐高大的院子，当地人都叫它“大院子”。跨进这个大院子的总门，便看见两棵巍然耸立的梧桐，两旁栽着芭蕉，其中点缀着疏疏散散的花草。里面连排有三座高大的石库黑漆大门的房子，右边还有一个花园，中间的一座就是我读书的所在。这个小规模的学堂是设在一间厢房内。建筑富丽、清洁而舒适。我们的教师就是房主人堂伯父的长子，他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他为着提倡新学，决定不教古文，而采用新教科书，并教数学。阿拉伯数字第一次出现于我们的乡间，乡下人都说我们的学堂是洋学堂，我们是读洋书，写洋字。在设备方面，除桌椅外，还有黑板，用白粉笔写字教学生，这也是乡间从未有过的。

　　但这学堂于无形中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因而学生不多，都是陈姓一个大地主氏族的子女。假如按照我的家庭境况说，我还不够资格进入这个贵族化的学堂；但因我的祖父和父亲的功名，尤其是父亲留学日本的资格，我才得以跨进那座壮丽的院落的大门。我很欢喜读书，但不知怎的，当我一到了那里，在幼稚的心灵就感到一种不安和窒息，不知不觉拘束起来，一点也不活泼，甚至简直不动作，只是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仿佛被他们以高大和堂皇的建筑所压缩，觉得自己变得更小了似的（我当时约七岁是最小的一个）。同时又看到那些堂兄弟和姐妹们，尤其是那些堂姐妹和表姐妹们，他们经常都穿着红红绿绿鲜艳的服装（因她们都比我年长得多），相形之下，不知不觉地感到自己渺小、自卑。因我在自己家里一向是一个宠儿，也许因此养成了一种好胜或自尊的习性。因此，我不大喜欢同她们一起玩，也不愿意吃他们家里的东西，时常不接受他们给我的糖果等，他们对我很好，他们认为我不贪吃是良好的习惯，但他们时常留我吃午饭，当下雨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吃午饭，因我的家离那里有一小段路程。当下午“放学”两个字被宣布出来的时候，我好像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囚徒一样，放开步伐拼命往家里奔。当我回到自己家里，同我邻近平民化的孩子们玩耍的时候，我就天真活泼起来，变成一个灵活调皮的孩子。从此，在我幼稚的心灵上便深深烙上了贫富悬隔的印记。

　　在那个贵族化的学堂里约读了两年，族中另开办了一所新式的规模较大的小学，校址也是设在一个陈姓氏族大地主的厅堂里。这完全是一所新式的小学，课程除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外，带有体操和游戏。不但贫穷人家的孩子可以进来读书，即不同姓的孩子也可以收留。这可以说是一所较平民化的学校。当然大地主的子弟也有，但正因为没有等级身份的限制，有些保守的大地主，便不愿把他们的儿女送到这所学校来（尤其是女孩子），而聘请塾师在家里教，尽管学校就在隔壁。我在这所学校里，感到极大的兴趣，虽然校址离我的家比以前在“大院子”的学堂要远一倍，但我从未缺课。一天来去四次（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有时雨下得很大，乡下的泥路很难走，家里的人都不准许我去上学，我就以哭吵跳脚来抵抗，坚持一定要去，结果只好叫雇工（长雇在家里种菜和作杂事的）披簔戴笠背着我去，接我回来，家里的人害怕我滑跌在泥路上，我当时九岁还没有满。

　　这所学校在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炮声中被迫停止了，由于黄陂县城被起义军纵火助战，破城而入，解决了满清军。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夜，我的父亲突然被五里以外黄陂县城频密的枪炮声惊醒了，我也被惊醒了。他跑到外面一看（我也跟着去看），只见红光满天，知道是由于战争，县城起火，据从县城附近逃难的人说：“是破城了，起义军胜利了”。但我们的村庄离铁路很近，一有战争就非常危险，因此，我的父亲立刻把家中所有的人都喊起来，决定一部份人马上先逃。一时大家手忙脚乱，清理行装，准备动身逃难。雇工预备好了家中已有的那部原始的独轮推车；连同从外面叫来的二部同样的车子，在极端慌乱而紧张的情形下，我的祖母、伯母、母亲、婶母和我以及二个小弟妹们都一同出发了（家中留有祖父和父亲）。在这个深秋的午夜里，凉风瑟瑟，寒气侵人，车轮在夜色苍茫中缓慢地转动着。道路上逃难的人携儿带女，或牵着牛，赶着猪的步行者甚众，我的祖母和伯母以及母亲等，坐在车上唉声叹气，互相谈论着以后不知如何结局的问题。我虽然也受这一紧张气氛的影响，但我一点也不害怕，更不晓得担心，内心里却充满着一种莫可名言的新鲜之感。当那一轮红球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升上来时，我精神上所受的那种惊慌和紧张的影响，顿时全都消失，而感到一种分外的新鲜和愉快。这时，我不但不坐车，有时路上遇着高坡时，还在前面背着一条粗绳子拉车哩。我的祖母同母亲、伯母、婶母等，都异口同声地感叹着说：“不缠足到底好，我们就走不动啦”。车轮按部就班地向前转动着，我也就沿途跑着跳着。时常走到车子前面，去了又跑回来，好像向她们显示骄傲似的，这是一种微妙的儿童心理。路程愈走愈远，我也就愈高兴，因为愈远则愈接近高山峻岭，遍山的松柏和茂盛的竹林，这些正是我自己的村庄所没有的。将近傍晚，六十里的辛苦（对推车的工人说）旅程已经告一段落，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便是我婶母的娘家，她的父亲是地主兼商人，开木行、当铺；对当地的农民来说，自然是一个双重的剥削者，因此，他便成为当地颇有资产的人物。她的长兄是秀才兼绅士，日本留学生。由此可见，地主的资产阶级化，在当时已经相当的普遍了，因那里还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哩。

　　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突然来临，虽然婶母的娘家都感到惊异和不快之感，但因属至亲，而且这种情形在战争发生时是常有的事，因而他们在表面上也不得不客气的招待我们，并安排我们的生活。当晚便把我们安置在一座新造好的房子里，并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晚餐。房屋高大而舒适，我觉得生活比在自己家里更新鲜而有趣，但没有学校可以读书，过了一个短时期又感到无聊。我们住了不久，婶母的娘家告诉我们，由于我们之来，颇引起当地人民的注意，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富有资产，害怕我们之来的招摇，更吸引土匪的觊觎，因而抱怨我们，婶母的长兄甚至当面责难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带那样多的行李。他们为了避免“受累”（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一天晚上有几个土匪抢他们的当铺），于是替我们租了两间简陋的房子，——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又迁移至另一个更偏僻的区域（因我的祖母的娘家逃难到那里，他们租了房子暂时住下，他们建议我们迁到那里去）。这个地方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风景甚佳。但一般人民的生活却异常之简朴。我的父亲因在日本时就剪掉了那条长辫子，也逃到这个乡村来了，在他的帽子里装了一条假辫子。因为一个没有辫子的男人，如果让满清兵看见了就要杀头的，因此，我们全家都为他担心。

　　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初，满清皇帝退位、南北进行和谈时，我们就重新回到家中，过着安定的生活。我的父亲也重新回到武昌中华大学去复职。他原来是这所大学的学监兼教授（教数学、物理、化学）。这所大学为我的堂叔陈时私人所创办。他是大地主家庭的长子，从日本回来后，得到他的父亲的同意，运用祖遗的财产来创办大学，他自己作了校长。他当时不过二十几岁，便资质聪明，短小精干，颇有外交手腕。这所学校规模相当大，其中附设初中和高中，往后颇负盛名。

　　这次革命，在我的幼年回忆中，实行得最普遍和最徹底的，就是男子的“头发革命”——认真实行强迫剪辫子，革命军无论到任何地方，一经发现有辫子的男子，便毫不客气地用刀子割下来，这算是辛亥革命的一种最彻底的“改革”。

　　记得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春天，我同奶娘（我的妹妹的奶娘）去采桑叶喂我养的蚕。因桑树旁草地有水，我就脱去鞋袜赤着脚，在那好像铺了一层水晶似的青草地上跳跃着，觉得清凉而爽快，猛然听见一阵皮鞋的脚步声，几个武装的兵士向我走拢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一手把我的辫子抓着，正要用刀子割时，我惊骇得大叫起来：“我是女孩子呀”！“女孩子怎么不包脚呢？”他们反问着我（因当时不缠足的女子异常之少，在我们的乡村，只有陈姓大地主和留日学生的家庭不给女孩子缠足，已经缠过的年轻妇女都用药水放大）。

　　“我的爸爸是日本留学的，他不准许我包脚呀！”我回答。

　　他们听了这句话，才放下辫子，但还表现将信将疑的神情。奶妈从桑树上下来，又再三向他们说明，于是他们才哈哈大笑地走了。由此可见，当时缠足之风，并没有因革命而有所改变。不久，虽然由我的堂叔陈时所提倡，通过黄坡县长在县城外的广场上开过一次大规模的“天足大会”，他亲自上台演说，大肆宣传放足，并预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到会的妇女（我的母亲和伯母婶母等都参加）；奖励放足。但那些保守的、文化水平很低或简直没有文化的人家，却仍旧不能接受这种主张，他们都是这样说：“女儿不包脚，长大了没有人要”。

　　辛亥革命后，最使我感到兴趣和新鲜的，便是到了这年元旦（西历），陈姓氏族好些维新人物的大地主家庭的门前，飘扬着大幅的五色国旗，用柏树和五彩缤纷的纸做成的花朵，沿着大门的边缘，扎着彩，表现一种新式的除旧更新，庆祝西历新年。尤其是我以前读过书的“大院子”的门前，更是鲜艳夺目。他们都实行互相拜年，把以前的跪拜和作揖（即拱手）改为三鞠躬。我的父亲当然也是新人物之一，我们家里也实行过西历年，但因家境不同，没有悬旗结彩那样的豪举。虽然这些维新人物主张废除旧历年而过西历年，但他们的家庭里所准备的仍旧是过旧历年，我们家里也是一样结果，一年过二次年。实际上，还是旧历年过得认真而隆重。由此可见、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旧习惯，是不容易很快改变过来的。辛亥革命，对于新兴的绅士们也不过如此而已。至于农民还是照旧生活下去，对这个革命，并没有感到什么兴趣，因为革命并没有带给他们什么，穷苦的仍旧穷苦；没有土地的照样没有土地。

　　当旧历年已过，我的父亲便向家人说，要带我到武昌省城去读书，当时我只有十岁。家里的人，甚至祖父母都没有公然反对，但内心里大家都不以为然。认为女孩子的家里读了几年书就够了，尤其是封建思想最厉害的祖父，背后对祖母说：

　　“女孩子总是别人家的，何必这样花费钱去培养呢？”（这话是祖母传出来的）但由于我的父亲当时的资格和声望；同时家庭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部寄托在他身上（虽有田产，但家中人口众多，伯父去世，叔父耗费金钱），家中的开支全靠他的薪金来维持（他的薪水在当时算是相当高的）。由于这两个客观的条件，形成了他在家庭中的权威，而且他本人又绝不自私，把他所有的薪金全都贡献这个大家庭。因此，他的主张就连祖父也不公开反对。我的父亲决定后，就把我带到武昌去读书的这件事告诉我，问我愿不愿意离开母亲出远门去读书？我不但毫无留恋家庭而稍犹豫，并且很高兴地答允了。父亲很称赞我的这种果断态度。虽然我爱母亲，但我喜欢读书。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在一个晴朗的清晨，我的父亲带着我和表姐乘着三顶轿子（二人抬的一种最不合理的奴隶劳动，因火车站离家有二十里路程），后面跟着一个挑夫，从家乡出发了。经过二十里的路程，便抵达车站——横店。在我的感觉里，那里一切的情景仿佛和家乡不同，没有那样清幽和恬静。当一条巨龙似的火车从远方驶近时，我自然感到一种特别的兴趣，我第一次看见火车了！我们坐在车厢里仅仅两小时，汽笛呜的一声，火车慢慢地停下来，到达汉口的车站了。穿过了“大智门”的车站，射入我眼眼帘的，一切都是新鲜、漂亮和雄伟。那黄包车、马车、宽阔而平坦的柏油马路，高大而壮丽的洋房，摩登而漂亮的女人……这一切的一切，在我这个乡下的女孩子看来，都是新奇而美丽的。黄包车把我们拉到了那浩荡的长江岸边，又第一次看见许多现代化的轮船。我们乘上一只渡江的火轮，约一小时，便达到辛亥革命发源地的武昌省城了。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垣，里面的一切都远不及汉口的繁华和热闹。黄包车一直把我们拉到速成女子师范的门前，那就是我寄宿就读的所在。这所学校也是我的堂叔陈时所创办，校址是一座古式的建筑，是一所大公馆式的房子，并不专为办学校建造的。但里面却也高大和雅致，天井里有假山和天竹，有宽大的客厅可作操场之用；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房间，可作教室和宿舍，我就住在这里攻读附属小学。

　　我在这里整整一年中，一切都很平淡（我的父亲常来看我，季节转变了，他就为我添置衣服），除了读书外，没有感到特别的兴趣，因寄宿的差不多都是师范生，都是成年的女子，寄宿读小学的只有我一个，其余的都是走读，尤其有一件事使我深感麻烦的是“梳辫子”。我每早漱洗完毕，就轻轻地走进我的几个堂姐姐们（都是大地主的女儿）的寝室，小心翼翼地看见那一位姐姐的头梳好了（她们都是师范生，，梳日本式的头），就拿着自己的梳子轻轻地说：“姐姐！请你替我梳梳辫子！”虽然一年来从未碰过钉子，但每天第一件事便是哀求别人，深深感觉到是一种最大的痛苦。假如女子剪发在中国提早实现，那我就不会感到如此的麻烦和痛苦了！由此可见女子剪发也是对于女子的一种解放哩。我在这里只读了一年，因速成女子师范一年毕业，学校结束了，于是我又重新回到家乡，那时我已经整整十一岁了。

　　在我最初读书的那一个“大院子”嫡系氏族的一个家庭里，也是陈姓最大的地主之一，这家的主人就是我的堂婶母，同时也是我的伯母的胞妹。她是一位健壮漂亮守节多年、三十岁的寡妇。她虽没有受过教育，但颇有才干，处理那样庞大的财产却能应付裕如（当然她也请了一位账房）。她的婆婆已年逾七十，也是一位早年丧夫的寡妇。此外还有一位叫何姑的（因她娘家姓何，大家都这样称呼她），她是在她的未婚夫死后后才嫁过来“守望门寡”的（守望门寡是未婚夫死后过来的特别名词，这情形不甚普遍，但在大地主和官僚家庭，也有不少此种情形，这是由于女子受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毒太深，我知道好几个女子，未婚夫死了，自己不愿嫁的）。假如不是家里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子，那这个家庭便成为一座“寡妇院”了。我就在这里同着堂弟弟一起读书。我在她家里虽然来来往往读了一年多的书，但从未一睹那位“圣洁”的何姑的芳容。她住在一间很阴暗的深闺里，终日卧在一张几层帐幕的床上，一点也不能动，一切都由几个用人服侍，因她已染上了一种不能医治的病症。据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官吏，他为了赢得封建社会传统的荣誉，遂奖励女儿“守望门寡”，这也就等于判决他的女儿的死刑。听说当她出嫁的那一天，一切的嫁妆和设置，都是暗淡素色的，没有红红绿绿的彩色，她坐的轿子也不是一般新娘子所坐的彩色而华丽的“花轿”，而是坐的黄陂县知县的官轿。一切都呈现着一种严肃而沉重的气氛，宛如举行一个隆重而悲哀的葬礼一般！

　　她来到陈家约有几年，因终日幽禁于闺房之中，除了一二个佣人之外，她根本不见到任何人。因此，抑郁寡欢，后来就一病不起，约在床上辗转了三年之久，才结束了她这传奇悲剧的生命！她临终时还不过二十几岁，听说当她病卧床上时，常常叫她的用人把她的丈夫的旧衣服拿到床上来，她总是拿到鼻子跟前闻闻衣服的气味。这种传说，在我们的乡间传得很普遍，但大家都不能理解她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只说她是疯了。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根据佛洛伊德或其他性心理学专家的精神分析来分析一下，便不难理解：这种举动，不过是想嗅到那些衣服上沾染着丈夫遗留下来的气味，来安慰她异常变态的生理和孤寂的灵魂；是因性的过份抑制和精神极端痛苦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性神经的表现。这种封建抑制和精神极端传统的“片面贞操”，便是女子的一种极残酷的刑罚。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牺牲于这种吃人的“贞操观”之下的，真不知多少？而何姑的悲剧，不过是无数牺牲者中的一个最传奇和最悲惨的典型吧了！那些年轻的寡妇们，终身忍受着人生不能忍受的痛苦已够悲惨了；然而她们至少还享受过短暂的人生应享的欢乐；但连丈夫还没有看见过的何姑这类的“望门寡妇”那就更加悲惨了！

　　至于说到我和堂弟一起读书的情形，却异常之单调而无味。塾师是一个矮小瘦弱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子，是秀才出身，面上从没有笑容，屈背，鼻头经常是红的。我和堂弟对他都说不上有什么好感或尊敬。我每天早晨到那里后便整天不出来，午饭经常都是在那里吃，一直到傍晚才回到家中。在这一天当中，就是功课做完了，也不能出大门一步，因大地主的家庭太富有，总是门禁森严的。于是我们只好在这座房子里的范围内来寻找消遣的玩意了。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就是到后院谷仓里打秋千。我们利用挂在仓房梁上预备磨谷用的粗绳子，把它结起来，然后轮流坐在上面摇荡着，却也怡然自得。自从这个宝藏发现之后，我们就天天钻进去消磨课余的时间。可是，好景不常，过了不久，就给她们发现了（家中的女佣人和买来的女孩子当作奴隶使用的共六七个）。堂婶母和塾师严重的责骂首先便落在我的身上。因一方面我比堂弟年长一岁；看起来我又比他调皮些；尤其那位塾师为着献媚主人，更极力强调所有的玩意都是我出的主意，认为我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其实，如果站在儿童教育的观点上说，我们是绝不应因此而受责罚的。而且应该有些玩具和诸如此类的设备让孩子们玩耍的，但什么都没有。当然，像那种头脑冬烘的塾师和毫无知识的主妇，自然是什么都说不上了。

　　我在这里读了一年，又回到“大院子”另一位堂伯父的家里去读书了。他们几家共同聘请了一位塾师，他也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秀才，学问很好，是我的一位堂叔父的岳父。学生都是女的，除我以外，其余的都是他们那些大地主的女儿和亲属。那些年龄较大的程度较高的组成一班，专教古文和诗词，学习作古文，作古诗；我们五个小学生分成一班，除了读一种新式的国文教科书外，其余的读物也是古文和古诗一类的东西。每早每一课就是“背书”，站在塾师的桌子旁边，背对着他，口里一边背诵着，身子像钟摆一亲地向两边摆动着。这样的背书，经常是很长的时间，背完了所有塾师指定的书，他才教新的，读熟了就写大小楷字；中午回家吃饭，下午仍旧是温习所有读过的书。塾师整天坐在我们这间课室里，真使我们感到苦闷，每天只有下午两小时到高级班去教她们，我们才能吐一口气，在课室里玩些花样，但不能离开课室。我这次重来这里读书的情形与以前完全不同，不像过去那样拘束了。这也许是因为在这一班中我的年龄最长程度较高的原故吧。不过我总觉得塾师对我的态度比对那些富家小姐们冷淡得多，虽然我从没有因背书不流畅或其他功课而受过责罚。

　　在我们这一班中，有一个表妹和我最要好，她是一个聪明而又漂亮的姑娘，我和她总是暗中拿熟师来取笑，那位老师有二种古怪的习惯：一是当他坐的席位上看书时，手里总是拿一把小剪刀在鼻孔里剪鼻毛，有时剪刀把鼻孔弄痛了，呵呀一声，头就一仰，表演出一种滑稽的姿态；另一种就是用手在膀子上摩擦，渐渐地就有无数的小黑垢条子出来，他把它们集合在一起，搓成一颗黑丸拿在手内，一面高声朗读着古文或诗词，一面捻着那颗黑丸。我和表妹自从发现老师的这两种习惯后，就时常乘表演这两种姿态，于是便互相恶作剧起来。每当她站在老师桌旁“背书”时，我就表演起这两种动作来。常使她笑声硬在喉管里连书都背不出来；但当我“背书”的时候，她也表演同样的动作来报复我，也把我弄得狼狈不堪，硬着喉咙放大声音背下去，以掩护和控制硬在喉管里的笑声。我们常表演这种戏剧。可是，有一天下午，却被他发现了，大发雷霆拿着木板，一边骂，一边在桌子上乱拍。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便一齐大声拼命读书。板子越拍得响，我们读书的声音便越高。因此，他对我们也不方便明白责备，也没有打我们，只是罚我们迟一点放学吧了。当高班的姐姐将他的晚餐送来时，他叹息着对她说：

　　“唉！教书的不是人啊！你们要劝她们下次对先生不要无礼。”

　　“你老人家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呀！”姐姐回答他说，表现一种惊异的神情。

　　“她们简直不把我当作人，更不要说当师长了”。但他又不具体地说出其所以然，于是接着怒气冲冲地说：“回去”！我们听到这个命令，抽起脚根连走带跑地回到家中。次日，因高班的姐姐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叫我和表妹到她们的教室并问我们：

　　“究竟你们昨天干了些什么，使得老先生那么发火呢？”

　　我们一方面叙述，同时表演，老老实实地告诉她们，结果，除了引起她们一阵大笑之外，并没有严重的责备我们，她们只是轻声带笑地说：“下次再不要干这一类对老师不尊敬的事”。

　　我从六岁开始读书，就从不缺席，而且又是守纪律的学生，但为什么从开始就对塾师反感，这次又拿这位塾师取笑呢？现在回忆起来，这并不是出于无意识的顽童行为，而是由于我从开始一直三次都在大地主的家里读书，那些塾师于无形中对我不免有些歧视。例如我的家比她们离学校远，她们都是在一个院子里，我总是比她们早到；功课总是按照塾师的嘱咐做好，背书总是流畅的背完。但这位塾师从未称赞过我一次；而对那些大地主的女儿或亲属，常常当着我的面前笑颜称赞，对我淡然置之，从没有过笑容或对我说一句话，只是把书教完了就说一声：“拿去读”。这种情形常使我感到难堪而不心服，因而产生一种反感。这次拿这位老师取笑，就是多年来受了委屈的儿童报复心理的一种表现，尤其对他特别反感。同时，当时中国的那种头脑腐旧的“老秀才”之流，根本不懂得教育方法，只是严厉地把书往学生的脑子里灌进去，同时又不许随便玩耍；因此，“闷中寻乐”也许是拿老师取笑的附带原因之一。

　　在这里约莫一年半左右，黄陂县城里开办了一所女子职业速成学校，一年毕业，我和这个表妹连同陈姓氏族的女儿和亲属于暑假后都进入职业学校了。进城不远，经过一条夹道，道旁绕着一条碧清的河流，裁种着一排整齐而浓密的树木。里面便是学校的所在，建筑半中半西，但却也宽大而幽静。学科方面，除了国文、算术、常识外，其他主要的是缝纫手工和织布，但织布一科，我和表妹由于年龄不够，不能学习此科，这些科目，我一点也没有兴趣。一年毕业，拿着一纸毕业证书回到家中。童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至此告一段落。

　　在家庭教育方面，我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她只能按照一般作为一个善良的母亲来教育我，而且她本人就是一个榜样，她的心极软，假如有谁来向她借钱，总是有求必应；假如她手中没有钱，她也会把她耳上戴着的金耳环借给人家拿去押的。我的父亲虽然在家的时候很少，一年之中，只有寒假和暑假在家，但我回忆起来，还是受他的影响和教育最为深刻。他虽然从未打骂过我，但我对他的敬畏却超过了家中所有的人，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家庭和乡村中享有威望的原故。因他在日本留学二年是苦学，时常挨饿；冬天因衣服不够御寒而受冻，但他安然忍饥受冻，苦学三年。幸而由于他的人缘甚好，有些亲属或堂兄弟自动地帮助他。由于我常从邻居听到这些故事，因而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他的一言一动，我都异常之注意，甚至极力模仿。如像他很慷慨，富于同情心和讲究卫生至喜欢漂亮（他本人很漂亮）等等，我也就样样模仿，因而，我也逐渐养成一种慷慨和爱清洁漂亮等习性，尤其富于同情心。

　　记得有一次，我约七八岁时，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的父亲带我到稻田间去散步，在田基上，我们发现一条长形新印花布浴巾。父亲对我说：“这条浴巾倒不错呀，我们拿回去自己用呢，还是留在这里让人家来拿”？我说：“应该留在这里让人家来拿，这是种田的人丢掉了的，他们很可怜”，我的父亲热烈地抱着我，连声称赞我的心地好，回家以后把这件事告诉家人，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幼稚的心灵里铭刻着永不遗忘的印记和鼓励。

　　另有一次，那是一个初夏的季节，我的年龄较大些了。看见我隔壁的堂姑母睡在地上滚来滚去地嚎啕痛哭着，好像不想活命似的，因为她的一件新做成条子花纹布的衣服，在从丈夫家来的路上提在手里步行时丢掉了。她的夫家和娘家都很贫穷，这件衣服是她费了多少劳力，——从种棉花，纺纱，织布，一直到剪裁和缝纫。总而言之，是她在漫长的岁月中用原始的劳力和手工制成的，叫她怎么不特别伤心呢？我站在她的身旁，目睹此情此景，也不禁洒着同情之泪！我为同情心所驱使，急忙跑到家里，从后门溜进母亲的房间，在的衣柜里拿了一件粉红色洋布镶着黑边的上衣偷偷地去送给她。她当时因我没有说明来由，不肯接受，我便撒谎说是妈妈叫我送来的。于是她坐起来，停止了哭声，接受了衣服，用手揩一揩眼泪对我说：“替我谢谢你的妈妈”。我没有想到未来母亲会发现，因我知道：我的母亲衣服很多，拿一件给人家她也不会知道的。但过了几天，我的母亲发现那位姑母所穿的衣服同自己的另一件颜色和式样完全一样（因为那是两件同样的衣服，是她出嫁时娘家当作嫁妆做的，我送的一件还没有穿过哩）。她便同婶母随便谈及此事，她说：

　　“奇怪！隔壁姑奶奶穿的一件粉红色衣服同我另一件是完全一样”。

　　我当时在旁恐怕她去找那一件衣服，就老老实实地对她说：“就是你的那件呀！”

　　我的母亲听了这句，表现十分惊奇的神情，并且责骂我说：

　　“该死的女子（我们乡间骂女孩子的话），到底怎么一回事呀！”

　　我当时一点也不害怕，我很自然地把堂姑母那天痛哭的原因和情景告诉她并且解释说：

　　“假使我预先告诉你，恐怕你不肯，因为那是一件崭新的您还没有穿过的衣服呀。”

　　她是一位心肠极软的人，听了这些话也有些感动似的，并没有严重的责备我，只是说我的胆子太大。她最后警戒我说：

　　“下次做什么事一定要预先告诉我，因为你的年纪太小。像这件事，好在你老实说出来了，省得了好多的麻烦。”她同时又嘱咐我的婶母说：“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出来，就算是我送给她的好了，免得姑奶奶知道了不好意思。”

　　暑假父亲回到家中，在一个炎热的晚上，我们全家都在家外的广场上乘凉，母亲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故事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完这个故事，面上浮起笑容对母亲说：

　　“这孩子心肠很好，你没有打她吗”？母亲说：“没有。”虽然是这样一句轻松随便的话——这孩子心肠很好——，但我却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这句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童年时代的生活，一般地说来，是相当幸福而快乐的，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我虽然只是一个女孩子，但“幸运”照顾着我。恰当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全家渴望小孩，因而我便获得全家的宠爱了。在这座“爱的温室”中，培养了我的自由、活泼和乐观的性格。我被人爱或同情别人。正由于童年时代一向生长在优裕而被宠爱的环境里，除了不知不觉地培育了我的自由、活泼和乐观等性格外，还养成了一种“多情”和“爱美”的习性，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漂亮，我都特别喜爱、善感和多幻想，常常虚构各种各样的美丽的理想境界，把自己安排在一个最美满的位置上，小小的脑筋常常因幻想而不能入睡，这便造成往后我时常失眠的毛病。

　　人生的寿命总是那么飞跑着，我已经十四岁了，快乐的童年时代轻轻溜走了！

注释：

① 中国妇女生产都是住在家里，（根本没有医院）由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妇女接生。当时没有任何设备。产妇坐在一个四只脚的木盆上，由接生婆在背后扶着。婴儿生出来就落在盆里。假如是一个女孩，产妇不愿意再多养育一个女孩的话，她自己就放些水在盆里，那不幸的小生命很快就结束于血和水的木盆之中了！当我出世时，这种情形还相当普遍，但后来便逐渐减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没落和欧美文化输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