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八章国共内战和举家南迁

　　在1945年8月美国投掷原子弹于广岛之后，日本投降了。在这之前不久，与日本同一阵线的德、意，已不得不投降，经过几年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日战争也同时结束。
　　蒋介石政府由于贪污和腐化，币值低落到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同时，民主运动的潮流，又复活跃起来。反动的蒋介石政府，便迫不得已稍微放松它的专横和残暴，这便给予战后中国的民众以某种限度的自由，我们在日军控制下所吸收的青年分子，便围绕于我们的周围，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我们首先利用这个有活动余地的机会，准备出版公开刊物，以便进行广泛的宣传。一个杂志名《求真》，它是理论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月刊，在理论和政治上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这个杂志的主编是彭述之，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另一个是我所主编的《青年与妇女》，不久，改名为《新声》，变成为政治性的托派机关报，一直出到1948年末，我们离开上海时为止。这两个刊物，都是在1946年5月1日诞生的，由于这两个刊物散布于全国各大城市，因而在知识分子、学生及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广大的影响；同时，把所有被战争截断了的各地组织和个别分子、私人朋友，都联系起来了。他们看到这两份杂志，都纷纷写热情洋溢的信给我们，表示他们的欢欣鼓舞！
　　此外，在上海，我们尽力教育青年干部，除训练班外，我们每星期举行讨论会，经常到会的同志和同情者在百人以上，这些会议都是在某某学校的课室举行，因为有些高中或专门学校的教室有我们的同情者在那里当教员或职员，因而，每星期都可利用。这种讨论会继续了两年半这久，吸收了许多职业青年和知识分子。这种讨论会，经常是由《新声》的编委会组织和安排，每次所讨论的题目，也是由它所提出。彭述之是这些会议的主要指导者和讲师，除此之外，在此年代中，从1946年6月8日开始，我们曾以《新声》编委会的名义，召集了三次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的纪念会。同志和同情者以及他们的朋友，都踊跃参加，其人数远远超过平时的演讲会和讨论会。有好几位自由上台，作慷慨激昂的演说，除了主席报告会议宗旨和编委会安排的演说者外，自由上台演说的第一位，便是述之的学生，是在敌伪时代述之和我争取过来的陈景光。他说：当我在共产党时，听说托洛茨基被暗杀，全党都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只是没有公开地举行联欢会罢了。今天我的心情完全不同；我是以沉重悲伤的心情来悼念这位伟大的牺牲者。
　　我们的运动在这个空隙中，得以迅速发展，不但在上海，而且在香港某些产业工人和许多大学的学生中，重新建立基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于1948年8月，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通过了新的党纲，选出领导成员；并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
　　正当我们运动迅速的向前发展时，客观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便是中共对蒋介石的反攻不断胜利，中共解放军于1948年末已达到长江北岸，逼近南京和上海。这是出乎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中共的游击队和农民武装，居然从乡村攻进城市；从游击战转变为阵地战了！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所造成的。中国革命共产党不否认这个事实：它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府；驱逐了帝国主义，解决了民族独立，这不能否认它是一个革命，不过不是由城市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建立苏维埃、举行武装暴动、而夺取政权的“正常”的革命；而是从乡村的农民武装配合着农村游击队的武装队伍而夺取政权的革命，因而是“变态”的。不管“正常”与“变态”，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支持它的进步方面。但同时，根据苏联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残酷经验和教训，在这种局势下，召开了紧急会议，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在上海所有的成员、党员和团员，都一致建议，我们的政治局必须迁移至南方，上海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与各地方的组织联络；同时，决定所有的党员和团员都设法加入中共及青年团或各种工人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在政治方面，支持中共一切进步的措施。其中有些为中共所熟知的干部，则离开上海；其他地方的则转到上海，互相调换。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中共政治局的成员，彭述之、刘家良、尹宽、焦和我五个人（焦已在广州），准备离开上海。
　　尹宽在山东作书记时，同一位姓王的女同志恋爱，落后的山东，群众反对，他只好带着爱人来上海，然后派王（名辩）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三年之中，他们书信频繁，感情甚笃。及至1929年，一大批青年被派回国，王也回来了，同尹宽租一间小房子同居。由于尹宽是托派，因而中共不理睬王。可是王在莫斯科，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甚深，她觉得同尹宽在一起，既无生活保障，亦无前途（在她看来），因而，有一天同中共的关系接头好了之后，她便投入中共里面去了。尹宽十分痛苦！他找我到他的家里去，同我商讨，他说他要在大报上登启事。我说：登启事毫无用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两性问题的悲剧！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安徽省立学校当校长十年；同时回到家中，同以前的小脚妻子恢复关系，当然，那种妻子对他的服侍是十分周到的。由于受少数派的影响，尤其是受同郑超麟一同被捕的蒋振东（他当时有一所小学，蒋为校长）的影响，尹宽害怕到南方要自谋生活，殊无把握，因此，尹宽本答应去南方的，但是，于1948年末，我们上了船，他也来了，可是，他把一封信给我们，说他不去南方，而留上海。因此，他后来同郑超麟一同被捕，死于狱中。
　　我们经过四天海上的航行，到了广东，住在广东一位同志的印刷厂，他们的家也在一起，在广东的同志中，只有他们的条件才能容纳我们一家五口人。这个印刷所的主人是同志，他有妻子（不在广东），有一位老父亲，一位弟弟，一位妹妹，住在一起；他的弟弟，由于弟弟的妻子是教会大学毕业生，生活欧化，故另租一座西式的房屋居住。可是，他们的关系很好，每一个月聚餐一次，全家都在弟弟的家里，我们也在其中。我们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个短时期，然后迁移香港。
　　到香港后，我们立即同南方的同志讨论中共胜利的原因；并帮助香港的组织，恢复铅字印刷机关，准备出版托著俄国革命史，此书在上海已打好了纸版，准备付印，但已来不及，我们将纸版带到香港准备付印。可是过了不久，我们的油印机关被香港当局发现，两位负责的同志被捕了，送回中国。印刷所只好停顿下来。
　　由于我们接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战士报》和第四国际文件，寄至两位同情者的信箱，一个是我们在上海认识的一位青年朋友谢山，他在香港某银行任职员，职位甚高，也对我们异常爱护和尊敬，为人诚恳热情，他自动地租一个信箱，为我们收国外的杂志和文件；另一位是同志的哥哥，姓李，他本人有信箱。刘家良同他商量，外国的杂志寄到他的信箱里，寄了一个短时期（三个月左右），两个信箱的收信人都被捕了，姓李的一家人都被捕，他的妹妹（同志）和妹夫、母亲都被捕了，不久，母亲释放出来，母亲到处寻找刘家良。
　　我们的青年朋友谢山被捕后，他那位刚结婚不久，年轻漂亮漂亮的妻子不知道情形，跑到我们家里来，当然有密探追踪，于是我们家里成问题，我们准备搬家。我叫述之到我们在上海认识的一位朋友家里去坐坐，等我将东西收拾好了，搬到另一处，我再叫他回去。我收拾好了，请家良为我去租一部货车，将所有的东西连家具在内，一同搬到一座大房屋里，里面住着两位太太，一个不满十岁的男孩子。当我搬去时，介绍我们去的女友，正在那里玩麻雀牌（太太们无事做，有女佣，大概经常玩麻雀牌）。给我们一间房子，所有的东西都堆在那里，我们一家五口人，只好到外边餐馆去吃饭。当我们从家里出门时，我便发现有三个年轻的男子在我们房子对面游荡，有点异乎寻常，我便疑心是追踪我们的搬家车的便衣侦探。
　　次日，我们的朋友访问我们，他当时在商业界颇为活跃，为出口商行的经理，他问我们，你们搬到这里，搬了东西来了没有？我回答说：我们叫了一部货车，所有的东西连家具在内都搬来了。他很精明，他说：这地方不能住。次日，他将我们安排在他公司任职的职员的一间睡房，住了两天。由于不能在家里烧饭，故又将我们安排在他的公司职员，同时也是他的亲戚家里，约住了三星期左右，最后仍旧回到第一次住过两天的那两位太太家里。由于一家五口人，那些密探，在过去的两天中，他们已经认识我们。因为上海人同广东人的形象完全不同，因而容易认识。于是便搬到上海出口商的姐姐家里。刚刚在那里住了两天之后，武装巡捕到那两位太太家里来拘捕我们，把她们吓坏了，幸而我们离开了，可是，我们的家具等物都失去了。
　　我们的朋友，在他第一次访问我们时，他叫她的太太送给我五千元港币，并说莉莉的职业不成问题，每月可得薪金五百港币，你们能够维持生活，可是由于便衣侦探认识我们，他的公司也不敢请莉莉到他的公司工作。我以为这样流浪下去，不是办法，只有自己找房子居住，但找房子，假如分租，又容易暴露，而且连家具也没有，又会引起邻居的怀疑。在上海已有经验，述之到澳门去避一避，反正他在这些事务方面不能帮助甚么，而且还要为他担心。我对友人说：你送给我们的款项已经用去一部分，现在我将这一部分交给你，希望你找人（我知道他公司有能干的人）为我们找房子居住，带着三个孩子这样流浪下，终不是办法。请你为我找独立一层房屋，因分租容易暴露。我们的家具都不能搬来，很难应付邻居。他回答我说：我了解你的意思，照办就是了。他花了七千港币顶了一层新建筑的小型住宅（不要时可顶给他人），房租每月二百元，我借钱买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个帆布床为女儿之用。当一切就绪之后，述之才从澳门回来。我同女儿合作，算是组织了一个家庭。住了三、四个月，由于上海人（他们称我们为上海人），不但语言不同；而且面貌、态度……也完全不同；每当我到菜市场买菜时，总是有成年的男子注意，经常如此，后来我便不出去了，叫我的大儿子去买。可是，也有人跟踪他，从早晨就出去，一直到傍晚才回家。我和莉莉又急又饿，他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我问何故？他说有一个人一直跟着他，他摆不脱，我不能让他跟到家里来呀！这情形，在二个月中，发生了两次！
　　正好在这个期间，越南组织一位刘同志，他在越南一家公司任职，曾去过上海；同我们有接触，并参加我们会议，关系甚好，同志们认为我们在香港无法居留下去，但中国如此之大，亦无我们立足之地。因而，同志们开会讨论我们的问题，他们建议：认为我们应该迁徙至越南。但出国必须办护照，我又必须担当这件工作，护照需要钱，我又必须向友人借钱。经过许多麻烦手续，才办成功。同时，我向送住所的友人交代说：“你为我们顶的房子，现在我们准备出国，这房子是否你要留着，还要出顶，因为我交给你钱，还不够你付顶费之一半的数目，因此，我必须向你交代。”他回答我说：“你把它顶掉，作为你们的旅费好了。”因此，我才能够还债、办护照、买船票等。经过一系列的麻烦和等待护照，在临别之前，我们同香港的同志们，举行了一次检讨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述之作了有教育意义的报告；我们中常委作了自我批评；对于在香港负责的同志，作了建议和鼓励，会议在沉重而严肃的气氛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