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七章日美战争和我们的地下工作

　　由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日美战争爆发了。这一巨大的事变，使整个星球都震撼起来了！单以中国的上海来说，日军迅即占领租界，顿时呈现一种恐怖的状态。日军首先便是利用上海的流氓头子们来为他们服务。上海的流氓势力很大，到处都有，而且组织异常严密。流氓头子把他们的部下都部署起来，有组织地调查户口，以便捕获躲藏起来的抗日份子；随即准备搜查抗日的宣传品和书报，这便使得每一家吓得战战兢兢，都把抗日书籍、杂志、报纸，甚至小学教科书也都焚烧，使每一条里弄的垃极箱里都烧得乌烟瘴气，像乌云笼罩天空！那些垃圾箱都是用水泥土作的四方形的大箱，每条里弄都有几个，它们是按照房子的多少而定的。我们所住的爱文义路^[1]福田邨为较现代化的建筑，里面有许多弄，当然也有一些垃圾箱。在日军占领租界之次日清晨，就开始焚烧起来了，这件事对于我们精神上的，甚至与生命有关的威胁甚大；因为我们家里有无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列宁、托洛茨基的著作，俄文书籍，以及全套日文的马、恩全集（友人送的）；尤其是大量全部的《向导》和《新青年》^[2]，以及内部的文件和我们在抗日运动中自己出版的抗日刊物《热潮》，所有这些，全都放在我们所住的一间房子里。有的放在书架上，有的堆在书架旁边，假如日军搜查户口，我们全家都会被乱刀砍死！因日军当时对待中国人是疯狂地残酷！例如虹口北四川路是日军的区域，在这里，他们建筑了一个俱乐部，为日军享受之用。他们把捉来的抗日分子，把两手、两脚钉在墙上，宛如一架小型飞机，作为日军打靶的游戏；这是如何地残酷和可怕啊！！
　　在日美战争爆发之次日清晨，述之从姓李的友人家里，急急忙忙的回到家中，他告诉我说：“现在日军已占领租界，首先最重要的是把家里所有的书籍和文件都包起来，暂时放在房东的阁楼上。”（这阁楼在第三层楼，是一间非正式的房间，作为几家住户女佣的卧室）他一边说，一边赶紧包书。不过，我内心里对他遇事拖延的性格深为不满。本来这件事很早就决定了的。因为我们早已知道，太平洋战争行将爆发（前章已经说过，关于这个问题，在组织内已争论了半年）述之早已同一间钱庄的经理商妥，后者已答允，把所有的书籍和文件等，都放进仓库里，因仓库里放着各种各式的货物，可以掩护。在不久之前，我曾催促他数次；可是，他的性格，凡事要到临时才迫着去作的（除政治、组织工作外）。所有的书籍和文件包完之后，他便同我一起一包一包地搬到三层楼的阁楼里。他是一位最负责最积极的革命者，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形之下，即使没有钱买电车票，他也会步行很远的路去开会，也不会迟到的，可是对自己家里的事不甚注意！
　　虽然所有的包裹都搬到阁楼上去了，但假如日军搜查户口，查出来了，我们也是不能抵赖的。因此，我觉得把它们放在阁楼上，虽然比在自己房间里好一点，但这不过是心理上的，我认为这是驼鸟政策，没有用处，述之当然也不放心。他当时也不能长期住钱庄和友人家，只好住在自己家里。因为日军调查户口甚严，假如发现谁家里多了一个人，不但这个人要被捕去（认为是抗日分子）；即这个家庭也会因隐藏抗日分子的罪名而被处分。由于日军过分残酷，因而这件事使我们日夜不安！因此，我经过一番理智的思考之后，作了一个决定，告诉述之说：“与其日夜坐卧不安，倒不如冒一次危险，把这些东西送到仓库里去好了。本来早就决定送去的，但一直拖到日美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后，才来包书，实在太迟了一点！”述之一声不响，只是埋头包书。他包书的技术很好，因自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由于斯大林机会主义政策失败之后，我们时常被追逐迁徙逃亡，搬家成为家常便饭，因而他对包书的工作颇为熟手。本来，我内心里还有许多埋怨他的话想说，但回头一想，现时埋怨或批评亦无用，徒增烦恼和痛苦。因而，只是同他商讨如何运出去的问题。他对此没有任何意见，我告诉他说：“我曾经从我们家里步行到仓库视察情况。从我们家里到仓库，路途并不很远，不过有两个关口有日军武装守卫；我在那两个关口旁边停了一会，看看日军对于一般人的汽车的经过是否都要停下来检查，有的检查，但不是每一辆都检查，因而我们可以碰碰运气，冒险一下。你马上去叫一辆漂亮的大汽车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放在里面，我准备自己一个人，穿得整整齐齐，安详地昂着头坐在里面正中的位置；你步行离汽车相当远，但必须快步看得见它，在后面视察。假如你发现我所坐的汽车停下来检查；那么你赶快回家，同我们的三个孩子安心住在家里。因为我们没有金子作顶手费租房子（当时由于纸币贬值，租房子先要付一定数量的黄金作顶手费，然后才谈每月应付若干房租的问题，顶手费为房东所有，不退还，亦不算入房租之内），不可能搬家。我已准备牺牲，任何严刑拷打，我想你会相信我绝对不会说出我们的住址，以及任何同志和朋友的住址，我说我因为没有职业，现在是专门为人家作这种工作谋生的。作这种工作有危险性，可是报酬很高，我住旅馆，没有租房子，上海的旅馆很多，我时常更换这一个，那一个。因为战争的原因，把我的家庭关系拆散了，我一个人留在上海谋生。我对他们只是说这一套；任何严刑苦打，我总是重复这一套。你要改变态度，好好注意生活，照顾孩子们！绝对不能像以前一样连自己也不能照顾呀！”
　　说完了上面的这一番话，述之便出去叫汽车，不久汽车开来了，我们大家急急忙忙地把包裹放进里面去；我端详而镇定地坐在里面，述之尾随于后。我心里一点也不慌乱，我知道慌乱一定形之于面，容易出毛病。因为我的理智已经决定了，最多不过一死！当然，假如死了之后，问题很多，述之从来没有独立生活，根本不懂生活；尤其是三个孩子^[3]的命运，更不堪设想！假如从家庭和孩子们命运的观点来说（述之亦然），我是不能少的；但从政治的观点来说，虽然组织需要我；可是述之比我更为重要。我不能选择，也不能叫任何同志去作这种危险的事情。因这不是组织的责任，而是私人的疏忽，为了政治的理由，我必须勇往直前！这些思想是我坐进汽车里短暂的时间内，对自己心理上的分析和感想。
　　当汽车经过第一条街转弯关口，站着四个枪头上装着刺刀的日军站岗，他们视察一下我所坐的汽车，作手势让车夫过去，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但转了几个弯，又碰到另一个同样的关口，也同样没有检查，我又吃了第二颗定心丸，心头感到分外地轻松和愉快！汽车到了仓库，述之也来了；他同仓库的负责人，把这些包裹放进各种货物里面去了。我满怀着愉快的心情同述之步行回到家中。但从我们的女儿莉莉面部的表情看来，愁云未散。我想是因我去作这种危险的事情而恐惧的余波吧？不！她很了解，她知道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我倒觉得松了一口气。可是，述之不慌不忙地说：“并没有完全放进汽车里面去，因为恐怕太高了，外面看得见（这倒是有理由——兰）这里还有几包，等几天再想办法吧。”
　　我当时刚从险境中回来，心有余悸；而且尚未获得人情上应有的安慰，以为问题解决了；听到还有几包，尤其听到“等几天再想办法吧”这句话，我的心情激动，觉得有点不能忍耐了，因而，我以发怒的声调，高声地说：“等几天再想办法罢！那便太迟了，我不相信你等几天会有办法！还不是拖延下去吗？无论数量多少，危险则一，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我已经冒了一次生命的危险，你已经知道：日军如何残酷，以杀人为游戏，假如只因为留下一个尾巴，使我们全家遭难，那便不值得了！请你把所有留下的东西拿到楼下去，叫一部人力车来，我再去碰一次。因为现在正好下雨，车夫可以把人力车前面的油布放下来挡雨，我可以藉着这块油布的掩护，可能渡过那两道要命的难关。”述之叫了一部人力车来了，当我坐进去时，父女两人急急忙忙地把几包东西放在我的两腿之下，车夫将油布挂起来，从头到脚被遮住。其时正值黄昏，雨水和暗淡的光线交织在一起，人力车仍旧走进汽车同样的道路，站岗的日军看也不看便让它过去。谢谢大雨的帮助，我又幸运地渡过了那两道关！到了仓库，我将几包东西交给管理人，然后另叫一部人力车回家；心头感到一种莫可名言的愉快！！当我面上浮起笑容走进我们的房间时，大家都包围着我，全都欢喜莫名！可是，当我坐下来时，我们的小儿子突然扑在我的怀里涕泣起来了，大家都不知何故？我抱他在我的怀里，不断地吻着他并安慰他说：妈再不出去了，他才转忧为喜。我知道他很聪明，他亲眼看见我出二次运那样多的东西出去，一定是很危险的，他在弄堂里也亲眼看见每家焚烧书报；他知道我着送出去的就是那些危险的东西，假如日本兵捉住了我，一定会被杀死的。现在妈回来了，悲喜交集；因而，当大家高兴的时候，他反而哭起来了，这只能从儿童心理学的分析方面，才能得到解释。我虽然也写了一些关于儿童问题的文章，但在这里，我不需要去分析这个问题，以免混乱本章内容的结构。

封锁

　　自日军占领上海所有的租界后，恐怖事件层出不穷。除上面所描述的按户搜查抗日分子和抗日书籍、报章、文件……等外，另一种恐怖的现象，便是封锁。假如某一个区域有一个日本军被抗日分子暗杀了，日本人便要整死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来抵命，其方法之一便是封锁。他们把整个的区域周围的出入口，在地上放一条粗绳子，那便是封锁线；每一个封锁线的出入口，都站着几个武装的日军站岗；陪伴着几个小汉奸，不管谁是住在这个区域，或者是来访问亲属或朋友，或者是经过这条道路的，只要脚一跨进这条封锁线，便不能出去了。即使是住在这个区域的人，不能回家，甚至小孩子放学回家，日军也不让他们进来。孩子们在封锁线外号啕痛哭^[4]，母亲在封锁线内焦急万分！可是日军丝毫无动于衷！最危险的是，假如某个区域暗杀了一个大的军官，封锁的时间便会更长久；同时又不准许亲友送食物，燃料……等进去^[5]，这样，这个区域的食物吃完了，人们只有饿以待毙！
　　上述的这种封锁滋味，我曾经饱尝过二次。约在一个夏末的季节，当我吃过了晚饭，步行到刘家良家里参加妇女支部会议。但当我回家时，恰巧在从他们家里到我们家的路口封锁了。小汉奸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见我昂着头走得很快（想快步回家），在暗淡的光线之下，没有注意到地上躺着一条绳子，也没有看见日军守卫。因为来时没有，仅二小时余，想不到这条不重要的小路会封锁？于是警告我说：停步！跨过封锁线，就会当场枪毙。我吓了一跳！看来，这是小封锁，我再要求他们为我向那两个日军守卫请求让我过去！我因朋友有病，来看看她，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假如我不在家，孩子们都会饿死，因为最大的还不会烧饭。任何动人的话语都不能感动如狼似虎的日军！我只好回到同志家里住宿；同刘家良和他的伴侣挤在一张床上；梁廷（家良的伴侣）的母亲带着小孙儿睡在对面小床上。一间很小的房间，已经住了四口人；我整夜不曾入梦，耽心不知封锁到何时？幸而事情不大，亦非重要区域，次日便解除了，我们一家全都十分高兴！
　　过了几个月之后，在一个初秋的早晨，我们的同情朋友（后几年成为同志）李华卿突然形色慌张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便预感到有不好之事发生了。李对我说：“现在我们住的区域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只有女人可以出入。淑兰昨天晚上到友人家里玩麻雀，一直到今天早晨还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家里有很多值钱的首饰；但最重要的是有一大箱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托派的杂志及文件。即使淑兰回去了，她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和隐藏，他说到这里，我心里明白他是希望我去，但因这是危险的事，他不好要求我去，而是希望我自己开口说：“我去！”因他深知我的性格与为人，他相信我会自动地去的。果然不错，我回答他说：“按照你所说的情形看来，那么，只有我去。”他回答说：“最好是请你去一趟，孩子们我可以照应。”我迅速换了服装去了。经过一段电车的行程，下了车便一直向愚园路走去。愚园路——这条上海最著名的马路，两旁栽种着整齐的，绿荫的法国梧桐；西式的花园房屋，高大而壮丽；宽阔而清洁的柏油路；空气新鲜，因为接近上海最大的林木花园，那便是上海著名的兆丰公园。以前，这个高等住宅区，为英、美、德、法以及高等华人享受；现在却被日本大军官，大汉奸所盘踞！中国的汉奸头子汪精卫便住在这条路上，当然还有其他等级较高的汉奸也住在这里。它成为日帝国主义武装强盗和中国大汉奸的巢穴了！
　　当我走到愚园路的总进出口时（李住的），有八个日军分成两排站岗，还陪伴着几个中国男人（汉奸）。虽然我看见地上躺着一条粗绳子，那便是封锁线，但由于李对我说过：“女人可以进出”，我便一直快步走着，想快点到他们家里。当我的一只脚跨进那一条粗绳子，另一只还在外边时，一个中国人告诉我说：“现在改变了，只准进，不准出。假如你不住在里面，你就赶快抽脚走吧。”我听了这句话，便立即抽出一只跨进去的脚时，日军说：“不行！”中国人替我向他们解释说：“她不知道现在改变了，只准进，不准出，她不住在里面，是来看朋友的，而且她只进来一只脚哩。请让她回去吧。”跟日军服务的中国人向日军为我请求。日军说：“不行，那一只脚也进来”。我无法只好进去！我到李华卿的家里，他的妻子已经在家，女佣人也在。由于过去封锁区域的教训，霎时所有食物商店都被争购一空，我们也买一些蔬菜之类，不可能多买。我们焦急万分，尤其是我！不知封锁到何时？假如封锁久了，我们便有饿死的危险。有一个区域曾经封锁了一个月，饿死了数以百计的人民，杀死了某些企图放人出去的人。因为就在那个区域，抗日分子打死了一个日本大军官，那便更加严重。中国人杀死一个日本军人，他们是要杀死或以封锁的手段，饿死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来报复的。
　　我焦急万分！整天到封锁线去要求站岗的日军让我出去，我以动人恳切的话语对他们说： “我的丈夫出门做生意去了，家里只有三个孩子，最小的还在吃奶。假如我不在家，孩子们都会饿死！因为最大的还不会烧饭哩！”我专找一个面庞较善的兵士讲。有几个妇女看见我老是在那里不离开，她们以为有希望，也来向兵士要求出去；可是，那些日军不耐烦，打她们的耳光，失望而去。由于我没有挨打，仍旧不肯离开，离开了一会，又再来找这个兵士，但他不想打我；也不放我出去。他被我纠缠了一个下午。黄昏时，他说：“你明天下午二点再来这里，我设法让你出去。”
　　我整夜未曾入睡，第二天下午二时，我怀着满腔希望的心情，再去找那个日本兵。可是，当我到那里时，那个日本兵却不在那里！我便知道，他不愿意，也许不能放我出去，因而第二天不见我。我再不去找其他兵士，因为我于前一日曾亲眼看到：那几个日军曾打过同我一起要求放出的妇女的耳光；同时，也亲眼看到：当封锁线内居民的亲戚、朋友们送米、菜、煤球……之类的日常必需品，放进封锁线内，有人来接收时，日军凶恶地把这些东西丢在封锁线外的路上，蓄意要饿死被封锁的人民！我目睹此情此景，对自己固然绝望，但最痛苦的还是想到我们的三个孩子，没有母亲在家，其悲惨是不堪设想！
　　在绝望之余，我总是想寻找出去的道路。从我们所住的房子周围观察，看有甚么方法可能出去。我发现隔壁有一道竹篱笆墙的门，我们可以从这边，通到他们那边，不过要跨过竹墙，那一家人有钥匙可以开一道竹篱笆墙的门。这一道门通外边街道，门锁的机构在里面；外面任何人看不出，钥匙由这一家的男主人掌管；我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在自己的院子里踱来踱去；又听见有人说，这人有办法使人出去，但很危险。当然，他冒这种危险也是企图赚一些钱。但我们要同他交涉，必须用梯子爬墙到隔壁院子里，我们爬过去了，在爬出之前，我把危险的书籍和文件隐藏起来了；女友把她所有的金、玉、首饰分成三包，准备出去时每人拿一包（相当重）我当然也会为她拿一包。既然有这样大的一笔财产，可是她不够慷慨，只拿出五元交给我，要我同开门的人交涉。我认为放三个人出去，五元实在太少了，但我身上仅够车费回家，我也不高兴向她多要，只想将五元给他，不过，说话要特别说得动听一点罢了。
　　当我们到达他的院子里时，他知道我们是来同他交涉的，接受我们的谈话，我以动人的话语去感动他，我说：“丈夫出门做生意去了，家里只有三个孩子，大的女儿还不会烧饭，儿子只有六岁，最小的还在吃奶。假如我不在家，三个可爱的孩子都会饿死的！这一点钱不过是我衷心感谢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日本人这样狠心地对付中国人！请你做做好事，放我们三人出去吧！”我见他有点感动的神情，便乘机拍拍他的肩膀，要求他做做好事，放我们出去吧！最后，他决定了，他说：“你们轻轻地走路跟着我来，当我看见日本兵没有注意时，我就开门，你们就赶快溜出去。”当我们出来时，有几个女人也跟着我们出来了；我看见日军背着枪站在离我们逃出的地方实在不远。我们刚出去，走了几步，便迅速地穿过马路，走到对面去，那便没有危险了。我们真的逃出来了，我当然赶快回到我的家中，我们的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他们的妈妈回来了！
　　我们逃出后，据说好那个区域还继续封锁了一个时期，杀死了一些放人出去的人；同时，也饿死了那些家里没有存粮的穷人。幸而，我设法逃出来了，否则即使不饿死，也焦急死了！至于孩子们，那更不用说！
　　我回到家里，向后房邻居的两位青年医生叙述我是怎样出来的情形。他们说：“很危险，不但从竹墙开门出来时危险；当你们用梯子爬竹篱笆墙到另一边时，如果被日军守卫看见了，他们就会马上开枪的，幸而你平安地回来了！昨晚你一夜没有回来，我们很担心哩！”这两位医生，同我们在第二层楼前后房邻居已经四年多了。我从他们学到某些医学方面的知识；同时，买些日常所需的药品放在家里。当孩子们跌伤了或伤风发热等，我都能按照情形医治，除非有严重的病症，才去看医生。
　　从这两位医生那里，我又认识了好几位医生，其中有一位比他们年长一些（不过三十多岁）的医生，他的医学知识较其他的一些医生（包括后房两位）为高，因他勤于研究。他虽然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但他同情穷人，乐意为贫民医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医生。我们后房的医生住所，好像是福建年青医生的俱乐部，每逢周末或星期日便来他们的住所玩麻雀，都是福建人。穿过马路，便是一个小型福建餐馆，他们的伙食，便由那里经常送来。曹医生虽非福建人，也不玩麻雀，但他也常来，我又多认识了一位医生。他当时是平民医院的院长（当时称难民医院）。由于我时常同他们有接触，虽然我尽可能的隐藏知识，在环境异常恶劣可怖的时代，没有知识不会引人注意，尤其是妇女。说话避免运用有知识的术语；但他们从我的态度，从我对食物方面的配合^[6]以及对孩子的教育和抚养方面看来，他们发现我不是没有知识的妇女，因而便自然由谈论而成为朋友（后房的两位和曹医生）。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是革命者，因为我们从来不同他们谈这类问题，他们是上海工部局的医生，我们知道，他们本人没有任何政治思想，只是为职业。不过，我们必须谨慎从事。
　　在如此艰险的日军统治时代，结交了几位医生朋友，不但对我们的家庭有很大的帮助；即对我们的朋友和同志，也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我们和同志都很穷，他们可以免费为我们打防疫针和为孩子们种牛痘等。例如有一次，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刘家良突然发生吐泻，腹痛如绞，他的伴侣梁廷清晨跑到我们家里来找我想办法，我认为这会是急性霍乱，应立即送往医院急诊，此外别无他法。梁说我们没有钱，是不能进医院的。我也没有足够的钱，至少需要二十元才能进去，即使是平民医院，因为他不是难民。当时的情形很紧急；我本想等到下午五时半，后房的张医生回来了同他商量送刘免费到平民医院，但看来刘生命危险，要等到下午五时恐太迟了（我又不知道张医生工作医院的电话，平时没有必要），于是我便决定：立即送他到医院去，因为院长曹医生是张医生的好友（我虽认识，但时间尚短），我说是张医生叫我送这位病人来的，他们接受了，立即打针，安排睡在一张床上。一切办妥之后，已是下午二时，我已疲倦不堪，由于没有时间午餐，腹饿口渴，可是刘还要求我为他买些罐头牛奶，我也只好勉强照办了，虽然我知道商店离医院相当远，但对他的健康恢复很重要，因而我的气力增强了，快步买了回来。医院里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全都要我送到他的家里去（因刘妻也病了，未同我去），这件事对我倒是一件困恼的事，我知道这种病是容易传染的；平时我很注重卫生，但我不能推托，只好勉强把这些衣服送到他的家里。去了后，我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吃了一点东西，才安定下来。等到后房的张医生回来后，我到他的居室，向他道歉。我对他解释说：“我知道曹医生是你的好朋友，我因为要救一位朋友的生命，他患急性霍乱，没有钱，同时，我手中也不方便。因此，我今早以你的名义送这位病人进平民医院，并要求免费。我认为：你也是我的朋友，想你不会责备我冒昧吧？这是救命的事，想你也是乐于帮助的。”他回答说：“这没有问题，假如曹医生打电话问我，我就一口承认就是了；这件事，只是使我更加了解，你是一位善良和热心的人，哪里还会责备你呢。”
　　刘家良同志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完全免费，欣然回到家中。随后，他到我们家里来时，笑逐颜开地对我说：“我真意想不到，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你竟能想出非常好的办法，把我的生命挽救过来了！而且一文钱也没有花！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我接着说：“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最愉快的事！因为我们虽然把握了真理，任务艰巨，我们的人才缺乏，你是不能少的。因而，我才采取这种冒充的非常手段。我认为，从革命的观点来说，对我的人格无损，因为我假冒的人了解我，他不但没有责备我；而且还称许我哩，这使我分外高兴！”

关于房子的斗争

　　除了上面所描述的搜查户口和封锁这两种恐怖的情形外，还有一个最令人困恼的问题，那便是住房的问题。由于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有租界，因而在中日战争开始时，上海以外各城镇的地主，大富人以及富有的人家，都纷纷来到上海，这便使上海的房子发生恐慌。一般房东们就趁此机会提高租价，并企图将以前的老房客驱逐出去，好将房子租给新户，不但可以租高价，而且还可以获得额外的顶手费。因而房东与房客之间的纠纷也就层出不穷。
　　我们在福田邨二十八号住了已经五年，我们所租的一间二层楼的前楼，为这一幢房子中最主要的一间。房东企图首先将我们赶走，然后再来对付其他房客。但由于刚开始尝试，便被述之在他们的房间里拍桌大教训房东一顿，指责他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乘机想发国难财。那位老实的北方人——男房东吓缩了，他觉得这位房客平时一声不响，可是发起怒来，便会使人退避三舍。他尝到了滋味，没有勇气赶走我们，因而秘密地把整座房屋顶给一位狡猾的广东人，据说他是中南银行的副经理。当他的家庭一搬进来时，他便神气威严地指挥这，指挥那。甚么楼梯近旁不能挂碗柜……等等。大家都不理睬他。他从以前的房东得知，最难应付的是我们，于是决定首先赶走我们再说。他知道对付我们不容易，因而他买通这一区的流氓头子，利用他们来对付我们。
　　在一天的中午，我正在厨房烧饭时（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我便从房东的妻子和女佣的面部表情看出：她们表现一种紧张而又得意的神情。我霎时就预感到：将有不利于我们的事情会发生。果然不错，下午二时，两个本区域的小流氓头子，来到房东家里，房东的女佣来我们家，请我们的男主人下楼到房东家里谈话。我嘱咐述之出去，让我去应付这件事情，因述之说话刚直，态度严肃，恐挨流氓的打，打了叫巡捕亦无用处，因为巡捕也是同他们打成一片的，女人出面，可避免这种意外。
　　我换了衣服便下楼走进房东的客厅，首先声明：我的丈夫不在家，你们有甚么事情告诉我，等他回来了，我转告他。房东向我介绍两个小流氓头子，说他们是专为人家房子纠纷服务的，这样，我便问那两个流氓说：“你们有甚么证件，代表哪一个机关，证明你们有干涉住户的权利？”他们中之一回答说：“我们不要甚么证件，也不代表哪个机关；可是我们有势力，我们的兄弟（流氓称自己的伙伴为兄弟），全上海各区域都有。你看！他拿出一长条纸，上面写着许多人名和地址。他指着说：“这些地址的住户，都是我们赶出去的，假如他们不按照房东指定的时间搬家，我们就把他们的家具丢在弄堂里或街上。”他们拿这种具体的流氓办法来恐吓我。
　　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在这里住了五年，你们凭甚么法律把我们赶出去？你们想利用日本人来对付中国人吗？虽然上海为日本人所统治，但他们要统治如此人口众多的上海大城市，也要维持秩序与治安，也不能容许像你们这样乱来呀！今天我见你们只是想知道你们要干甚么？不过，你们必须等待我的丈夫回来了，我告诉他你们要怎样干的情形，下次你们同他再谈吧。”我首先见流氓，一方面避免述之同流氓冲突，最主要的是缓冲之计，以便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后，才让述之同他们接触。他们走了，我也就起身上楼。姓李的房东说：“你这位太太真厉害呀！”——一般女人是不敢同流氓交涉的。
　　述之回来了，我告诉他所经过的情形——流氓说些甚么，以及威吓等等。我们商讨之后，作出的决策是：房东既然用这种下流的手段，买通流氓来对付我们，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来防卫自己。唯一的办法，也只有用更大的流氓势力来应付。我们认识一位张律师，他在上海已相当著名。我们知道，在上海当律师，都必须有流氓头子作背景，或朋友，或者本人也加入流氓集团。因而述之和我决定：到张丹平律师家里去访问他。我们将房东利用流氓企图赶走我们的情形告诉他之后，他说：“我有办法，你们约好时间在房东家里同流氓见面，到时我一定来，约好了，打电话告诉我。”
　　第三天房东约好了那两个小流氓头子在下午二时来他家同我们见面，我立即打电话通知张律师，我们准备好了茶点。张律师很有手腕，他故意神气地带着太太，自驾汽车一直开到我们房子的后门口（上海一般房子都是由后门进出），便一直上楼到我们家里，表示他们是我们亲密的朋友，这便给予房东一种示威。因为上海私人有汽车者甚少。当时我正在厨房，我出来迎接他们，陪他们上楼时发现房东的女佣面带愁容，这情景已经给与房东一个威胁。
　　及至到了下午二时，房东叫女佣上楼请程先生下楼，述之陪张律师去房东家；我则同张律师的太太闲谈，原来我们都是熟识的朋友，张太太打扮得异常漂亮，是一位能干的知识妇女，她对张律师有很大的帮助。不久述之和律师面上挂着笑容，慢步地走上楼来，高兴地共用茶点。述之告诉我们说：“很有意思，那两个流氓一见了张律师就立即站起来脱帽致敬，原来这两个小流氓头子在他们的上头家里认识张律师。”律师对他们说：“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家庭住在这一区域，你们要特别照顾，假如有任何不合理或意外之事发生，都要由你们负责。总而言之：你们对待他们要同对待我一样。”那两个小流氓头子听了律师的话，不断地点头说：‘是！是！’
　　“他们一直是站着的，连坐都不敢坐。姓李的房东面对着这种景象，狼狈不堪，面如土色，我们便告辞出去。哈哈……”我们都跟着笑了！对于这一幕斗争的活剧，我们都感到一种胜利的愉快！
　　自此以后，不但我们的房子问题自然解决，即另外三家也平安无事。从此，这位房东李先生便不好意思见我，当他要出去办公时，总是叫女佣看看我是否在厨房里？如在，他便等一下；有时低着头快步出去，不让我看见。因为买通流氓来赶走房客，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是下流的手段。作为一个银行的副经理，自然有相当的常识，自己也知道这种行为没有脸见人。的确，有些房客是被房东买通流氓赶走了的。可是，我们由于有一个条件，我们运用头脑利用这个条件同房东斗争，而获得了胜利，因而，我们同后房的两位青年医生以及楼下的两家住户，更安定的住下来，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和友好（当然，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集会，讨论如何应付的问题。他们为人都有一般的品德，而且利害一致，他们都信任我们）。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过了一个相当的时期。这样，我们在生活方面，尤其是我获得后房的医生帮助甚大。其中有一位姓张的，他看到我们以前有女佣，现时没有了，生活条件较以前坏得多，甚么日常必需品都要配给，为了几磅米，要去站队，为了一斤油或一磅糖要走很远的路去拿。述之当时化名在两个大学当教授，乘电车异常拥挤，早晨只喝一杯茶和一个大饼，他在生活方面的工作，从来不能有任何帮助。
　　这位医生，不善外交，但为人有一般的原则，头脑单纯，富于同情心。由于我对他有这样的观察，因而我便决定将我们所信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理论与原则告诉他；并告诉他我们是为这种解放人类的事业，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否则，我们也不会如此清苦。他听了我这一番话，并不十分惊奇，他说：我总觉得你们与别人不同，前后房同住了五年，我和蒋医生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觉得你们对人都很礼貌，有学问的人。因而我告诉他，这次为甚么要暂时离开一个时期的原因，我相信他会对我尽力帮助的。果然不错，他听了我的话，诚恳地说： “呵！原来你们是干这种伟大事业的人呀！这是很危险的工作，尤其是在日军统治的时代，虽然你装作普通妇女一样，可是从你的态度，从你对人说的话以及对家庭的布置和对孩子们食物的配合，……等等，都可以看出与众不同。以后，一些技术的工作，如像去拿那些配给的东西，你就不要客气，让我这个年青无事可作的人去拿吧！你已经太辛苦了，把你的多余的时间，用来作你的有价值的工作吧！”从此，他便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好像是我们家庭一员一样。
　　在1943年的初夏，托派中常委之一陈其昌被日军逮捕，日方认为他与重庆电台报告日文军事情报，因而案情十分严重！虽然我们相信：他绝不会说出任何同志或朋友的住址。但在日帝国主义统治的上海，尤其是陈常来我家，不能不作万分之一的防备。我们没有钱付顶手费租房子，准备全家暂时离家，告诉房东和住户。我同一位老太太说：杭州的友人，有宽大的房屋，邀请我们去那里住一个短时期，因当时正是春末夏初的季节，那里的风景最为美丽，只是我们的女儿当时在婢文英语学校读高中，将在这一学期毕业，不能离开上海。可否暂时寄住在您老人家家里，麻烦您老人家。她回答说：“这没有问题，在这条弄堂里，我最喜欢你们这一家人，你们的态度和善可亲，至于你们的女儿，我们都喜欢她的文静，她在这条里弄里是最出色的一位女学生，不仅是以漂亮，而且是以优才生著名，因此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她。尤其是我的姪女和那个年青的女佣，他们都同她很要好。”我接着说：“那就好极了！有您老人家照顾，我们十分放心。后天我们便准备动身，那么，她明晚便要搬到您老人家的家里来；要来麻烦您老人家了！”她说：“我们很高兴欢迎她来！”
　　女儿住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很理想，这位老太是湖南人，她知道我们也是湖南人（我本是湖北人，但在反动时代，她丈夫的姓较妥），也许她有地方观念；同时她的房子就正巧在我们隔壁，我时常带着孩子们在衖堂里玩，有机会见到她，同她闲谈。她大地主出身，一个人租一座同我们住五、六家一样大的二层楼房屋，带着她的寡妇妹妹以及她的女儿住在一起。家里除了一般的卫生设备外，还自备雪柜。年青的女佣时常送冰棒（果汁的）给我们的孩子们吃。可怜的孩子们如获至宝。这位老人曾受过教育；同时她教年青女佣读书，严格地教她，好像对待她自己的女儿一样。由于她的这种行动，我便更接近她。她的女儿也在上海，她是属于真正资产阶级，来往都用汽车，我从未同她交谈过。
　　实际上，我们不是去杭州，而是去霞飞路暂住李华卿的家里。他们本租了楼上一层，但只有两间，即前后楼。前楼则为华卿夫妇的睡房、客所兼饭厅，后房本为女佣居住和放东西之用；但在敌伪时代，只好作为堆集米、面料、油、盐、肥皂……以及日常必需品，把一间房子堆到房顶，晚上我们准备睡觉时，地板上铺满了垫棉，花被上面铺着一幅大卧单，上面便是盖被。我们一共三个人，再加上高妈（他们的老佣人）以及她所钟爱的猫都睡在一起。早晨大家起来了，铺盖都卷起来，放在后房里，这样，整整地住了三个月。
　　自从陈其昌被枪决后，这样，他的事件已逐渐平静下来。可是，在同年夏末，我们有两位女工同志（阿魏和阿罗），由于领导沪西小沙渡路一间绸厂的经济性罢工，被当局带到巡捕房（即警局）去问话。我们另一位女同志阿杨到该巡捕房去探望她们，随即被捕，由此引起对我们的一连串打击。阿杨平时诚实可靠，但头脑不灵敏，又年轻没有经验，经不起警探的恐吓和哄骗（譬如说，“她们都已说了出来，你不老实说出也没有用，反而只是自讨苦吃”，等等），于是把她所知道的一些人名和地址供出，从而引致另外三位男同志的被捕。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由于上海太恐怖，我曾把所有的书籍存放在一间钱庄的仓库里。该钱庄的大股东之一，由于看到中共势力日渐膨大，思想上倾向中共；同时他也介绍他的一位有钱的朋友投入大量资金，于是他通过经理告诉述之，请述之将我于一年前运进去的所有书籍和杂志……全部搬出去，以保钱庄的安全。我们接到这样的通知，虽然很伤脑筋，但只好想办法搬出。可是，搬到哪里去呢？即使有钱租房子（我们现时一家五口也没有稳定的房子住哩），可是，房子里放这类东西也很危险的，否则，我为甚么冒险将它们运出去呢？假如有大量资金，开设一家正式的书店，卖各种各样的书，兼卖文具……等物，将那些禁书隐藏起来，可免危险。但我们没有这样大资本。
　　于是由刘康、李永爵两同志租了小菜场的一个摊位，用木板间格成一间小店，把我们的书籍从钱庄的仓库搬到那里，摆出一部分，作为买卖旧书的，也卖些文具用品之类。他们一直做得很好，没有被人发觉。
　　可是，阿杨被捕后，使他两人也受牵连而被捕，那间旧书摊内的所有存书（包括马、恩列、托的书籍，以及我们出版的杂志等）都因而丧失了。
　　他们被捕后，在日帝宪兵指挥下的华籍侦探，要迫他们供出其他人的地址，使用严刑灌水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守口如瓶，紧紧地咬着牙齿，没有透露出一句真话，甚至连进行逼供工作的人，也称他们为好汉！
　　那位绸厂女工魏同志，湖北人，幼年丧父，受过几年小学教育，便担负起生活的担子，养活她的母亲和自己。在织绸厂作工，由于她的资质聪明，往后便成为技术高的熟练工人；她在狱中，表现得勇敢而有办法，她的口才很好，而且相当漂亮，她通过中国巡捕为他们找些毛巾、肥皂之类的东西，供在狱中的同志之用。
　　惨受阿杨连累的，还有我们中常委之一的刘家良。他住在医院开刀，伤口尚未恢复，他只好跑出来，在夜晚到处找地方住一夜，他找到我们以前住的福田邨两位年轻医生，要求住一夜，但他们拒绝收留，因对自身有危险。可怜的家良，带着伤口在马路踱到半夜，最后还是回到他的妻子、岳母、孩子挤住着的小阁楼上（不知是谁的）。挤住了一夜，次日，由温州的同志集资，把他们送往温州，其情景甚为凄惨！
　　阿杨继续在狱中供出同志的住址，如高擎宇住的李家。述之由于避免日军检查户口，回到家中，现在家里有问题，房子已退回房东，他又回到李家。有一个晚上，日军来逮捕高，高已被捕去，但述之也在那里；由于灯火管制，不开电灯，日军只拿着手电筒，述之在暗淡的光线之下，从日军身边溜到第三层楼，走到天台，他从天台墙上，跳到邻居的天台上去了。两座房子都是独立的，假如一旦失足天台跌下去，一定粉身碎骨！可是，刚刚跳墙回来不久，躺在床上，敲门之声甚急，魔鬼又来了，述之只好尽快爬起来，重演跳墙的惊险戏剧。天亮了，他叫了一部人力车，到我和两个孩子住的地方，那就是华卿的家里。可怜的述之全身都变成紫红色，尤其是两个手膀和两只腿，全身痛楚，完全瘫痪，可是今晚到何处去呢？！
　　杨最后想要供出我的地址，当她刚准备开口而尚未说出来时，高子朋以发怒的声调对她说：“你太没有良心，人家（指我，她甚么衣物没有便找我，我总是为她解决）对你这样好，你还要害她一家人吗？”从此，提醒了她的良心，她害怕不能控制自己，便从此不开口了。
　　他们一共六个人都关在同一监狱内（但分开男女牢房）。勇敢而聪明的魏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托了她的叔父向他那个认识警局办案人员的同姓亲友求助，以设法使被捕的人获得释放。由于他（她）们已监禁了三个多月，当局都始终找不到“犯罪”证据，而那次罢工又早已平息无事；因此，在那个人的帮忙下全部获释了。
　　现在我要回头说到述之住的问题，他本来一向住姓李的朋友家里，无论在生活和精神方面，都异常之舒服。李家是一个大家庭，在上海市区的一座三层楼的高大房屋，每一层都有卫生设备。述之便住在二层楼一间方正的房间内，被视为上宾。这座房子的主人经营出口，而尤以美国的生意为最大。当我们认识时，他年约五十左右，风度潇洒，习惯欧化，商业方面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为人慷慨，且有原则，所有的外国商人都信任他，因而生意发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但他喜交有知识的朋友。自他认识述之后，他认为后者的知识广博，每晚餐后，他便要求述之作二小时的讲学，述之住在那里很受尊敬。由于高被捕，他只好回到家中，可是，家中有问题，又回到李家，现在已无家可归了！
　　述之新近认识的一位朋友余颜宾听到这种情形，他认为这种困难的遭遇，应当帮助。首先将述之安排在上海他自己的一间杂货铺里；同时，他认为我带着两个儿子在华卿家睡地板，实在太不舒服。于是，他说他的家乡在附近，离上海只需要二小时的公共汽车，便可直达市镇，而他的家离市镇不远，他有很大的房屋，有二层；除楼上楼下的客厅外，房间很多。他说，“你的太太，我知道是作家，房间的窗子很大，她可以带些书籍和资料，安静地研究和写作。”可是，由于日美战争，乡镇那里也有汉奸，因而他事先没有向他的太太说明我们的情形，即连作家也不敢说，恐怕他的妻子随便说出来，在一个小市镇里，女子知识高，容易引入注意，只说是他的好友的家属。因他的妻子教育程度甚低，不了解世界局势和当时的客观环境。可是，余认为家里有高大的房屋，有厨师和四个女佣，带三个人住他家毫无问题，可是问题在于没有事先向她的太太说明，突然把我和两个儿子，带到他们的家里住下来，使他的妻子感到很惊奇。他的妻子对我们的态度异常之坏，而且叫她的孩子们（四个孩子）不要同我的儿子们一起玩耍。这当然给与我的儿子们一个打击。这位女主妇太不合理，她明知道添了两个人，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是述之，她故意不叫厨子添菜，当然几样菜都吃光了，她叫她的丈夫看“从来没有像这样吃光的”，意即我们吃光了的。余当时便大发脾气：“他们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一个小气鬼。家里甚么都有，增加了人，而且来了客人你为甚么不叫厨师多作几样菜呢？你如果还是这种态度，我向你离婚”余的性格太天真，他未想到这情景对我们很难堪。我们当天就要离开，余不睬她，他叫人租了一只小船，准备带我们去他的亲戚家（富农）看看富农家的生活，吃了自给自足的农家晚餐之后才归。第三天我们便同余一同回上海，仍住李华卿的家里。虽然仍旧睡地板，但比住余家的高楼大厦，在精神方面却要愉快得多，孩子们也好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
　　大约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左右，我们的同情朋友刘锡希，他为一间银行的襄理（即经理的助手，他和经理有亲戚关系）。该银行为了保值，在愚园路购买了一座大花园房屋，它原是宾隆医院院长的私人住宅。单从这一座院长遗留来来的佣人的房屋看来，以及佣人之多看来，外国人在中国的享受是多么的奢侈了。佣人的房屋建筑于花园内一个角落，有二层楼，每一层有四间，有卫生设备和水门汀，均为一家佣人居住之用。老佣人主管者，他的儿子为园丁，两个孙儿约八岁至十岁，专为打网球时拾球者；至于这一家的妇女，自然是为主人清洁房屋之仆役。
　　在一个秋末的季节，刘锡希得到银行经理的同意，让我们搬进去居住。我们住二楼正中的一间，我们的家具虽然不配这样的房屋，但也清洁雅致。可是，秋去冬来，我们的衣物由于在几年前马玉夫告密后，全部丧失，房屋既大，位于大花园之中央，四面都是葱绿的树木、足球场以及网球场等，空间太多，从玻璃窗透进来的寒气，使我们房间里茶杯里的水都结成了冰，三个孩子都冻得哭了。我只好生炉子，煤气很重，烧点热稀饭吃吃，大家的身体都暖和一点。
　　正在这座房屋对面，居住着述之的一位朋友胡教授，他的妻子租了一个院子，里面有平列的三座二层楼的小型房屋，他们开办了一所小学（我们的儿子们就在这里读书）。另外，他们自己也有一座二层楼的房屋，租了给两家人；后来，他们将自己以前住的前后楼给我们住，从此我们住的问题便安定下来了。
　　在日美战争的年代中，我们几位有财政能力的朋友所作的生意全都失败，述之只好改名换姓，在两间大学当教授，教中国历史。首先，在大夏大学，他虽然避免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历史的发展规律、演变的过程……等等。当时，在每个大学里都有些前进的分子，而这些分子都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有的甚至加入共产党。因此，这些分子对于这位教授很信仰，觉得他的知识广博，每当下课，述之到休息室时，这些学生便包围他，要求到家里来拜访。有二三个曾来家。其中有二位经常来变成朋友，其中有一位陈景光，他在厂工作，人很聪明，会写文章，能作新诗，有文学修养，特别重感情。他在我们家里来往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我们家庭的事也很关心。不过，他从我们的谈吐中，发现我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对同他一起来的同学说：
　　“近三个多月来，我的情绪陷于一种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他们为人这样慷慨，合乎人情，去了总是留吃饭，不管现在米都买不着，尤其是碧兰，她的生活如此辛苦，可是她总是满怀乐观的心情，谈笑自若，我同她谈各种问题，任何问题，她都有见解。有一次，他们家里发生了问题，他们必须个别地找地方住，述之住友人的商店里；女儿在邻居的老太太家里，碧兰带着两个儿子在友人家里睡地板。有一次，我们约她在公园相见时，她同平常一样，若无其事，谈笑自若。”
　　一直到1948年末，我们离开上海时为止，他同我的友谊甚笃，我很记念他！
　　在华卿家里住了五个月，被杨供出的人，都放出来了。我们也回到家中，回到愚园路胡教授让给我们的住所。住在这里，我们活动范围便开始广阔了。胡太太所办的学校有一位姓张的女教员，她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有一天，她自己到我们家里来访问我们，她说她知道程教授，她愿来请教；述之不在家时，便同我谈妇女。她原有某些模模糊糊的观念，经过畅谈后，她便追着我谈，当我在公共厨房烧饭时，她也站在我的旁边，由于木材湿，我流着泪，她也流着泪同我谈。随后，她又介绍她的同学姓孙的，孙又带来一位姓陈的同学，她是文学系的学生，她们称她为诗人；她很热情，具有诗人的风度；圣约翰的女毕业生又介绍一位她们认为学识很广博的男毕业生到我们家里来。还有住在我们的阁楼上一位音乐家姓张的（想来是在小学当教员的张介绍的）。他的小提琴奏得很好，他的住所很小，不能练习，他便托张向我要求，有时在我们家里练习。我们家里来来往往有如此众多的人，在日本人控制的时代，同志们认为我们太开放，很危险，我们觉得有机会可以影响青年，只是设法掩护罢了。我们常常于晚餐之后，便开音乐晚会，开音乐唱片，张奏小提琴；然后便谈政治问题。有一次，那几位热心的女朋友和我们的女儿筹备了一个较大规模的音乐晚会，在胡太太学校院子里举行。除了圣约翰来了十余人外，还有自其他大学的。他们请我讲妇女问题。这次，胡太太害怕了；可是，胡先生倒很有兴趣，大家都很有兴趣。演讲完毕，兴尽而散，没有发生问题。
　　最后，他们又带了一位从解放区来上海的分子来我家同述之讨论政治理论问题，这个人是奉派到上海专门联系某些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说服他们到解放区去的。以前我们所住的福田邨就有好几个青年失踪，都是到解放区去了。这次，这个人当然同圣约翰的一批左倾分子早有联系，他从同我们来往的一批人中，得知程教授家里有一大批左倾的学生围绕着。因而，他便找到一位常来我家的张介绍他来见程教授。第一次，所谈不多。第二次再来，他提出一系列托派与斯派最尖锐的问题。我用脚踢述之的腿，意即叫他避免谈这些尖锐的问题；可是，述之愈谈愈起劲，谈了二小时这久，把所有他想要说的内容，都说出来了。那人也没有甚么意见或问题表示，满意而去。当他们齐离开我家里时，我小心地追随他们，视察他们的反映如何？他们没有看见我，我见他们站成一圆圈，交头接耳，异常紧张，那人确定了程教授为托派。随后便有二人不来了。其他的人仍旧照样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但我们的音乐晚会停止了。这次我们争取了三位女性，一位博学的学生。他喜读书，说话满口成语格言，这位博学的学生，对于斯大林整死了整代老布维塞克，甚至季诺维也夫、卡米涅夫、布哈林也在内，他不能理解，要求述之解释。述之解释了无数次，可是，下一次来时，还是提出同样的问题。述之在说服人方面，不但有理论，而且还以辩证的方法，以极大的耐心，经过了几个月，才把他说服了。
　　由于胡太太不愿意在她的学校院子里活动，我们又找到另一家更大的花园。我们的年青分子筹备了一个文艺晚会，名“营火会”。中间烧了一团小火，大家围着火进行文艺节目，有短短的演讲，朗诵新诗，表演有抗战和革命意义的短剧……等等。这次人更多，除同情者外，我们托派分子差不多都参与其会。

　　
^[1] 爱文义路位于公共租界。
　　
^[2] 我当日把《向导》和《新青年》乘公共电车运出去了，在电车上，日军上来检查，我的两大包东西放在身旁，安静地坐着，结果不安无事。
　　
^[3] 女儿莉莉十五岁，读高中；大儿子九岁，读小学；小儿子仅三岁。
　　
^[4] 这是我封锁在愚园路时亲眼所见的。
　　
^[5] 这也是在同一地方看见的，日军把东西丢在街上。
　　
^[6] 因我们的进款不多，只能吃蔬菜、豆腐之类，很少肉食，但我配合多样，每餐至少有四样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