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五章彭述之与陈独秀出狱后之分道扬镳

　　自述之于1937年8月末，从南京监狱出来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更为猛烈，我们虽然住在法租界，但枪炮之声，不绝于耳。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而忧虑的，尤其是一般有钱的人家，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米粮及其生活方面的必需品，如米、油盐、柴、炭、面粉和肥皂之类。这一方面自然把物价提高了，使贫穷人民的生活负担更加沉重；同时，更造成人心的恐慌，主要的是担心买不到米。因为上海的米，都是从四郊的乡下以及上海以外的各城镇，有的甚至从国外来的，如越南、泰国等当时已经买不到米了，所有上海的米都被富商和有钱的家庭争购一空。我们当时只能买面粉和蔬菜来充饥。
　　我们当时的情形，由于我刚失业，异常严重，述之从监狱出来了，同志和朋友们当然都很高兴（这次出来是由于南京模范监狱被日本投弹炸毁，否则还有三年，原判徒刑八年）。当王独清兴奋地告诉李季说^[1]：“述之出来了！”但李回答说：“出来了倒是很好，不过生活成问题。”他的这一句话，尖锐地反映了我们当时情形之困难和艰险。我们大家都笑他是一位心肠好的老实人，不过说这句话太老实了一点，我听了王转述的话之后，感叹着说：“生活实在成问题，但总比关在监狱里好得多，难道生活成问题，还是回到监狱里去吗？我们多年来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困难，但直到今天还没有饿死，尤其在述之被捕之前数月，由于叛徒马玉夫的告密，我们的一切衣物、书籍乃至家具等物，全都被捕房没收了，我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即至述之被捕之后，在监狱中关了整整五年，我带着两个孩子，也生活下来了。当然，现在的情形更加严重，但我相信，我们可以设法挣扎下去的。”
　　述之同王听了我的这一番话，也表示同感。实在，除了以极大的耐心和勇气去应付这个恶劣的环境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
　　有一位云南的同志赵济，他同陈其昌一起是当时组织负责者之一，他同他的妻子（她也是同志，在上海一个小学教书）准备回云南大理的家乡去，赵济说，那里的气候很舒适，一年四季都像春天一样，不冷也不热，整年都是花红叶绿，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日军一定会占领上海，对我们来说不但生活成问题，而且生命随时也有危险的可能。他们关怀我们，觉得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上海，既无职业，也没有钱，即令生命没有危险，也有饿死的可能。因此，他向我们建议，希望我们也同他们一起到云南去，他说生活问题他可以想办法，至少碧兰可以找到职业；或者她可以同我们一起开办一所学校。我们觉得虽然到云南去较上海安全，但我们不愿意到那样偏僻的地方去完全为了避难，还企图在上海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作点事情，因而婉言拒绝了他的善意的建议，至于生活问题，慢慢地再想办法。
　　述之回来约一个星期左右，我们的老朋友施复亮以及我在1935年末由施介绍的一位朋友叶波澄请我们连同两个孩子在内，到他们家里晚餐，施同叶同住在一座四层楼高大西式花园房子里。自那次晚餐后，叶自然也认识述之，以前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人，叶和施都知道我已失业，十分关怀我们的生活，他们商量的结果，随后由施来通知我们说：“当叶和我谈到你们目前的生活时，他诚意地愿意帮助你们。本来，在述之尚未出狱的两年之前，叶亲自当着我的面向碧兰表示，他乐意在经济方面帮助她。因为他认为碧兰带着两个孩子，做职业同时还要写文章，未免太辛苦，但碧兰当即婉言拒绝。她说收入够维持生活，这给予叶和我深刻的印象。可是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碧兰已经失业，而且在抗战期间，生活更加困难，找职业也很少希望。因此，叶和我决定：从本月开始，每月从叶那里领取五十元，作为生活费用，由我转交给你们，现时是非常时期，你们一家人，假如没有固定的收入是很危险的。”这是一个意外的、莫大的幸运！是又一次的当生活遭遇到绝境时，忽然又出现了一条新的出路，从此我们的生活便稳定下来了。在当时有许多人离开上海到四川、云南……等省去避难，因此，上海的房子空起来了，我们乘此机会，在爱文义路福田邨二十八号找到一间前楼，房间较以前的宽大而清洁，有卫生设备。不过，我们仍旧是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在第二年即1938年12月6日，我们的最小的儿子耀明诞生了，这间房子里就有五口人了。
　　叶波澄湖北人，有一个时期曾作过湖北省财政厅长，态度诚恳，没有官僚习气，随后去日本游历，在那里认识了施复亮。出于施的影响，他便信仰马克思主义，当时已年近五十，仍努力学习日文，妻子也跟着学习，买了一大批日文的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准备把他的财产拿出一部分来作文化事业。不久，他对于我们在出版托派书籍和刊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外，我们在叶家里又认识一位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年约三十左右的湖北人李华卿，曾肆业于上海艺术大学，然后留学日本，由于他在艺大时，便受托派思想的影响，因而他第一次在叶家里见到我时，他就表示要到我们家里来访问我们。我当即把我们的住址写给他，随后他和叶对托派出版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
　　自述之从南京监狱回到上海后不久，由原来负责书记的陈其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赵济（原来负责者之一），罗世凡和刘家良（他们都是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等，讨论当时抗日战争政策和重建领导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战争的决议案；号召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参加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同时，批评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日等的自由权利，主张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
　　在组织方面，选出了一个临时的中央委员会，一致主张述之担任书记。但述之坚决主张仍由陈其昌继续，自己愿意在宣传工作方面多负些责任，结果，仍旧由陈继续担任书记。经过了一个相当的时期，陈其昌忽然要到四川去见陈独秀^[2]，因而述之不得不把书记的工作担任起来。
　　本来陈独秀从南京监狱出来后，应当同彭述之以及其他从监狱一起释放出来的同志，一同回到上海的，因为上海一向是托派活动的中心地带，中央机关也一向在上海。但由于他的思想倾向不同，他没有同任何同志商讨，便分道扬镳，一直独自到武汉去了。这便明显地表明他的政治倾向。因为武汉是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心基地；同时也是各种党派活跃的场所，他企图公开活动，再也不愿干托派的地下工作了。当某些同志建议他到上海去时，他回答说：“我坐了五年牢还不够，还要再去坐牢吗？”
　　从陈独秀上面这两句话中，便足够表明他已经倒退了。在二十年代的初期，他曾有一次在北京被捕，他慷慨地说：“革命家坐牢是家常便饭。”可是，他现时害怕再坐牢了！因而，他一到武汉，便公开活动，同国共的要人以及第三党分子接触。当他在汉口青年会演说时，他公开声明自己不是托派，为的便于公开活动，但那些党派，由于他没有实力，并不十分看重他；尤其是共产党，它宁可同任何反动分子合作，而绝不容许托派分子参加联合阵线的。因而独秀的公开活动，即想同国共合作的企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本来，自陈独秀到武汉后，有不少的托派分子去访问他，甚至过去消沉的分子，那时也兴奋起来了，都到他的家里去拜访他，希望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有所作为。首先是要求他主持办一个公开刊物，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以及对日抗战的主张。可是，结果一个一个地对他失望了，这情形还是王凡西在我们家里闲谈时透露出来的，因为王从监狱出来后，曾到武汉去过，并在陈独秀的家里住了一个短时期，王当然也希望同他合作为托派作些事情，但终因失望而回到上海。
　　假如在当时，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头等地位的角色，创立中国共产党的资望及参加建立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左派反对派的重大意义；尤其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坐了整整五年监牢，当时刚从监狱出来，勇敢而坚决地举起托派的旗帜，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已经在武汉的同志和其他地方去访问他的同志结合起来；同上海的临时领导机关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国的领导中心，制定一个正确的抗战纲领，出版公开刊物，从事宣传和鼓动；并分别派同志到各地方去联络分散的同志，重新组织群众，在当时最有利的客观条件下，使他的历史地位和在社会上的声望，公开号召群众奋起抗日，托派大有可能在政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形成一个相当有力量的革命组织。但异常之不幸，他没有这样作，这不但是他个人的大损失，抛弃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地位；同时，整个托派也蒙受巨大的损失！
　　但陈独秀作为一个托派的领袖，为甚么会采取这种机会主义的立场呢？这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因为他在南京监狱中，从1934年开始，他的思想便已经对某些重要问题，发生了怀疑，如民主运动与不断革命问题，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以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等等，在监狱中同彭述之开始是口头论争，随后进行了笔战。关于这些争论的内容，在述之的回忆录中，相信有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只是指出他们所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的文件，当他们尚在监狱中时，不断地托人带出来，因而我们现在还在手边），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陈的思想已开始倒退。随后，由于国际局势的急剧转变，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朗哥的法西斯势力在欧洲之蓬勃生长；日帝国主义不断地进攻，占领了中国大部份地区，以及斯大林在苏联所进行的大审判案，清除了整代的老布尔塞维克和无数的革命青年，在这些可怕的历史倒退的极端反动的情况之下，因而陈独秀便开始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发生了幻想，这便是他的思想向后退的转折点，也便是他背弃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1937年“八一三”^[3]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对抗战的意见，也与我们完全不同。我们认为：抗日战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是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号召群众参加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但同时必须批评国民党的压迫民众、不让民众自动起来抗日的反动政策；陈独秀根据抗日战争是进步的观点出发，因而不但支持蒋所领导的抗战，而且拥护他的军事独裁，反对在上海托派机关报上对蒋介石压制民众、不让民众自己组织起来抗日的批评。他也向民众呼吁：“有钱的出钱，有力者出力，”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口号，他也跟着中共来一个合奏，以取悦于中共。因而，他便一步一步地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背弃了第四国际的抗战纲领，在思想上又回到他的资产阶级的理论范畴中去了，因而，他强调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成熟自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他告诉青年们说；“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所引这些片段的文句，都是他同李季同志私人通信中摘引出来的，见1939－1941年“保卫马克思主义”第一部陈独秀的来信）。因而，他的结论是同当时斯大林主义中共的理论一样，中国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的这种资产阶级的陈腐滥调，正是所有西欧和俄国孟塞维克——机会主义者的“阶段论”，早已被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所击碎了的，这时陈独秀拾起了他曾经反对过的这种革命“阶段论”。这样，他便从理论上根本背叛了“不断革命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陈独秀的思想走得更远了；他向中共合奏所谓反德、日、意的侵略阵线的交响曲；他站在所谓民主阵线，即英、美、法民主帝国主义方面，反对在这些国家内（英、美、法）进行革命运动，甚至反对印度及其他殖民地进行独立运动。他完全忘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抢夺性质，根本违反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帝国主义战争一贯所坚持的“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的革命战略。
　　最后，陈独秀认为斯大林的官僚独裁，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陈独秀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分析苏联的堕落，是由于世界革命不断地失败，以及俄国的落后性所交织而成的后果。因而他便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图式，来判断苏联的堕落根源，把斯大林的官僚独裁演化成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之必然产物，这是所有的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反动立场。现时有不少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特别强调这一反动的理论，这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苏联和中国所进行的稀有的专横和残暴所加强起来的，这便大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之真正面目，阻碍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地进行和发展，拖延了革命的成功。
　　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应当客观而公正的。虽然陈独秀后期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是趋向于堕落，曾给以严厉的批评。可是，他的前期历史，他在中国几个历史阶段所起的巨大进步作用，却不能因为他晚年的思想变化而抹煞或贬低，我们对于他在前期的历史事实，仍旧应给以客观的评价。
　　陈独秀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经过科举，获得秀才之后，便留学日本，当时正是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向中国侵略，以及极端腐化的满清政府向帝国主义不断投降，陈独秀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主义的思想，一跃而成为急进的民主主义者。由于他是一位敏感和具有某种天才的人物，在当时恶劣环境之下，他激昂起来了，迅速反映那个时代的要求，因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便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个伟大的运动，是划时代的，它是东方资产阶级一个启蒙的运动。陈独秀在这一运动中，不但扮演了头等领导的角色；而且还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坚决和勇敢的精神，彻底地反对一切封建的旧思想、旧传统、片面的贞操观，反对封建思想束缚妇女性自由的残酷制度——夫死不再嫁，妻死丈夫可以再娶的传统。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写了许多关于反对片面贞操的文章，反对一切旧道德、礼教，尤其对当时封建思想堡垒的孔教；而且对中国文化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并大声疾呼地提倡以“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所有这些，都是他在领导五四运动中所起的辉煌作用和伟大的贡献。
　　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这个启蒙民主主义运动，便同十月革命的潮流汇合起来了。陈独秀在这个震撼世界的革命巨浪的激荡之下，便更向前跃进了一步，从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1920年开始，他便成为这个党的总书记，一直到1927年被瞿秋白非法召开所谓“八七会议”^[4]篡夺时为止。
　　1927年革命失败后，在1929年春，他阅读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两个重要的文件，即：《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后，他认为托洛茨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当时应采取的以国民会议的口号代替盲动主义的政策，异常正确，因而立即同彭述之、尹宽以及一大批对党的盲动主义政策不满的重要干部，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在这些干部中，有许多是省委的书记和委员，以及作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领袖……等等。这便表现了陈独秀再向前跨进了一步；同时也反映着中国无产阶级经过第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准备进行中共所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观点来说，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是不断革命论的继续和发展。根据以上所述，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上——从五四运动，创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左派反对派，建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都起了推动和领导的作用，这是他应当引为骄傲的，他的敏感和智慧，在这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发挥到了最高峰，不管后来斯大林党对他如何地贬损和污蔑，但他的名字，即在他前期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是永垂不朽的。
　　陈独秀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除了他本人的某些弱点外，主要的还是需要求之于历史辩证法才能获得解答。由于历史的残酷，落后国家的历史更加残酷，因为中国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便使陈独秀以一个光辉的民主主义者踏上政治舞台；以他的敏感和智慧，随着革命潮流的上升，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敏捷地乘机而上；但当革命潮流下降，尤其遭受各种各式的打击和挫折时，他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分析和了解问题，因而在反动的逆流冲击之下，站立不稳，终于跌到他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泥坑中去了。对他个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悲剧；而对托派来说，也是一种无可弥补的损失！
　　像陈独秀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现象，正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而普列汉诺夫也是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一跃而成为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尤其在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唯物论的通俗解释，教育了整代的青年工人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但当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他便逐渐后退，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他便堕落成为一个社会爱国主义者，疯狂地拥护帝国主义的民主欺骗，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对十月革命，成为所有反动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论家和代言人，像普列汉诺夫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当然也只有从俄国历史发展的落后性才能获得解释；但他本人当然也有致命的弱点，也同陈独秀一样，只是抽象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分析问题，得到正确的解释和结论，因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第四国际党人，对于陈独秀的思想和行为之前后矛盾，也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对待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态度一样，保卫他前期的光荣历史；唾弃他后期的背叛。
　　在我的回忆录中，对于人物的描述（当然所描写的人物，都是同我的工作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有好的革命者的典范；但也有少数坏的典型，乃至叛徒），写得最长的，除了瞿秋白外，那便是陈独秀。前面“从上海到北京”一章中，已经叙述过，当我于1923年暑假到上海时，陈便提议瞿秋白同意由党中央负担我的生活，培养深造，首先进上海大学，然后送往苏联学习。这一决定，对于我往后前途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当时是唯一由党中央培养的一个党员；也是第一位送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女同志，因此，我一直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来对待陈独秀的。尤其自1925年12月，述之同我生活在一起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以他同述之的关系为最好，因而，我们这间，时有私人来往。在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及1929年，我们一起组织左派反对派后，陈同述之和我的关系，自然便更为密切。但历史的变化和政治的演变是残酷的，陈独秀最后竟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而回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泥沼中去了！
　　现在我必须回头说到述之担任书记后，重新整顿组织，把留在上海的几十个同志编成支部，正常开会，选出临时领导机构继续出版《斗争》机关报。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把各地方的小组织也开始联系起来，由于抗日运动的潮流遍及全国，在这个有利于群众运动的客观条件之下，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跟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扩大；在组织方面，如上海、北京、广东、广西和浙江等地，也随着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扩展，组织也日渐发展起来，中央领导机构仍旧设于上海，除述之和刘家良外，陈其昌从四川回来，仍为常委，王凡西也从武汉来到上海，述之再三再四地到他的住所，请他参加领机，但他却坚持绝不参加常务委员会，而只参加编辑委员会，因他感到：自从监狱出来后，时常有人追踪，中常会时常开会，而编委会议则不常开，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他决不参加中常会，但他愿意为中常会作些文字工作，实际上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不喜欢作有危险性的实际工作，而喜欢写决议案或作主编之类的工作、虽然人数很少，但仍旧把运动推向前进。在教育方面，我们办训练班，由述之、家良、凡西和我主讲。我特别在妇女支部中多负些教育责任。
　　但正当我们的运动开始复兴时，忽然发生了一件极重要的事件：约在我们搬到福田邨的第二年，即1938年夏，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党）公然在它的报纸上造谣、污蔑陈独秀和彭述之领取日帝国主义的金钱，为它服务，从此便称托派为汉奸。我们必须知道：“汉奸”，在当时民族抗日战争热潮情形之下，是每一个人都极端仇视的。因此，斯大林主义者才恶毒地把这顶帽子扣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头上，随后不久，它又在上海所控制的四家日报上，同日登载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彭述之和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大汉奸李国杰是密友，其用意是企图以汉奸的名义，让它自己的特务暗杀彭述之（国民党刚释放他出来，它无必要进行暗杀）。当这个消息登出后，我们立即决定述之必须立即离开我们的住所，因为我们认为，斯党有人从我所来往的朋友中，可能知道^[5]我们的住址，因而，国华同一个老式钱庄有关系，他便把述之安排在那里居住，以避免危险；同时，我们聘请著名的外籍律师进行控诉，经过法律的手续，才迫使共产党的报纸登载一项声明：“所载关于彭述之的消息并非事实。”这个可怕和可耻的阴谋，虽然如此了结，但我们从苏联斯大林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教训中，仍旧不能放心，因而述之继续住在那里。
　　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志裕钱庄的副经理夏杏芳成为述之私人最密切的朋友和同情者。夏当时年约四十左右，性格豪爽、果断，作人有原则，特别有信用，因而他在银行和商业界有信誉，所有这些条件，对于他的事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本来是一件极坏的事情，却发展成为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的巧遇。
　　由于夏杏芳成为同情者，述之同我商讨，准备把叶波澄和新近认识的李华卿介绍给夏认识，他们不久也便成为好友，而且共同创造某些商业方面的事业。首先将夏的老式的钱庄，改为新式的，即银行式的金源钱庄，叶波澄本人和他的一位更有钱的朋友，投进大量的资金，业务日益发达，夏杏芳便成为这个新式钱庄的经理。
　　约在1938年末，述之同夏^[6]住在金源钱庄同一间卧室里，他们的友情甚笃，无所不谈，当述之谈到托派的出版的计划时，夏告诉述之说：“你认为应该首先出版些甚么书，你列出来好了，我们有计划地来进行。”述之提出《苏联的现状与前途》^[7]，《俄国革命史》，（均为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的悲剧》（HAROLD R.ISAAC著），以及《十月革命后廿年的世界局势》（美国强生著）。夏当时便答允筹措五百元先行出版《被背叛了的革命》。随后不久，述之又向李华卿谈及出版计划时，李当即表示极愿尽力在经济方面来帮助这个计划之实现。他迅即同叶商量，结果他们两人愿意分担《俄国革命史》出版的经费，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他们却如此慷慨地答允了；而且即时购买了印《俄国革命史》的纸张，因为当时的纸币不断贬值。
　　在出版书籍开始进行的同时，我们看到当时上海租界出版界的活跃现象，因而我们便企图出版公开刊物，但问题决定于公开发行人和财政。关于公开发行人方面，正好当时有一位美国同志^[8]在上海担任某报的编辑，经过他的关系，找到一位同情者出面登记（此事由王凡西和陈其昌接头）。但最困难的是财政问题，李华卿坦白地说自己的能力有限，只有叶才有这种力量，当叶听到这个计划时，他便一口答应每月资助150元。第一个公开刊物《动向》，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而出世的。《动向》仅出了几期，由于登记成问题，因而停刊，改名《西流》，以小册子形式出版；随后又改名为《破晓》，这两个刊物也是在同样的条件之下而继《动向》之后出版的。
　　上面已经说过《被背叛了的革命》已由夏杏芳负责筹措五百元出版；《俄国革命史》已由叶和李担任出版经费；但关于《中国革命的悲剧》和《十月革命后廿年的国际局势》还没有着落。因而述之只好再同李切实商讨。李主张这两部著作现在可以开始翻译，至关于将来出版的经费问题，他可以同叶设法。因此，述之便向组织提议：请王凡西和郑超麟共同担任翻译《俄国革命史》；刘家良译《中国革命的悲剧》；陈其昌译《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局势》。组织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凡西、家良、其昌等便开始进行翻译的工作。
　　但当时郑超麟还在安徽乡下，必须请他来上海才能进行他的翻译工作，这样，新的问题又发生了，那便是他来上海后如何生活的问题。述之只好再同夏商量，夏回答说：“你尽管叫他赶快出来好了，我设法寻找经费来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郑超麟便是在这个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保证之下，才来到上海的，而且，在往后的事实上，夏不但设法筹得一些经费以稿费的名义帮助了郑超麟，而且也帮助了王凡西、陈其昌和刘家良（我们是早已得到他的帮助的）。
　　此外，我们同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老先生订立了一个出版托派小册子的计划，其中包括十个以上的题目。但述之只写了三个小册子，即：《长期抗战的必须条件》，《奥国是怎样失败的》，《西班牙的内战及其前途》，以及苏联的审判案（编译的）等。这便是王凡西所说的“……由我们自己编写的有关托派意见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影响很大，因为公开出版，发行遍全国……。”在述之尚未出狱之前不久，亚东书局曾出版了我的《妇女问题丛谈》，曾获得了一些版税以弥补生活，因而我常到该书局，当缺少小小数目的时候，汪老板对我的态度非常之好，即在他困难时，也不让我空手回家。有一次，当我到那里时，由于述之的几个小册子出世了，我碰见有四位广西青年在那里买这些小册子，他们认为这些小册子写得正合乎事实，合乎时代的需要，他们问汪先生，“我们是否可能同这位写小册子的作者见面谈谈？”我倒跃跃欲试，但汪以特殊情形为理由而拒绝了，他很谨慎，但我深为惋惜！
　　根据上面所叙述的事实，是我们亲身参与的，叶和李还是由我介绍述之认识的，至于往后的发展以及一切出版经过情形，我全部知悉。但王凡西说：“上海的孤立时期……是政治的出版活动非常蓬勃的时期，一个刊物，只要名义上有英美籍的发行人，就可以公开发行……同时又有两三个比较有点经济能力的同情者愿意月助百元来帮助我们的杂志，我们便办起了一种月刊，起名《动向》……执笔者王独清，陈其昌，彭述之，刘家良和我，由我编辑，而技术方面的一切工作，包括资金的筹措与发行流通在内，则悉为国华担任。
　　“在此前后（即出版《动向》前后——兰），我们曾经独立的以春燕出版社的名义印行了托著《苏联现状与前途》^[9].。……经过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大约十四本托著的以及由我们自己编写的有关托派意见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影响很大，因为公开出版，发行网遍全国……
　　《破晓》出版后不久，郑超麟同志从皖南（安徽）乡下来到上海，他的来到大大促进了我们的出版计划……因为我们在上海已开始翻译托的最大著作《俄国革命史》，希望他来参加……”（见王自传二七三至二七五页，一九五七年出版）。可是，郑超麟正是述之同夏商量后，夏答允维持他们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的保证之下，才来上海的。这是和王所说的：“郑超麟同志从皖南乡下来到上海，他的来到大大促进了我们的出版计划”大为不同的。
　　从上面摘引王的几段素描中，便给了读者一个明显的印象，那就是：从办《动向》到出版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如《被背叛了的革命》，《俄国革命史》……等，好像都是由王凡西的计划和推进，“而技术方面的一切工作，包括资金的筹措与发行流通在内，则悉为国华担任”，彭述之不过是在《动向》里面次于陈其昌一个执笔者而已。但事实果真如些吗？假如读者看了我前面所叙述的关于述之和我怎样得到同情者，述之如何与他们商讨出版刊物以及托洛茨基和其他著作计划的经过，那么，王凡西的这一套巧用心机地和处心积虑地表彰自己和己派伙伴的丰功伟绩，企图抹煞别人的贡献，但人们是不会受其欺骗的；就是王凡西和国华本人心里也是很明白，他们不过为了派系的私利（因为他写此回忆时，是1959年；在1942年他带着几个人破坏了组织原则，自行出版公开刊物离开了第四国际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运用欺骗和蒙混的手法来美化自己和己派的功劳罢了。
　　本来我最厌恶在革命队伍中那种斤斤计较功劳的行为，但当人们过分地伪造事实，来表彰自己和己派的伙伴的功绩而完全抹煞别人的贡献时，觉得对这种品德不高尚的行为，假如不加以揭穿，那就是等于任人去歪曲事实欺骗别人。因而，我才迫不得已将我所亲身经历和亲眼看见的事实揭露出来。
　　当然，我应当说，在抗日战争发生后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从1938年到1941年，中国托派公开出版刊物，如《动向》、《西流》和《破晓》；大规模地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托派一系列的小册子等，这对于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贡献中，王凡西和郑超麟在翻译方面当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国华在技术方面，如校对、发行、流通等，也是特别效劳的。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了解：出版杂志，尤其是大规模地出版书籍，像《俄国革命史》这样大的著作，首先便是财政问题。在这一点上，它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像这种重大的财政问题，王凡西却轻轻的一笔“包括资金的筹措与发行流通在内，则悉为国华担任”。这便是把巨大的财政问题和发行流通技术混在一起，悉为国华担任了。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我相信，读者看了我前面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叙述，一定是用否定来回答的。

^[1] 李季湖南人，留学德国多年，然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同我一个支部，1925年回国后，作上海大学教授，并写马克思传。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他说他加入托派是彭述之拉他进来的，从未为托派工作，因而中共容许他在大陆专任翻译。

^[2] 陈独秀在武汉逗留了一个时期，对公开活动感到失望；同时武汉亦非安全之地，日军一定会占领。各党派都迁徙于四川，陈带着妻子和一位秘书何资深定居于四川江津，1942年病逝于那里。

^[3] “八一三”即八月十三日。

^[4]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召开，故称八七会议。

^[5] 事后证明知道，斯派内部公报中宣称：我们不打算干掉彭述之，要干很容易，我们知道他的住址。

^[6] 夏有家室，有善良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二个女儿，他有时回家，但多半住在钱庄里。

^[7] 《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原名为《被背叛了的革命》。

^[8] 这位美国同志即SWP的成员李福仁，当时编密勒评论，由他介绍一位外籍人出面。（原注标示在上一段的“以及《十月革命后廿年的世界局势》（美国强生著）”之后，应为排印错误。此更正——录入者）

^[9] 原名为《被背叛了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