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湘：怀念母亲—

怀念母亲——代序

程映湘

　　十月书屋准备出版陈碧兰的回忆录，要我写一个序。我只能以女儿的身份，趁这个机会表达一些深切的怀念。

　　从最幼年可记忆的时代开始，我已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我的母亲不是一个很寻常的女人。在白色恐怖之下，镇压的急风暴雨常常把我们这小小的家庭弄得朝夕不安，奔走躲避无形或有形的致命威胁。在如此狼狈的情景下，母亲始终尽可能不让我这个刚起步的幼儿蒙受残酷现实的冲击。当危险已迫在眼睑时，依然镇静自如，跟父亲用俄语商量，让我迳自猜谜，还可天真地逍遥在孩童的小天地里。尽管如此，一系列的事件在我稚弱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我经常从恶梦中惊醒，叫喊妈妈爸爸，时时有突然失去他们那种无可比拟的恐怖。

　　我发现我有一个不寻常的母亲，是在父亲遭国民党逮捕入狱，突然从我的小天地里消失之后。母亲一直不愿同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讲实话，避免刺痛她已受伤的心，只说他去了北方。为了养活我和还是婴儿的弟弟，她开始整天整夜的教书，写作，出去办公。为了我能生存下来，她找到一位友人，是上海近乡安亭镇上小学的校长，把我收容，当时我只有六岁：我身体太脆弱，大多数朋友都担心养不活，会幼年早夭。乡村生活有规律，有新鲜食品，又有广阔的天地，应该很足够驱散远离母亲的悲哀，可是不意疾病又在我身上作祟；跟母亲的生活关系是疏远了，但母亲不断寄给我许多儿童读物，维持了精神上的联系。

　　偶然一次在教师阅报室里，有位教师正在阅读一份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作者正是母亲当时的笔名陈碧云。我天真地指著这个名字告诉教师这是我的妈妈。这个大发现使教师们都惊愕不已。我才开始了解我的母亲不仅是我的母亲，而是有好些人知道或认识的人士。当然这个发现引起我对母亲一种新的情绪：是敬重又带着一点骄傲，觉得我还是幸运的，有这样一个母亲，她是一些年青教师们尊重又羡慕的青年女作家和社会人士。

　　暑假回到上海家里，除了晚上她回家吃饭睡觉，有时星期日带我去青年会编辑部她的办公室（她经常去写作的地方）以外，我很少有机会见到母亲。但是我把母亲当作最需要爱护的人来看待。她很容易失眠，所以她的睡眠时间是神圣的；我在屋里来来去去动作就谨慎到像小偷一样无声无息。

　　中日战争爆发，从炮火硝烟中死里逃生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全家面前。他是南京监狱在飞机空袭下最后放出的政治犯，他真像奇迹似地回到了上海，回到他常常思念的家。我们这个打得支离破碎的家又重新聚合，又热闹起来了。

　　我记得还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把高尔基的「母」编写成个小剧本，在校里和同学们自导自演起来，也许是不自觉地想把母亲的形象提到一个崇敬的高位拱托出来吧！

　　当时的母亲是个非常灵活机敏的女人，在敌伪非常险恶的环境中，居然以最平凡的家庭妇女的姿态，从容应对左右邻居，使他们不觉察她自己和父亲的背景，比较平安地过日子，还使被敌伪多次追捕的父亲脱离险境。她对人与事观察太敏捷，时常给人印象：太神经过敏，太过急躁，不冷静理智。我自己观察到她处事能当机立断，危险越大她越冷静果敢。她的性格是偏于豪情奔放，遇到挫折或困难，尤其是日常生活干扰，她总是谈笑风生，从不垂头丧气，似乎每次濒临绝路，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幸好总有一些好心朋友给她解围而绝处逢生。

　　说起朋友，母亲是我生平遇到的大群人中很少见的一位天然可亲近、不自觉地发挥吸引力的女子，不是由于她特别漂亮潇洒，是她在纯朴间充满情趣和幽默的谈吐。她对任何青年或年长的友人，虽然不一定一视同仁，但每个人和她交往时都会感到舒畅，可以倾吐真情，没有虚妄做作的必要。所以经常有许多男女知识青年，或作其他专业的人士，都喜欢到我家里来，有的来讨论比较严肃的政治或思想问题，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有来谈谈各种社会和文化现状的，或者仅仅是来共赏一下纯真的友谊。所以家里时常是热烘烘的，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我是一个富有生气同时也具有挑战性的思想文化的环境。

　　母亲对她的子女，从幼年到成年，从来不用说教来把她的信念强加于我们。这是父母亲共同遵守的原则。我们之间对事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自由发挥，有具体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商讨，也可以各执己见，不会影响感情上的融洽，因此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代沟」的问题，而是对思想、政治和文化吸取接受有异同。也可以说，我们两代人中的确存在平等交流的民主风气。

　　也许正是这种复杂深刻的关系交织成我和双亲间一种心领神会、互相信任和爱护，互相理解和宽容，经长年事变的考验，是外来各种力量不能削弱和摧毁的一种微妙的凝聚力。当我深深浸浴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大染缸里，为生活挣扎和奔波时，我特别珍惜地保卫从父母亲那里得来的这些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有形的财产（因为他们一生一无所有），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放下来的、坚持为自己的信念、理想或原则性的取舍而奋斗的决心和毅力。对于为了夺取权力、试图用政治或理念的大帽子要挟恐嚇的任何「领袖」或「组织」嫉恶如仇，敬鬼神而远之。甚至是孤军奋战时，也不垂头丧气，不屈从权势淫威，不管是大是小。

　　我上面讲的好像都与母亲的回忆录无关。她的回忆录是一位中国现代妇女，以革命家，以社会活动家或作家的方式，差不多大半生积极参与在中国陆续掀起、争取中国人的尊严、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和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历史事件朴实的记载和见证，是有它自在的价值。我这里只想作一个小小的补充或「注脚」，因为我同母亲长年共处中知道她在文化、思想和对真实世界的许多看法，远远超过政治信念、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比较狭隘的范畴。政治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但只是许多幅面中的一个面，不能完全体现她独特的气质和才华。在累积的伤痕底下，永远流着最鲜最热的血，许多政治家似乎必然都要具有的冷酷，在她身上丝毫也不存在。这也是我怀念母亲时所永远铭心记忆的。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