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三章　一九三二年彭述之的被捕

　　在1932年10月15日的下午，述之离家到中央秘书处谢少安夫妇的住所参加中央常务委员会。我从晚上十一点钟起就开始有点担心，细心地倾听我平时熟悉的脚步声。但时钟一点一点的过去了，仍旧寂静无声，我知道他是被捕了！然而心里仍旧怀着万分之一的希望，一分一分钟听下去，直到凌晨五点左右，天快亮了，我知道没有希望了，心里盘算着如何应付这一事件的问题，首先就是准备出去营救几个地方住的同志。
　　我确定被捕一定是在开会的地方，有人告密或其他原因，我当时不能预断，但在开会时被捕的观念是确定了的。因此，我对于这个党委的秘书谢少安完全不信任（其原因将在后面叙述）。于是我决定：凡是他知道的地方，我就去通知叫他们立即离开。我的五岁的女儿莉莉尚在熟睡中（我根本没有上床去睡，坐着看书等待了一整夜），我穿好皮鞋，轻轻地从外面把门锁上，熟睡的女儿被锁在里面了。
　　我首先跑到刘伯庄夫妇的家里，简单地告诉他们说述之被捕了，并告诉被捕者中谢少安之不可靠，嘱他们立即离家。他们同意迅即离开住所。我随即坐人力车到杜畏之夫妇家里，告以同样情形嘱其离家，我并告诉他们说，我马上要到法租界道之地方去，叫他同另一同志立即离开，并叫他去通知技术机关曾孟与何子贞，叫他们迅即离开。杜知道我甚穷，故送给我二元作车费去法租界，因虹口区离法租界相当远。
　　我到道之的住所告诉他的情形，嘱他迅即离开，他为述之的胞弟，当时重要干部之一，担任法兰区的书记职。他准备暂住在我的家里，他穷得很，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搬，只有把一个打汽大油炉和几件换洗的衣裤，一个铺盖包给我放在人力车上带回；他便立即到技术机关去叫曾孟与何子贞一同离开住所。
　　由于我平时对同志们的观察，可靠与不可靠，都曾经过考验，因而我认为某人不可靠，应立即迁移时，大家都一致依从，迅即离开住所。当我把所有谢知道的地方一一通知之后，我的任务已经完毕，迅即乘人力车回家，这时，我想起了锁在家里的女儿；恨不得叫人力车也生起翅膀来，一刹那就飞到家中。
　　当我走到家中后门口时，我一边用钥匙开门；一边在一个洞里看看我的女儿醒来的情形如何（门上有一个大洞是以前人家有过司百林锁拆走了的）。她一声不响，也不像啼哭过的样子，身上披着一件花洋布做的棉披肩（这是友人送的，因她自己还不会穿中国式的棉袍，当时已是十月中旬，天气已经寒冷），面对着门直挺挺地站立着，两眼看着洞口；两手放在披肩里，动也不动，宛如一个虔诚的教徒在教堂里作祷告一般。我看到这种情景，不禁一阵一阵地心酸；同时也觉得她太聪明可爱，然而也实在太可怜了！我怀着酸楚的心情开了门，抱着她，眼泪不住地从两眼滚下来。我问她：“你醒来没有看见爸爸和我，你哭过没有？”她说：“没有，我想爸爸出去了，你买菜去了，我就站在这里等你开门哩。”我听了她的话，更觉得她聪明可爱，然而我的心也就更加酸楚！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感，避免流泪，恐影响仅仅五岁的女儿。
　　道之当日住在我家里，但第二天清晨，他一起来，就告诉我说：“我现在再到曾孟的地方去一趟，因为昨天我叫他们离开时，他们没有表示坚决的意向，我不放心，现在去叫他们赶快离开。”
　　“现在已经太迟了，假如昨天下午没有去逮捕他们的话，晚上一定会去，而且一定还有警察住在里面，等待再捕去那个机关的人。我绝对不赞成你今天再去，因为昨天你已经通知他们，你的任务已尽；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没有离开就被捕了，你现在是去自投罗网。”我接着他上面的话说。
　　他一定要去，这当然一方面表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同时也表现他年轻没有经验，他不相信仅仅迟了一天，就一定会有巡捕住在里面。我见他去意甚坚，亦不再勉强阻止；但我说十分危险，我以为他不必去冒这种可以避免的危险。他也相信有危险性，所以在临动身前，他把身上检查一番，把所有的字条等物，从口袋里拿出来；最后把身边仅有的伍元一张的钞票交给我，我感到一阵心酸！他不需要钱，他是准备去坐监牢了！他果然一去不复返，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知道是在曾孟的地方被捕的。而且当日的报纸已经登载破获了一个技术机关，逮捕了曾孟与何子贞，这便更加证实了我对谢少安之绝对不信任是十分准确的了。
　　道之的被捕，从私人关系说，对于我又是一个打击；从组织的观点上说，又少了一个得力的干部。他当时担任法兰区的书记，工作十分努力，他于1926年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初回国，由于他在中大时已经是托派，党不安排他的工作；又不设法使他同我们联系（有意的做法，其实党当时同我们还有联系，我们仍在党的一个支部里），他只好回到湖南家乡去。但到了宝庆，当地有一个叛徒告密，故遭逮捕；由于他为彭述之的胞弟，因而送往南京。随后把他送往苏州监狱，他在监狱中度过一段时期。出狱后（1930年）才找到我们，即同我们住在一起，他用俄文翻译社会科学书籍，以补助生活之不足，因述之终日从事托派的工作。他在这次被捕后，在监狱中差不多两年，学习日文甚为努力，且有相当成就，但不幸于1934年8月，因肠胃病而逝世于狱中！
　　在道之被捕的第二天，报纸上已经登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我同刘伯庄（他因临时接我通知带着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住在我的家里，他的家里当日下午二时就有巡捕去过，所有我通知的地方都去过），看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相对愕然。我说：“述之已经被捕，独秀也被捕了；托派完了。”我又恸哭了一场。这又一次无误的证明陈独秀的被捕也是由于谢叛徒的告密。因陈那次因病没有参加会议，而是在述之等被捕之后，由谢叛徒将陈的地址供出来的。
　　这次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十余人的被捕，对于正在生长的托派运动，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志们的精神都陷于颓丧和消沉的状态之中。过了不久，跟着而来的灾祸又降临了，那些从党里转来的重要干部，如寒君、李平……等全都被捕了。因而所有的工人支部都同组织脱了节，这样，我们在上海的工人基础崩溃了！剩下来的知识分子，有的自谋生活出路去了；大多数都陷于消沉和苦闷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干部企图来维持残局。
　　在述之被捕后不久，我的老友（过去上海大学的教授）施复亮这从报纸上得知述之被捕的消息，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由蔡葵转来的），他说：当他得知述之被捕的消息时，不禁为我洒了同情之泪……最后，他诚恳地要求我接受他的真诚帮助，叫我按月到陈望道所主持的“大江书店”（在上海）每月去取二十元作为补助生活之用^[1]。这对于我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形之下，无异雪中送炭。施当时在北京当教授，他同在上海的陈望道及其妻子蔡葵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蔡葵当时对我十分同情和友好，她自动尽力在投稿方面帮助我。
　　由于陈独秀和彭述之的被捕，便发生谁来继任书记的问题。有些同志希望我能够出来担任此职，藉以团聚那些分散的分子和推动消沉的分子。但我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不容许我把全副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运动方面，因为我当时的生活，每月除了施复亮帮助的二十元外，自己还要每月写一篇文章获得稿费十余元来补助；不但养育着五岁的女儿，而且怀孕已经三个月，再过几个月就要生产，我连对于生产后的孩子也不知如何处置。我准备生产后去找职业，但我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能养育两个孩子，准备将生产后的孩子无论是男或女，送给需要孩子的友人。在这种生活重担的压力和精神十分痛苦的情景之下，哪里还能够把自己全副的精力来担当这一重任呢？我一向最不欢喜挂名而不作事的，假如我不能尽职，就绝不要这个名义。因此，我向同志们表明：我本人绝无可能担任书记职，但我认为：在当时的同志中，唯有刘伯庄能够适合这职位。因为他过去在党内曾作过北京地委书记，成绩甚佳；且为人善良忠诚，为同志们所信任和佩服。在我看来，他具有某种程度的理论修养和组织能力，但由于人太老好，缺少魄力。他原本不愿担负这一职位的，但在我的极力鼓舞和催促之下，他才接受。
　　但是他的妻子却极力反对，因为她既非同志，且教育程度甚低，她找一个丈夫的目的是为了依靠其生活。她知道我们所干的是一种艰苦而危险的事业，虽然她没有力量拉住她的丈夫退出这个事业阵营，但她却希望她的丈夫整天呆在家里著书为生，而不参加任何活动（除支部会议外）。她知道她的丈夫如果作了书记，势必要出去活动，开会和与同志们接触等。虽然她极力反对，但没有成功，刘伯庄终于为了尽职而时常出去参加会议与活动。但每当他出去参加会议到了预定的时间尚未归来时，他的妻子就埋怨我说：“就是你主张他做甚么书记，你看现在还没有回来；假如他也被捕了，那么，我同我的女儿怎么办呢？你还能够写文章卖，你还有很多朋友，我有甚么办法呢？”
　　我平静地安慰她说：“迟一点回家，不一定有问题，也许会议后还要同别的同志谈话，不久就会回来的，即令万一有问题，我有饭吃，你也有饭吃，我们已经生活在一起，我不会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你还记得吗？当述之一夜没有回来，我因为不相信谢少安，把莉莉锁在家里，一天亮自己冒着危险，把所有他知道的地方都通知到了，大家即时跑出来了；几个钟头之后巡捕不是都去过那些地方捉拿他们吗？我首先是到你们家里，你后来知道当天下午二时巡捕就去过你们家里的。”
　　经过我这一番述说之后，她不作声了，她想假如我不去通知他们，她的丈夫已经被捕了（她不是同志，不致逮捕）。这样，刘伯庄作了一个短时期的书记。
　　我这次之所以没有被捕，是因为叛徒谢少安尚未知道我的住址，他本来多次向述之要求要到我们家里来（过去曾来），这次迁居后述之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他主张让谢到我们家里来，我坚不同意。我的理由是：谢同马玉夫不同，以他的懦弱平庸的性格，虽然不会像马那样的大胆自动地去告密；但假如他一旦被捕（这是很可能的），在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之下；在酷刑拷打乃至生命危险的威胁之下，这个庸俗、懦弱而无任何经验的年轻人，马上就会向敌人投降，出卖自己的伙伴的，我从平时对他的观察，尤其从一件具体事情上，对他有这个看法。例如：有一次当组织派我同他一起去王文元（即王凡西）的姐姐家里^[2]，他的姐夫为全国青年协会的干事，薪金比一般普通职员为高，因而家庭的布置看来相当舒适。他们住的是一座小型西式楼房，我们在楼下客厅里等待时，谢观察一下房子的布置，就连声称赞说：“啊！你看！布置得真好呀！”
　　我没有回答，我觉得很普通，不过清洁有点欧化罢了。当时，我还没有注意到他。及至我拿到二百元，从他们家里出来时，谢怀着一种十分羡慕之情继续不断地对我说：“王文元姐姐的家里布置得多么好呀！看来多么舒服啊！”
　　我听了他的这种庸俗不堪的话语，有点惊奇。这样羡慕物质的话，竟出于一个青年革命者之口；使我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没有一点革命者应有的高贵气质，而如此庸俗地垂涎于物质；但他又没有任何特长能够获得金钱，即连找一个较高薪金的职业也不可能，因为他没有技术，这便更加危险。由于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毫无办法（译书俄文和中文程度又不够水准），因而中常委便决定他们住中常委会议机关，并给予少许的生活费。
　　由于我对他这次在我面前所表现的那种羡慕物质的欲望异常深刻，因而我对于他的忠实和可靠性便发生了怀疑。我认为像他这样庸俗而缺乏革命者的气质的年轻人，假如一旦被捕，他便会出卖同志的。因此，我极力反对他来我们家里；同时，我认这他住机关很不妥当，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到过陈独秀的住所。
　　在刘伯庄作书记的短暂时期中，本质不纯洁和怀抱野心的任曙在同志间活动，撤除了刘，他自己作了书记。刘不但没有因此不快；反而觉得轻松下来了。因为他既无野心；同时妻子整天为此吵闹，弄得心神不安。但自任曙作了书记后，我异常不满。因我对他已经观察了一个时期，在我的内心里已经对他作了一番研究，而且得到一个结论。在一天的下午，当刘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耍，只有刘和我在家时，我趁这个机会，同刘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我告诉他说：“现在任曙作了书记，这本是他的愿望，假如他真正是为托派运动服务，我当然不反对。不过，在我看来；这人不会长期耐心地作这种坚苦的工作的；因为他追求物质的享受；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是绝不会干托派工作到底的，因为托派运动太艰难了。我现在把我在陈独秀被捕后对他的观察如实地告诉你，你不要震惊，而要细心研究，保持秘密，留心观察他的生活与活动罢了。
　　“我还记得很清楚：当述之被捕的第三天，报纸刊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时，当天任曙拿着报纸来我们这里，他的态度平静，面带笑容地告诉我们说：独秀也被捕了。我当时便感觉到：他对于独秀被捕的消息是如此的淡然而无一丝惋惜之情；而且从他的面部表情看来，好像在他的内心里还隐藏着一种微妙的情绪。我当时对他的这种态度异常惊奇；但不久我内心里便唤起了一种思想：我认为他对陈独秀的被捕不但毫无惋惜之情；而且相反，他内心里还感到高兴，因为他怀着一种卑鄙的野心，他想自己有机会来代替陈独秀的书记地位，因为述之已经被捕了，他对于述之的被捕所表现的态度，亦如对陈独秀被捕一样，从没有说一句惋惜的话，除了说他们假如不是死刑，便是永远监禁的话之外。而且说着这些话时，没有表现一丝惋惜之情，因而我看出他内心的卑鄙野心。
　　“从此，我便细心地观察他的生活与活动，他既没有职业，也不曾写过文章投稿，他的生活费从何而来？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好友在南京国民党组织部任职，他时常去南京，我认为他已经经过他的朋友关系，加入了国民党，安排了一个拿干薪的职位；到了一定的时候，当他在托派组织内获得了一个地位之后，他便会完全脱离托派干脆到国民党内去就职的。因为在托派有相当的地位，到国民党内也就获得较高的工作岗位，现在他已经有一个地位了，再过一个时期他就会完全投进国民党内去工作，而同我们断绝关系的，但他不会告密，这点我们不必害怕。因他已经在国民党内找到了职业，这是我的看法，而这个看法是经过严肃地考察和研究而得出的。你等着瞧吧！当然，我并不希望我的看法准确，但事实终究会不幸而言中的。”
　　刘伯庄听了我的这一番叙述之后，他的态度表现得异常沉重，他说：“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不到你会说出这样一番令人震动神经的话。我现在回忆起，他当时对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是表现一种轻松的态度，而没有任何伤感或不安的神情。当然，我还没有注意到他面带笑容。我对于你在当时的敏感，随后的观察与分析，以及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他的结局，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客观而合乎逻辑。我知道他对你，非常之好，尤其是从你的口中说出来，更显得客观而没有任何偏见。我相信你的估计是会实现的，不过还不是目前。现在这种看法只有你同我两人知道；我们暂时保守秘密，继续观察吧。”
　　任曙作书记经过了一个短时期，有几个有能力的干部从北京来，如施朝生，刘家良……等。施为燕京大学毕业生，英语甚好；刘为北京大学学生，英语亦佳，因而，他们常与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编辑李福仁接触，从他那里得到某些文件，消息和指导。李常与托洛茨基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中国的托派认为他是国际的代表。任曙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知不能同他们竞争，自动辞去书记职，而由施朝生代替。任从此就到南京国民党去就职了，很少来上海，虽然他没有公开声明脱离托派，但实际上已与托派脱离了关系，而成为国民党的一员了，这正是我在前面对刘伯庄所说过的他的结局。
　　自述之被捕后，我们五岁半的女儿莉莉从不问我爸爸到哪里去了的问题，虽然我对她说：“爸爸在南京作事，”但她从不作声。因为她很聪明，她从当时的情景和过去的生活经验中，已经知道她的父亲遭到不幸的事情。在一个寒冬的夜晚，当我从很远的地方，从一位律师的家里取回述之给我的信时（因环境恶劣没有地方转信，这位律师自愿作陈独秀和彭述之的义务律师；并乐意为述之和我之间转信，当他收到信时，他便写一简信给我，我就到他的家里去取），已是深夜；同时，我因怀孕已几个月，经过长途电车的往返，深感疲倦；躺在床上，拆开这封珍贵的信时，一张照片掉下来，恰巧落在睡在我身旁的女儿的胸前；她拿着照片看，只见她的父亲穿着一件灰色棉布长袍，两眼浮肿，面容憔悴，她看到这种神情，便放声大哭；我也抱着她哭泣，其情景十分凄惨！经过一场母女抱头痛哭之后，女儿睡着了，我又再来一字一句地细读来信；一遍一遍地阅读它，咀嚼着苦果，流着无尽的眼泪！
　　约在1933年2月，过了旧历年，虽然我离生产期不远，但仍旧企图乘火车到南京江宁法院看守所去探望述之。在彭望业律师的带领和保护之下（他曾作过江宁法院的院长），我同他一起去南京，由他带领我去探望述之和陈独秀。为了我的安全和便利起见，彭律师安排我住在他在南京的律师事务所里；另一位姓蒋的年青律师也住在里面，他也是陈彭义务律师之一。由于陈彭的案件轰动全国，有些名律师自动向陈彭要求作他们的义务律师，因此除了彭、蒋二位律师外，还有几位著名的律师准备当法院公开审判时出庭为陈彭及其他的人辩护。
　　自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十余人被捕后，全国各大报都登载他们的消息，尤其当他们被一列专车戒备森严地从上海送往南京军法处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具有某种民主思想的名人和学者，如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教授等，都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及其政府，要求将陈彭等送往司法机关公开审判，因恐军事法庭将他们秘密处死。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遂将他们移交南京地方法院准备公开审判。他们在地方法院临时看守所差不多住了两年，在这个期间全国各大报经常刊载关于他们审判的消息。
　　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来控告陈独秀和彭述之，因而他们各自写了“辩诉状”。在彭述之的辩诉状中，除了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是真正“危害民国”外，并攻击它对人民的任意压迫；剥夺人民应享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而且他还勇敢地宣称：“惟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在1933年4月14日陈独秀和彭述之公开审判的那一天，这是国民党政府所捕共产党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审判。审判厅里挤满了人，国民党的统治者如陈立夫之流也在幕后窃听。彭述之在他为自己辩护的演说辞中，他勇敢地毫无顾忌地攻击国民党的对内对外的政策，特别攻击它对日帝国主义者不抵抗政策，并宣传他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在第一次审判中，陈彭判徒刑13年（1933年4月26日宣判的），其他的人五年。经过上诉后，陈彭的徒刑减为八年，其他的仍为五年。

^[1] 我在大江书店取款六个月之后，由于我的生活可以维持，便自动停止这项帮助。

^[2] 由于王文元被捕，他的姐姐想用钱把他买出来，因当时这种情形很普遍；捕房捉到共产党人，假如不著名的话，家属有钱，或者所属党拿钱出来是可以赎出来的（据说中共用这种方法赎出了许多成员），这是他们最好的生财之道。王的姐姐愿拿出二百元作为赎王之用，但她要交给托派重要负责者彭述之，因而组织派我去取款，谢陪我去。