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九章在越南的遭遇

　　在1950年1月19日的清晨，我们全家——述之和我以及我们的女儿，和两个儿子玲玲和耀明都齐集于港埠码头，准备出发。同行者有刘家良和小李、淑湖和运生送行。当我们将要上船的那一瞬间，淑湖吻着我的面颊，眼泪夺眶而出，我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不禁凄然泪下了！
　　我们这次出国，心情十分复杂，对于离开自己国土和未来生活上的艰难以及事业的前途，都怀着无限的忧虑。
　　经过四天海上的行程，于1月23日的清晨已抵达越南的国土。当我们尚未上岸时，越南的刘同志和他的两位青年朋友已经在岸上等候迎接我们。上岸后，叶内同志也来到了，他和刘对我们的热诚招待自不必说，即那两位不是同志的青年，对我们的服务也是很热忱的。尤其是其中的陈对我们各方面安排和帮助，更是热诚周到。他是一个热情慷慨，清秀聪明、气质异常纯洁的青年。虽然他同我们相处仅仅只有两个多月，但他和我们的友谊已经很深厚了。他自那时到香港后直到现在还同我们保持友谊的连系。
　　越南的叶内同志为法国留学生，热情豪爽，他具有欧洲人的修养和风度，但仍旧保持着东方人的慷慨。刘为人异常诚恳，富于牺牲精神。他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佳，且有家庭负担。但自我们到越南后，刘家良便一直住在他的家里，由他担负一切生活费用。
　　数月之后，由于渗进托派组织的越盟分子，说越盟占领区有一个参谋长，以前参加过谢秋杜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邀请托派负责者叶内和刘以及重要干部到他所管辖的区域中去集会，讨论发展托派运动问题，他并保证有军队保护，开会绝无危险。但他在同叶内和刘以及其他几个干部（刘家良亦同去）在开完了会议，得知托派的一切秘密之后，说送他们回家，但走到半路便把他们一起逮捕起来，刘家良不久即病逝于狱中；叶内和刘至今生死不明，杳无消息。
　　越南托派的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本已有强大的势力，因谢秋杜和胡有全等在法国留学时，受托派思想的影响，他们便把这种思想带回到越南。由于谢、胡等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因而托派的思想在社会，尤其在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的势力逐渐在越北发展，谢秋杜被胡志明诱骗到他所控制的区域，阴谋杀害了；胡有全以及其他知名的托派分子，在法帝和越盟的双重威胁和迫害的情形之下，不能立足，流亡法国；其他的分子则逐渐消沉下去了。当我们到越南时，那里的组织已经很弱。尤其当叶内和刘以及其他干部被捕后，越南的托派组织更加削弱了。叶内和刘等没有从谢秋杜的事件中获得教训，以致重蹈覆辙。
　　我们在越南逗留了将近一年半。这个国家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同时，由于她的统治者之特有的野蛮和横暴，因而可以说她是一个最受剥削压迫和痛苦的民族；在法帝卵翼下的保大政府，是极端的无能与腐化。由此便可了解越盟势力之日益增长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但这个运动本身所表现的某些落后和野蛮的举动，又同时证明这个运动的本身也包含着严重的弱点和深刻的矛盾。至于一般华侨的生活，除了一般落后、迷信外，则日益陷于困难和感到没有出路的状态之中。
　　我们在此一年半的生活中，受尽了困难和艰难。初期的生活，专靠女儿替人补习所得来维持，当然十分不够。随后述之找到教职，女儿的补习收入日渐增加，生活才能维持。但在住的方面，由于房租很贵，特别感到痛苦。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尤其是在晚上，当几张帆布床都伸展它的四支脚时，我们就无法走动，有时还睡在桌子上，气候异常炎热。尤其是在雨季，每天一定下一阵大雨，在大雨未下之前的闷热，真使人透不过气来。由于中国人住的区域，市政很坏，经常缺乏水，为着准备第二天需用的水，我常常一点一滴地弄到半夜，生活简直像地狱一般！尤其我们的房间和邻居的房间是上面相通的，因而晚上孩子的啼哭声、鼾声、甚至连呼吸声都听得很清楚，因而使我常常整夜失眠，痛苦不堪！
　　在此一年半的岁月中，除了生活上的痛苦与艰难，环境的恶劣外，没有甚么值得追忆的。但使述之和我最惋惜的是失去了一个合作者刘家良同志。
　　刘家良对于到胡志明区域去举行会议的计划，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危险的可能性（往后的事实证明是一个陷阱），而只强调乐观方面的情形（如有军队保护开会等）。但述之和我坚决反对他这种不必要的冒险行动（因他是中国人，不懂越南话）。他在这种情形之下，也有点动摇，他要求我去和越南刘谈话，结果刘坚持要刘家良同去，因他在政治方面可以帮助他们，并要求我相信他们的技术。刘家良在越南同志坚持的情形之下，他觉得各方面都早已准备就绪，假如他不去，不但他和越南同志的关系将会破坏，即连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也会弄得不好，结果他仍旧决定去。但我们却对他声言：“无论站在原则和技术的观点上，你这次去是错误的和冒险的。”
　　当他动身的前夕，他在我们家里坐到深夜，表现心情沉重之情，当他和我们握别的一刹那，在他的表情中仿佛预感到某种不祥征兆似的，而我当时也有此种感觉。
　　自那次握别后，他果然一去不返，终于牺牲了。他的死无疑地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
　　由于生活的接近与事业的合作，因而我对于他的优点和缺点，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革命者，对自己的学习表现了很大的毅力，而且有一个时期他不顾一切地从事研究，以致健康受到损害。他对事业的认真和责任感也是无可否认的。他在理论和政治的修养方面相当好，写作能力也相当强，对问题的研究和了解也颇能深入。但在作人的态度方面，由于他的主观甚强和自我中心，因而不合人情，对任何事物多从自己的主观出发。
　　到越南后，述之和我曾对他作了一次详细批评。我们对他进行批评的态度是异常之诚恳坦白，而他接受批评的态度也很好。在批评后的第二天，他到我们家里来向我们表示完全接受我们的批评，并特别着重地说：“我将要在人格的修养方面特别注意，使它和政治的修养平衡发展。”然而，最令人惋惜的是，正在这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的壮年时代便如此轻易地结束了他人生的旅程！
　　由于刘家良的被捕亦给予我们的不安和恐怖，已经使我们的精神陷于极度难堪的状态，加上那时的经济困难，物质生活又陷于难以生存的境地，述之在此情况之下，终日沉闷，身体日益瘦弱，因而疾病丛生。好在不久，我在华侨所办的中学找到教职，女儿又获得一个薪金较高的职业，经济方面的困难得以解除，但由于环境之日益恶劣，尤其是述之绝对不宜继续在那里居住下去，时时都有被暗算的危险。我们虽然知道这种情形，但是一筹莫展。香港的同志极力催促我们必须早日离开那里，他们并告诉我们从大陆得知消息，毛政府已经知道我们在越南。于是我们便决定述之一人到法国去，我和儿女们则暂时留在那儿。当我们将这种情形和计划告知H同志，请他转告国际时，他回信说：国际的意思，主张我也同去，因而我们便决定述之和我以及女儿莉莉、小儿子耀明一同赴法，大儿子则暂留越南。但我们四个人一同赴法的这笔庞大的旅费，除了某知友帮助二百美元外，其余的都是由香港的同志们负责，而同志筹来的这个数目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由于焦的这种热诚努力，完成了我们离开越南危险境地的计划；同时，那些同志们对于我们的慷慨援助和自我牺牲精神，都使我们异常之感动！这种超乎寻常的援助，帮助我们离开越南，长期流亡法国。
　　在1951年5月26日，当我们完成了一切必需的手续之后，便一同起程赴法，我们同大儿子玲玲分别了，我内心里感到异常痛苦！尤其对他来说，他当时还不过十七岁，就同他的父母、姐姐和弟弟远离，而独自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异国，他内心里的痛苦自然是很深重的！这对于他的一生是无可弥补的伤痕；同时，对于一个作为母亲的我来说，也是一种人生难以忍受的痛苦。由于我们的处境艰难，从此相去万里，远隔重洋，不知有无重见之日！他是我们儿女中最不幸的一个；当他在我的腹中仅三个月时，他的父亲被蒋介石政府逮捕入狱，整整地监禁了五年。五年，对于在欢乐中的人们，五年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可是，对于一个在痛苦中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悠长的岁月！在此悠长的岁月中，我辛苦地养大了他和他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